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六神宗皇帝

译薛向等办理陕西折二钱 庆历年间，陕西、河东都使用铁钱。后来采纳张奎的建议，只有小铁钱在河东流通，而陕西允许使用铜钱和大铁钱，以一枚折合二枚；然而小钱积存在同州、华州的，共有四十万缗。熙宁初年，诏令赏赐河东，用铁钱偿还。熙宁二年三月，诏令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各自把财用利害详细奏报。三年七月辛丑，派发运司管勾运盐、屯田郎中刘忱会同陕西转运司，考察本路兴置铸钱监的利害上报；因为发运使薛向等请求拿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匹，购买岑水场的铜、铅四百余万斤，运到陕西，增加铸钱一百万缗，以备边防。后来刘忱等的奏报送到，多数与薛向的意见相合，于是诏令施行。本志把这件事系在元年七月，是错误的。薛向到二年六月才被任命为发运使。四年三月己亥。皮公弼在陕西，曾建议说：“陕西现在流通的是当二大铜钱。因为前些年西部边境用兵，才开始铸造当十钱。后来战争结束，盗铸的人很多，于是改为当三钱；仍有人私铸，便减为当二钱。实行至今，铜的费用与钱值相当，百姓没有牟利的念头，盗铸逐渐停止。请把旧有的铜、铅全部铸成当二钱。”朝廷听从了。此后折二钱便在天下流通。七年六月癸未，秦凤路转运司请求在凤翔府斜谷设置铸钱监，铸造折五、折十钱，并请求降赐御书钱文。诏令只铸折二钱。八月戊辰，诏令凤翔府停止铸造郿县夹锡青铜折二钱，因为钱铸成后，一扔就碎。九月壬戌。当时关中的钱法败坏，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请求用四十文钱购买一斤缺薄恶钱，于是民间专门流通省抚大钱；但大钱少而不够使用，请把买来的恶钱全部改铸为大钱；民间流通的私铸大钱，则用一枚小铜钱购买一枚，再重新铸造。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请求全部收买恶钱，并且不要实行铸铁钱相互兑换的办法。有司把伪钱全部收缴，请先在本路五个铜钱监改铸，一年可以完成；又请求改铸所收买的恶钱。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说：“收买恶钱以及禁止旧日流通的大钱、改用铜钱兑换，都不方便。请颁下钱式给所属各处，并禁止使用恶钱，违犯者依法论处。不要废除旧日流通的钱，选取官库中的恶钱，同收买的钱一起改铸，只稍微改变其钱文为‘熙宁重宝’。如今本路官钱中收受私钱已经很多，省抚钱早已废弃，公私钱中百不存一二。如今虽然用四十文钱可以买到一斤伪钱，以及用一千铜钱兑换一千当二铁钱，实际上铁钱一斤才相当于一斤铁。每一千钱用铁六斤，铸成钱二千枚，再用一千铜钱兑换它们，官府损失太多。” 而且钱太多，一年改铸不可能完成。假如百姓卖出一千钱，只得到二百五十枚折二大钱，才换回原数的一半；又禁止流通大钱，那么正值灾荒，百姓所有的钱损失四分之三，靠什么救灾？”众人的意见不一致，于是诏令各司分别考察利害上报。此事依据《食货志》第六卷，比《实录》记载的详细得多，应当采用这里的记载。八年正月丁巳，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说：“交子的办法，是用方寸纸张使钱财流通到远方；但如果不积蓄钱作为本钱，也不能只凭空文流通。如今商、虢、鄜、耀、红崖、青远的铁冶所收铁矿极多。假如立即在铁冶处改铸折二钱，每年除去工本费用外，可以得到一百万缗作为交子本钱。”同时上奏十二项可行措施。皇上批示：“可以按照所请求的办理，委任皮公弼总管筹办。” 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奏报：“现由转运司掌管的私铸钱有九万余缗，常平司有十一万余缗，另有收买民间私铸铁钱数十万斤，都应当改铸为省样钱。除永兴、华、河中、陕州的铜钱监增加工匠鼓铸外，再在商、虢、洛南增设三个监，在鄜、耀暂设两个监，共九个监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州距离铁冶较远，只改铸伪钱，一年可以完成。商州、洛南、华州、虢州距离铁冶最近，可以长期施行。鄜州等五处改铸完成后，把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然后专门铸造大钱。”朝廷听从了，仍委任皮公弼总管筹办。此前，安抚司、转运司张榜收买四等私铸铁钱，全部禁止旧有通用钱，而用铜钱兑换；用官库现有的钱和兑换来的通用私铸小铁钱重新鼓铸。但熊本认为这样对公私都不方便。于是下令各司，重申前后条约：只挑选缺薄、漏贯、字样不清等私钱，犯者依法施行，没收入官并销毁。历来通用的钱，都令照旧使用。官库中不能使用的铁钱等，另行设置钱监，增加圆物料，比省样钱稍微改变形制，铸造‘熙宁重宝’。” 诏令各司详细列出官钱、私钱应当改铸的数目，分别计算多少，以及如何办理，奏报上来。到这时，转运司分条具奏，因此有了这道诏令。三月丁酉，诏令：“秦凤等路都转运司考察所铸大铁钱，估计补足废止的钱监原有数额以及充作交子本钱之外，不必大量铸造。” 九月庚午，在岷州设置铸钱监，命知熙州高遵裕、转运副使张穆之提举此事。因为高遵裕说，威远监铸造折二钱用工少而获利多，如今岷州铁冶大量出产，如果增设一监，每年可以得到缗钱四十万，所以命令设置铸钱监。后来赐监名为“滔山”。

译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说：“奉诏，折二钱暂且还不能支用，另听候指挥。此前已经诏令各路通行，如今不知道是只禁止在京师使用，还是各路也一并停止。”皇上批示：“京城的钱法自祖宗以来从未改变。新近施行的折二钱，不必再取索比较利害，应直接下令京师和畿内一并停止。”此前，薛向在陕西铸折二钱，后来许彦又在广南铸造，用来偿付铜价。不久有人说：“百姓不肯按折二钱折用。”其他各路也相继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最初诏令府界不用。后来章惇请求连府界也使用，皇上说：“府界既然使用，就应当令京师也使用。”到这时，有人说百姓因为使用折二钱不能出售而到开封府诉讼，反而受到杖责；又有人说有人到三司申诉，因此皇上批示想停止。等到中书询问开封府、三司，他们都说没有这件事，于是再次进呈，皇上又说：“只是恐怕时间长了，富民把小钱藏起来不拿出来。”王安石说：“大钱也没有很多，富民难道肯把小钱藏着不拿出来？藏着小钱不拿出来，对富民有什么好处？”皇上又说：“恐怕四方听说中国流通两种钱，会认为国力贫弱，因而损伤国体，怎么办？”王安石说：“钱有两种品级，周代以来就是这样，和贫富有什么关系？况且自古兴王之时，唐太宗、周世宗时期都极其贫困，有什么值得羞耻的？臣起初并不想铸折二钱，如今之所以极力争论，是因为朝廷的举动四方都在注视，稍有漏洞，就会被奸人窥伺、愚弄，将不能确立国是，又怎么能安定天下国家？”皇上于是下令恢复施行。然而两宫始终不愿使用折二钱，所以折二钱从未进入禁中。王安石争论不能改变，退下后便称病不出。皇上派人告诉他说：“朕对卿没有一点嫌隙，天地日月可以作证，为什么突然这样？”王安石于是出来。己酉，侍御史周尹说：“臣听说钱币的用途，古人有时称它为‘泉’，是希望它流通而不滞塞；有时称它为‘布’，是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年冬天奉命出使，经过永兴、秦凤路，亲眼看到盗铸的钱不少。询问其始末，大概是因为钱法规定一枚当两枚，铁钱容易取得，民间盗铸者费用少而利润加倍。又听说各地官府中积聚的钱约有数百余万贯，民间收藏的还不包括在内。这种钱币起初原本一枚当十枚，后来减为折三，近年又改为折二，已经使国家重视的货币损失了八成；如果再改作一文使用，又会损失一成，所以不敢贸然奏请。近来朝廷派汪辅之到各路挑选铁钱，数量并不多；如今三司又下令不再使用，仍然改铸。即使令各铸钱监每天铸到三千贯，一年之中除去节假、旬假，实际有三百天的定额，也大约只能得到九十万贯左右；计算两三年时间，也不会达到数百万贯。” 何况每天的定额未必能达到三千贯。如果改铸的办法仍旧铸成折二钱，那么民间盗铸也一定不能完全禁止。臣希望折二铸钱不要再另行改铸，也不必挑选；从今以后只按一文使用，那么盗铸者所得的利润就不足以抵偿费用，自然不会再冒禁作过；每年可以减少重刑案件，农商交易也能得到各种货物流通的好处。况且即使只按宫中所有的钱四百万贯计算，若二枚折为一枚，仍可得到二百万贯；这样用力少而节省，便可以使用。” 十年六月壬寅，三司说：“铸造大钱，希望暂且依照旧有数额；今后如果增加铸造，请除陕西、河北、河东外，各路都铸小钱。”又说：“河北西路转运司请求在邢州、磁州设置铸钱监，鼓铸折二铁钱十万贯。如今考察，想在永兴军路铸折二钱十万贯，却在河北西路增加铸造大铜钱。”朝廷一并听从了。十二月甲辰，诏令各铸钱司都以“元丰通宝”为钱文。元丰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转运司说：“兴州济众监每年旧铸钱四万一十缗，计算支出本钱二万四千缗，得到息钱一万七千缗，供应茶场司。如今如果按照蒲宗闵奏请，增加铸造常使钱三万六千余缗，连同旧钱和额定钱总共七万二千余缗，共支出本钱四万二千三百余缗，可以得到息钱三万缗。蒲宗闵请求铸造一半大钱，想一并铸造折二大钱，不仅便于流通使用，还能节省工费、取得息钱；供茶场司使用有余后，限一年拨还本钱。”朝廷听从了，并令铸造本路现行使用的钱。七年六月丙子，诏令陕西三座铜钱监增加铸造折二钱，每监以五万缗为额，所得息钱赏给转运司。

译薛向等办理陕西盐钞 熙宁初年，薛向任江淮等路发运使，请求就在永兴军设置卖盐场，又拿边费钱十万缗储存在永兴军，作为盐钞本钱，后来又增加二十万缗。七年，中书议论陕西盐钞的利害，认为大多发出的是虚钞，盐钞的价值越来越轻。用盐钞折兑粮草，有抬高边地粮食收购价格的忧患。请求采用交子的办法，使盐钞数额与现钱相当，以应付缓急。诏令皮公弼、熊本、宋迪分别主持此事，又命赵瞻负责制置；并从内藏钱中拿出二百万缗借给三司，派市易吏到四路，请求收买盐引。又令秦凤、永兴每年盐钞以一百八十万为额。八年，中书奏报陕西盐钞的利害以及立法八事，大体说：“购买盐钞的本钱有限，而发出的盐钞过多；如果不能全部收买，盐钞就会贬值，粮食价格就会上涨，所以发钞不能没有限度。然而商人想把盐钞兑换成现钱，官府如果不收买，就会受到兼并者压制，于是盐钞价格下跌；边境有紧急情况时，盐钞又不得不大量发出，所以应当设置盐钞场，以市场价格加以平衡。如今应当确定收买两路实际出售盐所得二百二十万缗，并按照应使用的盐钞数额确定定额：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永兴军派官设置盐钞场，每年支给转运司钱十万缗，购买西盐钞。又采用市易务赊请法，招募人赊领盐钞并兑换；如果民间盐钞过多而滞塞，就送到解池销毁。”诏令同意了他的请求。然而有关官司发给盐钞超过定额，仍然照旧办理。九年，于是诏令御史弹劾陕西官吏，并且停止三司额外发放盐钞。又诏令三司详细筹划利害上报。十年二月戊申，三司说：“盐法的弊端，是由于熙河钞票超过额数，所以盐价低而刍粮价格高。又因东、西、南三路的通商州县都专卖官盐，所以商旅不来。现在盐法应当改革，官卖应当停止。请先收回旧钞和印记。旧日盐行贴纳的办法，是官府全部收买旧钞。已经发出的盐，约定期限听任商人自行申报，按新价增加金额，加盖盐席印记，发给凭证查验。东南旧法中，盐钞每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每席减一千，官府全部收买。先命解州场院查验商人的钞票，然后才允许卖盐。已经请求对盐立限申报并给予赏赐，听任商人自行陈述。东南盐席增加钱二千五百，西盐席增加钱三千，作为更换旧凭证的费用，限定日期令其购买；整席盐限十日内自行申报。于是命令增加缴纳的钱作为印记，发给新引，允许用旧钞抵作应增缴的钱。”这些办法都施行了，另外还规定了官卖盐池。旧制度是：河南、河北，曹州、濮州以西，秦州、凤州以东，都食用解盐。自仁宗时解盐实行通商，官府不再专卖。熙宁年间，市易司才开始专卖开封、澶、濮等州的盐。这一年，诏令三司说：“经审度并再次询问商人，得知当地一向生产小盐，邻接京东、河北末盐地区。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以及开封府界的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应允许通商；但如果被外来的小盐侵夺，导致贩卖不通，就应仍按旧制由官府自行出卖，并召集客商运入外地。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以及开封府界的陈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十一县，暂且允许通商，等每月缴到客商交引后，与官卖所得课利相比较；如果相差不大，就正式定为足额办法；如果相差很大，或者赶办年度额数仍不足，就仍按旧制官卖。”朝廷听从了。此前，张景温提举卖盐，大幅提高盐价，百姓不肯购买，他就按日强令百姓购买，并根据贫富和职业规定购买多少的差等。有买卖私盐的人，就重赏招募人告发，用犯人的家产充作百姓购买官盐的钱；食用不完而存留过夜的，也按私盐法处理，民间怨声四起。盐钞过去每席旧价六千钱，到这时只值二千多钱。商人不再运粮入边，边疆储备因此失去保障。朝廷对此产生怀疑，召陕西转运司皮公弼入朝议论此事。公弼极力陈说官卖盐不便，诏令他与三司共同商议。沈括当时在三司，虽然不能推翻公弼的意见，但王安石正支持张景温，沈括迎合王安石的意思，于是说：“如果实行通商，每年会损失官卖所得钱二十多万缗。只请求把管城等十一县以及南京、孟、陕、同、华、卫六州府改为通商。”但中书省最终没有施行。王安石离职后，沈括才开始与公弼共同主张官卖盐不能不停止。于是诏令许、孟、陕、同、华、河中六州府以及陈留等十一县实行通商，其余地方仍旧官卖。元丰二年正月丙申，神宗对辅臣说：“先前因为陕西用度不足，发出的钞票稍多，钞价于是更加低落，便在京师创设置盐钞的办法，本来是想收回盐价，把钱运到塞下，同时发钞给陕西，却没有限制发钞的办法。都内总共发出钱五百万缗，最终仍不能挽救钞法的弊端。这大概是因为新进用事的人轻率地议论改变法令，后来见法令不能实行，仍然坚持错误而不怕改正。”王珪说：“利益不到一百，就不应改变法令。”神宗说：“大体说来，均输法像齐国的管仲、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刘晏那样，他们的才智也只能推行此法，何况才能在他们之下的人呢？朝廷筹划创始的事情，应当慎重办理。即使年轻人不觉得称心，但对国家财政很有利，也应先安静地等待它发挥作用。”

译蹇周辅筹办江南盐务 元丰四年三月戊子初一。此前，章惇巡视察访湖南盐务，本路提点刑狱李初平筹办运输广盐、增加额数出售的办法，但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元丰三年，章惇已经参与政事，有个叫郏亶的人，邪曲险诈而急于进取，素来受到章惇的喜爱；他迎合章惇的意思，推行仿照湖南的办法，上奏请求把广盐运到江西。于是诏令权发遣度支副使蹇周辅前往江西审度。周辅迎合章惇的意旨，到那里后上奏说：“虔州运输道路险远，能够运到的淮盐有固定数量，百姓苦于吃淡食，而广东所产的盐又不能随意流通，于是奸民贪图利益，冒犯禁令，渐渐以盗卖盐为业。我已经同两路监司商议立法，请停止运输淮盐，改为把广盐运到虔州，每年额定七百万斤，另备一百万斤。南安军每年额定一百二十万斤，另备三十万斤。把虔州过去出售的六百一十六万多斤淮盐，平均分配到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等州军缺盐出售的地方；这样不妨害淮盐旧法，又可以流通广盐。”诏令周辅限一个月制定完备的法令。后来周辅把江西、广东两路盐法及总目条文一并上奏，朝廷听从了。五年三月乙酉，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说：“听说道途之间人心汹汹，都把卖盐看成祸患。希望稍微改变法令，以便利百姓。”诏令江东路提点刑狱范峋进行核实，并下令现任提举盐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的原因以及州县违法的缘由，奏报朝廷。刘谊又说：“我巡行洪州、筠州等州时，根据百姓的陈状，得知他们控诉州县强行命令设置盐铺卖盐，已经发牒给所属部门施行。我私下详细考察蹇周辅原先制定盐法的本意，是为了救济吃淡食的百姓。现在百姓家中积存的盐卖不出去，以致怨声叹气。既然卖不出去，每天应缴的钱又长期拖欠，追催、呼叫和刑责将遍及江西。形势如果这样发展，那么安居的百姓就会转而成为盗贼，这将怎么办呢？” 九月戊申，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等，上奏本路八州旧日卖盐数额以及这次审度后应增加的卖盐数额，修订成湖南、广东西盐法条约总目。户部说：“想依照此法推行，等准备就绪后，命本路转运官、提举官共同立法。”朝廷听从了。起初，蹇周辅说：“韶州、连州、郴州、道州可以流通数百万斤广盐，代替淮盐供给湖南。”所以奉议郎郏亶也请求把广东盐运往湖南路的郴州、全州、道州。诏令交给士澄、偲审度，到这时二人上奏，便下令监司施行。周尹筹办蜀地盐务 熙宁年间，朝廷担心井盐无法禁绝，想把私井盐全部充实到官府收买的范围内，再运输解盐来补足。朝廷的意见尚未决定，神宗拿这件事询问修起居注沈括。沈括回答说：“既然容许官府收买私井盐，就不能不允许私下交易。把私井盐全部收归官府，再运输解盐，使盐全部由官府出售，这也是减少刑罚、收取遗漏利益的一种办法。但是忠州、万州、戎州、泸州之间，戎州境内的小盐井仍然很多，要禁止确实困难。如果分列候望、增加警戒，恐怕所得还抵不上所费。”神宗很高兴，这个意见于是被搁置；然而刘佐进入蜀地办理茶务时，曾经每年运输解盐一千万席。九年十一月己卯，侍御史周尹说：“成都路州县户口繁衍，所产盐常常不够食用。梓州、夔州等路产盐较多，百姓食盐有余，向来不禁止贩运交易。近来成都府路转运司审度出售陵井盐场的办法，于是完全禁止东川路的盐进入本路，并关闭本路的卓筒井。从陕西到成都二千里，道路险阻，运输不能接续，导致成都路盐价暴涨，每斤要二百五六十钱，米二斗才能换得一斤盐，而东川路的盐每斤只要七十钱。贪图利益、苟且求生的人，甚至用兵器护送盐进行贩运交易。请求允许东川路盐照旧进入成都府路，转运司不得禁止；不要关闭卓筒井，但禁止今后新开井；停止官运解盐；商人贩盐入川听任照旧。”后来诏令运输解盐按客商的惯例出售，不得强行摊派，商人贩运听任照旧。元丰七年七月辛丑，夔州路转运使王宗望请求在成都府设置榷盐司。

译李稷等筹办蜀地茶务 熙宁四年二月戊辰，神宗对辅臣谈起过去茶法的弊端。文彦博说：“不是茶法本身有弊端，大概是过去西北用兵时，急于调运边地粮食，用茶来偿付。数量既然很多，茶又卖不出去，就到处堆积，所以虚耗钱财很多而败坏法令。”王安石说：“专卖茶所得的利润已经不多了。”吴充说：“仁宗朝茶法极其有弊，当时每年仍能得到九十多万缗，也不能算少。茶法因用兵而败坏，文彦博说得对。但是当初立法时，允许商人运入刍粟，边郡拿交钞到京师，可以换钱、银、绸、绢，或者香药、象牙，任商人选择，商人觉得便利，所以法令大为推行。到了祥符初年，限制采用三税法，规定固定分数，不许商人自由选择，客商受到拘束。又因茶官多收购劣等茶，只求足够课额，商人得到茶后往往折本。再加上法令屡次变更，百姓不再信任，这就是茶法严重败坏的原因。如果边境没有战事，法令不因小利而轻易改变，自然没有不能实行的法令。” 《食货志》说：茶法自天圣以来屡次更改。嘉祐初年实行通商，虽然议论者有的认为不便，有改变法令的意思，但主张主要在于不要扰民。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讨论过去茶法的弊端，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分别说明原因，但茶法本身还没有改变。等到王韶提出开拓湟水流域的策略，朝廷委任他负责经略；熙宁七年，才派三司干当公事李杞进入蜀地，筹划收买茶叶，在秦凤、熙河用茶换马，并与成都路漕司商议合办，事情才有了端绪。王韶说西部人很喜欢带良马到边境，所嗜好的只有茶；如果缺茶而不能交易，于是诏令催促李杞计算现有茶叶，计算水陆运输费用，又把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交给他，并借用常平仓和坊场的余钱，命著作佐郎蒲宗闵共同主管此事。起初，蜀地茶园都是百姓缴纳两税的土地，不适合种植五谷，只适合种茶，赋税一律折合缴纳。百姓卖茶来维持衣食，和农夫耕种田地没有区别，而税额总共三十万。李杞奉命筹办，又诏令他可以调选官属，于是就在所属各州创设官场，每年增加收益到四十万，同时更加严厉地执行专卖禁令；在交纳和收受茶叶时，往往压低斤数，侵削茶价。法令已经加紧了，但当时还没有造成太大危害。元丰八年，李杞因病离任。此前，李杞等每年增加十万的收益。后来运输的茶叶积压滞销，年度课额无法缴足，于是在彭州、汉州提出办法，每年各购买布十万匹，用布折抵运输费用，实际以布的收益来帮助茶利，但仍不能避免积压。都提举市易司因此提出派都官郎中刘佐核实。刘佐又建议：每年交换解盐十万席，雇用运回的车船装载入蜀，并禁止商人贩运。于是任命刘佐代替李杞。刘佐上任不久，盐法又难以实行，便罢免刘佐、蒲宗闵，于是议定川、陕路百姓所产茶叶的收益，征收其中十分之三，全部卖给官场，并更加严厉禁止私下交易，刑罚逐渐加重到徒刑，还没收本人所有财物，作为赏赐之用。这样蜀茶全部实行专卖，百姓这才受到困苦。元丰十年四月癸卯，权发遣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说：“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到元丰元年秋，共计一年，合计课利以及旧界息税，已经支取并现有的钱七十六万七千六十六缗。”辛酉，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兼任权陕西转运使、制置解盐使、都大提举茶场。六年四月戊申，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说：“李稷为国事而死。查考：李稷主管茶务，在五年之内，除去各种费用，获得净利四百二十八万多贯。希望根据李稷成就茶法的功劳，赐给他田地。”又说：“文州与阶州接界，而两路茶法不同。阶州属于禁地，现在设有以茶博马和卖茶的场所；文州属于通商地区，兼且与龙州接界相连。请求把文州、龙州一并划为禁地。”又说：“永兴等路，只有金州出产茶叶，以及夹杂流入山南的私茶，或南方伪造的末茶，价格高昂，陕西百姓实在以此为苦。请求计算购置川路多余的茶货，编入陕西路各州军出售，并依照秦凤等路禁茶地区的条贯施行。”又说：“成都府处在川、陆交通会合之处，茶商很多，常常担心货物滞留，不免让货物在买入者手中贱卖、在富贵人家停留。请求在成都府设置博买茶都场，按照实际情况提高价格出售，并以茶交换各种货物，再进行转运变卖。增加的利息，全部依照川路卖食茶及陕西博易条文施行。” 诏令全部依照陆师闵的奏请施行，赐李稷棣州官田十顷。起初，蜀茶的年度额数是三十万，后来增加到五十万。等陆师闵代替李稷时，增加到一百万。《食货志》说：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扩大茶法；蜀道有茶场四十一处，京西路金州设茶场六处，陕西卖茶设茶场三百三十二处。熙宁七年，税息钱四十万缗。诏令规定每年额数为一百万缗，除去供给其他官府经费的部分外，全部储存在陕西，以等待诏令调用。六月乙丑，兼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郭茂恂说：“近来奉诏专门提举买马，同时兼管茶务，但茶场司不兼管买马，既然不承担责任，便借法令损害买马。茶价每驮有增加十多千钱的，恐怕蕃马每年不再进入边境，从而贻误国事。请求把茶场和买马合并为一个机构，使茶司共同承担买马的责任。” 十月辛卯，提举茶场陆师闵说：“每年征收的息税以一百万缗为额，除去应供给其他司的年度额数外，全部封存于陕西等路，等待诏令调用。”朝廷听从了。陆师闵又说：“按照朝廷旨意扩大茶法，自筹办以来，根据征取的茶数和现售价格估算，息税钱大约四十万缗。而金州设置的三处茶场，所收息税也应当不少于六七十万缗。”诏令说，等满一年后，再上奏请求指示。

译十一月乙丑，通直郎、都大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说：“近来贾种民重新制定茶场法，把年终额外增加的剩余数额，也按江、湖、淮、浙六路卖盐条文发给赏赐。其立定额数以及其余增加或亏损的比较、赏罚，都依照课利场务法和茶场司专条办理，不再采用管勾官的赏罚办法；赏赐减去盐官的一半，而且不给予赏赐。我私下考察，本司的法令与天下课利场务不同，例如盐、酒等，都以本钱和利息合计立额，而本司只把净利作为额数。现在贾种民的办法，必须扣除利息，另立租额：如果投入本钱多而收益薄，按租额合计比较，增加就受赏；如果投入本钱少而收益多，用利息填补本钱，合计比较不及粗额就受罚。这会严重损害茶法，不可施行。”诏令茶场司全部采用旧条文；户部议定的法令不当，尚书李承之、侍郎蹇周辅各罚铜六斤，金部郎中晁端彦、员外郎井亮采各罚铜八斤，户部及都省的吏员各按等差罚铜。陆师闵说是贾种民制定的法令，但贾种民本人却独自免于处罚，应当查究。七年八月乙未，都提举榷茶陆师闵说：“川茶之法，创始于熙宁甲寅年。在陕西施行已经有明显成效；河北、河东人口众多，只是茶一天也不能缺。如果仿照陕西的成法，把利益归于朝廷，估算两路每年的费用，在荆楚之间设置官场收购茶叶，每年计算运送到两路的数量，一律采用陕西禁茶地区的办法，在本路全部积储，以补助边疆费用。”诏令陆师闵详细条列具奏。不久，下令两路报来所需茶叶数量，及至进呈，诏令将此事搁置。朱本删去，称：“没有施行，应当删去。”考察此事，这正是神宗盛大的德行，怎么可以埋没呢？仍然把它保存下来。十一月丁巳，中书省说：“元丰二年，提举茶场李稷以息税五十万缗为额。后来陆师闵奏请自行立额，之后连续几年增加盈余。请求从七年起以一百万缗为额，但不知道实际情况是真是假。”诏令榷茶司把自元丰二年立额以后到六年所收息税是否有增余，以及支出费用的数额，具奏上报。周直孙等筹办在京酒麴，附带筹办京东路酒麴 熙宁四年六月丁巳，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说：“在京麴院，向来酒户卖酒不稳定，很难达到原定额数。屡次更改办法，也没有弄清利弊。推究根源，在于麴的数量过多，酿酒数量也因此增加，于是价格降低；价格低，酒户就减少利润。现在的办法，应当减少麴的数量，提高价格，使酒的数量有限而必定能够卖出，这样酒户就没有折损本钱的痛苦，官府额数也不会亏损。请求以一百八十万斤为定额，遇到闰年增加十五万斤。旧价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请增加到二百文，并省去旧法中以八十五文为一陌的计算办法。请一并换算成省钱，便于收支。旧额二百二十二万斤，约计钱三十七万；现在额数一百八十万斤，计钱三十六万。三年一闰，增加十五万斤，计三万贯；又减少小麦一万多石，人工也没有增加，不会亏损原额钱数。何况还免除赊欠麴酒户缴纳小官钱、借债契书以及公私费用，这些每斤不过增加支出十文；这样可以使麴没有剩余，官物没有积存。况且国初麴价为钱二百文八十五陌，太平兴国六年才减去五十。” 并把酒户愿意执行的事项一并具奏，朝廷听从了。元丰元年正月辛未，三司请求适量增加在京酒行购买麴的钱，同时在年度额数中减去麴三十万斤；遇到闰年，增加制作一万斤，平均发给各处。朝廷听从了。二年八月戊申，诏令：“在京卖麴，以一百二十万斤为年度额数，每斤二百五十钱；等卖到旧额数后，恢复旧价。”京师麴法自熙宁四年定为每年一百八十万斤、每斤二百钱，后来大多不能抵偿。及至把年度额数减为一百五十万斤，每斤增加到二百四十钱，仍然不能免除拖欠。到这时，命户房检正官毕仲衍、太常博士周直孙会同三司研讨利弊，于是请求把麴额减为一百二十万斤。每斤三百钱，平均分给七十家店，命令按月交钱，一年交足。六年九月戊申，权发遣京东路转运副使吴居厚任天章阁待制、京东都转运使。此前，吴居厚说：“本路自元丰三年秋季末到今年上半年末，酒税课利与元丰二年以前任官任内的租额相比，增加一百七十九万五千多缗。此前官员任内，两年酒税额亏欠二十一万。” 校勘记 [1]“而大钱少不足用”：原本缺少“而大钱”三字，文义不足，现据《长编》卷一一五六补入。[2]“相度”：原本缺少“相”字，据《长编》卷二六补入。○补。[3]“增圆”：原本“圆”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补入。○补。[4]“二月戊申”：原本没有这四字，据《长编》卷二八补入。○补。[5]“贴纳”：原本作“加纳”，据《长编》卷二八补正。○补。[6]“不百”：原本“百”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六补入。[7]“戊子朔”：原本没有“朔”字，据《长编》卷三一一补入。[8]“湖南盐”：原本“盐”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一补入。[9]“江西”：原本多出一个“府”字，据《长编》卷三一一删去。[10]“己卯”：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七九补入。[11]“辛丑”：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四七补入。[12]“百费”：原本作“百卖”，据《长编》卷二三四改正。[13]“周直孺”：原本作“周直孙”，据《长编》卷二二四改正。[14]“难及初额”：原本作“难以□额”，据《长编》卷二二四改补。[15]“小麦”：原本作“少麦”，据《长编》卷二二四改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七十七卷 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