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八神宗皇帝

译欧阳修被诬陷诽谤 庆历五年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1]、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为知滁州（事情见《韩欧石贵罢》）。至和元年七月戊子，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任知同州。此前，欧阳修任南京守，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入朝觐见，皇帝悲悯地看到欧阳修头发已经白了，问他在外任职几年了、今年多大了，恩意非常深厚。皇帝命他判吏部流内铨。小人害怕欧阳修得到重用，于是假造欧阳修的奏章，请求淘汰那些倚仗恩宠、如今从事奸利活动的内侍，宦官们因此人人怨恨。杨永德暗中寻找陷害欧阳修的办法。适逢选人张俅、胡宗尧按例改任京官，批书认为二人曾经犯法，应当按照资序改官。胡宗尧以前任常州推官，知州把官船借给别人使用，胡宗尧因此被连坐。等到引见皇帝时，欧阳修奏称胡宗尧所承担的罪责很轻，而且后来又遇赦免并离职，按法律应当升迁。诬陷者于是说：胡宗尧是翰林学士宿子的儿子，所以欧阳修特意庇护他，这是夺取君主的权力。欧阳修因此获罪，被调出任外郡。他在铨曹任职还不到十天。八月癸巳，判吏部南曹、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吴充任同知太常礼院；同判吏部南曹、太常丞、直集贤院冯京任同判登闻鼓院。二人都是因为胡宗尧一事而调换职任。吴充上疏为欧阳修辩护，没有得到答复。下敕令欧阳修停止判流内铨。知谏院范镇说：『铨曹承接宫中的批示，有疑问就奏报请示，这是有关部门的常规。如今谗人却说这是扰乱君权，我私下恐怕上下从此互相畏惧，谁还敢再议论是非？请公布进言者的姓名，治他的罪，恢复欧阳修等人的职任。』范镇前后两次进言，皇帝的怒意消解了，宰臣刘沆也请求留下欧阳修。皇帝对刘沆说：『你召欧阳修来劝告他。』刘沆说：『欧阳修明日辞行，如果当面挽留他，那么恩典就是出自陛下了。』戊申，命欧阳修刊修《唐书》。治平四年正月丁丑，神宗即位。三月，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为给事中、知黄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降为太常博士、监道州酒税。此前，监察御史刘庠弹劾参知政事欧阳修入临福宁殿时，穿着丧服，下身却穿紫衣。皇帝搁置了他的奏章，派使者告诉欧阳修，让他换掉紫衣。朝廷舆论中，因为濮王追崇一事而痛恨欧阳修的人很多，想攻击并赶走他，却找不到借口。有个叫薛良孺的人，是欧阳修妻子的表弟；他因举荐官员而被弹劾，心里本来希望遇到赦免而获免，但欧阳修却说：『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而侥幸，请特别不要赦免他。』薛良孺最终因此被免官，对欧阳修恨之入骨。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娶盐铁副使吴充的女儿，薛良孺于是借诽谤欧阳修闺门私事牵连吴氏。集贤校理刘瑾与欧阳修也是仇家，急忙传播这些诽谤。彭思永听说后，把此事告诉同僚蒋之奇。蒋之奇起初因濮议而与欧阳修意见相合，欧阳修特意推荐他担任御史；这时他正担心众人把自己指为奸邪，正在寻找自我解脱的办法，得到这件事后，便独自上殿弹劾欧阳修，请求把他陈尸市朝。皇帝怀疑事情并非如此，蒋之奇便以彭思永为证，伏地叩首，坚持请求一定施行。蒋之奇起初没有和同列谋划这件事，过了几天才把奏稿给彭思永看。彭思永帮助蒋之奇，说欧阳修的罪应当贬谪流放，并且说：『以暗中听闻的言论来治大臣的罪确实困难，然而欧阳修首先提出濮园之事，触犯了众怒。』 皇帝于是把蒋之奇、彭思永的奏章交给枢密院。欧阳修上章自我辩白说：『蒋之奇诬陷臣的，是禽兽都不会做的丑行，是天地所不能容的大恶。臣如果确实有此事，就是犯了天下的大恶；如果没有，就是承受了天下最深的冤屈。犯了大恶却不诛杀，蒙受至冤却不昭雪，就会使圣上的政治受到牵累，这件事体并不小。请选派公正的大臣审理，先追问蒋之奇所说的话：这是臣闺门内部的事情，他从哪里得到？因为什么而败露？根据他所指的线索，就可以推寻，彻底追根究底，必定能查明真假。』皇帝起初想诛杀欧阳修，亲手写诏书秘密询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孙思恭竭力为欧阳修解救，皇帝醒悟过来，又取来蒋之奇、彭思永的奏章一并呈入，把欧阳修的奏章批示交给中书，命彭思永、蒋之奇说明所听到的情况，并详细报上把消息传给他们的人的姓名。蒋之奇说是从彭思永那里得到的，彭思永却推辞说出自传闻，自己年老昏聩，不能记得说话人的姓名。并且说：『法律允许御史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是为了广开视听。如果一定追问消息来源并因此治罪，那么以后就再也听不到这种言论了。我宁可受到重重贬谪，也不忍堵塞天子的言路。』于是极力陈述大臣结党专权恣意妄为并非朝廷的福分。欧阳修再次进言说：『蒋之奇起初用大恶之事诬陷臣，原本希望朝廷不再追查，立即处分臣。等到朝廷一再追问，他害怕被指出所说之人的姓名，知道朝廷一旦审讯，必将显出虚妄，所以才隐讳不说。臣忝居政府，举动都关系国体，不幸枉遭诬陷，只希望朝廷追究事实真假，使罪责有所归属。』奏章一共上了三次，吴充也上章，请求朝廷竭力辨明事实真相，向天下公开说明，使吴氏家门不至于无辜遭受污辱。于是皇帝又批示交给中书说：『凡朝廷稍有过失，所以允许传闻议论并上奏。哪里有把人说成犯下大恶，便拿传闻作为借口的道理？应当命令彭思永等不得妄自引用浮泛传说，详细报上消息传达者的姓名以及听闻的缘由和根据，明白地据实奏报。』彭思永与刘瑾是同乡，竭力替刘瑾隐讳，于是说：『臣任职宪府，凡有所听闻，都应当同僚属商议，所以才对蒋之奇说明所谓传闻的来源。然而事情含糊不明、没有定论，应当告诫蒋之奇不要再说；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罪责的。』蒋之奇也上奏说：『这件事臣只是从彭思永那里得到，于是上奏朝廷。如果因为臣不应当依据传闻议论大臣之事，臣甘愿与彭思永一同贬谪。』因此彭思永、蒋之奇一同被降职贬黜。皇帝亲手写诏书赐给欧阳修说：『这些天以来，进言者用大恶之事污蔑卿，朕从早到晚都放在心上，一直没有释怀。所以朕数次批示发下，追问这件事的来源，但他们始终无法答复。前几天看到卿的奏章，竭力要求辨明，便自行承认过错。今天已经命令降职贬黜他们，又把诏令张贴在朝堂，使朝廷内外都知道这些说法是虚构的。事情的道理已经明白，人的疑惑也解除了，卿应当像从前一样起身处理政务，不要再顾虑先前的言论。』后来，皇帝对吴奎说：『蒋之奇敢于进言，但所说的事情含糊不明。既然因虚妄而治他的罪，又想奖赏他的敢言。』吴奎说：『赏与罚不能同时施行。』于是作罢。

译《墨吏·孙思恭传》说：孙思恭性情不触犯他人，即使被人冒犯也不计较。欧阳修起初不了解孙思恭，以为他是在欺诈。等到欧阳修被进言者攻击，皇帝将要诛杀欧阳修时，亲手写诏书秘密询问孙思恭，孙思恭竭力为他解救。《朱史》认为：『进言者攻击欧阳修，先帝加以追问。事情辨明后，赐亲手诏书召见孙思恭。』难道会有诛杀欧阳修的意思吗？于是删去这段。考察司马光《日记》，其中说把蒋之奇等人的奏章交给枢密院，过了几天，才又取入宫中，秘密诏问孙思恭。这一定不是《墨史》的妄说，现在仍摘取出来附载于此。壬申，尚书左丞、参知政事欧阳修任观文殿学士、刑部郎中[2]、知亳州[3]。彭思永等已经因议论欧阳修而被贬，知杂御史苏案、御史吴申仍不停地进言，欧阳修也三次上表请求罢职，所以命他出任外郡长官。起初，英宗因患病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欧阳修和几位大臣主持国政，每当在帘前奏事或执政大臣聚议，事情有不合之处，他从未不竭力争辩。台谏官到政事堂议论政事，即使事情不是自己提出的，同列还没来得及启奏，欧阳修已经直上前去指出他们的短处。士大夫陈述利害和请求事项[4]，在此以前执政大多模棱两可，不明确辨别是非；到了欧阳修，必定一一列举，说某事可以实行，某事不可以实行。因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英宗曾称赞欧阳修说：『性情正直，不回避众人的怨恨。』欧阳修也曾诵述故相王曾的话：『恩惠希望归于自己，怨恨让谁来承担？』出任外郡后，他接连上了六道表章请求致仕，皇帝没有同意。欧阳修当时才六十岁。司马光弹劾。治平四年四月丙寅，任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癸酉，司马光开始接受御史中丞的诰命，上疏说：『臣蒙陛下从群臣中选拔出来，委任掌管风宪。天下细小的事情，都还不足以先向陛下陈述；臣斗胆先谈君主修养心性、治理国家的要领，这实在是太平的根本。臣听说修养心性的要领有三项：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所谓仁，不是温柔姑息。修明政治，兴办教化，养育万物，抚养百姓，这就是君主的仁。所谓明，不是烦琐苛刻、窥伺察看。懂得道义，知道安危，分辨贤愚，明辨是非，这就是君主的明。所谓武，不是强横暴戾。只要合乎道义所在，决断时毫不迟疑，不被奸邪迷惑，不被佞臣改变，这就是君主的武。所以有仁而没有明，就像有良田却不能耕种；有明而没有武，就像看见禾苗中有杂草却不能锄除；有武而没有仁，就像只知道收获却不知道播种。这三者兼备，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并且强盛；缺少其中一项就会衰弱，缺少两项就会危险，三项全无就会灭亡。自从有人民以来，从未改变过。治理国家的要领也有三项：一是任用官员，二是赏赐必信，三是惩罚必行。人的才能和性情各有所长，官员的职务各有所守。自古以来，任用人才最盛的时代，没有超过唐虞之际；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各自守任一官，终身没有调换。如果让他们轮流更换，调到别的地方任职，未必能够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君主如果真能搜罗天下的英俊人才，按照各自的长处任用他们，有功劳的用厚重赏赐来勉励，有罪过的用严刑来威慑，就像乘坐轻车、驾驭骏马，统握六辔，挥动鞭策，哪里会到不了呢？仁宗时期，臣刚任谏官上殿时，曾首先陈述过这些话。先皇帝时期，臣曾进呈《历年图》，又把这些话载在后序中。如今有幸遇到陛下即位之初政治清明、虚心下问的时候，臣再次把这些话放在首位，实在是因为臣一生努力学习，所得最精要的内容全在这里。希

译望陛下不要认为它迂腐空泛【杰按：‘润’应是‘阔’字的误写】，试加以审察；如果果真没有可取之处，那么臣在世上就没有用处了。』论宰相不押班（原本事项）。六月庚申，兵部员【杰按：‘负’是‘员’字的误写】外郎、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任知齐州。此前，司马光说：『王广渊具有小人的资质，却有倾险机巧的才能，外面依附政府，内里结交近习。国家本来是用馆阁来尊宠贤能之士，迩英殿是用来接待儒雅之士的，这些地方都不是王广渊所适合滥居的。伏望夺去他的职名，授予一个远地监当的职务，也足以使天下人的耳目受到警醒。』御史蒋之奇也说：『王广渊人品平庸，天性险诈。先帝从普通僚属中破格提拔他，置于文馆，他不思献纳忠言规劝，却肆意做奸邪谄媚之事。正当他被提拔任用时，司马光接连上了几十道奏章，事情被搁置而未能施行；王广渊反而更加自负，夸耀自己是藩邸旧人，入内就结交高居简作为内应，出外则与孙固结为生死之交。陛下刚刚即位，重明之光初升，四海都被照耀，怎么能容许魑魅还留在朝廷？』王广渊也自行请求出任州郡，所以有了这一任命。后来司马光又说：『如今听说王广渊带着职名任知齐州，仍赐给章服，这其实是在赏赐他，而不是贬黜他。假使王广渊自从改任官职以来谨慎自守、不做奸邪谄媚之事，直到今天，最多不过做第二任通判。如今所得竟然如此，难道能说奸谄没有好处吗？况且陛下让王广渊补任外职，心里已经知道他的奸邪行迹了。如今又用职名和章服宠荣他，这是在劝人效法王广渊的所作所为，恐怕不是国家之福。』皇帝没有听从。王广渊入宫在延和外殿辞行，皇帝悲痛哀恸了很久，卫士们也都感动得流泪。七月戊寅。皇帝刚即位时，内臣因覃恩而升任朝官的都罢去内职，只有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仍照旧留任。天章阁待制孙思恭曾经对此进言，皇帝说：『高居简有功。』孙思恭退下后，向人询问，得知：『刘庠的功劳在于建立储位，居简窥见“太子”二字，立即把消息报告给颍邸。英宗去世后，居简立即出来召集两府。中宫听说后发怒，责问居简：“召集两府是谁的命令？”居简说：“是太子的命令。”又从怀中取出黄衣披在皇帝身上。这就是皇帝所说的有功。』孙思恭再次上疏说：『陛下是先帝的嫡长子，应当继承帝位的，除了陛下还能是谁？居简在先帝病危之时已经怀有二心，私下结交，又假称太子的命令召集两府，使陛下的孝德受到牵累；这些都是应当诛杀的罪行，为什么反而把它当作功劳？』皇帝没有听从。司马光上奏说：『居简天性奸邪反复，善于谗毁和谄媚，长期居于近侍职位，罪恶很多。谨按：祖宗旧制，勾当御药院的官员升至内殿崇班以上，就必须出任外职。这是因为任职日久、官资渐高，便要防止他们凭借皇帝威势、暗中玩弄权柄；这是远鉴汉、唐的祸患，深深为子孙后代考虑。陛下即位之初，内臣因覃恩升官的都补任外职，唯独留下御药院四人，天下人首先就以这件事讥讽陛下的过失。何况居简在众人中最为狡猾，伏望遵循祖宗旧典，凡御药院官员升至崇班以上的，都授予外任差遣。请求把高居简远远贬逐，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司马光又说：『居简所能做的，只是谗毁和谄媚。佞臣不过是花言巧语、装出好脸色，迎合君主心意，满足君主欲望来谋求自己的权势，使君主沉溺于荒淫宴乐而自己不知道。谗臣不过是离间君臣，挑拨骨肉亲情，迷惑君主心意来巩固自己的恩宠，使君主陷于倾覆危亡而自己不醒悟。有这两种特点的人，怎么可

译以亲近？有人听说陛下想等居简自己请求退职，臣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若是国家的大臣年高有德、向来声望很高，有一天偶然犯了小过失，还没有被外人知道，陛下务必顾全始终，让他自行退去，以保全他的名声，这还可以。像居简这样的内廷小臣，罪恶满盈，所应当做的是在市朝公开处死，用来警戒奸人，尚且还值得替他隐瞒吗？』壬午，司马光在延和殿应对，又极力陈说此事。皇帝说：『祔庙结束后，自然会让他离去。』

译司马光说：『内廷小臣的去留，和山陵礼仪的先后有什么关系？他明知应当离去，却还把他放在身边，更加不合适。舜除去四凶，并不能说是不忠；仁宗贬逐丁谓，也不能说是不孝。』皇帝命令留下札子，司马光请求把它交给枢密院。皇帝听从了。癸巳，高居简任供备库使，停止担任御药院。司马光多次弹劾高居简，皇帝虽然把奏章交给枢密院，却仍未施行。司马光说自己和高居简难以同时留任，请求出任外郡，并请求入对。吕公弼说：『司马光今天一定会决定去留。』当时司马光正站在殿下，皇帝指着他说：『他已经来了！』吕公弼说：『陛下想留下高居简，就必定要驱逐司马光；想留下司马光，就必定要驱逐高居简。高居简是内臣，司马光是中丞，只需选择其中较为重要的。』皇帝说：『现在应当怎么办？』吕公弼说：『罢免他的御药院职务，优厚地升他一官就可以了。』皇帝命令授予高居简供备库使，说：『司马光不会再争论了吧？』吕公弼说：『等司马光上殿，只告诉他高居简已经出任外职，司马光一定会自行停止。』皇帝听从了。司马光于是说：『凡是身边的人，不必有才智，只要谨慎朴实、小心谨慎而不犯过错，这就可以了。』 八月辛亥，司马光说：『臣私下听说陛下喜欢让内臣访察外面的事情，并且询问群臣的才能如何，臣愚昧地认为这是不对的。陛下在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在外有提转、牧守，都是陛下的心腹耳目，是辅佐国家的大臣。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精心选择人才，使他们各自履行职务，荐举贤能，纠察奸邪，议论政事得失，陈述民间疾苦，都让他们列在奏牍中，明白启奏；对于尸位素餐、苟且偷安以及挟私欺骗的人，小则罢免贬黜，大则诛杀流放，谁还会不尽公竭诚来承受陛下的美德？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就如同都在一堂之上，陛下还担忧不能知道吗？如今陛下深居九重之内，却向近习之臣询问，采纳道路传闻，接受曲身附耳的私下奏报，不核验真假就实行赏罚，臣恐怕谗臣得以任意施展爱憎，而陛下反而替他们承受讥谤。近来听说王中正被派往陕西主管事务，知泾州刘涣曲意加以谄媚奉承。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背了他的意旨，不久刘涣就升为镇宁留后、知恩州，吴舜臣降为华州钤辖。众人都说：王中正的所作所为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王中正玩弄权力已经有明确证据。伏望圣上仔细思考臣所说的话。凡是想知道天下的事情，应当询问外廷之人。不能让王中正主管御药院；如果奸佞之臣预先设下机谋，想要经营控制两府，也绝不能任用。』司马光的奏疏早晨送入，午后，皇帝用亲手诏书询问王中正一事是从什么人那里得到的，司马光立即详细奏报：『王中正有没有这件事，只有陛下能够知道。阙门之外的人，怎么能够知道真假？如果确有此事，陛下可以引以为戒；如果没有，臣难道敢逃避妄言的罪责吗？』司马光是从孙永那里听来的，孙永也曾经以此进言。皇帝说：『吴舜臣本来隶属温成阁，先帝曾说他没有才能。昨天阅看边臣姓名时，吴舜臣在其中。朕是自行贬黜他，并不是因为王中正。』 九月己亥，司马光上疏说：『臣私下听说边臣说，赵谅祚的部将轻泥怀侧想要率领横山的部众攻打赵谅祚，归顺朝廷。朝廷允许他们招纳。提出谋略的人只说这样做的好处，不说害处。现在的计划，不如选拔贤能俊杰，按照才干授予职任，以振举百官；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整治各项政务；选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定百姓；杜绝浮费，淘汰冗员和冗食，以充实仓库；询问谋略才智，考察验证武勇，以选拔将帅；明确等级，诛杀桀骜犯法之人，以树立军法；挑选勇猛精锐，罢去羸弱老兵，以训练士卒；整治修缮锋利器械，改换粗劣破旧之物，以精良军备。等到百官都已振举，各项政务都已修治，百姓已经安定，仓库已经充实，将帅已经选定，军法已经建立，士卒已经训练，器械已经精良，然后只要陛下想做什么，恢复灵、夏，夺取爪、沙，平定幽、蓟，收复蔚、朔，没有什么不可以。』奏疏上呈后，皇帝责问枢密使文彦博说：『轻泥怀侧这件事，司马光是怎么知道的？』并且说司马光忿怒急躁，想要加重责罚；这才有了让司马光重新回到翰林的议论。壬寅，司马光在延和殿应对，说：『赵谅祚称臣进贡，不应诱使他的叛臣，以兴起边境事端。』 皇帝说：『这是外面的人妄自传播罢了，没有这回事。』司马光说：『外面的人说杨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提出了这个策略。』皇帝说：『这几个人都熟悉边境事务，只是让他们安抚和安置熟户罢了。』司马光说：『王种多有诡诈，曾经唆使羌人叛乱，又招降他们来作为自己的功劳。如今因为他的父亲而任用他，正如同赵国任用赵括一样。况且陛下知道薛向是什么样的人吗？』皇帝说：『知道。』司马光说：『认为他正直端方，还是认为他险诈机巧？』皇帝说：『他固然不是正直端方的人，只是因为他懂得钱粮和边境事务。』司马光说：『钱粮他确实懂，河朔至今还把见钱抄作为便利；至于边境事务，他却并不懂。』又说：『张方平除了文章之外，还奸邪贪鄙。』皇帝说：『有什么实际情况？』司马光说：『臣所说的都发生在赦免以前，而且那些审慎周详的人不敢说；请允许臣说臣亲眼见到的事情。』皇帝变了脸色说：『朝廷每有任命，众人的议论就纷纷而起，这不是朝廷喜欢的事。』司马光说：『这正是朝廷应当做的事。知人之明，连帝尧都认为困难，何况陛下刚刚即位？万一任用了一个奸邪之人，而台谏官因循沉默不说，陛下从哪里知道呢？这才不是好事。』 皇帝说：『你为什么不说郭逵？』司马光说：『进言的人已经很多了，何必一定要臣说？如果他确有才能，臣怎么敢和别人结党来议论政事呢？』皇帝说：『郭逵内在品行不修。』司马光说：『这是谗人的话，想用含糊不明的事情中伤他，使他无法申辩，也和蒋之奇议论欧阳修闺门混乱一样。希望陛下只考察郭逵有无才能，再决定进退，不要听信谗言。』皇帝说：『吴奎依附宰相吗？』司马光说：『不知道。』皇帝说：『吴奎有罪吗？』司马光说：『吴奎□□□□□□□□□，只是士人舆论支持吴奎而不支持陶。』皇帝说：『结交宰相和结交君主，哪一种更贤？』司马光说：『结交宰相是奸邪；然而迎合心意、观察君主的趋向而顺从的人，也是奸邪。』皇帝说：『两府大臣谁可以留下？谁可以任用？』司马光说：『这是陛下威权所应当选择的事情，小臣哪里敢参与？然而安分等待任命的是君子，通过旁门小道求取进用的是小人。陛下用人应当用君子，不应当用小人。』

译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滕甫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说：『臣昨天议论张方平任参知政事不合众望，臣见识浅、才能低，所说的话本来不足采纳；但从前仁宗时，包拯最有公正正直之名，他和台谏官共同说张方平奸邪贪鄙。想知道张方平是贤能还是不肖，请把包拯等人的言论、张方平的奏章、开封府和陈升之两处审理刘保衡案件的案卷，以及张方平在秦州奏报边境事务的文状，全部检取出来，这样就知道臣所说的不是一个人的私下议论。对于这项新任命，臣不敢接受。』司马光等人的诰敕下达通进银台司，吕公著又上奏请求封还驳正[5]。皇帝亲手写诏书告诉司马光说：『刚刚得到卿的奏章，便把卿调入禁林，仍兼任劝讲。如果认为这是因为前一天议论张方平不当而作出的任命，那不是朕的本意。朕是因为卿的经术和品行受到世人推重，如今将要开设延英殿讲席，希望得到卿朝夕讨论，陈述治国之道，以规劝弥补缺失，所以命卿进读《资治通鉴》，这才是朕的意思。吕公著之所以封还诰敕，大概是不知道这个意思。』于是取出诰敕，直接交给閤门，催促司马光等接受。司马光又奏说：『臣愚昧不明白圣旨，又恐怕连累吕公著的进言。』皇帝说：『吕公著正直端方，朕让他掌管银台，本来就是考虑到诏令可能有失误，想让他封还驳正，怎么能治他的罪？』吕公著也详细奏报说：『臣近来认为下达司马光等人的诰敕不妥，所以具文封还驳正，私下得知诰敕已经直接交给閤门。朝廷既然认为臣的意见不当，公开贬责臣，那么所下诰敕也仍须经过本司。臣虽然可以获罪，但这个职务终究不能废除。如果因为臣的一句话不当，便使今后掌管封还驳正的部门不能再履行职务，那就是祖宗的法度因臣而败坏。』皇帝亲手批示吕公著的奏章说：『过一两天请求入对，来说明朕的意思，以解除你的疑惑。』后来吕公著入对，皇帝看着他说：『朕是因为司马光的道德学问，想让他常在身边，并不是因为他议论政事。』皇帝又曾对吕公著说：『司马光正直方正，怎么会像愚昧空疏的人呢？』吕公著说：『孔子是至高的圣人，子路还说他迂腐；孟轲是大贤，世人当时也说他迂腐，何况司马光怎么能免去这个名声？大体上，考虑事情深远，就容易近于迂腐。希望陛下进一步观察他。』此前，御史台的门无故自行毁坏，十多天后司马光被罢职。

译吕诲弹劾王安石 熙宁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任知瀛州。滕甫因避父亲名讳而辞谢，改任知郓州。知瀛州李肃之任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此前，知定州孙长卿任期届满，皇帝想让滕甫和孙长卿交换职任。富弼、曾公亮还没有入对，王安石独自认为这样合适。富弼请求从容商议。退朝后，王安石对富弼、曾公亮说：『滕甫是奸人，应当任在外地。』另一天入见时，皇帝又想让李肃之代替孙长卿，富弼极力称赞李肃之的才能，曾公亮说：『李肃之不如孙长卿。』王安石说：『孙长卿周密谨慎，但这两个人都可以试任府事。』于是任命李肃之代替滕甫，而孙长卿再次任知定州。滕甫性情疏放豁达，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就像家人父子一样，说话没有文饰，直抒胸臆，皇帝对滕甫十分厚待。当时皇帝派小黄门拿着短封御札询问事情，滕甫常常把它拿给别人夸耀；有时御札中用字有错误，便有人借机诬陷滕甫，说他宣扬皇帝的短处，皇帝因此疏远他。王安石曾和滕甫一同主持考试，彼此言语不合，王安石非常厌恶滕甫，所以竭力排挤他出朝。滕甫辞行时，对皇帝说：『臣只知道侍奉陛下，不能侍奉党人。希望陛下稍稍收回当日的宠爱，不要让臣成为党人所庆幸的对象；这样，天下的事情就是君主得到了好处，而侍奉党人毫无益处。』皇帝因此改变了脸色。五月癸未，郑獬任知杭州，王拱辰任判应天府，钱公辅任知江宁府。郑獬与滕甫交好，王安石一向厌恶他们，称他们为『滕屠』、『郑沽』。王安石曾对皇帝说：『郑獬极其险诈，不适合留在朝廷。』按照旧例，两制官员的差除，必须由宰相执笔。当时富弼请假，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立即亲自执笔拟定，议论此事的人都怀疑王安石是在实行自己的私意。御史中丞吕诲随即上奏说：『侍臣是接近尊贵之人的职位，实际上是陛下清明崇高的阶梯。进用他们要合乎礼，罢退他们也要合乎礼，这才是君臣的名分、国家的礼制。』宣徽使王拱辰说[6]：『陛下即位之初，恢复了他的旧官职，把北都委托给他，又召他入朝供职，没有听说他有过失。他被贬谪在外，臣不知道陛下是听了什么人的推荐议论而召回他，又因为谁的诋毁而罢黜他。翰林学士郑獬任职三班院时，众人都称说他公正适当；他代理府事也很公平合理，没有听说有旷废职守的情况，却突然调到外地。传闻是因为郑獬审理禁罪人喻兴与其妻阿牛谋杀妇人阿李的案件，不肯依照新法判决，正要上奏论列，所以才有这次逐出。虽然升了官、得到了州郡，实际上却是夺去了他的权力。』 知制诰钱公辅先前因为营救滕甫，于是被罢去谏院职务；如今又被逐出，想来是因为滕甫一向与王安石不合，如今无罪而被贬黜，实在很伤害公议。龙图阁直学士韩贽代任还不到两个月，便仓促任命为知江宁府，这又是什么名义？臣并不吝惜这四个人离去，所惋惜的是朝廷的体制没有得到维护，反而使权臣窃取、玩弄权柄。如果陛下认为臣说得对，请求追回四道诏敕；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愿连同臣一起斥退。』他又奏道：『近来任命陆诜知成都府，随即改任吴中复知成德军。短短几天之内，任命调动特别异常。况且宰相不署敕书，是本朝旧例中从未听说过的事。传言说是御批发出的，臣私下对此很怀疑。陛下进退近臣，必定有一贯的道理，不应有忽而极其亲近、忽而又使其坠入深渊的意思。如果是执政大臣拟定后进呈，那就是从外廷反过来控制内廷，尤其不合圣明君主驾驭臣下的体制。』皇上把吕诲的奏章拿出来给执政大臣看，说：『王拱辰等人出任外职，外面议论纷纷，你们知道吗？』赵抃、王安石都说：『不知道。』皇上说：『任命王拱辰为宣徽使，是他第二次任此职，怎么能说是提拔？』又对王安石说：『吕诲是受人指使的，只是他完全不知道你的用心。』王安石说：『这三个人被调出，臣只惭愧自己不能把事情的原委全部说清，揭露他们的罪状，使小人知道有所畏惧。没想到言官竟然这样说！』 丙戊日，王安石因吕诲弹劾他的奏章，请求辞去职位，皇上立即把他的奏章封还，命他照旧办公。丁亥日，王安石写表章谢恩，皇上又命中使慰问并催促他入朝，王安石仍称病请求休假，皇上又再次命中使催促他入朝。甲午日，王安石才入宫拜见。皇上对王安石说：『吕诲实在不明事理，责问他时又什么都说不出来。』皇上又对王安石说：『吕诲说你每件事都喜欢标新立异，经常发表过激的议论，有时还要求内批来为自己作证，又以欺诈妄诞的方式迎合我的心意。这一定是中书有人这样教他说的。朕和你彼此了解，就像高宗和傅说一样，难道还需要别人来帮助吗？』王安石说：『高宗任用傅说，是从平民筑墙的行列中起用他的；之所以能够成就事业，是因为广泛招纳贤才，使他们位列各级官职。』皇上说：『近臣中只有吕公著，只是他又与吕公弼相互牵制。』王安石说：『富弼在枢密院任职时，他的岳父晏殊正担任宰相，这也是近来的先例。至于吕公著的品行义理，陛下是知道的，难道兄弟二人会结党营私而辜负陛下吗？如今富弼、曾公亮大体上都想不违背世俗，不改变弊病丛生的法令。我担心这样做难以长久保持安定，也难以希望达到大治。』皇上对此也感到忧虑。六月丁巳日，下诏将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降去中丞职，以本官出知邓州。在此以前，吕诲上疏说：『臣私下认为，大奸之人常常像忠臣，大诈之人常常像诚信之人。对他们任用还是舍弃，关系到国家的祸福。难道不知道少正卯有才辩，言论虚伪却很坚决，顺从错误却能说得漂亮，记忆力强而知识广博吗？若不是大圣人，谁能除掉他？唐朝的卢杞，天下人都说他是奸雄，只有德宗不知道，最终酿成大患。这正说明识别人很困难，连尧、舜都为此感到忧虑。陛下即位之初，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不久召为学士，士大夫都庆幸陛下得到了人才。等到他参与机要政务，所受命令和议论却没有得到认可。臣谨考察：王安石表面显得朴实粗野，内心却藏有巧诈；骄傲傲慢，轻侮皇上；暗中狠毒，伤害事物，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在略举十件事。臣所指陈的事情琐碎，烦扰圣明，实在担心陛下喜欢他不加分辨，长久倚重信任他，以致真情假意都无法弄清，邪正再也不能辨别。大奸之人得以当权，群小相互汇聚进用，那么贤者就会渐渐离去，祸乱也由此产生。臣考察王安石的行迹，他本来没有长远谋略，只是一味要求改变，故意与别人不同。只是空谈文辞来掩饰错误，以欺骗上面、蒙蔽下面。臣私下对此忧虑。误害天下百姓的，必定就是此人。陛下谋求治理国家，应该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

译如今上天的灾异屡屡出现，人心还没有和谐，正应当澄清整顿，不应扰乱混浊的局面。像王安石这样长期处在朝廷中枢，必定不会有安定平静的道理，所以臣竭尽诚恳地进言，没料到会招来祸患。况且陛下志在刚健果断，能够察知隐伏的事情，应当向士大夫的舆论求证，然后才知道臣的话是对还是不对。然而诋毁攻讦大臣的罪责，臣不敢苟且逃避；身处孤危之中，仿佛寄身于危处，职位和名分也难以安稳。臣还应当再次上章，请求避开怨恨我的敌人。』奏疏上呈后，王安石也请求离职。皇上赐给王安石诏书说：『昨天已经当面告诉过我的意思，以为你已经完全明白了。如今看到你送来的奏章，使朕十分震惊。现在把你的奏章退还给你。天下的事情应当改变的，不止两三件；如果每件事都这样，哪里还谈得上治理政事？你应当回头思考自己职责本来应当做的事，不必顾虑无礼的横议，照旧办理政务。』王安石被留下，而吕诲因此获罪被贬。八月癸卯日，侍御史刘琦被派往处州监理盐酒税，御史里行钱顗被派往衡州监理盐税。起初，御史知杂刘述以及刘琦、钱顗等人进言说：『臣私下看到，陛下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还不到半年，朝廷内外人心喧扰不安，大概是因为他任意放纵胸中想法，轻率改变法度，而且毫无顾忌。』当时刘述因判刑部缴还敕札而被弹劾，尚未服罪，所以刘琦、钱顗先被贬。钱顗将要离开御史台时，当众斥骂孙昌龄说：『平日士大夫从来不知道你的名字，正因为王安石过去居丧在金陵时，你任幕府官，像奴仆一样侍奉安石，所以安石推荐你和彭思永，使你们得以考选为御史。今天你也应当稍微想一想报国，为什么只想依附安石来求取美官？我钱顗如今获罪，按理应当被远远流放；你却在我后面得到美官。你以为自己得计了吗？我看你还不如狗和猪！』于是拂袖上马。司马光说：『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详议官王师元，都因坚持认为谋杀案件的刑名判定有误而被弹劾；侍御史刘琦、钱顗，都因议论并坚持反对执政大臣而被降职监理酒税。他们所说的谋杀案件，已经伤害了自首者的刑名，天下人都知道那是不对的。如今朝廷既然违背众人的议论而执行这种判决，又治罪于恪守职责的臣子，恐怕会更加失去天下人的心。把鹰、鹞拴起来喂养，是为了求得它们的凶猛；如果抓来就把它们烹煮了，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用呢？像皮公弼，陛下明知他贪婪；阎充国，陛下明知他猥琐。这两个人都曾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等到获罪离任后，却都担任了知州。如今刘琦、钱顗仅仅因为触犯大臣，就被降职充任监当，那么难道狂直的罪过竟重于贪婪猥琐，得罪大臣竟重于得罪陛下吗？臣担心天下人侧目而视、闭口不言，把进言视为禁忌，威权和福祸赏罚下移，皇上的聪明受到蒙蔽，这不是国家的福分。请求赦免刘述，不再弹劾；给刘琦、钱顗恢复原来的资序。』没有得到答复。丙午日，下诏免去同修起居注范纯仁同知谏院之职。起初，范纯仁因进言薛向不可以担任发运使，意见不合，又向中书省申述说：『今天忽然听说诏命，说台官刘琦等人的言论多不符合事实，事情总是近于沽名，而且擅自离开官署，图谋喧扰朝廷听闻，因此都被降为御史，降职充任监当。我听到诏命时，朝廷内外都震惊了。臣下以尽职为忠，君主以接纳谏言为美，所以仁宗开通言路，宽容谏臣，执政大臣不敢任性而行，小人不能危害政事，因而长久达到太平，亿万百姓归心。先帝容纳直言，从未因此变色。当时吕诲等人与纯仁同为御史，也曾擅自接受告身，都蒙受慰问和劝谕。主上想继承先帝的功业，却因为二三位执政大臣不能以正道引导君主，致使教化有所失误。后来先后施行刑罚和赏赐，有时轻重失当。中书省把事情的始末藏起来，只使外间议论喧腾。凡是担任言责之职的臣子，怎敢不立即论奏？既然允许听到传闻便进言议事，就是要让过失得以被知道；如果权臣于是搜罗他们的罪过，主上将依靠谁呢？况且参知政事自负有文学才能，议论能够得到皇帝信任，专门任用自己的才能，不明白时事，而且性情近于轻率，容易轻信而难以改变，想到什么就发表什么，自以为合乎道理。他想求得眼前的急切功效，忘记了旧日所学。舍弃尧、舜识别人、安定百姓的道理，去讲五霸富国强兵的办法。崇尚法令就称道商鞅，谈论财利就背离孟轲。鄙视老成之人，把他们说成因循守旧；抛弃公议，把它说成流俗之言。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指为不才；符合自己心意的人，就称为贤能。因此推荐薛向为周才，指称吕诲为无用。主上没有获得善于听取谏言的美名，时政有拔苗助长的忧患。曾相公年纪已高却不退职，廉节已经亏损，而且想求得容身，只是一味附和，勉强维持旧日交情，拘泥文书、遵守成法，如今则一切都随从。赵参政心里知道这样不对，但辞辩不如人，凡事不能竭力挽救，只听说退朝后还有议论。这些都是朝廷大臣所造成的，怎么能使政令不出差错？』曾公亮等人把范纯仁的奏状呈上去，于是又降去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之职。熙宁三年十二月辛酉日，右谏议大夫、知邓州吕诲提举嵩山崇福宫。此前九月，皇上想调吕诲知河南府，命令尚未下达便搁置了。吕诲虽然在外任职，遇到朝廷有重大得失，仍然不断进言，于是以疾病为由请求闲职，所以有了这项任命。熙宁四年五月丙戌日，右谏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吕诲退休。吕诲说：『臣本来没有长期的疾病，偶然遇到医生用药方法不当，完全不知道脉象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医生胡乱投用汤剂，任凭主观行事，差错发生在手指诊脉之间，祸患延及四肢，逐渐形成风痹，于是行走困难。不只是害怕跌倒的痛苦，还将担心心腹发生变故，病势也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这该怎么办呢？虽然，一个人的身体本来不足以忧虑，但想到九族所托付的事情，实在令人忧虑。因此我想逃避俸禄以苟且求生，不等到规定年限便交还政务。』这实际上是借自己的疾病来比喻朝政。吕诲病情危急，亲笔写信托付司马光为他撰写墓志铭。司马光前去探望，到达时吕诲的眼睛已经将要闭上。司马光呼唤他说：『还有什么要托付给我的吗？』吕诲睁眼勉强看着他说：『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君实你要努力！』于是去世。吕诲死于十日甲午日，现合并记载。

译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丑日，侍御史刘挚说：『已故谏议大夫吕诲担任御史中丞时，为人忠信刚正，立于朝廷、立身行事，都有古人的节操和大臣的风范。他在谏官之路上前后多次被贬，都是因为攻击奸邪、触犯权势；最后尤其因为坚持正道和大义而受到公议推重。吕诲死时身处外任，在熙宁四年，官位达到侍从，朝廷却从未对他有所赠赐抚恤。吕诲的妻子如今还在，生活微薄，几个儿子也都只是碌碌无为的小官。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嘉奖吕诲有见识、敢于进言，却不能享受俸禄，不能在世时得到施展；哀悼他的最高节操，特加褒奖，以此表彰显扬他；录用他的几个孤儿，稍加授予任用。这样不只是为了慰藉地下亡灵，也是为了劝勉天下人的忠义。』诏令特赠吕诲通议大夫，儿子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校勘记 [1]“转运按察使”：原本“转运”之后衍有“使”字，据《长编》卷一五七删去。[2]“刑部郎中”：原本“郎中”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 ○九补。[3]“亳州”：原本作“豪州”，据《长编》卷二 ○九改。[4]“及所请”：原本这三个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 ○九改。[5]“封驳”：原本作“对驳”，据文意改。[6]“王拱辰言”：原本脱去“言”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四补入。[7]“盐酒税”：原本作“监酒税”，《续长编拾补》卷五作“酒税”，注说：“《宋史》本纪作盐税。” [8]“盐税”：原本作“监税”，据《续长编拾补》卷五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九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上 皇祐三年五月庚午日，宰臣文彦博等人说：『我们每次因入朝应对，常常听到圣上的旨意，说士大夫之间大多致力于奔走竞争，如果不加以裁抑，就无法使风俗敦厚。如果对安于退让、守持正道的人稍加表彰提拔，那么急躁求进的人或许会知道羞耻。臣等看到，殿中丞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按照旧制度，任满一任回来后，进呈所作文章，请求考试馆职。王安石历任数职，从来没有进呈文章，朝廷特意命令召来考试，他也以家贫亲老为由推辞。况且馆阁的职位是士人所希望得到的，而王安石却安然自守，这种人实在很难多得。请求特别给予甄别提拔。』诏令召王安石赴阙，等考试完毕后另行听取圣旨。王安石辞谢不去。至和元年九月，殿中丞王安石任群牧判官。王安石竭力推辞召试，诏令给他安排在京差遣。等到任命为群牧判官，王安石仍然竭力推辞，欧阳修劝说他，他才就职。嘉祐三年十月甲子日，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祠部员外郎王安石任度支判官。王安石献上万言书，极力陈述当时的政务，大意说：『如今天下的财力一天天困乏，风俗一天天衰败，祸患在于不懂得法度的缘故。』又说：『如今的过失，祸患在于不效法先王的政事。效法先王的政事，应当效法他的精神实质而已。效法其精神实质，那么我们所作的改易变革，就不至于使天下人震惊、使天下人喧哗，而本来已经合乎先王的政事了。』又说：『如今天下的人才不足，难道不是因为陶冶培养人才的方法不对而造成的吗？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在于人才而已。』又说：『人的才能，没有不是由君主陶冶培养而成的。所谓陶冶培养，也不过是教育他、养育他、选取他、任用他，各有正确的方法罢了。』又说：『如今的教育，不仅不能成就人的才能，反而还困苦、毁坏他们，使他们不能成才。』又说：『依靠天下人的力量来增加天下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