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哲宗皇帝

译绍述苏辙罢政附 绍圣元年二月丁未，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李清臣首先倡导绍述，邓温伯附和他。李清臣这时是从真定召回，尚未到达京城。三天后，派使者赐给他茶和药。旧录说：皇帝因为李清臣、邓温伯都是先帝的旧臣，所以任用他们；当时皇帝刚开始亲政，实行绍述。新录辨析说：李清臣首先倡导绍述，因此获得执掌政权的任用。《诗经》说：『是谁制造了祸乱的根由，以至于至今仍成为阻碍。』说的就是李清臣。『上』字以下二十字删去。三月乙酉，皇帝在集英殿主持进士考试，策问说：『朕想到神宗皇帝亲自具备神明之德，具有舜、禹那样的学问，凭靠几案听取决断，在位十九年间，凡是礼乐、法度中用来惠及并遗留给天下的，十分完备。朕思念继承先帝的志业，心中恳切敬慎，早晚都不敢忘记。如今在宽广的殿堂广泛延请豪杰英才，向你们策问当今世务，希望得到至理之言，以便有所作为。是非得失的迹象，施行在政务中，效果便会在当时显现。朕临御天下将近十年了，恢复词赋取士，而士人才能没有增加；罢免常平官，而农民没有更加富裕；可以雇用、可以募用的说法相互混杂，导致役法困弊；或主张向东，或主张向北，意见不同，河患反而加重。赐给土地是为了安抚远方，但西北的侵扰没有平息；放宽专利是为了便利百姓，但商贾的道路仍不通畅。至于吏员过多、军备缺失，饥荒接连发生，盗贼仍然繁多，这些是什么原因？可以实行的就因袭，不可以实行的就改革，贵在适当，又何必拘泥于什么呢？诸位大夫，请你们把这些全部陈述出来，不要隐瞒。』这是中书侍郎李清臣所作的言论。旧录说：皇帝亲政后，亲自发出策问，士人没有不欣喜庆贺的，都知道皇帝有意绍述。新录辨析说：祖宗对后世的期望，子孙大力继承先志，归根到底在于治理好国家，并不在于法令是因袭还是改革。何况策问本来就说『可以实行的就因袭，不可以实行的就改革』，什么时候说过一定要因袭或一定要改革呢？却说『士人没有不欣喜庆贺，知道皇帝有绍述之意』，这是史官的私意。现在删去。丁酉，皇帝在集英殿，赐予进士毕渐以下，以及通礼、诸科、经、律及第和出身，共六百人。当时初次考试的考官大多录取主张元祐的人，杨畏复核时，专门录取主张熙宁、元丰的人，所以毕渐名列第一。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旧任官职，出任汝州知州。在此以前，苏辙说：『臣伏见御试策题历数近年施行的政事，含有想恢复熙宁、元丰旧事的意思。臣身居执政之位，不敢不进言。但臣私下料想，陛下本来没有这个意思，一定是有人妄自猜想陛下会受父子亲情牵制，不再深入考察是非，远虑安危，所以劝陛下重新实行这些事情。这就是所谓小人爱戴君主，只求一时痛快，而不是忠臣爱戴君主、以使社稷安定为乐。臣私下观察，神宗皇帝凭借上天赋予的才能，施行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设置施行的政事超过前代，其中大概有百世都不可改变的。臣请为陛下概略指出：先帝在位二十年，始终没有增加尊号；裁减宗室恩荫，只止于袒免亲属；减少朝廷无穷的费用；出卖坊场，实行雇募衙前，免除民间倾家荡产的祸患；废止科举中死记诵读的学业；训练将领和懒惰怠慢的士兵；设置寄禄官；恢复六曹旧制；严格俸禄法；禁止私下交结请托；实行浅攻策略，以挫折西人的猖狂；收取六色之钱，以减轻杂役的困苦。细微到设置抵当、出售熟药，也都是先帝圣明的谋划和深远的筹算，有利而无害；元祐以来，上下奉行，从未废失。至于其他事情有失当之处，哪个时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创制，儿子在后面继承，前后相互补益，这才是圣人的孝道。从前汉武帝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兴建宫室，财赋匮乏，于是实行盐铁、榷酤、平准、均输等政策，百姓不堪其命，几乎造成大乱。昭帝即位，委任霍光，废除繁苛的政策，汉室才安定。光武帝、显宗以明察为贤明，凭细小之事决断，导致上下恐惧，心中不得安宁。章帝即位，深刻鉴察他们的过失，改用宽厚仁慈、和乐平易的政策，后世称道。到了本朝，真宗皇帝修正文治、停止战争，号称太平，群臣因国势极盛，便制造天书之说。章献明肃太后临朝听政时，察看大臣们的议论，把天书藏入梓宫，以湮灭其迹。仁宗亲自听政后，也绝口不再谈论此事，天下至今都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英宗皇帝从藩邸入继大统，大臣中有人过度谋划，创议濮庙之事，朝廷因此纷扰了好几年。等到先帝继位，有人请求重新提出这件事，皇帝把它搁置而不再议论，于是局势安定。汉昭帝、章帝那样贤明，以及本朝仁宗、神宗皇帝那样圣明，难道是他们轻视孝敬而轻易改变政事吗？实在是事情有不能做的地方，因为宗庙社稷的重大缘故罢了。因此，子孙既取得了孝敬的实际，祖父也不失圣明的称誉，这才是真正明君所致力的事情，不可以拿世俗的议论来衡量。臣不胜区区之心，希望陛下反复考虑臣的话，不要轻易改变政事。如果轻率改变已经施行九年的事情，提拔任用过去没有任用的人，人们心中怀有私怨，又拿先帝作借口，那么国家大事就完了！臣不胜忧国之心，冒犯天威，甘愿等待谴责。』奏章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苏辙说：『近臣认为御试策题含有想恢复熙宁、元丰政事的意思，便写具札子，论述先帝所建立的政事，如今仍在遵行的已经不止一项；其中有过失差错的，元祐以来已经随着实际情况加以修改，以使天下安定，这正是子孙孝敬的道理。不知陛下认为臣说得对不对？但臣私下观察，陛下亲政至今已经半年，臣等每天侍奉在圣颜之侧。

译如果圣意确实认为先帝旧政有不合适而需要改变的地方，自然应当宣谕臣等，让我们商量处置。如今从宰臣以下，从未稍微听到过这种说法，却忽然在策问进士时泄露机密旨意，朝廷内外听到的人没有不惊怪的。先前元祐初年刚开始议论改革时，也未免有这种弊病，所以役法一事，刚改就又恢复，经过几年才稍微稳定。臣当时任谏官，后来任御史，常常说差役不可全部实行，就像河流不可强行堵塞一样。上下顾虑观望，始终没有完全听从。陛下应当由此明察，臣并不是只偏爱元祐的政事，而是知道事情如果仓促突然实行，百姓就会受害。议论者说元丰的政事有可以恢复实行的，元祐的政事有不便利之处。臣希望陛下明白下诏，让臣等共同商议。看出可行之后再实行，审查出有过失之后再停止，深切以百姓和社稷为念，不要这样匆忙，那么就是天下的幸运了！』苏辙再次写具札子后，皇帝本来就不高兴，李清臣、邓温伯又事先从中挑拨。等到当面论说时，皇帝更加愤怒，于是责备苏辙说：『臣下进言有什么妨害？只是昨天你奏报机密之事，不可以向外宣扬，请秘密收藏而不要公布。如今却当众陈述，而且拿汉武帝的事来比拟先帝，你引用义理很不恰当。』 苏辙说：『汉武帝是明主。』皇帝说：『你所奏称汉武帝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兴建宫室，设置盐铁、榷酤、均输等法，你的意思只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晚年下达哀痛诏书；这样的人难道是明主吗？』苏辙恐惧，快步走下殿去等待治罪。皇帝的声音非常严厉，只有范纯仁上前说：『史书称汉武帝有雄才大略，是汉代七位制礼作乐之主之一。苏辙拿他来比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应当合乎礼制，不应当这样急躁暴厉。』皇帝的怒气稍微平息。苏辙退下，举笏向范纯仁致谢说：『您是佛地位中人啊！』回到家中，立即写具奏章说：『臣今天偶然因政事而有所见解，便想把它全部倾吐出来，以报答知遇之恩。但臣天资昏暗，不通达机务，议论事情失当，冒犯天威，实在不敢心安。伏望圣慈怜悯臣不懂忌讳，出于极端愚昧，稍稍宽免刑罚，特赐屏退驱逐，以符合公众议论。』诏令苏辙任端明殿学士、知汝州。权中书舍人吴安所起草的诏书说：『天下所听闻的，提拔任用大臣，本来不是朕的意思。政事有可行或不可行，本来应当直言陈述；但言论有时超过限度，援引义理又不恰当，朕虽然委曲加以容忍，你自己也难以安心。』 『如果你确实最终是出于爱戴君主，轻微责罚还希望你能改过。』皇帝批示说：『苏辙援引汉武帝的旧事来比拟先帝，事情体统不当，所进言词也不切实。朕进退大臣，并不是轻率随意，而是义理上不得已。可以只保留散官，任知汝州，另行撰写词头进呈。』制书说：『朕以微小之身，继承先烈考的事业，早晚敬畏惧怕。然而要大力发扬先帝的功业，实在有赖左右辅弼之臣，能够继承他的志向。如果有人身居此地，却倡导奸邪言论，违背众人听闻，朕不敢赦免。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近来被选拔任用，参与听闻政机，本应恭敬协同来辅佐初政，却忘记以国家为重的道义，徇从错误习惯的私意。起初秘密上奏以陈述意见，最终公开宣扬而迷惑听闻，甚至援引汉武帝，把先朝比作穷奢黩武之君，把先帝加在秉持常道、德行深厚的君主之上。言论竟涉及此处，他的用心究竟是什么？解除他东台的官职，出任列郡知州，已经是宽大的典章，姑且务必省察收敛。可特授依旧为太中大夫、知汝州。』 这一段参取《实录》、苏辙《遗老传》和邵伯温《辨诬》。前一份制书是吴安诗起草的，后一份制书应当查明起草者姓名后附录。此时吕希纯和蔡卞已经定为中书舍人，后一份制书一定是蔡卞起草的，应当考察。邵伯温所作《元祐辨诬》说：『在此以前，宣仁太后去世后，吕相大防想升任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相说：“皇上刚开始亲政，谏官应当选用正人。杨畏不能任用。”吕相当时正约定让杨畏作为助力，便对范相说：“难道是因为杨畏曾经议论相公吗？”苏门下也在座，背诵杨畏弹劾范相的文章。范相说：“我从颍昌被召回，不知道有人这样议论。”于是请求罢政，哲宗没有答应。吕相改为越级升任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相害怕伤害吕相的心意，不再进言。后来吕相充任宣仁太后山陵使，杨畏首先背弃吕相，称述熙宁、元丰的政事和王安石的学术。哲宗采纳他的说法，下令国子监刊印三经义。第二年春天殿试，李清臣作策题，把熙宁、元丰、元祐的政事相互参照，两方面的说法都保留，询问哪一种便利。起初，考官大多录取主张元祐的人。杨畏复核时，录取主张熙宁、元丰的人，所以把毕渐列为第一；李清臣于是由礼部尚书拜任中书侍郎。他想取得宰相职位，但因为苏门下在任，没能升迁。一天，他当面对哲宗说苏辙兄弟改变先帝的法度。苏门下奏道：『陛下即位、宣仁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时，臣兄苏轼刚从贬籍中起复，任知登州，入朝任郎官，后来任起居舍人；臣则从筠州监酒任上被召回。当时李清臣任左丞，如今反而说我们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这是李清臣欺骗陛下。』李清臣理屈，于是说：『苏辙曾经把汉武帝比作先帝。』哲宗震怒，声色非常严厉，苏门下叩头等待治罪。范相上前说：『史书称汉武帝有雄才大略，是汉代七位制礼作乐之主之一，大概也是近世的贤君。苏辙果真把他比作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应当像呵斥奴仆那样。』哲宗的怒气稍微平息。退朝后，苏门下举笏向范相致谢说：『您真是佛地位中的人啊！』苏门下起初在范相面前背诵杨畏弹劾范相的奏章，本来怀疑范相；到这时才知道他贤明。苏门下不久便以原官出任汝州知州。』 邵伯温所说下令国子监刊印三经义，日期应当考察。查考得知：熙宁八年六月十九日，曾请求下敕令国子监雕印《诗》《书》《周礼》的义疏。不知道邵伯温为什么这样说。李清臣既任中书侍郎，才发布策题；邵伯温说李清臣先发布策题，是错误的。四月癸丑，御札说：『把元祐九年改为绍圣元年，布告天下各方，使他们都体察朕的心意。』

译旧录说：“诏令一下，天下就明白地知道皇上的意图了。”新录辨析说：绍圣初年，章惇、蔡卞等人主张绍述，胁迫控制上下，改年号为绍圣，他们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这十一字可以删去。按：本月十二日改年号，二十一日章惇才任宰相。绍述之说是胁迫控制，章惇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只是改年号的诏书，章惇还没有参与罢了。范祖禹《代言集》记载，改年号的诏书是祖禹起草的，应当考察。丁卯日，中书省说：“考察推行差役法至今已经十年了。民间苦于差役的扰害，议论纷纷，前后改动不一，始终没有形成固定的法令。”诏令府界各地的免役法，都依照元丰八年现行的条约施行，仍以指挥文书到达之日为开始。左司谏翟思说：“自祖宗以来，中书省负责差除，铨曹负责注授，各自都有条格，彼此不相混杂。元祐年间大臣们揽权施恩，原本属于铨曹注授的官职，从前多归入堂除，奔走竞争、请托求官，竟然安然形成风气。请诏令有关部门依照祖宗以来中书差除的制度制定为固定法令，其余归铨曹办理，采用元丰年间的选格注授，这样大概每年任用的人就不会有所觊觎了。”诏令送给事中、中书舍人审看详议。闰四月壬申日，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请求停止十科举士法，皇上采纳了。癸未日，权发遣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安惇说：“差役法施行已经多年，始终没有办妥；而宽免抚恤和优厚剩余，实际上还不如从前缴纳役钱方便。请恢复熙宁旧法，令百姓平均缴纳役钱，由官府自行招募人充当差役。”诏令送户部和看详役法所审议。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说：“太学补充外舍生，请依照元丰令，每年考试四次。”皇上采纳了（其余见《大学》）。乙酉日，左司谏翟思说：“先帝考核士人，形成法令，分定官制，按照名分辨明实际，以开创太平的事业。元祐以来，已经逐渐变乱。请召集有关部门，对职名混乱错置的，一律依照官制分别厘正。”诏令编修官制局考核并列出应当补充、修改和改正的事项，呈报三省请示圣旨；改正完毕后，另行请示，撤销官制局。所请求汇编成《六典》的事，不再编修。五月甲辰日，诏令进士停止考试诗赋，专门研习经术（见《贡举》）。己未日，枢密院说：“据户部看详役法所申报：各路恢复免役法，尚未审定是否应当依旧施行免役法？”同时诏令依照熙宁旧敕施行。七月戊申日，御史中丞黄履说：“大理寺是天下执掌公平之处，而负责审断刑狱的官员，选任尤其重要。先皇帝整顿修治各项制度，最初制定选拔法，第二等人才往往难以选取，最为精密；只有考中等第的人，才能进入大理寺担任断刑官。从此文士中有通过预试并入选的，所以奏案之上，都由司法官亲自考阅裁断，许多人因此得以保全生命；舞文弄法的官吏，不能加以改变和夺取。元祐年间，因为大理寺断刑官的恩典通常很优厚，所以责成考察任举主，又增加‘经常任刑法官并且县令考课优等’作为保举法。通过考试进入优等的人，反而不得参与其中。臣请求从今以后专门施行先朝选试之法，删去‘经常任行法官、县令考课优等’等条目，不再以此试选；预先列入上等的人，不得担任断刑官，这样大概官职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职事也能办好。”监察御史郭知章又说：“请将法官一职依照熙宁、元丰条令，选取考试法优等的人充任，这样大概可以上合仁圣皇帝爱惜生命的德意。”诏令刑部、大理寺依照元丰选试推恩法制定条令。诏令贬黜司马光等人（见《逐元祐党人》）。壬戌日，户部尚书蔡京说：“神宗皇帝在熙宁初年，准备在天下有所作为，得到王安石并任用他，于是设置条例司，选取天下才智之士，设置官员、分掌职务，共同办理这些事情，兴利除弊，功绩十分显著。元祐以来，天下的费用又因此匮乏枯竭，美好的意图和良好的法令，全都遭到诋毁诬陷。现在正应当参照旧例，考察并斟酌妥当，以符合陛下追述先帝遗志的意图，成就使国用充足、百姓富裕的功效。然而可以兴办的事情，正逐项显现出来，哪里是臣一人之力所能胜任的？伏望圣上慈悲，查考熙宁年间设置条例司的旧事，从朝廷大臣直到选取通晓世务的贤能之士，共同考察研究，这样大概可以成就一代事业，昭示万世。”后来因此设置机构整顿修治，命张康国、邓洵武审看利害事项并上报。新录、《辨诬》说：元祐年间节制操守、爱护百姓，府库充实，却说“天下的费用渐渐匮乏枯竭”。现在删去这八个字。九月庚戌日，诏令停止制科（详见《贡举》）。诏令府界各路的广惠仓，将其所属户籍和田土一并出售；又将本仓现有的金钱、粮斛拨入常平仓收管。所有赈济应办理的事务，令户部检核元丰敕令，制定法令后上报。十月庚寅日，左朝奉郎、权发遣开封府推官常安民任监察御史，是中丞黄履推荐的。常安民先被召到垂拱殿应对，皇上说：“今天你怎么看？”常安民回答：“元祐年间进言的人，认为熙宁、元丰时期的政事是错误的，而把元祐时期的政事当作正确；今天进言的人，又认为元祐时期的政事是错误的，而把熙宁、元丰时期的政事当作正确，这些都是偏颇的议论。先帝认为天下长期安定，不能没有积累下来的弊病，所以必须变革；但在晚年已经有趋向安静的意图。陛下即位之初，也根据时势的需要，务求以宽仁镇静为主，逐渐改变急于作为的政事。如今进言的人却把一切都说成错误，希望陛下公正地听取、全面地观察，正确的就实行，错误的就改正，不论新旧，只求合于适当。”皇上深以为然，对执政大臣说：“安民的议论公正，没有阿谀依附。” 十二月己巳日，河东路转运司请求将本路的盐只允许由官场出售，废除客商算请，依照熙宁、元丰时期禁止私盐的条令施行（详见《政迹》）。二年三月庚申日，给事中、中书舍人说：“先帝把文散官确定为寄禄法，实在是一代的新制度。议论者浅陋，妄加穿凿，于是请求分为左、右。原来的制度本来是根据俸禄等级制定的，不是为了区分流品，现在应当去掉这一点。如果说正议大夫、光禄大夫是六曹以及左右辖所属的细转，法令尚未完备，应当实行宗补，那么请保留这三等分左、右的规定，其他全部废除。至于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也依旧保留左、右二字，用来区分杂出身和无出身的人，仍按两资迁转。”皇上采纳了。

译四月壬申日，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监察御史董敦逸说：“请遵循先帝的法令，诏令内外两制及台谏官等各自推荐一名有才德的人。”诏令许将、蔡京、黄履、蔡卞、钱勰、林希、王震不拘泥于资序，各自推荐两名可以任用的人，上报朝廷。六月乙酉日，诏令：“元祐初年减少并确定除授正任以下官员的俸禄，逐级减少的物数量并不多，却有损于朝廷优待特殊人员的礼制。现行条令全都应当废除，并依照元丰旧制施行。宗室公使以及生日所赐，仍依照元祐法。” 靖国元午三月二十七日，可以考察。御集又说：“此前元祐年间，奸臣上奏建议清约遵行节俭。从太皇太后以下，逐级都有裁减损削，宗室正任官也都被减损，意图在于诋毁诬陷元丰。哲宗亲自处理政务后，察知了他们的奸心，到这时才开始恢复元丰法。”旧录已经自行删去，现在姑且保存这一段，可以看出小人的用心毫无顾忌。七月己亥日，户部尚书蔡京说：“奉诏办理财利事务，臣私下看到，熙宁年间先皇帝考察参照先王补助百姓的意旨，实行散财与敛财的法令等等。如今陛下继承先帝遗志，将要大有作为，生财之道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一办法。请查考熙宁、元丰时期青苗法的条约，制定为固定制度，以使天下获得福祉。”（详见哲朝《青苗》） 九月，详定重修敕令所说：“府界各路凡涉及常平钱粮敛散等事务，除这次所申请的事项外，一律依照元丰七年现行的条制。对于发放、缴纳常平钱有强行逼迫的，令提举司察访并奏报弹劾。”皇上采纳了。三年正月，诏令停止合祭。从今以后，遇到间隔举行大礼的年份，在夏至这一天亲自到北郊祭祀地祇。二月，诏令三路保甲依照义勇法进行教习和考试。丙寅日，详定敕令所说：“京东、河北、河东转运司上奏：元丰时期官印、契书本来就有法式，而且纸张厚大，不容许奸伪。元祐初年，有关部门观望不行，申请废除天下契书以解决奸巧的弊端，恢复成从前的样式。现在请求依照元丰条例办理，确实可以长久实行，对百姓有利。”皇上采纳了。新录辨析说：小人观察朝廷的倾向，揣测朝廷喜欢听什么，奔走迎合，除了无耻之徒，谁能做得到？正当绍述之说兴起时，连契券、纸札的厚薄大小，也妄自陈述利害来满足谄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在位者中小人很多！史官也不应当把这些写下来。《实录》现在删去这些内容，只须看元祐时期印契法究竟如何。三月壬子日，皇上对二府说，元祐年间减省功劳的赏格不恰当，命令修订，已经很久却没有上报。众人都说：“各路还没有考察完毕。”曾布说：“元丰年间因为有边境事务，所以优厚地制定赏格，其中不能不有过于优厚的地方。但今天正有边境事务，想要激励人们效死用命，不如暂且完全采用元丰赏格，等边事平息后，再另行讨论增减。”皇上说：“应当这样。”于是下诏各路，令其告谕将士知晓。四月乙酉日，户部侍郎吴居厚说：“请各路征收课利的场务以及收入三万贯以上的场务，都依照元丰条令选派官员监当，并且分别由本路转运司奏请推荐。”皇上采纳了。丙申日，右正言孙谔说：“免役法，是一代的大法。官府所用人员的数量，元丰年间多，元祐年间少；虽然减少了，却从未耽误事务，可见多不如少。分散役钱的人户，元丰年间缴纳的数额多，元祐年间少；虽然少了，却从未废除差役，可见多不如少。这样说来，难道元丰不如元祐的法令吗？回答说：大纲已经确立了。随着时势变化而不能不有所损益的，是具体条目。数量减少而役钱较轻，百姓出钱就容易；百姓出钱容易，所以法令可以长久施行。”翰林学士、详定修敕令蔡京说：“孙谔谈论役法，是想申张元祐的奸邪，迷惑天下人的听闻。”诏令孙谔罢去右正言，兼任广德军知军。七月癸巳日，枢密院说：“据知邢州张赴称，考察得知民间愿意得到牧地来养马。只要免除他们的租税，不再责令他们繁殖马匹，养马的人户就没有被追呼劳扰的忧患；不愿养马的人家，也不得强行逼迫。现在考察斟酌，想要……” 详细制定条文并张榜公布等等。”皇上采纳了（详见《马政》）。十一月辛丑日，中书省查考元丰四年正月九日中书省札子：“凡两省待制以上官员，都依次转为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到元祐三年三月六日，敕令寄禄官都设置左、右二字，因此允许带职的待制以上官员、职事官谏议大夫以上官员，从朝议大夫直接转为中大夫，比其他出身的人越过一级迁转。近来下达绍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令：正议大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分设左、右以外，其余全部废除；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也依旧按两资迁转。朝议大夫转为中大夫这一项，也应当废除。”诏令依照议论确定，已经转任的人不再追改。四年二月庚辰日，诏令停止《春秋》科。旧录说：诏令停止《春秋》科，先帝以经术教导士人，唯独《春秋》不设科，是因为鲁国史书散佚，无法考察，士人不能通晓的缘故。元祐年间重新设置，现在又停止。新录辨析说：不设《春秋》科，本来是王安石的偏见私意。班固说：“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左丘明论述编次其中的本事，因此为它作传。自汉代儒生依据《左传》来通晓经义，六经流传于世，卓然如同日月。”可是史官因奉诏停止《春秋》科，妄称先帝是因为鲁史不可考、士人不能通晓，所以才这样做，现在删去这些话。

译三月癸亥日，皇上在集英殿召试，赐正奏名进士何昌言以及各科进士等及第、出身、释褐，共六百零九人。这天尚未拆封试卷，皇上读了三人的程文，读到第四人时，展开读了几百字，曾布和蔡卞都说：“文章明显不如第三人，恐怕不必再读。”拆封后，才知道是章惇的儿子章持。读到第五人时，皇上宣布说：“策论说先朝的法度应当有所损益，可以降等。”曾布说：“事情如果适合时势变化，合乎人情，当然应当有所损益，恐怕没有可以降等的道理。即使先帝在位，听说法度有可以增加或减少的地方，也应当随宜损益。”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言说：“先帝在位时就应当损益；陛下现在正继承先帝遗志，不应当损益。”曾布说：“恐怕没有这个道理。”皇上回头问蔡卞：“你怎么看？”蔡卞说：“不知道想要怎样增加。”蔡京说：“只要说事情应当损益，就不能不损益。”曾布说：“这样说才是正确的。”蔡卞也默不作声。皇上说：“不必再降等。”然而最终还是降为第七人。等到拆封时，才知道是李元膺，原来是李察的儿子。五天后，曾布同林希在集英殿主持进士放榜，因而谈到损益先朝法度的事情，说：“不敢把时势有所不同、人情有所不便的情况完全陈述出来，难道可以不增不减吗？如果这样，就是胶柱鼓瑟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九人〕 何况现在实行保甲法，像先朝团结训练的事情，都还不敢实行。三省施行八路差派官员的法令，屡经修改，最终也没有完全依照旧法。凡是这类事情，难道不就是损益吗？这正是为了遵守先帝的法令。”皇上说：“只要不失去大意就可以了。”曾布说：“陛下的仁德之言如此，臣还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如今在朝廷上的人设置这种罗网，把它作为中伤、罗织罪名的手段。凡有人说到朝廷政事有不妥之处，就立即认为是在诋毁朝廷、党助元祐，因此被斥退驱逐的人不止一个。那些正直自守的士人本来没有别的罪恶，加上这样的罪名，就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但依臣所见，君子、小人都不应有这种想法。小人只看重利益，所以他们谄媚依附朝廷，只是为了经营官职、谋求利益；如果这样，却在今天自行投身元祐党中来招致祸患，也没有这个道理。因此臣说，君子、小人都不应有这种想法。陛下对于人情事理没有不洞察通达的，希望再加审察。”林希进言说：“法度没有不损益的道理。例如编修敕令，熙宁年间修成，元丰年间又修，现在又重新修订。如果不能损益，那么只应查考熙宁、元丰的敕令遵行，何必再修？其他法令也都类似。今天这种议论，确实已经成为中伤罗织的开端了。”皇上很欣然地接受了。曾布又说：“第二名方天若的程文中，说元祐大臣应当一律诛杀，又说他们的子弟应当禁锢，资产应当籍没。这些话在古今政事中都完全没有义理，是奸人附会的言论，不值得采纳。”皇上说：“这只是敢于直言。”曾布说：“这是有所凭恃，并不是敢于直言。方天若是蔡京的门客。”皇上说：“不知道。”曾布说：“放榜前一天，章惇问臣是否听到皇上宣布的意见。臣说没有听到。章惇说：有一个举人议论元祐党人应当诛杀，皇上非常称许。后来林希对臣说：这一定是方天若。放榜时，章惇也对蔡卞说：章惇知道这一定是方天若的试卷。臣说：恐怕是。章惇说：有什么可疑的？肯定是方天若。”皇上惊讶地说：“章惇怎么知道？”曾布说：“不是方天若就不敢这样写。章惇既然知道，何况蔡京呢？”林希说：“方天若住在蔡京家里。”曾布说：“章惇常说臣下不能欺骗蒙蔽君主，这确实是至理。陛下深居九重，如果容许臣下欺骗蒙蔽，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像方天若这样欺骗蒙蔽君主，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呢？”皇上点头表示赞同。方天若是兴化人。四月甲申日，诏令成都府路产茶的州军恢复实行禁榷。己酉日，臣僚说：“文德殿视朝时，轮流让官员转对，这是沿袭唐代制度，由来已久。建隆年间的御札说：‘今后在内殿起居时，文班朝臣及翰林学士等，都依照旧例转对。’所以自祖宗以来，每逢转对，侍从之臣也都参与。元祐年间，因为臣僚上言请求免除侍从官转对，后来又有诏旨：职事官中权任侍郎以上的官员一律免除。从此转对只差派卿监、郎官而已。臣认为侍从之臣都是文学方面精选的人才，用来备顾问；公卿中的人才，也由这条途径产生。请从今以后视朝转对，依照元丰以前的条制。”皇上采纳了。十二月甲辰日，三省说：“熙宁年间兴办市易务，本来是为了沟通有无，使商人获利，平抑物价，抑制兼并。元祐年间负责政事的大臣没有探究先朝立法的本意，一概废除，百姓确实因此受苦。”诏令：“户部、太府寺共同审议并制定法令，恢复设置市易务，允许使用钱进行交易，收取的利息不得超过二分，不许赊欠请领。监官只按照任期届满的赏格行赏，不得计算利息来论功行赏。其余涉及新物的事项，一概不许擅自办理，限十日内制定条文上报。” 校勘记 [1]“本非”：原本“非”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2]“最为”：原本“最”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3]“宗补”：原本“宗”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4]“张赴”：原本“赴”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5]“辨曰”：原本“辨”字作墨丁，据本书体例及文意补。[6]“第不失”：原本“第”字上衍有一个“不”字，据文意及《长编拾补》卷十四删去。《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一 哲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