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四徽宗皇帝

译始不久，鲁公便被罢免（大观三年六月四日，蔡京被罢相），不久黄声、徐若谷也被罢去，于是事情没有完成。当时黄声才考中进士（黄声是南剑州人，大观三年贾安宅榜第四甲及第）。政和元年，黄声才敲登闻鼓院的鼓，秘密上奏当时所讨论的文书。皇帝高兴，命黄声入馆任正字（政和二年九月十五日任正字），而对鲁公也更加有召回之意。二年，鲁公回到京城（蔡京二月一日受太师，命令居于私第，五月十三日落致仕）。恢复宰相职位以后，皇帝对礼文更加留意，又多次督促鲁公。鲁公说：‘现在要制定一代典章，哪里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不如选择博通经学的人，公开交给他们办理。’三年，皇帝才下诏详细说明撰述的旨意，于是编类御笔所设置了礼制局。开始时招集许多通晓礼制的人进入其中，正讨论郊祀、宗庙之礼。宗庙有三恪陪位之礼，而本朝缺少二王后的三恪，制度并不完备；在讨论礼制时，刚刚涉及此事，进谗者忽然出来恶意诋毁，说鲁公又提到三恪，是想要反叛。皇帝偶然被这话动摇，鲁公狼狈地立即停止此事，于是私下叹息说：‘礼制恐怕一定成不了了！’此后，通晓礼制的人有的死去、有的离开，而亲戚宾客不时参与其中，不过是随着时事奉旨讨论罢了。” 至于一代典礼，大概更是几乎没有涉及。政和八年，又下诏说：百官改穿履，命令礼制局办理。此前曾说，冠服应适合当今需要，又要仿效古代的意义，讨论后上奏，应当努力施行；当时所穿的靴子，先行废止。然而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创制礼制的意图。最初主张改革的人认为，这是废除佛教的逐步措施。不久鲁公被罢免，礼制局也随之废止。当时郑居中也奉旨修订《五礼新仪》，既不通晓详审，而且只是仪式，不是礼制，最终也不能施行。到了政和以后，皇帝的志向转向道教一派，不久又多次发生期门之事，官寺中的小人掌握权力，一代典礼终于不能完成。崇宁以来，稽古殿聚集了许多三代礼器，如鼎彝、簠簋、牺象、尊罍、登豆、爵斝、玷洗等，凡是古制器物都拿了出来，因此能够看见商、周的旧器，开始验证先儒所传的内容非常讹误。比如说罍是山尊，只不过是一件器物，上面画着山和雷罢了；即使王氏也这样说，这大概是不对的。制度如今已经流传下来，所以不再详细抄录。政和年间既设置礼制局，于是请求把御府收藏的器物全部加以讨论，完全改造为符合古制，进献于郊庙，焕然完备。有一种万寿玉尊，大约能容四升，器物雕琢极为奇特精美；玉玷宽一尺二寸。皇帝每次祭祀饮福、大朝会以及赐酒给群臣时都使用它。其他器物大多与此相称。至于制作的精细程度，几乎可以和古器相等。大概自汉代以来，未能有这样的器物，这也是太平盛世的一项盛举。当时中书舍人翟汝文上奏，请编纂新礼、改正《三礼图》，用来昭示后世。有关官署因循旧习，也没能完成。可惜啊！孙觌供述的《蔡京事迹》说：崇宁初年设置讲议司，讲求元丰年间已经施行的法度，以及神宗想有所作为而来不及完成的事情，官属有朱锷、徐处仁等。机构建成后，设置编类御笔所，御笔都是赐给蔡京的。后来君臣会庆阁建成，又改为礼制局。凡是尊罍、簠簋、笾豆、盘匜、鼎俎等器物，都不符合古制，于是宫中全部拿出古器，依古制重新铸造铜器，只有笾用竹制作，就是今天所说的编竹系成的器物。又用银铸造酒爵五十枚。苏轼曾经得到古爵却不认识，诗中说：‘只有耳如兽咬成的环，长唇如鹅张开的喙；三足向下尖锐，像春天的蒲草短小；两柱高高张开，像秋日的

译菊花纤细。’他怀疑那是饮酒器。政和元年，正好皇帝在文德殿接受朝见，退朝后赐酒三爵，爵的制作正如诗中所说，才知道那就是爵。” 当时礼制局由从官兼任主管，皇帝所赐的待遇比其他机构优厚得多。又有议礼局，由知枢密院郑居中主管，如今颁布的《五礼新仪》就是该局编成的。九月癸未，户部尚书刘炳、中书舍人翟汝文任礼制详议官，起居舍人陈邦光、国子司业曾开极力协同详议官办理事务。

译十月辛酉，皇帝亲笔下诏：“先王制作礼器，一定重视器物所象征的意义，然后才可以感格神明、贯通天地。距离古代已经很远，礼器的传承早已失去；搜集三代的盘、匜、罍、鼎，可以考察取法，用来制作郊庙祭祀的礼器，已经焕然完备，没有愧对古制。可以把这些内容载入祭祀仪式。”这是听从刘炳的建议。乙丑，皇帝御临崇政殿，阅看制造礼器所制作的礼器，并拿出古器向百官展示。《实录》只记载皇帝御临崇政殿，拿古器向百官展示。现在根据十六日所书诏旨增补进去。礼制局说：“圜坛旧制为四成：第一成二十丈，第二成十五丈，第三成十丈，第四成五丈；每成高八尺一寸，共十二道台阶，每道台阶七十二级。两道围墙，围墙相距二十五步。古人所说地上的圜丘、水泽中的方丘，大概是顺应地形自然形成的，并非人为建造。然而王者建国所在之地，有时没有天然丘陵，于是便在郊外选择吉土，建立神位的象征。筑坛的制度应当有规定的数目，阳数为奇、阴数为偶。王命诸侯筑三成之坛，是采用阳数。这样说来，祭天的坛应当筑三成。自后周以来才筑成四成，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如今确定圜坛为三成：第一成采用九九之数，宽八十一丈；第二成采用六九之数，宽五十四丈；第三成采用三九之数，宽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合计二百一十六尺，这是乾卦的策数。筑三道围墙，围墙相距三十六步，这是乾卦策数中的一十六之数。坛成和围墙都为三重，是天数。考察历代直到如今的坛制，星辰排列次序有不合伦类的地方。旧制把五星、十二辰列在第一龛，把二十八宿列在第三龛。五星和二十八宿彼此构成经纬关系，二十八宿包含在五星的范围之中，而十二次是与它们相配而形成的。因此臣等现在议定，把二十八宿等四十四个神位升到第二龛。旧制中，第二龛的星辰神位采取重行排列，那么围墙以内的神位也应当如此。如今中宫、外宫的星辰采用重行排列；围墙以内，除众星三百六十个位次外，其余仍照旧。”朝廷依从，等到这次大礼举行时施行。戊辰，礼制局说：“方坛旧制为三成：第一成高三尺，第二、第三成各高二尺五寸；上层宽十六丈。圜坛既然取法于乾，方坛就应当取法于坤。如今议定方坛为两成：第一成宽三十六丈，第二成宽二十四丈；每成高十八尺，累计三十六尺；宽和高都取六六之数，因为坤卦以六为用。设四道台阶，共一百四十四级，就是所谓坤卦策数一百四十四。筑两道围墙，围墙相距二十四步，取坤卦策数二十四。坛成和围墙都是两重，表示两地的意义。随同祭祀的地祇，四镇、海渎、五行、五岳，都同列在第二龛；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地祇神位仍照旧，围墙也都用黄色装饰。” 下诏命杨戬依照这一制度修筑。十一月乙巳，礼制局说：“讨论玉辂的沿革，《周官·巾车》说：‘锡辂的樊缨有十二个连接处。’注文说：‘樊和缨都用五彩装饰，共有十二个连接处。连接处，就是成。’如今马缨只有十二个连接处而没有彩色，不符合古制，想用五彩加以装饰。樊缨有十二个连接处，《周官》关于驭路的仪式说，以鸾铃、和铃的声响作为节拍。注文说：‘鸾在车衡上，和在车轼上，都用金制作。’《韩诗外传》说：‘登车后马就会行动，马行动鸾铃就鸣响，鸾铃鸣响和铃就鸣响。’如今车衡、车轼都没有鸾铃、和铃，请增置。《周官·辀人》说：‘车盖的圆形用来象征天，车盖的弓有二十八根，用来象征星辰。’如今车盖的弓只有二十二根，不符合古制，请增加制造。《巾车》说：‘玉辂竖立大常旗，有十二条飘带。’注文说：‘太常是九旗中画有日月的旗，正幅叫縿，飘带就连接在上面。’但没有说明颜色。《司常》说：‘掌管九旗的名称。画日月的叫常。’注文说：‘九旗所用的帛都用绛色，因为周代崇尚赤色。’《礼记·月令》说：‘中央方位的天子，乘坐大辂，车上载着黄色旗。’” 四种车旗的旗杆、旗面、革饰和木饰，以及所建的旗，都应与四时乘坐、装载的车辆相合。如今玉辂所建的旗用青帛，帛为十二幅，连接制成，有外龙而没有交龙，也没有日、月、五星，完全不合古制。若依照成周制度，采用所尊尚的颜色，就应当用赤色；若依《月令》兼取夏、商、周、秦四代制度，就应当用黄色。还应分别规定縿、斿的形制，并在旗上绣画日、月、五星。又《周官》说：“节服氏掌管祭祀时的衮冕服，有六人专门维持王的太常旗。”如今改制太常旗，旗上的斿拖到地上，应依《周官》，由六人维持。又《左传》说：“锡、鸾、和、铃，是为了彰显车马的声音。”注文说：“锡在马面，铃在旗首。”如今旗首没有铃，请求增加设置。又车盖，周制有流苏和佩饰，各自下垂八条，没有取法的象征。想要各增加到十二条，以应合天数。至于车辂各处尚未完全装饰的部位，既然以玉为标准，实际却用罗纹杂佩，并以涂金装饰，请求改用玉装饰。又车箱两侧的轓有涂金龟纹和鵾翅，左边为龙、右边为虎，这是后代的制度。想改用蟉龙，并增加玉饰。”又说：“既然把太常旗树立在车后，那么从车后上车就会有妨碍。”

译《曲礼》说：“国君的车将要驾车时，仆人拿着马鞭站在马前。车驾好后，仆人摇铃表示车已驾好，抖开衣服从右边上车，取过副绥，跪着登车，手执马鞭分开缰绳，驱车走五步后站住。国君出来走近车子，仆人便在右边扶国君上车。”因此也应从车的右前方进入。如今玉辂前面有式柜，不合古制，恐怕应当改换，以便登车，并改定式的制度。又《礼记》说车应当有式，《周官·舆人》说：“把队分成三份，一份在前，两份在后；把式揉曲，并以车舆宽度的一半作为式的高度。把轸围分成三份，减去一份作为式围；把轵围分成三份，减去一份作为轛围。”注文说：“竖立的部分叫作掛。”如今玉辂没有式，应该增加设置。”诏令说：“玉辂采用青色车质，轮、辀、辂、带也都用青色。四根柱子、平盘、虚柜则用红色。增加车盖弓的数量为二十八根，左右所建的旂、太常旗都用青色。太常旗绣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旂上则在旗杆上绣云龙，系青色绦带，铃垂十二组。流苏和佩饰各增加到十二条。樊、缨用五彩罽装饰；衡、轼之上再增加鸾、和。车辂各处末端的耀叶螭头、垂在鎚脚上的云龙、花板所结的绥、罗纹杂佩、羽童、麻炉香、宝压、贴牌字，都用玉装饰。” 从车后上车，式柜不撤去。”制成后，高二尺七寸五分，宽一丈五尺。《实录》有删削修订之处，与诏旨略有不同，应当另行详细考察。四年正月辛丑，礼制局说：“夏祭使用法驾，按规定应当乘坐大辇，请求圣上裁定。”诏令乘玉辂。二月戊申，蔡京等奏报：“礼制局所制定的皇长子在福宁殿举行冠礼的仪式，御笔已经依照奏议批准。二月中旬选择吉日举行。” 三月丙子，礼制局奏报：“《崇宁祀仪》规定：昆仑地祇的神位设置在坛的第一层，这一说法出自郑康成，他把昆仑地祇视为皇地祇。既然皇地祇的神位已经设在坛上，昆仑地祇就不应重复设置。崇宁四年，有司讲明此事，已经知道这种做法不对，于是又把它列在西方众山之首。然而既然设有西山神位，昆仑山也已包括在其中了。请撤去昆仑地祇的神位。”皇帝同意了。又奏报：“皇地祇面向北方，是取回应阴气的意义，所以赐祀时降神、升祀于坛上的位置在丙方；阴祀时降神、把血埋在坎中的位置在壬方。但历代沿袭旧制，都设置面向南方的神位，这不是所谓回应阴气的意义。如今新坛也在午陛下设置小次，这是不对的。”诏令说：“神位面向北方，在北面设置小次。” 四月辛未，礼制局说：“私下考察《周官》所说的旅祭上帝和四望，都是指非常规的祭祀，因此岳、镇、海、渎从属于大祇，不应使用玉器。《绍圣亲祠北郊仪注》规定，皇地祇用黄琮，神州地祇用有底座的两圭，岳、镇、海、渎也不用玉器；那么这次夏祭应依照大礼，除皇地祇、神州地祇使用玉器外，其余一概不用玉。又详细考察《周礼》，赤璧用于祭祀日、月、星辰。《新义》说：日、月、星辰以璧为底座。由此可知四圭以璧为底座，也就可以知道两圭应以琮为底座。由此可知先儒所谓两圭有底座，也是以璧为底座，这个道理不对。应依《新义》，两圭以琮为底座。”皇帝同意了。甲戌，礼制局制造所请求进呈所制造的冬祀礼器。御笔命令书艺局进呈。五月丁丑，礼制局奏报：“每年夏祭皇地祇及配位，各使用冰鉴一件。如今亲自祭祀正当暑月，所设置的酒醴、牲牢和礼料很多，想增加设置冰鉴四十一件，正位、配位每位各六件，第二层祭祀的二十五位神位各一件。”皇帝同意了。又奏报：“黄琮是礼敬土地的玉器。郑氏说，黄琮用于昆仑；有底座的两圭用于祭祀土地，是指在北郊祭祀神州之神。而且黄琮和有底座的两圭，《周官》只说用于礼敬土地、祭祀土地，从来没有昆仑、神州的区别。郑氏的说法本于谶纬。前代如长孙无忌等人，早已辨明它不对。又皇地祇、神州地祇同在一坛之上，对皇地祇只行礼而不祭祀，对神州地祇只祭祀而不行礼，难道合乎礼的本意吗？请把黄琮和有底座的两圭都施用于皇地祇。求神时用黄琮，进献祭品时用有底座的两圭。”又说：“黄琮，郑康成以及梁正的《三礼图》都说它以八方象征大地；聂崇义说：黄琮比太琮，每个角各削出一寸六分，总长八寸，厚一寸。这大概是厚一寸的太琮制度，每个角各削出一寸六分，总长八寸，但经书中没有这种说法。” 《考工记》有大琮、玉琮、瑑琮、驵琮的制度，唯独没有说明黄琮长宽厚薄的尺寸。如今方泽一并采用坤数，那么黄琮应当宽六寸、厚二寸，取八方之数而不削角。”又说：“《考工记》说：‘两圭长五寸，有底座，用来祭祀土地。’那么两圭的总长度应为五寸；琮说用黄色，而没有说明圭的颜色。《大宗伯》说用玉制作六器，以礼敬天地四方，又说‘都要有牲和币，各依照玉器的颜色’。牲、币自然应当依照玉器的颜色。那么圭的颜色为什么偏偏要不同于琮呢？请把两圭用黄玉制作。”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六月己酉，礼制局说：“有旨意规定管军的班次次序，请求将殿前都指挥使列在节度使之上，副指挥列在正任节度观察留后之上，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列在正任观察使之上，殿前马步军都虞候列在正任防御使之上，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和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列在正任团练使之上。”皇帝同意了。甲寅，礼制局说：“卤簿六引中的仪仗信幡，以双龙承托；大角为黑漆画龙，紫绣龙袋；长鸣、次鸣、大小横吹和五色衣，幡、绯常都画交龙。考察乐令，三品以上用绯色，常画豹。大概只有皇帝乘舆的器物才都用龙装饰。如今六引之内属于群臣卤簿，而旗帜器物都通用交龙图案，不合适，应当厘正。又大黄龙负图旗画九、一、三、二、四、六、八、五、七的数目，仙僮、网子、大神三面旗没有经书依据，请求删去。”皇帝同意了。

译六年九月乙卯，礼制局说：“我们考察太庙陈列祭品的制度，每室笾、豆各十二件，簠、簋各二件，源自有唐开元年间的制度，因循简陋至今，不能充分符合圣上尽孝于宗庙的心意。请全部遵循周制，笾、豆各二十六件，簠、簋各八件。这样，五庙、三庙所用礼器的等级和数目，也就可以据此讨论了。”皇帝同意了。此前，皇帝曾下诏制造祭器，颁布并赐给宰执；礼制局制造所请求下达祭器的名称和数目，因此有这次议论。十月丁亥，礼制局奏报：“近来奉诏讨论臣僚家庙所用的祭器。我们查考典礼，参酌制定其制度：正一品，每室笾、豆各十二件，簠、簋各四件；壶、罍、铏、鼎、俎、篚各二件，尊、罍加勺、幂各一件，爵一件；各室共同使用胙俎一件、罍洗一件。​​从一品的笾、豆、簠、簋依次各减二件。正二品，笾、豆各八件，簠、簋各二件，其余都依从一品的制度。”诏令礼制局制造所听取旨意，发给并赏赐太师蔡京、太宰郑居中、知枢密院事郑洵武、门下侍郎余深、中书侍郎侯蒙、尚书左丞薛昂、尚书右丞白时中、权领枢密院事童贯，并依照次序发给赏赐。十一月乙未，尚书省说：“礼制局新制定太庙笾豆的仪制：笾二十六件，排列为四行，以右边为上。羞笾二件为第一行，行朝事笾八件次之，馈食笾八件又次之，加笾八件再次之。豆二十六件，排列为四行，以左边为上。羞豆二件为第一行，行朝事豆八件次之，馈食豆八件又次之，加豆八件再次之。簠八件，排列为两行，在笾的外侧；簋八件，排列为两行，在豆的外侧。簠、簋中所盛的礼料，请依照一向规定的容纳数量供应办理；没有本色物品，就用其他物品代替。”皇帝同意了。十二月己卯，礼制局奏报：“太庙祭器中，铏使用三件，登使用一件。我们考察，铏和登都是盛放美味的器具；祭祀时在鼎中烹煮牲肉，再把肉升置于俎上。把汤汁和菜用盐调和后盛在铏中，叫作铏羹；不调和五味而盛在登中，叫作大羹。《周官·烹人》说‘祭祀供应大铏羹’，就是这个意思。况且宗庙祭祀使用太牢，三件铏盛牛、羊、豕三牲的羹，本来没有什么可疑。至于大羹只设置一件登，不知究竟用哪一种牲的汤汁来盛它呢？议论的人只知道《仪礼》所说‘三铏分别有牛藿、羊苦、豕薇’的文字，所以使用三件铏而不疑惑。至于大羹，没有一定的说法，所以只使用一件登。考察《少牢馈食礼》，少牢所用的是羊、豕两种牲。上佐食进献两件铏，司士进献两豆汤汁。两件铏就是铏羹，一豆就是大羹。少牢的铏、豆使用两件，那么三牲祭祀中铏既然设置三件，登也无疑应使用三件。请在太庙设置三件登，盛牛、羊、豕三牲的汤汁作为大羹，明堂也照此办理。至于赐给宰执和”},{ 高丽的祭器，也请增加一件，这在礼制上是相合的。』宋徽宗听从了。七年正月丙辰，礼制局奏道：『臣等昨日讨论大驾六引之制：开府、令、牧乘墨车，兵部、礼部、户部尚书和御史大夫乘夏缦车。冬祀时已经实行了这一制度，只有驾士的服装各随所驾车的颜色；那么六引驾士的服色也应当如此。请允许墨车驾士穿皂色衣服，夏缦车驾士穿皂色衣服，绣五色团花，这在礼制上是相称的。』皇帝听从了。三月甲寅，兵部尚书兼侍读、礼制局详议官蒋猷奏道：『臣下听说，尚书兵部现行的《大礼卤簿图记》，确实是天圣年间侍臣宋绶等人编撰的。凡是仪仗卫士所用的物品，既绘图说明形制，又考察其制作的来源，并在图后加以叙述，一代的威仪、礼制和文物都完备地记载在其中了。陛下近来因为政事安定而制定礼制，设置礼制局，任命官员，考察古制而斟酌采用，订正错误。如大辂的乘法、元武旗、六引各自所配的车辆、导驾官员及其服装革制等，许多地方都已经改用新制。然而每逢大礼，本部所制作的文字和图样，只是按照旧书办理，名称和实际已经相互不符，不能据此使用。臣愚昧地请求陛下特降诏旨，命有关部门把所谓《卤簿图记》重新加以考订，可以据此决定哪些应当保留、哪些应当革除；并将修改确定的事项，仿照旧书体例补成全文，收藏在有关部门，使后世永远有所考察而据以办理。这也是太平之世对礼制务求详备的意思。』皇帝亲笔批示：『近来搜集古代钟、鼎、尊、彝等器物，得以看见三代制作器物的形制，因此命有关部门全部按照古制改造，焕然一新。《卤簿图籍》也应当改修，可以依照所奏，命礼制局限期一季完成。』 四月丙子，礼制局奏道：『考察《诗经》称在郊外祭祀天地，接着又以《我将》祭祀文王；《孝经》称在郊外祭祀后稷，接着又在宗庙祭祀文王；《周礼》称祭祀大神和地祇，接着又享祀先王。这样看来，祭祀大神就是圜丘祭天，祭祀地祇就是方泽祭地，享祀先王则包括明堂祭祀；三项都完备以后，神祇和祖先的礼仪才算完成。但这三种礼仪不能在一天内遍行。圜丘必须等到冬至，方泽必须等到夏至，明堂必须等到季秋。上千年来，这些礼仪一直没有完备实行。如今圜坛、方泽已经举行了上等礼仪，而明堂又开始兴建，举行宗祀的日期按理不能再拖延。请在夏祭大礼以后，于季秋亲自祭祀明堂，以符合陛下尊敬神祇和祖先的心意。』又奏道：『考察《礼记》，冬至祭祀大神，夏至祭祀大地之神，都是固定日期，不必占卜。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以先王配享，有固定的月份而没有固定的日期。《礼记》说通常的祭祀不必占卜，但祭日要占卜；社祭用甲日，郊祭用辛日，日期还必须选择吉日，这是为了极其严肃恭敬。请允许明堂大享选用吉利的辛日。』又奏道：『去年夏祭前一天，在方泽内殿住宿，并在太庙、景灵宫斋戒。

译冬祀既然已经亲自举行，今后举行明堂宗祀，请依照夏至时在内殿斋戒的做法，于前一天在大庆殿住宿斋戒。』又奏道：『考察礼制，周代祭祀昊天上帝，就是郊祀，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一样。享祀先王则穿衮冕。祭祀昊天上帝就是郊祀，享祀先王则包括宗祀。大概穿大裘时举出正位，是为了显示配位；穿衮冕时举出配位，是为了显示正位。请允许祭祀明堂时穿衮冕。』又奏道：『考察《礼记》所说：“筦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设。”解释者认为，下面铺筦、上面铺簟；祭天则用蒲越和藁鞂。《汉旧仪》记载，祭天用六采绮，宽六重；高帝配天时用绀色席。成帝初年，丞相衡等人说这种做法不对，于是改用藁鞂。东汉用筦簟，晋代江左用蒯，隋代祭天用藁鞂、配帝用蒲越，唐麟德年间用褥。《开元礼》和《开宝通礼》规定，上帝用藁鞂，配帝用筦簟。景德年间，孙奭请求所有席子都加褥。 《庆历祀仪》规定：上帝用黄色席，配帝用绯色席。元丰年间，听从有关部门的建议，开始不在明堂神席上铺褥，又用筦代替蒲越和藁鞂。如今郊祀正堂铺设蒲越，明堂正位和配位都使用筦，大概是取《礼记》所说“筦簟之安”，因为明堂以人道来享祀上帝。然而筦和簟本来是两种东西，所以说“上筦下簟”；《周礼》祭祀先王，也没有单独使用“筦簟”的文字。如今只用筦而不设置簟，还没有完全符合礼意。何况郊祀用特牲，而明堂用牛、羊；郊祀用匏爵，而明堂用玉爵；其余的豆、登、簋、俎、尊、罍，都使用宗庙的器物，只是不设置彝，也不举行裸礼。那么神席上的藉席也应当全部采用相应的用法，这才合乎人情所安。东汉尚且使用筦簟，晋、宋以后才单独使用筦，大概是沿袭旧习造成的错误。谨请明正[3]。《聘礼》说：“壶设在东序，以北为上，并列向南陈设醙、黍、清，都是两壶。”醙、黍、清就是三种酒。《诗经》也说“清酒百壶”，这三种酒确实就是用壶盛放的。《礼器》说：“庙堂之上，罍尊在东阶，牺尊在西北，是盛放齐酒并供斟酌的尊。”又说：“国君向西从牺尊、象尊斟酒，夫人向东从罍尊斟酒。”这说的是初献斟酒的位置。《酒正》说：“大祭用三齐、二酒，中祭用二齐、二酒，小祭用一齐、二酒。” 这种酌酒用的尊和盛酒用的尊都有。然而，以五种尊来配定五齐，那么壶尊确实盛三酒，就可以知道了。以盛酌齐的尊放在阼阶之上，那么盛酌酒的尊放在阼阶之下，也就可以知道了。大概古代宗庙举行九献之礼，君主和王后各献四次，诸臣献一次作为终献，所以称为九献；终献所用的酌就是这种酌酒。假如只酌齐而不涉及酒，就不是完整体现养事之义的做法。三献之礼虽然比古礼简略，但齐和酒的酌用不可偏废，因此初献酌醴，亚献酌盎，终献酌酒，这样九献的意义就完备了。然而，夏代的尊称为罍，周代的尊称为牺、象。《礼记》说“罍尊在东，牺尊在西”，这是周礼。周代首先沿用前代的器物，所以初献酌牺；王后使用不同于前代的器物，所以亚献酌罍。如今太庙、明堂所用的器物，也都是不同于前代的器物，应当以较近的时代为贵，酌尊使用牺尊、象尊即可。至于陈设而不实际酌用的尊，应该按照历代先后的次序来充实其中。谨请明堂用泰尊盛泛齐，山尊盛醴齐，著尊盛盎齐，牺尊盛缇齐，象尊盛沉齐，壶尊盛三酒，全部作为不酌之尊。又用牺尊盛醴齐，作为初献；用象尊盛盎齐，作为亚献，并把它们陈列在阼阶之下，全部作为酌尊。这样的尊有三种，各准备一件副尊，以防缺少；这就是大祭的礼制。” 又奏道：“《周官·大司乐》说：‘分列乐章并安排次序，用来祭祀、享献和祀神。’冬至这一天，在地上的圜邱奏乐，乐曲演奏六变，天神就都降临；夏至这一天，在泽中的方邱奏乐，乐曲演奏八变，地祇就都出现。在宗庙中奏乐，乐曲演奏九变，神鬼就可以受到礼敬。大概天神、地祇和宗庙之神，都是用相同的声类来求取，但所用的乐各不相同。又考察《孝经》称，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享上帝。尊崇祖先以配天，是郊祀；尊敬父亲以配帝，是明堂。郊祀是因为天神距离人远而加以尊崇，所以尊祖以配天；明堂是因为父亲与人亲近，所以严父以配帝。这样求取天神并加以礼敬，意义是相同的。因此，明堂应当与郊祀相同，使用祭祀天神时演奏六变的乐。” 又奏道：“皇祐以来，把大庆殿作为明堂，在文德殿奏请并致斋。礼成后，在紫宸殿接受祝贺。如今明堂刚刚兴建，应当在大庆殿奏请、致斋，祭祀完成后，在文德殿接受祝贺。”又奏道：“皇祐以来，明堂礼相当于一次郊祀，所以要到太庙、景灵宫行礼，陈设法驾卤簿，返回后在文德殿住宿，随即转移仪仗，从宣德门开始陈列，一直到天汉桥。如今明堂郊享在次年举行，因此不再到太庙、景灵宫，车驾也不出皇城，只在宣德门外列仗，所有卤簿仪仗都不再陈设。” 又奏道：“《周礼》说：‘夜里击鼜三次，用以号令和警戒。’这就是奏严。皇帝乘舆留宿斋戒，其中的仪式本来是因祭祀之事而设，奏严本来是因警备而设。本朝的制度，是把警戒和奏严一并列在各宫门外。仁宗诏令明堂正对端门，却在外面奏严，恐怕有失恭敬肃穆之意。因此，斋戒之夕暂且停止奏严。如今明堂建在寝殿东南，不与端门相对。将来在大庆殿举行宗祀时，皇帝将在皇城外留宿斋戒，不设置卤簿仪仗。警场谨请列在宣德殿门内、大庆殿门外。” 又奏道：“过去明堂亲祠在大庆殿举行，有司行事在端明殿举行。我私下认为，君王祭天应当在郊外。如今明堂刚刚兴建，而有司仍在郊外行事，恐怕还没有完全合乎礼意。谨请在不是皇帝亲祠的年份，由有司行事时，也改在明堂举行。”又奏道：“考察《易经》，鼎卦的卦象是以木入火，进行烹煮；圣人以烹煮之礼来享献上帝。《周礼·小司寇》说，祭祀五帝就要掌管镬中的水；《士师》也说到洎镬水。烹煮在礼制中是重要事项。如今神厨和镬水竟委托给地位卑贱的庖吏办理。谨请仿照《周礼》，由刑部尚书掌管镬水，刑部侍郎增加掌管洎镬水的职责，这样或许符合礼经的意思。”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从“礼制局”到这里，《寔录》都依据诏旨记载；现在也采用这一说法。

译五月甲寅，礼制局编修完成《夏祭勅令式格》。详议官兵部尚书蒋猷、宣和殿学士蔡攸、显谟阁待制蔡絛、蔡翛各自升两官，其余各升一官，减免磨勘年限也各有不同。六月庚申，礼制局编修《夏祭令》完成。提举蔡京升一官，并回授给其子絛通直郎、徽献阁待制的官职。九月庚子，礼制局奏请：“请在每年十月朔日，皇帝亲临明堂，陈设仪仗，接受下一年的新历，退朝后颁发给各郡县，施行政令也依照这个办法。”诏令采纳了这一请求。十一月癸丑，礼制局奏请：“请求把士服颁发给各路的学官，每州一副，命令按照样式制作。凡是作乐、释奠时，诸生都穿这种服装。” 十二月辛未，礼制局说：“所祭享的功臣位版还使用旧有官职，这些都应当除去，只使用所赠官职以及封国、爵位和谥号。例如王安石称太傅、舒王、谥文之类。”诏令采纳了这一意见。重和元年正月辛卯，礼制局呈上《亲耕籍田仪》。四月丁丑，皇帝御笔下令：“礼制局铸造景灵玉阳神应钟已经完成，应当根据情形，分别对管勾详议官、中大夫、兵部尚书蒋猷等推恩奖赏。” 诏旨说：景灵玉阳神应钟，应当考察它与刘栋所铸造的钟究竟如何？十一月丁丑，皇帝御笔下令：“先王的服制，无论方圆俯仰、大小形制和颜色，全都有象征和法度。自从周代衰微以后，礼制文饰残缺，再也没有完整的制度。后来因时制宜，逐渐把野外的服装施用于朝廷。考察古制、验证今事，追寻先王的志意，不能不加以改革。可以命令礼制局先从冠服入手讨论后上奏，取合于今时的做法，仿照古代的意旨，应当努力实行，以革除千年以来的习惯。至于这种服装所配的靴子，先行废止，改用鞋。” 十二月庚辰，礼制局奉诏将靴改为鞋。鞋有絇、繶、纯、綦，请仿照古制，都随着服装的颜色而定。诏令采纳了这一请求。庚子，礼制局奏道：“鞋随着服装的颜色而定，但武臣的服色只有一个等级，应当讨论区别的办法。”诏令说：“文、武大夫以上，具备四种装饰；朝请郎、武功郎以下，去掉繶；从义郎、宣教郎以下，直到将校、伎术官，去掉繶和纯。” 宣和元年九月丙寅，皇帝御笔下令：“礼制局编修《亲蚕典礼》，并修订、制定仪注，重修卤簿，已经完成成书，多年未曾因此推恩。吏部尚书蒋猷、国子司业冯躬厚各升一官，保和殿直学士蔡絛、蔡翛都去掉官衔中的‘直’字。” 宣和二年六月甲午，诏令说：“礼制局、制造所等处支用的料钱物资数额浩大，可以一并限于一个月内结清。” 二月癸未，诏令礼制局、制造所等机构的官员全部罢免。校勘记。[1]蔡絛《史补·礼制篇》：按：从这句话到“如今颁行《五礼新仪》就是这件事”为止，共一百多句话，《长篇拾补》遗漏了辑录。[2]团练使：原本作“团练司”，根据文意改正。[3]明正：原本作“明□□□”，根据《长编拾补》卷三十六改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五。徽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