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四哲宗皇帝

译变更新法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日，诏令户部侍郎李定把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掌管的事务，以及提举京城所的课利条目，分别列析上报。五月乙末日，一并撤销提举汴河堤岸司。这个机构在元丰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开始设置，元丰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为现在的名称。诏令尚书省左、右司，把在京免行纳支钱的项目报请旨意。旧录说：先帝因为浊流流入汴河，淤积使水流湍急，京城人有水患之忧，于是疏导洛水使之通入汴河，设置机构提举此事；又有官司强迫商人购买物品来供应官府。吏人借机作奸，甚至使人逃亡、家产破败，百姓以此为患，于是按等级缴纳钱，免除充任行役，再用这些钱招募人来供应市场；但官司又禁止这样做，不得向百姓购买，百姓因此得以不受扰害。到这时，奸臣欺骗帘帷之内，以为这种办法不对。当时先帝去世才过一个月，变乱法度就由此开始。此后事情无论大小，全都更改。皇帝尚未亲自处理政务。新录辨正说：神宗皇帝曾经责问兴利之弊，说：“事情做得太过分而且鄙陋，有害于国家体面。”这是深切责备有关官司的过错。凡是奉行时失去原本宗旨的，都有意加以更除。诏书墨迹还在，可以考察而知。通汴司原本是为了救济水患，免行钱原本是为了便利百姓；但到了后来在有关官司手中，都接近于以谋利为目的的举措。到这时下诏索取、审查事务条目，以决定可否，也只是按照神宗的本意办理。自“浊流流入汴河”至“尚未亲政”一百一十六字全部删去。又下诏说：“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的户马，近来已经发给价钱拨买，配补河东、鄜延、环庆各处缺额的马军。今后府界以及京东等路养马的指挥一律停止。”（其余见《保马》）又下诏说：“在京、京西以及泗州设置的物货等场一律停止。在京城，委派监察御史黄降、驾部员外郎贾种民办理；京西，命本路转运副使沈希颜[2]办理；泗州，命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路昌衡查点核对物资数量，交接核算有关官员和夫役所掌管的物资，逐条分析处置办法及应定罪的事项上报。”诏书说：“恭敬地想，先皇帝统治天下十九年，日夜勤勉振作，建立各项政事，目的在于恩惠天下，流传后世。近来听说有关部门奉行法令，往往不得当：有的过分繁扰，违背原先下达的诏旨；有的苟且敷衍，只具空文，不能施行富民惠民的政策；有的妄加揣测，怠于履行职务。这样恐怕朝廷已经形成的法制会因此松弛废坏。应当再次告谕内外，从今以后同心协力，遵循事理，奉行诏令，以符合先帝变更法度、惠安百姓的心意。敢有不敬奉的，一定追究他的罪责。” 仍命御史台察访并弹劾，上报朝廷。” 旧录说：当时蔡确等人担心法令逐渐被改废，所以降下这道诏书，但最终还是不能禁止。新录辨析说：蔡确知道有关部门奉行新法，往往不得当，过分扰民，实际的恩惠不能取信于民，因此不能不加以变更。法令稍有变更，他自身必然不能安居其位。这番话确实是蔡确等人有意启发的。史官不追究神祖爱民的根本原因，反而粉饰蔡确的谋划，以欺骗后世，现在应当删去。吕大防《政目》记载：诏令有关部门把奉行先帝诏旨不当的事情上报，在八日。丁丑日，御史中丞黄履说：“福建盐法中，只有邵武军、汀州征收数额最重。邵武县近来因为盐多而百姓贫困，难以卖出，于是按照人户的资产钱数折算确定卖盐额，不遵循朝廷关于乡铺的诏旨。至于建宁、光泽等县，弊端也一样。汀州、剑州、建州三州，也有强行摊派的情况。请派官员核实调查。”监察御史安惇说：“福建转运副使王子京筹划官卖腊茶，每年三百万斤，听说有强行摊派认购的情况。请委派官员调查。”于是下诏说：“先帝认为各路监司责任重大，朝廷应当加以考核；对那些烦急苛取和旷废职守、不尽职的人，应当有所惩罚。去年已经下诏制定分派郎官、御史察访举劾的办法，可以依照先帝诏旨施行。江南西路派监察御史陈次升，福建路派监察御史黄降。”乙酉日，枢密院上言保甲之事（详见《保甲》）。己丑日，司马光上疏说：“我奔赴丧事到京城后，才承蒙太皇太后陛下特意派遣中使，询问政事的得失。这是我多年以来的心愿，一旦得以伸张，感激悲痛，眼泪不知不觉流下。只是天下事务太多，我的思考还不成熟，不敢轻率地逐条回答。” “只是请求下诏，使官吏和百姓都可以秘密封章上言，希望民间的疾苦没有不能上达的。不久听说已有旨意停止修城役夫，撤除侦察巡逻的禁令，停止御前营造，京城百姓已经自行欢跃。等我回到西京以后，接着听说斥退了那些行为无状的近习，告诫奉行法令不得当、过分扰民的有关部门，停止物货专场和百姓所养的户马，又放宽保马年限。四方的人无不欢欣鼓舞，圣德传播，一天胜过一天，赞颂感叹的声音像出自同一张口，遍及四方。由此才知道，太皇太后陛下深居宫禁之中，皇帝陛下虽然年纪尚轻，但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民间的各种情绪，早已放在圣明的考虑之中。四海百姓，可以说幸运极了！凡是我想要进言的事情，陛下大略已经施行了。我拖延怠慢的罪过，实在应当承受万死。治理政事在于顺应民心，如果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厌恶的就除去它，就像在高原上决开水流，使它注入河谷，没有不能流行的。如果不是这样，就像逆着木板滚动弹丸，即使竭力推它向上，也一定会重新滚下来。如今新法的弊端，天下人无论贵贱、愚智都知道。因此陛下稍微有所更改，远近的人便都互相庆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译“然而还有损害百姓、伤害国家、有害而无益的事情，例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都是当前的急务，也是应当首先改革的。臣现在另行具状奏报，希望陛下从圣心决断，早日下令施行。”又说：“从前汉文帝废除肉刑，被斩去右脚的人改为弃市笞五百，大多因此死亡。景帝元年立即改定刑法，受笞刑的人才得以保全。汉武帝制定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苦，盗贼纷纷兴起。汉昭帝采纳贤良文学的意见而废止这些法令，后世都称赞他。唐代宗放纵宦官公开索取贿赂，设置客省拘留阻滞四方来人。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就全部禁止并遣散这些做法，当时人都希望因此达到太平。德宗晚年设置宫市，五坊小儿横暴，成为百姓的祸患，盐铁使每月进献羡余。顺宗即位后全部停止，朝廷内外大为喜悦。这些都是改变父亲的政令，当时还有谁再非难他们呢？何况先帝的本意是想求得治理，而群臣中求进取的人竞相凭个人私意，纷纷改动祖宗旧法，以致天下像这样纷乱不安，这都是群臣的罪过，并不是先帝的过错。如今的办法，不如选择新法中便利百姓、有益国家的保留下来，把损害百姓、伤害国家的全部去掉，使天下明白知道朝廷爱护百姓的心意。” “苛刻的官吏，必然会转变为忠厚；离心怨恨的百姓，必然会转变为亲近赞誉。这样德行功业光荣，福禄无穷，难道不是盛大的局面吗？” 五月丙申日，户部侍郎李定奏说：“先前奉旨，命臣索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掌管的事项上奏；又奉圣旨，专门提举京城所掌管的课利事项，命臣一并索取。现在把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专门提举京城所掌管的课利事项具报上来。”诏令说：“汴河堤岸以及房廊、水磨、茶场，京东西沿汴河的船渡，京岸朝陵船、广济河船渡，京城各处房廊、四壁花果、水池、冰雪、菜园，都依旧保留。方木场、天汉桥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全部废止，命贾种民等依照停止物货专场的指挥，堆积并搬运物资。东南和西河客人的物货也废止，现已派出的官吏、人员以及京东西收取的力胜钱，都命贾种民等一并酌量处置，奏报朝廷。洛口两岸的滩地，命提举京西北路常平张绶酌量处置后上奏。凡依旧保留的地方，以前、今后以及废止的名目所收的课利，都送入内藏库，另立账簿登记保管，以备朝廷支用。”张绶说：“洛口两岸滩地，除属于官有的酌量减收二分租钱外，其余仍照旧缴纳税赋。” 同意他的意见。庚子日，下诏将提举汴河堤岸司隶属于都水监，将专一制造军器所隶属于军器监。旧录说：先帝把洛水引入汴河，修治军器，在无事的时候都专门设置机构，因此事情能够办成。到这时把它们归入有关部门。新录辨析说：“疏导洛水、制造军器，并不是君主必须亲自办理的事情；先帝设置的机构，难道不应归入有关部门吗？开始时专门设置一个机构来核实办理，事情完成后就应当有所统属，所以各自归入所属部门，这也是先帝的本意。”从“先帝导洛”到“归之有司”二十九字一并删去。戊午日，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任门下侍郎。司马光用札子请求辞免，要求觐见完毕后赴陈州，并请求更改新法，说：“臣曾经上言：教阅保甲，耗费公私财力而没有实际用途。征收免役钱，使富户稍宽而贫户困苦，用来养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去职业。将官专门控制军政，州县没有权力，无法应付突然发生的事；万一发生饥荒，盗贼纷纷而起，国家就可忧虑。这些事情造成的危害大，波及的人多，应当先行改变。即使皇帝陛下独自掌握权纲，也应当早日发布号令，解除百姓的急难，挽救国家的危机，收取万国的欢心，恢复祖宗的法典。何况太皇太后和陛下共同裁决国事，舍弃错误而采取正确，除去祸害而趋向利益，在体制上是非常盛大的事情，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太皇太后派中使梁惟简赐下亲笔诏书，晓谕他供职，说：“嗣君年纪和德望都还不高，我应当同他共同处理各种政务。所依靠的是正直之士辅佐国家，我正想同卿商量政事，卿又何必推辞？”又下诏说：“要开通言路，必须等卿供职后施行。”司马光于是接受任命。六月丙子日，资政殿学士韩维任陈州知州。韩维起初进赴宫阙朝见，太皇太后派中使赐下亲笔诏书慰劳询问。韩维奏说：“臣近来离开京城那天，曾经具奏陈述，希望陛下深入察究盗贼产生的根源，停止不合时宜的政令，放宽训练的期限，我说的就是保甲、保马之事。为什么呢？农民以耕种为生，让他们出钱买马，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愿望；又要他们守护、喂养马匹，他们向来不懂得方法，万一马死了或受损，还要重新赔偿购买。从前一匹马价值三二十千钱的，现在贵到一百千钱，农民这样下去，没有停止的时候，愁苦叹息的声音，路上都能听到。近年保甲以筑土为训练场，号称团教。一个成年男子被官府抽去训练，还要另一个成年男子供应饮食。家中缺少耕作劳力，本人又承受劳苦，不能没有怨恨。让失业而有怨恨的人拿着武器，学习击刺之术，难道不是值得忧虑吗？近来又听说京西的保马多被群盗掠取，换成他们乘骑的马，就像外厩中的马一样；河北保甲也渐渐发生过错，欺凌残暴地对待良民，州县几乎不能禁止。这些祸患已经迫在眼前，臣担心必须改变处置办法，不可拖延。况且臣并不是说国家的马就不能养，只是由官府设置监牧机构饲养就可以了；

译臣并不是说民兵就可以完全不训练，只是在农闲时集中训练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以胜过天时地利，难道可以不努力追求吗？臣恭敬地希望太皇太后、陛下更加深思，详细斟酌后施行。”癸未日，下诏户部：“提辖拘催市易钱物，除按照惯例在年终免除息钱外，应当缴纳的本钱，特许延长期限三年。”戊子日，吕公著已经上奏十件事（见《复用旧臣》），太皇太后派中使梁维简晓谕吕公著说：“阅览卿所奏，深受启发和裨益，完全看出卿的忠诚正直，实在值得称赞。现在正要拯救百姓疾苦、变更各项政事，什么事情应当优先？不要再草率处置，把详细意见全部上报。”庚寅日，吕公著又上奏说：“臣恭敬地思考，先帝刚即位时，召臣充任翰林学士。当时亲眼见到先帝至诚求治，曾命臣起草诏书，把宽减民力作为宗旨。自从王安石执政，改变旧法，群臣中有人议论其不便，就被指责为阻挠败坏法度，必定遭到罢免排斥。从此青苗、免役之法施行，百姓的财物被取尽；保甲、保马之法施行，百姓的劳力被耗尽；市易、茶盐之法施行，百姓的利益被夺尽。”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如今陛下既然已经深知它们的弊端，完全出于公心独断，不被众议迷惑，那么在变更的时候应当有办法，不能仓促行事。比如青苗法，只要停止逐年比较考核，那么官府既不会借此邀功，百姓自然可以免除被强迫摊派的祸患。免役法，应当少收一些宽剩钱，衡量差役和雇役的适宜程度，不要让下户徒然缴纳钱款，也不要让上户承担本来应由官府承担的劳力，那么公私自然能够均衡。保甲法，只命令在冬月农闲时教习，仍只委托本路监司提举按察；既然不至于妨碍农业、伤害百姓，民众就能逐渐安居从业，不会转而成为盗贼。像这三件事，都必须另外制定良法，作为长久的利益。至于保马法，先朝已经知道有关部门奉行不当。市易法，先帝尤其察觉它有害而无利。等到福建、江南等路茶盐过多，当地百姓几乎无法生存，而且这也不是朝廷的本意，恐怕应当全部停止。南方盐法和两路保甲，也应当首先改革。以上几件事，只是略述大概，其他详细内容不是书面所能说尽的。然而臣深深忧虑的是，陛下如果一定要变更修治各项政事，使之不惊扰舆论，又应当使利益惠及百姓，那么没有比任用人才更急迫的了。” “所以臣前些日子冒昧献上愚见，请陛下广开言路，选用两制、台谏官，确实得到忠正之士，把他们布置在重要职位上，使他们寻求天下的利害，讨论改革修治的办法。朝廷上下同心协力，斟酌裁定，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不难办成了。” 八月己巳日，下诏青苗钱不许强行摊派（详见《青苗法》）；差役之法（详见《差役》）。十月己巳日，太皇太后告谕辅臣说：“民间的保马应当早日停止，现行法令中有不便于百姓的，就加以改正。”丁丑日，下诏停止义仓；已经缴纳的数额，遇到歉收之年用来充作赈济。乙酉日，下诏停止方田法（见本事）。十二月辛未日，停止后苑西作院。丙子日，停止增设的十四所铸钱监。己丑日，司马光说：“臣观察今日公私财力耗尽，远近疲敝，大概根源在于用兵。神宗继承帝位，才质雄伟、器识英明，因为幽、蓟、云、朔沦陷于契丹，灵、夏、河西被拓跋占据，交趾、日南受李氏控制，不能全部设置官吏治理；收取户籍、赋税、徭役，与汉、唐的疆域相比还有不完整之处，深以为耻，于是慨然产生征伐开拓的志向。于是边疆武夫窥伺小利，敢于放肆说大话，只知道邀功，不顾国家祸患，争相夸耀剩余勇力，自称卫青、霍去病还活着。白面书生，披阅文章、按图索骥，玩弄熟习旧日事迹，不知道随机应变，竟把它们说成奇策，自称张良、陈平再生。聚敛之臣搜刮财利，细微地剖析计算，以供军费。他们专门务求博取恩宠，不顾残害百姓，各自陈述所谓遗利，自称孔仅、桑弘羊重新出现，互相误导迷惑先帝，以求取得显贵职位。于是设置提举官，强行摊派青苗钱，多收免役钱，以聚集财货。又驱使田间百姓充作保甲，使他们放下农具，学习弓箭刀械。又设置都作院，征调筋、皮、角、木材，大量制造器械铠甲。” “又设置保马法，使百姓卖掉耕牛、购买良马，农民从此开始愁苦了！把各军分别设置将官统领，不论边州还是内地，都设置将官；从知州、知军、总管、钤辖、都监到监押，全部不得干预。舍弃祖宗教阅的旧制度，诵习射法，仿效胡服，钻研机械和阵图，竞相追求新奇；早晚都要到场操练，很少得到休息，士卒从此开始怨恨叹息！设置市易司，强行收购、专卖，坐在市上列行贩卖，增加商税名目，甚至涉及蔬菜瓜果，商人从此开始贫困！又设立赊贷之法，诱使不肖子孙败坏家产；又命百姓封章申报，抬高价钱购买坊场，导致这些人的子孙、邻保被登记没收财产，不能偿还。又增加茶盐数额，低价收买、高价卖出，强行摊派给百姓；百姓食用不完，就用威刑逼迫他们，破产交钱。又设置河北籴便司，在临近水道的州县广泛积储粮谷，以备运输供应。训练士兵已经很久，积聚财货已经很多，然后使用它们。太平日子长久，人们已经忘记战争，将帅愚昧怯懦，军队骄纵懒惰；加上筹划作战、决定胜负的竟是浮躁奸巧虚伪的人，不知道敌我，妄自轻率行动，于是军队困顿于灵武，力量疲惫、粮食耗尽，自己溃败逃回。持兵器的士卒、肩负粮食的民夫，尸骨暴露在塞外，将近数十万人。修筑永乐城时懈怠疏忽、没有防备，放纵敌寇、招致敌军，全城的人都被杀戮，如同被割取的鱼肉；还没有足以威服四方各族，中原自己却先困顿了！先帝深深后悔这种情况，厌恶那些喋喋不休的谗佞之言，思念忠良之士，于是下达哀痛的诏书，停止用兵、使百姓富足，却突然抛下天下而去。这是臣痛心疾首、泣血追悔哀伤的事情。”}],

译“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刚刚继承帝业，太皇太后共同听理各项政务，首先告诫边境官吏不得妄自出兵侵掠，使朝廷内外都得安宁。如今契丹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秉常进贡，乾德奉表，征伐开拓的议论都已经停止，那么设置提举官、发放青苗钱、征收免役钱、点阅训练保甲、设置都作院、养马设置将官、市易司封存状、购买坊场和茶盐额，以及设置河北籴便司，全都成了虚设。陛下幸好下诏让臣民各自陈述疾苦，已经送到的有一千多章，没有不谈到这几件事的，可见这是天下共同的祸患，是众人都知道的，并不是臣一个人的私言。利害显明，像日月一样清楚；既然人人都在陈述疾苦，而群臣又习惯安于旧状，害怕变更，虽然大多有所裁减，但监司仍然安然存在，将官仍然全部保留，保甲仍然教阅，保马仍然饲养，边州屯戍没有减少，军器制造没有停止，茶盐新额仍在，差役旧法也没有恢复。这样一来，虽然用兵停止了，但公私的劳费仍没有停止。如此因循下去，不知道改弦更张，几年以后，万一遇到大水大旱和严重饥荒，盗贼纷纷而起，共同成为国家的忧患，那时哪里还敢把一切都说尽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从圣心决断，凡是王安石等人所制定的新法，如果确实胜过旧法，就保留下来；其余臣民认为不如旧法的事情，希望陛下晓谕执政，命他们根据臣民上呈的封事，详细讨论利害后进呈，由陛下审察裁决施行。”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日，侍御史刘挚说：“神宗皇帝凭仁厚圣明的思虑，通晓变革的规律，凡是政令制度，该急的调缓，该缓的调急，大幅度地解除旧弊而加以变更，所以天下蒙受了它的利益。然而到了现在将近二十年，所谓偏颇而不能振起、昏暗而不能施行的事情，大概又出现了。事情不止一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役法。与役法弊端相互首尾牵连、应当一并更改的，是坊场吏禄。”（详见《役法》）市易务之事（详见《市易》）。甲辰日，监察御史王岩叟奏说：“如今天下最大的祸害，没有比青苗、免役之法更严重的；暗中困扰百姓的，没有比茶盐之法更严重的，它的流弊波及数路；朝廷中最大的奸邪，没有比蔡确的阴险奸刻、章惇的谗害狠戾更严重的。”丙辰日，户部说：“根据河北盐法所奏进行考察，恳请废除现行新法，恢复旧法，允许商人自由贸易。”同意。二月丁卯日，承议郎章元方说：“两浙每年旧例购买盐的本钱，曾以三千万贯为定额，近来又增加到四十万贯。虽然本金数额增加，但计算所得利益却很少。刑罚严酷、奖赏优厚，私盐盗卖，州县积压的案件多达数万。希望废除各处买盐场，把现有的亭户召集起来，按照他们的意愿分等，命他们每月缴纳净利钱，允许依照旧例停止池盐煎制，出盐售卖。其余愿意缴钱煎盐的人听任其便，仍允许通商，在经过的州县缴纳税赋。”诏令本路转运司酌量后上报。恢复州县（见《神宗朝度复郡县》），讨论诗赋、经义、贤良方正、明法等科（见《贡举》）。闰二月甲午日。此前，门下侍郎司马光说：“自从改革官制以来，完备设置尚书，有六曹、二十四司以及七侍、三监，各自都让它们掌管事务，把过去三司掌管的事务分散到六曹和各监，户部不能总管天下财赋。既然彼此没有统属关系，账籍又不能全部申报户部，户部不能完全知道天下钱粮的数目，五曹各自可以支用钱物，有关部门得到符牒，不敢不供应，户部也无法控制。户部既然不能知道天下钱粮收支和现存的数目，就无法量入为出；五曹以及内廷百司又各自提出理财办法，申奏施行。希望暂且命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别掌职治理。右曹所掌管的钱粮，除非尚书奏请并得到指挥，不得擅自支用。各州钱粮、金帛中隶属于提举常平仓司的，每月也必须具文造账，申报户部。六曹以及寺、监支用钱物，都必须先关报户部，由符牒下达后才能拨给，不得一面奏请一面直接支用。凡是掌管钱物的各司，没有见到户部符牒，不得供应。过去三司所管的有关钱粮财用事务，凡分散在五曹以及各寺、监的，都希望收归户部。” 当天，下诏尚书省制定法规。司门郎中吕陶说：“起初，熙宁十年，朝廷依照李杞、蒲宗闵、刘佐等人的请求，把川茶全部实行专卖，收取利息出售，给远方带来不便，本州茶户多次陈述弊端。后来堋口茶场降低价格，使茶园户受损，臣曾三次具文论列，已经承蒙施行。一直以来李稷贪功求利，欺骗蒙蔽越来越严重，这些都是臣上奏揭发的。后来弊害逐渐产生，时间越久，祸患越深。近来听说派遣使者到川地按察，所有臣过去的奏状，以及这次分条分析利害的意见，恳请详细斟酌后作出指挥。”下诏把札子交给黄廉[3]。甲辰日，户部说：“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说：‘有臣僚上言，解盐两池一向允许商人通行贩卖。如今京西转运司设置官员和机构，使民间不得贩卖，很是不便。恳请放开贸易，每席只命令增加贴价钱一贯或五百文；以及京西转运副使范纯礼酌量本路增加收取贴价钱的数目，请依照旧法，允许商人通行贸易。今后现存的盐井钞，命本路按照客商的例子变卖转运，拨还各处。’”同意。庚戌日，户部说：“广南西路桂州修仁县等地的茶货，先前刘何每年派官设置茶场，收购后出售，所得利润只有一万多贯。臣认为远方因此茶价上涨，妨碍民间食用，请依旧放开贸易。元丰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广西路榷茶的指挥，今后不再施行。”同意。辛亥日，下诏把刘贽所说请求停止坊场新法以及创增吏禄的事情，交给韩缜等人酌量后上报。此前，刘贽说：“臣伏见京城设置的水磨茶场，前后多次有臣僚上奏论列，请求停止废除，却一直没有得到指挥。臣考察官府开始磨茶时，仍然允许公私交易，所以商贩的茶如果不符合官府要求，就卖给铺户。”

译“从去年二月起，逐步禁止铺户设置水磨。然而京城虽然禁止，府界的县镇仍然可以交易，所以客商不顾增加运输费用，仍然往来运输。到了当年七月，连府界也一律禁止私下交易，于是商人带茶前来，就触犯禁令。必须卖给官府，而官府又让牙侩控制，不衡量茶的色泽等级，一概大幅压低价格。茶货被扣留阻拦，情状多种多样，这就是商旅不敢行走的原因。商旅不往来，所以沿途征收商税的数额，亏缺已经很多。又因为磨河的水流，下游被堵塞，水浸淹积在民田中，受害的有几个县。希望圣上慈悲，早日从睿明决断，停止水磨茶场，使商人能够通行，使贫民得到养护，使州县税额宽减，使农民免受水害，从而向上符合仁慈惠爱天下的心意。”丙辰日，下诏停止京城水磨茶场；其中已经结绝的官物等，命户部酌量办理施行。三月己卯日，下诏御史中丞刘挚、右正言王觌、刑部郎中杜纮重新刊修《开丰敕令格式》。此前，刘贽说：“神宗仁厚的德行，怜悯天下，想要宽免百姓所犯的罪过，恩惠非常广大。然而有关部门不能彻底宣扬君王的德意、推广他的本意，反而增加条目，分割旧制；因为一句话的偏意制定一项法律，因为一件事情的变化产生一条规定，内容烦琐苛刻，文字隐晦难懂。”右谏议大夫孙觉也说：“臣私下听说朝廷内外的议论，认为今日最切合人情的忧患，没有比《元丰编敕》更严重的了；条文琐碎繁多，难以查考使用。”于是下达刊定修订的命令。壬午日，刑部制定重禄条。” 五月戊辰日，下诏修订国子监太学的条制（见《学校》）。六月辛卯日，监察御史陈次升奏说：“熙宁以前，州县上供钱物没有额外的要求，州县也没有非法的征敛。此后献利的臣子不顾这一宗旨，只求刻削百姓，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若减少一件事情或一项物品，就根据减少的数额责令转运司封存并上供；另有新增制度所需使用的物品，又命令自行筹办作为上供名目。每年增加得越来越多，有关部门的财用却日益不足。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指挥，查核熙宁以来在旧有上供额外创设的封存钱物，一并放弃停止，使官吏不至于过分索求，百姓也没有受到骚扰的祸患。”癸巳日，户部说：“百姓过去申请盐，称为蚕盐。到了养蚕时，这些盐对他们有很大帮助，然后随着缴税把钱交给官府。此前因言官奏请而停止供应蚕盐，只让百姓白白缴钱，在道理上不妥。请依旧供应蚕盐。”同意。庚子日，门下侍郎司马光说：“臣在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请求一并停止将兵官。后来没有听说朝廷有所施行。臣私下见近年各处长久缺少雨水，盗贼很多，州县完全没有武备，侍卫单薄，禁军全部隶属将官，多与长吏争夺权势，长吏全都处于他们之下。” “万一有像李顺、王伦攻城陷邑那样的盗寇，或者有像王均、王则从身边突然发起的变乱，难道不会成为朝廷废寝忘食的忧患吗？臣愚昧地希望朝廷按照臣先前的奏议，全部停止各路将兵官。禁兵分别委托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统辖，完全按照未设置将官以前的办法。”丙午日，左司谏王岩叟说：“自从废除辟举之法而采用选格，只能看出功过，却不能看出人才，朝廷内外都以此为忧，于是不得已设置踏逐、奏差、甲差等格。踏逐，是暗中使用举官的实际作用，却删削同罪，不是好的制度。选拔人才、推荐能人却称作踏逐，不是美名。在应当选择人的地方，却不重视任用人的方法，不是深谋；把权力交给人，却不允许他举荐自己了解的人，不是通达的办法。臣恭敬地希望圣上特地下达指挥，恢复内外官司举荐官员的制度，以符合公议。” 七月丙辰朔日[4]，尚书省说：“旧制，朝廷内外的学官都要经过考试补授。近来下诏，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司业各举荐二人，应当废除考试制度。”此前，王岩叟说：“臣私下见，内至太学，外至各郡，学官的制度都是自行应试。四方士人拘拘于进呈试卷，琐琐于应试文章，不仅长途奔波、久留滞留，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意吗？只是俸禄和仕进逼迫他们，不得已而已，这实在不是尊重师道、崇尚儒风、爱惜士人操守的办法。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下令停止这一制度，一律任用应诏荐举的士人担任内外学官，以尊崇教导人才的选拔，为天下作出劝勉。” 九月辛酉日，因为举行大享明堂礼，大赦天下。《吕公著家传》说：文靖公主持国政时，常常寻访四方利害，凡是可以施行、使百姓得到宽免的事情，就亲笔记录下来，借大赦时施行，多达几十件。后来逐渐增加得更多。到这时，才全部宽免青苗钱、市易息钱以及其他拖欠的债务，贫困而不能偿还的人，共计免除数百万。官吏因违法获罪，按照一概处置的制度不能以理去官，以及因大赦而获免罪责的人，都听任收叙任用。总计比较前几次大赦，共增加十七件事情。四方欢呼，都认为新天子的赦令以忧虑百姓为宗旨，无不称庆。十月丙申日。此前，左司谏王岩叟说：“三省胥吏允许引荐有服亲属来任职，和士大夫任用子弟没有区别，而且过去不限制年限，得到俸禄尤其早，这种恩宠，可以说很厚了。检查各司文字差错，本来就是职责所在，何至于逐字论功、每天计算奖赏？有的提升名次，有的减少磨勘年限，有的增加料钱，有的发给银绢，把彼此交换，好像是自己的财物。希望下诏告诫大臣裁抑侥幸，杜绝姑息，废弃旧例，禁止相互换法，恢复并遵循治平以前的条格施行，这样或许可以整肃百司，澄清四方。”下诏命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裁定后上报。于是试给事中胡宗愈等人说：“臣等考察，治平以前各房因事请求，件数不多。近年酬报奖赏，竟有每年升官的。其他因事请求，大多像请求什么就得到什么；同治平以前相比，实在过于优厚。现在把治平以前以及熙宁以来的条例详细审阅，参酌后裁定应行事项，共十七条。”同意。

译二年正月乙卯日，殿中侍御史吕陶说：“臣伏见坊场一事，仍有遗留弊端，没有全部免除。大概因为分界放卖，到现在已经十五年；开始时有规定封存、投状，争夺利益、竞争占有，虚假抬高价格，欺诈串通、抵押产业。中间有净利过重、每月缴纳不足、超过期限罚钱、期满不能更换的祸患。最后又有正名已经失败，壮保缴纳官钱，余欠仍然存在，禁止邻人购买产业。期限逼迫严厉，条目繁多。不仅酒户因此困穷，也使贫民受到压迫，因而被剥削；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受鞭打，有的流转迁徙于道路，有的在沟渠中自缢。天下郡邑，哪里没有这种情况？大体一个县内，上等、中等人户，因为购买坊场以及充当壮保而失业破产的，十家中常有四五家；欠款多的达到数千贯，少的也有三五百缗。以四海总计，究竟有几千家遭受这种疾苦；每家按十口计算，总共有几万人失去生计。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推广先帝的志意，普遍施行特别恩典，根据远近的差别确定轻重次序。凡第一、第二界目前所欠的，都请一并免除；第三、第四界，也请酌量规定数额予以蠲免。” “这样做，就会大为简便，不让官吏有力量阻挠。圣上的恩泽宽厚深广，于是可以消除百姓的疲困。” 六月甲申日，承义郎彭汝砺任起居舍人。执政询问新旧政事时，彭汝砺说：“政事没有彼此之分，只看是否合于正确而已。如今改动较大的，是取士法和差役法；施行后士人、百姓都在流传议论，还没有看出它们有什么可取之处。” 七月甲寅日，朝奉郎、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任提点河东路刑狱。张商英先前上书，认为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治道，如今先帝陵墓的土还没有干，怎么就能议论变更？又写信给苏轼，想要担任言事官。苏轼得到这封信，把它告诉了吕公著，吕公著不高兴，因此把张商英贬黜出去。这是根据新录《商英传》和邵伯温《辨诬》修订补入的。邵伯温写《章惇传》说：“章惇拜相后，推荐蔡卞为右丞，林希为中书舍人，张商英为谏官。蔡卞为了替王荆公报仇，又因为元祐年间任命广州知州一事，认为这是把自己置于死地。林希在元祐年间由中书舍人出任杭州知州，没有任命为待制。张商英在元祐初年任开封府推官，想要担任言官，写信给苏内翰苏子瞻说：‘老和尚想住进乌府，呵斥佛、辱骂祖师一番，怎么样？’恰好孙抃经过苏子瞻那里，偷看到了他的信，拿给吕申公的儿子吕希纯看。吕希纯告诉申公，申公不高兴，于是让张商英出任河东路提刑。据说这三个人都怨恨元祐宰辅。” 八月癸未日，下诏在京城设置宣武第十三至第十五指挥、广武左第三军第二右第三军第一两个指挥；这是因为先前销废了宽衣天武第六指挥，会合一年廪给，另外招募中、下禁军来补足额数。九月壬申日，户部请求制定根据明状增加钱款购买坊场的办法，同意。十月庚子日，范纯仁说：“臣私下见赏功旧格，其中也有尚未完全便利、应当修正的地方，都应当随着事情需要及时改正。陛下即位之初，正是将臣建立功效的时候，如果赏赐制度有不公平之处，必然使人心失望，削弱他们的斗志；以后即使有所改更，众人也不会相信，必然会损害边疆事务，到时后悔也来不及。希望下令三省、枢密院，凡是现在推赏旧格中有不合人情的地方，就暂且根据具体事情改定，使赏赐均平适当地下达；同时把旧格另行修正，这样或许不会耽误圣政，边疆事务也能早日平定。”下诏裁定军功赏格。三年正月庚戌日，恢复广惠仓。丁巳日，下诏把封桩钱物库改名为元祐库，隶属于尚书省左、右司[5]。四年三月甲申，中书侍郎刘挚上书说：“臣任近辅而待罪，已经多年。近来臣与同列在延和殿奏事，两次承蒙陛下宣谕天意。如今朝廷的事务，确实已经尽心办理，略有成法，所忧虑的只是要长久坚持下去。况且圣上的思虑深远。谈到将来归还政权之后，如果任用左右近臣，常能得到正直之人，那么与今日的用心就没有不同；万一奸邪之人重新进用，迷惑动摇圣意，那就令人忧虑反复了。然而辨别邪正，全在于一人，这正是守成保盈的大戒。皇帝陛下对此深加省察领会，臣退下后对此叹息欢喜，自以为愚钝。臣平日为国家作长远考虑，正是在这件事上，只是还没来得及上达圣听，而陛下已经先知道了。”又说：“陛下即位以来，对于难以长久实行的法度加以修订完善，对于危害政事的臣下加以更换，正是为了继承先帝的盛德美意，传之无穷，可以说已经完备了。然而从前那几位大臣的朋党都失意怏怏不乐，彼此结交，轻视正人，心中诽谤新政；如今他们分布在朝廷内外士大夫之间，在任官吏中，不是与王安石、吕惠卿同党，就是与蔡确、章惇相连，大约占十五六成。这正是臣寝食不安、独自替朝廷忧虑的原因。” 又说：“他们所提出的说法，臣私下推测，最大的必定是离间之计。这种说法最容易使人改变立场、使人听信，而造成的祸害也最大，不能不防微杜渐并深入察究。其次还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先朝创制法令以治理国家，皇帝陛下作为儿子继承父亲的政权，却一旦听从臣民的意见而有所更改；另一种说，先朝的臣子大多不再任用，如蔡确等人曾接受顾命、立定策的功劳，也被弃置在外。这两种说法，若从人情来说，浅近而容易听信；若从义理考察，则没有可取之处。”又说：“像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一类的法令，难道不应该改吗？之所以改它们，是为了顺应人心、拯救百姓性命。试着考察今天百姓安定还是不安定、便利还是不便利，那么改这些法令是对还是错，立即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说凡是继承皇位的君主，对于先朝的政令都不可更改，那么古代圣帝明王继承政权后有所更改，难道都是错误的吗？政令违背民意，改掉它就是正确的；而持异议的人却非难这种做法，说这是改变父亲的道统，这难道是公正的议论吗？这是谗毁离间的说法。”又说：“恭请太皇太后陛下深思周公用来告诫成王的用意，拥护辅佐并开导皇帝陛下，以成就他的德行。

译凡人的才性，哪些人应当作为正人，哪些人会成为奸邪，应当早晚讲论，以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恭请皇帝陛下深切鉴察古代的事情，体察汉昭帝的明察，以辨别忠臣和奸邪，使将来奸邪的言论和异议无法侵入；常常思念太皇太后陛下的话，心中不要疑惑，听取意见不要懈怠，这样或许可以长久继承祖宗的事业，天下幸甚！” 校勘记 [1]“迫行人”：原本作“洎行人”，据《长编》卷三五四改。[2]“沈希颜”：原本作“沈希贤”，据《会要·食货》五五之四二、《长编》卷三五四、三六 ○改。[3]“黄廉”：原本此字下多出一个“一”字，据《长编》卷三六八删去。[4]“丙辰朔”：原本没有“朔”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入。[5]“尚书省”：原本脱漏一个“省”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五 哲宗皇帝 任用旧臣（上） 元丰八年三月庚申[1]，下诏因登基，分别赐给致仕前宰相、守太师、潞国公文彦博，前执政、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师张方平，观文殿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孙固，资政殿大学士、知扬州吕公著，资政殿学士、知太原府吕惠卿，资政殿学士、知亳州蒲宗孟，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礼袭衣、金带、银帛，等级各有不同。辛酉，起初，司马光四次任提举崇福宫，任期届满后，不敢赴阙，又请求担任西京留司御史台或国子监的职务，朝廷没有答复。恰逢神宗去世，司马光想入宫哭临，又因避嫌不敢前往。不久听说观文殿学士孙固、资政殿学士韩维都已聚集在宫阙之下。当时程颢在洛阳，也劝司马光前往，司马光于是听从了。卫士看见司马光，都举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啊！”百姓争相簇拥他的马，高呼：“您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所到之处都有几千人聚集观看。司马光害怕，恰逢朝廷放还并接受他的辞谢，于是径直回到洛阳。太皇太后听说后，责问主管此事的人，派内侍梁惟简慰劳司马光，并询问当前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司马光于是上疏如此（见《求直言》）。丁丑，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吕公著兼任侍讲。吕公著当时任知扬州，朝廷召他任用，是遵从先帝的意旨。新录在这里另有说明：此前，神宗曾告诉辅臣：“皇子明年出阁，应当以吕公著为保傅。”到这时，吕公著任经筵侍讲，也是遵从先帝的意旨。按语：神宗告诉辅臣的事情此前已经完整记载，这里不必重复记载。现在只保留“遵从先帝的意旨”一句。新录自成一书，所以不得不这样处理。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司马光任知陈州，秘书少监孙觉兼任侍讲，奉议郎、宗正寺丞刘次庄任殿中侍御史，奉议郎、真定府路安抚司勾当公事孙升任监察御史。按语：新、旧录《孙升传》都说：“中丞刘挚援引他担任监察御史。”这时刘挚尚未入御史台，黄履任中丞。旧录已经记错，新录又沿袭了这一错误。这样看来，孙升一定是黄履推荐的。当年三月十四日，黄履因举荐刘次庄获罪，从龙图阁学士降为天章阁待制；四月八日，又被降职。梁焘的奏议可以考证此事。朝奉郎刘挚、宣德郎张汝贤任吏部郎中，朝奉郎、集贤校理梁焘任工部郎中，奉议郎黄庭坚任校书郎。下诏规定，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致仕文彦博，不准辞免两镇节度使。六月十一日甲寅，已经记载文彦博获准免兼永兴节度使；现在又有这道诏令，应当考察。或许是因覃恩而再次下令。五月十二日，曾准许免除。” 五月乙未，下诏命新任知陈州、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司马光经过宫阙时，先入宫觐见。戊戌，下诏将责授汝州团练副使、在本州安置的苏轼恢复为朝奉郎，任知登州。右监门卫将军、在颍州安置的王诜免除安置，准许在京居住。己亥，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吕公著乘驿传赴宫阙。庚子，承议郎程颢任宗正寺丞。甲辰，河东节度使、守太师、致仕文彦博说：“请求免除授予我的两镇节度使恩命。如果是因为施行霈恩，只请求给臣增加食邑、实封。”朝廷同意，仍命学士院下诏。丙午，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吕公著提举中太一宫，兼管集禧观事务。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任门下侍郎。司马光上札子辞免，请求入宫奏对后即赴陈州，并请求更改新法（详见《变新法》）。于是太皇太后派中使梁惟简赐给他亲笔诏书，晓谕他供职，说：“嗣君年纪和德行都还不高，我应当与你共同处理万事，所依赖的是正直之士来辅佐国家。我想同你商量政事，你又为什么辞让呢？”又下诏说：“要开通言路，必须等你供职后施行。” 司马光于是奉命任职。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吕大防任翰林学士。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韩维任知陈州。韩维起初赴宫阙朝见，太皇太后派中使下亲笔诏书慰劳询问。韩维上奏请求更改保甲、保马的处置办法，又上奏请求删去求言诏中的七十五字。于是起任知陈州，尚未出发，便被召赴宫阙，最终留在经筵。戊寅，奉议郎、知定州安喜县事王岩叟任监察御史。王岩叟是荀龙的儿子。癸未，吕公著入宫觐见，太皇太后派中使赐给他食物。吕公著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继承帝位，刚刚超过数月，临朝时肃穆庄重，已经有统御君人的气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劳处理各项政务，保佑圣躬，德泽流布，已经遍及天下。臣从外服远道而来，被召到陛下身边。臣私下想，人君即位之初，应当讲求修养德行、治理国家的要务，以端正开端；此后日积月累，学业不断增长，发扬光明，一新再新，直到达到大治。因此臣竭尽愚诚，考察论述圣人之道，概括提出十件事，仰望辅佐圣明：一是敬畏上天，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修养自身，四是讲习学问，五是任用贤能，六是采纳谏言，七是减轻赋敛，八是减少刑罚，九是去除奢侈，十是不要安逸。恭请陛下留心省察，如果其中有可采纳的意见，就请求把它放在御座上，早晚都加以省览，希望对德行和威望稍有万分之一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