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神宗皇帝

译见他的虚妄欺骗，就应当用对待君子的方式对待他，不能用对待小人的方式来对待君子。像姚原古的事情，陛下已经不能彻底追究他作奸的始末，又一味宽容，这就是好恶极不分明。” 丁亥，神宗对王安石说：“文彦博说，市易司不应当派官员亲自出售果实，以致华州山崩。”王安石说：“华山崩塌，不知道天意是什么？如果天意确实有所指向，一定是针对小人，不会针对君子。汉元帝时发生日食，史高、恭显一类人就把罪责归给萧望之等人，萧望之等人又把罪责归给恭显一类人。臣认为天意不可知，像萧望之等人的做法，也未必合乎天意。然而天如果确实有意志，就应当宽恕萧望之等人，而恼怒恭显一类人。”神宗于是叹息说：“臣子大多不忠不信。”王安石说：“陛下不要责怪臣子不忠不信。周武王说：‘我有乱臣十人，和我同心同德。’ 又说：‘我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这是周武王时的事情。不只武王时如此，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时也都如此。萧望之与恭显等人互相诬陷告发，是汉元帝时的事情。赵憬、裴延龄一类人倾害陆贽，是唐德宗时的事情。杨嗣复、陈夷行一类人互相非难毁谤、愤怒争斗，是唐文宗时的事情。陛下如果能做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所做的事情，群臣自然会同心同德；如果与汉元帝、唐德宗走同一条道路，就不必责怪臣子多有乖戾、不忠不信。” 熙宁六年二月丁丑，下诏开封府判官梁彦明、推官陈忱各罚铜十斤。上月十四日，宣德门亲从官王宣等与宰臣王安石的家人发生喧闹争竞，指使李师锡擅自传话给开封府官员处置，而梁彦明、陈忱没有查明虚实，亲从官阮睿本来没有参与喧闹争竞，也被判处杖刑。御史蔡确弹劾奏报开封府官吏曲意迎合奉承大臣之家，请求特别加重贬谪，所以罚及梁彦明、陈忱。此前，王安石随从皇帝观看灯会，骑马进入宣德门，卫士喝止他，并打伤了王安石的马。王安石大怒，请求把卫士送交开封府，又请求罢免勾当御药院的一名内侍，神宗都听从了他，但王安石仍然不平。蔡确的奏疏说：“宿卫的士卒，只是拱卫君主罢了。宰相在不该下马的地方下马，正是卫士应当喝止的事情。可是开封府观望宰相的意旨，反而使用不应当采用的法令，杖打卫士十人。从此以后，卫士谁还敢守住自己的职责？”神宗认为蔡确说得对，但宰相骑马进入宣德门本身不对，神宗最终也没有追究。王安石自己叙述他向神宗申辩的话说：“亲从官打击我的车子和侄子斿，我到宣德门时，按照惯例在门内下马，又被守门的人打马和随从。” 臣怀疑亲从官熟悉一向的规矩，所以对执政不敢这样做。如今竟敢这样做，应当是有人暗中指使他。臣起初之所以不敢争辩，是怀疑有条制，历来承袭旧例而有所逾越。等退下来查考会计文书，才发现并没有这样的条制；询问皇城司的官吏，他们也说没有条制。再问具体惯例，他们却根据勾当皇城司缴来的巡检指挥使毕潜等人的说法，称历来应当在宣德门外下马。臣初任执政时，从未在宣德门外下马。况且在宣德门内下马也不是从臣开始，臣随曾公亮陪从陛下时也是如此。』神宗说：『朕做亲王时，位次在宰相之下，也是在门内下马，不知为何竟会这样？』王安石说：『这正是臣不能不起疑的原因。臣想写札子，请求查考核实，依照条例施行。』神宗答应了。王安石又说：『查到嘉祐年以后行首司的日记，也都是在门里下马；可是询问冯京，他说已经忘了，记得的也有在门外下马的。』不久，文彦博竟公开宣称：『我历来只在门外下马。』此前，

译王安石因病请假日益迫切，于是请求解除机务，入宫应对时，神宗当面退还了他的奏章。王安石坚持请求罢职，神宗不许，说：『卿屡次请求罢职，使朕寝食不安。朕一定有待卿不够周到的地方，况且卿难道是因为宣德门的事情吗？』

译王安石说：『臣之所以争辩宣德门的事情，正是担心小人以后更加把臣看作骄傲僭越。事情既已弄清，又还有什么可说的？』神宗说：『如今仔细推究，确实没有人指使。』王安石说：『臣起初怎么能不起疑呢？既然已经推究清楚，又还有什么可疑的？』神宗说：『卿这样做，一定是认为朕终究不能取得成功，长期留下来也没有益处，所以决意离去吗？』王安石说：『陛下圣德日益提升，不是臣所能仰望的。后来贤能俊杰，自然有足以任用的人。臣长期妨碍贤者进用，又加上有病，所以请求罢职，并没有别的原因。』神宗说：『朕任用卿为宰相，事事都依赖卿来成就。后来可以任用的是什么人？谁可以做宰相？这是卿所知道的。』王安石说：『怎么能说没有这样的人？只是陛下还没有试用罢了。』神宗说：『卿频繁请求出任外职，对四方的观听不太好。』又引用古代君臣始终相处的事例来开导王安石。王安石说：『臣先前请求罢职，都是因为陛下因事情而产生疑心，按道义不敢不请求罢职。只是因为疾病的缘故，并没有其他原因。况且古今情势不同，长期任职会积累怨怒，一旦有负于职守而失败，也会连累陛下知人之明。』 又加上臣有病，如果冒昧任事，必定会导致旷废和失败。』神宗再三开导他，王安石才请求休假调养。后来神宗又召见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再三慰问，并命冯京、王珪传达旨意，于是王安石又入朝处理政事。退朝留身时，神宗对王安石说：『卿现在怎么样？』王安石说：『仍然因病头昏烦乱。后来有可以任用的人，陛下应当及早甄别提拔。臣恐怕一定不能长久承担这些忧劳和责任。』神宗说：『王雱所说的卿的心意，似乎不只是因为疾病；朕也对王雱说，必定是因为任职太久，料想朕终究不足以同卿有所作为，所以想离去罢了。』王安石说：『陛下极其仁慈圣明，臣哪里还有别的想法？只是后世的风俗，都是凭借权势利益来侍奉君主。臣长期冒居权位，不知道避让贤者，就和那些趋逐权势利益的人没有区别了。何况又有疾病，必定担心造成旷废和失败，连累陛下知人之明，所以极力请求罢职。』 陈瓘评论说：『王雱把他的父亲说成圣人，他的父亲又把儿子说成贤人，却说朝廷中的人都是小人。君子和小人自有公论，没有什么值得争辩的。至于王雱假托神考的话说“料想朕终究不足以同卿有所作为”，那就是借圣上的训言来轻慢君父，难道可以不辨明吗？』 三月癸亥，神宗对王安石说：『宿卫亲事官中有人击打指挥使，打伤了他的头，却还没有查明主犯。宿卫制度不能不赶快改革。』王安石说：『臣本来曾经议论过这件事。这件事固然容易改革，但要有适当的安排。』（注：详见《减兵议》） 七月，龙猛军的军级人员经章惇请求，得到于懿、洽的效用资格。神宗认为禁军不经过军帅，擅自经章惇投递状牒，感到奇怪。王安石说：『军士请求效用，虽然不经过军帅，恐怕没有条文禁止。』神宗认为军制不应这样，王安石说：『不知道这样做以后有什么危害？』神宗说：『经章惇请求效用还可以，恐怕有人会妄自作为。』王安石说：『另有妄自作为的事情，自然有科条禁令。如果经过有所征讨的官司请求效用，正是募兵所希望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加罪？』吴充说：『军队应当听命于一人。如今这样就不是统一指挥，不如不派遣他们前往。』王安石说：『如今请求效用，不知道有什么危害？军队听命于一人，如果让他们经殿前司投状，殿前司一定不答应；不答应，壮士又到哪里去寻求奋勇效死的机会？』蔡挺说：『如果另有勾连，怎么办？』王安石说：『有勾连自然有重法。』陈升之说：『臣见韩绛宣抚时，兵级也曾经由他请求效用。韩绛请求效用，神宗于是命令查考核实后进呈，后来神宗终究认为这是有害的事情。』王安石说：『士卒因为希望战斗而请求效死，反而把这当作罪过，凭什么激发他们的志气？』神宗说：『禁军的法令这样做不便利；如果像临淄王的事情那样发展，这种趋势难道可以放任增长吗？』王安石说：『经过朝廷所差遣的官司，和临淄王的事情难道相同吗？』神宗说：『例如保甲由别的司署募取，司农寺也一定会有话说。』 王安石说：『保甲本来就有经章惇办理的。』神宗说：『司农寺上奏说并非经章惇办理。』王安石说：『也有经章惇办理的。』陈升之又说：『有经韩绛请求效用的。』神宗说：『郝质说，经韩绛办理的，是应当前往本路的军士。』陈升之又说：『不是本路的军士。』神宗最终想治他们的罪，王安石坚持认为无罪。神宗命令免罪，只取其戒诫勉励。八月，高阳关路走马承受任克基说：『市易司指挥冯崇与北方人交易，不按照资次办理，很不妥当。』神宗说：『冯崇不忠信，没有操行，可以命令他立即回来。那里自有主管官司，交易全都沿用旧有规章。』王安石说：『冯崇不过是一个白牙人罢了，哪里值得责罚？陛下左右前后亲近信任的人，谁是忠信的？谁有操行？臣私下恐怕其中有陛下没有察觉的人。』神宗说：『审察是非、辨察忠邪，是古今都困难的事。然而对于不忠信之人的行迹情状已经明显的，我从未不依法处置。对于还没有显露的，我只取其清白，并不保证他过去也是如此。例如昨天得知的泸州李曼，可以说是有过错了，而党羽庇护他竟到了极点。范百禄奉命考察核实，独自排除众议，奏报实情，这种人可以褒奖进用。然而近臣也有人说范百禄不应得到馆职，这一点也不可不察。』诏令中书、枢密院从今以后都遵守条制。后来王安石告诉神宗说：『尧舜治理人民，只是把君子、小人辨察清楚，使人不敢欺诳蒙骗，自然不必多立法禁。』神宗说：『关键在于审察。』王安石说：『陛下每每这样做，就是尽善了。』癸丑，辅臣奏事完毕，神宗看着王安石说：『听说卿的儿子王雱久病，近来稍微好些了吗？』王安石说：『王雱苦于脚部疮疡向下漏脓，请遍京师的医生医治都没有效果，近来请泰州的疮疡医生徐新来治疗，稍微好了一些。』 神宗说：『卿的儿子学问超过常人，昨夜我还梦见同他谈了很久。如今能够稍微安稳些，实在使朕欣慰。』

译七年三月甲寅，神宗担心设置官职太多而耗费财用。王安石说：『凡是创设官职，都必须先估量是否能够节省费用、兴办政事，然后才创置。例如将作监，只要使用各个设置机构处的食钱，就足以供养新设官员，而所节省的各项费用多得数不清；又如帐司，一年一次磨勘，查出隐匿亏陷的官物，也会增加数倍。其他设置官职的情形大多如此，怎么能说是冗官？』神宗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财用还不足？如果说是军队太多，那么今天的军队同庆历年间相比已经极少了。』王安石说：『陛下如果一定要使财用充足，就必须治理财务。治理财务，就必须果断而不疑惑，不被左右小人所动摇，这样才可以有所作为。』神宗说：『古代税取十分之一就足够了。如今取财有百般名目，不可能说少。』王安石说：『古代并不只是十分之一的税而已，市场上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还有佽布、总布、质布、缠布之类，种类很多。关市有征税；货物有不经过关市的，就没收其货物，惩罚其人。古代取财，难道也只是十分之一吗？如今的税并不比先王时代更重，只是分配不均，又有兼并成为祸患。』神宗多次以市易法烦琐细碎之事责问中书，曾布因而谈到市易的事情（详见《市易务》）。乙丑，神宗诏令中书说：『朕接触治道的时间还很短，对达到治理的道理昏昧不明，施政失去中正，因而损害了阴阳的调和。从冬天直到现在，旱灾肆虐。期间曾下诏命有关部门减少日常膳食、避居正殿，希望借此弥补过失、消除灾变。经过的月份日益长久，却没有得到休应。朕半夜惊醒，震恐悸动，不能安宁。想来是不是朕听取采纳意见不合于道理？审理诉讼没有符合实情？征收赋税失去了节度？忠诚的谋议和正直的言论被压在上面，不能传入，而阿谀奉承、堵塞蒙蔽来成就私利的人很多？为什么祥和之气长久不能应验啊！应当允许中外文武臣僚，实封进言朝政的缺失。三事大夫务必尽心互相警戒，来成就朕的志愿。』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起草了这道诏书。此前，韩维在延和殿回答神宗，神宗说：『久不下雨，朕日夜焦虑劳苦，怎么办？』韩维说：『陛下忧虑怜悯旱灾，减少膳食、避居正殿，这只是实行旧有故事，恐怕不足以回应天变。希望陛下痛切地自我责备，下诏广泛求取直言，以打开壅塞蒙蔽，并大施恩令，对某些事情加以蠲免放宽，以调和人情。』神宗有所醒悟，立即命韩维起草诏书。诏书发布后，人心大为喜悦。韩维本传说：诏书发布后，人心大为喜悦。当天就下了雨。然而《实录》没有记载当天下雨，因此恐怕本传有所润饰，现不采用。本传又说：有旨意追究市易法、免行钱的利弊，暂时停止方田法，编排保甲，停止议论东西川的市易法。考察可知，这道诏书尚未下达时，韩维已经同孙永追究免行钱的利弊了。暂时停止方田法、保甲等事，见于四月二日，也应当在这里一并记载。《会要》记载三月六日有诏求取直言，而《实录》没有这件事，二十八日才有这道诏书。一个月不应有两道这样的诏书，是《会要》记错了。四月己巳，神宗因为久旱，忧虑之情显现在面容上，每次辅臣进见，他无不叹息恳切悲伤，想把保甲、方田等事情全部停止。王安石说：『水旱是常有的天数，尧、汤也不能避免。陛下即位以来，连年丰收。如今旱灾虽然影响很远，只应更加修治人事，以回应天灾，不值得使圣心忧虑。』神宗说：『这难道是小事？朕如今之所以这样恐惧，正是因为人事有未修治之处。』于是中书条列上奏，请求蠲免减省、赈济抚恤。壬申，神宗批示：『凡遭受灾伤的路分，方田、保甲中已经编排方量完毕、只是正在汇集编造文字的，允许依照条限办结；至于正在编排方量以及编造五等簿的地方，应当立即下令，一律暂时停止。』这一天，下了雨。此前，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言：『去年发生大蝗灾，秋冬又长期干旱，以至于今年春天仍不下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都来不及播种。五谷价格暴涨，百姓忧惧不安，十人中有九人害怕死亡，向南北逃亡迁移，困苦在道路上。正值春季却砍伐树木、竭泽捕鱼，大量支用官钱，小量购买一升米，连草木和鱼鳖也不能生长繁衍。寇敌轻率放肆，侮辱君主，轻慢国家，都是因为中外臣僚辅佐陛下不合于道，以致如此。』 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打开仓廪，赈济贫困者；各有关部门一切停止聚敛的不正当政令，这样或许可以早日召来和气，上合天心，调和阴阳，降下雨露，以延续天下百姓垂死的生命，并使宗社获得万年无疆的福祉。君臣相遇，贵在彼此知心。以臣的愚见，深知陛下爱护养育百姓胜过对待自己的赤子，因此自陛下即位以来，凡是有利于百姓、便利于万物的事情，没有不果断地主张施行的；可是中外臣僚几乎不推明陛下的这番心意，反而任意贪得无厌地侵害百姓，割取他们的利益，伤害深入肌肤骨髓，使他们困苦而无法生存。陛下的存心如此，群臣所做的却是这样，不知道君臣相遇、千载难逢的机会，究竟想用来做什么？台谏之臣默默地占着职位而不敢进言，所有办事的官员又都贪婪卑鄙、贪图眼前利益。陛下以仁圣之德临御天下，抚养百姓用心超过前古，而群臣所做却如此错误，难道是陛下驾驭他们还不够明察吗？朝廷设置官职，职位有高低；臣子侍奉君上，忠心不能有两样。与其因得罪有关官司而被责怒，哪比得上不忠于君上？与其苟且容身于当世，哪比得上得罪皇天？臣之所以不顾万死来告知陛下，实在是因为上面敬畏天命，中间忧虑君国，下面忧虑百姓罢了。至于臣自身的死亡，即使粉身碎骨如同一只蝼蚁，也没有什么值得顾惜的。臣又见南征北伐的人，都拿着胜利的形势、山川的地形图回来，估计没有一个人把天下百姓的忧苦——典卖妻女、父子不能相保、迁徙逃亡、困顿穷苦、拆屋砍桑、争相向市场借贷、向官府输纳、出售米粮、惶惶不安而无以为生——画成图献上。臣不敢只把听闻之事上奏，谨将安上门每天所见的情形绘成一图。百件事中还不到一件，但只要经过圣明的眼目，不必看得太多，已经足以令人叹息流泪、伤心难过，何况是千万里以外的情况呢？谨随奏状一并呈进。如果陛下看了臣的图，采纳臣的言论，从今以后直到十天仍不下雨，请求在宣德门外斩臣，以正臣欺骗君主、蒙蔽上天的罪。若稍有裨益，也请求依法惩处臣越分议论政事的罪。』郑侠是福清人。于是神宗拿出郑侠的奏疏和图给辅臣看，询问王安石是否认识郑侠。王安石说：『他曾跟臣学习。』于是请求退避职位。神宗不许，便诏令开封府弹劾郑侠擅自发出马递的罪名。

译司马光《记闻》说：郑侠上言：新制规定由选人监守京城城门，百姓所携带的物品，无论大小，全都征税，使贫民怨恨不满。君主居于深宫，有时不知道这些事情，于是他绘图一并进呈。考察可知，郑侠这道奏疏并没有这些内容，应当进一步考证。郑侠于六月九日被责罚，第二年正月七日又被责罚。林栗《言行录》记载，郑侠在三月二十六日上疏，神宗采纳了许多意见。大概是因为郑侠上疏援引了苏轼等人的启事。然而考察其他事情，有的前后次序或许有误。例如责躬诏实际在三月二十八日，却记作四月一日，大概是错了。现在只采用其中相合的部分。己卯，王安石恳切请求离开职位，并推荐吕惠卿执政。乙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上疏说：『臣恭敬地读诏书，欢喜到了流泪的地步。从前成汤以六件事自我责备，如今陛下以四件事求取谏言。圣人的作为，虽处不同时代却相合。诏书所说的，都是当前最深重的忧患。陛下既然已经知道了，群臣还有什么可说的？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就会变得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就会发扬光大。”陛下如果确实知道事情是这样，又能果断立志而不疑惑，不被左右近臣所动摇，那么怎么知道今天的灾异不会像太戊时的桑谷、高宗时的雊雉、成王时的雷风、宣王时的旱魃一样，反而成为宗庙和百姓的福祉呢？如今朝政的缺失，大的不过六项。第一，广泛发放青苗钱，使百姓债务日益加重，而县官却没有所得。第二，免除上户的差役，却向下户征钱，用来供养游荡无业之人。第三，设置市易司，同小商户争利，实际上耗散了官府财物。第四，中国还没有治理好，就侵扰四方边裔，所得少而失去多。第五，编组保甲，教习凶器，使农民疲惫不安。第六，听信狂妄狡诈之人，妄自兴办水利，劳民伤财。』 至于其他琐碎的柴米盐务之事，都不值得向陛下说。舍弃大的事情而谈细小的，舍弃紧急的而谈缓慢的，表面上表现出进言取舍，内心却怀有迎合附会的想法，这是奸邪之人中最为严重的，臣不敢这样做。』知青州滕甫上疏说：『新法中危害百姓的事情，陛下已经知道了，只要下一道手诏，将熙宁二年以来施行的新法中凡是不便利的全部停止，那么民气就会和顺，天意也会解除忧患。』 这是根据滕甫墓志附带记载的，应当考证。郑侠《言行录》说：当时诏令求取直言，想要应诏进言的人很多。听说郑侠被弹劾，大家都灰心退缩，只有司马光等一两人的文字能够送到皇帝面前。奸邪谄佞的一党每天在匦函中假造姓名投递书信，请求留用王安石、坚守新法，并且请求治郑侠狂妄的罪。司马光的奏疏已经完整载录，滕甫的奏疏只保存了这一段，其他奏疏也都看不到了。《言行录》或许可以作为依据。现在暂且附载于此。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仍诏令其出入按照二府的仪制，大朝会时编入中书门下的班次。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旧官职任平章事、监修国史。派勾当御药院刘有方携带诏书召韩绛赴阙。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任执政共六年，适逢长期旱灾，百姓流离失所，神宗的忧虑显现在面容上，每次辅臣进见应对，他都叹息恳切悲伤。神宗更加怀疑新法不便利，想停止新法。王安石不高兴，多次请求离职，神宗不许。而吕惠卿又让他的党羽每天到匦函中假名投书，请求留用王安石、坚守新法。神宗于是派吕惠卿拿手诏劝告王安石，想安排他担任师傅一类的官职，留在京师。王安石坚持请求离去，神宗又赐手诏说：『接着收到卿的奏章，知道卿认为此事按道义难以处置，想得到一个方便的州郡休息。朕深深体察卿的心意，不想再三强留卿，已经下达制命，任卿知江宁，希望卿安心休息，以满足卿的愿望。朕体察卿的诚意已经达到极点，卿应当有所报答。』 手札完整保存着，朕不会有任何食言，从此就浩然长往吧。』又赐手书说：『韩绛想见卿一面，想来是有事情要商议。卿可以替朕详细告诉他当前人情政事中最应急切处理的事情。』王安石推荐韩绛代替自己，仍然让吕惠卿辅佐他；对于王安石所施行的事情，都遵守不改变。当时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人”。己丑，诏令说：『朕赞美先王的法令恩泽施于当时并流传后世，可以说是盛大了。因此早起晚睡，至今已经八年；朕考量时势的适宜，制定法令，颁布到四方，全都考察先王旧法，参考群臣意见，再由朕亲自决断。已经实行的成效固然也可以看见，但其中任职的官吏有不能奉行承受的，竟私自提出自己的意见，妄自增减。有的把苛刻当作名声，有的把因循守旧当作得当，使我的百姓不能完全蒙受恩泽。朕终究不会因为官吏违法就轻易废除法令，但应当广泛谋议、广泛听取意见。对于违犯法令的人要严加治罪；间或有不安妥的地方，就考察修订完善，务求达到最恰当的程度。士大夫务必奉行承受，以符合朕意。不要习惯于旧常规而违背我的法令。敢有不遵从的，必定惩罚，绝不赦免。』 此前，吕惠卿担心中外臣僚会因王安石罢相而议论新法不便利，便写信遍送各路监司、郡守，让他们陈述利弊。到这时，他又告诉神宗，请求下达这道诏书加以申明。元祐本在“白”字下面脱漏文字，绍兴本沿袭了这一错误，应当寻找其他版本考定，恐怕后面还有别的话。现在只记作“告诉神宗下达这道诏书加以申明”。朱史说：“吕惠卿担心中外臣僚……”以下三十多字，却先记载“神宗认为朝廷所下的法令，官吏推行时多半失去了原意，于是下诏申明”。校签说：“这是黄庭坚的手笔，没有底本可以查照；起居注、时政记原来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所以删去。”时政记、起居注又何尝能够说明事情？想来是朱史私下替吕惠卿避讳罢了。现在重新保存这段记载。王雱任右正言、天章阁侍制兼侍读。王雱因病不能上朝，神宗又下诏特意给他俸禄，免去入朝谢恩，允许他跟随王安石到江宁，仍然负责修撰经义。又诏令王安石依旧提举详定国子监修撰经义，参知政事吕惠卿共同提举。

译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一同任崇政殿说书。沈季长仍改任太子中允。此前，神宗每次因外间事情询问王安石，王安石都说：『陛下是从谁那里得到的？』神宗说：『卿为什么要问消息的来源？』王安石说：『陛下同别人有秘密，却唯独对臣隐瞒，难道是君臣推心置腹的道理吗？』神宗说：『从李评那里得到的。』王安石因此仍然厌恶李评，最终排挤他使其离去。一天，王安石又拿秘密之事询问神宗，神宗问他是从谁那里得到的，王安石不肯回答。神宗说：『朕没有对卿隐瞒，卿却对朕隐瞒吗？』王安石不得已说：『朱明之把这件事告诉臣。』神宗因此厌恶朱明之。朱明之是王安石的妹夫。王安石离开后，吕惠卿想把王安石的亲近之人引入身边，便推荐朱明之为侍讲。神宗不许，说：『王安石还有哪个妹夫？』吕惠卿回答是沈季长。神宗立即召见沈季长，与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一同任侍讲。吕升卿平素没有学问，每次进讲，多半舍弃经义而谈财谷利害等事。神宗有时询问经义，吕升卿不能回答，总是看着旁边的沈季长，让他代为回答。神宗诘问得非常严厉，沈季长多次因回答而屈服。神宗问：『你从谁那里接受了这种经义？』沈季长回答：『从王安石那里接受的。』神宗笑着说：『既然如此，那就暂且这样吧。』沈季长虽然党附王安石，却常常非难王雱、王安礼以及吕惠卿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一定会连累王安石。王雱等人很厌恶他，所以他没有得到太多进用。这是根据司马光《记闻》记载的。吕升卿没有学问，不能回答神宗的询问，不知道《诗序》为什么反而采用吕升卿的解释，应当考证。八年正月甲午，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夺并销毁他自出身以来的文字档案，放归田里。王安国被贬后，神宗下诏告诉王安石。王安石面对使者哭泣。等到王安石再次入相时，王安国仍在国门之外，因此王安石同吕惠卿交恶（详见《郑侠贬黜》）。二月甲子，太常寺太祝王安上任右赞善大夫、权发遣度支判官。王安上是王安石的弟弟。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旧官职任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起初王安石推荐韩绛和吕惠卿代替自己，吕惠卿得势以后，担心王安石再次入朝，便想堵住他的道路，凡是可以加害王安石的手段无所不用。后来他又多次同韩绛意见不合。韩绛乘机告诉神宗，请求恢复王安石的宰相职位。神宗听从了。第二天，神宗派勾当御药院刘有方带着诏书到江宁召王安石，王安石没有推辞，日夜兼程赶赴京城。三月戊午，神宗对王安石说：『小人渐渐安定下来了，卿等暂且可以有所作为。』又说：『自从卿离开以后，小人纷纷扰扰，只靠吕惠卿主持支持罢了。』王安石说：『臣父子蒙受陛下知遇，所以先前每件事都随着形势消长而进退，等待陛下深入察知，实在只是想帮助成就陛下的盛德大业罢了。小人纷纷扰扰，臣不敢安于职守。如今陛下重新召用臣，臣之所以不敢坚决推辞，实在是想略微有所效力，来报答陛下的知遇。然而臣已到了老年余日，哪里能够长久侍奉左右？想及时略有成效，希望陛下察知臣的用心。』神宗说：『这本来就是朕对卿的期望。君臣之间，千万不要存有外在形迹，那最妨害事情！』又谈到吕嘉问被降职黜免的事情（详见《市易务》）。四月甲子，神宗同王安石讨论河北的事情。王安石认为募兵不如民兵，买米不如兴办农业。此前王安石在江宁时，曾经说军队太少，请求募兵。于是神宗举出这件事询问王安石，说：『如今厢军确实少，禁兵也不多。然而应当及早训练民兵；民兵形成之后，就应当减少募兵。』神宗说：『禁军中的无赖之徒才来投募，不同于农民。把无赖全部收用而优厚供养，又以重禄尊爵供养他们的首领，这才是平息乱事的办法。』王安石说：『臣在翰林时，本来曾经议论过，刺字的军队不可以全部废除，但要用民兵加以制衡。如果专门依靠刺字军，唐末五代的祸患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刺字军多了就供养不起，少了又不够使用，这正是必须有民兵的原因。』神宗说宋守约不可得到，王安石说：『自从宋守约死后，军制已经稍微宽弛。』神宗说：『只是因为贾逵而宽弛。』王安石说：『替贾逵办事的人安逸享乐，替宋守约办事的人忧惧危险。应当说像宋守约这样的应当褒奖劝勉，像贾逵这样的应当督责。』王安石又说：『蕃兵应当按十分之五的比例设置，具有等级和编制，才可以使用。如今一年歉收，一路就要耗费二十八万赈济借贷，而其中丁壮、老弱、有马、无马都不敢核实，不知道要它有什么用？蕃部有人认为必须等到丰收年才可以核实。』 臣认为赈济借贷时正好可以核实，吴充认为坐着议论容易，实行起来困难。』神宗说：『这有什么困难？只是边帅不肯做罢了！』王安石又说：『去年考察灾情而放免税赋，使东南仓廪因此空虚，不是良策。这是冯京故意这样做的，和苏秦用厚葬来表明孝心的意思相同。』又进呈先前借出常平物资给转运司修治城堑之类的事情，王安石说：『臣认为应当爱惜常平物资，以等待非常之时，不应当仓促这样耗费。』神宗认为他说得对。

译闰四月乙未，神宗又谈到王猛，说：『苻坚也英明，然而一举措事，便像这样颠覆，为什么呢？』王安石说：『王猛想杀慕容垂，命令他带着儿子逃奔，所以被人怀疑；却不知道这正是把慕容垂深深托付给苻坚的办法。』神宗说：『王猛可以说是忠了。』王安石说：『这样做算忠，对当时的事情有什么补益？臣下应当用道理启发自己的君主，使君主自己醒悟罢了。君主尚未醒悟时，就想用计谋成就事情；等君主不能察知，这岂只是辱没自身，也会因此危害国家。这正是君子不看重这种做法的原因。』神宗担心没有人肯尽心赴功，王安石说：『陛下如果能够完全看清人情，赏罚又确实公正，人们自然会尽心赴功。』神宗说：『即使不能完全看清，只要得到的助力多，也可以。』王安石说：『看清得完全，人们就完全赴功；看清得少，人们就少量赴功；看清得多，人们就多量赴功；完全看不见，就没有人赴功。假使看得完全，如果不随即施行赏罚，人们也不会肯赴功。』神宗谈到宣王时人人都竭尽自身来奉事君上，吕惠卿说：『宣王时也只是这样罢了，还没有达到文王、武王的程度。』王安石说：『宣王盛盛之时，才能这样。等到他的用心有了差错，就出现“我友敬矣”，谗言兴起，善人君子正忧虑祸乱，没有闲暇顾及那些不守踪迹、时起时行的人，哪里还会有竭尽自身奉事君上的事情？同一个人前后竟有如此不同，正是由于用心有了差错。』 神宗说：『宣王尚且能够最终完成考察牧事，后世又哪里容易赶得上？』王安石说：『宣王任用尹吉甫出征讨伐，如果没有张仲在内辅佐，尹吉甫就无法成就功业。《诗经》称说尹吉甫能够明智哲达、保全自身，那么宣王的德行比先王浅薄，也可以由此知道了。』神宗想任用张方平为枢密使，诏批已经发出，王安石正要办理文书，吕惠卿把文书留下说：『今晚召集会议再议。』并私下对王安石说：『安道一旦进来，必定对我们不利。』第二天再次进呈，这件事于是搁置了。五月，提举市易司举荐刘佐。刘佐先前在市易司任职，因犯法而冲替。事情的处理关系重大，接替刘佐的人不知道买卖的次序，比较所收取的息钱，远远不如刘佐。王安石想答应任用刘佐，韩绛坚持争辩，认为刘佐不合给以差遣。王安石说：『市易务历来举荐官员不拘泥于条制，而且有七八万贯的场务，必须交给有能力的人。』韩绛坚持争辩，认为这样就是废弃法令。神宗说：『暂且让他主管事务，等到符合接受差遣的条件，再允许他正式任职，怎么样？』韩绛独自认为不可，两次拜谢请求辞位，说：『这样下去，宰相就不能做了！』神宗惊愕地说：『这是小事，何必如此？』韩绛说：『小事尚且不能争辩，何况大事呢？』第二天，王安石又替神宗劝说道：『吕嘉问、程昉都尽力办事，却被众人攻击。陛下如果不能察知而保护他们，那么天下谁肯为陛下尽力？』神宗说：『像程昉也确实主管成了事情，只是不循理。』王安石说：『程昉举荐吕公孺，确实是不懂道理分寸；然而对国家的事情有什么损害？像文彦博离职时举荐刘庠、陈升之离职时举荐林旦，这才可以责备。』神宗说：『像文彦博等人，刚举荐了人不恰当，就要责罚吗？』王安石说：『像文彦博等人虽然不可以重责，也不值得尊宠。』 神宗说：『他们都是先帝时爵禄已经尊贵的人。』王安石说：『这样的话，继承君位的君主对于先王的臣子就不再施行法令，恐怕没有这个道理。』神宗说：『像程昉这样，几年之间官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程昉也已经足够了。』王安石说：『按程昉的功劳和事状，和众人相比本来应当转升数官，却只转升了一官。假如一有可疑的罪名，就多次处置审讯，怎么能说是公平？况且陛下前些日子曾宣谕程昉，说他依靠中书省的知察才能尽力。臣近来见程昉多次因处置狱讼被弹劾，只能令人叹息罢了。程昉曾对臣说：“不必替我深辩，只要让我获罪，追夺一两官，或者被停职废弃，蔡谏议自然会息怒；不然，纷纷扰扰就没有完。只要我能替朝廷办完公事，使利益恩泽惠及百姓就够了。即使因此被停职废弃，我也能够谋生，一定不会饥寒，相公不必过分忧虑。”他的话如此，可见他不是依仗中书营救，所以才敢自行放纵。如今忠邪、功罪还没有完全彰明，事功又怎么能够兴起？』丁丑，韩绛请求离职，称病不出。王安石说：『陛下应当罢免刘佐，以此勉励慰留韩绛，使他就任。』神宗为改动刘佐的事情感到为难。王安石说：『以后如果有比这更大的事情，难道就不能容忍这个监当小臣吗？如果坚持争辩而导致韩绛离职，臣不敢安心。』 神宗于是听从了，罢免刘佐，派使者带着手札告诉韩绛，让他就任。韩绛重新起身任职。八月庚戌，韩绛罢为知许州，仍诏令其出入按照二府的仪制，大朝会时编入中书门下的班次。韩绛居于宰相职位时，多次同吕惠卿意见不同。王安石再次入朝后，议论政事更加互相驳难，多次称病坚持请求罢职，于是有了这道命令。十一月丙戌。此前，王安石因病在家，神宗派中使慰问，从早朝到傍晚往返十七次。医官诊察脉象的奏状，都派人骑快马让亲事官携带上奏。王安石病愈后，又准假十日调养，接着又给假三日，又命辅臣到他家中议事。当时有不附和新法的人，王安石想重重治罪，神宗不答应。王安石争辩说：『如果不是这样，法令就不能施行。』神宗说：『听说民间也颇受新法之苦。』王安石说：『严寒、暑热、下雨，百姓还会怨叹，这难道就算是体恤吗？』神宗说：『难道连严寒、暑热所带来的怨叹也没有吗？』王安石不高兴，退朝后称病。神宗派使者慰问勉励他，他才出面。王安石的党羽替他谋划说：『如今如果不把门下之士中皇上平素不喜欢的人，公开提拔任用，那么权势就会减轻，将会有人窥伺我们的间隙。』王安石听从了。神宗也高兴王安石出面，凡是他所进拟的事情都听从，因此王安石的权势更加重要。

译九年五月丙寅，神宗对执政说：『用耒耜养活生命，用弓箭防备祸患，养育百姓的道理，不过如此罢了。』王安石说：『天子告诫诸侯，耕种收获不可懈怠，怎么能荒废新开垦的田地？群臣告诫天子张大军威、整顿六军，不要败坏我高祖留下的微薄基业，努力整治军队，以便涉足禹的遗迹。这样看来，百姓所应从事的事情，确实如陛下所说罢了。然而如果不明白治道，就不能役使众人，又有谁能够成就这些功业呢？』神宗又谈到范仲淹想修订学校和贡举法，于是教人把唐人的赋体《动静交相养赋》作为范式；假使能够作成《动静交相养赋》，不知道有什么用？法令既然不好，就不能施行，又有什么可遗憾的？范仲淹没有学问，所以安排设置只能这样罢了。』王安石说：『范仲淹天资聪明爽朗，只是空闲时间太多，所以才能超出常人不远。他喜好名誉，结交游谈之士作为党羽助力，严重败坏风俗。』神宗说：『之所以喜好名誉，只是因为见识不能胜过流俗罢了。像唐太宗也是英明的君主，却学习庾信作文，这也是见识不能胜过流俗的缘故。不能胜过流俗，就反而畏惧流俗。世俗共同称赞一件事是对的，却没有办法衡量并知道它是错的，自然就只能随从众人。』 如果有人能够揆度并知道它是不对的，那么众人就不能改变他的见解了。』安石说：『不因世俗而改变，是大人的作为，所以《乾卦》中这样说。』皇上又谈道：『道必定有相应的方法。有精妙的道，才有精妙的方法；比如释氏所谈的精妙之道，那么禅法就是它的精妙方法。精妙的道不能靠智慧去认识，也不能靠一般知识去认识，但尚且还有方法可以说明它，那么道的粗浅层面，本来就应当有方法。』安石说：『陛下对于道术文章无不通晓，但从来没有用文辞来奖掖人，确实是知道华丽的文辞对治理没有补益。风俗虽然还没有大变，但从事华丽文辞的人也已经减少了。这对于治理之道和社会风俗，并不是小小的补益。』皇上于是说：『读经的人必须知道怎样阐发经义才有用，否则就不免成为腐儒。』吕惠卿出任陈州知州（见《吕惠卿奸邪》）。王安礼出任润州知州，搜求吕惠卿的过失（见《吕惠卿奸邪》）。六月，给事中、知陈州吕惠卿上奏说：『王安石完全抛弃旧学，却推崇纵横家的末流术数，把它当作奇异的方术，因此导致进谗诬陷、胁迫控制，蒙蔽贤人、结党奸邪，迁怒于人、施行狠毒，违抗命令、擅改诏令，欺骗皇上、要挟君主。』皇上把吕惠卿控告的事情给安石看，安石因此对皇上感到惭愧，多次请求离职。皇上对待安石的态度，从此也渐渐冷淡了（详见《吕惠卿奸邪》）。壬辰，三司谈到奉诏铸造折二钱的事。皇上说：『恐怕四方听说中国实行两种钱币，会认为国家贫困窘迫，反而损害国体，怎么办？』安石说：『钱币有两种品级，从周代以来就是如此，和贫富有什么关系？况且古代兴起的君王，在唐太宗、周世宗时国家极其贫困，但这有什么可耻的？臣起初不想铸造折二钱，如今却极力论说，是因为朝廷的一举一动，四方都在关注，稍有缝隙，就会被好事者窥伺、愚弄，这样将不能确立国家的政见，又怎么能安定天下国家呢？』皇上于是命令恢复实行，但两宫始终不愿使用折二钱，所以折二钱从未进入禁中。安石争辩不能获准，退朝后便以疾病为由不出。皇上派人告诉他说：『朕对你没有嫌隙，天地可以明鉴，为什么突然这样？』安石才出来（详见《陕西钱议》）。丙午，下诏说王雱生病，特意给王安石放假，命他在家抚养照料。己酉，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王雱去世，年三十三岁。追赠谏议大夫。皇上亲自下诏，把王雱撰写的《论语》《孟子》义送到他家。王雱性情刻薄深险，喜好杀戮，常称赞商君，认为他是豪杰之士；还常劝安石诛杀不听命的大臣，但安石没有听从。安石执政时，罢免驱逐朝廷内外的老成之臣几乎殆尽，多任用门下轻薄机敏的年轻人，诸生一概以王氏经学为老师。讲官考察测试诸生，凡是谈及时政的，都予以罢免驱逐。后来安石与惠卿交恶，派人揭发吕氏贪奸牟利的事情，也都是王雱首先揭发的。富弼说：『臣私下听说，近年来新法施行的条目很多，陛下近来也深深看出其中的危害，只是虚心忍耐，没有立即改变，这确实很合乎为君之道，舒缓从容而不愿操之过急。然而群臣所说的危害，都是危害天下百姓。百姓受害已经很久，难道还容许慢慢舒缓吗？衡量如今的形势，正如解救倒悬之急，只怕解救得不够迅速。从前天下人无论贤愚，都知道陛下起初想要讲求大治，追踪唐尧、虞舜的治绩。前代帝王的用心，本来不是我们所能比拟的，却没有想到竟被人误导到这种地步，事情全都变成了弊害。追究事情的根源，实在不是陛下的过失，只是众人都共同责怪谋划此事的人，恨不得吃他的肉。臣近来观察陛下对待群臣，不论职事高低，常常疏远那些反复狡猾的人，而亲近纯良正直的人。反复狡猾的人，本来就没有坚定的志向，不以不仁为耻，不畏惧不义，见不到利益就不会奋发，这样的人必定没有忠诚笃实之心，怎么肯全心为国家效力呢？纯良正直的人，才智和口才确实有不及狡猾之人的地方，但他们的心志不二，操守坚定深厚，立场中正而不偏倚，身旁没有结党营私的人。任用他们，他们就沿着正道进取；舍弃他们，他们就保全自身而退。不因利益而改变，不因义理而惭愧，忠诚光明，始终如一，直到死也不改变。不肯欺骗蒙蔽朝廷，只求自己得到更多福祉。像这样的人，最终不会胡乱犯错，一定能够替国家成就事业，也不会造成祸害。天子没有具体职事，只有辨别大臣的邪正并决定进退，这就是天子的职责。臣私下请求陛下对此更加重视。这封札子只是希望陛下略微知道外面的事情一二罢了，请不要下发出去，也许可以免得日后后悔。』 七月壬戊，诏令宰臣王安石等王雱服丧满七日后供职。己卯，重新起用归田里居住的王安国为大理寺丞、江宁府监当，任命下达后王安国却病死了。十月戊子，皇上批示：『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心术很偏邪，性情奸诈反复；议论政事、推荐人才，不遵守职分。可削去学士、中丞之职，改以兵部郎中知虢州。』

译陈瓘在《尊尧录》中上言皇帝封事，其中第二十问说：『臣还希望陛下特意降下圣问，询问洵仁等人：《日录》中有这样的话：“我替皇上陈述事情，退朝后便聚集记录下来，以备自我反省。等到将来离开职位时，应当缮写出来进呈。”这是安石刚任参政时向神宗皇帝奏说的话。又说：任职十年后才离开职位，后来又过了九年才去世，在这期间为什么没有履行缮写进呈的话呢？臣听说吕惠卿控告中丞邓绾，进呈《日录》三策。神宗皇帝察看吕惠卿的《日录》，果然不是临时编造的文章，于是下发圣批。邓绾既然离职，安石也就不能留任了。唉！后来所谓“缮写”的话，难道不可以说是欺骗妄诞吗？下武继承安石的志向，昂等人叙述蔡卞的事情，而执事之臣却把欺骗妄诞当作国是，难道不会误导朝廷继承先志吗？臣道的事情关系重大，难道可以不辨明吗？』 壬辰，下诏说：『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为宰臣属官，却与言事官相互交往，罢职改任漳州军事判官。』此前，王安石说：『臣长久以来因疾病忧伤，不与人交往，所以众人所传的议论大多不知道。昨天才听说御史中丞邓绾曾替臣的子弟谋求官职，又推荐臣的女婿，说他可以任用，还替臣请求赐给宅第。邓绾近来又推荐两名御史，不久却请求不要施行。听说其中一人是彭汝砺，曾与练亨甫不和，邓绾听信练亨甫的游说，所以请求另行选官。如果确实如所听说的那样，那么邓绾怎么可以让他执掌法令，处在论思之地？练亨甫也不应当继续留作宰臣属官。』因此有了这道命令。起初，邓绾因为附和王安石而担任言职。后来安石与吕惠卿一党相互倾轧，邓绾便竭力上奏弹劾他们。皇上更加厌恶安石所坚持的事情，邓绾害怕安石离去后自己失势，多次在皇上面前挽留安石，说话毫无顾忌。皇上发怒，想贬斥邓绾，安石也感到害怕，于是上奏斥退他。练亨甫行为险恶轻薄，谄媚侍奉安石的儿子王雱以求进用，到这时也被斥退。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职，改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第二次入朝执政时，多次称病请求离去。等到儿子王雱去世，他更加悲伤难忍，极力请求解除机要政务。皇上也越来越厌恶安石的作为，所以有了这道任命。吕本中《杂说》记载：王安石离职后，嘉问因事入对。皇上问：『你得到过安石的书信吗？』嘉问于是说：『近来也收到过安石的书信，听说陛下不允许安石长久离职，他也不敢作长期安居的打算。』皇上说：『这样看来，他是被吕惠卿出卖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来见朕呢？』 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依旧任原官，任平章事、监修国史。吴充性情谨慎缜密，任职西府时，多次乘机说王安石的政事不便。皇上认为他立场中正而没有私心，所以任命他为宰相。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冯京任给事中、知枢密院事。此前，吕惠卿把安石前后写的私人书信和手迹全部拿出来上奏，其中一封说：『不要让齐年知道。』齐年指冯京，因为他和安石同岁。安石在中书时，冯京常提出不同意见，所以这样说。另一封说：『不要让皇上知道。』因此皇上认为安石欺骗自己，所以又起用冯京。十二月，判江宁府王安石上奏，请求把田地施舍给蒋山太平兴国寺，作为常住田产，为他的父母和儿子王雱营办功德。皇上同意了。元年十月壬寅朔，王安石说：『江东转运判官何琬上奏，江宁府查办臣送给本家使臣俞逊侵盗钱物一案，事情已经过了一年。吕嘉问到任后，追查了数月，案情才完备。臣深恨俞逊翻供，因此加以论劾，并不是为了替自己开脱罪责。如果像何琬所说的那样，那么就是吕嘉问办理俞逊案件时有奸诈行为。臣与嘉问关系亲厚，不过是交结谋利而已。臣私下担心陛下怜悯旧臣，不忍揭露他的污行，所以不另行推究。这样一来，臣与嘉问常常背负着疑谤，也不能断绝何琬等人相互勾结、诬陷欺罔的行为。希望陛下特别下令，将江宁府奏劾俞逊的事情交给另一道差官重新审讯。』诏令送交枢密院，下达两浙转运司审讯此事。元丰三年九月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任特进，改封荆国公。七年五月庚申，下诏准许中书舍人蔡卞休假一月，命他前往江宁府探视王安石的疾病。六月戊子，集禧观使王安石请求把自己居住的江宁府上元县园屋改作僧寺，请求赐给寺名。皇上同意了。赐额为报宁禅院。有人说：安石疼爱他的儿子王雱。王雱性情险恶，安石执政时，凡是所做的不近人情的事情，王雱 确实都在背后指使。王雱死后，安石悲伤悼念，长久不能忘怀。他曾恍惚看见王雱背着铁枷，像重囚的样子，于是请求把园屋改作僧寺，大概是替王雱向佛求救。七月甲寅，尚书左丞王安石任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起初，侍御史张汝贤说：『王安礼请求让他的儿子王枋勾当九龙庙，援引都省批状以外的成例。皇上认为法条中有规定，允许按照成例奏请抄录。张汝贤的奏章被搁置不下发。张汝贤又上奏说，安礼一向行为贪污污秽，所到之处狼藉不堪。皇上对安礼说：“汝贤弹劾你的子侄任职时援引成例奏请抄录，按法律是允许的。汝贤固然有罪，但他说你奸邪污秽；你果真如此，又凭什么再面对群臣呢？”』安礼仍然辩解申诉，于是上奏说：『过去因为安石生病，曾经请求出任江宁府知府。愿意重申以前的请求。』因此有了这道任命。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荆国公王安石去世。司马光亲笔写信给吕公著说：『介甫在文章和节义方面，超过常人的地方很多；只是性情不通晓事理，又喜欢坚持错误，导致忠直之臣被疏远，有才而奸佞的人纷纷聚集，败坏各种制度，以至于今天。现在正要纠正他的过失，革除他的弊端，不幸介甫去世了。反复无常的人一定会从各方面诋毁他。依光看，朝廷应当优厚地加以礼遇，以振作浮薄的风气。如果有所收获，就立即上报皇上。不知晦叔认为怎样？不用再劳烦写信答复。只要在御座前竭力主张，就要依靠晦叔了。』下诏两次停止视朝，追赠太傅，推恩王安石遗表推荐的七人，命有关地方协助办理葬事。

译《新录·王安石传辩证》说：王安石的学术和政事败坏了天下，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旧录所记载的内容，大多采用安石私史中的说法来为他文饰。安石居住在金陵时阅读佛书，恍然有所领悟，认为是非不在六经，而在佛书。古代的学者把自己的所得施行于政事，今天安石以道自任，而他的所得却是在做宰相之后才形成的，颠倒竟然如此！现在只依据《神宗实录》的事实进行修改，不敢用私人的说法增删。陈瓘《尊尧序》大略说：『过去元祐初年开始变更政事，正值安石去世之初，众人都说罪责在吕惠卿。有人认为安石质朴粗野，主张优厚地加以赠典，想用此镇定浮薄的风气。司马光的书信完整保存着，吕惠卿的责词也还在。对同列之臣严加惩处，却委曲宽恕元老大臣。凡是同时议论此事的臣子，没有一个人指责安石，往往奏章言辞含糊，或者牵涉裕陵，致使蔡卞把窥伺作为用心，包藏其事，等待润色诬蔑史书，增加忠贤之臣的污点。凡是曾布愤懑怨恨的话，以及诏书中怒骂惠卿的话，一概删削，意在笼络控制，想让人叙述他的私信，以此满足他的私欲。曾布等人在他的术数之内，蔡卞等人的计谋无不实现，实在是由于议论赠典之初没有考察其中的弊害。如果早些尊重名分，哪里会发展到把司马光诬陷为误国的罪名横加传播，这种事情哪里说得尽呢？臣听说，熙宁初年，论说安石罪过、能够击中他内心隐秘的人，只有吕诲一人；熙宁末年，论说安石罪过、能够击中他内心隐秘的人，只有惠卿一人。吕诲说：『大奸的人以忠诚自居，大佞的人以诚信自居。外表显得质朴粗野，内心却藏着巧诈。骄横傲慢地对待皇上，暗中残害他人。』吕惠卿说：『安石完全抛弃旧学，却推崇纵横家的才术，想把它当作奇异的方术，以至于进谗诬陷、胁迫控制，蒙蔽贤人、结党奸邪，迁怒于人、施行狠毒，违抗命令、擅改诏令，欺骗皇上、要挟君主。以上数种奸邪行为，他没有一样不具备，即使古代那些失意后倒行逆施的人，大概也没有这样严重。平日的声望一旦扫地，不知安石为什么苦心做成这样。像这样谋划自身，用来谋划国家，必定没有长远的计划。陛下既然认为他不可任用，却又让他安居其位，臣本来就不容易再说什么。』又说：『陛下平日把安石当作什么样的人对待？安石平日又把自己当作什么样的人？没想到处境窘迫时，竟到了这种地步。』又说：『难道能因为安石而废弃君臣之间的嫌隙吗？』又说：『臣所论说的，全部击中了他内心深处的隐情。』 臣私下认为，元祐年间的臣僚，对于吕诲的话赞誉得过分，对于惠卿的话毁谤得过分。这两位大臣的趋向虽然不同，但说到论述王安石的罪过、向神宗皇帝尽忠，他们的话是一样的，怎么可以只赞誉吕诲而偏偏毁谤惠卿呢？偏偏毁谤惠卿，正是王氏势力因此更加炽盛的原因；元祐之祸，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校勘记 [1]“安石曰”：原本没有这三个字，只有两个墨丁。《长编》卷一三九也没有这三个字，依据文意改补。[2]“如姚原古事”：原本作“知姚原故事”，依据《长编》卷一三九改订。[3]“去月”：原本作“三月”，依据《长编》卷二四二改订。[4]“则云”：原本脱去“云”字，依据《长编》卷四二补入。[5]“亲事官”：原本脱去“官”字，依据《长编》卷二四三补入。[6]“五条”：原本“条”字下面有一个墨丁，现依据《长编》卷二四六删去。[7]“忠信”：原本没有“忠”字，依据《长编》卷二四六补入。[8]“上言皇帝封事”：原本作“言□上皇帝封事”，依据《长编》卷二七八注文改订。[9]“二十”：原本作“三十”，依据《长编》卷二七八注文改订。[10]“安石书否”：原本脱去“否”字，依据《长编》卷二九八注文补入。[11]“嘉问因言近亦得安石书”：原本没有这十个字，文义不通，依据《长编》卷二九八注文补入。[12]“元年”：原本作“五年”，位于“元丰三年九月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一条之后。现依据《长编》卷二九三改订，并按照年月顺序移到前面。《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一 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