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一仁宗皇帝

译削减浮费 天圣元年正月。自宋朝兴起以来，吴、蜀、江南、荆湖、南粤都号称富强，相继归降，太祖、太宗因袭它们的储藏，以恭敬节俭、简约易行的方式守成。当时天下人口还少，供养生计的物资还不十分积聚，任用的官员还不十分冗多，佛教、道教势力还不十分炽盛；对外没有寇敌，也没有赠送金帛的耗费，百姓各自安于生计，不追求巧诈虚伪、放纵奢侈，所以上下供给充足，府库财物有余。太平日子持续久了，户口逐年增加，军籍日益扩大，吏员越来越多，佛教、道教以及寇敌消耗损害中原，县官的费用是过去的数倍，百姓也逐渐放纵奢侈，于是上下开始为财用困窘。权三司使李谘曾在两宫奏事，说：“天下的赋税调发有固定数额，如今西、北两边停战二十年，而边地供给仍和过去一样，其他用度逐渐增多；戍守士兵虽然还不能削减，但那些末业和浮费、不属于根本事务的支出，应当一律裁减，以减轻征敛、厚待百姓。”盐铁判官俞献卿也说：“天下的粮食和丝帛日益耗损，物价日益上涨，想使民力不竭尽，是不可能的。如今天下粮食、丝帛的价格，比祥符初年增加了几倍。人们都说，稻苗还没有立起来就有人私下买粮，桑叶还没有吐出就有人私下购买。” 从荆湖、江淮之间起，百姓忧愁困苦，无法聊生。转运使专门从事刻剥，以增加征收数额，一年比一年增加；又有不按时节的调发、征敛和营造工程，一切费用都出自百姓，因此物价更加昂贵，民力长期困乏。陛下试把景德年间西戎归附、北边通好最盛时一年的用度，与天禧五年的情况相比较，再比较官吏的繁简、财用的盈缩、劳役的多寡、佛道事务的增减，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利害。何况自天禧以来，一天比一天奢侈，比以前更加严重。杯子不能装满，是因为下面有漏洞；树木不能茂盛，是因为内部有蛀虫。陛下应当知道这种情形对那一方面有所损害，却对这一方面没有益处，应当和公卿大臣早晚共同谋议，挽救纠正。”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癸未，命御史中丞刘筠、提举诸司库务薛贻廓与三司共同商议裁减冗费。二月。起初，自祥符年间天书降临以后，修建了天庆、天祺、天贶、先天等宫观；降圣节以及真宗诞节、本命日、三元日都采用道家的仪式，宫内宫外举行斋醮，京城之内一夜就有好几处。皇帝即位后，皇帝和太后的诞节也照此办理，耗费极多。到这时有人把此事作为意见提出，宰相冯拯上奏说：“天下长久安定，用度应当有节制。”皇帝和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适逢皇帝卧病，未能实行，于是下诏命礼仪院裁定。礼仪院请皇帝和太后的诞节、本命日依照旧例，其他节日则命八座宫观轮流举行醮事。旧例每年举行醮事四十九次，请求减为二十次；大醮用三千四百分，请求减为五百，斋官只供给汤和茶。诏令增加醮事用分为一千二百，其他都可以照办。不久冯拯又请求：“天庆等宫观，以及应天、河南、大名、河中、凤翔、江陵、兴元、江宁、兖、并、亳、舒、洪、杭、潭、福、益、梓、夔、广、桂二十一州的醮事照旧举行；青、徐、曹、郓、密、陈、许、孟、滑、襄、邓、真定、澶、邢、相、沧、贝、定、潞、晋、代、京兆、陕、同、华、邠、泾、鄜、延、耀、庆、成、扬、庐、寿、宿、真、宣、虔、苏、婺、明、越、泉、建、彭、绵、汉、邛、蜀、嘉、眉、遂、利、阆、连、贺、潮、韶、惠、邕、容、宜六十四州府的醮事，使用香灯、花果、山泉、药苗；其余十州全部停止。” 诏令也同意了。三月甲申，下诏说：“从今以后，凡是宣布营造屋宇，都要先交给三司计算各种费用、人工和材料，然后再发给官府物资。”当时皇上和皇太后向辅臣传谕说：“近来各处营造工程，内侍省直接传达宣令，不经过三司，却大量支出费用。又听说砍伐木材、采集木料，已经深入山谷，运输十分劳苦，应当加以检点约束。”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令。削减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的清卫卒，分配到各军；工匠送交八作司。兖州景灵宫、太极观的清卫也按此办理。旧例殿直以上官员即使年幼、尚未任职朝谒，遇到乾元节、长宁节都赐给服装，到这时停止供给。三司减省所说：“在京四座宫观每年收入钱帛六万七千二百余贯匹，都由本处使臣专门负责出纳，恐怕有侵吞舞弊。”乙酉，任命权户部判官王鬷、閤门祗侯刘怀德共同主持此事。四月辛丑，撤销礼仪院，这是听从枢密副使张士逊的请求。（见《礼仪院废置》。） 庆历二年四月戊寅，命权御史中丞贾昌朝、右正言田况、知谏院张方平、入内都知张永和与权三司使姚仲孙共同商议裁减浮费。此前，张方平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自西部战事以来，为了应付边防，天下都受到劳苦，各种赋税征发增加到原来的几倍。当时朝廷的诏旨，大概是因为正值用兵，作为权宜应急之举，怎么可以承袭下来成为常规？如今边防虽然已经逐渐安宁，但沿边守戍还没有全部撤除，四方增置的军队，数量也很多；先前增加的赋税征敛，最终难以恢复旧制，拿什么来安慰天下百姓的期望？朝廷用来安抚二边的办法，正是宽缓财用、舒展民力，以丰厚的物资做好防备。如今趁边事稍闲，难道可以安逸度日、虚度岁月，不切实谋求长久可行的办法吗？如果竟然安然自得，害怕有所作为，臣恐怕民力日益困乏，财用日益匮乏，今后难以妥善处理。如今从内廷三司到外面的发运、转运使，凡是掌管财利的官员，连簿书和期限事务都应付不暇，哪里有空替国家和百姓作长远考虑？臣请求在两省以上官员中，选拔两三名有才略的人，到三司与使、副根据国家每年的用度数额，量入为出，平衡货物价格，调通天下各地的有无，考察利害的根源，以革除因循的弊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随后详细列明事情的条目，先送到中书、枢密院陈述并商议，把确实长久可行的办法上奏，请求裁决。若是琐碎小事，没有大的损益，只会造成烦扰，就不必施行。所希望的是帮助财用、舒缓民力，这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务。”

译《实录》说：起初，贾昌朝和权三司使姚仲孙一起说，自从陕西用兵以来，边费不足，请按照景德以来的用度数额，参照祖宗旧制；不紧急的事项一律削减，因此有了这次任命。考察可知，昌朝提出建议是在宝元二年五月，当时命张若谷、任中师、韩琦裁定，与这里所记的时间不同；《实录》把它们合并为同一年，是错误的。本志说：西部战争长期没有停止，财用更加困乏，天子又下诏给内侍，要求把先帝时和天圣初年的账籍，与近年宫中的用度增减相比较；对外则命御史中丞贾昌朝、谏官田况、张方平、入内都知张永和与三司共同商议冗费，按照天圣年间的用度，比较近年的增减，实际是张方平提出的建议。如果说景德年间，则是昌朝先前所提出的建议。《朔记》也说：三司使姚仲孙说，陕西屯驻军队很多，请依照景德年以来的用度规划，除此以外全部停止。这与《实录》大体相同，与《食货志》略有不同，现在全部不采用。张方平的奏疏附在这里，是为了说明命贾昌朝等人的原因，必定是因为张方平的奏疏。要想知道后来裁减的数额，熙宁初年司马光《辞免裁减国用札子》说：“想知道庆历二年裁减制度的情况，把它同现在支出的不同数额相比较，只要下令三司提供分析上奏，立即就能全部看见。应当考察查求。戊子，下诏说：“近来命三司削减各项费用，但文武官员以及各班、各军的料钱、月粮、衣赐、给赏、特支，都听任照旧。” 五月。此前，张方平说：“臣想到天下太平已经很多年，但国家用度仍不充足，民力越来越困乏。如今在边境聚集军队，调发费用逐渐增多，如果只依靠正常的经费，财力就供给不上；再加上额外赋税，人民又无法承受。要挽救这种交相逼迫的急迫局面，关键在于陛下亲自率先节约，只要每件事都做到节制就可以了。臣私下想到，陛下亲自勤勉节用，能够自我约束畏慎，各种服饰器用都十分俭朴；可是近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用度太过，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大概是宫中受宠亲昵之人、左右近习之臣，借机放纵横行，竟敢欺骗诬告，仰仗皇上的仁慈，因而造成奸弊。况且宫禁中有所索取，动辄声称是圣旨，有司承办供奉，都说是进献给皇上，所以外面的人不知道详细情形，私下议论却损害了皇上的盛德；国家府库困乏，正是臣下侵夺贪取造成的祸害。伏愿陛下上念宗庙社稷的谋划，下以百姓生计为心，那些妇人和宦官，何必过分姑息？请超然远虑，从内心决断，试取先帝时期以及陛下即位以来天圣初年的官司账籍，如内东门等处，比较近年支出的金帛，就可以知道增减、丰俭的数额。用一句话裁减的恩惠，作为使四方广泛富足的根本。” 壬子，宫内降下诏书，将皇后及宗室妇女在郊祀时所受赏赐减去一半，确定为制度。又下诏，皇后、嫔御进献乾元节的回赐物也减去一半；宗室、外命妇的回赐暂时停止，等边事平定后听候诏旨。于是皇后、嫔御各自上交五月的俸钱，以帮助军费；宗室中刺史以上也交纳公使钱的一半。荆王元俨把公使钱全部交纳，诏令只给他一半。乙丑，停止左藏库每月进献一千二百缗钱。皇上对辅臣说：“这就是《周官》所说的‘供王之好用’。朕宫中没有什么可以废止的，就把这笔钱拿去帮助县官。” 六月，三司减省所说：“从今以后，两府管军臣僚、节度使、宗室以及郡县主的母亲、妻子，依旧赐给冠帔；两府臣僚没有母亲、妻子的，赐给长女或长子之妻；其余一律停止。”起初，详定减省所议论停止天下职田和公使钱，太常博士、集贤校理李昭遘认为不可。权三司使姚仲孙憎恶他与自己意见不同，又责问李昭遘用什么办法兴利，而李昭遘争辩不止，所以罢免了他的盐铁判官职务，不久任为三门白波发运使。李昭遘入朝奏事时，皇上对他说：“先前你所议论的停止职田一事，你说得对。”三司减省所说：“近来医官多有侥幸请求实俸的，甚至有尚药奏御，而其人数多于医官副使的情况。请从今以后都依照规定折支。”皇上听从了。丙申，贾昌朝等说：“如今详定减省的事情已经完毕，此后如果有臣僚在已经减省的项目中再次请求，希望命两府和三司坚持上奏反对。”皇上同意了。己亥，三司减省所说：“郊祀赏赐，从中官以下减去一半，那么公卿近臣也应当依次减省。旧例赏赐银、绢三千的减去一千，赏赐一千的减去三百，赏赐三百的减去一百二十。全部确定为制度。”

译考察按察官吏 庆历三年五月。此前，谏官欧阳修接受任命后，首先建议说：“天下官吏的员额极多，朝廷没有办法遍知他们的贤能愚劣、善恶好坏；审官院、三班、吏部等处，也只记载授官和调任的年月，至于一个人的才能如何，都无法知道。各路转运使等，除了有贪赃的官吏自行败露时临时举劾外，也没有另外考察按察官吏的办法，以致年老患病的人、懦弱无能的人、贪婪残暴、伤害百姓的人，都分布在州县中，却没有黜陟升降；弊病因循积累，官员冗滥的情况很多，使天下州县不能治理的，十处有八九处。如今战争尚未停止，赋役正繁重，百姓哀号，创伤还没有恢复。要救济他们的疾苦，选择官吏是第一要务。臣如今请求特别建立按察制度，在内外朝官中，从三丞以上到郎官中，选拔强干廉明的人任诸路按察使；请命进奏官各自抄录一州官吏的姓名，制成留有空行的簿册交给按察使，使他们到州县逐一查看官吏。对于公正廉洁、勤勉能干、实际成效显著的，在姓名下用朱笔书写；年老患病、没有才能、明显有治理不善迹象的，也在姓名下用朱笔书写；其中有才干但没有特别功效、也不至于荒废败坏职事的，用墨笔书写。另外，即使是普通才干的人，如果能在某项事务上专长，也另用朱笔标记。按察使回来后详细上奏，那么朝廷就可以坐在朝中看清官吏的贤愚善恶，不遗漏任何一人，然后另行商议黜陟办法。这样足以澄清天下，半年之内就可以希望达到治理。只需劳烦朝廷精选二十名左右的人充任使者，并没有其他难以实行的事情。”然而朝廷对于特别选派使者一事有所顾虑，没有立即施行。参知政事贾昌朝先任御史中丞时，曾说：“转运使，朝廷要求他们考察官吏的能否，但按察使的名义并不明确。”于是朝廷参照采用欧阳修的建议，下诏命各路转运使、副使兼任按察使、副使，命他们把所辖州府、军、监、县、镇官吏的姓名编入簿册，亲自掌管，记录他们的功过；如果政绩显著或明显治理不好，就随时上报；其中特别显出廉洁勤勉以及仅仅能够避免失败过失的人，则每到年终汇总抄写，随递文书上报。还必须完全出于公心、据实采录；如果能够称职，就另外加以提拔任用；如果只是因循敷衍，也要严格实行黜降。提点刑狱虽然不带这个使职名称，也准许按此办理。兼任按察使，《会要》记在三月二十七日。欧阳修又上奏说：“转运使本来就应当考察本部官吏，如今如果特意设置按察使的名号，再加以约束，对于通常施行的制度来说颇为适宜；但如果真想在当前挽救弊病，仍然不够完善。况且臣当初请求派遣按察使，是想让朝廷精选强干明察之士。臣私下听说朝廷因为所选的人不合适，所以没有派遣使者。如今委任转运使，难道都能选到合适的人吗？其中有昏聩、年老、患病的人，也有贪赃失职的人。这些人本来就应当被弹劾，怎么能让他们弹劾别人？其中即使有才干的官吏，又要转运财赋，事务有米盐之繁杂；供应军队所需，又有如星火般紧急的事情。既然没有空闲遍行州郡、专心考察，那么迟延草率的情况就不可能没有。因此臣认为，转运使兼任按察使，不才的人既不能履行职责，又没有空闲尽心，只会形成空文，恐怕没有实际效果。就事情的情势而言，不如专门派遣使者。臣伏自想到，朝廷兴兵以来多年，天下困乏，饥荒、疲惫、疾病已经使百姓没有力量自救，调发、征敛、科率又没有办法减省；朝廷空有爱民之心，却完全没有施惠的办法。如果只能做到逐去冗官，不让贪暴之人任职，选用良吏，让他们各自安抚百姓，仅这一件事，对百姓来说就是最紧迫的利益。只要能够给百姓带来利益，又何必害怕选择使者的劳费？况且近年以来屡次派遣安抚使，难道到了今天，忽然就认为难办了吗？如今如果一定担心三丞至郎中之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那么请暂且依照前后安抚使的办法，在侍从臣僚、台官、馆职中选派十几个人；较小的路分，可以兼察两路。侍从臣僚仍然各自任命判官，出行采访，依照臣先前请求的事项施行。至于转运使兼任按察使，如果能够精选合适的人，也请把它确定为今后经常施行的制度。臣伏思从来臣僚并非不谈论政事，朝廷也并非不施行，只是弊病在于往往只写成空文，不责求实际成效；变更虽然多次，号令虽然烦琐，上下因循，最终一点好处也没有。如今如果一定想使政事日新、寻求治理，革除弊病、挽救时局，就必须在于努力实行，才能完成事务。臣所说的是百姓的急务，是天下的利益，并不是只略说十分之一二来塞住进言的责任而已。伏望陛下留意，详细选择。”没有得到答复。十月丙午，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张昷之任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知谏院王素任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盐铁判官、兵部员外郎沈邈任直史馆、京东转运按察使，采用富弼、范仲淹的意见。此前，范仲淹、富弼等说：“古代在内设置公卿、士大夫，辅助天子掌管考察天下政事；在外设置岳牧、刺史、方伯、观察使、采访使，统领诸侯、守、宰，分掌治理。内外都能得到合适的人，就没有天下不能大治的。如今转运按察使，就是古代岳牧、方伯、刺史、观察使、采访使的职务；知州、知县，就是古代诸侯、守、宰的职责。内外官员虽然很多，但和陛下一起治理天下的人，只有守、宰最为重要。近年以来，不加选择，才能不足、贪污浑浊、年老懦弱的人，一概按照惯例授官。以一县观察一州，以一州观察一路，以一路观察天下，大体都如此。其中即使有良吏，一百人中也不过一两个，因此使天下赋税不能均平，诉讼案件不能公平，水灾旱灾不能救济，盗贼不能除去。

译百姓既然没有地方申诉，必然产生忧愁怨恨；百姓已经怨恨而没有反叛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形。百姓既然怨恨反叛，奸雄乘机兴起并收拢利用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将要危险。如今百姓正处于怨恨而尚未严重反叛离去的时候，应当赶快救治他们。救治的办法，没有比让守、宰得到合适的人更好的；想让守、宰得到合适的人，请下诏命两府共同选拔转运使，如果人数不足，允许临时提拔知州的人选；选得合适的人后，就委托各州自行选择知州，不称职的上奏罢免，再命临时提拔的通判接任；通判已经得到合适人选后，就委托各州自行选择知县、县令，不称职的上奏罢免，再命临时提拔的幕职接任。这样实行，必定处处都能得到合适的人。凡是临时任用的人，必须等到政绩有所显露，一两年后才正式授予官职。即使已经精心选择，仍然担心有不称职的人，也一定实行降职罢免，直到人人称职才停止。还要让他们长期任职，不要再频繁更换。政绩特别突出的，应当就地升迁。如果这样做，官府修明、政事兴举，天下自然就没有事端了。朝廷只要总揽大纲并振作推行就可以了。”皇上既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张昷之等人首先接受了这次选任。四年二月壬寅，谏官欧阳修说：“去年五月诏敕的条文规定，各路转运使兼任按察使；如果有人贪婪残暴、年老昏昧，确实不能治理，就应随即写明情况上奏。如果因循敷衍，不能认真按察，以致官吏贪暴残虐、刑狱冤枉滥用、百姓无处申诉，朝廷访察得知后，都应依法审问治罪，严加贬黜降职。近来贼人张海等到了金州，大概因为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才让贼人进入城中。张海等到了邓州，顺阳县令李正己竟用鼓乐迎接贼人，在县中设宴，并留贼人在县中过夜，任凭他们抢掠；李正己也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陈洎、张昪自五月接受朝廷诏书以来，半年之内一个人也没有按察，像王茂先、李正己这样明显包庇，也不及早调换。光化军韩纲在任时残酷暴虐，导致士兵作乱，他们也不能及早察觉。陈洎、张昪本应依照原先颁下的诏敕，重重降职罢黜。中书又不执行，使国家的号令都成为空文；天下发生祸乱，给君主和父亲留下忧患，大概都是上下相互蒙蔽包庇的罪过。如果明白颁下诏敕，对明显违犯者却一概不执行，那么今后朝廷的号令，就只是徒然烦劳、虚发而已。希望圣上亲自裁断，以警戒后来者。”陈洎不久由河东转运使降为知怀州，张昪改任知邓州。按：陈洎于二年三月任京西漕，五年八月改任淮南漕。据《御史台记》，陈洎改任淮南漕还未赴任，又改任河东漕，不久因任京西漕时没有察觉光化的错误政事，被贬为知怀州。范仲淹任河东宣抚使时，又起用他为京东漕。张昪于三年五月任京西漕，后来因记录张海抢掠其辖区之事，改任知邓州。张昪以父母年老且患病为由辞职，言官认为他是在逃避职事。范仲淹当时在朝中，说张昪并非逃避职事，于是允许他侍养亲人，不久又因服丧离职。陈洎降为知怀州、张昪任知邓州，必定都是因为欧阳修的弹劾奏章。但《实录》没有记载，张昪本传也记载不详，不知道是在何月何日；现在附带记在这里，等待考证。四月庚子，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李绚任京西转运按察使。当时范雍任知河南，王举正任知许州，任中师任知陈州，任布任知河阳，都是两府的旧臣。李绚都以他们没有才能上奏弹劾。过了半年，李绚被召入朝修撰起居注。七月丙戌，诏令各路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察看本辖区的知州以及知县、县令；有治理成绩的，要列名上报，商议提升任用。如果与所举荐的情况不符，就命御史台弹劾，并且一并追究上奏不实的罪。从范仲淹奏请而来。此前，范仲淹说：“因为灾异屡次出现，请求实行四件事：第一，委任天下按察使巡视察看官吏，年老昏聩的罢免，贪污浑浊的弹劾，昏庸懦弱的驱逐，这样可以除去错误的官吏，纠正怠慢的政务。至于激励和劝勉善政的方法，却还没有明确说明。官吏中有畏惧上位者威势、迎合上意以求升进的人，也有假装廉洁守节而争相实行严猛政令、谋求建立功事名声的人；他们专门横征暴敛，求取‘尽心为公’的名声，专门使用苛细深刻的法律条文，政事崇尚虚名，百姓却受到实际祸害，财产因征调摊派而耗尽，举动稍有触犯便受到刑法制裁。百姓困苦，善良之人哀叹，这正是天下怨恨反叛的根源。秦因天下怨恨反叛而灭亡，汉因挽救秦朝的弊病而兴起。臣请求诏令各路按察官，除办理日常纠察和举荐之外，在所辖知州、知县、县令中另行选出品行清白、爱护百姓、确有善政、得到百姓拥戴如同依靠父母的人，各自写明确实事迹，举荐三两人，特别给予改任官职、再次任职的待遇。如果陛下这样提拔任用，天下官吏就会知道陛下忧虑百姓的心意，各自努力爱护百姓、谋求治理，不实行苛刻的政令，这足以平息百姓的怨恨反叛。如果举荐的情况不实，就应让御史台弹劾纠察，议定重重贬黜。现在另外进呈唐代选任刺史、县令的条目，另请约束并施行。” 八月乙卯，皇上对辅臣说：“听说各路转运按察司、提点刑狱司揭发本辖区官吏细小过失时，务求苛刻，使下属无所适从，可以降敕加以约束。”此前，监察御史刘湜说：“转运使搜罗州县官吏的过失，苛刻约束官吏，使人不能施展才能。应当稍加宽容；如果仍安然不改，就再加以惩治。” 这件事据《刘湜传》。按：刘湜三年六月任监察官，四年十月升任殿中侍御史，后来恐怕不是这样。因诏书约束转运使，所以附带记载在这里。

译包拯说：“各路转运使自从兼任按察、设置判官以来，与提点刑狱等官一起考察衡量下属官吏，往往过于琐碎烦扰。兼且审刑院、大理寺上奏的案件比往年增加了一倍，何况其中没有重大的罪名，都是搜罗细小过失，不辨别真假，一概上奏论列；这大概只是想苟且求取整顿有为的名声，以希望迅速得到进用罢了。于是使天下官吏都心怀危惧，廉洁谨慎、自守本分的人反而被认为没有才能，残酷暴虐、违法乱纪的人却凭借蛮力办事，人人互相仿效，只怕自己做得不够。百姓遭受这种祸患，却无处申诉，这不是陛下委任他们的本意。那些被考察衡量的事情，有的是才智思虑所未能及，有的是偶尔不能免于人情；如果不是切身危害，也可以予以怜悯，即使想改过，也没有改正的途径，难道不令人痛惜吗？”他又说：“天下各地的茶、盐、酒税，地方长官处处曲意迎合转运使的意图，以求课额超过定额；编户百姓则常常遭受摊派购买，商旅则加倍受到征税剥削，为国家招来怨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朝廷设置按察、提刑职务，本来是想除去贪暴残虐的官吏，安抚疲惫困苦的民俗。如今却只追求苛细琐碎，使人不能生存，我私下担心这不是国家的福气。近来幸逢郊禋大礼，广施恩泽，请求在赦书中特别加以约束：凡是官吏先前被考察衡量过的，只要不是故意犯罪，都允许改过自新。如果确实不肯悔改，必定依法处置。这样或许可以使悔过的人免于终身受到牵累。各地茶、盐税，也请求除原定额数之外，不得擅自增加课利，骚扰民户。凡是历来各种调发征敛，也请求暂且停止，以安定天下百姓的心。希望圣上慈悲，稍加省察。”朝廷已经降敕约束各路按察使，把台官所上奏的意见全部载入敕文。欧阳修上奏说：“台官的意思是认为按察使等上奏的事情多不真实，有的因为迎送、文书往来之间有所疏漏，便挟带个人愤怒，冤枉奏告平民。朝廷却完全没有深思，轻易相信了他们的话。臣每次听到降下这样的约束，早晚都忧虑叹息，私下想到国家正在多事难以解决的时候，正应当责令官吏施展才能、取得成效；奖赏他们还担心他们不能竭尽力量，若怀疑他们，谁肯尽心尽力？前些日子选拔各路按察使时，两府官员会集公厅数日，完全打破常规，不按资次任用，朝廷内外都一致认为是当时最精良的选拔。凡是被选中的人，也各自负有才能和事业，只是长久以来无人知晓，常常担心没有施展的机会；一旦忽然受到提拔任用，都想着竭力效命，争相发挥自己的长处，不仅想报答朝廷，难道不也希望进一步得到进用吗？怎么可以一下子就认为他们欺骗蒙蔽，便顺从台官的私情？料想他们的心思一定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假如真像台官所说，那就是两府会集数日，选得了不公正的人。如果他们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又何必再加以约束？臣私下认为，任用人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即使能够坚持主张，尚且有时会受到阻挠，更何况平白产生疑虑，使他们各自心灰意冷？这样任用人，怎么能够办成事情？况且按察之任，不是人人都能胜任；他们有的是大臣荐举引进的人，有的是凭借权势侥幸得到任用的子弟。那些按察使，下要承受怨怒，上要触犯权势，却不敢回避，只能依靠朝廷主持公道。如今按察使所上奏的还没有能够施行，阻挠破坏者的一句话却立即受到轻信，这都是因为朝廷还不知道官吏是州县的大患，也不知道按察可以使百姓受益，委任他们的意志不坚定，所以诽谤毁谤的话容易被听信。可惜的是，自从选派各路按察使以来，现在虽然还没有取得大的成效，但年老昏昧的人听到风声便知道畏惧，近来退休的人逐渐增多。州县正要澄清治理，朝廷却自己阻挠这件事。臣请求圣上慈悲，命两府把台府中上言的人召到中书，问明究竟是哪一路按察使因为挟带私怒而这样做；如果确有迹象，请交给有关部门辨明。如果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人，就是妄言。近来所降的札子，请求收回，不要让四方看见朝廷自己削弱按察的权力，而使贪赃、年老昏缪的官吏感到快意。” 五年三月甲申，诏令各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司今后按察官吏，不得另行派官考察衡量，以致制造事端。（考：应查考当时提出建议的人。） 十月辛酉，将三位皇后的神主祔祭于太庙，大赦天下。诏书说：“各路转运使过去带有按察的名义，近来听说过于烦琐苛刻，使官吏不能安于职守，甚至还有晓谕州县、让州县彼此互相告发的，损伤教化风气，对政事又没有益处，这些都一并罢除。”当时执政者阻挠改革范仲淹、富弼所实行的政事，便借大赦之机，因而有了这道命令。校勘记 [1]“先帝”：原本脱漏“帝”字，据《长编》卷一补入。○ ○补入。[2]“三千”：《长编》卷一。○ ○作“二千”。[3]“真”：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 ○补入。[4]“遂”：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 ○补入。[5]“官物”：原本脱漏“官”字，据《长编》卷一补入。○ ○补入。[6]“枢密副使”：原本作“枢密使”，据《长编》卷一改。○ ○补入。《宋史·宰辅表》第一卷说：士逊在天禧五年正月丁酉由枢密直学士升为枢密副使；到天圣六年三月壬子，又由枢密直学士升为枢密副使；到天圣六年三月壬子，由枢密副使加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从未担任枢密使。[7]“吏部”：原本作“二部”，据《长编》卷一四一改。[8]“升擢”：原本作“陆擢”，据《长编》卷一四四改。[9]“壬寅”：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一四六补入。[10]“节文”：这两个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六补入。[11]“光化军”：原本作“广化军”，据《长编》卷一四六、《宋史·地理志》第一卷改。[12]“提点刑狱”：原本作“提典刑狱”，据《长编》卷一五一改。[13]“八月”：原本作“九月”，据《长编》卷一五一改。[14]“诏曰”：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文意补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二 仁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