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太宗皇帝

译诸王事迹 太平兴国八年三月己巳日，最初为诸王和皇子府设置谘议、翊善、侍讲等官职，任用户部员外郎王遹、著作佐郎姚坦、国子博士刑昺等十人担任。此前，皇上下诏，命丞、郎、给、谏以上官员在常参官中举荐年满五十岁、通晓经书的人来充任这些官职，王遹等人就是被举荐的。九月，卫王德崇改名元佐，广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严改名元隽，第五子德和改名元杰；皇侄孙德雍改名惟吉。惟吉是魏懿王的儿子，太祖非常疼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所以让他和诸位叔父的名字连用“元”字。皇上即位后，他仍住在宫禁之中，到这时才出閤，于是开始改名。己酉日，元佐进封楚王，元佑进封陈王，元休封韩王，元隽封冀王，元杰封益王，并都加授同平章事。雍熙元年七月庚午日，皇上对宰相说：“近来有人上奏谈到储君的问题。我在处理万机之余，也读了不少前代史书，完全看到了历代皇子的一举一动。国家的宗嗣，我难道不放在心上吗？只是根据事理，还有不便实行的地方。我对诸位儿子常常加以训诫勉励，他们现在的属官，也全都选择贤良的人来辅佐教导。至于舆台、皂隶之类的人，也都是我亲自选择的，不愿让奸险巧佞之人待在他们身边。读书自有固定的课程，只是他们年纪还小，还没有成年人的性情。我暂且让他们身边多有好人，早晚都能见到，等再过三五年，他们逐渐长大，自然会有另外的安排。我处理这件事，一定会适当。”宋琪奏道：“昨天任职起居官时，我看到诸王都气质沉厚，举止安详，进退周旋无不合乎礼仪，何况他们又每天亲近善道，常常接近正人，这都是陛下慈爱训导所达到的效果，实在是皇家的福气。” 二年五月辛未日，任命左拾遗观成毕士安等四人为诸王府记室参军。皇上召见他们并说：“诸位皇子生长在宫廷，没有听闻过世间事务，一定要依靠良臣贤士辅佐引导他们行善，使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忠孝的美德。你们谨慎恭敬而且有操行，所以选中了你们，应当各自努力。”赐给他们成套衣服、银带和鞍马。九月。起初，涪王廷美获罪后，楚王元佐独自为他申辩求情，皇上没有听从。廷美死后，元佐因此忧伤成疾，长期不上朝请见。《龙川别志》说：太宗准备立元佐为继承人，元佐推辞了，想立太祖的儿子，因此后来被废。考察：太祖的两个儿子中，德昭死于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德芳死于太平兴国六年三月；而元佐在太平兴国七年七月出閤，当时太祖的儿子已经没有在世的了。元佐虽然封为卫王，但大概从来没有过建立太子的议论。九年正月，廷美去世，元佐才发狂；他发狂本来就不是因为辞让帝位。《别志》说错了。司马光《日记》记载宋敏求说：廷美被贬时，元佐请求治他的罪，因此失去了皇上的宠爱。《日记》大概说的是事实。元佐屡次做残忍的事，不遵守法度；身边的人稍有过错，他一定亲手杀戮；仆役和属吏经过庭院时，他往往弯弓射他们。皇上严加教诲劝勉，他都不改悔。这年夏秋，他的病情加重，皇上深感忧虑。这一月病情稍有好转，皇上很高兴，于是颁布恩赦：罪囚中流刑以下的全部释放。庚戊日，正值重阳节。皇上召诸王到苑中宴饮射箭，元佐因病刚刚起身，没有参加。到傍晚，陈王元佑等人来看他，元佐说：“你们都和至尊宴饮射箭，只有我没有参加，这是君父抛弃我的表现！”于是发怒，半夜把媵妾关起来，放火焚烧宫殿。天快亮时，烟火仍未停止。皇上料想火一定是元佐放的，命人把他押到中书省，派御史审问，并把大枷放在他面前。元佐害怕了，把实情全部供认出来。皇上派入内都知王仁睿对他说：“你身为亲王，富贵已经到了极点，为什么还这样凶悖？国家的法典，我不敢因私情而废弃；父子之情，到此也断绝了！”元佐无言以对。陈王元佑以下以及宰相、近臣都哭泣求救，皇上流着泪说：“我每次读书，看到前代帝王的子孙不服从教诲，没有一次不痛恨惋惜。哪里知道我家也会有这样的事[2]？我为了宗庙社稷着想，绝不会放过他。” 于是下制书把元佐废为庶人，送到均州安置。皇上回头对宰相说：“近来内外安宁，我正想自我舒适一些，元佐却放火，实在扰乱了我的心绪。”宋琪等回答说：“尧、舜也有丹朱、商均，这不足以损害圣德。元佐如果不是心病发作，也不会到这种地步。请陛下宽释他。”丁巳日，宋琪等率百官伏在殿门前上表，请求把元佐留在京师。皇上下诏不准。上表三次后，才答应了。元佐走到黄山，皇上又召他回来，把他安置在南宫，派使者监护，不许他与外界往来。楚王府谘议赵齐、王遹、翊善戴元因辅导无方，都请求治罪。皇上说：“连我的教训他都不听，哪里是你们能够辅导得了的？”一并释放，不再追问。寇准任郓州通判时，得到召见。太宗对他说：“我知道你有深谋远虑，试着替我决定一件事，不要使朝廷内外受到惊动。这件事我已经和大臣们商议过了。”寇准请示是什么事，太宗说：“东宫所作所为不合法度，将来一定会做出桀、纣那样的行为。想废掉他，可是东宫也有兵甲，恐怕因此招来祸乱。”寇准说：“请定下某月某日，让东宫到某处代行礼仪，把他的左右侍卫都命令跟随他。陛下搜查他的宫中，如果果真发现违法之事，等他回来再给他看。隔绝他的左右，不让他们进来，便可废掉他，只需一个黄门就够了。”太宗认为可行。等东宫外出后，便搜查他的宫中，找到淫刑的器具，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东宫回来后，皇上把这些给他看，东宫认罪，于是将他废掉，选立章圣为太子，从此太宗对他的宠爱更加深厚。这是张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准传》中的记载。传闻竟错误到这种地步，大概是因为把废元佐的事情混淆了。淳化三年十月，罢免恭孝太子元僖，起初根本没有淫刑之事。张唐英的书世间流传很多，错误不只这一处，不能不加以辨明。三年七月甲午日，陈王元佑改名元僖，韩王元休改名元侃，冀王元隽改名元份。十月甲辰日，任命陈王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任命户部郎中张去华为开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一并召见，对他们说：“你们是朝廷中正直的人，所以选用你们，应当好好辅佐我的儿子。”各赐钱一百万。后来张去华升任左谏议大夫，又命枢密使王显传达旨意，把辅佐成就元僖的意思告诉他。

译四年八月，水部员外郎、诸王府侍讲刑昺进献《分门礼选》二十卷。皇上从他的奏书中看到《文王世子》篇，非常高兴，于是问入内西头供奉卫绍钦：“刑昺给诸王讲说时，曾讲到这些吗？”卫绍钦说：“诸王平时常向刑昺询问经义，刑昺每次讲到君臣、父子的道理，一定反复陈说。”皇上更加高兴，赐给刑昺器物和财帛。（下缺四字。） 端拱元年二月，陈王元僖进封许王，韩王元侃任荆南湖南节度使[4]，进封襄王，冀王元份任威武建宁节度使，进封越王，益王元杰任剑南两川节度使。皇上亲自写诏书告诫元僖等说：“朕在后周显德年间十六岁，当时江淮还没有归顺，跟随昭武皇帝南征，驻扎在扬州、泰州等州。朕年少时学习弓马，多次与敌人交锋，敌人中许多都应弦倒下。太祖驻兵六合，听到这件事，拍着大腿非常高兴。十八岁时，跟随周世宗、太祖攻下瓦桥关、瀛州、莫州等地，也曾身在行阵之中。等到太祖即位，亲自讨伐李筠、李重进，朕留守帝京，安抚镇守京城，上下同心。那年蒙受委任掌握兵权，一年多后担任开封府尹，历经十六七年，对民间的农事、君子小人以及真伪虚实，没有不更加熟悉的。朕即位以来，已经十三年了。朕坚持俭朴，外在不贪恋田猎游乐，内心鄙弃声色享受，所说都是真实的话，所以没有虚饰。你们生在富贵之家，长大于深宫之中，百姓的艰难、人情的善恶，恐怕还没有完全了解。大略说说根本，哪里能说尽我的心意？帝王的儿子、亲王，首先必须克制自己、振作精神，听取意见，接受劝谏。每穿一件衣服，都必须怜悯养蚕的妇人；每吃一顿饭，就要想到耕田的农夫。至于听取诉讼、裁断政事，不要先放纵自己的喜怒。我每次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哪里敢怕劳苦焦心？以礼接待群臣，无非是希望他们启发和辅佐我。你们不要鄙视别人的短处，不要倚仗自己的长处，这样才可以长久守住富贵，保全最终的吉祥。先贤有句话说：违逆我的人是我的老师，顺从我的人反而是我的盗贼。这一点不可不察。”庚戌日，任命皇帝第六子元偓为左卫上将军，封徐国公；第七子元偁为右卫上将军、泾国公。御史中丞曾经弹劾开封尹许王元僖，元僖心中不平，向皇上诉说：“我是天子的儿子，因为触犯了中丞，所以受到审问。希望赐予宽宥。”皇上说：“这是朝廷的制度，谁敢违背？朕如果有过错，臣下尚且可以加以纠察。你身为开封尹，难道可以不奉行法令吗？”于是按规定论罪处罚。淳化二年，皇上曾对近臣说：“屡次有人谈到储君的事。朕读过不少书，看到前代的治乱，难道会不放在心上吗？只是近代风气浮薄，如果建立太子，宫廷属官都必须称臣，宫僚的官阶又与上台相等，这在人情上让我深感不安。况且诸位皇子年幼，还没有成年人的性情，给他们任命的属官，全都选择贤良之士。至于台隶之类的人，朕也亲自挑选，不让奸巧险佞之人在他们身边。读书、听讲都有固定课程。等他们长大，自然会有安排。为什么议论政事的人不能体谅我的心意呢？”于是右正言、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在殿门前上疏，请求立许王元僖为皇太子，言辞狂妄率直。皇上非常愤怒，准备把他们流放或处死，以惩罚他们的急躁妄为。但宋沆又是宰相吕蒙正妻子的族人，是吕蒙正提拔的。吕蒙正首先因援引亲属、结交亲近、窃取俸禄而苟且自安被罢相，宋沆被降为宜州团练副使。三年十一月己亥日，开封尹许王元僖早晨入朝，正坐在殿廊中，觉得身体不适，于是不入宫谒见，直接回到王府。皇上的车驾立即前去探视，但他的病已经非常危急。皇上呼唤他，他还能够答应。不一会儿，元僖去世，享年二十七岁。皇上悲哭得十分哀痛，左右侍从都不敢抬头看。追赠为太子，谥号恭孝。元僖性情仁厚孝顺，容貌雄伟刚毅，沉静少言。他治理京城五年，政事没有过失，皇上尤其宠爱他。他死后，皇上不断追念，有时悲泣到天亮而不能入睡，还作《思亡子》诗给近臣看。不久，有人说元僖被宠妾张氏迷惑，专横地鞭打仆人，甚至有妾被打死，而元僖并不知道；又说张氏在都城西面的佛寺为父母招魂、安葬，僭越违制；还说元僖因误食其他东西而得病，以及他的宫中私事。皇上大怒，命令把张氏勒死，逮捕元僖身边的亲属下狱，命皇城使王继恩审验讯问，全部判处杖刑并停职免官。又挖掘焚烧张氏父母的坟墓，她的亲属全部流放到遥远险恶的地方。丙辰日，下诏停止册礼，只按照一品官的卤簿规格安葬。到真宗即位后，才下诏命内外称他为太子的名号。张唐英撰写《寇准传》，见上文。考察：寇准在淳化三年已经担任枢密副使。元僖死后，太宗对他的宠爱才开始衰减。元僖没有患病时，本来就从未建立东宫。不知道张唐英依据什么写成这样？诬蔑毁谤尤其严重，如今不敢苟同。所谓淫刑之事，大概是因为楚王元佐，已经见于雍熙二年九月。开封府判官、右谏议大夫吕端和推官、职方员外郎陈载因辅佐帮助无方而获罪。吕端降任卫尉少卿，陈载降任殿中侍御史。许王府谘议、工部郎中赵令图和侍讲、库部员外郎阎象也因辅导无方获罪，免去现任官职，并削去两任官资。皇上开始追捕许王府的属吏，准备彻底追查这件事。左谏议大夫魏羽趁机对皇上说：“汉戾太子私自调动父亲的军队，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只因他的罪过而被笞打。如今许王的过错，还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被弹劾的人都获得了较轻的惩罚。十二月庚申日，任命右谏议大夫魏庠知开封府。

译五年二月己酉日，因为两川有盗贼，改封益王元杰为吴王，兼领淮南镇江节度使。起初，考功郎中姚坦任益王府翊善。姚坦喜欢直言劝谏，益王曾经修筑假山，花费极其广大。建成后，召集属官置酒共同观赏，众人都称赞它美，只有姚坦低着头不看。益王强迫他观看，姚坦说：“我只看见血山，哪里是什么假山？”益王惊讶地问原因，他回答说：“我在乡间时，看见州县催督赋税，上下级层层逼迫剥取，里胥到家门前抓人，父子兄弟被送到县里鞭打，鲜血流遍全身，忧愁困苦得无法生活。这座假山都是百姓的租税供给的，不是血山又是什么？”皇上也修筑了一座假山，还没有建成，有人把姚坦的话告诉了皇上。皇上说：“这样伤害百姓，要山有什么用？”命令立即毁掉它。益王每有过失，姚坦没有一次不把话全部说出来规劝纠正，宫中从益王以下都不喜欢他。身边的人便教益王称病不上朝。皇上每天派医生去诊视，过了一夜病还没有痊愈。皇上非常忧虑，召益王的乳母入宫，询问王的病情增减。乳母说：“王本来没有病，只是因为翊善姚坦约束他的日常起居，使他不能自由行动，所以才称病。”皇上大怒，说：“我选择正直的人担任王府属官，本来就是想让他们辅佐王行善。如今王不能采纳劝谏，又诈称有病，想让我赶走正直的人，好让自己方便，这怎么可以？况且王年纪还小，不懂得做这种事，一定是你们这些人替他谋划的。”于是命人把他们揪到后园，杖打几十下。又召见姚坦，安慰他说：“你住在王府中，被群小嫉恨，实在很不容易。你只管这样做，不必担心谗言，朕一定不会听信。” 石介《圣政录》说，听说姚坦也毁掉了假山，指的是真宗；大概是把元杰误作真宗，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元杰封兖王时。根据本传，事情发生在元杰为益王时。元杰二十三岁时由益王改封吴王，真宗初年才由吴王改封兖王。他封益王时才十二岁，所以太宗能够说“王年少，不知道是这样做的”。本传记载这件事很不详细，对姚坦的揭发直言颇有讥讽。大概真宗曾经召见姚坦，命令他用委婉的言辞进谏，并不是太宗。本传只说“上”，没有说明是真宗。怀疑传文也把“上”当作太宗了。现在一并采用《圣政录》和司马光《记闻》的记载。不过《记闻》仍把益王写成兖王，现予以改正。九月壬申日，任命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采用了寇准的建议。皇上对寿王说：“政教的设置，关键在于取得人心而不扰害百姓。取得人心，没有比向他们显示诚信更好的；不扰害百姓，没有比用清静来镇守更好的。推行这些原则，即使虎兕也应当驯服亲近，何况是人呢？《尚书》说：‘安抚我，就奉他为君；虐待我，就把他当作仇人。’这话确实正确，你应当以此警戒自己。”下诏将寿州升为国，地位列在晋国之下、燕国之上。十月丙戌日，任命镇安行军司马杨徽之为左谏议大夫，与右谏议大夫毕士安一同担任开封府判官；任命兵部郎中乔维岳、寿王府记室参军水部郎中杨砺、谘议司封员外郎夏侯峤一同担任推官。杨徽之等人入朝谢恩，皇上召他们升殿赐坐，把辅佐教导的宗旨告诉他们。至道元年正月，开始命司门员外郎、开封孙??担任皇侄、皇孙教授。当时中书省说：“唐文宗时，宰臣李石奏称太子有侍读，诸王也有侍读，没有降低等级的礼制，请改称为奉诸王讲读。如今皇侄、皇孙都列在职掌宫禁宿卫的官员之中，请以‘教授’为名。”皇上听从了。

译立太子　附载王继恩的邪谋 端拱元年二月己酉日，任命屯田员外郎杨砺为库部员外郎，充任襄王府记室参军。杨砺是鄂州人，周广顺初年游学澶州，拿着自己所写的文章拜见世宗。他曾独自住在僧舍，梦见一个衣冠非常古朴的人，对杨砺说：“你愿意跟我一起游览吗？”杨砺立即跟随他前往。不久，他看见宫殿和卫士森严深邃，仿佛不是人间。只见大殿上有一位穿着王者衣冠的真人，手持圭玉面向南方，总领三千多人。杨砺上殿行礼拜见，最上方的人面前有一张案几，案上放着登记姓名的簿册。杨砺看见自己的名字列在下方，便请求说明吉凶。真人说：“我不是你的老师。”又指着一个人说：“这是来和天尊，将来会成为你的君主。”杨砺询问此事，天尊笑着说：“再过四十年，你将功成名就，我的名声也会显赫。”杨砺拜了两拜。醒来后，便把这件事记下来。杨砺起初名叫励，因为梦中看到簿册里写作“砺”字，于是改名为砺。到这时，他拜见藩王府回来，对众人说：“我今天看到襄王的仪表相貌，他就是来和天尊。” 淳化二年，皇上曾对近臣说：“屡次有人谈到储君的事。朕读过不少书，看到前代的治乱，难道会不放在心上吗？只是近代风气浮薄，如果建立太子，宫廷属官都必须称臣，官阶又与上台相等，这在人情上让我深感不安。况且诸位皇子年幼，还没有成年人的性情，任命的属官全都选择贤良之士。至于台隶之类的人，朕也亲自挑选，不让奸巧险佞之人在他们身边。读书、听讲都有固定课程。等他们长大，自然会有安排。为什么议论政事的人不能体谅我的心意呢？”（其余见上文。） 五年九月，崇仪副使王得一曾入宫应对，有时直到半夜，颇敢谈论外朝之事。他又暗中陈述民众的期望，请求立襄王为皇太子。壬申日，任命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采用了寇准的建议。至道元年八月壬辰日，下制书任命开封尹、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为恒。大赦天下，文武常参官以及儿子承袭父亲官职、现任官员的，均赐勋一转。下诏皇太子兼判开封府。自唐天祜以来，中原多有变故，没有空闲立储君。这项礼制废弃将近百年，皇上才开始恢复实行，朝廷内外都很高兴。起初，参知政事寇准从青州召回，入宫拜见皇上时，皇上的脚伤很重，便撩起衣服给寇准看，说：“你来得为什么这么迟？”寇准说：“没有陛下召见，臣不能到京师来。”皇上说：“我的儿子中，谁可以托付神器？”寇准说：“陛下如果真是为天下选择君主，就不应和妇人、宦官商议，也不应和近臣商议，只有陛下自己选择能够符合天下人期望的人。”皇上低头沉思了很久，屏退左右，说：“元侃可以吗？”寇准回答：“这不是臣所知道的事！”皇上于是让元侃任开封尹，改封寿王。这样就立他为太子。京城百姓看到太子，高兴地跳跃说：“这真是社稷的主人啊！”皇上听到后，召见寇准说：“四海人心都归属于太子，那要把我置于什么地位？”寇准说：“陛下选择可以托付神器的人，愿意得到社稷之主，这是万世的福分。” 皇上快步进入宫中，把这件事告诉皇后、嫔妃以下的人，六宫都上前祝贺。皇上又出来召寇准，饮酒至醉后才作罢。任命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兼任左庶子，右谏议大夫毕士安兼任右庶子，仍然都担任开封府判官。调任左庶子裴祚为光禄少卿，右庶子慎从吉为卫尉少卿，少詹事宋雄为光禄少卿。此前，把东宫官员设置为散秩，让裴祚等人担任这些职位。太子建立后，全部改授其他官职。癸巳日，任命尚书左丞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兼任太子宾客，太子以师傅的礼仪接见他们。太子见到他们，必定先行拜礼，凡事都向他们请教。李至等上表恳切推辞，诏令不许。李至等入朝谢恩，皇上对他们说：“朕认为太子仁慈孝顺、贤明，尤其宠爱他。如今立他为储君，以巩固国家根本，应当依靠正直的人用正道辅导他。你们要尽心调护，如果他的举动都合乎礼法，就应当帮助他成就；事情有不恰当的地方，必须努力进言，不要因循顺从。至于礼乐诗书之道，凡是可以帮助太子的，都是你们一向熟悉的，不需要朕多加教训。”李至等叩头谢恩。任命兵部郎中乔维岳兼任左谕德，水部郎中杨砺兼任右谕德，司封员外郎、直昭文馆夏侯峤兼任中舍，并都担任开封府推官。起初设置左春坊谒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人王继英兼任此职。然而谒者本来是内侍的职务，而太子已有通事舍人，掌管传达诏令和引导等事；又不应称为谒者，且十率的品秩颇高，并不是供太子左右奔走的人员，这样安排大概是执政者的过失。丁酉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为册立皇太子的礼仪使。有司已经制定册立礼仪，又说：“唐代制度：宫廷属官参拜祝贺太子，都要舞蹈，开元年间才停止。按照旧例，百官和东宫接见时，只称呼‘皇太子’；上笺启奏则称‘皇太子殿下’[8]，百官自称姓名，宫官自称臣，平时使用左春坊印，在宫内发布命令。又考察唐制：凡是东宫处理事务、晓谕事情的文书，皇太子都要署名画诺，命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奉执行的文书按画诺日期办理。皇太子给亲友、师傅的书信不采用这一制度。现在请按照开元年间的制度，宫臣只称臣，不举行舞蹈礼。考虑到皇太子兼判开封府，他上呈的表状署皇太子之位；应当上报中书、枢密院的文状，只由判官等署名；其余审断、按劾及处理公务，都画诺。”诏令把“诺”改为“准”，其余都听从。有司又说：“百官拜见皇太子，两省五品官、尚书省和御史台四品官、诸司三品官以上都答拜，其余官员一律接受太子的拜礼；宫臣从左、右庶子以下，都采用参见的礼仪。皇太子举行宴会时，座位在王公之上。”奏请得到批准。有司又草拟皇太子接受册命完毕后拜见皇后的仪式，诏令只采用宫中的通常礼仪。

译九月丁卯日，皇上驾临朝元殿，册立皇太子，陈设仪仗如同元会的仪式。皇太子从东宫穿常服骑马到朝元门外的帐幕，换穿远游冠、朱明衣；三师、三少引导随从入殿，接受册宝；太尉率领百官祝贺。皇太子换衣服，骑马回宫。百官穿常服到东宫参拜祝贺，从枢密使、内职、诸王、宗室、师保、宾客、宫臣等全都到齐，依次在宫门外列班。庶子举牌奏报外面已经准备完毕，内臣卷起帘子。皇太子穿常服出帐就坐，诸王、宗室参拜祝贺，行两拜礼后，放下帘子；皇太子离开座位回到帐中。中书门下的文武百官、枢密使、内职、师保、宾客以下依次参拜祝贺，全部下阶答拜后，再升座接受文武官员和三品以下宫臣的参拜祝贺。庚午日，备办卤簿，拜谒太庙五室。穿常服骑马，从东华门出，登上辂车。十月乙亥日，皇太子请求官僚称臣，获准。丙子日，皇太子说：“臣先前和元份等在崇德门西庐中一同候朝，如今迁到门东宰相值班的庐舍内。请求仍按旧制，以便在天色将明时相会，时时享受同胞兄弟相聚的欢乐。” 皇上看了奏表，对宰相说：“太子孝友悌爱，出于自然本性，实在值得嘉许。”于是下诏依从他的请求。二年二月戊寅日，任命越王元份为杭州大都督兼领越州，吴王元杰为扬州大都督兼领寿州。己卯日，任命徐国公元偓为洪州都督、镇南节度使，封泾国公；任命元偁为鄂州都督、武清节度使。庚辰日，任命皇侄孙、左羽林大军将军惟吉兼领阆州观察使。他的府第供给、车马服饰和赏赐，都与诸王相等。其余王子不得与他相同。惟吉是魏王德昭的长子。三年二月，皇上身体不适。戊午日，开始下诏文武百官都到崇政殿起居问安。皇太子、亲王以及各军校分为七班；皇太子、诸王和文武群臣以上因皇上身体不适，都在各自的佛寺设斋祈福。三月癸巳日，皇上在万岁殿驾崩。参知政事温仲舒宣读遗制，真宗在灵柩前即位。起初，太宗身体不适时，宣政使王继恩忌惮皇上英明，便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划拥立楚王元佐，还屡次在太宗面前离间皇上。宰相吕端入宫禁探病，看见皇上不在身边，怀疑发生了变故，于是用笏板写下“大渐”二字，命亲近的官吏赶快去请皇上入宫侍奉。太宗驾崩后，王继恩向皇后报告，然后到中书省召吕端商议拥立人选。吕端此前已经知道他的阴谋，便欺骗王继恩，派人封闭阁门，查验太宗先前赐下的墨诏，于是把王继恩锁住，迅速入宫。皇后说：“皇帝突然驾崩，立嗣应当按长幼顺序。现在该怎么办？”吕端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怎么能容许再有不同意见！”皇后默然。皇上即位后，吕端平身站在殿下，不向他拜礼，请求卷起帘子让自己看清皇上，然后下阶，率领群臣拜贺，高呼万岁。王继恩等人谋划废立皇帝，《实录》和国史完全没有记载他们的事迹，大概是有所隐讳。现在依据吕诲文集中的《正惠公补传》和司马光《记闻》增补修订。《补传》的记载比《记闻》更加详细。甲午日，命给事中毕士安暂代知开封府。夏四月乙未朔日，尊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丙申日，把已故皇帝遗留下来的物品分等赐给宗室和近臣。戊戌日，开始在崇德殿西序召见群臣，任命越王元份为山陵使。庚子日，分等赐给百官银帛。癸卯日，宰相吕端加授右仆射。皇弟越王元份任永兴凤翔节度使，进封雍王；吴王元杰任武宁泰宁节度使，进封兖王，并兼中书令。镇南节度使、徐国公元偓进封彭城郡王，武昌节度使、泾国公元偁进封安定郡王，并任同平章事。皇帝第八弟元俨任左卫上将军，封曹国公。四月辛酉日，兵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胡旦被降授安远节度行军司马。胡旦与王继恩等人的邪谋已经暴露，皇上刚刚即位，不想彻底追查此事。但胡旦起草行庆制书的诏词时，十分放纵自己的胸臆，过分赞美了许多内容，皇上因此先贬黜他[9]。五月甲戌日，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李昌龄被降授忠武行军司马，宣政使、桂州观察使王继恩被降授右监门卫将军，安置于均州；安远节度行军司马胡旦削去名籍，流放浔州。太宗即位时，王继恩出了力，太宗认为他忠诚，从此对他的宠遇无人可比。王继恩喜欢结党求取名誉，有时乘机敢于议论政事，推荐外朝臣僚，因此士大夫中轻浮而急于求进的人总是与他来往，常常约在多宝僧舍会面[10]。潘阆获得官职，也是王继恩推荐的。潘阆是个倾险之人，曾劝王继恩乘机劝太宗建立储君，为将来打算，还说：“南衙自认为应当被立，立了他，他将来不会感激我。既然要议论立谁，就应当立那些不该被立的诸王。”南衙，指皇上。王继恩接受了他的说法，使太宗颇受迷惑。最终皇上还是被立，潘阆不久因狂妄获罪而被贬黜。太宗病重时，王继恩与李昌龄、胡旦又重新策划邪谋。吕端察觉了他们，使阴谋没有得逞。皇上即位后，对百官加恩，王继恩又暗中托胡旦撰写赞美的辞文。胡旦已经先因获罪被贬，于是三人一并被驱逐。诏书说王继恩暗中怀有凶恶之心，与李昌龄等相互勾结、请托，并泄露宫禁中的言语。不久下诏说：“内外臣僚中曾经与王继恩结交或互通书信的，一概不予追究。”两年后，王继恩死在贬所。《实录》和国史都没有明确记载王继恩等人的罪状，只完整抄录了甲戌日的诏书，大概是当时有所避讳。诏书称李昌龄肆意进行请托，严重扰乱朝纲；称王继恩暗中怀有凶恶之心，依附下属欺骗皇上，结党营私、勾结奸邪，也可以由此略见他们不守法纪的心迹。潘阆劝说王继恩的事，据《倦游杂录》删节润色而来。《湘山野录》和《笔谈》记载潘阆与卢多逊共同谋划拥立秦王，大概是把王继恩误作卢多逊，把楚王误作秦王，是传闻不确。六月甲申日，任皇兄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恢复楚王封号，听任他养病而不必上朝。皇上起初想驾临元佐府第，元佐坚决以有病推辞，说：“即使来了，我也不敢见您。”从此终身不再相见。

译校勘记 [1]“九月”：按，诸王改名的事，《长编》卷二十四记在太平兴国八年十月戊戌日。[2]“亦有”：原本作“自有”，据《长编》卷二十六改。[3]“一至于此”：原本脱漏“于”字，据《长编》卷二十六补。[4]“湖南”：原本脱漏“南”字，据《长编》卷二十九补。[5]“听书”：原本作“课书”，据《长编》卷三十二改。下节《立太子》所引同一句也一并改，不另作校记。[6]“九月壬申”：这是承接上文，指淳化五年九月壬申日。[7]“十月”：原本作“十一月”，据《长编》卷三十六改。[8]“殿下”：原本作“陛下”，据《长编》卷三十八改。皇上因此先把他降职了。《长编》卷四十一记作：“他又讥讽皇上，所以皇上先把他降职了。” [10]“多宝僧舍”：《长编》卷四十一作“夕寓僧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十 太宗皇帝 赵普再次任宰相 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壬申日，河阳三城节度使赵普前来朝见，参加太祖山陵祭祀。乙亥日，授任太子少保，留在京师。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太子太保赵普奉召入朝已有多年，卢多逊更加诋毁他，使他郁郁不得志。赵普升任太子太保，正史、《实录》和《百官表》都没有记载。太宗撰写的《神道碑》说：“妖氛平定以后，于是广泛施行封爵赏赐。”赵普大概参加了征讨晋阳的战事，因功升迁官秩，应当是在太平兴国四年冬十月。《行状》则说：“三年郊祀之后，升任太子太保。”应当以《行状》的记载为准。赵普的儿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的女儿为妻。承宗恰好任知潭州，接到诏令回京，举行婚礼。不到一个月，卢多逊奏请把他遣回任所，赵普因此愤怒。正好如京使柴禹锡等告发秦王廷美骄横放纵，将要暗中谋反。皇上召赵普询问，赵普回答说：“臣愿意充任枢密，以便察知奸邪变乱。”退下后又秘密上奏说：“臣是开国旧臣，却被权幸之人阻抑。”于是谈到昭宪皇后临终顾命以及先朝亲自经历的事情。皇上在宫中找到了赵普以前所上的奏章，又打开金匮，终于大为醒悟，立即把承宗留在京师。皇上召见赵普，对他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朕不到五十岁，已经知道过去四十九年所做的事有不对之处了。”辛亥日，任赵普为司徒兼侍中。《实录》说赵普当天就恢复宰相之职，这恐怕未必如此。正史称“没有多久又任宰相”，应当是符合事实的。丁谓《谈录》则说：“上元节夜里召赵普来观灯，当即任命他为宰相。”这也与正史不合，现不采用。壬子日，秦王廷美请求位次排在赵普之下，皇上同意了。十一月己未日，宰相赵普封为梁国公。太平兴国七年四月，赵普重新任相后，卢多逊更加感到不安。赵普多次暗示卢多逊让位退职，卢多逊贪恋权力、固守职位，不能自行决定。正好赵普查知卢多逊与秦王廷美交往勾连的事情，于是把它上报。皇上大怒。戊辰日，降职授予卢多逊兵部尚书之职，交御史台审理。丁丑日，下诏削夺卢多逊的官职和爵位，将他的家属一并流放到崖州。太平兴国八年十月己酉日，司徒兼侍中赵普罢去原职，改任武胜节度使兼侍中。十一月丁卯日，在长春殿设宴为赵普饯行。皇上赐给赵普诗，赵普捧着诗流泪说：“陛下赐给臣的诗，应当刻在石上，和臣的朽骨一同埋葬在黄泉之下。”皇上听后动容，回应了他。第二天，皇上对近臣说：“赵普对国家有大功劳。我还是平民时曾与他交往，如今他的年龄和头发都已经衰老了，我不愿再用机要政务烦劳他，想为他选择一处好地方，让他在那里居守治理。借诗来表达我的意思，赵普感动而流泪，朕也因此落泪。”宋琪回答说：“赵普昨天到中书，拿着御诗，哭着对臣说：‘我这一生剩下的年岁，再没有机会向皇上报答，只希望来世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