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一哲宗皇帝

译逐元祐党上编，附录相关章疏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去世。十月丙午日，中书舍人吕陶说：“臣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保佑圣上，至今已经九年，垂帘听政，使天下安定太平。如今一旦离开四海臣民的奉养，凡是臣民，无不痛心泣血，只恨来不及报答。然而臣在这个时候，却把没有可疑之处当作可疑，把不必说的话说出来。因为自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来，排斥贬黜凶邪，裁减抑制侥幸，横加的恩典和过滥的赏赐一概革除，小人的心中难免怨恨。万一有奸邪不正的言论向上迷惑圣听，说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改变政事，那么今天陛下既然亲自处理政务，就应当重新任用某人、重新实行某事；这正是治乱的开端、安危的关键，也是君子和小人消长的征兆，取决于陛下能否察觉。过去元祐初年，臣任台谏官时，曾因奏事在帘前恭敬地听到太皇太后的教诲，说：‘朝廷政事，如果对百姓有害，就应当更改；其他与利害无关的，也不必更改。每改一件事，一定要告诉大臣，恐怕外面的人不知道。’臣想到这番话，就知道太皇太后凡有更改，本来不是出于私意，而是不得已之后才更改。至于章惇悖逆傲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民，蔡确诽谤并犯大不敬，李定不为母亲服丧，张诚一盗取父亲墓中的财物，宋用臣搜刮聚敛过度，李宪、王中正邀功而制造边境事端，这些人都是长期积累恶行，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那么，太皇太后所更改的事情，都是为了百姓的便利；所驱逐的大臣，全都是天下的恶人，怎么能认为是错误呢？臣又听说，从前明肃皇太后临朝称制时，常常以私恩遍及亲属党羽，听断各种政务，有时造成过失。等到仁宗皇帝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时，臣下便有人迎合皇上的心意，议论她的过失。仁宗察知其中的真伪，下诏制止断绝，说明明肃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所发布的诏命，已经施行的不得更改；遇到各种公事，也不得随意上言。于是天下人都认为仁宗深切顾念社稷的功劳，又能保全母子之爱，圣德广大，超过古今，事迹载在史册，成为后世的榜样。陛下应当效法并实行这一做法。” 十一月。此前，枢密院列出刘瑗等以下十人的姓名，准备替换入内供奉官。几天后，枢密院又发出内批，任命刘惟简为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为内侍省都知。命令下达后，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戊戌日，执政大臣一同进呈吕希纯的奏状。皇上说：“只是因为宫中缺人，而且有近来的先例。”吕大防说：“即使如此，众人的议论也颇有不安。”曾忠彦说：“这与冯宗道、梁惟简的先例正相似。”苏辙说：“这件事并不是说没有先例，只是因为亲政之初，朝廷内外都拭目以待，观察圣德。首先提拔任用内臣，所以众人的心中惊疑。但我们此前不能仰承回转圣意，以至于命令宣布到外朝，导致有关部门封还驳正，这都是我们的罪过。”王奉世说：“虽然有近来的先例，外面的人不可能家家知晓，只是突然施行才被认为不妥。”吕大防说：“以致有人进言，烦扰玷污圣听，这实在是臣的罪过。现在如果不听从他们的意见，他们也不肯执行任命舍人的命令，只会使事态更加扩大，从体统上说不便。”皇上释然说：“任命的命令暂且留置，等祔庙后再请示圣旨也可以。” 退朝以后，吕大防等人知道皇上能够从善如流，无不互相庆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说：“近来听说陛下召用内臣十人，李宪的儿子也在其中；又召用数人，王中正的儿子也在其中。朝廷内外的人，直到普通百姓，无不私下议论疑虑，深以为忧。为什么呢？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如今才过了一个多月，四海之人都侧耳注目，陛下还没有施行一项美政、访求一名贤臣，却先这样大量任用内臣，人们一定会认为陛下偏爱亲近的侍从。伏望圣上更加审察，特赐追改，以安定朝廷内外的心。”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请求到垂拱殿面见，递上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创立新法，先说天下不值得畏惧、众人不值得顺从、祖宗不足以效法，使朝廷不畏惧灾异，不顾恤众人的言论，全部改变祖宗的旧政，并大量任用小人，来误导先帝。幸而依靠陛下和先太皇太后早早听从众人的意见，全部废除新法，修复旧政，天下百姓就像从倒悬中解脱出来。九年之中，天下安宁，事理没有疑问，明白得如同日月，远至四方夷狄，无不共同受益。只是从前被驱逐的小人日夜伺机等待，今天政局发生变化，妄自认为陛下不把修改法度当作正确。如果让小人进入朝廷，他们一定会先献上奸邪言论，向上迷惑误导陛下，其次倾害善人，最后胁迫控制群臣。万一陛下错误听信而重新任用小人，那么正直之士岂不是不敢立于朝廷？只恐怕宋室从此衰微，再也振兴不起来！”庚寅日，监察御史来之邵说：“著作佐郎张耒任起居舍人。考察张耒的品性，轻佻浅薄，士人中的声望一向很低；即使曾经被权宜任用，资历仍然浅薄。他平日只把依附权贵、供撰写书疏、谋求升进当作事情，所以士大夫的议论从来没有稍微赞许过他的为人，而执政大臣却独独认为他贤能。请停止任命张耒，以安慰士人的舆论。”侍御史杨畏说：“张耒近来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命令下达以来，舆论喧然，都认为不恰当。考察张耒，虽然粗通文辞，但平素行为轻浮傲慢；论他的仕历，资历浅薄；论他的才干，声望低微，只是因为到宰臣、执政大臣的门下请托，有时促膝密谈，有时代为撰写文字，所以大臣们极力引荐援助，才任命他担任此官。伏望罢免张耒的新任命，以符合舆论。此前，吕大防想任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求范纯仁共同署名拟定任命。” 范纯仁说：“皇上刚开始听政，谏官应当选取正直的人。杨畏倾邪，不可任用。”吕大防一向称赞杨畏敢于直言，而且先前暗中约定杨畏帮助自己，于是对范纯仁说：“难道是因为杨畏曾经议论过您吗？”苏辙当时在旁边，便诵读杨畏弹劾的文章。范纯仁说：“我原先确实不知道，但任命名单我不敢参与。”于是借此请求退避职位。吕大防最终越级提升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纯仁害怕伤害吕大防的心意，不再争辩。此事依据邵伯温《辨诬》以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削修订。

译杨畏不久上疏说：“神宗皇帝更改法令、建立制度，用来垂示万世。请赐令讲求研究，以成就继承先帝遗志的道理。”皇上立即召杨畏登殿，问他说：“先朝旧臣中哪些人可以召回任用？朕不能全部知道。你可以详细列出姓名，秘密上报。”杨畏立即上疏列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人的品行义理，并分别加以品评；还秘密上奏万言书，详细说明神宗建立法度的意图，请求召章惇为宰相。皇上都嘉许并采纳了。此事依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中十二月的记载。现在因杨畏升任礼部侍郎而附带记载。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那么杨畏升任礼侍一定是在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绍圣元年二月丁未日，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李清臣首先倡导绍述，邓温伯附和他。三月癸酉日，皇上批示新知陈州、龙图阁待制蔡卞为中书舍人。乙亥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吕大防任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丁酉日，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旧官职任知汝州（详见《绍述》）。四月甲辰日，国子司业翟思任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任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一同任监察御史，左朝请郎张商英任右正言。张商英此前由开封府推官出任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后来又调任淮南，过了一年仍未被召回，于是这时才升任谏官，所以张商英攻击元祐大臣不遗余力。张商英曾上奏疏议论风俗说：“我神考阐明道德的意义，用来造就人才，使风俗归于一致。宏大的志愿尚未完成，神灵仍在天上。宣仁圣烈太后保佑陛下，把心腹寄托给辅弼大臣，把耳目寄托给台谏官；然而在势利影响之下，是非纷纷而起，阿谀附会之徒一旦聚集，有的向上背叛君亲的恩德，有的向下违背师友的教训；有的稍稍取得同党便传递书信，白天前来告急；有的亲手挥扇遮掩，在半夜登门；有的携带财物，到私宅结交欢好；有的伏地行礼，修饰门生的恭敬。于是浮泛的传言争相兴起，鄙俗的谚语交相流传。川洛形成不同党派，秦汾分明对立；拨动之后才行动的，称为‘天平子’；体大而没有见识的，称为‘盲大虫’；互相交往、彼此联结的，称为‘八关’；暗中构陷搭架的，称为‘五鬼’；询问门户、探听消息的，称为‘约闹’；怀抱器具齐备的，称为‘小鬼’；舍弃亲近的人而离去的，称为‘过房’；失去所依附的人又回来，称为‘归宗’；窥伺侦察、传递消息的，称为‘灭门’。” 臣愚昧，希望陛下把臣这篇奏章降下手诏告诫激励，张贴在朝廷，向四方显示，希望浅薄邪恶的风气逐渐止息，醇厚的教化日益得到信服。《易》说：‘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大概正是在这个时候吧！” 壬子日，知定州苏轼被削去端明殿学士，任知英州（详见《二苏贬逐》）。癸丑日，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任龙图阁学士、知陕州。此前，范祖禹多次请求出任外职，皇上说：“不必上文字，等执政大臣有空缺时再说。”第二天，苏辙被责罚任知汝州，范祖禹再次上章请求出任知州，皇上不许。原来皇上想让范祖禹代替苏辙。后来阻止此事的人很多，范祖禹坚决请求出任外职，于是有了这个任命。甲寅日，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胡宗愈任通议大夫、知定州。壬戌日，资政殿学士、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章惇任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任右正议大夫，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皇上亲政后，进言的人争相议论垂帘听政之事，范纯仁请求依照明道二年旧事下诏禁止，并抄录诏书进呈，皇上没有采纳。范纯仁多次称病请求罢职，早晨退朝后出居慈孝寺，再次抄录诏书进呈，并且说：“近来听说狂人传播拟定的策问题目，说曾经得到圣上阅览；又有台官的章疏，有的因此被任用。这种说法非常不符合陛下遵奉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政、保佑圣上的本意。伏望特地下达明诏，使天下万方都能相信。如今妄自诋毁攻击的人已经很多，陛下容忍他们，就会妨碍圣上的孝道；惩治他们，又恐怕有所不忍。不如用诏令加以禁止约束，事情可以两全。”最终也没有采纳。范纯仁坚决请求罢职，于是有了这个任命。癸亥日，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任侍御史。闰四月辛未日，监察御史郭知章任殿中侍御史。甲申日，礼部侍郎孔武仲任宝文阁待制、知宣州。乙酉日，监察御史刘拯说：“工部尚书李之纯此前任御史中丞，阿附苏轼，认为可以任用他。御史中丞黄庆基说苏轼诬蔑诋毁先帝；董敦逸说苏辙把国家的名器私下给予亲厚之人。李之纯于是说黄庆基等人诬陷欺骗忠良，请求放逐他们，所以黄庆基等人再次被降职贬谪。李之纯结交邪恶、苟且容身，请求赐予罢黜惩责。”诏令李之纯削去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出任知单州。刘拯又说：“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被削职任知英州。考察苏轼，他竟敢把个人的愤怒表现在诏告中，厚加诬陷丑诋。苏轼对于先帝，实在太不臣服了。王得臣痛恨苏轼诬陷之严重，上书议论此事，不久便被谴责斥逐至死。秦观是游荡轻薄的小人，影从依附于苏轼。请正治苏轼的罪，剥夺秦观的职任，以向天下后世显示。”诏令苏轼按照规定应当叙复官职的日期，不得参加叙复；秦观削去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丁酉日，左正言上官均说：“臣私下看到，前宰相吕大防天性强横凶狠，心怀邪念，误国害政。他曾与御史中丞苏轼暗中结党依附，同恶相济。伏望陛下察究事情的始末，出自圣明裁断，特加施行，以明确显示朝廷的好恶，判别忠良与奸邪，从而端正纲纪；这样以后朝廷才会尊严，天下才会安定。这是国家当前最重要的事务，希望陛下留心采择。”

译五月辛亥日，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任端明殿学士，充真定府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刘奉世两次请求罢去政务，所以有了这个任命。甲寅日，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说：“先皇帝开拓土地、增加疆域，扼住西戎的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等地，凭据高处居高临下，占据险要、阻遏冲要。元祐初年，执掌政事的大臣放弃四面边塞，把这些地方丢弃，表面上说是给予赈济，实际上却滋长了敌寇之心。请查阅当时议论大臣所进的章疏，列出他们的姓名，公开施行罢黜惩责。”章惇等人于是列出最初议论放弃土地的人，从司马光、文彦博以下共九十一人。章惇说：“放弃土地的主张，司马光、文彦博在朝廷内部主张，赵卨、范纯粹在外部促成，所以众人的议论都不能改变它。至于孙觉、王存等人，都是昏暗而不明白事务，妄自议论边境计划的人。至于赵卨、范纯粹，明知这样做有利，却前后意见不同，以附会大臣，可以说是挟持奸邪、欺骗皇上。妄自议论的人还可以宽恕，挟持奸邪的人却不能不严加惩治。”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右正言张商英说：“先皇帝认为历代典礼有错误，设置详定礼官，考察比较异同，请求废除或兴复衰废的礼制，认为天地合祭不是古礼，于是依据经书加以纠正。元祐年间的臣子们，于是全都按照自己的意图，扫除前朝的美政。先前已经拟定权宜将天地合祭的指挥，后来苏轼又提出六条议论，太常博士陈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的诗，作为牢不可破的论据，于是下发手诏说：『请再交礼部详细议论。如果南郊、北郊分别举行并不违背经书训义，天地合祭不是出于圣上裁断，那么此前提出这一议论的臣子，就是欺诬上天、擅自制造诏命，罪不可赦！』 六月甲戌日，御史中丞黄履说：『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吕大防，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刘挚，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在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都是掌权的大臣。梁焘先带头鼓吹邪说，吴居厚又接着陈说，刘安世等于是共同攻击他们。执政大臣既然在朝廷内部主持此事，又把蔡确投置岭外，多次遇到恩赦也不让他生还；蔡确家中有慈爱的母亲，始终不能相见，死得并非罪有应得，朝廷内外都愤怒叹息。自从陛下亲自处理政务，洞察奸邪诬陷，恢复蔡确的官职，使他的声名光耀于黄泉之下。我认为，遭受横逆的人既然已经伸张了忠臣的愤懑，而竭力陷害他的人却还没有依法处刑。应当加以公开斥责，以符合公众的议论。』左司谏翟思说：『近来有人议论元祐以来内外奸人附会大臣、诋毁先朝，以求升迁。请把有关章疏和条例的是非公布出来，明白告谕朝廷内外，为先朝洗清诬谤。又有人议论吕大防等擅自施行威福，互相配合，把吕惠卿、蔡确贬逐，请分别依法定罪，却没有听说已经施行。希望圣上作出裁断，以慰藉公众的议论。』右正言上官均说：『吕大防、苏轼擅自掌握国政，不顾公众议论，援引柔弱奸邪之臣，例如李之纯，提拔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等人，也都任命为谏官、御史。这四个人，都是倾险、柔邪、贪利而无耻的人。他们所弹劾攻击的人，都是接受吕大防、苏辙的秘密指示，或者迎合他们的意旨，以达到自己的欲望。我看到陛下亲自处理政务，收回政权，吕大防、苏辙的党羽已经除掉十之七八；然而杨畏等六人还居于清要之职，尚未使士大夫的议论满意。希望陛下查究吕大防、苏辙擅权欺君的罪行，追查杨畏等结党为邪、残害正直、趋附时势、反复无常的罪恶，予以谴责、贬黜或免职，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右正言张商英说：『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援引朋党，肆意讥议。比如废除免役法，就说只有“揭簿定差”四个字；下诏征求直言，就专门奖赏讥讪诽谤的人；设置诉理所为罪犯洗雪罪名，就从熙宁元年以后划定范围；废弃渠阳州县，就说尽了甜言秽语，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凡是详定局提出的意见，中书省审核会商的事项，户部施行处分的事务，言官所陈列的论奏，词臣所拟写的诏命，他们都加以指摘、挑剔，鄙薄、讥笑。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他们控制内臣中得志的人，在宫内剪除陛下的羽翼；控制外朝的执政大臣，排斥驱逐陛下在外的股肱之臣。天下的形势，真是危险而岌岌可危啊！』监察御史周秩说：『吕大防以前任尚书左仆射，任官日久，肆意作奸作恶，同台谏官暗中结党依附。同列大臣稍有不合他的心意，就暗示台谏官攻击驱逐，凶恶的气焰一天比一天炽盛，没有人敢于抗拒。于是专断自任，不遵循法令。大奸大恶而违法，人人神明共同愤怒，天下不能容忍。他还没有依法处刑，已经伤害了和气。』诏令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永兴军吕大防削去观文殿大学士，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侍御史来之邵说：『先皇帝熙宁初年，委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准备把恩惠施给天下和后世。当时司马光认为不对，写信给王安石，诋毁斥责并提出质疑。王安石为此援引经书和古事，开导说明是非，而司马光拘泥于流俗，决意不改，于是以提举崇福宫的身份退居洛阳。刘挚当时正任言事御史，也多次上章，历数诋毁朝廷政令，因此获罪，被责令监管衡州酒税。到元丰年间，稍稍得到提拔任用，不久又因罪被罢去。这两个人，一个因为昏暗谬误、固执任性而把自己置于闲散之地，一个因为接连受到数十次官吏议论而不断被贬黜。元丰末年，司马光入朝掌握政权，提拔刘挚为侍御史，随后首先援引凶恶之徒王岩叟、朱光庭，一同处在言官之列，结成党羽。宰相蔡确以下，刘挚等相互诬毁、构陷，竭力排斥驱逐，于是先帝遗命的大臣几乎被他们除尽，陛下便孤立于上了。』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刘挚削去观文殿学士，降授左朝奉大夫，知黄州。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奉大夫，知袁州。

译左承议郎、新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乙酉日，中书舍人林希说：『吏部送来吏部侍郎王钦臣可以授予宝文阁待制、知庐州的制词草稿。按：王钦臣资性险恶奸邪，本来因为附会宰相吕大防，才得到进用。吕大防的朋党很多，王钦臣是其中的首要人物；前后上言的人多次攻击他的公罪私过，吕大防都压下不办。如今大奸已经被斥退，其余党羽正应当贬逐，以肃清仕途。王钦臣怎么可以再加给侍从的职名，交给他一方的守臣职任？所有制词，我不敢撰写进呈。』诏令王钦臣授集贤殿修撰，知汝州。监察御史刘拯说：『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说书吕希哲没有学术声望，是通过奏补出仕的，怎么能为陛下阐明道德的深意？希望任官能够选择人才，另行给予差遣。』中书舍人林希说：『吏部房送来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可以授秘阁校理、知怀州的制词草稿。按：吕希哲是已故宰相吕公著的儿子。吕公著父子世代承袭奸邪，外表敦厚而内心深沉，没有人能窥知他们；他们牢固结党，鼓吹虚名，向上迷惑圣听，罪恶很大。还没有受到谴责贬黜，怎么可以再冒用职名，出任繁盛州郡的知州？』诏令吕希哲仍任本官，差遣知怀州。左司谏翟思说：『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因为诽谤讥讪先朝、变乱法度、擅自施行威福，已经削职夺官，贬守外州，安置岭南。朝廷内外听到命令，全都欣喜痛快。然而司马光、吕公著是首先发动此事的人，虽然已经死在家中，所赠官职和美谥仍可追夺。王岩叟与刘挚同恶相助，如果多给他几年时间，也应当被贬到远方；那么所赠官职以及给子孙的恩泽，也应当追夺。他们志同道合、共同做事的人，有文彦博、范纯仁；背弃公义、死心结党的，有梁焘、刘安世、吴安诗、韩川、孙升等。请分别依法处置。』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削去资政殿学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议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刘安世削去宝文阁待制，降授左承议郎，知南安军；左朝奉大夫、直集贤院、管勾西京崇福宫吴安诗削去直集贤院，降授朝请郎，监管光州盐酒税；左朝散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虢州韩川削去龙图阁待制，仍为左朝请郎，知坊州；左朝请郎、充集贤院学士、权知应天府孙升削去集贤院学士，仍为左朝散郎，知房州。丁亥日，诏令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兖州景龙宫赵彦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范祖禹，提举明道宫；左朝奉郎、充集贤院校理、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明道宫；都住在开封府界内，就近向国史院报送并取会文字。戊子日，诏令周秩议论政事失当，罢去监察御史，差遣权知广德军。七月丙辰日，谏官张商英说吕希纯在元祐年间应当缴驳制词草稿却没有这样做，以及附会吕大防、苏辙的事情。皇上说：『去年冬天因为宫中缺少供使令的人，便召用了十几个旧臣。这件事与外朝的利害有什么关系？可是范祖禹、丰稷、文及甫都上章陈说古今祸福，以此打动我的听闻，吕希纯等又缴奏争辩，为什么竟会这样？』安焘回答说：『听说文及甫等上书，也是受人指使。』皇上说：『一定是苏辙。』适逢中书舍人林希说吕希纯曾经草拟宣仁圣烈皇后族人迁居的诰书，其中有“从前我的祖妣，正位于帝位”的话。这句话不合适；又因他改变、扰乱奉祀礼文和进献牙盘食等几件事，于是夺去吕希纯的宝文阁待制，仍知亳州。丁巳日，三省说：『范纯仁、韩维结党依附司马光，长期放纵群凶，毁谤先帝，变乱法度，以满足不得志者的私愤。其中范纯仁又首先提出放弃土地的议论，滋长边境祸患。』诏令范纯仁特降一官，为通议大夫，差遣照旧；韩维已经退休，特别置而不问。当初章惇请求责罚范纯仁，皇上说：『范纯仁持论公平，不是朋党，只是不肯替我留下罢了。』 章惇说：『不肯留下就是朋党！』皇上勉强听从章惇的请求。御史中丞黄履说：『前宰相司马光，过去受到先帝识拔，进入枢密院任职。司马光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用，请求回去修史；先帝以盛大的德行宽容他，曲意依从他的愿望。史书修成后，又以资政殿学士的荣誉待遇他，先帝的恩典可以说很厚重了。等到太皇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朝廷起用司马光执政，当时士大夫的议论一致称赞他，认为司马光确实能够辅佐成就圣德，上报先帝。谁知司马光深藏祸心和暴戾，追究怨恨先朝，凡是所施行的事情，全都认为从前是错误。法令的因革本来应当根据时势，难道一个朝代的法度竟全无可取之处，只把过错归给从前，而把声誉收归自己吗？如果这样的人还可以宽容，那么谁才该受责罚？』 监察御史周秩说：『司马光以元祐时期的政事，用母亲改变儿子，而不是儿子改变父亲，失去了宗庙的大计。朝廷的政事，必须端正君臣之义，以确定父子的亲情，哪有废弃君臣父子的道理，专门只讲母子关系的？』他又说：『遗诏写得明白，必定以嗣君为主，那么司马光难道不知道应当遵循皇家父子的正统吗？』又说：『司马光的谥号是“文正”。谥法中美好的谥号，以“文正”为最高；死后加上最高的美谥，是用来劝勉后人的。如今他的所作所为如此乖戾，应当重新判定其谥号的美恶，希望可以用来惩戒后世。』又说：『吕公著亲自担任先帝辅弼之臣，接受国家深厚的恩典，又不是司马光可以相比的。司马光向先帝发泄怨恨时，吕公著不能加以纠正，反而辅佐他；任右仆射一年多，便授为司空、平章军国事。我恭逢朝廷先前任命太师文彦博，是因为司马光的援引；文彦博被召来后，谏官说他奸邪，不可以辅政，朝廷于是以平章军国重事的职务安置他，只称“重事”，稍微削弱他的权力，这些吕公著都是知道的。等到任命吕公著时，便去掉“重”字，事情无论大小，他都可以参与裁决。

译名义上虽然低于文彦博，权力却超过了他，实际上兼有三省、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的职权。自本朝以来，即使有赵普、王旦那样的大功臣，被任命担任这种职务，也没有人敢于承当。何况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大臣应当谦逊畏惧，而吕公著只替子孙打算，急于求取富贵，不避嫌疑地担任了它。至于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都是吕公著所援引的，是国家的大奸。陛下如果不察明他的奸罪，向天下明确宣示，那么吕公著所处的职位都会成为本朝的成例，给后世大臣僭越窃权的祸患开端。』又说：『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都被削职而任知州，这是因为我奏论吕大防等所作所为都是大奸大恶。如今朝廷只是从轻责罚罢了，我认为陛下如果一定想从轻责罚他们，就不应当用我所论述的事情作为罪名；如果论他们营私违法，那么他们的罪过多得数不清。而且刘挚和苏辙对先朝的讥刺斥责不比苏轼少，吕大防又因为采用苏轼的谋划和言论而获罪；如果处罚反而轻于苏轼，天下一定会认为不公平。』诏令司马光、吕公著各自追夺所赠官职和谥告，以及所赐神道碑额；又下令陕州、郑州分别派官员会同办理，由本县在两人的坟墓处拆去官修的碑楼，磨毁奉敕撰写的碑文。奏请王岩叟所赠官职也一并追夺。知随州、降授右正议大夫吕大防仍任本官，行秘书监，分司南京，居住郢州；知黄州、降授左朝议大夫刘挚仍任本官，试光禄卿，分司南京，居住蕲州；知袁州、降授左朝议大夫苏辙仍任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居住筠州。梁焘提举灵仙观，居住鄂州；刘安世管勾玉隆观，居住南安军。当初章惇采用蔡卞的意见，认为司马光和吕公著都应当掘墓劈棺。三省一同进呈此事，只有许将没有说话。章惇等离开后，皇上留下许将问：『你为什么不说话？』许将回答：『掘墓劈棺，恐怕不是盛德之事。』皇上说：『我也认为这对国家没有益处。』于是搁置了他们的奏议，只命令拆去碑文。这里依据邵伯温《辨诬》和曾纡《南游记旧》修订，不知道许将究竟是否真的没有说话？应当考查。并且蔡卞当时还没有执政，不应当与三省一同答对，章惇只是采用了他的意见。邵氏记错了。曾纡也没有记许将，只说曾布献上了这个主意。又说：『秦观已经削去馆阁校勘、左宣德郎，差遣监管处州茶盐酒税。罪重而处罚轻，舆论认为不适当。』诏令秦观降授左宣义郎，仍旧监管处州。右正言张商英说：『按：内臣陈衍先任管勾储祥宫，吕大防的儿子多次去拜访本宫道士武宗道，并与陈衍结识。不久吕大防又派三省行首张允公住在御药院，与陈衍互通消息；不久便援引陈衍进入国史院任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又通过陈衍与苏辙兄弟传递言语。他们的奸邪情状十分明白，朝廷内外都知道。可是吕大防还在主持一州，陈衍还玷污着官禄仕途，这实在不是驾驭奸邪、树立威令的办法。请求重新追究吕大防的罪恶，把他投置到散地；削夺陈衍的官职，配流海岛，希望朝廷宫省内外人人畏惧肃敬，不敢心怀邪念、粉饰错误来侍奉君主，这才是天下人的愿望。』诏令追毁陈衍自出身以来的文书，除名勒停，送到白州编管，并命所在官司派得力人员押送他前往。新录和《辨诬》说：元祐年间二三位大臣的事实，已经按日期记录在史书中，如今删去琐碎铺陈的文辞，只保存大概。然而其中歪曲心意、诬陷欺骗的地方，也不用辨析就能看出。焘认为，既然说“不用辨析就能看出它是诬陷”，那么琐碎铺陈的文辞即使全都保留下来，也没有妨碍。现在一并依照旧录。戊午日，诏书说：『送走过去的事情、安置当前的臣子，本来就应当责求臣子的全部责任；但把愤怒和旧怨长期藏在心中，难道应当上及君主和亲人吗？朕继承帝位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大母的尊位，暂时与朕共同听政，她的仁心诚意，完全在于保佑朕身。她认为自己处在内宫帷幕之间，见闻不能周全，所以不按通常次序而任用大臣，推心置腹地把政事托付给他们。她不只是倚重任用年高之臣，更希望他们弘扬圣德、光明朕身。司马光、吕公著忘记历朝的大恩，怀有平日不得志的怨望，乘国家发生变故之机，放纵朋党的奸邪，援引吕大防、刘挚等人，有的同时占据重要职位，接连掌管宰辅政事；有的轮流处在言官之列，代为掌管诰词；有的负责封驳东台，有的在经筵劝讲。环顾朕前后左右，都是你们亲近的人。当时赏罚威恩，都由他们任意发出；他们周旋欺蔽，内外相互勾连，竟任意诽谤宗庙神灵，朝廷号令也动辄肆意改易。他们轻率改变免役法，设置诉理局，使有罪的人侥幸逃脱；颁下谈论民间疾苦的诏书，诱使群小发表诽谤之言；诬称横征暴敛，就滥行蠲免，苟且免除拖欠；诬称府库积藏丰厚，就妄自耗费常平仓的积蓄；崇尚声律而轻视经术，任用穿凿附会的人而扰乱官府礼仪；放弃疆土，就错误地说是与敌人讲和；放松军备，就把过错归于穷兵黩武。』 城池和护城河本来是用来保卫百姓的，却停止增修疏浚；器械和资用本来需要修缮完备，却停止整治。凡是涉及经学和议论的事情，全都废弃贬斥。人才混杂，无法辨明品级流类；党羽纵横，轮流以胜负分裂。只顾乘时发泄愤怒，完全忘记托付国家的大谋。正当他们以太皇太后临朝而不发言为利，却完全不是内宫的本意。十年共同作恶，四海百姓都忍声吞气；敌人的谋划得以施行，边疆各地受到祸害。从前先王受天命时，召公辅佐周王，有开辟国家的功劳；江左政权虽然衰微，仍有兴复宗室、改变朝代的感叹。天下和后世将怎样评论朕？朕临朝时心中不快，看看古代事例，感到惭愧。何况还有疏远卑贱的士人冒死进献言论，忠义的旧臣接连上章抗辩。事情的痕迹已经十分明显，法令怎么可以徇私？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人，都已经分别定等，施行责罚贬降。唉！对于亲近的官署，朕本想曲意保全体面；对于奸邪而明显违犯法令的人，你们如今又逃过了诛杀。至于追逐利益的人，耸肩逢迎，结成市场般的党群，何不依照诏令再次警戒，使他们改掉邪曲？朕推行不忍伤人的仁慈，为你们打开自新的道路。除已经施行责罚贬降的人以外，其余一概不问，议论此事的人也不要再说。只有现在正在取会、编修《实录》的官员以下人员，以及被废弃的渠阳寨人，仍依照另外的敕令处理。你们这些群臣，都要明白听从朕的命令，应当命御史台在朝堂张榜，进奏院向各处遍发文书。』当时司马光等已经被贬，皇上认为刑罚应当适中，所以有这道诏书。

译右正言张商英说：『文彦博背负国家的恩典，请求查考事情的始末，推究是非。』诏令说：『台谏官的职责，按道理应当论列是非。然而文彦博年近耄期，是历经四朝的旧宰相，先帝对他的待遇恩礼极其深厚，应当加以宽宥，以优待老臣。可以特别置而不问。』庚申日，章惇等答对说：『前些日子再次贬谪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并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的谥告赠典，以及拆毁他们的神道碑。朝廷已经张榜，众议认为处罚宽缓。其余被牵连的人还很多，陛下允许他们自新，一概不问，没有人不欣喜，仰慕并服膺圣上的仁厚德行。只是他们亲近党羽的议论，就不知道了。』皇上说：『按照他们的罪状，本来很应当诛杀；但我不想追究这件事，所以采用轻刑，只略微表示惩罚责备罢了。』 八月辛未日，诏令服丧中的左朝请郎、宝文阁待制范纯粹降一官，任直龙图阁、知延安府。御史郭知章因为弹劾他在元祐年间曾经提出建议，放弃安疆、葭芦、吴堡、米脂等寨，所以有这道命令。丁丑日，秘书少监、充秘阁校理张舜民任直秘阁，权发遣陕西转运使。十月己巳日，左司谏翟思任侍御史，右正言张商英任左司谏，监察御史刘拯任右正言。十二月甲午日，诏令范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赵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澧州；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安置黔州（详见《实录》）。绍圣二年八月甲申日，诏书说：『吕大防等人永远不得援引年限和赦恩叙复官职；现任釐务官的，任期届满时，按照现今各路远近，调任同等差遣。没有被削职降官的，延长一个任期，听候诏旨。』此前，曾布单独应对，先论及路昌衡等人，又说：『还有一件事。大礼的恩赦快到了，去年被贬谪的人，不知应当怎样处理？』皇上随即回答：『难道不可以牵复吗？年月还不久，也不可以迁徙。』曾布说：『确实如圣上所说。蔡确五年不调动，吕惠卿十年才只得到迁居住处，吴居厚等十年不得任知州军，这些都是元祐年间形成的先例，自然可以依照。况且蔡京曾经对臣说，钱勰已经来这里探问被贬降者牵复的消息，蔡京只回答不知道。他的党羽每天都盼望他们牵复。』皇上说：『倒不知道这件事。』曾布又说：『比如梁惟简，最近押送到峡州。九月中旬还不知道到了没有，怎么可以马上调动？』皇上说：『哪有这样的道理！』又问：『梁惟简这次被押送，众人的反应大多好吗？』曾布说：『这件事固然足以警戒两方面的人，但也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 元祐党人不免认为处罚过重。』（曾布将此事记录在丙子日，今附在这里。） 九月壬寅日，范纯仁在陈州，听说章惇建议元祐礼近郊之礼，吕大防等不应当因恩赦按期限叙复，忧虑愤懑了好几天，斋戒后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吕大防等被贬逐到江湖，已经历经多年，仍未得到恩旨，长期困于拘囚之中。他们有的年老衰残，有的平素患病，又不适应当地水土，气血渐渐衰弱，骨肉分离，抬眼四望没有可以求助的人。恐怕将要突然死去，如朝露般消逝，客死异乡。这不但会使圣上内心忧伤，也恐怕会伤害天地间的和气。臣仰惟陛下圣心仁厚，天性高明，效法大舜的中道，建立皇极而宽宥天下。每次颁布赦令，不论罪过大小，甚至斩刑、绞刑的重囚和剃发刺面的徒隶，全都蒙受宽宥，也允许放还或迁移；难道对于股肱大臣、簪履旧臣，会忍心忘记哀怜，任其长期悲伤流离吗？只是担心一两个执政大臣追究他们过去的事情，嫉恨得太深，认为今日的过错都是他们自取的，在引导圣听时没有详尽陈说。却没有想到吕大防等获罪的缘由，只是因为他们存心失去宽恕，把好恶任凭个人感情，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当作仇敌，把似是而非的言论当作讪谤；违背老子“好还”的告诫，忽视孟轲关于“反尔”的话，既误害国家又损害公义。前车已经足以鉴戒，怎么可以还沿袭旧路，不顾重蹈覆辙呢？』 癸卯日，皇上批示：『范纯仁标新立异以求名声，阻挠压制朝廷，已经发下的文书，可以削去观文殿大学士，知随州。』范纯仁草拟奏章，亲近的人多劝他停止，说：『如今决不能回头，一定会再次获重罪。您年纪老了，怎么承受得了远方的责罚？』范纯仁说：『我曾经担任大臣，如今国家的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却没有一个人向皇上进言。我如果不说，就是辜负天地。万一君主认为我的话正确，这对国家关系重大；如果君主不认为正确而使我获罪，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皇上一开始也有意采纳范纯仁的奏章，章惇竭力坚持先前的议论，并且说范纯仁与他们同罪而没有被记载，于是把他一并责罚。（范纯仁知随州是在九月丙辰日，今附在这里。）壬戌日，诏令监察御史常安民送交吏部，另行给予监管事务的差遣（详见《常安民罢监察御史》）。十月甲子日，尚书右丞郑雍任资政殿学士、知陈州（附见《钱勰罢内翰》）。己巳日，翰林学士钱勰削去职名，仍任本官，知池州，并准许免去辞谢之礼（见《钱勰罢内翰》）。十二月乙酉日，曾布说：『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等都诋毁先朝。去年施行的处分中，元祐年间的人有很多漏网。』章惇说：『三省已经得到旨意，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的章疏和申请文字，枢密院也应当编类。』皇上认为对。许将再次奏说：『枢密院已经得到指挥，编修文字，请求立即施行。』皇上同意。

译绍圣三年正月庚子日，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韩忠彦任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此前，枢密院奏事完毕，韩忠彦留下单独请调到外地，又当面请求曾布，希望得到镇阳；又说：『章惇已经把一个好地方陶铸安排妥当，于是把我调出京城。』当时是十二月癸未日。第二天曾布入朝应对，皇上突然问韩忠彦已经调出京城，又说：『韩忠彦没有别的事情，也不至于奸险。』曾布说：『是。』不久章惇说韩忠彦处理边疆事务多有可笑之处，皇上非常惊异。韩忠彦不断请求，于是有了这道任命。右正言孙谔说：『杨畏在元丰年间任御史时，他的议论趋向都与朝廷相合。到了元祐末年，吕大防、苏辙等掌权，他便完全改变趋向而依从他们。绍圣初年，陛下亲自总揽政务，他又想改变趋向，苟且迎合，争斗执政，倾覆扰乱朝廷，以至今天下人称他为“三变”。圣意含忍，长期搁置典刑。如今杨畏罢去真定府帅职，仍以宝文阁待制知河中，不足以慰藉公众议论。希望陛下揭露他的奸险，特别加以公开贬黜。』诏令杨畏削去宝文阁待制，仍旧知河中府。后来因为中书舍人盛陶进言，不敢拟写诏词发下，于是调任知虢州。礼部员外郎徐君平详细整理枢密院承旨自元丰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底的臣僚章疏，以及陈请事项，按人名分别编类，呈送到枢密院。戊申日，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说：『绍圣元年七月十九日，责降吕大防等人的敕牒榜文中依次说：“至于追逐利益的人，耸肩逢迎，结成市场般的党群，何不依照诏令再次警戒？使他们改掉邪曲，推行我不忍伤人的仁慈，为你们打开自新的道路。除已经施行责降的人以外，其余一概不问，议论此事的人也不要再这样做。”当时朝廷命令刚刚下达，众口一词，欢呼鼓舞。近来我切实看到汪浃、李仲等送交吏部，等待合适的差遣，录黄已经发下，却又以他们在元祐年间所进献的文字获罪；这样一来，前面敕榜中“其余一切不问”的话，几乎成了空文，将凭什么取信于天下？何况当时已经在朝堂张榜，向朝廷内外遍发文书，明白告示臣民，使他们怀有悔改自新的心愿。施行不久，如今却又以这样的理由记录汪浃、李仲等人的罪过，臣担心会损害朝廷号令的信用，伤害国家体统。希望圣上降旨查考前面的敕榜，告谕大臣，从今以后共同遵守。如果有人确实不能任用，他现在所见所为违背道理，就以今日的罪责罚他；过去的过错搁置不问，这样或许可以使人没有疑惧不安之心，也可以彰显朝廷忠厚的德行。』他又说：『臣近来奏请告谕大臣遵守敕榜“其余一切不问”的话，却没有看到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如今听说派官员编排元祐年间臣僚的章疏，还重重赏赐以收购和藏匿的文字。从舆论中采集意见，确实令人不安。恭惟陛下即位亲政之初，诏令天下，凡是自亲政以来上言政事而已经张榜公布的，都允许其自新，这也是光武帝安定心怀疑惧者的用意。如今又考查一个人的一句过失，甚至追究到他已有过错的地方，那么先前的诏令恰好是在误导天下，后来的敕榜又是在欺骗天下。命令如此反复，凭什么向人显示信用？所有编排章疏的指挥，请求停止。』 壬子日，枢密院说：『宝文阁待制、知熙州范纯粹，元祐初年曾提出放弃土地的建议，并且称兰、会二州仍是中原的祸害。虽然已经削去官职，如今朝廷正在经营西部边疆，却仍让范纯粹统帅边地，不合适。』诏令范纯粹差遣知邓州。癸丑日，右司谏刘拯说：『臣恭敬地看到近来下发的朝旨，委派给事中、左右司郎官编录元祐章疏；然而所委派的官员中，在元祐年间曾任言官的占了一半。希望另外选择没有妨碍和嫌疑的人主持此事。』诏令说：『其中凡是元祐年间曾任台谏官的，不得再参与。』刘拯所指的，大概就是徐君平。二月。此前曾布说：『三省编排元祐章疏的事，臣从前一年起多次奏陈，认为处分元祐之人非常没有伦理，如今也已经做完了。况且已经降下敕榜，不再施行。现在又要编排章疏，朝廷内外人心不安，恐怕难以施行；朝廷知道这些事情就足够了。』皇上说：『如果确有罪，怎么能只因为有敕榜就不能施行？』曾布说：『这件事也在于圣上裁断，只是担心诏令失去信用。而且像刘挚等人都已经施行过处分，恐怕难以再行。』皇上说：『只是他们原来的罪名较轻。』曾布说：『例如文彦博等还没有施行处分，将来他们退休或死亡时的遗表之类，如果一律按照宰执的成例给予恩典，似乎太过分。』皇上深以为然。六月己卯日，常立罢去诸王府侍讲（见《常立以诬诋贬责》）。七月己亥日，诏书说：『知渭州、宝文阁待制吕大忠，在元祐年间坚持边疆议论，不因利益而改变。兼任统帅已经很久，应当提升职名，以劝勉守正的人共同用心筹划边防。特授宝文阁直学士、知秦州。』吕大忠于是说：『臣长期怀有忠诚之心，从未披露，忽然蒙受奖赏提拔，才敢详细陈述。臣私下想到，臣弟吕大防自从列入贬谪名册以来，流落多年，南北相隔，山川遥远险阻。圣上的恩德极大，虽然使他得以保全，但兄弟凋零，仍因相隔遥远而忧念。何况我们都到了应当退休的年纪，既悲哀又多病，还能有多少来日？一旦发生意外，忽然如朝露般先行消逝，生死隔绝，遗恨无穷。如今正遇朝廷以不忍伤人的仁心施行不忍伤人的政事，草木虫鱼全都受到恩泽。请特别顾念圣上，稍加怜悯，将臣刚刚获得的职名请求追还停止施行，只把臣弟吕大防量移到陕西的州郡居住；这样所贵在于彼此音问稍微接近，可以稍稍慰藉兄弟晚年急难相扶的感情。臣今日能够顺从私情方便，推及臣弟，全族都感戴不已，应当怎样报答呢？』皇上没有听从。当初吕大忠从泾原入朝应对，皇上问吕大忠：『我很久想见你，你曾经收到吕大防的信吗？』吕大忠回答：『最近收到过。』 皇上说：『他平安吗？』又说：『大臣们当初商议要让他渡过海去，朕独自把他安置在安州，你知道吗？』吕大忠回答：『全家都承受了陛下深厚的恩典！』皇上说：『有信来时再三告诉他，暂且休养忍耐。吕大防性情朴实，被人出卖，过两三年，还可以再见面。』吕大忠拜谢，退下后非常高兴，把这些话告诉章惇，详细请求将吕大防量移；他大概是依仗皇上前一天的话。不知道章惇听到皇上的话后，立即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元祐党人因此又被重新贬黜。

译八月丙子日，诏书说：『王岩叟的遗表，以及吕大防等人因宰相、执政官罢政而获得的恩例和举官资格，一并停止，不再施行。梁焘、刘安世一并分司，各自在原处居住，现依照元丰六年十月的指挥办理。依元祐法令减半执行的指挥，一概不再施行。降为左中散大夫、提举舒州灵仙观、居住鄂州的梁焘，应仍任本官少府监，分司南京，依旧居住鄂州；降授承议郎、主管洪州玉隆观、居住南安军的刘安世，应仍任本官，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依旧居住南安军。』 刘安世不是执政，却与梁焘一起受到责罚，一定有缘故，应当考查。绍圣邸报记载当天的处置，也许从这里开始又想严厉贬黜元祐年间的人。二十二日，刘安世再次被贬，这又不知道是谁拟定的。庚辰日，诏书说：『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的范祖禹，责授承议郎、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居住南安军的刘安世，在元祐年间制造诬谤，无所不为。考察他们的用心，应当加以诛杀，现在姑且把他们远远贬逐，以表示宽大的恩典。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安置贺州；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安置英州。』这是因为绍圣四年十二月二人一同上疏，议论宫禁中寻找乳母的事情。（乳母之事见刘安世弹劾。） 九月庚子日，起居郎兼权给事中蹇序辰说：『中书省送来姚勔磨勘转任承议郎的一道录黄。按：姚勔一向因为品行不端而使乡里蒙羞，赌博、私自酿酒，都曾亲自做过。外表虽然宽厚平和，内心其实险恶凶狠。本来因为自身触犯清议，势必不能升迁；事情已经暴露，便立即弃官。到了元祐年间，吕大防等掌权，竟以姚勔当日前不出仕为高尚，把他从闲散之中提拔出来，越级置于显要之地。姚勔更加不知羞耻，一心附会，专门把诋毁讥讽先帝政事、人物当成功劳，甚至引用苏轼诽谤讥讪的话，拿来作为证据。等到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他还敢暗中与党羽合谋、共同用力，内外呼应，公开肆意指斥议论，竭力想阻止绍述先志的意图，以成就自己的私利。这样看来，姚勔盗取名声欺骗世人，心怀诈伪、迷误国家，他的罪过实在多得无法尽数责罚。前些日子朝廷一并斥退奸臣，从吕大防以下二十多人都受到公开斥黜，唯独姚勔以从官、善郡知州的身份挂名其中，舆论不平，至今叹息，认为应当依照梁焘、刘安世等人的例子追究并纠正他的事情，怎么能让他再和那些有功劳而无过错的人按年资次序升迁？希望诏令有关官司详细议论姚勔的罪过，明正典刑，以满足天下公议。』 诏令姚勔永远不得磨勘。校勘记 [1]“迨及”：原本“迨”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八补入。[2]“如解倒悬”：原本“如”字下面多出一个“改”字，据文章删去。[3]“小合”：原本这两个字都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出。[4]“其便”：原本“便”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出。[5]“诉理所”：原本“诉”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出。[6]“渠阳”：原本作“梁杨”，据文意改正。[7]……之际，约束那些得势的内臣。原刻本写作“之制际内臣之得志者”；据《长编拾补》卷十乙，补正“制”“内”二字。[8]“知南安军”：原本没有“知”字，据文意补出。[9]“旧修”：原本“旧”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出。[10]“甲午”：原本作“甲子”。《长编拾补》卷十二注说：“原作‘甲子’。十二月己巳朔没有甲子日，据《十朝纲要》《宋史》本纪订正。” [11]“近移”：原本“移”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出。[12]“布曰”：原本作“希曰”，据文意改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二。哲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