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五仁宗皇帝

译十三场利害 天圣元年正月。国朝只有川峡、广南的茶允许百姓自行买卖，但禁止运出境外；其余地方全部实行榷茶，违反者处刑。在淮南，蕲、黄、庐、舒、寿、光六州由官府自行设置茶场，设置官吏总管，共有十三处，称为山场；六州采茶的百姓都隶属于这些茶场，称为园户。每年按规定制茶，缴纳租额，剩余茶叶由官府全部收购。他们卖给官府时，都是先领取钱，随后交纳茶叶，称为本钱。百姓每年缴纳的税，也折算成茶缴纳，称为折税茶；总计每年课额八百六十五万余斤。茶叶出售时都在本场进行。在江南，有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以及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有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有荆、潭、鼎、澧、鄂、岳、归、峡八州以及荆门军；福建有建、剑二州。这些地方每年像山场一样缴纳租额和折税茶，剩余茶叶则由官府全部收购、聚集。每年总课额，江南一千零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这些茶都转运到交通要地，分别是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口，共六处榷货务。凡是百姓出售茶叶，都必须卖给官府；其中用于日常饮用的，称为食茶，运出境外则发给凭券。商人想要贸易茶叶的，缴纳钱或金帛，由京师榷货务认取六处榷货务和十三处茶场的茶，发给凭券，按照所认取的地点给茶，称为交引。愿意到东南缴纳钱或金帛的人，允许在那里缴纳金帛，官府按照价值给茶，和京师相同。凡茶叶进入官府时按低价估值，出售时按高价估值，官府获得的利润非常丰厚。商人再把茶转卖到西北，甚至散布到四方各地，利润又尤其丰厚。官府出售茶叶，每年的课额钱虽有盈亏而不固定，景德年间曾达到三百六十余万缗，这是利润最丰厚的时候。然而自从西北驻兵增多，军粮饷运不足，于是招募商人把草料、粮食运入边塞，根据路程远近提高虚估价格，发给凭券，以茶偿还。后来又增加东南缗钱、香药、象齿，称为三税。由于塞下急需军粮，想扩大储备，不接受虚估，运入粮草的人便能用虚假的钱数取得实际利益，人们争相前往。等到这种办法败坏之后，虚估的价格日益提高，茶价日益降低，实际缴纳钱帛的越来越少；而运粮入中者也不全是行商，多数是当地人。他们既不了解茶利的厚薄，又急于卖掉凭券换钱，于是转手卖给百姓；茶商或在京师坐贾、号称交引铺的人，获利就很少了。茶商和交引铺有的凭券取茶，有的收存凭券进行贸易，以图谋取厚利；因此虚估所产生的利益都落入豪商巨贾手中。凭券积压，即使过了二三年，茶叶也不足以偿付；运粮入中的人因利润微薄而不再趋赴，边防储备日益窘迫，茶法大为败坏。景德年间，丁谓任三司使，曾计算其中得失，认为用于边境买粮的收入才达到五十万，而东南茶叶收入超过三百六十万，茶利全都归了商人；当时认为这是最正确的论断。后来虽然改法挽救，但仍不能没有弊端。以上依据《食货志》。丁亥，诏令说：“三路军需储备，出自山泽的利益。近来听说转运挪用后收入不足，二府大臣应当筹划经营。”于是命三司使李谘、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副都知周文质、提举诸司库务王臻、薛贻廓以及三部副使，比较茶、盐、矾税每年的收入增减，重新制定制度，于是设置计置司，由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相继主持。计置司首先考察茶法的利弊，上奏说：“十三场茶每年课额五十万缗。天禧五年，才达到二十三万缗；每张凭券价值十万，出售后得钱五万五千，总计实际收入十三万缗。除去九万缗本钱，每年才得到三万余缗利息，还不包括官吏的廪给。这就是说，虚数虽然很多，实际利益却很少。”于是请求废除三税，实行贴射法。这种方法是把十三场茶的买卖本息合并计算，停止官府发给本钱，让商人与园户自行交易，一律按照中等价格计算，由官府收取利息。例如出售舒州罗源场的茶，每斤卖五十六钱，其中本钱二十五钱，官府不再发给本钱，只让商人缴纳三十一钱利息而已（《实录》三月辛卯）。但必须把茶运入官府，按照商人指定的地点发给他们，以发放凭券作为凭证，防止私自出售，因此有了“贴射”的名称。如果按年课实行贴射，官府就像旧制一样收购茶叶。园户过期缴纳不足，按数计算所欠的茶，就由商人缴纳利息。过去缴纳茶一百斤，还要增加二十斤至三十五斤，称为耗茶，也一并废除（《实录》三月）。那些缴钱认取六处榷货务茶叶的人，仍按旧制办理。此前天禧年间，诏令在京师缴钱八万，领取海州、荆南的茶；缴钱七万四千余，领取真州、无为、蕲口、汉阳的茶；十三场茶都按十万计价，这是为了使商人获利丰厚。海州、荆南的茶品质好而容易出售，商人愿意得到，所以缴钱数额比其他州多。缴钱的人，允许用金帛缴纳其中的十分之六。到这时，既已改变十三场的制度，又招募商人缴钱认取六务茶；海州、荆南增加到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加到八万（《会要》三年）。五月。向塞下运入草料粮食的商人，按照所在地的实际价格，依据路程远近增加价值，以一万钱为标准，路远的增加到七百，发给凭券，直到京师。一律用缗钱偿付，称为见钱法。愿意领取金帛或其他州的钱，或者茶、盐、香、药等物的，听其自便（《实录》五月甲子）。大体上是使茶和边境买粮都按照实际钱数收付，不得相互抬高或压低价值，以杜绝虚估的弊端。朝廷全都采纳了这个建议。李谘等新制定的见钱法，《实录》分载在几处，现全部依据《食货志》，在正月癸巳最初任命官员那天一并记载。“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发生在三月辛卯，现在也一并记载。《实录》分处记载，有的详细，有的简略；现在参照《会要》，可见《食货志》取舍材料大概是有依据的，因此不能不依从它。三月辛卯，开始实行淮南十三场贴射茶法。茶法在正月癸巳最初任命官员时已经具备，现在依据本纪，特意记载这一天，以标明事情的开始。

译天圣二年七月壬辰，派殿中侍御史王硕、内殿承制朱绪检点各茶场积存的茶叶。起初，朝廷采用李谘等人的贴射法，实行一年后，豪商巨贾不能再从中操纵茶价、轻重取利，但议论者有人说，边境买粮用现钱偿付，恐怕京师府库的钱财不足以继续，纷纷说这样不便利。适逢江淮制置司说：“有积压腐败的茶，请全部焚弃。”朝廷怀疑这是变法造成的弊端，便下书责问计置司，命王硕等巡视查看。后来李谘等条列上奏利害，并且上言：“曾派官员巡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标准。镇戎军运入粮食，价值二万六千；定州运入粮食，价值四万五千；发给茶叶都按十万计价。蕲州买茶的本钱，与镇戎军粮食的价值相比，连三分之一的本钱也损失了，所得不足以抵偿。它的弊端在于茶叶和边境买粮必须相互配合使用，所以改变现行制度。把新旧两种制度加以比较，乾兴元年实行三税法，每张凭券十万，茶叶出售所得一万一千至六万一千钱，香药、象齿出售所得四万一千余钱，东南缗钱出售所得八万三千钱，而京师实际收入七十五万余缗，边境储备草料二百零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 “天圣元年实行新法，第二年，茶叶、香药以及东南缗钱每份按十万计价发出；茶叶实际收入七万四千余至八万钱，香药、象齿收入七万二千余钱，东南缗钱收入十五万零五百钱，而京师实际收入增加一百零四万余缗，边境储备草料增加一千一百六十万余围，粟增加二百一十三万余石。过去用虚估发给凭券的，到了京师则拿钱购买，或者折算为实钱；发给茶叶时压低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办理。原先低价卖给茶商的，每张凭券十万，令他们另缴实钱五万合并领取。天禧五年，茶价为十五万；小商人一百万以下的，免除缴钱。每张凭券十万，发给价值七万至七万五千的茶。天禧年间的茶用尽后，就发给乾兴年间以后产的茶；仍然另行缴钱五万的，都按七万计价，并照旧发给耗茶，等凭券用尽后停止。这样又节省了原本应当发给的茶以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计价值一百七十一万缗。”二府大臣也说：“节省和增加收入合计为六百五十余万缗。过去边境储备有时不足以供应一年，到这时多的有四年、少的有二年的储备；而且东南茶叶也没有积压的弊端。” “制置司请求焚弃的，只是多年腐败、不能使用的茶叶罢了。”于是又说：“推行新法，功效已经显现，大概是多年侵蚀损害的根源一朝被堵塞，商人从恢复旧法中获利，想要借此动摇新法；议论者没有察明实际情况，反而帮助他们散布游说。希望大力推行，不要因为流言而改变制度。”于是诏令有关官署张榜告谕商人。《实录》只在这里记载派使者巡视积存茶叶的事，以及四年三月甲辰附带记载赏赐典史银绢的事，其余都没有记载。现在全部依据《食货志》。《会要》也没有记载派使者巡视积茶、李谘等条列上奏利害、张榜告谕商人以及赏赐银绢的事情，不知是什么原因。三年八月，李谘等已经条列上奏茶法的利害，朝廷也张榜告谕商人，表示将推行新法而不改变。然而议论者仍争相说新法不便利。辛未，命翰林侍读学士孙奭、知制诰夏竦，会同工部郎中卢士伦、殿中侍御史王硕、如京使卢守勤，再次详细审定。《实录》记载命孙奭、夏竦二人办理此事，这里依据《本志》。士伦在这一年三月任工部判度勾，不久改任工部判官、陕西漕运使；十月由度勾改任户部副使。十一月己卯，孙奭等说：“十三场茶积压，尚未售出的有六百一十三万多斤。若允许商人贴射，那么好的茶都会流入商人之手，交给官府的全是粗劣且不合时令的茶，所以没有人愿意出售。又有园户缴纳岁课不足的，令他们像商人一样交纳入息；但园户都是贫弱的小民，没有能力缴纳，因而骚扰更加严重。还有奸人借贴射为名，强行收购并盗卖茶叶，侵夺官府利益。这些弊端如此严重，不能不改革。请废除贴射法，官府恢复发给本钱收购茶叶；至于商人交钱售茶的，应给予优待。请规定：交钱到京师、购买海州和荆南茶的，减为七万七千；购买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的，减为七万一千，均另有零数。交钱购买六务十三场茶的，再按等级减免，所给茶一律按十万计算。”庚辰，诏令采纳孙奭等人的意见。从此，河北入中重新采用三税法；过去发给东南地区的缗钱，改用京师榷货务的钱偿付。《本志》说：十月，于是废除了贴射法。恐怕其中有脱漏或错误，现在依据《实录》。四年三月甲辰，前权三司使李谘被削去枢密直学士之职；兼领计置司的刘筠、王臻、范雍、蔡齐、俞献可、姜遵、周文质各罚铜三十斤；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各罚一个月俸禄。此前，入内押班张德明传达诏令，交御史台审问三司孔目官王举、勾覆官勾献等人，说他们在茶法改行以前，没有核实折算的虚实，却妄称卖茶课利增加了一百多万贯，以图求得恩赏。朝廷认为确实如此，于是赐给王举等银五十两、绢三十匹。张士逊等因不应按照王举等人的供状办理而获罪，所以受到处罚。详定所的孙奭等人则特予释放。闰五月。起初，李谘等改革茶法，使拖欠岁课的茶园户像商人一样缴纳入息；后来无法偿还，到这时太湖等九场共拖欠入息钱十三万缗，诏令全部免除。七年三月甲申，有上封事的人说：“天下茶盐课利亏损，请重新议定有关法令。”皇帝把这件事问三司寇瑊，寇瑊说：“议论的人是不知道其中的关键罢了。河北入中所得的军粮军需，都依靠商旅供给。如果官府把全部利益都收走，商旅就不会前往，边地百姓便会困于运输粮饷。法令怎么可以屡次更改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译景祐元年九月丁巳，枢密院副使李谘说：“天圣初年实行新定茶法，但议论者加以阻挠毁坏，官吏王举等人都因此被黥面发配。如今三司说岁课更加亏损，请恢复采用天圣初年制定的法令，这样王举等人显然就是无罪的。请给予他们优厚的叙用。”诏令王举等人先依照三司官员出职的惯例各升一资。李谘此前任三司时，陕西沿边屡次报告军粮供应不足，度支和都内的钱不足以支付每月俸禄，太后为此忧虑，命辅臣和李谘筹划处理。李谘认为：“旧法规定，商人把粮食交到边郡，以茶以及犀、象和缗钱作为虚实三种估价；后来竟至于用十四钱兑换官钱一百，导致三司困窘，于是才说要改革法令，改用实钱售茶，不让这两种估价彼此轻重悬殊。”法令实行后，商人果然无利可图，怨言毁谤纷纷而起。李谘不久以生病请求外任，先后因改革茶法获罪而被贬斥，过了六年，才重新进入三司，随后升任枢密院。此时三税法的弊害日益严重，议论者都说李谘以前正是因这件事被贬斥，今后将恢复使用现钱法，所以李谘预先提出了这个请求。三年正月戊子，命知枢密院事李谘、参知政事蔡齐、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诰丁度共同议定茶法。李谘因为先前曾因改革茶法获罪，便推辞，皇帝不准许。三司使孙居中等人说：“自天圣三年改革法令以来，河北入中的虚估弊端又与乾兴以前相似，侵耗了国家财用。请恢复实行现钱法。”度支副使杨偕又陈述三税法的十二项弊端、现钱法的十二项好处，认为只要使用三税法，所支出的一分缗钱就足以供给一年的边防费用。因此命令李谘等重新议定，并令召商人到三司，询问其中的利弊。杨偕是在本月壬寅，才由度支副使授任河北都漕；现在还没有这件事。《本志》直接称他为都漕，大概是错误。三月丙午，权判户部勾院叶清臣请求放宽茶禁，按每年征收的茶课，平均摊派给城郭和乡村的民户。他的奏疏说：“山林川泽有物产，是上天用来惠及百姓的。军粮不足，理财之臣却想兼取利益。草芽木叶，不能让官府独占。封国设置官吏，便在各处设立管制。一旦实行官禁，百姓触犯，刑罚既没收他们的财产，又加以罪责；被黥面发配的人每日都有，偷运冒禁而不悔改者也很多。倘若确实有丰厚利益而又无须耗费本钱，既能补助国家用度，圣人的仁德又能体恤隐情、怜悯并赦免无辜者，那么还将放宽禁令、减轻刑罚，为百姓除害。度支的费用非常大，榷易所的收入却很少；剥削茶园户，资助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府增加了虐待滥罚的罪责，虚报数目，刻削百姓。自建国以来，法令有弊就立即更改。详细考察历次改法的缘由，并不是为了国家的实际利益，都是商人共同谋划，反而把持了利益权力，幸逢法令变更，便加倍追求额外收益。富人豪族坐享经商利润，压低价格向下贩卖，每天都在削减百姓利益；官府和民间之间，这都不是长久之策。臣私下曾计算茶利每年的收入，以景祐元年为标准，除去本钱外，实际收到的利钱为五十九万多缗。又，天下售出的食茶，连同本钱和利钱的岁课，也只达到三十四万缗；而茶商目前通行于六十五个州军，所收税钱已经达到五十七万缗。” “如果令天下自由通商，只收税钱，收入自然会达到现在的数倍。即使把榷务出场茶和食茶的利益全部收取，也完全可以做到；何况还不用耗费度支本钱，不用设置榷易官员，不兴办运输劳役，也不用滥施徒刑和黥刑。臣认为，百姓的弊病有时可以穷尽解决，盛大的德政，要等待圣明而不受迷惑的君主来实行。议论者说，榷卖有固定税率，征税却没有恒定标准，通商以后必定亏损岁计。臣考察：管仲的盐钱法是按人口征收赋税。茶供人使用，与盐钱相同。若一定令天下通行，就按人口确定赋税，百姓可以得到良好的利益。又废除严刑，每人只出几文钱，人们也不会厌恶缴纳。景祐元年，天下有一千零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户，丁有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取其中三分之一作为产茶州军，其中城郭乡又占五分之一，丁赋钱三十；村乡丁赋钱二十。不产茶的州军，其城郭乡、村乡按前面的办法计算，再各减十钱；每年计算下来，已经可以得到四十多万缗钱，而榷茶的利益总共只不过五十多万缗。经商收税，姑且按旧税三倍计算，可以得到一百七十多万缗。再加上按人口征收的赋税，就有二百一十多万缗。” “如果在征税时再作一些调整，按惯例略微增加，虽增加得很少，聚集起来却更加丰厚。与官府自行榷易相比，一个是驱使百姓走向刑罚，一个是有利有害相互依存，差别清楚可见。”诏令三司与详定所共同估量后上报，他们都认为不可实行。到了嘉祐四年，最终还是实行了这一办法。这一月，李谘等请求废除河北入中的虚估，改用实钱偿付刍粮。实钱和旧茶都依照天圣元年的制度。又因为北方商人拿券到京师，过去必须找交引铺为他们作保，并取得三司的符验，然后才能领钱；因此京师负责买入的人多有索取，三司官吏也借机拖延作奸，于是全部废除这些手续，命商人持券直接到榷务核验实数，立即发给应付的钱。起初，孙奭等虽增加了商人交钱的数额，但仍认为利润太薄，所以争相购买虚估的券以图厚利，而实际交钱的人很少。国家财用每天都受到侵削，京师的储藏也很少。到这时，李谘等又请求按照天圣三年交钱的数额，各减一千多。入中的增价，也依照天圣元年的数额增加三百。诏令全部准许。又诏令说：“以前已经采用虚估发券的，仍照旧给茶，并且发给景祐二年以前的茶。”李谘等又说：“天圣四年，曾计算陕西入中而愿意领取茶的人，每交钱十万，在当地发给券，直接前往东南领取十一万一千的茶。茶商认为有利，争着出售陕西的券，所以不再把钱交到京师。请加以禁止。”同时又说：“商人先缴纳五分之一的钱，其余的钱登记在册并召人作保，限期一年半全部偿还；逾期者加倍偿还。” 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实行。关于缴纳五分之一的钱、召人作保并规定期限的事，见《实录》康定元年正月。现在依照《本志》附记于此。李谘等又说：“孙奭等改革法令，每年损失财利，多得无法计算。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三年相比，五年之间，河北沿边十六州军入中的虚耗就有缗钱五百六十八万。如今一下子恢复旧法，恐怕豪商不便，会依托权贵来撼动朝廷。请预先告诫约束。”于是皇帝为此下诏戒敕，从此国家财用的滥费减少了。三月癸巳，恢复实行现钱法，废除交引。壬申，榷货务发给交引，按景祐二年的茶法办理；五月，命令陕西入中的交引都送往京师。十二月，禁止豪商请托。现在一并依照《本志》连贯记载。

译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杂事姚仲孙共同详定茶法。详定茶法所请求：从今以后，商人对买茶时全部买茶，每一百贯、六十贯，以及现钱四十贯，允许用金银折纳。皇帝采纳了。五月戊申，命权三司使王博文共同详定茶法。宝元元年正月，有上封事的人说：“自从改革茶法以来，每年把银、绢运到京师，再到河北交换刍粟，造成强行摊派；内地居民空虚，外部府库困乏，商旅也感到不便。”丙辰，命权御史中丞张观、侍御史程戡、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与三司另行议定。四月辛卯，命翰林学士晁宗悫、内侍押班史崇信共同议定茶法。七月丁酉，详定茶法所的张观等人请求交钱到京师，购买真州等四务十三场的茶，原来按十万计价的，改按景祐三年的数额减为六万七千钱入中。河北愿意售茶的人又减一千，诏令再按等级减二千。于是交钱到京师的，只需六万五千钱；在河北入中的只需六万四千钱。康定元年十二月，权三司使叶清臣说：“新茶法还不适当，请选择明白熟悉财利事务的臣僚，另行考核。”皇帝认为诏令屡次更改，会使百姓听闻后感到迷惑，于是诏令就在三司内部裁定，务必优待贩茶者。但最终也没有再作改动。盐法 议定陕西池盐法 天圣八年八月丙戌，诏令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与三司详细议定陕西两池盐法。十月，陕西解州、安邑两池每年产盐一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五十斤。按席计算，是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每席一百六十斤。起初供应京师，以及西京、南京、京东的兖、郓、曹、济、濮、单、广济，京西的滑、郑、颍、陈、汝、许、孟，陕西的河中、陕、解、虢、庆、成，河东的晋、绛、慈、隰，淮南的宿、亳，河北的怀、濮、卫以及澶州所属在河南的各县，共二十八个府、州、军，都由官府役使乡户衙前和民夫，称为贴头。盐由水陆运输，禁止百姓私自售卖。京西的襄、邓、蔡、随、唐、金、商、房、均、郢、光化、信阳，陕西的京兆、凤翔、同、华、耀、乾、泾、原、邠、宁、仪、渭、鄜、坊、丹、延、环、庆、秦、陇、阶、成、保安、镇戎，以及澶州所属在河北的各县，共三十七个府、州、军，允许商人贩卖，官府收取其税。边境的秦、延、环、庆、渭、源、保安、镇戎、德顺九州军，又招募人把刍粟交入，官府用盐偿还。凡是允许通商的州军，在西京的称为南盐，在陕西的称为西盐；如果禁止盐池通商，就称为东盐。各自划定经界，防止盐越界流失。三京和二十八州军则由官府自行运盐。百姓困于转运，深受其害。有人上书说，官府榷盐所得利益很少而造成的祸害很大；两池积盐堆成山丘，上面长出合抱粗的树木，数量多得无法核算。希望允许通商并以平价出售，以稍微减轻百姓的负担。于是诏令盛度、王随议定更改制度。王随与权三司使胡则筹划通商的五项好处，上奏说：“过去禁止商人贩盐时，官府砍伐木材、制造船只来供应运输，士兵和百姓疲劳不堪，无法承受这种差役。这些弊端今后不再有，这是第一项好处。开始时用陆路运输，既摊派贴头，又役使车户。贫民害怕服役，接连多年逃亡。如今全部废除，这是第二项好处。又，船只运输在河流中有沉没的危险，纲吏侵盗盐货，还混入泥沙、硝石，味道苦劣，容易生病并使腿部严重肿胀。如今都能吃到真正的盐，这是第三项好处。国家的钱币本来应当流通货币，但富室大家多藏钱而不拿出来，所以百姓使用的钱更加紧缺。如今可以得到商人六十多万的钱，颇

译能帮助经费，这是第四项好处。每年还可以减少盐官、士卒、畦夫和佣工的供给，这是第五项好处。” 丙申，诏令说：“池盐的利益，是百姓赖以食用的物资。特命近臣详细制定宽缓的制度，特别放宽繁琐禁令，以惠及百姓。废除三京、二十八州军的榷盐法，允许商人用钱或金银购买。京师榷货务收取两池的盐。”（此据《本志》。）有的记载说，上书的人是王景。王景曾说池盐的利益，自唐代以来，几乎占天下赋税的一半。太宗时法令严厉，百姓不敢私自煮盐炼盐，官盐销售很多。真宗致力于减轻刑罚、放宽聚敛，私盐日益增多，官府课利每天亏损。王景当时任选人，开始提出通商的策略。大臣们都说这样做不方便，太后却极力想实行，对大臣说：“听说外面的人大多苦于盐质恶劣，是真的吗？”大臣回答：“只有御膳和宫中所用的盐好，外面的人都吃土盐。”太后说：“不是这样。御膳中也有很多土盐，不能食用。”有人议论通商怎么样，大臣们都认为这样做国家必定会损失很多。太后说：“即使损失数千万也可以，损失这些有什么妨害？”大臣们也不敢再说，所以命盛度等人与三司详细议定利弊，最终实行了王景的策略。诏令下达后，蒲州、解州的百姓都设感恩斋。（此据司马光《记闻》。） 从此，虽然商人流通起来了，但每年上缴官府的课利却减少了。明道元年十二月庚申，命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李谘，翰林学士盛度、侍读学士王随共同议定解盐法。天圣八年，开始允许解盐通商。实行一年后，与天圣七年相比，每年收入减少缗钱十五万；第二年又减少九万，此后每年的损耗更加严重，所以命李谘等议定。王随、盛度起初也都是认为通商方便的人。景祐元年二月丁未，诏令王随、盛度各自荫补一个儿子入宫任职，因为他们曾详细议定解池盐法。盛度自己说：“放开解盐通商三年，收取利钱并煮盐二百七十五万八千多斤。请进一步管理两池，广泛谋划煮盐制造，务必使增产剩余大大增加。”因此赏赐涉及他们。庆历二年正月。自从元昊反叛后，西部边境聚集军队，边境入中刍粟的人很少。官府急于供应军粮，又因战争兴起、调发费用不足，于是允许交入刍粟而发给券，商人前往京师榷货务领取钱或金银；交入其他货物的，则发券用池盐偿还。因此羽毛、筋、胶、漆、铁、炭、瓦、木等各种物品，全都用盐交换。奸猾的商人和贪利的人趁机牟利，与官吏内外勾结作奸，甚至交入两根椽木，估价一千钱，却发给一大席盐。一大席是二百三十斤盐。池盐因此被虚耗，无法计算；盐价越来越低，贩盐者不再经营，公私都没有利益。朝廷知道了这些弊端，戊午，采纳三司使姚仲孙的请求，任命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范宗杰为制置解盐使，前往筹划处理。起初诏令恢复京师榷盐法，范宗杰请求：凡商人以虚估取得盐券以及已经取得盐而尚未卖出的，都按其价值计算，缴纳亏欠官府的钱。内地州军民间的盐，全部收购入官，设置盐场，提高价格后出售。又重新禁止永兴、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的商人贩盐，由官府自行运输，以衙前主持。又禁止商盐私自进入蜀地，在永兴、凤翔设置折博务，允许人们交钱，或者用蜀地货物交换盐，前往蜀中出售。诏令全部采纳了这些建议。四年二月乙未，命知汝州、太常博士范祥乘驿车，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共同议定解盐法，这是采纳三司请求的结果。庆历二年，既已采用范宗杰的建议，恢复京师榷盐法

译；过了很久，东南盐池也全部恢复榷盐。官府根据百姓财力厚薄摊派，役使他们拉车把盐转运到各郡；道路运输损耗严重，服役的人耗尽家产也不能偿还，往往抛弃田地、妻子儿女，逃亡躲藏到东盐地区。凡允许通商的州军，在京西的称为南盐，在陕西的称为西盐；如果修筑盐池实行官禁，就称为东盐。

译于是大量设置士卒、役夫和车辆运输盐，到了黄河再改用船运，寒暑往来，从未片刻停息，关内一片骚动。所得盐利不足以补助官府的急需。边境方面又以诱导人入中为事务，刍粟都按虚估计算，价格上涨到数倍；每年京师耗费的钱币无法计算，府库更加空虚。范祥熟悉关中人的情况，了解其中利弊，曾认为两池的盐利非常丰厚，却不能稍微补助边防费用，是因为官府和私人侵吞牟利造成的祸害。倘若改变一次法令，每年可以节省度支缗钱数百万。于是他筹划方案上奏。当时韩琦任枢密副使，与知制诰田况都请求采用范祥的方案，所以有了这次任命。《本志》说：适逢范祥因服丧离职。考察可知，范祥第二年三月壬午才由知华州改任提举坑冶铸钱。他因服丧离职，实际是在这以后。《行状》也说《本志》有误。八年十月，才重新任用范祥。当时范祥与程戡议论不合，所以任命范祥知华州。第二年三月，任命他提举坑冶铸钱，这时才因父丧离职。八年十月丁亥，屯田员外郎范祥任陕西路提点刑狱，兼任制置解盐。范祥先前请求改革两池盐法，诏令他乘驿车到陕西，与都转运使共同议定，当时是庆历四年。不久双方议论不合，范祥也很快因服丧离职。到这时，范祥重申先前的建议，所以有了这次任命，让他自行推行。其法规定：过去对盐池实行禁令，所有通商盐进入蜀地的，也任其自由，不再过问；废除边境九州军入中刍粟的办法，只令交入实钱，再用盐偿还；根据交钱州军的远近以及所指取的东南盐，分别提高估价。又允许在永兴、凤翔、河中交钱，每年交钱的总数折合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予要券；到盐池核验券，按数发盐，完全解除士兵和百姓运输盐的劳役。又因为延、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自把青盐带入边塞，侵夺利益、扰乱法令，于是招募人入中池盐，发给盐券并提高其估价，再用池盐偿还，官府自行出售，禁止私人售卖。严厉实行青盐禁令；对于边境过去允许入中的铁、炭、瓦、木等物品，也重新加重法令以断绝这种做法。以前以虚估取得盐券以及已经取得盐而尚未卖出的，都按价值计算，令其缴纳亏欠官府的钱。又令三京以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官府仍然出售盐，等到商人流通起来才停止；用所收入的缗钱购买边境九州的刍粟，全部留在榷货务，以钱币充实京师。实行数年后，奸猾商人和贪利商人没有可乘之机，关中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公私都认为便利。（以上均据《食货志》。） 皇祐元年十月壬戌，派户部副使、工部员外郎包拯与陕西转运使议定盐法。起初范祥提议改革盐法，议论者争相说这样做不方便，朝廷却认为可以采用，委托范祥推行。于是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说：“听说自从改革法令以来，商旅因为官盐抬高价格，所得利润已经很少，很少有人来计算请领。陕西一路仅仅自己亏损的课利就有一百多万贯，其他各路与过去相比也都大幅减少。出售盐收取现钱，很妨碍交引流通；加上陕西民间官盐价格高，许多人因贩卖私盐败露，刑禁案件很多。官府和私人都不能把它作为长久之计，怎么实行呢？事情如果有百般利益，尚且可以议论变更；如果变更后不如以前，就应当仍旧。何况陕西的调度，多依靠两池每年的课利。如今这样亏损下去，必然更加匮乏，免不了向朝廷请求支给金帛。现在改法还不久，造成的祸害尚浅，应当迅速设法挽救弊端。希望朝廷下令选择一名明干臣僚前往陕西，令他与本路转运使及范祥当面议论利害；如果新法确实不能实行，就请求一概恢复旧法，避免调度匮乏，拖延日久而造成祸害。” 包拯接受任命后，立即说：“臣以前任陕西转运使，完全了解盐法。自庆历二年范宗杰提出请求禁止通商、实行榷盐以后，差役和士兵逃亡、死亡、损耗，公人破败家业的事到处都是，哀叹怨恨的声音充满道路。前后臣僚多次说这样不方便，请求恢复旧法、允许通商，以挽救关中的衰败困弊，但有关部门坚持上奏，议论始终没有实行。近来因范祥再次提出请求，加上叶清臣曾任永兴军，亲眼见到祸害的严重，于是请求依照范祥的筹划，重新采用通商旧法，令商人在边境交纳现钱，收购粮食储备，免得虚抬高价。入中的斛斗由榷货务大量支出官钱，并且可以减轻各种差役和劳役，这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无害，道理非常明显。但由于改革法令之初，豪商和奸吏都不愿意，议论者又借岁入课利稍少于从前而横加阻挠，请求恢复旧法。旧法确实好，恢复它没有疑问，只是恐怕祸害会日益加深。况且法令虽然突然取得数万缗钱，百姓的力量却日益困乏。时间一久，无法承受它的弊害，终究不得不随之改制；这就是先有小利，最终成为大害。若论通商，虽然一两年间课利会稍有亏损，但逐渐实行下去，必定恢复原有水平，又能避免百姓力量日益困乏；长久以后不能承受的反而是它的利益，这就是先有小害，最终成为大利。” “况且国家富有天下，应当把体恤百姓作为根本。如今即使财用稍微窘迫，也应当坚持长久的利益，怎么忍心为了争取每年几十万缗的收入，连一两年也不能再等，以求取得成效？如果听信横加的议论，不仅如今几次更改法令，使下面的人失去信任，又想恢复过去的弊法，那么使关中百姓怎么办、如何安置手足呢？臣仔细研究范祥前后的奏章，事情和道理都很明白，只是对转运司稍有损失，因此才产生异议。臣本来不是害怕往来劳费，妄自发表臆见，实在也是替国家顾惜这件事的体制，不愿顺从一时的小利而造成将来的大祸。”包拯到陕西后，更加赞成范祥所改革的法令，但请求商人交钱以及延、环等八州军出售的盐，都适当降低其价格；对入盐的八州军，则提高价格出售。又说：“三京和河中等地官府仍然出售盐，从今以后请禁止。”三司认为京师商人很少到这些地方，盐价会暴涨，请求允许官府和私人都进行买卖，其余地方则禁止。都听从了。

译沈括《笔谈》说：陕西颗盐，旧法由官府自行搬运，设置盐务拘束销售。兵部员外郎范祥开始制定钞法，令商人在官府控制的边郡交纳四贯八百钱购买一张钞券，到解池后领取二百斤盐，任其私自售卖，用所得钱充实边塞，于是省去了几十个郡搬运的劳苦。过去用车、牛、驴运盐，因服役而死亡的每年以万计，冒犯禁令获罪的更是数不胜数；到这时全部免除这些事情。后来盐价有高有低，又在京师设置都盐院，由陕西转运司自行派官主管。京师食盐每斤不足三十五钱，就收起盐不发售，以提高价格；超过四十钱，就大量发放库盐，以压低商人的利润，使盐价有常态、钞法有定数。实行数年，到现在仍认为有利。三年冬十月己卯朔，诏令三司允许解盐通商，等候两年，比较增减后上报。起初，包拯从陕西回来，极力主张范祥提出的通商法。朝廷同意后，判磨勘司李微又说这样不方便，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三司，驿传召来范祥，令他与李微及两制共同议论；议论者都认为范祥正确，所以有了这道诏令。皇祐四年十二月己亥，任命度支员外郎范祥为陕西转运副使，并赐给他金紫服以示宠幸。嘉祐三年七月壬辰，又以度支员外郎范祥为制置解盐，采纳了三司使张方平和御史中丞包拯的意见。榷河北盐 庆历六年十一月戊子，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张方平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河北的盐务在沧州、滨州，沧州盐务三处，滨州盐务四处，每年课盐九千一百四十五石，用来供应河北一路。过去还供应京东的淄、青、齐三州。淄、青、齐允许通商后，便不再供应。自开宝以来，河北的盐允许百姓贸易，官府收取其税，每年定额为钱十五万缗。上封事的人常请求实行榷盐，以收取遗留的利益。余靖当时任谏官，多次说：“自从前几年发生军事行动以来，河北百姓被检查编组义勇强壮，又承担各种科率，多年不能休息。臣常常痛惜燕、蓟之地陷于北方边境近百年，而百姓忘记向南归附的心意，是因为那个国家的法令大体简易，盐、面都便宜，科役不繁重的缘故。从前太祖皇帝特别推行恩意，以惠及河朔，所以允许盐商通行，只令收税。如今如果一下子实行榷盐禁止通商，价格必定上涨；百姓如果因此怀有怨恨，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况且河朔土地多含盐碱，小民缴纳田税的土地不长五谷，只能刮取盐碱煎炼，用来缴纳二税。如今如果禁止他们这样做，就必须逃亡。盐价如果上涨，犯法的人必定很多。” “近来百姓已经怨恨不满，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伏请暂且仍旧允许通商，不要随意增加盐价，以激起百姓怨恨。”这项议论于是被搁置。河北最初议论榷盐，《实录》没有记载，唯独保存了余靖的谏章和这篇奏疏。等到王拱辰上奏请求制定榷盐法时，余靖早已被贬斥很久了。大概是先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余靖论说不可行，所以停止。后来王拱辰任三司使，又重新议论施行；又被河北漕运官阻止，而河北漕运官却提出增加等第，王拱辰更加主张榷盐法，张方平则多次上奏请求停止。《实录》和国史都记载简略，现在参照余靖的谏章及《食货志》，并依据张方平墓志补入。等到王拱辰任三司使。王拱辰在这一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兼任三司使。他又建议把两州的盐全部实行榷盐，将这项议论交给河北本路；都转运使鱼周询也认为不可行。《本志》认为都转运使是夏竦，这是错误的。夏竦在五年八月任判并州，六年二月改任判大名。王拱辰在十一月戊子罢三司使，出任亳州知州，张方平接替他。王拱辰主持三司事务时，夏竦没有理由又担任都转运使。根据何郯的奏议，担任都转运使的其实是鱼周询。王岩叟元祐初年的奏议，也错误地把鱼周询写成夏竦。鱼周询又说：“商人贩盐，与所经过州县的官吏相互勾结而产生弊端，所收税额只有十五分之二或三。请下令州县按十分之一征税，允许商人到所售盐的州县一并缴纳税钱，每年可以得到缗钱十七多万。”三司上奏请求采用他的策略，皇帝说：“让百姓频繁地吃贵盐，难道是我的本意吗？”于是三司重新制定榷盐法，但还没有下达。张方平见皇帝，问道：“河北再次实行榷盐，为什么？”皇帝说：“只是开始议定法令，不是再次榷盐。”张方平说：“周世宗榷河北盐，犯法者动辄处死。世宗北伐时，父老拦路哭诉，希望把盐课均摊到两税钱中而放宽禁令，世宗答应了。这就是如今的两税盐钱，难道不是再次榷盐吗？况且现在还没有实行榷盐，契丹却常常不断地盗卖盐；如果实行榷盐，盐价就会昂贵，他们的盐反而更加容易销售，这是替我们聚集怨恨，却使他们获利。对方的盐越来越多，若不动用兵力就无法禁止。一旦边境产生嫌隙，所得盐利能够补偿用兵的费用吗？”皇帝大悟，说：“你告诉宰相，立即停止这件事。”张方平说：“法令虽然尚未下达，百姓已经家家知道了。应当直接用手诏罢除，不能由臣下自行发布。”皇帝大喜，命张方平秘密起草手诏，下发河朔。父老们相互传递迎拜，在澶州举行佛老会七天，以报答皇帝恩德，并把诏书刻在北京。” 后来父老们每次经过诏书下达的地方，必定叩头流泪。《食货志》说：三司上奏请求采用他的策略，仁宗说：“让百姓突然吃贵盐，难道是我的本意吗？”于是下诏不准许。若按三司的请求，则不应再下诏。如今既然下了诏，大概是法令已经制定但尚未实行；墓志所记应当符合实际，现在依从墓志。《食货志》没有记载张方平的事情，记载更加简略。熙宁八年六月，章惇又议论榷盐。

译变更东南盐法 景祐二年十二月。此前，天禧初年，招募人把缗钱、粮食、绢帛交到京师以及淮南、江浙、荆湖各州军，交换盐。乾兴元年，交入京师的钱货总数为缗钱一百一十四万。适逢通州、泰州煮盐，使各地积存的盐每年损耗，所剩无几，于是停止交入粮食绢帛，只令交钱。过了很久，积盐又多了起来，于是参知政事王随建议说：“淮南的盐起初非常好，从通州、泰州运到真州，再从真州运到江浙、荆湖；纲吏和船夫侵盗盐货并贩卖，又混入砂土。经过的路程越远，混杂的劣盐几乎不能食用。官吏和船夫因而相继受鞭笞、发配，却不能制止。近年运河浅涸，漕运不能通行，远州乡村的百姓突然缺盐可吃；而淮南积存一千五百万石，甚至没有房屋储藏，只能露天堆积、用苫覆盖，每年都损耗。又，亭户缴纳盐后应当得到本钱，有时却没有钱发给他们，所以亭户困苦贫穷，往往起而成为盗贼。弊害如此，希望暂时允许通商三五年，使商人把钱交到京师；又在扬州设置折博务，使商人交钱及粮食绢帛，按价值发给盐，一石约售钱二千，那么一千五百万石可以得到缗钱二千万，用来资助国家用度，这是第一项利益。” “江湖地区无论远近都可以吃到白盐，这是第二项利益。每年停止漕运的耗费以及因风水造成的覆没，船夫也不会陷入刑罚，这是第三项利益。从前运盐的船可以改用来运输米粮，这是第四项利益。商人交入的钱可以拿来偿付亭户，这是第五项利益。供养国家、救济百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当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也以疏通盐利为由提出建议。于是诏令翰林侍读学士宋绶、枢密直学士张若谷、知制诰丁度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共同议论可否。他们都认为，允许通商恐怕会使私贩肆行、侵蚀官府利益，请制置司多造船只，运盐到各路，使各地都有两三年的储备。恢复天禧元年的制度，允许商人把钱、粮食交到京师以及淮浙、江南、荆湖各州军交换盐。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真州、扬州、涟水、高邮贸易的，不得把盐运出城；其余州允许在各县镇贸易，不得进入乡村。交钱到京师的，增加所给盐额。并且命令转运使筹划本钱，以偿付亭户。诏令全部实行。这件事据《本志》附记在年末。范仲淹在七月任安抚江淮，也许可以附记在七月末。康定元年十二月。起初，明道二年恢复采用天禧旧制，允许商人把钱、粮食交到京师，并在淮浙、江南、荆湖各州军交换盐。到了景祐二年，三司说各路博易没有利益，于是停止了这种办法，但交钱到京师仍照旧。这件事依据《食货志》第四卷景祐二年的诏令，但《实录》也没有记载。现在暂且依照《本志》附记于此。这一年，又诏令商人交入刍粟；陕西沿边愿意领取东南盐的，再增加盐额给他们。这件事也是依据《食货志》第四卷。《志》说是康定元年的诏令，但《实录》也没有记载，现在暂且附记于此。适逢河北谷价低廉，三司于是请求内地各州实行三税法，招募人入中，并且用东南盐代替京师发给的实钱。诏令收购粮食到二十万石为止。这件事依据《食货志》第三卷。第四卷在“增加盐额给东南盐”一项下又说：“河北采用三税法，也用盐代替京师所发的缗钱。”这就是第三卷所记的事情。第三卷记载得稍微详细些，现在采用第三卷的记载。

译发给虔州盐 嘉祐七年二月。当初，江湖地区漕运来的盐既混杂而且质量恶劣，官府定价又高。因此百姓以吃私盐为有利可图；沿海居民以捕鱼和制盐为业，用工少而获利丰厚，于是私盐盗贩者很多。并且贩盐者都是不得志的无赖之徒，官府追捕一紧，他们就起来成为盗贼；江淮之间即使是士大夫，也习惯于厚利，有的竟以贩盐为业。江西有虔州，地域与广南相连；福建的汀州也与虔州接界。广南盐质量既差，汀州又素来不产盐，两州百姓多盗贩广南盐以谋利。每年秋冬农事结束后，他们往往聚集数十至数百人，携带铠甲兵器、旗帜和鼓，往来于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九州之间，所到之处抢劫百姓的粮食和布帛，掠夺妇女，并与巡捕的官吏和士卒格斗；甚至杀伤官吏士卒，于是起而成为盗贼，凭借险要地势藏匿，官府追捕不到。有时赦免他们的罪行招抚他们，但日久之后人数逐渐增多；而虔州官府每年收购的盐才达到一百斤，朝廷认为这是祸患。自庆历年间起，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求把广南盐运到南雄州，供给虔州、吉州。李敷等于是把四百多万斤盐运到南雄州，但江南转运使起初认为这样不方便，没有前去领取。后来，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再次请求把广南盐运入虔州，江西方面也请求自行准备本钱来领取。皇祐五年，朝廷才下诏让屯田员外郎施元长乘驿车，会同江西、广东转运使商议利弊。至和初年，施元长与转运使阎询、元绛都请求按照周湛等人的建议办理，只有发运使许元认为不可行。三司采纳许元的意见，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嘉祐年间，知连州曾奉先请求允许商人把广南盐贩入虔州、汀州，所经过的州县收取其税。知汀州林东乔请求允许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的盐开放给商人贩运；通判真州阮士龙请求不要把岭外盐运入虔州，只需每年运淮南盐七百万斤到虔州、二万斤到汀州，使民间盐源充足，盗贼自然平息。虞部员外郎米泌请求命令虔州增加分散蚕盐的钱额；知潮州吕璹、知梅州王淑也都陈述了其中的利弊。又有人请求由官府自行设置盐铺，役使兵卒把广南、福建的盐运到虔州；有人请求专卖虔州官盐并调整价格，以使盐价公平。议论不一。朝廷曾派职方员外郎黄炳乘驿车，会同所属监司、知州军和通判商议。于是黄炳等共同议定，认为虔州食用淮南盐已经很久，不可改变；只应削减近年增加的官定价格，每斤定为四十钱。按照十县五等户的夏税比例，每一百钱收购二斤盐，随夏税一并收钱交还官府。后来又命提点铸钱沈扶复核是否可行。沈扶以及江西、福建、广东转运使和虔州官吏请求，选取江西漕运船只编成十纲，由三班使臣统领，直接到通州、泰州、楚州的都仓领取盐。之后又命比部员外郎曾楷请求广南盐，与监司再次商议开放广南盐；转运判官陈从易请求立即在惠、循、梅、潮设置五座都仓储盐，命虔州招募盐铺户交钱，让两州赶赴五仓领取盐，再返还三州贸易，这就是所谓把私盐变为官盐、把盗贼变为商旅。朝廷对此感到为难，最终采用黄炳、沈扶等人的办法，但每年也只增加销售六十多万斤。此前，屯田员外郎蔡挺任南安军知军时，常常分条上奏利弊。到这时，朝廷提拔蔡挺代理提点江西刑狱，让他负责筹划。蔡挺命百姓主动交出私藏的兵器，以供巡捕官吏和士卒使用；又规定，贩运黄鱼笼、夹带盐不满二千斤，人数不满五人且不携带兵甲的，只缴纳税钱，不再追究。淮南已经把新纲漕盐编组后，蔡挺增加到十二纲，每纲二十五艘，锁好包裹，到了州府才打开。交纳给官府后有剩余的，就分给漕运船只的吏卒；官府又按半价收回。因此减少了侵盗的弊端，盐的质量也稍稍变好了。又降低收购盐的价格和每年课额，按照旧额增加到三百多万斤，于是停止了沈扶等人负责的收盐办法。从前，汀州想贩盐时，总要先在山谷中击鼓，召集愿意跟随的人并约定日期，通常都能召集数百人以上同行。到这时，州县督责官吏规定，凡是击鼓的人一律捕送官府，盗贩者渐渐畏惧退缩。朝廷认为蔡挺有才干，把他留在江西，过了几年才调任。时间久了，江西的盐也都像虔州一样编成纲运连续运送。蔡挺在二月半巳日代理江西宪司，九月丙寅日去掉“权”字，治平元年四月庚寅日按转运使资序办理，治平二年三月丙寅日改任陕西运副。熙宁三年七月，张颉论述蔡挺的筹划设置，与这里略有不同；如今两种记载都保留。熙宁三年七月。此前，提点江西刑狱张颉说：“虔州地界连接岭南，官盐潮湿、混杂而且质量恶劣，重量不足一斤，价格却高达四十七钱。岭南商人把盐贩入虔州，以一斤半抵一斤出售，盐色纯白、没有杂质，只卖二十钱，所以虔州人全都食用岭南盐，等等。蔡挺曾经议论说，盐之所以混杂恶劣，都是船夫盗窃造成的弊端。然而虔州的盐船要经过三百多里的赣江，所以过去规定盐船三年更换一次，增加人员二成；船夫运盐没有亏欠而有剩余的，达到一百斤就发给半价作为赏钱。运送三次完毕后，押运人员转任押官。如果是使臣，就可以减免磨勘二年。因此盐不再混杂恶劣而且有剩余，每年销售达到三百六十一万斤，增加了二十倍。食盐的人既然多了，就不再用税钱强行摊配，盗贩也逐渐减少平息。自从蔡挺离任后，船七年才更换一次，人员也因此逐渐减少，赏钱又渐渐减少，蔡挺的办法十成中废弃了五六成。无赖和冒名顶替的百姓逐渐聚集，官盐销售亏损更加严重。希望全部恢复蔡挺的规划，以杜绝奸盗。”辛丑日，下诏江南西路每年运淮南盐十二纲到虔州，依照嘉祐七年二月四日的指挥，运盐船三年更换一次。盐有剩余时，拿其中十分之五折成钱给艄工作为赏赐。押运人员三年后升任押官。钱币

译商州铸造大钱 康定元年十二月戊申日，屯田员外郎、判河中府皮仲容任商州知州，兼任提点铜铁钱事务。皮仲容曾建议铸造一枚抵十枚的大钱。此事交给两制和三司议论后，认为可以暂时实行，以帮助边境军费，所以有了这项任命。起初，韩琦任陕西安抚使时，曾说陕西铁产很多，可以铸钱并行使用。于是叶清臣采纳皮仲容的建议，铸造当十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上奏说：“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钱以及本朝的钱法，轻重大小最为适中。历代多次更改，法令虽然精密，却不能满一年，便又改铸。议论者想用严刑来约束盗铸，革除盗铸之弊。过去汉代变更钱币，因盗铸而被处死的有数十万人；唐代铸造乾元钱和重轮乾元钱，钱币轻重不一，严刑也不能禁止。如今禁军戍守边疆，每月发给一百钱。如果得到十枚大钱，便不能恰当地使用。旧钱不流通，新钱越来越轻，粮食和草料就会涨价。臣曾听说湖州百姓中有触犯茶禁的人，收受一千钱，便立契代替鞭背刑。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后拿走死者的破衣服，价值不过数百钱。盗铸的利润不止多出数倍。又有湖山偏僻的地方，凶恶首领聚众呼啸，炉冶日益增多；平时就铸钱，紧急时便成为盗贼，民间铜铅器物全都被铸成大钱，这怎么禁止呢？”本志说：军队兴起后，陕西转运使用不足，于是开始采用知商州皮仲容的建议，开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的青铜，设置阜民、朱阳二监来铸钱。考察《实录》，记载的是铸造铁钱，与本志不同，应该进一步考证。孙沔上奏请求停止铸造大钱，应该删去附在这里的记载。庆历八年六月。当初，陕西发生战争，转运使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在康定元年十二月首先提出建议，开采洛阳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的青铜，设置阜民、朱阳二监来铸钱。后来，陕西都转运使张奎（庆历元年五月，张奎任陕西都漕）、知永兴军范雍（庆历元年五月，范雍任永兴军知军兼管漕运事务）请求铸造大钱，与小钱并行，大钱一枚抵小钱十枚。张奎等又请求利用晋州积存的铁铸造小钱（庆历元年九月）。张奎调任河东后（庆历二年十月），又在晋、泽二州铸造大铁钱，也是一枚抵十枚，以帮助关中军费。不久，三司上奏停止河东铸钱；而陕西又开采仪州竹尖岭的黄铜，设置博济监铸造大钱（据《实录》记载在庆历四年）。朝廷于是下令江南铸造大铜钱，江州、池州、饶州、虢州又铸造小铁钱，全部运送到关中（江州、池州、饶州见于庆历元年十一月，虢州未见记载，应是当时范雍所议）。几个州的钱混杂流通，大致三枚小铜钱可以铸成一枚当十大铜钱，因此民间盗铸者很多，钱文极为混乱，物价飞涨，官府和百姓都以此为忧。于是张奎再次上奏，请晋、泽、石三州和威胜军（《实录》说是在庆历五年）每天铸造小铁钱，只留在河东使用；河东铸钱实行后，盗铸钱币的人获利十分之六。钱币轻而货物贵，祸患同陕西一样。议论者都认为不便。知并州郑戬（庆历六年一月，郑戬任并州知州）请求河东铸造的钱以二枚抵一枚铜钱。实行一年后，又改为三枚抵一枚，有时甚至五枚抵一枚。停止官炉每日铸钱，只流通旧钱。知泽州李昭遘（庆历六年四月，李昭遘任泽州知州）也说：河东百姓烧石炭，家中都有鼓风冶炼的器具，盗铸者无法查究。而且北方人也能铸铁钱，用它换取并州边境的铜钱后运走，危害尤其大。朝廷曾多次派鱼周询（庆历四年三月）、欧阳修（庆历四年四月）分别考察两路铸钱的利弊，又多次命官员议论此事（正月己酉、四月甲午）。这月，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使叶清臣首先上奏陕西铁钱的意见（六月乙未日）说：“关中使用大钱，原本是因为官府取得的利润太多，导致奸人盗铸，钱的实际购买力日益降低。近年以来，都是虚高物价，开始时把价格增加到百姓一方，最后却由官府承担偿付。官府虽然有折算抵当的虚名，实际上却遭受亏损。要救弊病，如果不先让自己受损，法令就难以推行。请把江南、仪州、商州的大铜钱一枚抵小钱三枚。”又说：“奸人之所以不铸小铁钱，是因为铸大铜钱利润丰厚，官府又一定不会禁止。如果铸大铜钱没有利润，他们就会铸小铁钱来扰乱法令。请把小铁钱三枚抵铜钱一枚。”随后又请求（七月辛丑日）河东小铁钱按照陕西的办法，也三枚抵一枚，并且停止官府设置的炉。朝廷全部采纳实行了他们的意见。从此奸人的利润稍微减少，但仍不能完全杜绝滥铸的钱币。后来下诏商州停止铸造青铜、黄铜钱。皇祐二年二月，又命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都一枚抵二枚（嘉祐四年二月），盗铸才停止。然而法令多次改变，军民在资财使用上受到损耗，大多叹息怨恨，过了很久才稳定下来。《实录》在六月乙未记载陕西的议论，在七月辛丑记载河东的议论。如今依从本志，把两项都记在这个月的末尾。

译成都、陕西交子务　神宗附 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日。起初，蜀地百姓因为铁钱沉重，私下制作纸券，称为交子，以方便贸易。由十六户富民主持。后来富户逐渐衰落，不能偿还所欠债务，争讼多次发生。大中祥符末年，薛田任转运使，请求官府设置交子务，专门管理交子的发行和收支。很久没有得到答复。寇瑊镇守蜀地，于是请求废除交子，不再使用。恰逢寇瑊离任而薛田接任，朝廷诏令薛田与转运使张若谷衡量其利弊。薛田、张若谷议论认为，废除交子、不再使用会使贸易不便，只请求由官府设置交子务，禁止百姓私自制作。朝廷又诏令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薛田、张若谷共同议论。薛田等人的意见与此前相同。于是下诏采纳他们的请求，设置益州交子务。《实录》《食货志》都说寇瑊请求官府设置交子务。考察薛田附传和正传，设置交子务是薛田任转运使时提出的请求。寇瑊镇守蜀地时，才采用薛田的意见。然而《成都记》记载此事特别详细，寇瑊的意见大概是想让官府和民间都不再使用交子，而薛田始终都想禁止民间私造，由官府主持发行。（如今设置交子务确实是采纳薛田的请求，寇瑊没有参与。《实录》、附传、正传、《食货志》都记错了。） 庆历二年九月，秘阁校理孙甫曾经主管益州交子务，转运使以伪造交子者多次犯法为由，主张废除交子、不再使用。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铁钱也可以私铸。有了私铸犯罪，难道就可以废除钱币吗？只应严加治理，不应因为小害而废弃大利。”交子最终没有废除。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壬寅日，条例司说：“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自请求设置交子。本司详细考察，交子制度用于成都府路，百姓认为便利。如今河东官府和民间都苦于运输铁钱的劳费，应该试行遵裕等人的建议，实行交子制度，仍命转运司推举官员设置交子务。”朝廷采纳了。四年正月庚戌日，下诏陕西已经实行交子，停止永兴军设置盐钞场。三月戊子日，上巳假日，皇帝召见二府官员到资政殿，把陕西转运使上奏庆州军队叛乱的奏章给他们看。皇帝深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于是说实行交子不方便。皇帝说：“实行交子确实是不得已。如果平时有完备的法制，财用又充足，自然不需要这样做。如今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遇到急难，不能没有不得已的事情。”文彦博说：“祖宗的法制都在，不需要再改变，以免失去人心。”皇帝说：“改变法制，对士大夫来说确实多有不高兴，但对百姓有什么不方便呢？”文彦博说：“这是和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不是和百姓共同治理天下。”王安石说：“如果法制完备，财用就应该充足，中国就应该强盛。如今都不是这样，不能说法制已经完备。”文彦博说：“只要务必使人推行它就行。”王安石说：“如果只要求人推行，就必须搜求、举用有才干的人，同时纠察并罢黜那些软弱、偷懒、怠惰而不奉行法令的人，把他们除去；这样做，难道会没有人高兴吗？” 四月癸亥日，停止陕西当时正在实行的交子法。四年正月庚戌日注：陕西都漕沈起上奏请求实行交子法。见于四月八日，停止实行是在三月三日。文彦博所说的话可以参考。《食货志》说：四年，下诏在陕西实行交子法，同时停止市钞。有人议论说这样不方便，于是又恢复原状。六年五月丁卯日，成都府路转运使说：“嘉州、邛州停止铸钱已有多年，民间现钱缺乏。请下交三司详细考虑，减少一半铸钱，并与交子相权衡。”朝廷采纳了。仍命转运使在年终列出所铸钱的数量，比较本金和利息后上报。七年九月癸丑日，提举永兴秦凤路交子宋迪负责制置永兴秦凤路交子。乙卯日，制置永兴秦凤路交子、司封郎中宋迪被削夺两级官阶并勒令停职。当初，宋迪到三司禀报事务，随从人员在盐铁司的废弃厅堂中失火，最终烧毁了三司，因此宋迪获罪免官。八年正月丁巳日，代理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说：“交子制度用方寸纸券聚集钱财并运送到远方；但是如果不积存钱币作为本钱，也不能只凭空文推行。如今商州、虢州、鄜州、耀州、红崖、清远的铁矿开采范围都很广，如果立即把矿冶改铸为折二钱，每年除去工本费用外，可以得到一百万缗，作为交子的本钱。”并上奏提出十二项可行措施。皇帝批示认为可以，皮公弼才请求委任自己总管制置经营此事。校勘记 [1]“川峡”：原本作“川陕”，据《长编》卷一改。○ ○改。[2]“丁亥”：原本作“癸亥”，据《长编》卷一改。○ ○改。[3]“所以饶裕商人”：原本此字以下多出“而海州荆南茶人载七万四千有奇结真州无为军蕲口汉阳并三十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三十九字，据文意删去。[4]“己卯”：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一改。○三改。[5]“丙午”：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一一八补。[6]“景祐”：原本此前多出一个墨丁，据《长编》卷一一八删。[7]“有奇”：原本作“有其”，据《长编》卷一一八改。[8]“两池”：原本脱漏“两”字，据《长编》卷一○九补。○九补。〔9〕“宿亳”：原本作“宿濮”，据《长编》卷一 ○九改正。〔10〕“仪渭”：原本作“仪卫”，据《长编》卷一 ○九改正。〔11〕“蜀货”：原本“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五补入。〔12〕“颇繁”：原本“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入。〔13〕“大支”：原本“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入。〔14〕“潮”：原本作“湖”，《长编》卷一九六也这样写，均属错误，此处根据文意改正。〔15〕“蔡挺”：原本“挺”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三补入。〔16〕“自挺去”：原本作“因挺去”，据《长编》卷二一三改正。〔17〕“七岁”：原本“七”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三补入。〔18〕“康定”：原本作“真定”，据《长编》卷一三 ○改正。〔19〕“转运使”：原本作“转运司”，据《长编》卷二五九改正。〔20〕“鄜”：原本作“郡”，据《长编》卷二五九改正。〔21〕“营办”：原本作“管之”，据《长编》卷二五九改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六。仁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