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九神宗皇帝

译再取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以来的太平之世，从来没有把财富不足作为天下共同的祸患，祸患只在于治理财务没有正确的方法罢了。』 又说：『在位的人才已经不足，民间乡野之间也很少有可用的人才，不只是因为实行先王的政事而不能得到人才。国家社稷的托付、边疆的守卫，陛下难道能长久把上天的幸运当作常态，而没有一天的忧患吗？臣希望陛下鉴戒汉、唐、五代乱亡的原因，惩戒晋武帝苟且因循的祸害，明令大臣思考陶冶成就天下人才的办法，用谋略思虑，用计划筹算，逐步施行，使其适合当世的变化，而不辜负先王的本意，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会多得使用不尽。』又说：『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成就天下的人才，那么臣只希望陛下勉力去做，也只希望陛下果断去做。不要因为臣所说的，是流俗所不谈、当今有见识的人认为迂阔陈腐的言论，就不加考虑。希望陛下留意审察。』 四年五月，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王安石多次被授予馆职，都推辞不接受。中书门下把这件事全部上报。诏令任命他为直集贤院，王安石仍多次推辞，最终才接受任命。五年十一月辛亥日，度支员外郎、直秘阁、判度支勾院司马光与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一同修撰起居注。司马光推辞五次后才接受，王安石始终推辞，最后皇上下旨，命閤门吏带着敕书到三司授给他。王安石不接受，随即行礼拜谢，王安石却躲进厕所，吏员把敕书放在案上离去。王安石派人追上去退还敕书。朝廷最终也不能强迫他接受。六年六月戊寅日，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任知制诰。起初，王安石推辞修起居注，获准后，朝廷又再次命令他担任，王安石再次推辞，直到七八次才接受；于是径直升任知制诰，王安石从此不再推辞官职。曾有诏令说：『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改除文字。』王安石和同列说：『臣私下认为，舍人是陛下的近臣，以掌管诰命为职责。各部门的事务，本来应当参与审查。如果词头中批示的事情不完整，却又不许申请，那么就是舍人不再履行自己的职务，事情的是非可否全听执政大臣处置。除非执政大臣想要偏私行事，否则立法不应如此。前些日子臣等已经详细论述，承蒙陛下省察，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指示。臣等不知道，是陛下认为这样做对而不改，还是认为未必对，只是因为出自执政大臣的建议而不改，还是陛下认为臣等的奏议从未有可否，而执政大臣固守自己的意见不肯改？如果认为对却不改，那么臣等查考典籍以来，从未有过想要治理天下的时代，却制定这样的法令来堵塞近臣议论的渠道。』 如果未必认为这样做对，却只是因为出自执政大臣的建议而不改，那么就是陛下不再考察追问义理的是非，只是一味苟且顺从执政大臣的作为罢了。如果陛下认为臣等的奏议从未有过明确的可否，而执政大臣固守自己的意见不肯改，那么就是政令已经不从君主出发，天下的公议也废弃了。这就是臣等反复陈说、不能自已的原因。』又说：『如今大臣中软弱的，不敢替陛下守护治理之道，害怕触犯谏官、御史，只一心谋求保住俸禄和职位；大臣中强横的，则倚仗圣旨，制造法令，任意施行自己的欲望，不顾义理的是非，而谏官、御史也没有人敢违逆他们的意思。』又说：『陛下如果认为臣等说得对，就应当以至诚恻隐、想治理国家而忧虑祸乱的心情考察大臣，改订政事，那么“舍人院不得申请改除文字”的指示就应当先改掉。如果认为臣等说得不对，

译那么臣等就是狂妄愚昧，不懂治理国家的体要，却诬蔑诽谤朝廷政事，应当明确加以贬斥，以惩罚妄言之罪，另外选取才能通达之士来充任从官。请求陛下详细斟酌，早日赐下指示。』王安石因此与执政大臣发生冲突。

译七年十月甲午日，知制诰王安石兼任同勾当三班院。此前，王安石审察在京刑狱，有个少年得到一只斗鹑，他的同伴借去观看，后来便请求把鹑给他，鹑的主人不答应，借鹑的人仗恃与主人亲近熟悉，便强行带走。鹑主追上去，踢中他的胁下，他当场死亡。开封府审定那人应判偿命，王安石驳议说：『按法律，公开夺取和暗中窃取都属于盗窃。这个人不肯给，而那个人强行带走，这是盗窃；这个人追赶并打他，这是捕盗。即使打死了，也应当不予论罪。开封府却误把平民判入死罪。』府官不服，事情交给审刑院、大理寺详定，认为开封府的判决是对的。有诏令免除王安石的罪。旧制度规定，获免罪责的人都要到殿门谢恩。王安石自己说：『我没有罪，不谢恩。』御史台和閤门多次发文催促他，王安石始终不肯谢恩，台司于是弹劾上奏。执政大臣因为他的名望很重，宽免不问，只把王安石调任其他官职。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闰三月，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服丧期满，诏令王安石赴阙。王安石多次以疾病为由请求分司。皇上对辅臣说：『王安石历仕先帝朝廷，召他都不肯来，有人认为这是不恭敬。如今再次召他又不来，究竟是真的有病，还是另有打算？』曾公亮回答说：『王安石的文学才器和事业才能，是当时品德最完备的人，应当受到重用。他多次被召而不来，一定是因为疾病，不敢欺骗蒙蔽。』吴奎说：『王安石从前任纠察刑狱，争论刑名判定不当，皇上下旨免罪，他却不肯入朝谢恩，心里认为这是韩琦压制阻挠他，所以不肯入朝。』曾公亮说：『王安石确实有辅佐宰相的才干，吴奎的话会迷惑圣听。』吴奎说：『臣曾经与王安石同掌群牧制置，完全看见他遇事迂阔，而且护短。万一任用他，必定扰乱纲纪。是曾公亮在迷惑圣听，不是臣在迷惑圣听。』皇上没有弄清楚，吴奎又重申此说。癸卯日，诏令王安石知江宁府。众人都说王安石一定会辞谢，等诏书送到，他却立即到府办公。有人说：『曾公亮竭力推荐王安石，大概是想借此倾覆韩琦。』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说：『臣今天听说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却不知道事情是否属实。如果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这并不是招致王安石的办法。为什么呢？王安石懂得道理、守持正道，不会被利益打动。关于出仕或退处的大节，他料想早已在心中确定，必定不会轻率行动。王安石长期因病不上朝，如今如果刚任命为大郡长官便起身办公，那就成了王安石傲慢地对待君命，以此求得自己方便。臣本来就知道王安石不会这样做。况且他的精神足以治理一个大郡，却反而不能奉行朝见之命，在从容侍从的地方任职，这难道符合真实的人情吗？臣早就知道王安石不会这样做。能够招致他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陛下先前所宣谕、臣先前所陈说的那件事。如果君主刚刚登上帝位，慨然希望见到贤能之士，以谋求天下的治理，谁不愿意献出忠诚、伸张自己的道术呢？假如王安石病重而且愚昧，那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一定会翻然前来。臣私下担心议论的人认为王安石可以逐渐招致，却不能突然召来。如果这样说，就是在诱骗他，也是不了解王安石的人所说的话。贤者只能用义理感动，不能用计谋取得。陛下考察古代、讲求道理，对这个道理一定会明白而不迷惑；只在于果断实行，不要因为先前的议论而疑虑，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韩维论述王安石的奏议，据韩维的奏议完整记载，足以说明王安石进退失当。九月戊戌日，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任翰林学士。王安石接受了知江宁府的任命，皇上将要再次召用他。皇上曾对吴奎说：『王安石真是翰林学士啊！』吴奎说：『王安石的文章和品行，确实远远高出众人。』皇上问：『处理政事怎么样？』吴奎说：『恐怕迂阔。』皇上不相信，于是最终召来任用王安石。熙宁元年四月乙巳日，诏令新任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朝应对。皇上对王安石说：『朕久已听说你的道术德义，必定有忠言嘉谋，应当不要吝惜地告诉朕。如今治理国家应当先做什么？』王安石回答：『应以选择正确的道术作为开始。』皇上问：『唐太宗是怎样的君主？』王安石回答：『陛下每件事都应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道的道理并不深远，所做的事情也不完全合乎法度，只是乘着隋朝极其混乱之后的局面，而他的子孙又都昏庸邪恶，所以后世唯独称道他。道术有升降，处在今天这个时代，恐怕每件事都必须以尧、舜为法。尧、舜所做的事情极其简约而不烦琐，极其重要而不迂曲，极其容易而不困难，只是后世的士大夫不能通晓圣人的道术，所以常常认为尧、舜的能力太高而无法达到，却不知道圣人治理世务、建立法度，通常是以中等人的能力为标准的。』皇上说：『你可以说是对君主提出很高的要求了。然而朕自视浅陋，恐怕无法符合你的期望。你应当尽心辅佐朕，希望能够共同成就这种道术。』皇上又问王安石：『祖宗守住天下，能够百年没有大的变故，大体达到太平，靠的是什么道理？』王安石退朝后上奏书，大意说：『臣恭敬地思考，太祖亲自具备最高的智慧和独到的明见，完全了解人物的真情和虚伪。对人的任用和托付，必定充分发挥其才能；变更设置和施行政令，必定适合事务的需要，所以能够驾驭将帅，训练整齐士卒。对外抵御寇盗，对内平定中原，于是除去苛重赋税，停止残虐刑罚，废除强横的藩镇，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亲自以简朴节俭为天下先导。他在发布政令、颁行命令之间，始终把安定和利益百姓作为要务。太宗继承太祖，以聪明勇武治理；真宗继承太宗，以谦逊仁厚守成。到了仁宗、英宗，也没有放纵失德之事，这就是享有国家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原因。仁宗在位，年数最长。臣当时确实充任从官，政令施行的始末，都是臣亲眼所见。仁宗作为君主，仰头敬畏上天，俯身敬畏百姓，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出于自然；忠诚宽恕、诚实专一，始终如一，从未妄自发动一次战争，从未无故杀死一人。审断案件以使人得生为务，尤其厌恶官吏残害扰民，宁可委屈自己、放弃财物给寇敌，也始终不忍出兵。刑罚公平公正，赏赐厚重而守信。接纳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全面观察，不被偏颇和过分的谗言蒙蔽；借助众人的耳目，提拔疏远之人，同时实行连坐之法。然而本朝历代沿袭末俗的弊病，却没有亲近友爱群臣的道义。

译君主早晚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女子；出来处理政事，又不过是各部门的琐碎事务，从来没有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和学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把它施行于天下。一切都因循任用自然的情势，精神和思虑没有充分发挥，名分和实际之间也没有加以辨察。君子不是没有受到尊重，然而小人也得以厕身其间；正当的言论不是没有被容纳，然而邪说有时也会被采用。用诗赋和记诵来求取天下士人，却没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用科举名次和资历来安排朝廷职位，却没有考核官员和私人选拔的办法。监司没有负责检察的人，守将也不是经过选择的官吏，调动迁转过于频繁，既难以考核功绩，游谈之徒又因此能够混淆真相。结交私党、培植声望的人往往得到显要官职，独立谋求职事的人有时反而被排斥压制，所以在上在下都偷安怠惰，只求取容而已；即使有才能的人任职，也没有什么不同于庸人。农民被差役拖垮，却从未特别得到救济抚恤，也没有为他们设置官员来修治水土、兴利除害。士兵混杂着疲弱老兵，却从未申明命令进行训练，也没有为他们选择将领，反而长期把疆场的权力交给他们。军营中聚集的，是卒伍中无赖之人，却没有办法改变五代以来姑息羁縻的风气。宗室没有真正实行教训和选举，也没有办法合乎先王亲疏有别、恩赏有等的适宜原则。至于理财，大体没有法度，所以虽然节俭，百姓却不富裕；虽然勤劳忧虑，国家却不强盛。幸亏不是寇敌强盛的时期，又没有尧、汤时代那样的水旱灾变，所以天下无事，超过百年。虽然说是人为，也有上天相助。大概历代圣君相继，仰头敬畏上天，俯身敬畏百姓，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忠诚宽恕、诚实专一，这就是他们得到上天帮助的原因。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亲自具备最高圣明的资质，继承无穷的基业。知道天助不能常有，知道人事不能懈怠，那么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天。臣不敢擅自废弃将要明白说明的道理，而苟且逃避忌讳获罪。希望陛下赦免臣并留意此事，这是天下的福分。』第二天，皇上对王安石说：『昨天把你的奏书读了好几遍，可以说筹划精密，治理之道没有能超出这些的。你列举的各种弊病，一定已经逐一筹划过了，试为朕详细说明施行的办法。』王安石回答：『仓促之间数说不尽，希望陛下以讲学为要务。讲学明白以后，施行的办法自然会不言自明。』皇上说：『即便如此，还是试着为朕说一说。』于是王安石为皇上大略陈述了施行的办法。皇上大为高兴，说：『这些都是朕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别人所学的东西，本来就比不上这些。你能不能把这些逐条写成奏章给朕？』王安石回答：『臣已经论奏过了，陛下以讲学为要务，那么这类事情都会不言自明。如果陛下选择的道术还不明确，臣实在不敢逐条上奏。』皇上说：『你今天说的已经很多了，朕担心有所遗忘，试着把今天应对的话记录下来进呈。』王安石唯唯应诺后退下，最终却没有再记录今天所说的话进呈。七月丁丑日，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授初等职官。此前，枢密副使韩绛、邵亢进呈王安国所著《序言》五十篇。皇上亲笔诏书说：『王安国是翰林学士王安石的弟弟，久已听说他的品行义理和学术受到士人推重。近来阅读《序言》，文辞优美丰厚，道理通达明白，可以命舍人院召来考试。』考试列入第三等下，所以作出这一任命。八月甲寅日，迩英讲读结束后，皇上独自留下王安石交谈。两府大臣不敢先出去，等待王安石，直到晡时以后才出去。癸亥日，迩英讲读结束后，皇上又独自留下王安石，赐他坐下。十月壬寅日，诏令讲筵暂时停止讲《礼记》，从今以后改讲《尚书》。此前，王安石讲解《礼记》，多次批评《礼记》作者的说法不正确。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说：『《礼记》既然不适合作为法言，就选择其中有补益的内容来讲，怎么样？』王安石回答：『陛下如果一定想听法言，应该改讲其他经书。』因此有了这道诏令。这一天，皇上又留王安石坐下，说：『只是想听听你的议论。』皇上说：『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刘备一定要得到诸葛亮，确实都是世间罕有的人才。』王安石回答：『陛下如果真能成为尧、舜，就一定会有皋陶、夔、后稷、高陶；陛下如果真能成为高宗，就一定会有傅说。魏征、诸葛亮，都足以使有道之人感到羞愧，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熙宁二年二月庚子日，王安石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此前，王安石入见皇上，议论天下政事。皇上说：『这件事除了你没有人能替朕推行。朕必须把政事托付给你，料想你的学问既然如此，也希望有所施展，必定不会坚决推辞。』王安石回答：『臣来侍奉陛下，本来就愿意帮助陛下有所作为。然而天下的风俗法度全都衰败，朝廷中善人很少；君子和庸人安于常规、习惯旧法，却什么也不知道；奸人则厌恶正直、鄙视正道，心里有所忌惮。心有忌惮的人在前面倡导，什么也不知道的人在后面附和，即使有明显而独到的见解，恐怕还没来得及取得成效，就被异议压倒了。陛下如果确实想任用臣，恐怕不宜仓促，应该先讲明学术，使陛下对臣所学的始末不再怀疑，然后再任用臣，这样或许能够大略有所成就。』皇上说：『朕了解你已经很久，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人人都不能了解你，认为你只懂经术，不能处理世务。』王安石回答：『经术正是用来处理世务的。如果经术果真不足以处理世务，那么经术还有什么用呢？』皇上说：『朕仰慕你的道德到了极点。你有什么可以帮助朕的，不要吝惜进言。不知道你所要施行的办法，首先应当做什么？』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凡是想使风俗变美，就要扶植君子、消退小人，因为礼义廉耻的风俗是由君子倡导出来的。《易经》说《泰》卦是通达而得到治理，《否》卦是闭塞而发生混乱。闭塞而混乱，是因为小人的势力增长；通达而得到治理，是因为小人的势力消退。小人的势力消退，礼义廉耻的风俗就形成，中等以下的人变成君子的就多了。礼义廉耻的风俗败坏，中等以下的人变成小人的也就多了。』皇上认为他说得对。

译四月丁未日，皇上起初想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于是推荐他。参知政事唐介说：『王安石恐怕难以担当大任。』皇上说：『你是说他的文学不能任用，还是说他的经术和吏事不能任用？』唐介回答：『臣不是说这些。王安石好学却拘泥古法，议论迂阔。如果让他处理政务，恐怕会大肆变更，必定扰乱天下。』退到中书省后，他对曾公亮等人说：『将来如果王安石的意见果然被采用，天下受到困扰，各位公卿应当自己知道后果。』当时执政大臣进呈任命名单，皇上很久没有决定，过了几天才说：『朕问过王安石，认为可以，就立即施行。』唐介说：『陛下近来选择大臣，把天下的事情交给他们。如今中书省这类小小的迁调任命，陛下尚且没有认为可以完全信任，即便广泛询问、详细访察，也应当谨慎秘密。如今却明白成了这样，使中书省的政事由翰林学士决定可否。臣近来常听陛下宣谕：某件事问王安石，认为可以，就施行；某件事认为不可以，就不施行。这样一来，执政大臣还有什么用？如果认为臣没有才能，应当先罢免臣。这种话传到天下，恐怕不合任用大臣的体制。』王安石执政后上奏说：『中书省处理事务使用札子，都说奉圣旨，其中不合道理的常常十件有八九件。不如命令中书省自己发布公文，不必称奉圣旨。』皇上惊愕。唐介说：『太宗时，寇准使用札子不当，调任冯拯等人的官职，冯拯因此申诉。太宗说：“前代中书省有堂牒指挥事务，乃是权臣借此向天下施行威福。太祖朝赵普任宰相时，堂牒的效力重于敕命，不久便命令削除。如今又设置札子，和堂牒有什么不同？”张洎于是说：“札子是中书省处理小事的公文，如果废除它，就没有别的正式文书了。”太宗说：“大事就下敕，至于应当使用札子的，也必须奏请裁决，这就是为什么要称奉圣旨。”如今王安石不愿称奉圣旨，就是政令不再从天子发出。即使执政大臣都是忠臣贤者，仍然是臣下擅自发号施令，义理上也难以安稳；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难道不会危害国政吗？』皇上说：『太宗对这件事的制度安排非常恰当。』等到王安石议论谋杀案件中伤人者允许自首时，唐介多次在皇上面前与王安石争论。唐介说：『这条法律天下人都认为不可以允许自首，只有曾公亮、王安石认为可以自首。』王安石说：『认为不可以自首的，都是朋党。』王安石强词辩说，皇上支持他的说法。唐介无法抑制愤懑，过了一段时间，背上毒疮发作而死。吕诲弹劾王安石（见本事）。王安石信任吕惠卿（见本事）。王安石诋毁苏轼（见本事）。推举陈升之为宰相（见《三司条例司》）。三年二月，韩琦说青苗法不便。皇上对这件事有所怀疑，王安石称病不出（详见《论青苗法》）。皇上想把司马光置于西府，王安石说这是为持异议的人树立标志（详见《论青苗法》）。三月己未，神宗对王安石说：“听说过‘三不足’的说法吗？”王安石说：“没有听说。”神宗说：“陈荐说外面的人议论：如今朝廷认为天变不值得害怕，人们的言论不值得忧虑，祖宗的法度不值得遵守。昨天学士院进呈试馆职的策问，专门指的就是这三件事，这是什么道理？朝廷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说法？已经另外拟定策问了。”王安石说：“陛下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没有留恋享乐的行为，也没有荒淫放纵的作为，做每件事都唯恐伤害百姓，这也就是敬畏天变。陛下询问并采纳人们的意见，无论大小，只要是合理的意见就听从，难道能说是不顾虑人们的言论吗？但是，人们的言论本来就有不值得顾虑的。如果合乎义理，那么人们的言论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所以《左传》说：‘礼义没有过失，又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郑庄公因为别人议论纷纷，也认为足以畏惧。所以因小事不能忍耐而导致大乱，正是诗人所讥刺的；把人们的言论看作不值得忧虑，并没有错。至于说祖宗的法度不值得遵守，本来就应当如此。况且仁宗在位四十年，曾多次修订法令；如果法令一经确定，子孙就应当世世代代遵守，那么祖宗为什么还要屡次亲自改动？如今议论的人认为祖宗的法度都可以遵守，可是祖宗任用人才也都不拘泥于资历次序。现在陛下如果这样做，那么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一定会更加纷纷议论。” 四月己卯，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任参知政事。

译韩绛有时与王安石一同奏议条例司的事务，曾称赞 神宗说：“我看王安石所陈述的意见不止一条，都是极为恰当的言论，可以采用，陛下应当深入省察。”因此王安石尤其感激他。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任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曾公亮最初推荐王安石，认为他可以担当大任；等到和王安石一同执掌政务，知道神宗正倾向王安石，便暗中帮助他，表面上却像是不与他同道。条例司设置后，要变革各项事务，一概听从王安石。曾公亮常常派他的儿子曾孝宽与王安石谋划商议，到了神宗面前也没有不同意见，于是神宗更加专心信任王安石。苏轼曾从容地责备曾公亮不能挽救并匡正朝廷，曾公亮说：“神宗和王安石好像是一个人，这是天意啊！”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任礼部侍郎、平章事。熙宁四年正月辛亥，著作佐郎朱明之任崇文院校书。朱明之是王安石的妹夫。四月甲戌，神宗对王安石说：“人不可能没有过失，卿看见朕有过失，只管尽力直言相救、匡正，不要顾虑外在的形式。”王安石谢恩说：“我一定竭尽死力，不敢顾虑外在形式。”神宗担心事情难以成功，王安石说：“这在于陛下，不能向别处寻求。”又说：“陛下的圣德日益提升，风俗将会大大改变，何必担心事情难以成功？” 五月庚戌，王安石回答完政事后，留下来单独请求离职，神宗坚决挽留他，说：“风俗败坏已久，不可能突然纠正。事情刚有头绪，卿为什么反而要离去？况且要体察朕的心意，不必顾虑世俗纷纷的议论。”王安石说：“我的才能浅薄，恐怕会误了陛下的托付。试问前代兴盛的君王，哪有像现在这样施政数年而风俗不改变、纲纪不建立的吗？”神宗说：“前代有时由于衰败动乱，正值人情急迫，君主为他们解除祸患、排除困难，所以容易见效；如今颓坏的风俗已经延续很久，刚开始收束它，使它归于法度，就不能不困难。议论纷纷本来也是应该的，但只要尽力施行而不改变，风俗自然会改变。像富弼的事情，过去本来就应当加以弹劾，现在才审查处理。这样的事情已经实行了很多，人情恐怕会逐渐改变。”王安石说：“依我所见，小人似乎还不肯改变态度。我认为，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洞察群臣的真伪，掌握利害来驾驭他们，那么谁还敢故意为难？只要朝廷中的人不敢作奸邪之事，风俗就会立即改变，又何必担心纲纪不能建立？” 六月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任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退休。欧阳修因为年老多病，多次上奏章请求退休。冯京坚决请求留住他，神宗没有同意。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说韩琦是社稷之臣，尤其厌恶纲纪建立、风俗改变。”神宗说：“欧阳修任言事官时，只有他能够直言政事。”王安石说：“考察他后来所做的事情来推究他以前的用心，只怕和近来的言事官用心没有什么不同。”王珪说：“欧阳修如果离开职位，众人一定会借此作为议论的依据。”神宗说：“不要违背正道去求取百姓的赞誉，众人的议论有什么值得顾虑的？欧阳修不久前知青州，做得很不好。”王安石说：“像这样的人，给他一个州，他就会败坏一个州；留在朝廷，就会迎合流俗而败坏朝廷。一定要留住他，又有什么用？”神宗认为他说得对。杨绘说：“如今旧臣中告老还乡或被排斥到外地的，有些并不老。范镇六十三岁，吕诲五十八岁，欧阳修六十五岁就退休，富弼六十八岁被弹劾后称病，司马光、王陶都五十岁便请求担任闲散职务。陛下难道不应当思考其中的原因吗？”他又说：“两制官员多有空缺，朝廷上下相承接的职位不可缺少。”众人都认为杨绘说得对。王安石说：“确实如此，但必须是根基能够承受础石，础石能够承受栋梁，栋梁能够承受屋栋，屋栋才能承受厅堂。拿粪土作根基，拿腐烂的石头作础石，用朽木作柱子和栋梁，房屋就会倒塌。”神宗笑了。八月己卯，前旌德县尉王雱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为人强悍剽疾，做事毫无顾忌。王安石与弟弟王安国白头穷究经书，早晚讲诵、琢磨，王雱从旁听到一些便能熟练掌握，落笔便能贯通成篇，还未成年，已经著书数十万字。他十三岁时，听到秦州士卒谈论洮河的事情，感叹说：“这件事可以招抚并据有它。假如让夏人得到，敌人的力量就会增强，边境遭受的祸患也会扩大！”所以王安石极力主张这项议论。治平四年，王雱考中进士，授旌德县尉。他还没有赴任，就写了三十多篇策论，极力评论天下大事，内容都是王安石辅政时所施行的事情。又写了《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也有数万字。有人把王雱的著作报告给神宗，当时王安石正在奉祠，神宗立即召见王雱，于是有了这项任命。王安石也高兴王雱能够接近神宗、帮助自己，于是没有再推辞。十月壬申，前武昌节度推官王安国任崇文院校书。王安国在西京国子监任教授期满后到京师，神宗因为王安石的缘故召见并问对，对王安国说：“卿的学问贯通古今，汉文帝是怎样的君主？”王安国回答：“三代以后，贤明的君主没有能像汉文帝的。”神宗说：“只可惜他的才智不能用来建立法度、改革制度。”王安国回答：“文帝从代地回来，连夜进入未央宫平定变乱，所以在呼吸之间、极短的时间内，诸位将领武夫都屏息听命；恐怕没有才能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但如果他能够采纳贾谊的意见，对待群臣有节制，专心致力于用德教化百姓，使天下兴起礼义，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并且使一时的风俗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那么文帝的才智就更高出一等了。”神宗说：“王猛辅佐苻坚，凭借那么小的国家却能使命令得到执行。如今朕拥有这么大的天下，却不能使人服从，这是为什么？”王安国回答：“王猛对睚眦小忿也一定报复，只教苻坚把严刑峻法、杀人为事，这一定是小臣刻薄，有人用这种办法误导陛下。希望陛下专门以尧、舜和三代为法，治理合乎事理，权势也顺利，那么臣下难道有不服从的吗？”神宗又问：“王安石执政，外间的议论是什么？”王安国回答：“只是遗憾他聚敛财利过于急迫，识人不够明察罢了。”

译神宗默然不悦。王安国最初被召见问对，人们都认为他一定会得到经筵之职，因此没有再得到其他恩命。过了很久，才得到馆职。王安国任国子监教授时，很是沉溺于声色。那时王安石在宰相职位上，写信告诫他说：“应当放弃郑声。”王安国回信说：“我也希望兄长远离佞人。”他又曾极力劝谏王安石说：“天下人喧嚣不安，不喜欢新法，都把罪过归到兄长身上，恐怕会成为家祸。”王安石不听。王安国在影堂哭着说：“我们家要灭门了！”他又曾责备曾布，说他误导迷惑丞相，使法令变更。曾布说：“你不过是别人的子弟，朝廷变法，关你什么事？”王安国勃然大怒说：“丞相是我的兄长。丞相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丞相因为你的缘故而伤身、破家，甚至牵连杀戮先人、发掘祖坟，难道能说与我无关吗？” 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监灵台郎亢瑛说：“天阴已久，星辰运行失常，应当罢免王安石，到西北召回并任命宰相。”他斥责王安石的姓名并署名，引用童谣来证明王安石将要发生变故。仍请求宣问西京、南京留台张方平、司马光，以及都知、押班、御药，对所奏进行审阅，并禀告太皇太后。神宗把亢瑛的奏状交给中书，王安石于是请假。冯京等人进呈奏状后，朝廷将亢瑛送往英州编管。神宗批示命令把他刺配英州牢城，王安石第二天才出来。壬寅，神宗批示说：“送到中书、请中书画旨施行的事情，只使用申状。即使是检正官取索来的文书，这样办理也不合体制，可以查考并遵守熙宁三年的条约。”此前，熙宁三年曾下诏：只有紧急的公务，才可以使用申状施行。王安石说：“近来因为河上的事情紧急，所以只使用申状施行；而且使用申状施行，也一定要得到诏旨才能这样做，因此在体制上并没有损害，按道理也不算专擅，只是希望事务早日办成而已，并不是过错。我私下观察陛下之所以还不能统一天下、兼制寇敌，只是因为不明白帝王的大略，并不是说陛下连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察知。” 神宗说：“天下的事情，只要做到赏罚与功过相当就行了。如果赏罚有时因为亲近的缘故，与对疏远之人的施行不同，那么人们就不会服气。”王安石说：“自从我任职以来，我常常自我反省，只有判处法官的罪与在外任职的官员失于判罪的罪不同，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这样，法官就无法任职，并不是敢于偏袒他们。其他事情我没有察觉到有这种情况。请陛下宣示告诫，使我能够思考过错。”神宗说：“对法官本来就应当这样。”王安石说：“除法官以外，不知陛下所看见、听到的是什么事情？”神宗说：“朝廷本来没有偏袒私情，但地方上似乎不免有用心不均的事情，例如审查河决的事情，竟然单单遗漏了程昉。”王安石说：“陛下已经命令他们分析说明，只恐怕其中有理由：因为程昉曾负责防止开凿漳河，后来又在京师提举淤田，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没有审查他。况且程昉想修筑第五埽堤，被外监丞拒绝，所以才导致河决。程昉恐怕不应当审查。”神宗说：“这样也应该说明情况吗？”王安石说：“如果不应当审查，又何必说明情况？即使没有说明，又有什么利害关系？还不能说是因为偏袒而损害政体。陛下修身齐家，即使尧、舜、文王、武王也没有超过您。至于精细处理簿书和文书等事务，群臣本来没有谁能够仰承陛下的光明。不过，帝王的大略，似乎应当进一步讨论。如今在位的人中，有些侍奉韩琦、富弼如同仆妾一样，但陛下却不能使他们改变态度。契丹并没有什么政事可说，但夏国侍奉它却极为恭顺，从来没有得到称为国主的待遇。如今秉常又年幼，国人饥荒，困弱到了极点，但陛下却不能使它立即接受册命、恢复名分，陛下不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这不是因为不能察知小事，而是因为不明白帝王的大略。我承蒙陛下嘉奖，提拔在群臣之上，我只敢说自己没有欺骗陛下；若说我为陛下竭尽全力，实际上还不敢，因为我每件事都要估量可行之后才进言，但有时仍未被省察。我如果竭尽全力，陛下难道能察知我的用心吗？这就是我不敢自我竭尽的原因。我尚且不敢竭尽全力，那么由此可知，其他人还没有表现出竭尽全力。忠良既然不敢竭尽全力，小人却敢于说虚妄欺骗的话，自古以来没有这样还能统一天下、兼制寇敌的。像我这样的人又有疾病，多次对冯京、王珪说：虽然承受圣恩，但因疾病衰弱疲惫，在簿书和期限事务上耗费心力，已经觉得力不能及；只是眼下不敢称病告劳，但最终恐怕不能上副陛下托付责任的心意。” 神宗默然了很久，才说：“朕希望卿所写的文章应当早些抄录进呈。”王安石说：“我所著述的多未完成，只有训诂文字，容我整理编缀后进呈御览。” 二月甲寅，神宗对王安石说：“荐举官员大多苟且从事，不用心办事，应当严格建立法制。”王安石说：“荐举官员的法制如今已经大致完备，不知陛下还想怎样？”神宗说：“比如荐举监场务官，增加了剩余财物，荐举者就应当一同受赏；出现亏欠，荐举者就应当一同受罚。”神宗又说：“三司判官应当加以督察。”王安石说：“中书并不是不考察各部门，只是必须由陛下带头。如果陛下对于忠邪、真伪、勤惰之间总是表示宽容，却只命令像我这样的人去督察，因为臣下的道理不能超过君上，超过君上就会在名分道理上造成损害。刑名法制并不是治理的根本，那是官吏所做的事务，不是君主之道。运用精神，以心术教化，使人自然改过向善、远离罪恶，这才是君主之道。如今对于群臣的邪正、真伪、勤惰，不能明确表示好恶，使他们知道应当受到鼓励还是畏惧，却每件事都专门依赖法制，本来就会有所不足。只应当进一步讲论帝王的道术罢了。如果不致力于此，只想多制定法制来驾驭群臣，恐怕不能办成事情。”

译五月辛卯，神宗谈到有才能的人不能把他们放在闲散之处，于是说到汉武帝也能够任用人才。王安石说：“汉武帝的见识很低，所以他所任用的将帅也不过是卫青、霍去病一类的人；到了天下户口减少一半，却仍然不能消灭匈奴。”神宗说：“汉武帝只是欲望太多罢了。”王安石说：“有欲望也未必会妨害政事，比如齐桓公也有很多欲望，但他筹划安排方略，没有失去在天下称霸的地位，这是因为他能够任用人才。”神宗说：“汉武帝极其不仁，因为想要一匹马，便使军队劳苦奔波万里；封侯的有七十多人，把人的生命看得像草芥，所以户口减少了一半。人的生命极为贵重，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使万物生长，怎么可以这样？”这一天，王安石留下来单独请求到东南任一个郡的长官，神宗对王安石这样做十分惊讶，说：“卿之所以为朕效力，并不是为了爵位俸禄，只是因为胸怀道术，可以使百姓受益，不应当自行埋没，使百姓不能受到你的恩泽罢了。朕任用卿，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上天赋予人聪明才智，就是为了使百姓合乎义理；君臣共同竭尽自己的道术来使百姓合乎义理罢了，并不是为了成就功名。朕愚昧鄙陋，起初什么也不懂，自从卿在翰林任职，朕才开始听到道德的道理，内心稍稍开悟。卿是朕的老师，绝不允许卿出任外官！” 陈瓘评论说：“熙宁初年，神宗认为王安石贤能。自从邓绾被贬逐以后，神宗就不再认为王安石贤能了。王安石退居后著书，喷吐郁积的怨恨和不满。在这个时候，他傲然自以为圣，于是把书中的话托称为神宗的训诫，说：‘卿是朕的老师。’又说：‘君臣之义重于朋友。朕既然和卿成为君臣，卿应当为朕稍稍屈己。’这些不逊之言托称为圣训，前后并不一致。他又说吕惠卿也是老师，又说像常秩这样的人，也应当屈己拜他为师。说吕惠卿是老师，是假托曾公亮的话；说常秩可以为师，是假托张戬的话。神宗曾经说常秩不懂得进退取舍，王安石亲耳听到这道训示，又记在《日录》中，难道有不懂得进退取舍的人可以做圣主的老师吗？况且张戬的言行和出处自有始末，难道会尊崇奖赏一个不懂进退取舍的人，并请圣主拜他为师吗？神宗以尧舜之道使天下光明广被，厚重如天地，光明如日月，王安石竟想同吕惠卿、常秩一起成为老师，轻慢君父，不也太过分了吗？这件事是虚构伪造的，所以我把它系在寓言之下。” 六月。此前，东上閤门使、枢密都承旨李评多次议论政事，往往得到施行。但他天性刻薄，朝廷内外都对他侧目而视。他又曾说助役法不可行，王安石尤其憎恶他。当初，紫宸殿上祝寿时，旧有仪制只说枢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入座，而按照旧例，亲王、皇亲都入座；只有在集英殿大宴时，才有亲王、驸马都尉不入座的仪制。当时评定《新仪》，起初并没有改动，李评却突然弹劾閤门官吏，说他们不应让亲王、皇亲、驸马在紫宸殿预先入座，认为这是不遵守新制度。贾佑、马仲良都因此被罢免官职。王安石详细奏报说，李评所制定的仪制本身就不明确，却擅自妄加罪名于他人；李评在神宗面前申诉，自称他所论列并没有不恰当之处。王安石坚持奏请，认为閤门官吏没有罪。神宗说：“如果新仪制果真不明确，也不应只是李评一人的罪过。”王安石说：“中书只是说新仪制不明确，本来没有专门治李评的罪。李评所制定的仪制既然如此不明确，却又妄自弹劾閤门官吏，这就是李评的罪过。”神宗说：“李评固然有罪，但也还不可以姑且治李评的罪。”王安石于是留下来单独请求到东南任一郡长官，神宗立即不答应。到了丁卯，王安石憎恶李评，一定要把他罢免。在辩明他的《上寿新仪》不可采用、说閤门官吏不应受到弹劾之后，閤门官吏又说：“李评所准备的《新仪》最终不能采用，遇到不合适的地方就擅自改动。”于是中书取来《新仪》审阅，其中如正旦、元会，殿前等三帅的起居礼仪都不正确。等到三帅说明其不可行，李评又擅自命令使用旧仪而不上奏；中书责问他时，他还逼迫吏人取来供状，说：“使、副已经命令申报。”但直到现在并没有申报。吏人又说：实际上从未受到使、副的指挥。又有沈衡任刑部判官时，李评已经命令他告谢；等到杜统任刑部判官，李评却制止了这件事。中书追问原因，他竟诋毁说：“仪制在中书，中书没有检查采用，正想申报禀告；可是中书先前取来的仪制只是副本。”王安石把这些全部报告给神宗说：“李评的虚妄欺骗，大多就像这样。”神宗说：“我只是担心李评或许有他的说法。”王安石说：“陛下如果偏听一面，李评当然会有说法；如果推究审讯，就能清楚看见他欺骗蒙蔽的情状。”神宗命令送到宣徽院审查，不久神宗批示说：“閤门有两件事没有检查，随即召来李评等人询问，再没有别的辩辞，都各自承认罪过。即使加以推鞫，也不过如此。狄谘、张诚一只是偶然失于检查，罪行可以怜恕，都是由于李评的缘故，事情才蔓延到这个地步。如果不罢免李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多，烦劳耗费地追查，什么时候才能穷尽？可以命令李评不再管理閤门事务，其余的人全部释放。”己巳，王安石请假。神宗命冯宗道慰问王安石，王安石趁机附上表札请求解除机务。神宗奇怪王安石请求离去，王安石说：“我疲惫多病，不能承担繁重劳苦的事务；而且任职很久，积累了朝廷内外许多怨恨，人情中也可能有尘垢壅塞。”神宗说：“卿从来难道是害怕别人怨恨的人吗？人情有什么壅塞？莫非是因为李评的事情？”王安石说：“臣心中所想都如奏状所说，所陈述的并没有别的意思。”神宗说：“卿莫不是认为朕心存疑虑？朕从卿任知制诰时就了解卿，把天下的事情托付给卿。像吕诲把卿比作少正卯、卢杞，朕本来就了解卿，不会受吕诲迷惑。”王安石说：“臣一生的操行本来不曾被人怀疑，在仁宗朝任知制诰时，只上殿一次，和大臣又没有党羽关系。等蒙陛下提拔，还不到一两个月，根本没有来得及施行什么，吕诲就把臣比作卢杞；这件事不必等陛下聪明，也可以知道他的妄言。如果任职时间久了，可疑相似的痕迹增多，而进谗诬陷的人又可能超过吕诲，那么臣就不敢保证陛下不会产生疑心。”

译神宗说：“吕公著与你交游深厚、关系很好，但他谈到韩琦时，必定说应当发兵讨伐君主身边的恶人，朕也没有被吕公著迷惑。”王安石说：“吕公著这句话，也不是只有陛下聪明才能辨明。明明在君上面前，哪里有这样的礼法？”神宗说：“卿的内心，即使朋友也未必知道；至于众人，看见朕和卿相互了解到了这样的程度，也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朕和卿相互了解，是近世以来没有过的，所以君臣关系只是表现在外在形式上。外在形式本来不足以牵累卿，但君臣之义本来就重于朋友之义。如果朋友像这样殷切地和卿相约，卿也应当为此稍稍屈己。朕既然和卿成为君臣，怎么能不为朕稍稍屈己呢？”王安石说：“大臣长期专擅事务，没有不留下可乘之隙的。等到有了可乘之隙才请求离去，就会损害陛下知人的明察，也会伤害臣的私人情义。”神宗坚决挽留他。过了三四天，神宗又坚决挽留，约定让他入中书任职。王安石再次具奏，但閤门等处都奉有诏旨，不许收接王安石的文书。甲戌，王安石进见神宗，说：“陛下不许臣离去，臣不敢坚决违背圣旨。但臣确实有病，如果再勉强支撑半年而不能坚持，就必须再次烦劳圣听。” 神宗说：“卿答应朕任职，这是很好的，为什么却又说半年以后要请求出外任职？暂且不要这样。” 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司敕令及各司库务岁计、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书说：“臣私下观察，自周文王、周武王以来，具有盛德而有所作为的君主，本来没有能比得上陛下的；而胸怀道术的人，自孔子、孟子以后，也没有像王安石这样的。然而臣还有疑惑，恐怕陛下以师臣之礼礼遇他，还不够隆重。古代天子尊敬老师的礼仪，有隆重而没有衰减的时候；君臣的名分，有时甚至可以不施行。陛下固然把王安石当作老师对待，却让他五更赶来上朝，疲惫地面向北方行礼，急忙拜见，奔走于庭阶之间，侍立在左右，亲自进呈奏章文书，这一切都和百官、胥吏没有区别。对待师臣的礼仪没有达到极优厚特殊的程度，仍然遵守君臣的通常名分，这是臣不能理解的。”他又上疏说：“臣听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君主就能称王。古代圣人从来没有没有老师的。孟子称说尧用来对待舜的礼，可以说达到极致了。按年龄，尧年长；按爵位，舜卑下；按德行，舜本来也没有超过尧，但尧尚且如此尊敬礼待他。如今这样区区的末节礼仪，对王安石却好像还有所吝惜，不向天下明确显示，这是臣不能理解的。宰相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没有什么不统辖的，我从未听说专门设置事务机构、补授官吏，而宰相却不参与。如今的枢密府就是这样。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废除枢密府，把它并入中书；武臣的除授补任，全部由宰相决定；军旅之事，各自责成统兵将领。把文武合为一道，把将帅和宰相归于一个职位，使兵农重新合为一民，这是尧舜的举措。如今王安石居宰辅之任，朝廷在天下有所建置，却受到枢密府牵制而不能参与，那么臣恐怕陛下任用王安石，实际上并不专一。”奏疏上呈后，神宗非常不高兴。另一天，神宗对王安石说：“郭逢原一定轻浮放纵。”王安石说：“陛下凭什么知道？”神宗说：“看了他所上之书，他想合并枢密院，废除募兵。”王安石说：“人才难得，像郭逢原这样的人也还算明白事理，可以试着任用。” 闰七月，御史张商英说：“判刑部王庭筠制定法令：凡蝗虫、蝗蝻造成灾害，必须捕捉干净后才能上奏。如今大名府、祁州、保州、邢州、莫州、顺安、保定军所上奏的共有四十九件，其中三十九件已经除去捕捉完毕的部分。进奏院因为不合乎法令，不敢把奏状通报上去。而且蝗虫、蝗蝻几乎遍及河朔，邸吏拘泥于条文，把奏牍封还，想等到蝗虫全部扑灭、灾情平静后才允许上报，那么陛下想在这个时候因恐惧而修身反省，用来上答天戒、下恤民隐，也已经晚了。只希望陛下裁断省察御批。近来又据瀛州安抚司奏报：本司近来接到所属各州县申报的飞蝗、蝗蝻，于是备具奏状，却被进奏院退回，说按照近来的制度，安抚司不得奏报灾伤。这一定是因为这条约束的缘故。可以迅速废除它，并命令进奏院遍行指挥各路安抚司、转运司以及所属州、府、军、监、县令，以后凡有灾伤，都要命令当地立即上奏，以符合朝廷敬畏天戒、遇到灾害便恐惧警戒的心意。”王安石说：“条贯已经命令本州、提点刑狱司、转运司申报，安抚司本来就不必再奏报。”神宗说：“安抚司奏报有什么妨害？”王安石说：“朝廷命令本州和转运司奏报，已经有两个地方奏报，也足够了。再命令提点刑狱司奏报，确实太多了。一处有蝗虫，陛下就要阅看六七纸奏状，这样劳累耗损精神，翻阅旧纸，哪里比得上爱惜时间和精力，深入思考、反复讲论治理天下的大略？就如经略安抚司，有什么合乎经制的事情，却一定要让它办理并奏报灾伤状，究竟有什么必要？”神宗笑了。陈瓘评论说：“神宗遇到旱灾的时候，遇到灾害便心怀恐惧，天下奏报蝗虫的文书，都想亲自阅看。四方的奏状已经送到京师，进奏邸却把它退回，不让通报，正是因为新近制定了不得奏报蝗灾的法令。创立新法，误导了进奏邸，堵塞天下的实情，开启了蒙蔽闭塞的祸患，这是宰相错误的举措，是台谏官应当进言的事情。神宗采纳台谏官的意见，改掉不得奏报蝗灾的法令，是为了体恤民间疾苦、打开闭塞的通道。王安石却奏称：‘不知道有什么用，只是让安抚司的吏人白白耗费纸笔，让近处的驿铺白白耗费脚力吗？’又说：‘一处有蝗虫，陛下就阅看六七纸奏状，这样劳累耗损精神，翻阅旧纸，有什么益处？哪里比得上爱惜时间和精力，深入思考、反复讲论治理天下的大略？’唉，这是说的什么话？这是说的什么话！汉宣帝时，郡国不上报灾变，丞相魏相就总是奏明，因此天下没有蒙蔽闭塞的祸患。神宗说：‘汉代的文帝、宣帝，是孔子所说的“我对他们无可非议”的君主。’王安石的回答，怎么和魏相所奏说的不同呢？听取考核、改变法令，用来端正纲纪、谋划治理天下的方略，正在于此。王安石却认为这是劳累耗损精神、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说得实在悖谬极了！”旧纪记载：各路遭受灾害或有蝗虫的，应当立即上报；新纪沿用了这一记载。

译乙丑，王安石说：“陛下天资聪明，群臣上殿，陛下都能察看他们的才干，十个人中能看准八九个；这不只是群臣所不能比，载籍以来也很少有人能比得上陛下。然而陛下了解人情真伪，有时反而不如普通人，常常被人蒙蔽。所以陛下昨天对臣说：林广接受官职时，追念先帝，对使者流泪，陛下就称赞他忠诚。他并不是亲自见到林广，只是听使者议论奏报而已，事情的虚实本来还不能确定。如果林广谄媚依附使者，从容游说，就一定能被陛下记在心中。”神宗说：“这只在于使者是什么样的人罢了。”王安石说：“宋太祖敢于诛杀人，尚且被史珪、丁承裕之流欺骗，导致无辜者也受到牵连。我不知道陛下对于欺骗蒙蔽之事尚且不忍心，遇到事情还要加以诘问，却希望使者不敢这样做，臣私下认为很难。” 校勘记 [1]“为疑”：原本“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补正。○九补。[2]“唯唯”：原本缺少一个“唯”字，据文意补入。[3]“少善人”：原本作“少善□人”，据《续长编拾补》卷四删去缺字。[4]“君子”：原本作“□下”，据《续长编拾补》卷四改补。[5]“评等”：原本“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四补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下 熙宁五年八月辛丑，贬太子中允、同知谏院、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唐埛为潮州别驾。唐埛起初因为王安石推荐而得到召见，很快被任用为谏官。他多次论说政事而不被采纳，于是借百官起居之机，越过班次叩击殿阶请求对答。神宗命令制止他，唐埛坚持请求上殿读奏疏，批评王安石任用人才、变法不正确。神宗恼怒他的诡诈激切，所以将他贬官。唐埛的奏疏留在宫中，大略说：“王安石把曾布作为心腹，把张琥、李定作为爪牙，把刘孝孙、张商英作为鹰犬，把元绛、陈绎作为奴役。违逆他意愿的人长期不召回，依附赞同的人即使不肖也被视为贤能。又制造奸诈的法令，让章惇改变李定案件的事实；又擅自议论宗庙事务，有轻视神祖的心思。保甲法把农民当作士兵，遇到荒年一定会导致怨恨反叛。免役法损害下民来补益上层，人人怨恨叹息，却命令监司压制堵塞州县，使事情不能上报。又在保甲事务上，曾布堵塞民情，欺骗诬罔君主，说百姓都是心甘情愿。又设置市易司，城中百姓有人因此饿死。把王安石比作李林甫、卢杞。自文彦博以下，人人都畏惧王安石。”又说：“王珪像奴仆一样侍奉王安石，尚且担心不能得到他的信任。”第二天，执政进呈此事，王安石说：“唐埛一向狂妄，不值得深责。” 于是改授大理评事，监广州军资库。十月癸未，王安石对神宗说：“姚原古审查李定等人，故意改变事实情状，是想有所附会才这样做。”神宗说：“审查时发现有弊端吗？”王安石说：“弊端怎么能通过审查发现？只是事情和道理都很清楚。”神宗说：“应当判什么罪？”王安石说：“众人都说应杖打一百，按规定应当罢官。”神宗说：“给他冲替，按情理说太轻了。”王安石说：“这样欺诈，似乎不应当从轻处理。陛下对君子和小人区别不明。治理天下必须任用君子，如果任用小人，必然混乱。陛下对小人每件事都宽容，对君子却不能没有疑心。君子、小人确实难以辨明，但忠诚信实就是君子，虚妄欺骗就是小人。明明看见虚妄欺骗，却反而更加宽容，不肯依法处理；没有看见他的虚妄欺骗，却反而心存疑虑，所以小人不肯改变态度，君子难以竭尽全力。陛下只要有所怀疑，就应当仔细追究；如果看见他的虚妄欺骗，便必须依法处理。如果没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