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四太宗皇帝

译圣德 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皇上曾对赵普说：『我每次读书，看到古代帝王大多自尊自大，深居简出、神情严肃，谁敢冒犯威严进言？如果不降低身份、接受臣下意见，那就是自己堵塞耳目、蒙蔽聪明。有时喜欢赏赐，有时发怒施刑，怎么能使天下人心归附呢？』赵普说：『帝王如果赏罚没有私心，内外没有隔阂，在上者寻求治理之理，在下者竭尽忠诚，逐渐达到太平，并不是难事。』皇上又问治理百姓的方法还有什么，赵普说：『陛下体恤百姓，每当听到有关利弊的事情，没有不当天实行的。古代圣人爱护百姓的心意，也不过如此罢了。』 八年六月，皇上对近臣说：『我亲自选拔许多士人，几乎忘记了饥渴，召见他们并亲自询问，以观察他们的才干，选拔任用他们，希望使山林乡野中没有被遗漏的贤才，而朝廷中多一些君子罢了。我每次看到平民和士绅中有品行端正高雅、受到众人称誉的人，便替他的父母感到高兴。有时召来授任近臣，一定要为他选择吉日，希望他能够始终保有吉利。我对士大夫没有什么亏负了！』 十一月丁卯日，在长春殿设宴为赵普饯行，枢密使王显等人侍立在旁，几次看皇上所穿的裤子。皇上感到奇怪，便问他们。王显等说：『陛下所穿的裤子，挎文缕全都倒着。』皇上笑着说：『我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大概是因为经常洗涤造成的。』皇上于是说：『这虽然已经十分逼近下层百姓的穿着了，但我是想到织布机旁劳作的辛苦，想要显示敦厚朴素，为天下作出表率。』王显等人拜舞称谢。雍熙元年正月丁丑，太宗对侍臣说：“我读《晋史》，看到武帝平定吴国以后，沉溺于后宫宠爱，蓄养的宫人将近数千，实在造成很大烦费，完全失去了帝王应有的原则。我常常把这件事作为深刻的警戒。如今宫中从职掌事务的人员到做粗杂差事的，不过四百人，我还认为太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五月丁酉，太宗对宰相说：“前代帝王大多以身居至尊自处，神色威严，左右侍从没有人敢随便进言。我每次同你们详细商议时事，正是想沟通上下的情意，使你们没有什么隐瞒。你们应当秉持正道行事，杜绝请托，不要担心众口铄金。近来朝廷内外议论朝廷政事治理得怎么样？”宋琪说：“陛下操心治理政事，远近都没有异议。”太宗说：“即使像昨天那个草野之人上书那样的妄言，我也从未加以谴责。”宋琪说：“狂妄而无知的人，应当置于严厉的刑罚之下。但不抛弃樵夫的意见，以此来开放进言的道路，是圣上的德行。” 十月，太宗曾对宰相说：“我每天做事都有一定的常规，辰时、巳时之间处理政务，结束后就读书，深夜才睡，五更便起床；即使盛暑白昼很长，也从不躺卧。至于饮食，也不过量稍多一些。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感到非常有益。凡人饮食吃饱后，无不昏沉浑浊；假如四肢没有活动，又再上床睡觉，血脉就会停滞凝结，各种疾病自然产生。想要保持清爽，怎么可能呢？老子说：‘我的命运由我自己掌握，不在于天。’完全取决于人的调养。你们也应当留意，不要自行轻视保养身体。” 端拱二年，从三月一直到五月都没有下雨。戊戌，太宗亲自审录京城各官署关押的囚犯，大多予以宽免或减轻刑罚。这天晚上下了大雨，太宗于是对近臣说：“做君主就应当这样勤于政事，才能感召和气。像后唐庄宗那样不体恤国事，只顾打猎游玩，往往一连十多天，严重损害禾苗。等到回来，才下诏免除租赋，这实在不像君主。”枢密副使张宏奏说：“庄宗不只是这样，而且沉迷音乐，放纵饮酒，任意而为。乐籍中有几个人还获得了主持一郡的官职。”太宗说：“凡是君主，都应以节俭为根本，以仁慈宽恕为念。我在南府时，对音律也曾略微用过心，如今不是朝会，从不奏乐。早晚服药，常常用盐汤代替酒。平常穿的衣服也总是反复洗涤。至于以鹰犬游猎取乐，向来不是我所喜爱的。而且我多亲近飞禽走兽，《真诰》所不允许，我常常以此自我警戒。” 淳化元年八月乙巳，下令把左藏库登记掌管的金银器皿一类物品全部毁掉。有司说：“其中有制作精巧的，想留下来以备进献御用。”太宗说：“留着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把奇巧看作珍贵，我把慈爱和节俭看作宝物。”最终全都毁掉了。左正言、直史馆谢泌祝贺说：“圣上的心意如此，天下真是幸运！”太宗天性节俭，退朝后常戴华阳巾，穿布褐衣、系细绦带；里面穿的只是絁绢衣服，而且都已经多次洗涤。车舆和供御使用的物品，也没有增加。” 淳化二年二月，太宗修缮正殿，使用了不少彩绘，左正言谢泌上疏劝谏。癸丑，下令把彩绘全部去掉，改涂赭色和白土。三月己巳，太宗因当年旱灾和蝗灾，亲自下诏给吕蒙正等人说：“百姓有什么罪？上天降下这样的谴责，大概是由于我的德行不够造成的。你们应当在文德殿前筑一座台，我将赤身露体站在台上；三天不下雨，你们就应当把我烧掉，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吕蒙正等人惶恐地谢罪，把诏书藏了起来。第二天就下了雨，蝗虫全部死去。四年二月戊子，有司说，破损的油衣、帟幕有数万件，想要毁弃。太宗命令把它们煮洗干净，染成杂色，刺绣成几千面旗帜，拿给宰相看。李防等人奏说：“陛下在处理万机政务之外，圣明智慧高远，事情无论大小，全都出人意料。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陛下兼而使用；万物各有不同，陛下广博通达。即使是细微之物，也没有遗弃，这实在不是臣等的智虑所能想到的。” 至道元年十二月丙申，太宗回头对侍臣说：“自晋、汉以来，朝廷势力削弱，君主昏暗而臣下强盛，纲纪极度败坏，仅仅维持成一个国家。我在丧乱之后继承帝位，登临大宝。即位之初，我阅览前代帝王的法令典章，看到五代的弊政，认为这些习俗延续已久，于是革除旧弊，建立新的制度，另行制定朝廷法度。当时远近议论纷纷，都认为不对，甚至二三位大臣，都是旧德高年，也不能没有不同意见。我意志坚定，不为任何事动摇，日夜勤勉，努力实行而不懈怠，到如今已经二十年了。你们认为我今天治理天下怎么样？虽然还不能上比一二位圣明帝王，至于天下安定清平，法令明确，四方都遵奉朝廷，教化百官，断绝奸邪和幸进之路，确实也不愧于前代了。”太宗又说：“自从我君临天下以来，没有一天不是鸡鸣时起床，听取四方政务。至于百官各部门的事务，即使细小的事情，也都参与询问，以便周全了解利害，深入探究安危的道理。因此没有阻塞蒙蔽、纲纪衰败的事情。”吕端等回答说：“臣等在朝廷任职，实在没有什么补益！”拜谢后退下。

译圣学 太平兴国七年六月。当初，太宗认为文字学有错误，想删削订正，但学士中很少有人能够通晓。有人推荐赵州隆平主簿、成都人王著。他是唐代宰相方庆的后代，书法有家传法度，于是召他为卫尉寺丞、史馆祗侯，命他详细审定篇章和韵书。四年后，甲戌，升任著作郎，充任翰林侍书。太宗在听政之余，常常留意观览书籍和书法，诸家字体的精妙都能通晓。曾派中使王仁睿拿御书给王著看，王著说：‘还没有完全好。’太宗更加勤奋临摹学习，又拿给王著看，王著的回答仍和先前一样。王仁睿追问其中原因，王著说：‘帝王刚开始学习书法时，如果有人突然称赞他写得好，他就不会再用心了。’过了很久，太宗又拿给王著看，王著说：‘已经写得精工了，不是臣所能赶上的！’后来真宗曾在宰相面前谈到这件事，并且称赞王著善于规劝辅导；在侍书待诏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十月，太宗曾对近臣说：“我每次读《老子》，读到‘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没有不反复读三遍，把它作为规戒的。君王虽然凭武功平定天下，最终还必须用文德来达到治理。我每次退朝后，都不停止读书，心里想要斟酌前代的成败来实行，以便完全了解其中的得失。” 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下诏说：“史馆所编修的《太平总类》，从今天起每天进呈三卷，我将亲自阅览。”宋琪等说：“一年将尽，白天又短，每天阅读三卷，恐怕使圣体疲倦。”太宗说：“我天性喜欢读书，打开书就有益处，并不觉得劳累。这部书共有一千卷，我想一年读完。由此想到，学者读一万卷书，也并不是难事。”不久，将《总类》改名为《御览》。十二月戊申，太宗在宫禁中读书，从巳时一直到申时才停止。有一只苍鹤飞上殿顶的鸱吻，直到太宗合上书卷才离去。太宗把这件事告诉近臣，近臣回答说：“这是皇上好学所感召的。过去有鹳雀，衔着三条鳣鱼落在杨震讲学的堂下，大概也与此相类似。” 雍熙元年正月壬戌，太宗对侍臣说：“教化是治理的根源，也是治乱的根本。如果没有书籍，凭什么取法？如今三馆所收集的书籍，仍有许多散佚的。”于是下诏说：“三馆应以《开元四库书目》为依据开馆搜求，其中缺少的书，详细列出书名，向朝廷内外征募。有人拿书来进献，达到三百卷的，应当讨论甄别、登记并给予酬劳奖赏；其余的，按所献卷数多少，分等级优厚赏赐。不愿送出书的，可以借来抄写后归还。”从此，四方的书籍常常陆续出现。雍熙三年十月丙申朔，太宗拿飞白书赐给宰相李昉，并对他说：“我退朝以后，从不白白浪费光阴。读书之外，也曾留意楷书、草书，如今又学习飞白。这虽然不是帝王应做的事业，但不是仍然胜过打猎游玩、沉溺声色吗？”李昉等叩头致谢。端拱元年五月庚辰，太宗车驾临幸国子监，拜谒文宣王。礼仪完毕登上车，准备从西门出去时，回头看见讲席。左右侍从说：“博士李觉正在聚集学生讲书。”太宗立即召见李觉，命他面对御座讲书。李觉说：“陛下乘六马之车在此，臣怎么敢贸然登上高座？”太宗于是下车，命有司张设帷幕，另设座位，诏令李觉讲《周易》的《泰卦》，随从大臣都列坐听讲。李觉于是阐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的道理。太宗非常高兴，特赐帛一百匹。辛巳，太宗对宰相说：“昨天听李觉所讲，文义深奥，足以作为鉴戒，应当同你们共同遵守。”赵普叩头致谢。淳化元年七月丁酉，将太宗亲自撰写的诗文四十二卷收藏在秘阁。淳化二年闰二月，秘书监李至进呈新校订的御书三百八十卷。太宗从容地对他说：“人的嗜好不能不加以戒除。不必追溯很远的前代，只说近世，符彦卿把射猎奔驰追逐当作快乐，于是身边亲近的人窥测他的心意，争相进献鹰犬。符彦卿喜欢并借重他们，他的部下因而肆意横行侵扰百姓。所以可知君主应当淡泊，不要有过多欲望，不要让嗜好显露在外，这样奸佞之人就没有机会进入。我年纪大了，没有别的爱好，只喜欢读书，多看古今成败；好的就跟从，不好的就改正，如此而已。”李至拜舞称贺。淳化三年十月，秘书监李至说，希望把太宗的草书《千字文》刻在石碑上。太宗对近臣说：“《千字文》大概是梁武帝得到钟繇残碑上的一千多个字，由周兴嗣编次押韵而成，文辞和义理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孝经》才是各种品行的根本，我应当亲自书写它。”于是命令把《孝经》刻在碑阴，并赐诏书给李至，说明自己的旨意。淳化五年十一月丙辰，赐给近臣每人御笔飞白书一轴，另赐参知政事寇准飞白、草书各十八轴。在此以前，吕蒙正等人已经受赐，寇准出使在外，到这时才轮到他。太宗于是对吕蒙正等人说：“书信和书法是六艺之一，本来不是帝王所应专务的事情。我在听政之余，只是姑且用来自娱罢了。”丙寅，太宗临幸国子监，赐直讲孙奭五品官服；又临幸武成王庙，再临幸国子监，命孙奭讲《尚书·说命》三篇。讲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时，太宗说：“这话确实正确。”太宗本想借此切实勉励群臣，于是叹息说：“上天把贤良辅弼赐给商朝，我为什么偏偏得不到呢？”随即赐随从官员饮酒，另赐孙奭束帛。至道二年六月甲戌，太宗派中使携带飞白书二十轴，赐给宰相吕端等人每人五轴，另外拿四十轴收藏在秘府中，字的方圆直径都达到一尺。吕端等人相继到便殿致谢，太宗对他们说：“飞白书依照小篆的书体，与隶书不同。我君临天下，还何必在笔砚上用心呢？只是内心喜爱它，不忍轻易舍弃。日子久了，就把它的全部技法掌握了。” 朝仪

译正衙（附仁宗、神宗事） 太平兴国元年十一月丁卯，下诏规定，内外官员接受任命、入朝和出京，从今以后都必须在正衙辞谢；违反者由有司议定处罚。这是开始恢复旧制度。淳化二年六月，都官员外郎、知杂事范阳人张郁上言：“所谓正衙，就是外朝。群臣辞见和谢恩，都要先到正衙拜见完毕，御史台列出官位和姓名，报给閤门，才允许入宫应对，这是国家的旧制度。自乾德以后，才下诏规定先赴中谢，之后再到正衙；直到现在有司仍照此执行。然而文武官员在中谢、辞见之后，大多不立即到正衙，导致朝廷经典制度废坏。希望从今以后，内外官员在中谢之后，第二天都到正衙。内诸司遥领刺史以及閤门通事舍人以上新授官员，也都按照百官的规定，到正衙辞谢。出使紧急而获准免去正衙辞谢的，也必须写具情况报告御史台；违反者罚俸一月。”又说：“考察现行制度，每逢休假日，百司不奏事。陛下忧劳勤勉处理万机，即使遇到旬假，也亲自听取裁决。近来文武百官多在休假日辞谢，贵在就近到便殿，以免行舞蹈礼。希望今后休假日，除内职、级将、校尉外，閤门不得引领官员入见辞谢。接受紧急诏命的，不在此限。”又说：“在内殿起居时，百官都露天站在廊庑下面。希望从今以后，前一天在閤门外设置幕次，并恢复命御史戴重戴。” 诏令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重戴，是大裁帽的遗制形式，本来是山野老人所穿的服饰，用帛制成。后魏文帝从云中迁都代地时，把它赐给百官。宋朝初年只有御史穿戴，后来下诏规定两省和尚书省五品以上官员都穿戴；枢密使、三司使及副使则不穿戴。太宗刚即位时，重新严格执行在正衙辞谢的制度。张郁直到现在还把这件事作为进言，难道是太平兴国年间的诏令没有实际施行吗？应当考察。庆历二年五月乙卯，下诏说：“今后凡臣僚入见以及辞谢，如果遇到休假、因而不在前殿临朝，就依照旧制一并免去正衙礼仪。如果事情紧急，可以允许在后殿入见。辞谢以及免去正衙礼仪，都属于临时情况，须特别降下朝廷旨意，不得擅自上章请求。”当时权知御史中丞贾昌朝说：“护国军节度使兼侍中张耆赴河阳，武胜军节度使高化赴相州，请求免去正衙辞礼；河阳节度使杨崇勋恢复平章事，请求免去正衙谢恩；又听说上述官员都请求只在后殿入见辞礼。按照近来的制度，臣僚入见、谢恩、辞行，都应在前殿，并且到正衙。除因休假外，若事情紧急，有时允许在后殿，有时免过正衙，都必须由临时特别诏旨决定。张耆、高化都是节度使，长期离开朝廷，辞见不经过前殿，出入不至正衙，有时扶着他们拜见君主，有时只作揖接受赏赐；既然自称年老有病，却还要冒领宠荣。即使圣上眷待老臣，特意推加恩典，也应当避免这种做法，以免显得不恭敬，怎么可以随便上奏封章，自求优待便利？如今国家正要在外抵御边寇，任用武臣，更应当同时显示恩德和威严，不可专门采用姑息的办法；仍恐怕文武臣僚从此更加轻慢朝廷礼仪。” 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令，并把它张榜公布在朝堂。元丰四年十一月己酉，侍御史知杂事蒲中行说：“两省、御史台以及文武百官，每天到文德殿，东西相向而立，由一名宰相押班。听到传呼说不坐，就再拜退下，称为常朝。遇到休假以及连续三天以上的假日，应当参加内殿起居的官员全部集合，称为横行。从宰相、亲王以下，凡应当入见、谢恩、辞行的，都先到文德殿，称为过正衙。然而在京任职办事的官员，按例因另外的诏敕免除参朝。宰相押班近年已经废止，武班各卫，本朝又不常设置，所以如今参加常朝的，只有御史台官、蕃官和待次阶官而已。现在在垂拱内殿，宰相以下已经每天参朝，而文德殿的常朝仍不废除，颠倒错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横行参假，以及入见、谢恩、辞行的官员先经过正衙，虽然沿袭唐代旧例，但也应当等到天子临殿的日子再实行。有司疏于奏请，未能整治订正。希望特降指挥，首先罢去这些制度，再交给详定官制所处理。”本所说：“今天子每天在垂拱殿听政，接见执政官和内朝臣僚，却又在别殿宣读诏敕而不坐，实在是沿袭旧习造成的错误。” 又有任职的升朝官五天一次参加起居，而没有职事的官员反而每天参朝；诏令数量和礼节尤其不恰当。至于辞见、谢恩，从自己人入见开始，天子在前殿正衙与他们相对拜礼，全都成了虚文。今后遇到朝廷休假日，请百官自行参加大起居，不应再有横行、参假、中行。请求罢去常朝、正衙和横行等礼仪。朝廷采纳了。”

译入阁 淳化二年十一月，太宗认为入阁的旧图承袭五代草创时期的制度，礼仪仪容不完备，于是命史馆修撰杨徽之等人讨论旧例，另行绘制新图。十二月丙寅朔，便在文德殿举行了这一礼仪。《实录》又说：唐恭宗开始在紫宸殿举行入阁礼仪。五代以来草创，礼仪仪容多有缺失。本朝长久废止这一礼仪，到这时才恢复旧制。谨按：太祖即位那年八月朔，驾临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阁，仪仗卫队都按照礼仪设置。礼毕，赐百官廊下饮食。到乾德四年四月朔，仍然举行这一礼仪，并不是长久废止。太平兴国二年，下诏定于八月一日入阁，因遇下雨而停止。淳化二年十二月一日，才又恢复举行。如果若水指的是太宗朝，那就可以这样说。右谏议大夫张洎既已同杨徽之一同撰定新的礼仪，又单独上奏疏说：“我私下认为，现在的乾元殿就是唐代的含元殿。在周代称为外朝，在唐代称为大朝。冬至、元旦陈列完整仪仗，朝见万国使者，都在这座殿举行。现在的文德殿就是唐代的宣政殿。在周代称为中朝，在汉代称为前殿，在唐代称为正衙；凡是朔日、望日起居，以及册立和拜授妃后、皇子、王公大臣，接见四方君长，考试制策科举人，都在这座殿举行。现在的崇德殿就是唐代的紫宸殿，在周代称为内朝，在汉代称为宣室，在唐代称为上阁，就是逢单日举行常朝的殿。东晋太极殿有东西两阁，唐代设置紫宸上阁，都是取法这种制度。况且君主恭谨自持，面向南方而朝向光明，处在紫微宫、黄屋之中，至尊至重；因此出巡就有大驾法从的盛大仪仗，临殿就有勾陈羽卫的严整护卫，所以即使是逢单日的常朝，也必须列立仪仗。前代所谓入阁仪，大概是逢单日驾临紫宸上阁时，先在宣政殿前列立黄麾、金吾仪仗，等候验合符契完毕、呼唤仪仗，然后从东西阁门进入，所以称为入阁。如今朝廷姑且把文德正衙作为上阁，实在很不合典章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何况国家大力承继正统，天下安定，所有典章制度都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增减，只有临朝视政的礼仪还沿袭旧习。我私下看到长春殿正好与文德殿南北相对，请求改建这座殿，把它作为上阁，作为逢单日列立仪仗、临朝听政的地方。崇德殿、崇政殿，就是唐代的延英殿，是逢单日平常听取政务的地方。这样临朝的形式才符合前代典籍。如今舆论竟把入阁仪注视为朝廷非同寻常的礼仪，实在没有道理。臣又考察旧史，中书、门下、御史台称为三司，是侍从供奉官员的机构。如今举行起居时，侍从官先进入殿庭，在东西两侧站定，等正班进入后一起起居；侍从官又在东西两侧列队拜礼，严重不合面向北方朝见君主的礼仪。请依照旧仪，侍从官先入殿起居完毕，分列站在丹墀下面侍立，称为蛾眉班；然后宰相率领正班入殿起居，这样才合乎典礼。臣又听说，古代君王亲自勤劳处理各种事务，临朝的次数要根据政事繁简而定。唐初五日一朝，景云初年才开始恢复贞观年间的旧例。自天宝年间战乱兴起以后，四方多有变故，肃宗以下都只在单日临朝，双日不坐朝。” 单日如果遇到大寒、盛暑、连阴积水或道路泥泞，也免除百官起居。双日宰相应当奏事时，就临时特开延英殿召见对答；有时四方来进贡，或功臣返回朝廷，也特开紫宸殿召见。陛下自登上帝位十五年来，没有一天不是鸡鸣时起床，听取天下政务；虽然刚健不息本来是上天的常德，然而出游、休息，也同样是圣人的教训。假如君父在上面焦劳，而臣子在下面闭口不言，不能援引大体据理力争，那么忠诚正直的心意就有所未尽。臣希望陛下依照前代旧规，逢单日临朝，双日不坐朝。单日遇到大寒、盛暑、连阴积水、道路泥泞，也免除百官起居。双日在崇德、崇政两殿召见宰相、常参官以下官员，以及遇到非时四方进贡、功臣归朝时，也特开上阁召见，并请依照前代旧例办理。”奏章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淳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太宗驾临文德殿，百官举行入阁礼。旧制，入阁时只有殿中省的细仗随同两省供奉官先行进入，陈列在庭院中。太宗认为仪仗卫队过于简略，命有司重新设置黄麾仗。殿中省的细仗仍按旧制，这是依照新制度执行的。

译历法议论（附太祖事） 建隆二年五月，《钦天历》推算验证得不够精密。下诏命司天少监、洛阳人王处讷等重新加以研究核验。《钦天历》刚完成时，王处讷私下对王朴说：“这部历法暂时还可以使用，但不久就会出现误差。”于是指出它将要发生误差的地方给王朴看，王朴深以为然。乾德元年四月辛卯，王处讷进呈《新定建隆应天历》，太宗为它撰写序文，颁行天下。太平兴国七年十月，当初，有司说《应天历》的节气和朔日逐渐出现误差，下诏命司天监王处讷等重新考察订定。王处讷另行上呈新历，诏令交给本监召集官员审阅详定。适逢冬官正吴昭素、徐莹、董昭吉等人各自献上新历。王处讷去世后，他所上呈的历法最终没有施行，于是派内臣沈元应召集本监官员和学生，参照校验董昭吉等三部历法的疏密得失。秋官正史端等说：“昭吉的历法有差错；昭素、徐莹两部历法，以建隆癸亥年以来二十四年的节气、朔日加以验证，只有昭素的历法节气、朔日较为均匀，可以施行。”又下诏命卫尉少卿元象宗与沈元应等再次召集官员和通晓历法的人重新订定。元象宗等说：“昭素的历法经过考察验证没有差错，可以永久施行。”太宗于是亲自撰写序文，命名为《乾元历》，优厚赏赐吴昭素等人束帛。至道二年四月甲申，屯田员外郎吕奉天上言：“司马迁的《史记》、王起的《五位图》所记岁次、朔日和闰月，都同经传不相符合。我认为唐尧即位那年岁在丙子，直到太平兴国元年，也同样岁在丙子，共有三千三百一年。商王小甲七年十二月甲申朔为冬至；从这以后，每经过七十六年就会遇到一次朔旦冬至，这就是古历的一蔀。每一蔀累积九百四十个月、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日，大体以此作为常数。一直到春秋鲁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都完全没有差错。用这个方法来推算经传，即使有少许增减，也是经传本身的错误，都可以阐明。古历到齐、梁以来，有时相差一天；再用近代历法加以校验，也能得到符合。恭敬地想到圣朝文教兴盛，礼乐普遍施行，唯独这件事长久没有刊定修订。希望圣上慈悲，允许臣撰写进呈；不出一百天，这部书一定完成。如果有可观之处，希望收藏在秘府。”下诏准许了他，但书最终没有完成。至道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杨文镒上言：“请在新历六十甲子之外再增加二十年。”事情交给有司处理，判司天监苗守信等人议论，认为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不能采用。太宗说：“天干地支相承，虽然只到六十为一周，但假如两周甲子合起来成为上寿的数目，使达到期颐之年的人能够看见自己出生的年份，不也是好事吗？”于是下诏规定，有司编制新历，以一百二十甲子为期限。

译释、老 太平兴国七年六月。唐代自元和以后，不再翻译佛经。江南开始用兵的那一年，有中天竺摩伽陀国僧人法天来到鄜州，与河中的梵学僧法进共同翻译经义，如《无量寿经》《尊胜经》和《十佛赞》等，由法进记录并缀辑文辞，知州王龟从润色，派法天、法进把经书进献朝廷。太祖召见并慰劳他们，赐给紫色方袍。法天请求游历名山，太祖答应了。太宗即位第五年，又有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人天息灾、乌镇曩国僧人施护相继来到。法天听说天息灾等人到来，也回到京城。太宗一向崇尚佛教，立即召见天息灾等人，命他们阅览乾德以来西域进献的梵文佛经。天息灾等人都通晓汉语，太宗于是有意翻译，便命内侍郑守钧在太平兴国寺建立译经院。这月译经院建成，下诏命天息灾等人各翻译一部经书进献，选取通晓梵学的僧人常谨、清沼等人与法进共同记录、缀辑文辞，由光禄卿汤悦、兵部员外郎张洎参与审定、润色。七月癸卯，太宗临幸译经院，把宫禁中收藏的梵文书籍全部取出，命天息灾等人查看其中藏经目录没有记载的，予以翻译。《实录》和本纪都没有记载这件事，现在根据本志和《会要》追补记载。太平兴国八年十月甲申，太宗把新翻译的五卷经书给宰相看，并对他们说：“佛教的教义对政治有所帮助，通达的人自然能够领悟其中深奥的道理，愚昧的人却妄加诬蔑。我对于这门道理，略微探究过它的宗旨。凡是做君主、治理百姓，就是修行的场所。做一件好事，使天下得到利益，就是佛教所说的利他。平民没有权位，即使有时修行而使自己受苦，也不过是独自修养自身。像梁武帝舍身给寺院，家奴和百官出钱赎回，又把头发铺在地上，让僧人踩踏，这实在是大惑不解，是小乘偏见的极端表现，成为后代的笑柄。做君主的抚养万物，使他们都像赤子一样，不偏不党，各得其所，难道不是修行之道吗？即使是方外之说，也有值得观览的地方。你们试着读一读；这是保存它的教义，并不是沉溺于佛教。”赵普说：“陛下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用如来的修行来修养内心，圣明智慧高远，洞彻领悟真理，本来就不是臣下所能及的。”这一年，赐译经院匾额为“传法”，命两街选取童子五十人，到译经院学习梵学文字，这是依照天息灾等人的请求。雍熙二年十月丙午，任命天竺僧天息灾为译经三藏明教大师，施护为传教大师，并授予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仍按月发给俸禄，□□□□□□□□。太平兴国七年六月。此前，舒州怀宁县有一位老僧经过百姓柯萼家，带领柯萼到万岁山取宝。僧人用禅杖在古松下挖出一块黑色石头，上面刻着志公的预言：“我观察四五个朝代以后，接着到了丙子年，赵氏国号共有二十一位帝王。恭敬地在潜山祭祀九天司命真君，社稷永远安定。”僧人忽然不见了。柯萼把石刻拿来进献，于是下诏命舒州修建司命真君祠，黄门綦政敏督办工程，共建成六百三十区，命名为灵仙观。太平兴国六年十月甲午，苏州报告太乙宫建成。此前，方士说：五福太乙是上天尊贵的神祇，巡行到哪个国家，百姓就会得到他的福佑。按照数术推算，他应当在吴越之地，所以命令修建宫观来祭祀他。太平兴国八年五月丁巳，相州报告风雹损害庄稼。司天春官正、襄城人楚芝兰上言：“京师是帝王之都，是百神聚集的地方。如今城东南一舍之近有一处地名叫苏村。如果在这里为五福太乙修建宫观，那么皇帝可以亲自前来拜谒，有司也便于恭敬办理祭祀，为什么还要远赴江外，把苏台看作吴越之地呢？”议论此事的人无法驳倒他。丁卯，下诏采纳楚芝兰的意见，把太乙宫迁建到苏村，东上閤门使、乐陵人赵鎔督办工程，又命楚芝兰和枢密直学士张齐贤共同制定祭祀制度。十二月己未，太乙宫建成，共有一千一百区，命张齐贤等共同巡视。张齐贤等说：“太乙是五帝的辅佐，是天神中最尊贵的神。请采用祭天的礼仪，但减去一半，再稍微削减一些。”太宗命令增加教坊乐工和随从官员一百人，从黄昏祭祀到天明，按照汉代制度，每年在四个立日举行祭祀礼仪。端拱二年八月。此前，太宗派使者取来杭州释迦佛舍利塔，安置在宫阙之下，划出开宝寺西北角的土地，建造十一层佛塔来收藏舍利。塔高上下三百六十尺，费用以亿万计，前后超过八年。癸亥，工程完毕，宏伟华丽而精巧，是近代所没有的。知制诰田锡曾上疏劝谏，其中有些话十分恳切直率，说：“众人认为金碧辉煌，臣却认为这是涂抹膏脂、涂染血液。”太宗也没有发怒。田锡这篇奏疏一定很值得观览，可惜没有记载在史书中，奏议文集里也没有收录。至道元年正月。此前，端拱年间，下诏在昭阳门内道路北面修建上清宫，太宗对左右说：“我在藩邸时，太祖特别钟爱友爱我，赏赐多得数不尽。如今把这些全部变卖，用来修建这座宫观，为百姓祈求福佑，不使用国库的钱。”当时王沔参与机务，上奏说：“土木工程一定有劳役和费用，最终免不了要取用百姓的财物。”太宗默然不语。等到开始营建修缮时，命中使督办工程。役夫曾经不到三千人，有司却常常调拨三五百人去供其他事务使用。中使把这件事告诉太宗，太宗说：“有司所需要的人都很要紧，你应当亲自同他们商量，妥善调配，不要使事务荒废。”后来几年工程仍未完成，进言的人多次指责这件事，太宗下诏中止工程。过了一年多，宫中设道场，太宗同道士谈到此事，于是又拿出南宫旧有的金银器物数万两，在市场上出售，用来支付工钱，终于完成工程。丙辰，工程建成，共有一千二百四十二區，太宗亲自题写匾额，车驾当天就前往拜谒。

译听取裁决政事 太平兴国六年三月，下诏说：“各州重大案件，长吏不亲自裁决，胥吏借机作奸，拘捕证人和相关人员，案件牵连蔓延，过了一年仍未审结。从今以后，长吏每五天审察一次囚犯，查明实情的立即裁决。”太宗不希望天下有积压的案件，于是建立三限制度：大事限四十天，中事限二十天，小事限十天；不需要追捕而容易裁决的案件，不得超过三天。四月，太宗亲自听取裁决，京城各官署监狱中有疑难案件的，大多亲临裁决。这一年从春天到夏天一直没有下雨，太宗怀疑是狱讼中有冤屈滥刑。适逢归德节度使推官李承信买葱，因其中有腐烂的，便鞭打种菜的园户；园户因伤患病数日后死亡。己卯，李承信因罪被判弃市。此前，各州罪犯都要押送到京城，道路上因非正常原因死亡的，十人中常有六七人；各地有时还借细小的事情牵连追究，案情本来值得怜悯。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左拾遗张齐贤上言：“罪犯到京后，请选择清正强干的官员审察讯问。如果明显是蒙受沉冤，就酌情处罚。各州官吏从今以后只许押送罪犯本人，家属另候朝廷旨意。与案件有关但不是正犯的人，责令具保；转运使详细斟酌情理，免除押送入京。”又说：“刑狱案件的繁简，是治理之道松弛或振作的根本，也关系到个人暗中的德行，子孙后代就会有兴盛的。何况天下这样广大，若能使狱中没有冤枉的人，难道不是福泽流传万世吗？州县胥吏都想多拘禁人，有的以追究根由为名，任意追捕扰民；租税拖欠极少的，也拘禁多日，最终导致家破人亡。请从今以后，外县罪犯每五天把禁押、释放的数目报告州府；州狱另行设置，逐级委任长吏检查，每隔三五天提审、讯问、疏理一次；每月具文奏报，交刑部查阅。凡拘禁人数多的，立即奏请派朝官骑马前往裁决遣发。” 如果涉及冤枉诬陷，或故意拖延积压案件，就降职贬黜该州官吏。如果终年狱讼没有冤屈和积压，刑部就发给凭证；到任期届满应当替换时，考核他们的政绩，予以表彰奖赏。” 八月，两浙转运司说：“辖区内各州关押的囚犯挤满监狱，长吏隐瞒遗漏，妄称狱中空虚，大概是害怕朝廷追究他们积压案件的责任。”下诏说：“从今以后，各州如果妄奏狱空，或者隐瞒、遗漏囚犯人数，必定加重谴责；有人告发的，给予奖赏。” 闰十二月丁酉，下诏说：“各州犯流刑、徒刑的罪人等，都发配到当地的牢城，不要再转送京城；也不得随便把案牍上奏，造成刑狱滞留。违反者治罪。”此前，知桐庐县、太常寺太祝刁衎上疏说：“不合律文的严刑酷法，都希望下诏天下一律禁止。巡检使臣捕获盗贼、逃亡士卒，应当全部送交本部门的法官审讯，不得擅自施加残酷虐待。古代把奸人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如今远方的囚犯却全都押回宫阙，发配去服劳役，这是最不适宜的。京城是名胜之地，是天子居住的地方，怎么可以让流囚聚集在这里服役？从今以后，外地罪人，希望不准解送上京，也不要留在各项事务中充役。又《礼》说：‘在市集处刑，让众人共同弃绝他。’由此可知，宫殿和紫宸之中，并不是施行法律、执行刑罚的地方。希望从今以后不在御前施行决罚之刑；殿前引见司所用的钳、黥等刑具，一并交付御史狱和廷尉狱；诏令施行的杖刑无论大小，都交给御史、廷尉执行。京府有时派中使，有时命法官，按照礼法监督刑科，以重视彰明刑罚、谨守法律的意义。有的人犯了劫盗、亡命等重罪，就砍足、钉身，并在国门公布示众；这种做法是愚民不懂刑法、又被衣食所迫，偶然作恶，罪行未必波及他人，却使他们遭受惨毒，实在损害风化，也希望减除这种刑法。” 这样一来，人心就不会惊骇，各自都能保全生命，和气不受损伤，必定能够达到上等祥瑞。”太宗看了奏疏非常高兴，下诏褒奖答复。雍熙元年三月甲寅，命各州每十天编报一次囚犯名册以及所犯罪名和羁押日数，上报朝廷，由刑部专门负责纠察。此前，各州每十天上奏一次狱讼情况，皇帝阅览奏报，发现有一州羁押囚犯多达三百人。五月，才下诏说：“从今以后，凡留在门下寄禁、取保在外，以及在邸店中养病的，都应按照羁押囚犯的格式分别列明上报。审理案件超过期限、应当判决却不判决，以及罪事轻微却加以羁押的，由有关部门驳奏。此前，开封府女子李击登闻鼓，自称没有子嗣，自己又患病，一旦死亡，家业便无人托付。皇帝诏令开封府按照她的意愿处置。李没有其他亲属，只有父亲，有关部门便把她的父亲拘禁起来。六月己丑，李又到登闻鼓院，申诉父亲被拘禁。皇帝对这件事很惊讶，对宰相说：“这件事极小，哪里值得拘禁审问？京城之下尚且有这种情况，天下如此广大，怎么能没有滥用刑罚、冤枉无辜的事呢？我遗憾不能亲自裁决四方的案件，本来就不怕劳苦。”当天便下诏，派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十四人分别前往江南、两浙、西川、荆湖、岭南等道审理刑狱；查明案情的立即裁决，对怠慢职守的官吏，弹劾其罪上报。如果办事明察敏捷，刑狱没有积滞，也要把姓名上报。庚子，开始命令各州每十天审察一次囚犯。七月乙卯，皇帝对宰相说：“御史台和閤门，是四方纲纪准绳所在的机构。我听说御史台审理案件时，御史大多不亲自到场，只垂帘旁听，故作从容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审理案件的职责交给胥吏，想求百姓不受冤枉、法律不被滥用，怎么可能做到？”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审判案件，御史必须亲自到场，不得只交给胥吏办理。八月戊寅朔，皇帝对宰相说：“我每次阅览大理寺上奏的案件，有时条目细节稍有不完备，就必须发文令其复核。边境遥远，往往涉及数千里之外，囚犯长期羁押，很是可怜。从今以后，你们应当仔细斟酌，如果不是涉及人命的案件，就分别酌量罪责处理，不必再审。”于是开始命令各州，笞刑、杖刑案件凡不需要拘捕证人的，由长吏直接判决，不再交给有关部门。群臣奉诏审理案件，案件审理完毕后，置于驿马上报；有关部门判决完毕，再置于驿马上报下发。各州上报的疑难案件，有关部门详细复核后若没有确实可疑的情状，相关官吏一并按违制之罪论处。应当上奏的疑案，也要置于驿马上报。二年八月庚辰，皇帝对宰相说：“我对掌管狱讼的职责，早晚都焦虑劳心。近来分派使臣巡察各道，是担心有冤屈积滞。想到新科及第进士担任司理参军，他们对于法律本来还没有精通学习。应当命各州长吏察看其中不能胜任的人，在判官、司录、主簿、县尉中调换两人。”

译十月辛丑朔，皇帝审录京城各司所羁押的囚犯，许多都予以宽免或减罪，处理案件一直到太阳偏西。近臣有人劝说劳苦过度，皇帝说：“不是这样。倘若恩惠施及无告之人，使狱讼公平，不致受到冤枉和曲解，我内心深感适意，哪里有什么劳苦？”于是对宰相说：“朝廷内外的臣僚如果都留心政务，天下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古人治理一个县、镇守一个郡，能使飞蝗避开辖境、猛虎渡过河去。何况君主能够惠养百姓，申理冤屈积滞，难道不能感召和气吗？我每次都勤勉不懈，这个志向一定不会改变。有人说百司的细小事务，帝王不应亲自裁决。我的看法却不同。如果把自己置于极尊的位置，下面的实情就无法上达了！” 三年正月庚戌，命各镇羁押囚犯不得超过十天，由长吏察看举报。这是根据左拾遗张素等人的奏请实行的。四月乙丑，命各州审讯囚犯不必众官共同到场察看，只须报告长吏，取得判决后再审讯。九月癸未，下诏说：“从今以后，京朝官、幕职官、州县官，都必须学习阅读《律令格式》。任期届满到京的官员，应当接受考试询问；如果完全不懂，就酌情加以殿罚。”又下诏说：“各州上奏的死刑案件，大多抄略了疑点和辩解之辞，有时因此造成错误。从今以后，都要完整抄录上报。”又下诏说：“奏案每次下发刑部、大理寺详细审断，听说各州有人携带财物随案进京，贿赂官吏、卖法谋利。有人告发的，应予奖励。”刑部判官张悦上言：“果州、徐州官吏错误判处死罪，虽已驳正举劾，但人命极其重大，死者不能复生。如果不稍微加重条文规定，凭什么要求他们明察谨慎？按规定，依流刑法律误判使人被判死罪的分三等，徒刑二年半；公罪分为四等。希望从今以后，凡错误判处死罪的，不得以官职减免或赎罪，检法官削去一任，长吏一并停任。”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十月丁巳，命各州判决案件超过期限的，按照法律中官府文书拖延期限的规定论罪。超过四十天的，报上来听候裁决；如果必须拘捕证人而导致拖延，就由所在地把事情上报。端拱元年正月，下诏各道、州、府不得让司理参军兼任其他职务。二年，从三月开始不下雨，一直到五月。戊戌，皇帝亲自审录京城各司羁押的囚犯，许多予以宽免或减罪。随即命起居舍人、项城人宋维翰等四十二人分赴各道审理判决刑狱。当晚下了大雨。九月，下诏说：“京朝官中精通律令格式的，允许上书自荐，应当加以考试询问，补任刑部、大理寺官属，三年升迁一次品秩。”己丑，赐近臣每人《刑统》一部，再次命令百官奉公办事之外，平常要经常阅读《律令格式》的条文，用来检点自身、裁断事务。淳化元年四月庚戌，因为旱灾，皇帝亲自审录京城羁押的囚犯，许多予以宽免或减罪。命尚食供应素食，派常参官分赴各道判决案件，命中使到五岳祈雨。五月辛卯，命刑部设置详覆官六员，专门审阅天下上报的案牍，不再派审理案件的官吏前往审讯。御史台设置推勘官二十人，一律由京朝官充任。各州如果有重大案件，就乘驿马前往审理；临行之日，皇帝必定亲自派遣，并告诫说：“不要牵连蔓延，不要积压滞留。”都赐给他们装钱。回来后必定召见，询问他们审理案件的具体情况，把这些规定著为常制。任满三年，考核他们的优劣而予以黜陟。二年二月戊午，下诏大理寺判处杖刑以下的案件，也必须经过刑部详细复核。不久又下诏，大理寺驳回的天下案牍中凡资料不完备的，也命刑部详细复核后上报。四月，刑部判官李昌龄上言：“一向以来，大理寺详细审断、刑部详细复核，都联名上报；设置这两个机构，是为了相互制约，重在共同议定刑罚，能够端正刑法。既然列名共同上奏，就是职掌没有区别。按照制度：大理寺定刑完毕后，把案件送给尚书省刑部的详覆官，由主判官下判语，然后备具案情上奏。到开宝六年，因为缺少法直官，以致两司共同裁定、复核判词。如今如果完全恢复旧规，恐怕会形成烦琐和积滞。希望今后大理寺判定的案牍，由寺官书写判词并盖印后，送尚书省刑部详覆；如果判决适当，就由刑部官吏书写并盖印，送回大理寺共同上奏；如果刑名不恰当，就驳正上报。”诏令依从了他的请求。五月庚子，开始命司马员外郎董循等十人分别充任各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公事，负责辖区内的州府，每十天编报一次囚犯名册。遇有疑难案件未能判决，就立即乘驿马前往察看。州、县如果敢于拖延囚犯入狱，长期不予判决，或者依据片面供词审理，不能查明实情，以及官吏徇私枉法的，都要上报。佐史、小吏以下，允许酌情进行审查弹劾。皇帝敬重并怜悯各类狱讼，担心大理寺、刑部官吏玩弄文字、巧言诋毁，于己卯日在宫禁中设置审刑院，任枢密直学士李昌龄为知院事。兼设置详议官六员，凡案件上奏，先报审刑院盖印，然后交给大理寺、刑部判决复核后上报。再交审刑院详细议论，复核裁决完毕，交给中书省立即下达。若审刑院认为不妥，宰相再上报，才命令论罪判决。这是极其慎重的做法。司马光《记闻》称，赵普出任地方镇守时，太宗担心中书省权力过重，而且事务繁多，宰相不能全部掌管。向敏中当时任谏官，上言请求在中书刑房设置审刑院。考察《实录》，向敏中虽以左司谏、知制诰的身份任职，却从未听说有这个建议。国史和其他书也没有记载，不知道司马光依据什么。况且设置审刑院，不过是为了敬重并怜悯各类狱讼，哪里能够分割中书省的权力、减少中书省的事务呢？怀疑这种说法可能有误，还需进一步考证。杨亿《谈苑》只说：“审刑院本来是中书刑房，是宰相所掌管的职务，于是分离出来。”也没有说是因为中书省权力太重。三年五月壬寅，下诏御史台审理徒刑以上的案件，案件审理完毕后，命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以上官员中派一人亲自前往审察询问。己酉，皇帝因长久没有按时降雨，于是派常参官十七人分别前往各路审理判决刑狱。当晚下雨。六月戊寅，皇帝在崇政殿亲自审录京城各司羁押的囚犯，流刑以下的罪犯，许多予以宽免或减罪。四年六月戊午朔，下诏御史台凡应当执行的旧例，都要逐条奏报。案件无论大小，从御史中丞以下，都要亲临审问，不得专门责成有关部门。自端拱以来，各州司理参军都由皇帝亲自选任；百姓有到宫阙申诉冤屈的，也派御史台使者乘驿马审查审讯，几年之间，刑罚已经清明简省。各路提点刑狱司从来没有平反案件。皇帝认为这只是增加烦扰，并没有帮助怜悯囚犯，于是下诏全部罢除，将其事务归还转运司。

译至道二年七月，皇帝听说各州判决的死刑案件中，有些案情可疑，官吏害怕被有关部门驳回，不敢把案件上报；人命所系，有时会造成冤枉和滥刑，于是下诏说：“从今以后，所判死罪有可疑的，备具案情报送转运司，选择辖区内精通法律的人来裁决；必须上奏的才上奏。”又下诏说：“各类官吏、百姓到鼓司、登闻院申诉事情，必须先经过所属州、县、转运司而它们不予审理，有关部门才可以受理。命大理司判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审刑院详细复核，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 教阅 太平兴国二年九月。皇帝很重视军事，每次退朝后，就在便殿或后苑亲自检阅禁军士卒，选取强健的编入亲军，淘汰疲弱年老者，全部分配到外州。从此藩卫的士卒大多精锐强健。于是命令在城西杨村修筑讲武台。辛亥日，大规模阅兵。皇帝与文武大臣、从官等登台观看。殿前都指挥使杨信起初主持此事，皇帝因杨信患病失音不能说话，命天武左厢都指挥使崔翰代替他。崔翰部署军队，南北绵延二十里，树立五色旗发号施令。将领和士卒根据旗帜所举，作为进退的节度。每次按照旗帜指示方向，千辆战车、万名骑兵转动进退如同一体，铠甲兵器的盛况近代无可相比。皇帝非常高兴，立即派中使秘密把金带赐给崔翰，对他说：“这是我在藩邸时所穿戴的。”又对左右说：“像崔翰这样的人，一定不会侍奉晋朝！”这是说晋朝将帅大多没有选用合适的人，军政因此败坏混乱。杨信就是杨义，为避皇帝名讳而改名。丙辰日，皇帝开始到近郊狩猎，作诗赐给群臣，命他们依韵唱和。三年十二月乙丑，皇帝到讲武台，观看飞仙军士卒发射机石和连弩。皇帝将要讨伐北汉，所以先练习军事。庚午日，腊祭，有关部门请求准备冬季狩猎的礼仪，皇帝答应了，因而对左右说：“《老子》说：‘纵情驰骋田猎，会使人心神发狂。’《夏书》说：‘在外面从事禽兽狩猎，便会荒废政事。’身为君主，不得不对此警戒。看前代君主大多沉迷于此，因而导致灭亡失败。我现在顺应时令举行狩猎，是为百姓除害，不敢把它当作娱乐。” 四年正月，皇帝亲自征讨河东。四月，皇帝到城西督促各将领攻城。此前，皇帝选取各军勇士数百人，教他们舞剑，他们都能把剑抛向空中，跃起身体，由左右两边接住，观看的人无不恐惧。适逢契丹派使者前来修好进贡，皇帝在便殿赐宴，便让剑士出来给他们看。数百人裸露上身，击鼓呐喊，挥舞刀剑进入，跳跃接剑，把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契丹使者不敢正眼观看。到这次巡察城池时，皇帝总让舞剑士在前面引导，各自展示技艺。北汉人登城远望，吓得魂不附体。雍熙元年二月壬午朔[19]，皇帝在崇政殿亲自检阅各军将校，从都指挥使以下直到百夫长，都按名册考察，参照功劳成绩决定升降，前后共用一个多月完成。从此大体遵循这一制度。皇帝对近臣说：“我选拔提升将校，首先选取谨慎、能驾驭部下的人，武勇放在其次。如果自己不能谨慎约束，士卒就不会敬畏服从，即使有匹夫之勇，又有什么用呢？”又说：“军队虽然多，如果不加选择，和没有军队一样。先帝训练军队的方法，已经穷尽其中要领。我因讲习训练，军队逐渐达到精锐程度。倘若统帅选得合适，什么敌人不能战胜？只是担心将帅人才难以得到罢了。”旧制规定，各军辞见时，若行伍中有人勇猛果敢、出众异常，就命将帅互相保举。散员左班都头魏能戍守边疆，没有得到众人保举。皇帝说：“这个人有才干和勇气，我可以亲自保举他。”于是逐渐得到升用。四月甲午，皇帝到金明池，亲自练习水战。对宰相说：“水战是南方的事务。如今南方已经平定，不再实际使用，按时练习它，是表示不忘武功罢了。”于是到讲武台，检阅各军奔驰骑射。武艺特别高强的人，都赐给丝帛。回来后，登上琼林苑北榭，赐随从大臣饮酒。至道元年三月己巳，皇帝命数百名卫士在崇政殿庭院射箭，召张浦观看。此前，李延信回来后，皇帝赐给李继迁三张强弓，每张弓的力量都达到一石六斗。李继迁以为皇帝是想向四方显示威势，不可能有人能够拉开。到这时，卫士都把弓拉满平射，仍然力有余裕，张浦非常惊骇。皇帝笑着问张浦：“戎人敢于抵抗吗？”张浦说：“藩部的弓弱、箭短，只要看见这样长大有力的弓，人自然已经逃走了，哪里还敢抵抗？”皇帝于是对张浦说：“北方人都贫穷，饮食衣服粗劣，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李继迁为什么不亲自向东归顺，求取富贵呢？” 十一月己未，皇帝在便殿检阅武艺，卫士中有能拉开一石五斗弓的，射二十箭仍绰绰有余。皇帝于是对近臣说：“事情有奇异到令人惊叹的，这就是一件。如今四海没有战事，美才不断出现，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先前从行伍中选取气质端正谨慎、勇敢而知礼的人，他们又是无与伦比的。”又命骑兵、步兵各数百人分列东西，拉强弓、发弩，观察他们进退，射箭如同一体，举止行动都合乎节度。皇帝说：“这只是殿庭之间的数百人，尚且军威可观，何况堂堂大阵，数万人列成阵势呢！”

译政迹总类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新浑仪制成，是司天监学生、巴中人张思训创制的。浑仪设置在文明殿东南的钟鼓楼，任命张思训为浑仪丞。旧制中，日月昼夜运行的度数都由人转动。新浑仪创制后能够自然运行，尤其精妙。五年正月。国家初建时，只有左、右飞龙院，由左、右飞龙使各二人分掌。当时各州监牧多已废弛，官员失去职守，国家的马匹不再繁殖。太祖开始设置养马二处，又修复旧马务四处，把它们作为放牧之地，分别派中使到边州每年买马，从此闲厩中的马才开始充足。皇帝平定太原后，于是检阅范阳军队，得到汾、晋、燕、蓟的马共四万二千余匹，国家马匹增多，于是下诏在景阳门外新建四座马厩，名为天驷监，左、右各二处；以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以闲厩使为崇仪使。内厩的马匹充足后，才分置到各州牧养。改为崇仪使。《实录》记载在甲申日，应当依从《本纪》。八年四月，皇帝曾作《戒谕辞》两篇，交付閤门：一篇用来告诫出任外地官职的京朝官，一篇用来告诫幕职官和州县官。丁未日，命閤门在官员朝见辞行之日大力宣读诏旨，又把这些文辞书写在任所屋壁上，遵守它作为警戒。八月辛亥，下诏增补《周公谥法》五十五字：美谥由七十一字增加为一百字，平谥由七字增加为二十字，恶谥由十七字增加为三十字；仍命翰林学士承旨扈蒙、中书舍人王祐共同详细审定。扈蒙等上奏说：“增补的五十五字都可以使用。沈约、贺琛的《续广谥》请求废止，不再施行。”诏令批准了这一请求。雍熙元年四月甲辰，平民赵垂庆到匦院上书说：“皇家应当越过五代，上承唐朝正统，属于金德。如果把后梁看作继承唐朝，后唐直到本朝，也应当属于金德，何况自从禅让更代以来，祥瑞接连出现，白色羽毛的禽鸟多得数不清，这些都是金德的应验。希望改定正朔，改变车服和旗帜的颜色，以承接上天所授的正统。”此事下交尚书省，召集百官确定意见。右散骑常侍徐铉等议论说：“五行之运相承，是国家大事，前代记载中有明确文献。近来唐末丧乱，朱梁篡代。庄宗很早就编入唐朝宗室谱籍，继承历代功业，亲自报了国家的仇恨，天下都称庆。那就应当把梁比作羿、浞、王莽之类，不能把它看作正统。庄宗中兴，唐朝国祚重新归于土运。此后数姓相传，晋属金，汉属水，周属火。上天创立皇宋，运数承受火德。况且国家初建时就祭祀火帝为感生帝，到现在已有二十五年；又在圆丘举行大礼，已经祭祀六次。从此一天比一天兴盛，年成丰收，战争停止。如果本朝圣统不合上天之心，哪里会有像今天这样的太平？这些都是上元降下的福佑、清庙所垂的祥瑞，造成恢复一统的运数，怎么可以仅仅因为有人提出建议，便轻率改易？恐怕会违背上天的眷顾和命令，实在令人深感不安。” 又说：“梁到周不应当跳过其中的五运。若要本朝上承唐朝正统，就应当属于金德。而且后唐以下各朝已经占据中原，理应属于正统。如今却把它们废弃断绝，实在没有道理。况且五行之运代代迁移，都亲自承受前代授予，质朴与文采依次相承，中间没有可以插入的空隙，怎么可以越过数姓而继承百年的运数？这是最不可以的。考察《唐书》，天宝九载，崔昌上奏建议，从魏、晋到周、隋，都不得列入正统，想让唐朝远承汉朝正统，并立周、汉后裔为王者之后，完备三恪之礼。当时朝廷议论赞成和反对各半，集贤学士卫包附和李林甫，最终实行了这件事。到天宝十二载，李林甫死后，后来又恢复以魏、周、隋后裔为三恪，崔昌、卫包也都被远贬，这又是前代记载中非常明确的例子。况且现在国家封禅日期将近，应当依从已经确定的制度，上报答上天的恩佑。恭请圣宋永远属于火德。”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四年十二月，国子司业孔维上书请求禁止原蚕，以有利于国家养马。直史馆乐史驳奏说：“《管子》说：‘粮仓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衣食充足了，才懂得荣辱。’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重视农桑事业，把它作为衣食的来源。一个男子不耕种，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妇女不养蚕，天下就有人因此受冻。所以天子亲自耕种，后妃亲自养蚕，以屈尊自身来教化下民，这是国家的重要事务。《吴都赋》说：‘国家赋税有一年两熟的稻米，乡里进贡有一年八次养蚕所得的绵。’可见养蚕有两季，来历已久。如今孔维请求禁止原蚕，只是有利于国家马匹，徒然引用前代经典中万物同气的说法，却没有考察时事的实际道理。国家所购买的马来自外地，长途奔走，饲料不足，又没有得到良好照料，最终患上元黄病。马匹死亡的原因，很少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如今竟然要禁止养蚕，实在没有道理。唐朝畜养马匹，完整保存了监牧制度。详细考察唐朝史书，也没有禁止养蚕的文字。何况近来刚刚颁下明确诏令，明年春天要在籍田举行典礼。这就是说劝农的典礼正在施行，而禁止养蚕的制度又下达了，两件事互相抵触，恐怕不合适。臣曾历任州县官，大致知道其中的利弊。编入户籍的百姓中，贫困的人很多，春蚕所得只能用来准备赋税调役；晚蚕所得微薄的利润，才足以作为全年的生活费用。如今如果禁止他们继续养蚕，必然有人借机作恶，弊端更加明显，扰乱也会增加，百姓哪里还能安宁？诏令一经发布便难以收回，应该慎重。”皇帝看了这篇奏疏，于是搁置了禁止原蚕的命令。孔维又上疏争论，并说：“臣年轻时亲自从事耕作养蚕，成年后长期任职州县，物产的利弊全都知道。愚昧的百姓只知道它的好处而不知道害处，所以在早蚕之后又大量饲养晚蚕。况且晚蚕的茧出丝很少，第二次采摘桑叶会使桑树来年不茂盛，所伤害的不只是马匹，桑树也会受损。”皇帝虽然没有采纳孔维的话，却赞赏他能引用经典作为依据，把这篇奏疏交给史馆。端拱元年正月乙亥，皇帝在东郊亲自祭祀先农，以后稷配享，随后耕种籍田，刚推了三次，主管礼仪的官员就说礼仪完毕。皇帝说：“我的志向在于劝导农耕，只遗憾不能一直耕到千亩，难道只是因为三推便受体力限制吗？”于是又耕了几十步，侍臣再三请求，才停止。回来后，皇帝驾临乾元门，大赦天下并改年号。百姓中年满七十岁以上、具有德行并受到乡里尊崇的，赐爵一级。淳化三年六月辛卯，分别派遣使臣在京城四门设置粮场，提高价格收购粮食，命有关部门把附近义仓腾空来储存，命名为“常平”，由常参官负责管理，等到年成饥荒时，降低价格卖给贫民。于是成为永久制度。

译五年三月甲寅，宋、亳两地的百姓到江淮之间购买耕牛，还没有回来，皇帝因为当时雨水充足，担心他们耽误农时。适逢太子中允武允成献上踏犁，可以用人力驱动，不用牛。皇帝立即命秘书丞、直史馆陈尧叟等前往宋州，依照它制造后供给百姓，百姓非常依赖这种农具。至道元年六月己卯，下诏重新编造州、县二税版籍[20]，把格式颁行天下。凡一县所管辖的户数、夏秋二税、苗亩桑功正税[21]以及因各种科目征收的物品，都用大纸制成长卷，分行如实写成一本帐，送到州里复核校定，并在接缝处盖州印。在长吏厅旁设置库房，制作板柜收藏并封锁。从今以后，每年二税将要开始缴纳之前，都命本县先按照格式造帐一本送州。本县缴税的版簿，也要在接缝处盖州印，发给令、佐。九月。此前，汴河每年运输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共五百五十万石。除非遇到水旱灾害大规模蠲免百姓赋税，否则从未达不到这个数目。这一年，汴河运输的米达到五百八十万石。丁未日，皇帝因询问近臣汴水疏浚开凿的缘由，参知政事张洎退朝后考察研究此事并上奏，还说：“如今带甲之士数十万，战马相称，聚集在京师；又把亡国之民全部集中在京城之下，比汉、唐京城的百姓多十倍。京畿地区有时遭遇水旱，却不至于艰难歉收，是因为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四条渠水分流引导，汇聚于京城，船只首尾相接，供养充足京师，使它没有匮乏。只有汴水横贯中原，上游承接黄河，引漕水通达江湖，利益遍及南海。天下一半的财赋[22]以及山泽中的各种货物，全都由这条水路运进来。既然如此，大禹疏浚开凿河道，用来分散水势；隋炀帝开凿沟渠，用来供奉巡游，虽然多次淤塞废弃，但在百代之后仍然水流相通，最终成为国家所用，这难道是上天的意旨吗？” 二年二月，祠部员外郎、主判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尚书省，是国家收藏典籍、兴办政教的府署，用来全面了解天下土地的广狭、风土所宜、民俗利害等事情。周成王时代，天下治理确定、礼制建立，首先设置六官，尚书省就是从那里起源的。汉、唐沿袭这一制度，法度规范十分明确，简册所载，光彩可观。大概从唐末以来，战乱接连不断，忙于经营应变，无暇治理教化，所以财赋之政由三司掌管；尚书六曹虽然名义还在，实际职能却已经丧失。谨按：六曹共有二十四司，各自掌管的事务都有图籍，详细记载名称和数量，收藏在本曹，称为载籍，用来全面了解天下的事务。它从中央控制地方，教导官吏，兴利除害，就如同在手掌上指点一样清楚。因此臣说它是‘收藏典籍、兴办政教的府署’。如今这些职司废弃已久，载籍散失，只有吏部四司还略具官署形制。祠部有各州僧道的文册，职方有各司闰年的地图，刑部有复核各州已经判决的死刑案牍及勾禁奏状[23]，除此之外没有旧有格式[24]。希望命各州每年编造户口、租税实际簿帐，写成长卷，另抄一本送到尚书省，收藏在户部。由此推知，其余天下官吏、民户废置情况，祠庙、甲兵、徒吏、百工、疆界堤防沟洫等事项，也可以登记其名称和数量，送到尚书省，分别分配给各司，使它们封存掌管，等到若干年以后，就可以振兴官府职守，兴办和崇尚治理教化。希望选拔几名高级官员，广泛通晓治理体制，参照古今典礼、法令、格式，以及三司所接收的财赋、器械、簿帐等，详细制定各州供送二十四司载籍的格式。这样，尚书省就能完备收藏天下事务和物品名称、数量的典籍。如同秘阁收藏图书，国学收藏经典，三馆收藏史传，这些都是它的职责。”皇帝看了奏疏，很赞赏，下诏命尚书丞、郎和两省五品以上官员集合议论此事。吏部尚书宋琪等上奏说：“王者设置六官，是取法天地四时的权柄；文昌列署，体现日月星辰环拱的文理。这是发布政令的宫署，是王化的根本，典章教化从这里产生，哪一项不是由此而来？然而古今情况不同，沿革制度也有差异。有时因权宜而改变设置，也因时势而建立法令。唐朝中叶，兵乱不安，才开始设置各种使职，专门掌管国家事务，权力从尚书省转移，政务归于三司。五代沿袭这一做法，没有能够恢复旧制。如今圣明的君主垂衣拱手而治，文书车轨通行天下。将要依照官名追究实际职掌，希望考察古制来建立官制，全部恢复旧有章程，遵循前代轨道。但是这些制度废止已久，各曹官署仅存，有关部门失去传承，遗留典籍又有许多缺失。臣等希望委托崇文院考察六曹所掌管的图籍从哪一年起不再隶属尚书省，详细查明废置的开始，探究损益的根源，另外等待讨论，以期恢复。”皇帝认为他们的意见迂腐空泛，最终搁置了此事。王炳的奏议没有记载日期。宋琪在二月由吏部尚书升任右仆射。如今宋琪又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出现，所以把这件事附在二月末。《实录》另一版本也把这件事记在二月乙未。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丙午，下诏说：“凡京朝官中除授两省、御史台官员，以及自少卿、监以下出使在外任职、任满替代后回京的官员，都命中书舍人郭贽、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滕中正、户部郎中雷德骧共同考核校定功劳成绩，品评才干器识。”根据中书省下达的空缺官员名额，按类别拟定人选，召来引见并授官，称为差遣院。考察前代常参官，从一品官起都称为京官；不属于常参官的，只称未常参官。如今常参官称朝官，秘书郎以下不属于常参的称京官。旧制规定，京官有固定员额，除授时都说“替某官”，或者说“填补现有空缺”。京官都隶属吏部，每任三十个月为任满，每年考核一次。任期届满后，取得解任文书赴吏部集会。国家初建以来，有权知、通判等任职各州军、监督临管事务的官员，官额没有定数。任期月份满后，有关部门停止发给俸料；仍在办理事务的，申报有关部门，恢复支取所办理事务的俸料，事务结束便停止，但他们不属于常参官。除授都出自中书省，不再经过吏部。到这时，朝官也一并由差遣院掌管。

译校勘记 [1]“五月”：原本“五月”的“月”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三十补。[2]“煮浣”：原本作“热浣”，据《长编》卷三十四改。[3]“删正”：原本作“删去”，据《长编》卷二十三改。[4]“令详定篇韵逾四年甲戌迁著作郎”：原本作“逾四年甲戌□□□□迁著作郎”，据《长编》卷二十三乙补。[5]“王仁睿”：原本脱去“仁”字，据《长编》卷二十三补。[6]“二年”：原本“二”字为墨丁，据《长编》卷四十补。又，本段原来错简在端拱元年五月庚辰之前，现移到后面。[7]“员外郎”：原本“外”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三十二补。[8]“气朔”：原本作“气数”，据《长编》卷二十三改。[9]“十佛”：《长编》卷二十三作“七佛”。[10]“梵经”：原本作“梵夹”，据《长编》卷二十三改。下句“梵夹”同样改动，不另列校记。[11]“七月”：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十三补。[12]“达者”：底本原来写作“远者”，现据《长编》卷二十四改正。[13]“□□□□□□□□”：考察《长编》卷二十六，雍熙二年没有这句话。[14]“过民”：原本作“遇民”，据《长编》卷二十三改。[15]“诣万岁山”：原本作“请万岁山”，据《长编》卷二十三改。[16]“次于”：原本“于”字为墨丁；《长编》卷二十三没有这个字。现据文意补入。[17]“风雹”：原本作“风霆”，据《长编》卷二十四改。[18]“友爱”：原本作“爱友”，据《长编》卷三十七乙正。[19]“壬午”：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十五补。[20]“版籍”：原本作“服籍”，据《长编》卷三十八改。[21]“苗亩”：原本“亩”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三十八补。[22]“半天下”：原本“半”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三十八补。[23]“勾禁”：原本作“旬禁”，据《长编》卷三十九改。[24]“无旧式”：原本为三个墨丁，据《长编》卷三十九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十五卷 真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