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六神宗皇帝

译三司条例司废置 熙宁二年二月甲子，任命知枢密院陈升之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取来三司应当依据条例处理的文书，审阅并列出应当施行的事项上奏，另设一司，名为同制置三司条例司。此前，神宗问：“怎样才能使陕西的钱币贵重，从而可以积储边地的粮食？”王安石回答：“要使钱币贵重，应当修明天下钱币开阖、敛散的法令。”于是说：“泉府这一官职，是先王用来挫抑兼并、均济贫弱、流通天下财货，使利益集中于一个渠道的，正是这个道理。”神宗说：“确实如此。如今只是知道有这个道理的人已经很少，何况还要推行它呢？”王安石说：“人才难得，也难以识别。如今让有能力的人管理财务，十个人中也可能有一两个人把事情办坏。何况所选择任用的并非一个人，怎么能没有这种过失？”神宗说：“过去只要有一个人把事情办坏，就于是废弃原先谋划的事业，这就是事情少有成功的原因。所以设置条例司，来讲求理财的方法。”王安石于是请求任命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神宗同意了。三月戊寅，皇上说：“近来阅看内藏库的奏报，外州有人派一名衙前专门缴纳七钱黄金。”于是说：“衙前役使损害农民，应命制置三司条例司研究利弊，制定法律。”癸未，任前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此前，苏辙奏疏大略说：“臣所说的增加财富，并不是寻求财物来增多它，只是除去那些损害财用的事务罢了。损害财用的事务有三项：一是冗余官吏，二是冗余军队，三是冗余费用。”奏疏上呈后，皇上批示交给中书说：“详细看这篇奏疏的意思，苏辙能够潜心研究当前事务，很能抓住要点。他郁郁处在下级官位而无法施展，实在可惜。”于是召见对答，便有了这项任命。乙酉，陈升之、王安石等说：“革除弊病、兴办有利之事，如果不能汇集众人的智慧，就不能穷尽天下的道理。请下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以及内外官员中了解财用利弊的人，详细陈述事状上奏；各类人员也听任到本司陈述。”于是下诏，命三司判官以及发运、转运使、副使、判官，提举辇运使、粜籴[2]、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官员，在接到诏令后两个月内，各自把所了解的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弊详细上奏。诏书说：“朕治理财用的大臣失于因循，法令于是严重败坏。内外官员中有能了解财用利弊的，应详细陈述事状上奏。各类人员也应陈述事理，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递交文状；在外地的，就随所属州军投递文状，由州军转送条例司。”戊子，两府共同奏事，皇上立即问王安石：“制置条例的情况怎样？”王安石说：“已经检讨过文书，大略没有条理，也有一些事情必须等到有人任职后才能举办公。不过现在如果想治理财用，就必须任用有才能的人。天下只看见朝廷把任用有才干的人放在首位，却不急于任用贤者；只看见朝廷把治理财用当作要务，却没有顾及礼义教化，恐怕风俗败坏，弊病将不胜其多。陛下应当深思国家大体有先后缓急。”皇上点头赞同。八月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说：“每次在本司商议公务，往往都不能相合。臣曾将情况上报本司，详细说明所议不同之事，请求另外任用与我意见相合的人。”诏令依从他的请求。九月丁卯，制置三司条例司说：“多次有官员上言常平仓、广惠仓的籴买以及赈济借贷之事。现在详细考察近年来灾伤时的赈济借贷，多数出自省仓。臣私下认为，省仓的粮食用来等待俸禄赏赐尚且不足，却又拿来赈济借贷，这正是朝廷难以施行恩惠的原因，而凶年百姓有时不能蒙受皇上的恩泽。如今诸路常平仓、广惠仓大约有十五万以上贯、石，敛集和散发的方法尚未适宜，所以惠民的利益不广，以致还要从省仓出粮赈贷。现在想把常平仓、广惠仓现有的斛斗，遇到价格高时按情况降低市价出售，遇到价格低时按情况提高市价收购；可以与转运司商量，使用苗税以及钱、斛。对便于转运交换的，也允许兑换，仍然以现钱按陕西青苗钱的条例收取。百姓愿意预先领取的，就让他们在应纳税的斛斗中随税缴纳。有愿意领取本色粮食的，或缴纳时因时价昂贵而愿意纳钱的，都听任方便办理，务必优待百姓。遇到灾伤，也允许按次序在收成日缴纳。如果这样施行，不仅足以应付荒年的祸患，而且百姓既然得到借贷，在耕作时就不担心缺粮；还可以选择官员劝导诱发，使他们兴修水利、改良土地，那么四方农事都会更加修治。大抵人的困乏，常常发生在新粮与旧粮接不上之时。兼并之家趁百姓急迫，索取加倍利息，而借贷者又常苦于不能得到常平、广惠仓的物资，只能等到年成不好、物价昂贵时才出售粮食；这样所惠及的，大抵只是城市中的游手之人。使一路之内有无相通，在价格低时收购以扩大储备，积蓄粮食以平抑物价，使农民能够及时从事农作，而兼并之家不能乘人之急。这些全都是为了百姓，而公家并不从中获取收入；这也是先王散发恩惠、兴办有利之事，用来帮助耕作和收获，取多补少，抑制豪强兼并掠夺百姓的意思。旧制中，常平、广惠仓专门隶属于提刑司。由于现在创立新法，需要兑换钱和粮，借助转运司来供应，才能办成。请委托转运司提举，仍命提点刑狱司照旧管辖，不得另作支用。又因开始措置的事务不止一项，想根据诸路钱谷的多少，分派官员提举；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等有了头绪，再推广到诸路。广惠仓除酌量留下粮食供给老弱疾病和贫穷之人外，其余全都用常平仓转移。其办法是发给常平、广惠仓的钱，依照陕西青苗钱法，在夏秋未成熟以前，约定各地收成时适中的物价，确定预支每斗的价格，召集愿意领取的人。

译仍然通常一半作为夏料，一半作为秋料。”一并依从了这项请求。辛未，条例司请求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李常，前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为检详文字官[3]；以殿中丞、知冤句县张复礼，前明州司法参军李承之为相度利害官。丙子，条例司说：“常平、广惠仓的条约已经在京东、淮南、河北三路施行。听说诸路民间多数愿意由官府支给借贷，请命司农寺遍行下达诸路转运司：如果有便于施行的地方，就详细上报，应当议定调派提举官。”诏令批准。条例司又说：“银铜矿冶、市舶所得的物品，都是上供之物，而费用却由诸路承担，所以转运司没有谁肯办理，课税收入日益损失。现在既然把发运司暂时授予调发之权，使它可以用钱货调动六路财物，那么东、西、南各地的经费都应责成它办理。请命发运司副使兼任九路银、铜、铅、锡矿冶及市舶事务的都大提举，详细陈述利害上奏。”（以上据本志增入）于是诏令发运使薛向、副使罗拯兼任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矿冶、市舶等事务的都大提举[4]。皇上依从了。皇上亲自写诏书给薛向说：“东南地区有利于国家的大事，舶商也占其中一项。从前钱氏、刘氏割据浙、广，内足以使自己富足，外足以抗衡中原，也由于掌握了海商的办法。卿应当创立法令，研究求取，不但每年可以获得丰厚利润，还能使外国藩属像车轮辐条汇集车毂一样来到中原，这也是一件壮观的事。”薛向兼管九路财赋后，便上奏说：“调动钱粮，必须不失时机，像回声应和声音一样，使远近一体，那么功效利益容易集中，百姓也能受到恩惠。现在九路监司很少能够协力，只是妨害成事。请选置本司官属，分隶诸路，共同举办公务，纠察那些懈怠失职者。凡财货轻重、郡县丰歉、山泽之利的兴废、府库积蓄的虚实，都可以周遍了解其数目，使有无相通。”皇上依从了。于是设置勾当公事官九员，分别统领九路，办理调动财赋、兴办矿冶、茶矾酒税、钱监、造船、雇籴、辇运等事。此前，漕运官吏和士卒上下共同侵盗贸易，严重时还假托风水使船沉没来销毁罪证，而官物因此受潮、损坏、折耗，每年不少于二十万斛。到薛向任职时，才开始招募客舟与官舟分开运输，互相检查，于是旧弊全部革除。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共同主持制置三司条例。起初，陈升之拜相后，便说：“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由宰相签书，想让孙觉、吕惠卿主持本局，而由升之与王安石提举。”王安石说：“臣仔细考虑此事，只能照旧，没有可以改变的地方。”陈升之说：“臣身为宰相，统辖无所不包。所领的职事，怎么可以称为司？”王安石说：“按文字来说，‘反’在后面成为‘司’。‘后’是君道，‘司’是臣道。臣本来就应当称为司。”陈升之说：“现在的有司、曹司都是一个职务的名称，不适合执政者称用。”王安石说：“古代的六卿，就是现在的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自是一种职务，这在道理上有什么妨碍？”曾公亮说：“现在的执政就是古代的三公，古代的六卿，就是现在的六尚书。”王安石说：“三公本身没有具体官职，只是以六卿为具体官职。比如周公，就以三公的身份任冢宰。其余三公，有的任司马，有的任司徒，有的任司空。古代的三公，如同现在的三司；古代的六卿，如同现在的两府。宰相虽然统辖无所不包，但也不过像古代的冢宰罢了。冢宰只掌管国家政务，至于国家教化、国家政令、国家礼制、国家刑法、国家事务，即使是冢宰，也有分别掌管的部分。”陈升之说：“如果是制置百司条例，还可以；现在只是制置三司一项官署的条例，就不可以。”王安石说：“现在中书支出一百钱以上的物品以及补充三司吏人，都要奏请得到旨意后才施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什么反而认为不可以？”皇上说：“先前陈升之在枢密院，现在我们都在中书。把它一并归入中书，怎么样？”王安石说：“先王制定事务，各自根据事势的适宜情况。唐虞时代，兵、刑都在士官之中，由皋陶一人统领。后世军事事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于是分为司马、司寇两个官职。并不是想随便改变先王的制度，而是因为时代形势不同。现在天下财用困窘紧急，尤其应当先治理财用。《易》说：‘治理财用，端正名分。’先治理财用，然后端正名分；先端正名分，然后禁止百姓作非为，这是事务的次序。孔子说：‘人口多了，就使他们富裕；富裕了，就教化他们。’孟子也说：‘丧葬使死者没有遗憾，这是王道的开始。’这就是陛下治理财用、设置一个机构，并让陈升之与臣共同主持的用意。特意设置一个机构，符合当前事务的需要，恐怕不必并入中书。”陈升之认为并入中书也没有妨碍。王安石说：“现在分为一个机构，事务容易商议，可以早日见到成效。若归入中书，就要等四个人没有异议后，才能草拟文书；文书写成后，还要让四个人逐一审看，之后交给负责陈述事务的人，也必须等四个人都同意，事务就会积压而难以集中办理。陛下既然让陈升之与臣执政，必定不会怀疑我们专擅事务、图谋奸邪。况且制置司所奏请的事，都要经过中书审查复核后才施行，自然不必并入中书。”两人在皇上面前争论，太阳已经升高仍未决定，于是都退下。后来又召见对答，陈升之坚持认为不应设置此司。皇上想让王安石独自主持，王安石认为不妥，说：“陛下本来设置这个机构，是命中书、枢密各派一人。现在如果让我与韩绛共同办理，就很合适。”皇上说：“好。”所以有了这项任命。陈升之深沉狡黠而多谋，善于迎合以求取富贵。他任小官时，曾与王安石在淮南相遇，王安石很器重他。王安石当时任扬州签判，曾作《送升之序》。等到王安石掌权，致力于变更旧制，担心同为执政的人从中阻挠，于是奏请设置制置条例司，召陈升之共同办事。凡是王安石想做的事，都由条例司直接奏请施行，不再有争执。陈升之心里知道这样不妥，却竭力赞助，有时提出一点小小不同意见，表面上好像不是事事都与王安石相同。王安石没有察觉他的欺诈，深深感激他，所以推举陈升之先任宰相。陈升之登上相位后，对条例司的事务便不肯再参与。王安石坚持请求他参与，陈升之说：“这件事何不归入三司？何必搅扰而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呢？”王安石大怒，两人从此开始分裂。

译闰十一月，条例司又说：“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自请求设置交子务。本司考察交子制度用于成都府路，百姓认为便利。现在河东公私都使用铁钱，如果运送铁钱劳费太大，应该试行高遵裕等人的建议，施行交子制度，仍命转运司选派官员设置交子务。”皇上依从了。十二月癸未，皇上对王安石、韩绛说：“吕公著说，条例司近来转而疏略松弛，所举荐的官员都是因为侍奉吕惠卿才得到任用，并不是韩绛、王安石所认识的人。”王安石说：“从外部举荐的人，确实有些不是臣等所认识的，但也是采纳众人的意见。如果说他们是侍奉吕惠卿，那么自从吕惠卿在条例司掌权以来，他有几天在外面？这些人怎么能够侍奉他？” 三年，各位大臣议论青苗新法不便（详见《论青苗法》）。三月，国子监直讲王汝翼辞去条例司检详文字之职。五月甲辰，下诏说：“近来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本来是为了使天下财利均衡流通。现在大体已经创立，只有竭力办理以取得成效。把它撤销，归还中书。”此前，文彦博等人都请求撤销制置条例司。皇上对文彦博说：“等众人的议论稍微平息，就撤销它。”皇上不想立即撤销，是担心伤害王安石的心意。议论裁减军队及其他类别。熙宁元年六月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共同审阅裁减国家费用的制度，并取庆历二年的数目，与现在的支出费用逐项比较，把不同之处分析上报。司马光入朝应对，说：“国家费用不足的原因，在于用度过于奢侈，赏赐没有节制，宗室人数繁多，官职冗滥，军队不精。这五件事，不是愚臣一朝一夕能够裁减的。如果只是想把庆历二年的裁减制度同现在的支出数目作比较，这只应交给三司提供分析。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马上就能全部看见，不必再派官员设置机构。”皇上于是询问这五件事的利弊，司马光把情况全部回答了，皇上深为采纳。第二天，便撤销裁减机构，只命三司提供分析。十二月己亥朔，下诏将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全部分隶于河北都总管司，其中六指挥隶属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别隶属定州、高阳关两路，轮番前往戍守。此前，这支军队本来负责河北戍守，近年分屯于诸路。朝廷将要裁减沿边土兵，以节省三司供给军饷的费用，所以有了这道诏令。二年正月乙酉，枢密院进呈说，裁减停驻营地的军队仍然很多，而驱使、调配他们的方法还很少。只是像种古这类人，已经不能让他们自行尽力了。十月戊戌，皇上询问怎样节省财用，王安石回答说，最紧迫的是裁减军队。皇上说：“与庆历年间的数目相比，已经大为减少了；只有另作安排才可以。”王安石说：“精心训练招募的士兵，并鼓励三路百姓练习军事，就可以减少军队。”此前，陈升之建议：“禁卫军士兵年满四十、稍微不合格的，酌量减少他们所领取的俸给。”皇上依从了。淮南吕公弼上言认为：“既让他们离开本土，又减少他们平常的俸禄，在人情上不安，而且事情关系重大，难以顺利实行。”于是皇上问陈升之：“裁退军队的事，当时曾同枢密院众人商量吗？如今却都争论说难办，这是因为应当裁退的人改作剩员、给予优厚待遇的缘故。另立等级，有什么损害？”吕公弼说：“臣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借办事求取名声，只是担心误了陛下的事情。如果二十万人都发生变故，那怎么办？”陈升之详细论述了祖宗旧法。曾公亮说：“办理这件事应当逐渐进行。”王安石也这样说。皇上说：“只要执政者同心协力，不煽动人情，自然不会有事。”王安石说：“吕公弼到陛下这里来陈说，只是临事害怕，本来没有什么妨害。如果把裁退之事告知众人，那才是煽动、扰乱人情。” 皇上说：“柴世宗怎样做到军队精锐？”王

译安石说：“也只是挑选淘汰罢了。然而柴世宗运用精神、施加威令的地方，还有超出具体事务的因素，所以能够成事而没有受到侮辱和失败。”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说：“大臣提出裁退军队的建议，减少禁军每月的俸禄，让他们到江淮就食。禁军驻在京师，是祖宗的制度，用来重视内地、轻视外地，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人情已经安于这种习惯，一旦用车船迁徙，使他们离开国都寄食他处，士卒又人数众多，这不是使他们安定的办法。应当照旧。”皇上依从了，最终撤销了裁退军队的议论。闰十一月，皇上询问府兵制度，说：“府兵制度同租庸调法相互配合。”王安石说：“现在轮番上值的人，就给他们衣服和粮食，这样无论贫富都可以入卫出戍。即使没有租庸调法，也可以实行。只是义勇不必在手背刺字，刺字对实际控制有什么补益？现在既然让良民担任义勇，就应当用义礼来奖赏、供养他们。刺手背只会使他们不乐意，实际上没有补益。又应当选择乡里的豪杰作为将校，酌量加以奖拔，那么人们自然会喜悦服从。现在招募的士兵担任宿卫，甚至有积累官阶达到刺史、防团者。把这种做法移用于义勇，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陛下慎重选择近臣，使他们都有处理政事的才能，那么以后可以与此相比较。而且祖宗朝，北部边境没有警报，就立即罢兵。如今既已讲和而屯兵过多，只是白白耗费钱帛。”文彦博说：“自古以来都招募营兵，遇到事情平息就罢遣。汉文帝因为恭敬节俭，所以到汉武帝时府库充实；然而由于用兵，最终导致公私困乏。”皇上说：“文帝、景帝恭敬节俭，难道是因为不办各种事务才富足兴盛吗？大概是因为能够建立制度，所以取得成效。像仁宗朝，哪里曾有横生的费用？只是由于众人胡乱耗费物力，府库才空虚。” 韩绛说：“朝廷必须修明法度，爱惜财帛，这样才能使百姓休养生息。一个人独自节俭，不足以成就教化。”陈升之说：“已经议定暗中逐渐消除本路的特种兵，在京东招募补充，也将有次序地进行，不用几年就能看到成效。”吕公弼说：“沿边的军队不能裁减太多，如果遇到大规模阅兵，人数完全减少，北方人看见会认为不利。”文彦博说：“自有派遣戍守的军队，不至于耽误事务。”皇上说：“卿等可以详细议论后上奏。” 九月乙亥，皇上对陈升之、王安石说：“现在赋税收入并不是不多，只是用度没有节制，怎样节省用度？”陈升之、王安石都说到军队和宗室的费用。皇上说：“朕曾问王存军费的事，他竟说：‘臣不曾研究兵书。’”于是问王安石如何节省军队。王安石说：“陛下现在想节省军队，应当选择边州人，把一州交给他们，让他们各自精心训练；还要鼓励本州百姓，使各人都练习军事，这样就可以省兵。前些日子陛下召来的种古等几个人，臣略微同他们交谈，似乎也都可以把一州交给他们。臣曾对种古等人说：‘古今边州有五千士兵的地方，如果只挑选留下三千人，仍把二千人的衣粮费用用来鼓励百姓练兵，让留下的士兵和州民都练习作战，那么能够作战和守御吗？’种古于是说：‘如果果真只得到二千名士兵，也可以。’”皇上谈到太祖把边将托付给边地之事，王安石说：“如今有胜过太祖时的条件：靠近边境的百姓日益繁衍，所要依靠的并不完全在于招募士兵。若让募兵由边将自行挑选、训练，像太祖时那样，就更容易用来抵御敌人。”皇上说：“五代时，方镇都是豪杰，所以能够独自守住一方，不需要朝廷帮助。” 王安石说：“五代时的方镇难道都是豪杰吗？比如罗洪信，是众人找不到主帅，于是向众人高呼：‘谁能担任节度使？’罗洪信出来应募，于是众人拥立他为帅。然而

译他能够独自保全一镇，是因为任事时能够自行专断。如今朝廷用拘束限制的法令对待边将，却让他们统领这样的军队。现在招募的士兵出自无赖之人，尚且可以担任军厢主；那么近臣以上的官员，难道反而不如这些人吗？这正是先王成法，是国家长远的计策。”皇上极为赞同。

译十二月乙亥，皇上谈到边兵已经不足以守御，虽然耗费衣粮，却又不能裁减。王安石说：“如今如果再裁减，确实就没有办法应付缓急；不裁减，费用又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果不能治理军队，稍微恢复古代制度，那么中原决没有富强的道理。”皇上于是说：“可以让义勇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说：“必须先省掉募兵，才可以议论这件事。”王安石说：“计算每年募兵死亡的人数，用义勇补充他们就可以。”皇上问：“唐朝建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所以根本强固。如今建都关东，如果府兵兴盛，京师反而不足以应待外方。”王安石说：“府兵各处都可以设置，也可以命令他们入衙。”吕公弼和韩绛都认为入卫困难。文彦博说：“曹州、濮州的人专门做盗贼，怎么适合让他们入卫？”王安石说：“曹州、濮州的人难道能应募到各班各军中吗？应募者都是强暴狡猾的无赖之人，尚且还能用来防备。义勇都是良民，又以有财力的户为将校，怎么反而可以把他们当作祸患来防备？”陈升之想让义勇逐渐到近州戍守，王安石说：“药力不强，眩晕之疾就不能痊愈。陛下如果想改变数百年来募兵制度的弊病，就应当果断行事，详细制定法制，使首尾各项都完备；否则没有补益。”皇上认为必须预先制定确定的条法，不必立即宣布，逐渐推行即可。枢密院退下后，王安石告诉皇上说：“陛下认为柴世宗能够开拓疆土、使天下归服，原因是什么？”皇上说：“莫非是因为能够果断？”王安石说：“柴世宗能使军威重新振作，并不只是因为在高平之战斩杀樊爱能而已。天下盗贼、杀人犯和亡命之徒，每天都招募为禁军，史官认为当时孤儿寡妇见到仇人也不敢较量，后来后悔了却没有人得到宽赦。臣认为史官不足以了解世宗，世宗并没有后悔。当时中原军力衰弱，认为不招募这些人就不足以战胜各个僭伪之国。等到招募的人数已经足够，法令就不能长久宽弛，所以不再赦免他们的死罪。这是事先确定计策，必定在后来成就功业，哪里是因为认为策略错误而后悔呢？世宗招募盗贼、杀人犯和亡命之徒作为禁卫而不以为忧患，确实是因为有帝王的威势和谋略。如今正当太平之世，征发义勇入卫，有爵位赏赐的鼓励、有俸禄恩赐的利益，却反而担心他们发生变乱，恐怕不是正确的论断。大概是因为现在的人长期习惯看见募兵，却没有见过民兵之事，所以一听到这个建议，就不能不惊骇。然而如果不改变募兵制度，实际上确实有值得忧虑的地方。” 此事据《日录》，是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本系于三年十二月。兵部上报陕西、河北、河东三地义勇的数目：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人，加上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人，共十五万六千八百人，编为三百二十一指挥；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人，现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人，编为四百三十指挥；河东二十郡，自庆历以后共七万七千人，编为一百五十九指挥。三路义勇合计四十二万余三千五百人。河东、陕西弓箭手的数目：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人，现籍七千人；陕西十郡以及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人，只有秦凤有寨户，陕西没有户籍数目。后来义勇逐渐消减，全都编联为保甲。” 编联为保甲，见于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事一并据《兵志》第三卷增入熙宁二年事。二年三月壬辰朔，枢密副使韩绛与文彦博、吕公弼争论裁退禁军。文彦博、吕公弼极力陈说这样做不便，皇上命令暂且依照旧制。这一天，韩绛也称病告假。这个月，诏令将龙猛八指挥合并为六指挥。旧有三百五十八指挥的额数，自康定、庆历以来，各军间或有合并、废除的，到熙宁初年大规模整顿军额，有就近合并的，如龙卫三十九指挥合并为二十；有把全部军队拨归隶属的，如宣威并入威猛、广捷，宣威于是废除；契丹直拨入神骑，契丹直于是废除。有合并营伍而增加额数的，如加宣武二十指挥、四百人之额，合并为十二指挥、五百人之额。有就近合并而改换名称的，如骁猛四指挥，把第四指挥改充骁雄，保留三指挥。从此部伍整齐严肃，不再有名义存在而实际上缺额的情况。七月丙申，王安石进呈蔡挺请求把义勇编为五番教阅的奏事。皇上于是谈到民兵，王安石说：“募兵还不能全部罢除，民兵可以逐渐恢复。即使京城辖区也可以设置。至于广南，更不可拖延。现在中原招募禁军前往戍守，死伤很多，这是损害仁政。陛下如果确实裁撤军职，把所得官职中的十二三分用来鼓励百姓中的豪杰，使他们趋向成为民兵，那么事情很容易成功。”皇上担心枢密院不肯措置义勇。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确实想实行，谁能阻止？关键在陛下。”于是又对皇上说：“国家的大政，在于任用兵、农。”皇上说：“先措置好军队，再谈农事，因为治理农事需要财力。军队不节省，就没有办法充足。”王安石说：“农事也不能排在军事之后。前代兴起的君王知道不能废弃农事，所以才能兼并天下。兴办农事并不一定要耗费国家钱财，只要根据百姓有利的事情使他们获利，也就是依靠百姓的财力来办事。”泾、渭、仪、原四州有义勇一万五千人，旧制规定负责戍守；经略使蔡挺开始命令他们遇到轮番上值时，依照诸军结成阵队，分别隶属各将，选择技艺精熟者迁补，发给官马、月廪、时帛，郊祀赏赐同正兵一样，于是同正兵共同参与作战和守御。当时土兵有缺额，诏令招募三千人。蔡挺上奏说：“义勇逐年点刺，虽然按时训练，却还没有用于征战防守。臣认为可以考察府兵遗留下来的制度，使他们轮番戍守，用来补充所缺的土兵。”诏令又询问远近配置、分番戍守的办法，蔡挺立即分条上奏：把四州义勇分为五番，每番三千人。秋防从八月十五日上番，十月结束；春防从正月十五日上番，三月结束。如此周而复始。招募土兵后，每年减少粮食八万石、料钱六千余缗、春冬衣一万五千匹、绵三万七千两。诏令依从，在诸路施行。十二月壬申，诏令枢密使文彦博等到资政殿对答。文彦博等拿出京城、开封府界以及京东等路禁军的数目，皇上也从宫中拿出治平年间的军队数目相互参照，询问了很久，于是下诏，殿前司虎翼军除水军一指挥外，保留

译六十指挥，每指挥以五百人为额，总计在京三万四百人。增加义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界确定六万三千人，在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三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一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各一千二百人，川、峡三路共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的其余指挥，以及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先前已经拨并；河北因为人数仍然很多，须留待以后议定。四年三月癸丑，皇上谈论农兵之事，想实行宋道的策略，召集百姓免除税赋、充任弓箭手。文彦博认为绝对不可行。王安石说：“恐怕可以实行，但也不必这样做；如果确实用利害关系驱使百姓训练，何必采用宋道的策略？”皇上想选择人员掌管兵部，像司农寺那样，王安石说：“京城各司本来就足以提领天下纲要，不只是兵部如此。”皇上说：“因为兵部最为急迫。”王安石说：“确实如此。” 陈瓘评论说：“王安石说，可以用利益驱使百姓，使他们趋向成为士兵。王安石这句话，也是想改变募兵宿卫的制度。” 宋道是河南人，当时任都官郎中、同提举三门白波辇运。他曾应诏陈述五件事，其中第五件是增加设置沿边弓箭手，以节省戍守军队。他又曾说，请仿照古代民兵制度，登记边地成年男子，免除他们的税赋，不废弃县官的职事，同时使他们熟悉山川地形的便利，这样便可以得到二十万战士。后来这些事情多有施行。七月，诏令挑选诸路军队的一半分开，年满四十五岁以下、能够披甲作战的合并为大分；五十岁以上愿意成为平民的，听任其意。旧制规定，士兵到六十一岁才免除兵役，而且还不立即准许。到这时，免为平民的人很多。十二月丙寅[7]，枢密院说：“诸路厢军的车骑等名额过多，从骑射到牢城，名称总共有二百二十三种。其中有些因事务需要招募人员、团立新额，或因工役、榷酤、水陆运输、通行道路上的山险桥梁、邮传马牧[8]、堤防堰埭[9]而设；像这类军队，事务仍在，名称不能废除。至于剩员、府牢城，都是等待罪犯配隶的人；壮城专门治理城隍，不承担其他差役，另成一军；教阅厢军也另立名额。请把诸路不教阅的厢军合并为一个名额，其余的从简裁废。它们的迁并依照禁军法。”奏疏获准。于是下达诸路转运司，以州的大小高下为次序，从某州开始作为第一指挥，依次排列到某州，共编为若干指挥，每指挥不超过五百人。河北称崇胜，河东称雄猛，陕西称保宁，京东称奉化，京西称劲武，淮南称宁淮[11]，两浙称崇节，江南称效勇，荆湖称宣节，福建称保节，广南称清化，川峡四路称克宁。天下厢军马步指挥总共八百四十，其士兵共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府界以及诸司因事务招募的军队名额不计算在内。五年正月。此前，曾孝宽对王安石说：“有军士深深诋毁朝廷，尤其认为迁并营房不便。有人说现在连续阴雨成这样，正是造反的时候。”王安石把这件事全部告诉皇上。文彦博说：“近来朝廷变更制度，人情汹汹，不止一件事。”王安石说：“朝廷的事情合当变更，怎么可以因循？像合并营房的事，也应该这样办；这些人竟敢纷纷议论，公开肆意诋毁，实在无所顾忌。至于说要造反，恐怕必须深入察究。”吴充说：“合并营房的事已经很久，人人都习惯了，怎么会有这种事？近来只有保甲之事使人情不安。”皇上谈到太祖善于控制军队，又谈到斩杀川班之事。王安石说：“五代时军队骄横。太祖如果见识同常人一样，就会因循姑息，最终不能成就大业。只是因为勇于行事，所以能使这些人服从，成就大事。然而依靠募兵来治理国家，终究不是安定宗庙社稷的办法。”皇上说：“像庆州士卒柔远的变乱，依靠属户才得以平定。这样说来，募兵怎么能专门依靠？”皇上想知道诋毁朝廷的军士主谋姓名，枢密院请求责罚殿前、马军、步军三帅，王安石请求交给皇城司，皇上说：“不如交给开封府。” 于是命王安石把元绛召到王安石府第，告知皇上的意思。林希《野史》说：起初，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京城内外争相传阅。王安石对此很忧虑。凡是传递那封信的人，往往暗中借事陷害。民间又伪造一封司马光的信，诋毁王安石更加厉害，言辞鄙俗。皇上听说后，对身边的人说：“这一定不是司马光所作。”王安石大怒说：“这是因为司马光喜欢传播诏书来博取名声，所以导致流俗之人也仿效他。使新法受到阻挠、异论纷纷，都是司马光倡导的。”于是把案件交付狱官，彻底追究伪信的来源，竟查到皇城使沈惟恭等人指斥皇上。将他们流放海岛，把杞□弃市[12]，以此严禁民间私下议论自己。后来侦察窥伺的人分布在都城各处。又过了一年，曾孝宽以修起居注的身份侍奉皇上，趁机说民间往往有怨言，不可不加禁止。王安石于是派皇城司派人秘密侦察道路，有谈论、戏笑以及议及时事的人，都交付狱官。皇上料想他们本来不是邪恶谋反，多数宽免释放。保甲中的百姓有人把匿名书揭挂在树梢，说如今无法生活，应赶快设法保全自己，约定向朝廷申诉。王安石大怒，于是拿出钱五百千来捕捉写匿名书的人。不久，乡村百姓偶然私下说：“农事正要兴起，却驱使我们阅习武事；如果不斩杀王相，我们这些人就不能休息。” 巡逻侦察的人抓到说这话的人，把他交付狱官。王安石认为写匿名书的人一定就是此人，便指使狱官罗织成案。百姓受不了杖打拷掠，始终不肯承认。法官以辱骂大臣论罪，判处徒刑三年。皇上笑着说：“乡村百姓无知，只命令杖打臀部十七下就够了。”开封推官叶温叟在府中任职不到一年，前后办理因私下议论时事以及辱骂王安石而起的案件三十多起。林希所说的情况，必须详细考察。七月己亥、闰七月癸酉都有匿名书的事情，也应一并考察。四年三月己酉，曾孝宽请求设立赏格，捕捉煽动迷惑保甲的人，与这件事有关。”}], 七月壬寅，诏令步军司的床子弩雄武五指挥九百三十九人，合并为两指挥；飞山雄武指挥一千二百人，也合并为两指挥。每指挥都以五百人为额，仍命核查在京现今各军已经拨并的数目，奏报朝廷。六年三月癸亥，皇上对王安石说：“宿卫亲事官中有击打指挥使、使其头部受伤的人，但还没有查明主犯姓名。宿

译卫的法规不能不赶快改革。”安石说：“臣本来曾经议论过这件事。这确实容易改革，只是需要有适当的安排。” 陈瓘评论说：王安石想要改革宿卫的法规，先从经义入手创立新说，然后编造神宗皇帝的圣训，说应当赶快改变这套法规。他假托先帝的训示，就可以说是圣王所遵行的；用经术加以文饰，就可以压制士大夫私下的议论。这两件事先实行，三卫随后建立，逐渐危及国家根本，使忠义之士寒心。人们都只把罪责归于一京，哪里知道谋划其实出自私史呢？如果不是陛下守住太祖的宏大规制，遵循历朝形成的法典，使那两部书中的主张得到有次序地实行，今天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十月甲戌，把龙卫三十九指挥合并为二十指挥。庚寅，皇上说：“裁减合并军营，共省去军员四千多人，这相当于十万军队的费用。如果训练精良，使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不仅能够战胜敌人，也可以节省财用。”王安石等说：“多年以来，陛下选用使臣，专门命令他们训练军队；有时在便殿召见，亲自考察阅试。赏罚既然分明，士卒就知道勉励。看他们技艺精熟，一个人可以抵得上几个人，这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安石又说：“合并军营、训练士卒的事情已经见效，这些措施都没有损害百姓，而那些不守正道的人却妄自煽动众人。”皇上说：“应当逐渐安定下来并除去这种煽动。”安石说：“如今已经平息了。” 八年三月乙卯，考察各军转员，三天后停止。旧制，捧日都虞候有四人，到这时增为五人；而马军都指挥使只缺骁骑一人，于是以捧日的一人补任骁骑军主。其余四人照旧，按原有军分依次升迁就都不得进行。于是改补这四人，合并任为马步军副都军头。又把龙卫、拱圣、骁骑、武骑、宁朔、神骑原有的一百三十一指挥，后来裁减五十指挥，并兼管马军。指挥使以下已经补授的八十一指挥，除去正额后人数仍有剩余，于是从裁减的指挥中选出尚未调并的四十三指挥，暂且各设置下名指挥使一人、副使一人、军使三人，按次序升迁。元丰二年六月，诏令捧日、龙卫、鈯直、左射四指挥平均抽调人员补入捧日、龙卫各指挥，今后不再补充人员。这四指挥所领取的钱帛等，交群牧司办理；粮草交提点仓场司封存储备。八年三月，禁军中最亲近、在殿陛间执事的，称为诸班直；宿卫官中减少随从车驾的，亦属此类。不是诸班直的，隶属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其余军队都用来守卫京师、准备征战戍守。出戍边境或在各州轮换戍守的，称为屯驻；不在各州屯戍而隶属于总管司的，称为驻泊；不属于屯驻、驻泊，而因为粮价便宜，留在那里领取廪给的，称为就粮；由各司招募的称为役兵；由各州招募的称为本城厢兵；经过教阅的称为教阅厢兵；归附的蕃人中组织其部众加以使用的，称为蕃兵；把百姓编成什伍并教习武事的，称为民兵。熙宁、元丰年间，兵制已经十分完备了。这是《兵志》第一篇新作的叙述，现摘录附载于此。凡属禁军，奉钱达到千的为上军，五百以上的为中军，五百以下的为下军。其赏罚和升迁叙用，都以此为等级。禁军政令由枢密院掌管，每年秋月考察其技艺，以便奖赏和勉励。熙宁年间登记天下禁军，共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年间登记为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起初，皇上即位时，总计治平年间的军队一百一十六万，其中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与庆历年间的名籍相比，减少了几十万人；开宝年间增加到七十万二千人。皇上忧虑军队冗多、国家财用不能接续，开始议论裁减合并，后来又亲自制定选拔训练、整治武备的法令很多。有一天，皇上回头对辅臣说：“前代造成乱事的，都是些无赖而不得志的人。太祖平定天下后，把他们全部招集起来，刺字编为士兵，连接营房使他们居住，以什伍相互约束；用军法节制他们，给他们的长官优厚俸禄，使他们自爱自重；把生杀之权交给长官，使威势寄寓在等级之间，让他们不敢妄动。这样既没有人敢作奸犯科，又借用他们的力量来保卫和供养良民，使各自安居乡里，所以太平事业得以奠定而没有叛民，自古以来没有能比得上这一点的。太祖供养士兵只二十二万多人，其中各道十多万人。让京师的军队和百姓能够制约各道，而不发生外部动乱；把各道的军队合起来足以抵御京师的军队，就不会发生内部变乱。内外相互制约，没有偏重一方的忧患。天下太平了一百多年，大概就是以此为根本。起初，皇上想要裁减军队，王安石回答说：“拣选训练募兵，并鼓励三路百姓练习武事，这样军队就可以裁减。”后来于是把京畿百姓编成什伍，设置保甲；各路也依次推行。元丰年间，义勇、保甲于是轮番上番，以代替禁卫，因此巡检、县尉司所省去的募兵达数万人。诏令对空缺名额不再补充的，把节省的财费集中储存，专门用来备办武备。此后民兵人数便超过了募兵，国家财用也得到宽裕。又议论想从百姓中选择勇力才干出众的人，像唐代府兵那样，在蕃人以上充备宿卫。这件事虽然没有实行，但其规模和规划已经很宏远了。这是《兵志》第一篇所说的内容，现附载于此；其中保存的军队数目，还必须详细考察。国朝把负责备战和守卫的军队称为禁军，把供给徒役使用的军队称为厢军，分别隶属于各州的本城内，总归侍卫司管辖，而尚书兵部掌管其政令。因事而设立名目的军队，各自隶属于相关部门。又有厢军经过教阅的，起初称为厢禁军，后来都称为下禁车【杰按：车，疑为“军”字之误。】。其俸给起初由各司发放的，也分别按所承担的事务隶属管理。熙宁三年，诏令按照禁军分为五都的办法，检治厢军。此后禁军有的降为剩员，有的升阶来充任厢军。各路力役事务增多时，间或下诏增加招募。京西转运司招募的，多达三万人；陕西裁减额数五千人，也达到三万人。河朔流民寄居京东的，按照旧制招募训练，编为忠果二十指挥，分别隶属于河北总管。为修治道路、赈济饥民，以及修筑河北和熙河路的城垒，河北招募五千人，熙河也招募三个人。修筑京城，把废弃马监的军队设置为广固、保忠共十指挥，也有五千人。湖南徭人平定、戎州和泸州用兵、化河转运漕粮，也都增加设置军队。总的来说，熙宁、元丰年间厢军的数量，与太祖、太宗以来相比大概多了。五代以后，凡是国家的劳役都从百姓中调发，所以百姓因劳作而困弊。宋朝统有天下后，全部使用厢军服役；凡不是工匠营造修缮的劳役，百姓都不参与，所以天下百姓的力量得以保持，太平延续了一百年。

译校勘记 [1]“条例司”：原本作“条理司”，根据文意改正。[2]“粜籴”：原本脱去“粜”字，根据《续长编拾补》卷四补入。[3]“检详文字”：原本作“检详定官”，根据《续长编拾补》卷五改正。[4]“罗拯”：原本作“罗极”，《续长编拾补》卷五沿袭原本错误而误。现据《隆庆仪真县志》的发运使题名改正。见拙著《宋代路分长官通考》。[5]“比数”：原本“比”字作墨丁，《续长编拾补》卷六把这个墨丁删去。现根据文意补入“比”字。[6]“亦以为虞”：原本作“不以为虞”，意义不通，根据《续长编拾补》卷六改正。[7]“丙寅”：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根据《长编》卷二二八补入。[8]“邮传”：原本作“部传”，根据《长编》卷二二八改正。[9]“堤防”：原本作“提防”，根据《长编》卷二二八改正。[10]“他役”：原本作“他后”，根据《长编》卷二二八改正。[11]“宁淮”：原本作“宁武淮”，多出一个“武”字，根据《长编》卷二二八删去。[12]“杞□弃市”：《长编》卷三二九没有墨丁，直接写作“杞弃市”。《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六十七卷 神宗皇帝 裁减抑制臣僚奏荐 熙宁元年九月。此前，殿中御史里行张唐英说：“仁宗以来，屡次改革京官的授予制度。”知谏院吴申说：“现在卿、监有七十多员，将来子孙全都奏请授予京官；少卿、监、郎中以及带职员郎共五百多员，员外郎八百员。几年以后，他们都升为郎中，将来的奏荐人数又会是现在的两倍。”同知谏院吴充说：“宫中妃嫔按恩例奏荐亲属，也请裁减。”都官员外郎庞元英说：“入仕制度的弊端，只有诸副使一项还没有大力裁减。”四份奏状都批送学士院，召集两制官员共同详定。丁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说：“旧制，宰相、使相的儿子授将作监丞，兄弟、孙子、侄子都授太祝、奉礼郎，亲堂弟、侄子授守校书郎。现在规定，宰相、使相奏荐亲堂弟、侄子，只授试校书郎。旧制，大卿、监的儿子授在京主簿，兄弟、孙子、侄子授试校书郎。现在规定，大卿、监每次郊礼，亲生儿子可奏荐一人，等到符合参选条件时，授予初等职官；兄弟、孙子、侄子降一等，其中曾任知杂、省府副职且不是责降的，依旧制办理。” 少卿、监的儿子都授试校书郎，兄弟、孙子、侄子授斋郎。现在规定，少卿、监每两次郊礼可以奏荐一人，其中曾任知杂、省副职且不是责降的，依旧制办理。谏议大夫、待制、观察使以上官员，遇到两次郊礼，可以奏荐亲生子侄一人；现在规定遇到三次郊礼才可以奏荐一人。旧制，各妃每逢圣节奏荐亲属一人，隔年可以奏荐二人，郊礼可以奏荐一人；嫔御每逢郊礼各奏荐一人，两遇圣节，按一次南郊的例子办理。现在规定，各妃每逢圣节和南郊只能奏荐一人，只准奏荐有服亲属；淑仪、婕妤、贵人遇南郊，可以奏荐小功以上亲属一人；名号不同而资品相同的，也准许按这一类奏荐。旧制，皇亲的妻子遇两次郊礼，才准奏荐亲伯、叔、兄弟、侄子一人。现在规定，皇亲的妻子不再准许奏荐。旧制，郡主、县主遇郊礼，才准奏荐亲生儿子授右班殿直；其丈夫的亲属及庶子，要遇两次郊礼，才准奏荐一人授借职。现在规定，郡主、县主遇郊礼，可以奏荐亲生儿子一人，只举荐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