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六英宗皇帝

译教养宗室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日，增设宗室学官。诏书说：“因为宗室支派人数很多，而诱导教育他们的方法还没有做到位，所以命近臣推荐有学问和德行的人担任教授。《传》不是说过‘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吗？子弟的学习，如果不是尊长勉励，就不知道努力。如果不遵从教诲，命令尊长司把姓名报给大宗正司；教授如果不称职，由大宗正司察访举荐并上报。”宗室中从率府副率以上有八百多人，奉朝请的有四百多人，而教学官只有六名。这次开始下令增设：皇族中三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三十人，设置讲书四员；十五岁以上的有三百零九人，增设教授五员；十四岁以下的另设小学教授十二员，加上原有六员，共二十七员[1]，分别教导他们。皇上对韩琦等说：“凡事的施行都担心逐渐懈怠、时间一久便废弃，何况求学之道尤其要戒除不能持中的弊病。各位宗室中年幼的人，仍须由本位的尊长经常加以率领勉励，这样或许不会懈怠。可以召舍人把这个意思说明，写成诏书加以告诫勉励。”因此有了这道诏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九人〕 《两朝正史·从质传》说：从质字子野，年轻时品行笃厚，为人修养高洁。他曾割取大腿肉为兄长治病；从谨的疾病痊愈后，从质自己却患病，不能参加奉朝请。他平日生活俭朴，每逢年节得到俸禄赏赐，便广泛购置珍奇异物，献给御厨，数量以万计。皇帝对此感到奇异，派使者询问他想要什么。他对使者说：“臣承受国家厚恩，不幸患病，如今没有办法表达诚意，所以做这些事，并不是有所企求。”皇帝又派使者坚持询问，他才说：“陛下过于怀疑臣有所企求，如果实在不得已，希望为臣在宗室各位中选择儒官教导子弟，使他们不失去忠孝之道，这就够了。”皇帝赞叹并认为奇异，于是增加教授员额。从质最终任左屯卫大将军、信州团练使[3]，去世[4]。宗室无论年长年幼，都哭得极其悲哀。追赠定州观察使、博陵侯。按：从质是德昭的孙子、惟忠的儿子，死于皇祐四年八月甲午日。《实录》有他的传记，但只记载官爵迁改，并没有提及其他事情。不知正史从哪里得到这些内容？割股之事已经见于天圣五年十二月庚寅日；唯独关于请求增加教授员额以及从质提出建议的事情，如今因治平元年增设宗室学官而附在《从质传》中，还应当考察。丙午日[5]，皇上已经命令增设宗室学官，认为宗室人数比从前增加了数倍，而宗正司的事务也更加繁多，于是在丁未日又增设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任命左龙武卫大将军、宁州防御使宗惠为怀州团练使，兼领这一职务，并且下诏再次加以警戒。宗惠是允升的儿子[6]。皇上在藩邸时，对宗室中各人的才能优劣都了解得很详细，认为宗惠颇有贤能，所以提拔任用他。宗惠谢恩那天，皇上把选任他的意图告诉他，宗惠便在自己的住所修建房屋，题名为“闻义”，每天与学士、大夫在那里讲习，以身作则率领宗室。皇上两次召他到延和殿答对，允许他分条上奏朝政，由御药院转交。旧制度中，大宗正司正负责统领宗室事务；宗室女子和皇帝内外的仆役隶属于管勾所。宗惠请求全部罢除这些机构，统归宗正司，人们认为这样便利。起初，宗室依照序爵仍自行分列宾主，讲官坐在主席东边的一角。此时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入座，并且说：“宗室应当按照亲族尊卑排列次序，与讲官分为宾主。”他两次写信给大宗正，事情仍不能决定，因内朝把吴申的两封信送上，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宗室在讲席上按正位就座，从吴申开始。申，是建安人。在芳林园修建了睦亲北宅和广亲北宅。起初，睦亲宅的密州观察使宗旦等五人、广亲宅的原州团练使克戒等二人说，子孙众多，而居处狭窄。于是下令丈量旧上清宫的土地，划出七宅，以宗旦等五人为睦亲西宅，克戒等二人为广亲东宅。有关部门正在营建时，天章阁待制王猎建议：把睦亲宅四周的官私房屋划给广亲西宅。已经派遣度支部副使张焘等人前往察看，但皇上认为这样会惊扰居民太多，不同意。可是上清宫所修的七宅已没有剩余土地，皇族日益繁衍，恐怕以后还有应当迁居的人，于是下令选择土地。张焘说：“芳林园中居住的宗室已经很多，但土地还有剩余，可以不扰民而满足需要。”于是就在这座园中修建宅第，迁徙宗旦等七家；后来又有请求迁居的，便扩建宅第，让他们迁入。克戒是德雍的孙子。三年四月壬子日，任命右武卫大将军、果州刺史叔褒兼任文州团练使。起初规定，宗室年满十五岁且通晓经书的，由大宗正司上报，命官员考试其策论和经义；合格者，按成绩高低赐予出身，有的还升迁官职。到这时，叔褒考试所学合格，所以有了这一任命。叔褒是德恭的曾孙。

译疑为蔡襄。治平二年二月辛丑日，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任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知杭州。起初，皇上从濮邸被立为皇子，朝廷内外没有异议。即位以后，因为服药的缘故，皇太后垂帘听政。她曾对中书说：“仁宗既然立了皇子，因而追念鄂王等人，悲伤得流泪。宦官和宫妾争相迷惑他，近臣中也有提出异议的，真是奇怪；而且还是一两个有名望的人。近臣的奏章文字只放在先帝的卧榻上，最近已经在烧钱炉中烧掉了。”中书不敢询问她们的姓名，只连声应诺退下。不久，外间也渐渐传说蔡襄曾经提出异议，但没人知道是真是假。皇上的病痊愈后，多次询问蔡襄是什么样的人。有一天，因蔡襄请朝假，皇上变了脸色，对中书说：“三司掌管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蔡襄十天中有四五天请假，为什么不另用一个人？”韩琦等共同奏道：“三司事务没有缺失，罢免他没有理由。现在再找一个才识名望超过蔡襄的人，也还没有。”欧阳修又奏道：“蔡襄的母亲八十多岁，多病。蔡襄只是请朝假、不参加日常问安罢了，太阳升高以后就进入官署，也没有耽误政事。” 然而每次奏事谈到三司，皇上没有一次不变脸色。等到谅祚进攻并击退泾原军时，皇上于是督促中书说边事将要兴起，军需尚未备齐，三司应当尽早另选人。韩琦等起初还请求免谈此事，但皇上的意思没有改变，于是奏道：“等蔡襄自己请求罢免时，就可以调任他。”起初，传闻有多种说法，有人说皇上亲自在宫中看见了奏牍。到这时，因蔡襄请求罢免，韩琦便向皇上追问。皇上说：“宫中没有见到文字，但在庆宁宫时就已经听说了。”韩琦说：“这件事出自昏暗不明的传闻。如果真假还没有弄清，请求再加审察。假如让蔡襄因流言获罪，那么以后小人就可以陷害人，善人便难以立足了。”曾公亮说：“京城后来喜欢制造诽谤议论，一个人捏造虚言，众人传来传去，便把它当成事实。前代因似是而非的话陷害忠良，不但使臣下遭祸，也给国家带来祸患。”欧阳修说：“陛下认为这件事确实有还是确实没有？”皇上说：“虽然没有看见他的文字，又怎么能保证一定没有呢？”欧阳修说：“对于似是而非的诽谤，不仅没有踪迹可查，即使踪迹情状清楚，也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伪。先朝夏竦想要陷害富弼，便让他的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过了很久学成后，又伪造石介替富弼撰写废立诏书的草稿。” 幸亏仁宗圣明，富弼才得以保全。我在至和初年服丧期满到京城时，有嫉妒我的小人伪造我请求淘汰宦官的奏稿，散布到朝廷内外，内臣无不对我咬牙切齿。我担任判铨才六天，就被杨永德谗毁，因差遣船只的事情被罢职、出知同州；也幸亏仁宗保全我，不久查明我无罪，于是拒绝留任，直到今天。由此说来，即使有文字，也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伪，何况连踪迹情状都没有呢？希望陛下不要因此疑心。”韩琦和曾公亮又分别进言，皇上说：“制造诽谤，固然比不上其他人。”于是下令让蔡襄出任地方长官。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吕公弼暂代三司使。公弼奏事完毕，皇上说：“你接替蔡襄任三司使，蔡襄处理诉讼不能及时裁决，积压的事情很多。你打算怎样处理？”公弼知道皇帝不喜欢蔡襄，回答说：“蔡襄办事勤勉，从未有怠慢和过失，恐怕进言的人只是妄言罢了。”皇帝认为公弼是厚道的人。

译刺陕西义勇。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在陕西各州军中刺取百姓充任义勇。起初，宰相韩琦奏道：“三代以及汉、唐以来，都登记百姓作为士兵，所以人数虽然很多，供养却极其微薄。凭借这种办法来维持控制万国、威服四方，近世所蓄养的冗兵更无法相比。唐代设置府兵，最接近古制。天宝以后，府兵制度废止，不能恢复，因循到五代，广泛招募长期征戍的士兵，所以使天下困顿而无法供给。如今的义勇，河北近十五万人，河东近八万人，勇悍朴实，是天性如此。他们有财力资产，又有父母妻子牵系；如果稍加选练，也就是唐代的府兵。陕西在西部战事开始时，也曾实行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后来刺面编入保捷正军。等到夏国纳款，朝廷拣选放免，如今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河东、河北、陕西三路是防御西北的地区，事情应当一体办理。现在如果在陕西各州也点取义勇，只刺手背，这样又能让他们知道不再刺面，就可以不引起惊恐。或者先在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刺取，等舆论安定后，再推及各郡；一时虽不免有些小的扰动，最终却会成为长远的利益。” 诏令同意了这个建议。枢密副使胡宿请求暂且只刺取沿边州军的百姓。皇上说：“不如立即办完。韩琦的意思也是这样。”于是命徐亿等前往；商州、虢州不登记，其余地方全部登记义勇。凡主户家中有三丁的选一人，六丁的选二人，九丁的选三人。年龄二十至五十岁、才力勇敢的人充任，只刺手背。每五百人为一指挥，设副指挥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每年十月轮番到军中接受检阅训练，一个月后停止。又诏令秦州成纪等六县中，凡买得保毅甲承名额的人[9]，三丁刺一人，六丁刺二人，九丁刺三人，全部作为义勇；每人赐钱一千，总共得到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后来又诏令秦、陇、仪、渭、泾、原、邻、宁、环、庆、鄜、延十二州的义勇，遇到召集防守的日子，供给米二升，每月发给酱菜钱三百。《实录》说刺取义勇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会要》与《实录》的数字相同；现在依从本志。十二月另行发给米和钱，《会要》记在三年八月十五日的事项中，本志认为是在这一年。现在依从本志，并附带记载在这里。于是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我恭敬地看到，康定、庆历年间，赵元昊叛乱，王师屡次失败，正军缺少，于是登记陕西百姓，三丁中选一丁，作为乡弓手。不久又刺面编充保捷指挥，驻守边境。乡里百姓忧愁怨恨，无法尽述。耕种养蚕的百姓不习惯战斗，官府既要耗费衣粮，私家又要负责供送，骨肉离散，田园荡尽。陕西百姓直到今天二十多年仍不能恢复旧状，都是因为这件事。当时河北、河东的边事稍缓，朝廷只登记当地百姓充任义勇，并不刺面编为正军。如今议论的人只奇怪陕西独没有义勇，却不知道陕西百姓三丁中已经有一丁充任保捷了。自西部战事以来，只有陕西困于各种科调；与景祐以前相比，民力耗损了三分之二。加上近年屡遭灾荒，今年秋天才稍有收成，正希望得到休息，又遇到边境有警，众人的心已经动摇。如果再听到这道诏令，必定会引起很大惊扰。况且眼下陕西的正军已经很多，并不至于缺乏，为什么要根据这种做法，办这种有害无益的事情，重蹈覆辙呢？”他又奏道：“从前康定、庆历年间登记陕西百姓作为乡弓手，开始时明白发布敕榜说：让他们守护乡里，必定不刺面编为正军，也不派往边境戍守。” “敕榜还没有收回，朝廷却把他们全部刺面编入保捷指挥，命令他们到边地驻守。当时我正在陕西服丁忧，亲眼看见了这些事情。百姓都生长在太平时代，不懂兵革，一旦被调发为兵，从陕西以西，乡里之间仿佛家家办丧事、户户遭劫掠，往往逃到外地躲避。官府拘系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紧急得如同追捕罪犯；他们只得卖掉田园，用来缴纳赎金或购赏。刺面以后，教头贪图他们家中富有，百般征取剥削；衣粮不足以自养，还必须从私家索取。有的驻守边境，还必须由家中千里供送，父母的财产日渐消耗，直到耗尽。何况他们平生所习的只是桑麻和耕作，至于铠甲、弩、槊，即使每天加以训练，也免不了生疏；临敌之时，不便应战，反而想退走。不但自己丧命，还会牵动大军。后来官府知道他们没有用处，便大加淘汰，发给公据，放他们各自谋生。但他们游惰已久，不再肯承受耕作的劳苦，加上田产已经空尽，无处可归，于是都流落在外，受冻挨饿，不知下落。老人至今谈起此事，仍然长叹流泪。他们因此失业，显然可以看出。如今朝廷虽然说所登记的百姓只刺手背，农闲时由州县召集训练，只在乡里，不让他们戍守边境，但民间因过去的事情受到震动，一定会大肆传播讹言，彼此惊扰。” “朝廷号令前后失信的事情已经很多，即使州县官吏遍访民家，当面加以说明，也终究不会有人相信；百姓逃亡躲藏，刑狱案件必定增多，足以动摇众心，伤害和气。如果这件事对国家有丝毫益处，即使再有顾虑也没有什么；但它有害无益，已经显而易见。希望陛下体恤百姓，早日下令停止。”他又奏道：“康定年间选取乡弓手时，原本没有刺手。后来到庆历年间，刺面编充保捷，富裕人家还可以多花钱，雇用强健的人代替。如今一律刺手，这就是让十多万无罪的人永远编入军籍，不能再做平民。它对百姓造成的祸害，比康定时更加严重！”他又奏道：“我近来反复思考这件事，确实是给百姓造成世世代代的祸害，对国家却没有丝毫利益。为什么说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祸害？我私下看到，河北、陕西、河东在景祐以前本来没有义勇，各州县的各种差役，都由上等财力的人户承担；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再没有大的差役，除非遇到大饥荒的年份，否则都能穿暖吃饱，父子兄弟和睦欢乐。自宝元、庆历年间，把陕西一路的弓手全部刺面编为保捷正军，从此百姓便骚扰愁苦了。”

译“河北、河东百姓与陕西一路相比，虽然免除了离家背井、到边境戍守和战死敌前的祸患，但一旦刺了手背，遇到水旱灾荒，想要分家迁徙去谋求丰收之地，或者想把田产典卖干净、漂泊外出做客，都要担心官府不按时召集，不敢向东向西迁移。况且差点召集时，州县官吏难道不会索取钱物吗？训练时，军官教头难道不会搜刮吗？所以在平时各种差役之外，又增加了这一种征调劳役。况且今天登记以后，州县的义勇都有固定数额，每有逃亡或病死，州县必定随即补充。然而义勇本人既被束缚到老死，子孙若有壮丁，又免不了被刺为义勇；这就使陕西百姓子子孙孙常常有三分之一成为士兵。所以我说，这是对百姓世世代代的祸害。为什么说对国家没有丝毫利益？有人诘问说：‘古代的士兵都出自民间，难道民兵古代可以使用，今天就不可以使用吗？’我回答说：三代时实行井田制，用它来供给士卒和车马。平时居住时编为比、闾、旅、党、州、乡，出征时编为伍、两、卒、旅、师、军。担任各级首领的，都是乡里的士大夫。” “唐初的府兵各有营，府中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相互统领，所以命令下达的当天，几万人的队伍就可以立即齐备，没有人敢逃亡躲藏，因为平时的纲纪本来就完备。如今的乡兵却不是这样，虽然有军员、节级的名号，但他们都是乡党、族亲、姻亲，是平时彼此拍肩搭背、饮酒赌博、争斗殴打的人，不像正军那样有严格的上下等级。太平无事时，州县召集训练，也有行阵旗鼓、开弓张弩、坐作进退和呐喊，看起来确实像可以作战。假如听说敌寇大举深入，边兵已经败退，边城不能守，那么他们无不迎风听声，四处奔逃离散。那些军员、节级将会像鸟伏鼠窜一样，只顾自救还来不及，哪里会有一个人能够替县官率领士卒抵御敌寇呢？所以我说，这对国家没有丝毫利益。”他又奏道：“如今主张义勇有利的人一定会说：‘这样既不用河北、河东的衣粮，又能得到几十万精锐士兵；他们训练熟练，可以抵抗敌人。而且兵源出自民间，也符合古制。’请允许我说明并不是这样：那几十万人只是虚数；所谓训练熟练，只是表面现象；兵源出自民间，只是名义上和古代相同，实际却不同。” “古代士兵出自民间，耕种养蚕所得都用来供养自己的家庭，所以在家时富足，出征时精锐。如今既向农民征收粮帛来供养正军，又登记农民本人充作士兵，这就是一家承担两家的事情。这样一来，百姓的财力怎么能不枯竭？依我的愚见，河北、河东已经刺手的百姓尚且应当放免，何况陕西尚未刺手的百姓呢？陛下想知道利害的实际情况，为什么不试着召集进谏的人询问呢？自从河北、河东实行义勇以来，敌寇有多少次深入腹地州军，是用义勇迎战而使敌寇败退的？如果实行义勇以后，三路正军都可以废除，这才是万世长久的策略。希望陛下实行，不要迟疑。如果自从设置义勇以来从未经过战阵、使用过义勇；如今即使有义勇，正军也还不能废止，那么怎么忍心把十多万无罪的百姓全部刺入军籍，成为无用的士兵呢？”他又奏道：“我昨天上殿请求停止刺取义勇，陛下宣谕说命令已经下达。我退下后思考此事，忧郁难过，整夜不能入睡，深深忧虑陛下这句话的错误。自古明圣的君主，听到一句善言，立即为此改变号令的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只是近年大臣明知自己的考虑不成熟、号令已经失当，却没有办法压制台谏官的言论，便说命令已经下达，难以更改；这其实是坚持错误、拒绝纳谏的话。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大政，正是应当求善不厌、从谏如流的时候，却也说出这种话，天下将对您有什么期望呢？况且唐代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都是中书门下省的属官，每天同中书令、侍中一起侍奉在天子身旁，议论国家大政。如果事情有缺失，都可以随时规正。如今国家凡有大政，只是两府几位大臣相互商议，深严秘密，外廷没有一个人知道。等诏敕已经下达，台谏官才得以知道。有时事情不妥，必须上奏论列，又说命令已经下达、难以更改，那就意味着国家凡有失政都无法挽救了。这样难道只是我一个愚臣在当时没有用处？谏诤之官都可以废除了！依我所见，只应当讨论事情的得失，说明言论的是非，不应说命令已经下达、不能更改。”皇上始终没有听从。司马光一共上奏六次，并且向中书申诉，自劾请求离职，也始终没有得到允许。他曾到中书，与韩琦辩论。韩琦对司马光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后面才是实际行动。如今谅祚正骄横，如果让他听说陕西突然增加二十万军队，难道不会震慑吗？”司马光说：“兵法所说的先声，是指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兵，只能在一天之内欺骗敌人罢了。稍微拖延，敌人知道真实情况，就不能再使用这种办法了。如今我们虽然增加二十万兵，但实际上不能用于作战，过十天西夏人知道了详细情况，难道还会害怕吗？”韩琦不能回答，又说：“您只是看到庆历年间陕西乡兵起初刺手背，后来都刺面充任正军，所以担心今天又会这样。如今已经颁下敕榜，和百姓约定永远不充军、不戍边了。”司马光说：“即使是我，也免不了怀疑。”韩琦说：“我在这里，您不必担心这句话不能兑现。”司马光说：“我始终不敢相信。不是只是不敢相信，只是担心相公自己也不能确信罢了！”韩琦怒目而视说：“您为什么这样轻视我？”司马光说：“相公长期在这里当然可以这样说，万一‘均逸偃藩’[原文如此]，换了别人留在这里，借相公已经办成的这些军队，派遣使者运粮戍边，转眼之间就能办到！”韩琦默然，最终也没有因此停止办理。此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成为常事。熙宁元年五月丙申日，枢密使吕公弼请求从河北义勇中每个指挥挑选少壮、材武、技艺出众者一百人，在手上刺“上等”二字，酌情免除其户下的支移、折变，另行编队集合训练，按照日期期限办理；解散时一并发给口粮。若已经达到一百人而又有超出这一等的人，允许登记入籍，等有缺额时收补。朝廷同意了。戊戌日，诏令各路在登记的义勇中把有胆力的人另列为一等，以备不时捕盗；等有功劳时，再议论按照才能给予优异的名目。同时制定呈试武艺的三等办法，允许各色人自行陈述。中、下等，允许义勇请求（其余见《神宗朝》）。

译裁减冗官。治平三年九月[10]。起初，皇帝想革除冗官的弊病，进言的人都说，三年考核一次便升迁，升得太快，稍微迁升就达到高位，所以得到恩荫的人很多。诏令把这些意见全部交给两制官详细审定，删去最切要的姓名。进言说：“我恭敬地看到，审官院对京朝官以上考核升转官职的人，一年大约有一千人。因职任而升擢的还不包括在内。《国朝会要》记载：真宗采用谏官孙何等人的奏疏，于是废除了郊祀后按序升进的制度。又命有关部门考核官员的功过优劣，皇帝临轩召见当面对答，亲自加以升降；又命审官院考核在京京朝官任职五年以上、考核中没有贪赃私罪的人，把姓名上报，再议论升迁品秩。又命在京臣僚已经三年考核、改转官职后仍旧任原职的，直到任满替代后再满三年，才再次考核。那时的条制虽前后不同，但大体上并不限定三年，也不把在任和替代后一概按同样期限考核。如今从寺监立簿以上的官员，大多三年就调任外地，不等候任满回京；在京任职的也没有等候替代后另定年限考核的制度，以至于有人在家等待缺额，动辄超过一年，居处没有职事，俸禄却不断领取。只要满三年，又要考核。” “我认为考课的弊病，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考核升迁过快，也没有比现在更快的。请求朝廷考察详定旧制，针对如今内外京朝官及两制以上官员的考核办法，另立一个适中的制度。即使不能达到虞舜三年考核一次、据此升降的典制，暂且恢复祖宗制度，也差不多可以抑制侥幸升迁的弊病了。”权任御史中丞彭思永相继进言：“请求今后前行正郎应当考核升迁的，依照转任大卿、监的规定，等满四周年才实行。并且从历任正郎以后，必须得到五名举主，其中有本路提点、转运使以及大两省官三人，才准改转少卿、监。”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同知谏院傅卞说：“请求今后京朝官到员外郎，除仍按旧年限考核外，前行员外郎转正郎的考核，一律限定四周年；到了前行郎中，不再允许考核升迁。两制臣僚从待制以上，均请求五周年考核，到了谏议大夫，不再允许考核。”殿中侍御史吴申说：“请求从现在起裁减节制；如果前行郎中应当转任少卿、监，暂且让他停止，先确定员额，等有缺额时按次序升授；仍以任职年深、没有贪赃私罪，或者曾任职司差遣而没有被责降，或者前后历任官职值得称道、平素有文章德行的人优先升转。” “前行员外郎应当转任郎中，以及太常、国子博士应当转任员外郎的，也暂且停止，先确定员额，等有缺额时按次序补任。”监察御史里行刘庠说：“请求少卿、监应当考核转任大卿、监的，如果年龄已经达到七十岁以上，不再允许考核升迁。”监察御史里行蒋之奇说：“两制以上四年转两官，北京官却是两年转一次。请求两制也依照京朝官的例子，五年考核转一官；到了前行郎中以后，再增加左司郎中一次升转。”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奏道：“考察祖宗朝制度，内外官员并没有规定升转期限。大中祥符八年才开始颁下诏令，京朝官一律满三周年，命审官院考核并引见对答，予以转官。那时仕途还清明，官员人数较少。后来直到现在五十多年，大约是祥符初年的十倍，因此官员多而职位少，白白耗费俸禄，才干好坏无法辨别，差遣也无法安排。考课之法虽然恢复实行，官制的弊病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如今详定的意见只是想让京朝官以上考核一律各延长一年，升朝官到了后行郎中不再考核。如果有人才望，或者有功劳，或者因任职繁难而需要任用，就由朝廷自行甄别提拔。” “大概说来，入仕升朝，累迁至正郎，奏请恩荫子孙，逐渐奉行法令、遵循道理，本来就应当达到州郡长官的职位；以这种方式安排常调，已经是优厚的待遇。待制以上官员既然身处显要近侍之位，请遵循祖宗旧例，不再考核升迁。如果因事功，或者因担任职事，皇上亲自推恩升迁改任，既然资品已经很高，就各自根据现任官职停止升迁。其余条例一律仍旧。担任卿、监而没有历任职司差遣、只是从常参官逐级升迁的，都送审官院依例安排差遣。年老或有疾病，请求留在台、宫观、监当任职的，也不再考核升迁。这样，权柄归于君上，奖劝和黜退由朝廷实行，人才能够得到甄别，重要、艰难、繁重的职位可以选用人才，事情安排得当，制度简明易守，比起祖宗制度，仍然更加优厚。”癸亥日，诏书说：“我认为治理的根本必定始于官制；设置官职的方法，也应当有所选择。国家承继历代圣人的福祚，达到太平盛世，却借用省、寺官员出任、办理各种事务，又允许他们以三年为期升迁一次。岁月既久，官员繁多积聚；即使天下广大，工师实际也很多，以官职统率人，超过额数的已经加倍。所以我台阁中的臣僚多次陈述其中缘故，现在因此广泛议论，仔细寻求善策。” “而封章接连上来，请求改立制度。我赞同与卿士共同谋求适中之道，希望积弊由此停止。从今以后，待制以上官员自上次迁官后满六年而没有过失，就再次升迁；有过失也延长年限，升到谏议大夫为止。” 待制以上官员六年升迁一次，升到谏议大夫为止；不知道后来是哪一年又改了这项制度，应当考察。京朝官四年考核一次，升到前行郎中为止。大夫、卿、监仍以七十人为定额；有缺额时，就考察前行郎中中已升官且满四年的人，按任职月份长久次序补任。少卿、监以上升官听候皇帝旨意。如果另有功劳，或者因重要、繁难的差遣而由特别诏旨推恩，也不在此例。” 依据《会要》以及当时颁降的条贯册令，《实录》和正史记载了诏书，其余内容都删去了，似乎很可惜，所以又保存下来。最初进言的人，应当考察他的姓名。张舜民《退休小史》说：“京朝官四年考核，原本没有明文法令。熙宁年间，审官院大体实行了它，直到今天成为常规。”按：这道诏书以及臣僚的申请写得很完备，怎么能说没有明文法令？难道是张舜民没有详细考察吗？

译训导皇子。嘉祐八年五月甲辰日，诏令每年供给皇子仲鍼公使钱一千五百贯，仲纠、仲恪各一千贯。甲寅日，右司谏王陶任户部员外郎、直史馆，充任皇子位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书丞孙思恭充任皇子位说书。宣庆使、安静军留后、入内都知任守忠提举管勾皇子位。司马光说：“臣下愚昧，恭敬地希望陛下多设置皇子官属，从天下广泛选拔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充任，使他们每天与皇子居住游乐，讲论道义，鼓励善行、抑制恶行，辅导皇子成就美德。他身边前后侍奉的仆从，也都选用谨慎端正诚实的人；让所属官司具结担保、证明其人，然后才可任用，并且专门委托伴读官纠察举发、实施执行。如果皇太子自己有过失，多次规诲仍不听从，也允许把情况上报。这样，他必定会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日有所成、月有所进，善人更加亲近，邪人更加疏远，实在是天下的幸运。”戊辰日，皇子仲鍼、仲纠开始到东宫听读。九月庚戌日，诏令把皇子位改为庆宁宫。辛亥日，皇子、光国公仲鍼任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改赐名顼；乐安郡公仲纠任明州观察使、祁国公，赐名颢；大宁郡公仲恪任耀州观察使、鄂国公，赐名頵。壬戌日，皇子位伴读王陶任淮阳郡王位说书，孙思恭任侍讲；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韩维任太常丞，充任记室参军。王陶等请求让王接受拜礼，皇上不许。吕诲说：“王现在还没有出阁，暂且应当设置师友，不宜马上设置属官。我请求朝廷先端正王陶等人的名位；名位一正，礼制名分自然安定。况且王年纪已经长大，应当早日出阁，开府建官；翊善、侍讲自然就是属官，这样在事体上没有不顺的。” 十月戊寅日，赐淮阳郡王公使钱每年二千贯，祁国公、鄂国公每年各一千五百贯。十一月，吕诲又请求早日建立东宫[11]。他的奏章说：“陛下即位以来，圣体违和，虽然天子的光明降临于下，皇上的德音却很少听到。国家各种政务，皇上从未亲自裁决，一概交给中书、枢密院，皇太后从中参与决断。若不是辅臣奉承旨意，两制官和近侍也不能到帘幕之下，何况疏远的臣子呢？如此一来，爵赏、刑罚、威权全都归于政府，只要政府完全公正也就罢了；倘若有差错，凭什么得到纠正？下情之所以闭塞，朝廷内外之所以不安，原因就在这里。为陛下谋划，没有什么比早日建立太子更好：在内辅佐号令，使赏罚威福从中枢发出，人人知道归向，下面没有异心，这是当前最快见效的办法。汉文帝即位初年，有关部门请求预先册立太子。文帝是英明睿智的君主，景帝是贤明的继承人，尚且因为没有预先建立太子而忧虑，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何况淮阳王天资聪颖，按法理应当是嫡长继承人，应当预先册立，以巩固根本，杜绝旁人的窥伺，安慰人心；这是为万世考虑。希望陛下完全敞开聪明的听觉，俯身采纳臣下愚忠，审慎考虑权柄不可移到下面，也要想到时机不可错失。效法汉文帝预立太子的策略，为宗庙社稷作长久打算；上有圣后辅佐，下有太子依靠，陛下高居朝廷，仰赖他们成就各种政务，还有什么能超过泰山一样的安稳？这样，陛下就可以心游清静，不言而自行教化，人与神都喜悦，上天的意旨也显明地加以辅佐。” 不用服药的喜讯，指日可待了。” 十二月乙亥日，淮阳王顼出阁。王向两宫辞别，悲泣得不能自持，太后也哭泣，安慰劝告后送他离开。从这以后，他每天入朝两次。治平元年六月己亥日，进封皇子、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顼为颍王，仍命有关部门择日准备礼仪册命。丙午日，宰臣韩琦等上表请求把自己的位次排在颍王之下，诏书答复不准。戊申日，诏令大敕所列位次中，皇子顼排在富弼之上，颢排在宋庠之下。丁巳日，诏令赐皇子颍王公使钱三千贯，颢二千贯，頵一千五百贯。戊午日，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任直集贤院，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任直集贤院、诸王府侍讲。起初，淮阳郡王将要出阁，任命王陶等为翊善、记室、侍讲；到这时封为颍王，而东阳郡王颢又将要出阁，所以升迁王陶，命他兼任东阳王翊善；韩维、孙思恭任两王的记室、侍讲。颍王性情谦虚，礼遇并亲近官僚，尤其厚待韩维，每件事都向他咨询，韩维都尽心回答，甚至涉及起身行礼。行动的缓急进退，他都陈说其中的节度。有一天韩维陪王坐着，近侍拿弓样靴进来。韩维说：“王怎么能穿舞靴？”王面露惭愧，立即命人毁掉。皇上刚开始病重时，说话颇为伤害太后，太后哭着告诉辅臣，并责怪两王[12]；韩维等极力劝谏说：“皇上已经失去太后的欢心，王应当竭尽孝敬恭顺来弥补，即使这样还担心来不及；否则，父子都会遭祸！” 王醒悟了。后来有一天，太后对辅臣说：“王近来特别有礼，都是你们善于选择官僚的结果。应当召他们到中书来褒奖劝谕。”曹佾被任命为使相时，王想让韩维等把太后的意思传达给辅臣。韩维和孙思恭不同意，王最终让王陶去说。韩维和孙思恭告诫王说：“陛下亲自总理各种政务，内外上下的名分和事体已经端正，您只需专心尽孝，均衡奉养三宫罢了，其他事情不要参与。” 二年二月甲申日，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邵亢任直史馆、颍王府翊善、同判司农寺，命他到皇子两府供职。皇帝曾在群玉殿召见他，询问天下事务，说：“学士真是国家的人才啊！”所以任命他为王府官。十月戊申日，都官员外郎、权发遣三司开拆司孙永任诸王府侍读[13]，屯田员外郎、中书编修文字孙固任诸王府侍讲。颍王好学不知疲倦。有一天，他拿出新刻录的《韩非子》，交给王府僚属校勘。孙永说：“韩非的学说险薄，没有什么值得看的。”王说：“刻录此书只是为了充实藏书数目，并不是因为喜欢它。”

译三年二月乙巳日，颍王府翊善邵亢奏道：“皇子颍王天资早熟，婚姻已经到了适婚期限。正值陛下即位之初，也是继承大统、承继家业的时日，按照礼制推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臣恭敬地看到，本朝亲王聘娶，虽然《开宝通礼》完备地载有旧仪，但因循至今从未实行，以至于出现敲门送羊和酒、送镇柜银钱之类的事情，这些只是里巷中的常谈，大概是士大夫不愿说的；在圣明之日实行这些，臣私下认为不安。请求下诏给太常礼院，广泛参考并约取旧典，修撰颍王聘纳的仪范。凡旧例中不合礼的，一律废除。”诏令礼院详细审定。礼院奏道：“《开宝通礼》规定，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等礼仪，本朝从未使用。如今查得《国朝会要》所载皇亲婚礼礼物的数目，请依照《会要》的旧例办理。”皇帝同意了。三月壬戌日，纳故宰相向敏中的孙女为皇子颍王的妻子，封为安国夫人。在这以前，宫中派遣使者泛泛走访各位大臣之家，为王选择婚配。记室韩维奏道：“王孝敬友爱、聪明，举止行动合乎法度。正要研习经学，以观察他成就德行；如今选择姓族、迎娶妻室，关系尤其重大。应当逐一选择有功勋、有声望的人家，精心挑选贤淑聪慧的女子，考察古代纳采、问名的礼义，依礼完成婚事，不应只图相貌。”（安国夫人封号在辛未日，现一并记载。） 四月乙未日，颍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知制诰、知谏院、度支郎中、直集贤院王稷臣，充任颍王府翊善，到皇子两府供职。十二月。此前，皇帝长期服药。监察御史里行刘庠上奏请求册立皇太子，皇帝不高兴，把他的奏章封存起来。一天，宰相韩琦等问候皇帝起居后退下，颍王走出寝门，忧虑之色显露在脸上，回头对韩琦说：“怎么办呢？”韩琦说：“希望大王早晚不要离开皇上的身边。”颍王说：“这本来就是做人儿子的职责。”韩琦说：“不是因为这个！”颍王醒悟后离去。皇帝自从得病以后，不能说话，凡有政事处置，都写在纸上。辛丑日，皇帝的病情加重。辅臣问候起居完毕，韩琦又上奏说：“陛下已经很久不上朝了，朝廷内外忧虑惶恐，应当早日册立皇太子，以安定众人的心。”皇帝点头同意。韩琦请皇帝亲笔写下指示，皇帝于是写道：“立大王为太子。”韩琦说：“一定是颍王。烦请圣上再亲自写明。”皇帝又在后面批写：“颍王顼。”韩琦立即召来内侍高居简，把御札交给他，命翰林学士起草诏制。学士承旨张方平到皇帝榻前接受命令，皇帝倚着几案说了几句话，张方平无法辨明。皇帝用手在几案上比画，张方平于是请求进呈笔墨，把皇帝所要说的写下来，便进呈笔墨。皇帝写道：“明日下诏，立某人为皇太子”十个字，但所写的人名不太清楚。张方平又进呈笔墨，请皇帝把名字写清楚。皇帝再次写下“颍王”二字，又写下“大大王”三字。张方平退下起草诏制。壬寅日，册立皇子颍王顼为皇太子。皇帝既然采纳大臣们的意见册立皇太子，因而流泪。文彦博退下后，对韩琦说：“你看见皇上的脸色了吗？人生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父子之间，也不能不有所触动。”韩琦说：“国家大事应当这样办，又能怎么办呢？”皇太子起初听到诏命后，在皇帝榻前推辞了很久。癸卯日，大赦天下，赐文武官员中承袭父亲官爵的人勋级升一转。乙巳日，下诏定于来年正月十九日册立皇太子，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为礼仪使，翰林学士王珪撰写册文，钱明逸书写册文，知制诰宋敏求书写宝文。四年正月丁巳日，皇帝在福宁殿驾崩，神宗即位，当时二十岁。校勘记 [1]“并旧”：原本没有“并”字，意思不完整，现据《长编》卷二○二补入。二○二补入。[2]“患于渐”：原本“患”字作墨丁，现据《长编》卷二○二补入。二○二补入。[3]“终左屯卫大将军”：原本作“从□左屯卫大将军”，现据《长编》卷二○二改补。二○二改补。[4]“薨”：原本作墨丁，《长编》卷二○二的注文没有这个字，现根据文意补入。二○二的注文没有这个字，现根据文意补入。[5]“丙午”：原本没有这两个字，现据《长编》卷二○二补入。二○二补入。[6]“允升”：原本“升”字作墨丁，现据《长编》卷二○二、《宋室·宗室传》补入。二○二、《宋室·宗室传》补入。[7]“以身”：原本作“以自”，现据《长编》卷二○二改正。二○二改正。[8]“宗室女中”：原本作“宗室文□中”，现据《长编》卷二○二改正。二○二改正。[9]“秦州”：原本作“泰州”，现据《长编》卷二○三改正。二○三改正。[10]“九月”：原本作“八月”，现据《长编》卷二○八改正。二○八改正。[11]“又乞”：原本“又”字作墨丁，现据《长编》卷一九九补入。[12]“并咎两王”：原本“两王”下有两个墨丁，现据《长编》卷二○二删去。二○二删去。[13]“权发遣”：原本作“中发遣”，现据《长编》卷二○六改正。二○六改正。《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七 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