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神宗皇帝

译苏轼诗狱 治平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苏轼任直史馆。皇帝还在藩王府时，听说苏轼的名声，想按照唐代旧例召他进入翰林，立即授予知制诰。韩琦说：“苏轼是远大的栋梁之才，将来应当为天下所用。应在朝廷培养他，使天下士人无不敬畏、仰慕而归服，然后再取用他，这样人人就不会再有异议。如今突然任用他，恐怕天下士人未必都认为合适，反而足以连累他。”皇帝说：“知制诰既然还不可以，任修起居注，可以吗？”韩琦说：“记注与制诰相近，也不能突然授予。不如在馆阁中选择接近上等的贴职授给他，而且按近来的惯例应当召试。”皇帝说：“因为还不知道他的才能如何，所以才要考试。像苏轼这样的人，难道会有不能胜任的吗？”韩琦仍说不可，于是先考试再任命。后来欧阳修把这件事全部告诉苏轼，苏轼说：“韩公这样对待我的用意，正是古人所说君子用德行爱护人的做法。” 六月壬辰，追赠已故霸州文安县主簿、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为光禄寺丞。苏洵所修的书正要上奏，尚未得到答复便去世了，皇帝赐给他家白银、绢帛各一百两匹；他的儿子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辞谢所赐，请求追赠官职。皇帝答应后，又一时下令有关部门准备船只，载着苏洵的灵柩回蜀。熙宁二年五月，群臣奉诏议论学校和贡举制度，竭力想要变更旧法，只有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上奏如此如此。皇帝看到苏轼的意见，高兴地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件事，得到苏轼的意见后，完全释然了。”随即召见苏轼，问：“你怎样帮助朕？”苏轼回答：“陛下求治太急，听取言论太广，进用人才太快。希望陛下安静地等待事物到来，然后再应对它。”皇帝惊惧地听取并接受了，说：“爱卿这三句话，朕应当详细思考。”后来皇帝问王安石苏轼为人怎样，王安石知道苏轼一向同自己意见不同，怀疑皇帝要急于任用他，于是反问皇帝：“陛下为什么召见苏轼？”皇帝说：“看到苏轼议论学校、贡举不同于众人，所以召见他。”并且把苏轼的回答告诉王安石：“他问‘陛下为什么召见臣？’朕告诉他：‘看到你的议论有些地方还没有明白，所以召来询问你。’苏轼说：‘陛下这样就错了。人臣把得到召见看作荣耀，如今陛下其实还不了解臣，若只因臣的言论便召见臣，恐怕人人都会争相用取利禄的言论来进身。’他又说朕授人官职太快，后来有的人或许没有实际才能，不能善始善终。这种说法怎么样？”王安石说：“陛下授人官职，问题在于没有考察实际情况。即使授官太快，也没有妨害。” 皇帝说：“苏轼又说，军队先行动的是客军，后行动的是主军。主军常常战胜客军，客军常常不能取胜。治理天下也是这样。君主不想先行动，应当采取安静的方式，在后来应对事情，这样才能胜任天下的事务。这种说法怎么样？”王安石说：“苏轼说的也有道理，但这只是治理之道的常理，不是治理之道的变化。圣人治理天下，受到感应后才应对，那么苏轼的话符合这个道理。但事势变化没有常规，本来就有整个世人都不知道从这种方式出发，而圣人却努力首先倡导发动的情况。譬如用兵，难道都必须后行动才能战胜敌人吗？只是要看当时的时机和形势是否适宜而已。”皇帝说：“爱卿说得很对，极其精辟。”又说：“应当让苏轼先从小事上试用，怎么样？”王安石说：“臣已经多次上奏，试用人才应当让他处理具体事务，这话确实正确。”王安石于是极力称赞吕惠卿。后来皇帝又对曾公亮说：“苏轼奏对明白敏捷，可以试用。”曾公亮说：“京师没有可以让他试任的职务。”王安石说：“苏轼也不会长久，应当任府推官。”皇帝说：“想任用苏轼修订中书条例。”王安石说：“苏轼与臣所学和议论都不同，另行让他在事务上试用即可。” 又说：“陛下想修订中书条例，大臣们不想，小臣也不想。如今苏轼不是肯违背众人来促成这件事的人，恐怕反而故意提出异论，阻挠破坏这件事。况且陛下任用人，必须反复考察，确实可以任用后才任用。如今陛下只看到苏轼的言论，而他的言论又还没有显示出可以任用，恐怕不应当轻率任用。” 八月庚戊，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说：“臣每次在本司商议政事，往往都不合意。臣已经上状申报本司，详细说明所议不同的事情。请授给臣一个合适的差遣。”皇帝下诏依从他的请求。皇帝阅览苏辙的奏状，问：“苏辙和苏轼怎么样？看他们的学问，很相近。”王安石说：“臣已经曾经论奏过，苏轼兄弟大体上把飞箝、捭阖当作办事手段。”皇帝说：“这样就应当合于时务，为什么反而成为异论？” 十一月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一并同修起居注。皇帝起初想任用苏轼和孙觉，王安石说：“苏轼难道是可以奖用的人吗？”皇帝说：“苏轼有文学才华，我见他似乎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都称赞他。”王安石说：“他是个邪僻险诈的人，我不是随便这样说，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他作《贾谊论》，说贾谊以优游渐进的方式，深交绛侯、灌婴，以取得天下的权力；又想趋附欧阳修。欧阳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难它，于是又作文章排斥章望之。他的论说全无道理。不仅如此，他遭逢父丧时，韩琦等人送给他金帛，他不接受，却贩运数船苏木进入四川。这件事众所周知。司马光说吕惠卿收受钱财，反而说苏轼为人平静，这实在是严重的诬陷。陛下想改变风俗、止息邪说，如果骤然任用此人，那么士人怎么知道陛下的好恶所在？此人并非没有才智，但从声望来说，确实不能废弃。若省府推判官有缺，也可以任用他；但他现在只是通判资序，怎么能让他修起居注呢？”皇帝于是停止任用苏轼。十二月，开封府接到中旨，要求减价购买浙灯四千多枝。权知开封府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说：“陛下留心经术，举动都以尧舜为法。即使穷尽天下人的嗜好欲望，也不足以交换陛下从经术中得到的快乐；即使穷尽天下的玩物珍品，也不足以解除陛下的忧虑。陛下难道会把灯当作快乐吗？这不过是为了奉承二宫、使她们欢喜罢了。况且卖灯的都是贫苦百姓，怎么可以用低价偿付他们的货值？希望立即停止这件事。”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苏轼又因此上奏献书，说：“希望陛下结聚人心，厚重风俗，保存纪纲。”这篇奏书共七千多字。苏轼一向不为王安石所喜爱，王安石让他权任开封府推官，是想用繁杂事务困住他。但苏轼处理决断精明敏捷，声望越来越远播，议论政事也越来越不停止。

译三年三月壬子，皇帝到集英殿赐进士及第，叶祖洽因为迎合时势而被置于第一名。苏轼上奏请求另行确定等第，皇帝不许（详见《科举》）。起初，苏轼任国子监考试官，当时是二年八月。王安石执政以后，常常称赞皇帝能够独断，皇帝专门信任他。苏轼出题说：“晋武帝平定吴国，凭独断而成功；苻坚讨伐晋国，凭独断而灭亡。齐威王专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专任子之而灭亡。同样的事情，功效却不同，为什么？”王安石看到后很不高兴。皇帝多次想任用苏轼，王安石总是诋毁阻止他。苏轼又曾上疏说：“陛下自去年以来所实行的新政，都与治理天下的正道不相同。”他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皇帝把苏轼所答的策文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苏轼的才华也很高，只是所学不正，如今又因为不能得志，所以言论放纵到了这种地步，请把他黜退。”曾公亮说：“苏轼只是持有不同的论见，没有可以治罪的地方。”另一天，王安石又对皇帝说：“陛下为什么不黜退苏轼？难道是因为可惜他的才华吗？譬如调教劣马，必须减少它的草料，加重鞭打，使它贴服，然后才可以使用。像苏轼这样的人，如果不使他困顿而自我悔悟，不挫折他不得志的心，他怎么肯为陛下所用？况且像苏轼这一类人，他们的才华对世间所能发挥的作用很少，对世间造成的祸患却很大，陛下不能不明察啊！” 七月，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说：“凡是接受诏令而特别荐举官员的，应在发出奏章当天把所荐官员的姓名报送御史台，以凭审查。”（详见《御史门》） 林希《野史》说：王安石怨恨恼怒苏轼，想加害他，却没有机会发作。适逢诏令近侍荐举谏官，谢景温建议：凡是被荐举的官员，都移送御史台考核；所荐不是合适的人，就治荐举者的罪。人们本来就怀疑他的意图另有所指。范镇推荐苏轼，谢景温立即弹劾苏轼，说他过去因父亲服丧回四川，往返时有多艘船装载货物，并贩卖私盐等事。王安石大喜，在三年八月五日奏报皇帝，六日，事情下达到八路，查问水路、陆路经过的州县，命令把所差借的士兵和梢工召来审问是否卖盐，最终没有查到事实。眉州的兵夫本来是去迎接新任知州，因而护送苏轼到京城。既然没有办法治苏轼的罪，适逢苏轼请求到外地任职，按惯例应当任州官，王安石便降低他的资序改任杭州倅，最终仍不能加害苏轼。士人舆论无不鄙薄谢景温。八月乙丑，司马光入殿，请求出知许州，说凡是像苏轼一类触犯王安石的人，王安石都诋毁他们平素的操行，并援引危险的法律陷害他们（详见《论青苗法下》）。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说：“知湖州苏轼本来没有学术，虚妄地取得当时的声名，偶然考中异科，便冒充进入儒馆。”他列举苏轼有四项可以废黜的罪行。御史舒亶说：“苏轼近来上谢表，其中颇有讥刺切责时事的话，流俗之人一致争相传诵，有志守义的人无不愤怒叹惋。陛下发放钱财，本来是为了使贫民有业，他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彰明法令以考核群吏，他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修水利，他却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严谨盐禁，他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及事物、遇到事情，随口所说的，没有一句不是以诋毁讥谤为主的，小的就刻印在木板上，大的就刻在石碑上，传播到内外，还自以为有才能。”舒亶一并呈上苏轼刊印流传的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也说：“苏轼愚弄朝廷，狂妄自大。”诏令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问治罪后上报。当时李定请求选派官员参与审治，于是罢免苏轼的湖州职任，派职员追捕拘押他。不久皇帝批示，命御史台选派一名朝臣乘驿车追捕拘押，并责问有关官员为何不管而造成疏漏；罢免苏轼湖州职任的朝旨，命派去的官员携带前往。十二月己未[1]，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黄州本州，不得签署处理公事，命御史台派人押送前往。驸马都尉王诜追削两官并勒令停职，苏辙监筠州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2]，命开封府派人押出城门，催促他们赴任。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工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华、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佐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琯、知考城县盛侨[3]、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攽、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4]、监澶州酒税颜复、选人陈珪[5]、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起初，御史台已经把苏轼的狱案具文上报大理寺，按法应判徒刑二年。适逢大赦，本应免罪，于是中丞李定说：“苏轼出身民间，不过是污浊卑贱之余，朝廷却以郎官、馆职相待，不能说不厚待他。” “然而他竟因没有得到显要任用而怨恨不满，放纵心意任意发言，讥刺时政。自熙宁以来，陛下所制定的法令制度，他全都认为不对。古代议论法令的人，只有死罪而没有赦免，何况苏轼所写的文字诋毁皇上、蛊惑众人，难道只是议论法令可以相比的吗？请求特别实行废绝之刑，以消除天下人的疑惑。”御史舒亶又说：“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苏轼讥刺朝政的文字，推究情由、议定罪行，实在不容诛杀。王诜、王巩、李清臣之外，从张方平以下共二十二人，像盛侨这样的人，大概都只是略能背诵、讲说先王的言论，却辱列于公卿士大夫之中，难道可以放置不杀吗？”奏疏上奏后，苏轼等人都被特别责罚。案件发生时，王诜曾嘱托苏辙秘密通知苏轼，但苏辙没有把这件事告知官府，也被降职黜退。苏轼最初下狱时，张方平和范镇都上书营救，皇帝没有答复。朱本改墨本说：苏轼因长期不能升进而产生怨望，凡是皇帝所施行的事情，他都作诗加以诋毁讥讪，无所不至。

译苏轼下狱以后，众人都为他感到危险，没有人敢正面进言。直舍人院王安礼乘机进言：“自古以来宽宏大度的君主，不会因为言语而贬谪人。按：苏轼是文士，本来凭才华自我奋发，以为职位可以立即取得。只是如今竟如此碌碌无为，他内心不能没有不满。现在如果一旦把他置于法网之中，恐怕后世会说陛下不能容纳有才之人。希望陛下不必把他的狱案追究到底。”皇帝说：“朕本来就不想深深责罚他，只是想让进言的道路得到伸张。朕将依从你的意见赦免他。”随后又告诫王安礼说：“只管离去，不要泄露这番话。苏轼以前已经招致众人的怨恨，恐怕进言的人会借苏轼来加害你。”起初，王安礼在殿庐见到御史中丞李定，询问苏轼是否平安。李定说：“苏轼与金陵相公议论政事不合，您幸好不要营救解脱他，人们将会把您视为朋党。”到了这时，王安礼回到舍人院，遇见谏官张璪，张璪怒形于色说：“您果真要救苏轼吗？为什么诏令催促审理他的案件？”王安礼没有回答。后来案件果然缓办，最终只轻轻治了他的罪。三年三月庚寅，御史满中行说：“近来论奏请求追还、寝止翰林学士李清臣的新任命，没有得到施行。按：李清臣以前任京东提点刑狱，苏轼在他的辖区内，他亲眼见到苏轼等人悖逆傲慢、怨恨诽谤、附和下属而诋毁上级，却不能加以制止和举发，那么李清臣失职的罪已经到了可以诛杀的程度，何况又和他们一唱一和、互相勾结，而怨恨讥谤的话又特别过分，本来就是太平治世的刑法所不应赦免的。”皇帝没有听从。不采纳。四月辛亥，前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恢复为庆州刺史，允许入朝参见。王诜以前因苏轼一案被削夺官职，蜀国长公主长期患病，皇帝想安慰公主的心，所以特意下了这道任命。后来皇帝探视公主的病情，问她想要什么，公主只是感谢皇帝恢复王诜的官职而已。七年正月辛酉，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改移汝州。苏轼说汝州没有田产，请求居住常州，皇帝同意了。元丰年间，苏轼被关在御史台狱中。皇帝本来无意深罪他，宰臣王珪进呈奏文，忽然说：“苏轼对陛下怀有不臣之意。”皇帝变了脸色说：“苏轼固然有罪，但对朕不应达到这种程度，你是怎么知道的？”王珪于是举出苏轼《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句子回答说：“陛下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认为陛下不知道，后来又到地下寻找蛰伏的龙，这不是不臣又是什么？”皇帝说：“诗人的词句，怎么可以这样解释？他只是吟咏桧树，和朕有什么关系？”王珪无言以对，章惇也在旁边替苏轼解释说：“龙不只是君主的称谓，人臣也可以称龙。”皇帝说：“自古以来称龙的人多了，例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难道都是君主吗？”于是减轻了苏轼的罪，把他以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安置。可是皇帝常常记着怜惜他。一天，皇帝对执政大臣说：“国史中的大事，朕想让苏轼来完成。”执政大臣面有难色。皇帝说：“如果不用苏轼，就用曾巩。”曾巩也不能符合皇帝的心意，皇帝又下诏起用苏轼，以原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接受命令，王震负责起草词头。第二天，改授苏轼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过一天，任命因格式不合没有下达，于是皇帝最终亲自批示，把苏轼迁往汝州。批语中有“苏轼被贬居住而思考过错，时间越久越深；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始终弃置不顾”的话。苏轼立即上表谢恩。此前，京城盛传苏轼已经在白日飞升成仙，皇帝对左丞蒲宗孟长久叹惜此事，所以苏轼这篇谢表中有“疾病连年，人人都传说我已经死了；饥寒接连不断，臣自己也厌弃余生”的句子。此条据李丙《丁未录》增入，不知道李丙是从哪部书得到的。八年五月六日，起用苏轼知登州。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说：苏轼被贬黄州后，神考常常记着怜惜他。一天，神考宣布说：“国史中的大事，朕想用苏轼来完成。”执政大臣面有难色。皇帝说：“不能用苏轼，就用曾巩。”曾巩也不能符合皇帝的心意。又下诏说：“让苏轼以原官知江州。”蔡持正、张粹明都接受诏命，而王禹玉认为不可。又命苏轼兼任江州太平观，王禹玉也认为不可。后来王禹玉任宰相，皇帝谈到苏轼，又想任用他。王禹玉说：“苏轼有诗说：‘此心惟有蛰龙知。’正当陛下飞龙在天，他不知道陛下，却要去求地下的蛰龙知道，这还不是有不臣之心吗？”章子厚说：“自古以来说龙，不只是君主的称号，人臣也有称龙的。”皇帝说：“是这样。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就是。”退朝后，章子厚对王禹玉说：“相公难道想覆灭人家的家族吗？”王禹玉说：“这是舒亶的话罢了。”章子厚说：“舒亶的唾沫也可以吃吗？”朱胜非所记载的与李丙所记载的略有不同。例如王珪两次都反对任江州和任江州太平观，以及章惇所说的“王珪说了某某话”，都应当一并考察。校勘记 [1]“己未”：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三○一补入。○一补。[2]“盐酒务”：原本没有“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入。○一补。[3]“考城”：原本作“孝城”，据《长编》卷三○一、《宋史·地理志》一改。○一、《宋史·地理志》一改。[4]“盐税”：原本没有“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入。○一补。[5]“陈珪”：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三○一补入。○一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六十三卷 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