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三神宗皇帝

译王安石诋毁排斥正臣 治平四年九月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任翰林学士。韩琦多次因入宫应对，恳切请求罢去宰相。皇帝察觉韩琦不能再留，赐给亲笔手札说：“现在准许卿暂时出任藩镇，朕将空出宰相之位，等待卿回来。”辛丑，特授韩琦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这一天，韩琦入宫应对，皇帝告诉他说：“侍中一定要离去，今天已经下制书了。”皇帝于是流下眼泪，韩琦也感动感谢。十月甲午，富弼判河阳，依从了他的请求。熙宁元年二月壬子，观文殿大学士、左仆射、判河阳富弼改判汝州，仍诏令他入朝觐见后才赴任。四月壬寅朔，富弼入朝觐见。皇帝因为富弼脚有疾病，准许他乘肩舆到崇政殿门。又因为宫门距离殿门很远，便改在内东门的小殿接见他，并免除跪拜，坐下从容交谈，一直到太阳西斜。乙巳，任命富弼为集禧观使。富弼恳切推辞，请求前往汝州，皇帝不许。富弼又说了某些话，皇帝才听从，让富弼仍旧判汝州，罢去集禧观使。在东门小殿召见他，并免去拜礼；两人坐着从容交谈，一直到太阳偏西。乙巳日，任命他为集禧观使。弼恳切推辞，请求前往汝州，皇上没有答应。弼又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皇上于是准许弼仍旧任判汝州，罢免了他的集禧观使职务。十二月乙丑，韩琦判大名府，皇帝降下亲笔诏书，允许他便宜行事。二年二月己亥，富弼授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起初，皇帝以集禧观使的名义召富弼入朝，富弼已经推辞不接受，又写了奏札说明情况。皇帝于是取消任命集禧观使的诏命，改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庚子，王安石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四月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改知郓州。在此之前，知定州孙长卿任期届满，皇帝想让滕甫和孙长卿互换任职。富弼、曾公亮还没有应对，王安石独自认为这样合适。富弼请求从容商议，退下后，王安石对富弼、曾公亮说：“滕甫是奸人，应当放在外任。”王安石曾与滕甫一同主持考试，言语不相投合，非常厌恶滕甫，所以极力排斥，把他调出京城。滕甫入宫辞行，对皇帝说：“臣只知道侍奉陛下，不能侍奉党人！希望陛下稍微收回当日对臣的宠爱，不要让臣成为党人所欣喜的对象，这样天下人就知道侍奉君主是有益的，而侍奉党人是没有好处的！”皇帝听后变了脸色。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郑獬与滕甫友善，王安石一向厌恶他们，称他们为“滕屠”“郑沽”。王安石曾对皇帝说：“郑獬极其险诈，不适合留在朝廷内。”按照旧例，两制官员的差除，必须由宰相负责起草诏令。当时富弼休假，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急忙亲自起草。议论此事的人都怀疑王安石是在实行自己的私意（详见《吕诲劾安石》）。六月丁巳，诏令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降去御史中丞之职，以本官知邓州。在此之前，吕诲上疏说王安石骄傲傲慢、轻慢皇上，暗中残害事物，共有十件事。王安石请求离职，皇帝挽留他以后，吕诲便因这件事被贬。八月，侍御史知杂事刘述、侍御史刘琦、御史里行钱颢等人说：“我们私下看到，陛下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还不到半年，朝廷内外的人心便喧嚣不安，大概是因为他任意行使自己的意志，轻易改变法度，而毫无顾忌。”当时刘述因判刑部时封还敕札而被弹劾，尚未伏罪；刘琦、钱颢先被贬黜，刘琦监处州盐酒税，钱颢监衢州盐税。十月丙申，开府仪同三司、行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三年正月戊午，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判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在此之前，张方平奉诏荐举两名能够担任谏官的人，便以李大临、苏轼应诏。张方平入朝觐见后，皇帝想任命他为宣徽使，留在京师，王安石说：“这是重大的任命，四方都在观望，不能没有正当理由。不知道陛下是要以此表彰他的功劳善行，还是只是怜惜他的资历？”皇帝说：“只是怜惜他的资历。”王安石说：“怜惜他的资历，这是什么道理？张方平已经招致了人的议论，如果这样任命，必定会再次招致议论。”又说：“张方平奸邪，谁不知道？恐怕这样的任命对陛下的政事没有帮助，等等。”张方平也坚决请求留在南京任留台，于是命他知陈州。张方平说：“民心和军务，是国家的根本，等等。”皇帝对张方平说：“还能再留一会儿吗？”张方平说：“退朝后我就出发！” 二月壬戌朔，韩琦谈论青苗之事，请求全部罢免各路提举官，只委托提点刑狱官依照常平旧法施行。癸亥，皇帝亲自从衣袖中取出韩琦的奏章给执政大臣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然在外任职，也不忘王室，等等。”又说：“文彦博、吕公弼也认为这件事不可行，只是在心里腹诽罢了[1]，只有韩琦肯来进言，真是忠臣啊！”皇帝又说：“常平法取息，奸雄或许可以借此为理由煽动百姓。”王安石说了某些话。第二天，王安石便称病不上朝。王安石称病在家后，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司马光再次起草批答说：“如今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你却想推还职任，退求安逸。卿的私下谋划固然无可遗憾，但朕所寄望的事情将要委托给谁呢？”王安石得到批答后大怒，立即上奏章为自己辩解。皇帝把他的奏章封还，并亲笔手札告谕王安石说：“诏书中的两句话，是因为作文时有督促逼迫之过，也是朕没有详细阅读的过失。现在看了感到非常惭愧。”又过一天，王安石入朝觐见，坚决请求罢职，皇帝坚决挽留他。在这以前，文彦博多次请求罢去枢密使，皇帝告诉他要等满一年才准许离去。韩绛与王安石合力排斥文彦博，每次议事，韩绛多当面阻挠他。

译文彦博内心不平，于是援引满一年后离职的诏令，坚决请求出任外官。皇帝多次派中使召他入朝，押送他到枢密院，文彦博总是回去躺着，有时闭门不出。壬申，皇帝又当面告谕他，文彦博才重新照旧处理政务。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在此之前，王安石上奏说：“有这样一种人，表面上托称劝谏皇上的名义，内心却怀有依附下属的实情。他所说的全是危害政事的事情，他所交往的全是危害政事的人。他得到高位后，是会感念陛下的宠遇，改变心意，帮助陛下施行所要做的事呢？还是会借着陛下的权势恩宠，纠合朋党，以满足自己发泄愤恨和欲望的私心，从而阻挠陛下施行所要做的事呢？臣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观察，他一定会阻挠陛下所要做的事。”于是王安石再次告假，司马光便有了这项任命。辛巳，司马光说：“臣曾在经筵侍坐时说过，发放青苗钱不便。此后朝廷又派遣使者四十多人，专门让他们发放青苗钱，等等。如果臣的话不足以采纳，陛下即使提拔臣并让臣列于二府，也只是使天下人指责臣为贪图荣华、冒受宠幸的人。”乙酉，韩琦说：“河北连年丰收，编户百姓安定复业。” “而且臣已经年老多病，希望罢免臣的河北安抚使，只任大名府路安抚使。”皇帝同意了。其实，王安石因韩琦谈论青苗之事而恼怒，想借此阻挠韩琦。庚寅，诏令收回司马光枢密副使的告敕，仍任原职。在此以前，皇帝想让司马光任西府，王安石说：“司马光虽然喜欢发表不同意见，但他的才干难道能危害政事吗？只是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是持不同意见者所倚重的人。如今把他提拔到高位，就是替持不同意见的人树立一面鲜明旗帜。司马光早晚所来往切磋琢磨的，不过是刘攽、刘恕、苏轼、苏辙这些人罢了。观察近臣所主张的，就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事情；他所主张的是这样，他这个人也就可知了。”王安石告假，皇帝于是任用了司马光。等王安石重新处理政事，便坚决推辞，于是想罢免司马光。曾公亮认为不可，说：“青苗之事，臣等多次上奏论说。”皇帝说：“这件事与枢密副使有什么关系？司马光不应当因为这件事辞职。”曾公亮于是停止进言。三月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说：“群臣多次说常平新法不便，现在命令统一申明说明，才知道法令的本意，等等。”条例司专门上奏疏驳斥韩琦所说的话，都是王安石亲自写的。吕公著多次上奏请求罢免提举官，王安石读到“取大臣章奏加以疏驳，巧妙地作出辩解，向天下宣告”时，皇帝说：“这样一来，韩琦怎么能不动心呢？”王安石说：“朝廷制定有道理的法令，如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者却不认为这是错误；方镇写出没有道理的奏章，朝廷反复加以晓谕，而执法者却说这是巧妙辩解，这就是把无理说成有理。言事官应当逐条辨明其中的错误，以启发陛下的明察，这样就可以了。如今只是巧言辩解，却看不见这种辩解有什么不当，其中的情状就可以看出来了！”丙辰，右正言、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孙觉降为知广德军。起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人都认为开封府界发放常平钱确实有强行摊派。皇帝派孙觉出去查究此事。孙觉乐意奉行，于是诏令孙觉会同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官，查验有无强行摊派后上报。不久张戬说不应派孙觉，孙觉也上疏请求辞去此行。皇帝批示说：“孙觉入殿时说‘岂敢不虔诚奉行诏命，今日就整治行装出发’。如今却反复如此，把他交给中书省弹劾审问。”后来王安石独自应对，说直接降为黄州即可，不必弹劾审问。起初皇帝想削去孙觉的同修起居注，令他回馆供职，王安石说不如给他一个小州或小军。皇帝说：“把孙觉留在这里，他一定会进一步煽动流俗。”于是有了任命他为广德军的诏令，同时也罢去了查验官的差遣。四月戊辰[3]，诏令说：“御史中丞吕公著，近来趁大臣上奏章之时，因在便殿坐着应对，竟诬称方镇有铲除邪恶之心，朕听来深感惊骇，违背事情的道理和实际。可任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起初，皇帝告诉执政大臣：“吕公著从贡院出来，入殿说朝廷压制韩琦太过分，将要兴起晋阳之兵，以铲除君主身边的奸恶。”王安石怨恨吕公著背叛自己，便用这件事治他的罪。等中书省呈上吕公著责授官职的诰词，宋敏求只说“陈述失实，援引依据不恰当”。王安石大怒，请求明白写出罪状。陈升之认为不可，说：“这样做，韩琦将如何自处？”王安石说：“吕公著诬陷韩琦，对韩琦有什么损害？如同过去谏官说升之媚事内臣以求进入两府，朝廷难道因此就废黜升之吗？”众人都低头不敢回答。有人说，孙觉曾对皇帝说：“如今藩政大臣这样被论列，却遭受冤枉和侮辱。如果处在唐末五代之际，一定会有人兴起晋阳之兵，以铲除君主身边的奸恶。”皇帝误记为是吕公著说的。己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任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变更政事，赵抃多次说这样不便。等王安石在家请求离职，皇帝告诉执政大臣罢去青苗法。赵抃想等王安石入朝任职后再说，因此新法没有罢除。赵抃非常后悔，于是上奏请求罢免各路提举官；因多次上奏请求罢职，最终命他出任外州长官。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程颢先上疏说[4]：“臣任职不才，所提议论没有补益。希望准许臣先前的奏请，早些赐予降职责罚。”所以被罢去职任。辛巳[5]，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说：“中书省送来李定任监察御史里行的词头，臣伏以为，御史这一官职按照旧制，必须担任太常博士并经历两任通判，才允许奏请荐举。景祐初年，因为资历条件相当的人少，才允许荐举未满任期的通判[6]。去年突然任用京官，如今又让幕职官突然升为朝官，处在纠察弹劾之地，臣担心这不遵循旧有的官制，也不能满足群臣的议论，因此不敢起草这道词头。”并且以疾病为由辞去知制诰。壬午，宋敏求罢知制诰。诏令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降职，任太常博士、通判滑州。李常说：“发放青苗钱，毒害流布四海；又有州县有钱却从未发放，只是让百姓缴纳利息。”

译皇帝命令他列出州县官吏的姓名，直到五六人，他始终不肯列出，而请求罢职，所以被贬黜。皇帝批示说：“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掌权大臣，诬蔑歪曲事实。王子韶表面上要求守正的名声，内心却怀有勾结奸邪的实情；他所上奏疏与当面奏报的事情，前后反复不一致。二人都降职为知县。张戬任江陵府公安，王子韶任江宁府上元。”张戬多次说青苗法不便，最后上疏说：“近来请求罢去制置司及各路使者。”并且说发放钱财取利有害，以及王安石处理政事乖谬，只专心聚敛财物，好胜而坚持错误，刚愎之性日益严重；吕惠卿险恶刻薄而奸诈凶狠，却仍留在君主身边。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人心里知道不对，却犹豫不决，观望畏避，眼看局势危急却无人扶持。起初，张戬、王子韶都是以知县资序任御史，到这时曾公亮请求都改任通判，王安石不同意。皇帝听从王安石的意见。张戬上疏以后，又到中书省极力争辩，言辞气势十分严厉。曾公亮低头不答，王安石用扇子遮住脸笑。张戬发怒说：“参政嘲笑张戬，张戬也嘲笑参政！参政所做的难道只是张戬一个人笑吗？天下谁不笑呢？”陈升之解围说：“察院不必这样。” 张戬回头说：“只是相公，难道就能没有过错吗？”退下后便在家等候治罪。当天，他就和王子韶一同被贬黜。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去知杂事。陈襄多次上奏请求罢除青苗法，不久有诏令召陈襄到中书省考试知制诰。陈襄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实行，推辞不参加考试，请求出任外官。王安石请求任用他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令尚未下达，皇帝批示：“另行进呈。”于是改变了这项任命。五月庚戌[7]，诏令说欧阳修不应当不奏报而听任朝廷指挥，擅自停止发放青苗钱，特意免除罪责。欧阳修在青州时，曾上疏分条陈述三件事。中书省说欧阳修擅自停止发放青苗钱，想特别不追究他的罪。王安石议论说欧阳修很不懂藩镇的体制，于是下了这道诏令。在此以前，皇帝又想任用欧阳修为执政，问王安石：“欧阳修比邵亢怎么样[8]？”王安石说：“欧阳修不是邵亢所能相比。”又问：“比赵抃怎么样？”王安石认为欧阳修胜过赵抃。另一天皇帝又问：“比吕公弼怎么样？”皇帝的意思是想让欧阳修代替吕公弼。王安石说欧阳修胜过吕公弼。又问：“比司马光怎么样？”王安石也说欧阳修胜过司马光。皇帝于是想任用欧阳修。王安石说：“陛下应当先召他来应对，与他谈论时事，再详细考察他在政府中是否有补益。”皇帝于是派内侍冯宗道赐给欧阳修太原的告敕，告谕他入朝觐见后赴任。王安石又说：“欧阳修的性情操行虽然好，但看待事情常常违背道理。陛下任用欧阳修，如果欧阳修不能完全合乎道理，又有人能够迷惑他的视听，陛下应当务必除去这类人。”皇帝问：“谁与欧阳修亲厚？”王安石沉默了很久，说：“欧阳修喜爱有文采才华的人。”王安石大概指的是苏轼一类人，而皇帝已经默默明白了他的意思。第二天，王安石又对皇帝说：“陛下想任用欧阳修，但欧阳修的见解多有违背道理之处，恐怕会耽误陛下想要施行的事情。”当时已经任命欧阳修为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皇帝说：“等欧阳修到来，再从容议论。”于是王安石知道欧阳修一定不会依附自己，更加诋毁他说：“臣本来就曾议论过，欧阳修如果在政府任职，一定对时事没有帮助，只会使持不同意见的人附会他，使争论更加纷乱罢了。”另一天，皇帝谈论文章，认为华丽的辞藻没有用，不如有吏治才干有益。王安石说：“华丽的辞藻确实没有用；有吏治才干，就能治理百姓，百姓可以得到利益。如果从事华丽辞藻却不懂得道理，恰好足以败坏风俗、损害义理。像欧阳修，文章在当今确实卓越，但不懂经学，不明义理，非难《周礼》，诋毁《系辞》，中间许多学士被他误导，几乎造成大坏。”当时欧阳修正在极力推辞新的任命，皇帝还没有答应。七月辛卯，诏令新任判太原府欧阳修罢去宣徽南院使，恢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在此以前，欧阳修因病五六次推辞宣徽院使，又因论说青苗法，写信责备王安石，王安石没有答复，却上奏同意他的请求。壬辰，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时，吕公弼多次说应当以安静为务。他又与韩绛不和，韩绛的侄子嘉问偷偷取出吕公弼议论政事的奏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总是先向皇帝禀告，皇帝开始不喜欢吕公弼。在此以前，被贬为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的胡宗愈任真州通判，并削去馆职。胡宗愈任谏官时，遇到事情一定进言，但不肯写出自己的姓名，言辞多含蓄委婉，所以皇帝的批语有“潜伏中伤”等话。有人说，皇帝的批语是吕惠卿所写。起初想给胡宗愈知县之职，曾公亮不同意，才任命为通判（在六月丙辰）。王安石曾对皇帝说：“近来陛下多次宣谕胡宗愈的事情。既然已经详尽说明他的情状，却诬陷他而不作决定，让他长期处在耳目官的位置，也不是压制小人、战胜流俗的办法。希望陛下也考虑到这一点。” 八月戊午朔[9]，宣徽南院使、静难军留后、判延州郭逵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命令他再次任职。在此以前，夏人侵犯顺安、绥平、黑水等寨，郭逵派李安等人合力进攻，敌人都弃城逃走。于是皇帝与执政大臣商议，想让郭逵再次任职。王安石说：“只应当给他调换镇地。”曾公亮说：“调换镇地，他一定不高兴，不如暂且不办。”皇帝说：“蔡挺已经转官，郭逵怎么能暂且不办？”曾公亮说程戡有这样的先例。王安石说：“节度使的官职难道可以轻易授予人吗？”皇帝说：“节度使的官职确实可惜。”后来又与枢密院商议此事，文彦博的意见与曾公亮相同。文彦博说：“唐代藩镇可以从尚书转任。《唐书》说：军中只听说尚书转为仆射。武臣与文臣不同，文臣不计较馆职，只知道报效国家；武臣则要一资一资地计算官职。”王安石说：“唐代藩镇与如今的形势不同。太祖派将帅平定江南，尚且只赠给钱财。如今郭逵有什么功劳，竟敢希望得到节钺？”文彦博说：“太祖时的事情与今天也不同。”皇帝说：“郭逵不至于如此。” “如果果真如此，就更应当限制，不能随便授予官职。唐代藩镇与今日的形势不同，让他调换镇地再次任职，再丰厚地赏赐他也就可以了。”弹劾苏轼贩卖盐以及苏木、瓷器等事（详见本事）。

译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参知政事韩绛任陕西安抚使。此前，韩绛上奏说夏人侵犯庆州，陕西正在用兵，请求出任使者。王安石说：“我从未经历过边事，应该前往。”皇上也想任用王安石，于是说：“王安石从未到过边地，现在可以让他出使。”韩绛认为朝廷正依赖王安石，不应让他出使。王安石说：“朝廷所依赖的，只有韩绛罢了。”皇上最终派韩绛出使。到第二年三月丁未，韩绛被罢去宰相职，以原官职出知邓州。制词责备韩绛说：“听信任用不应任用的人，违背最初的诏令；统领制置没有作为，安抚怀柔缺少谋略；突然兴兵出征，深入荒远地区。”起初，朝廷命韩绛任宣抚使，亲自授给他进攻、守御两项策略，却没有让枢密院知道。文彦博担心韩绛无功，自己也一并受责，于是上奏请求制定统一方案交给韩绛，但不要另行发布发兵的约束。王安石也请求不要参与边事，西征的方略全部交给韩绛。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任司空兼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曾公亮起初推荐王安石可以重用，等到共同执政后，知道皇上正倾向王安石，便暗中帮助他，表面上却装作不与他同党。设置条例司来改革各种事务，一切都听从王安石。曾公亮每次派他的儿子曾孝宽与王安石谋划商议，到了皇上面前也没有不同意见。然而王安石认为曾公亮没有完全赞同自己，屡次诋毁他。曾公亮虽然多次请求致仕，皇上总是挽留他。曾公亮离去时也不够果断，王安石的党羽更加憎恨他。皇上在集英殿策试进士时，曾公亮在殿陛之间上下行走，脚下一滑跌倒在地。第二天，他以生病为由告假，接连请求致仕，于是皇上才准许曾公亮罢相。癸丑，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十二月庚申，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出知邓州。赵瞻因出使而获得上奏政事的机会，皇上问他：“你任监司很久了，才知道青苗法便利吗？”赵瞻回答：“青苗法，唐朝在末世动乱中实行它，搜取百姓财物确实便利。如今陛下想作长久的打算，爱护百姓，实行此法确实不便利。”王安石暗中派他的党羽俞充诱导赵瞻说：“应当以知杂御史的职位相待。”赵瞻没有答应，因此不能留在京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任礼部侍郎、平章事。四年五月辛卯，太子中允、崇文殿校书范育再次任光禄寺丞、知韩城县。范育原从光禄寺丞任御史，所以升任太子中允。他因为议论李定，被罢去御史改任校书，不久又请求与林旦、薛昌朝一同贬黜。此前，范育说：“内心的修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如今不致力于此，只想专靠刑罚和赏赐驱使百姓，这正是天下人还没有信服的原因。”皇上对王安石说：“君主不用心术，凭什么达到治理？”王安石说：“有所作为固然要靠心术，但心术有宽窄、远近之分，功业有大小，也由此而分。”皇上说：“范育极力称赞张载、程颢，认为他们是有道德的君子，请求召回他们，这又是为什么？”王安石说：“范育先前辞去检正之职时，言论高傲而不谦逊。等到了中书省，却说没有得到札子，所以不敢就职。”冯京说：“范育只是害怕缴还敕书而获罪罢了。”王安石说：“看范育所议论的内容，他难道会害怕缴还敕书获罪吗？”于是皇上准从他的请求，便有了这项任命。六月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任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欧阳修因年老多病，多次上章请求退休，冯京坚持请求留住他，皇上没有同意。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把韩琦称为社稷之臣，尤其憎恶法纪确立、风俗改变。”皇上说：“欧阳修任言事官时，只有他能够议论政事。”王安石说：“拿他后来所做的事来考察他先前的用心，只怕与近来的言事官用心没有不同。”王珪说：“欧阳修如果离开职位，众人一定会借此发表议论。”皇上说：“不违背道义去求取百姓的称誉，众人的议论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欧阳修近来知青州，做得很不好。”王安石说：“像这样的人，给他一个州就会败坏一个州，留在朝廷就会败坏朝廷。一定要留着他，有什么用呢？”皇上认为他说得对。杨绘说：“如今旧臣告老还乡或被排斥在外的，都还没有老。范镇六十三岁，吕诲五十八岁，欧阳修六十五岁就致仕，富弼六十八岁却被弹劾而称病，司马光、王陶都五十岁便请求任闲散职，陛下难道可以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吗？”甲戌，富弼被解除使相职，以左仆射出判汝州。永城等七县的县令、县佐共十八人，都被冲替，因不执行新法而被置于狱中弹劾治罪，于是有了这项任命。富弼先前答应请假到西京养病，于是辞去汝州之职，请求依照先前的诏令到西京养病。皇上不同意，富弼于是前往汝州，仍以年老多病、神志昏塞为由，请求免除签署新法文书，只让通判以下官员施行。后来，王安石对皇上说：“富弼虽然降职受责，却仍没有失去富贵的利益，怎么能阻止奸邪呢？”又说：“处理富弼的事情，实际上还没有完全依法办理。鲧因为违抗命令被处死，共工因为表面恭敬而被流放。富弼兼有这两项罪过，却只夺去使相之职。富弼平生自认为以宽缓体恤百姓为职事，如今他之所以不放免赋税，他的真实心情就可以看出来了。” 七月，刘挚论述助役法的危害有十条。杨绘又说助役法难以施行的理由有五条。判司农寺曾布说：“御史所陈述的，全都没有切中利害的实际，请允许我逐条陈说。”王安石把曾布所说的呈上，发札给杨绘、刘挚，命令他们分析。于是下诏削去杨绘的翰林侍读学士，削去刘挚的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出任监衡州盐仓。两天后，任杨绘知邓州。九月丙申，知制诰、直学士陈襄出知陈州。陈襄曾与王安石一起起草河北诏书，说水不能向下滋润，中书省把这句话改掉了。明堂赦书中又有“奉祠紫宫”的话，言语触犯世俗忌讳，所以被调出任陈州。右仆射、知汝州富弼到州后超过两个月，坚持称病请求回去。下诏准许他回去。五年三月，富弼多次请求告老。戊戌，又授予他司空、同平章事、武宁节度使的职衔，让他致仕，并进封为韩国公。

译闰七月丙辰，知颍州、翰林侍读学士、宝文阁学士吕公著判太常寺。此前，侍御史刘孝孙弹劾吕公著在颍州有很多饮宴，他的子弟拿公库的器皿到豪民家抵押借钱，因此属吏无所畏惧，很多人放纵逸乐、逾越法度。下诏命转运副使陈知俭复查，结果都不属实；只有幕官程嗣先等人违法，而且事情发生在熙宁三年十月赦令以前。当时吕公著还在御史府。前任知州曾经拿公库的银锅抵押给祝氏，换钱供宴饮使用。前任离任后，吕公著替他赎回银锅，并不是吕公著的子弟所为。皇上对王安石等人说：“根据对吕公著的了解，必定没有这种事，现在果然如此。”王安石说：“吕公著确实有病，郡政或许治理不好。应当依照新法设置通判。”皇上说：“设置通判，吕公著怎么肯听从？”王安石说：“吕公著只是宽缓松弛，并不是固执强横。”皇上不想让吕公著治理一郡，王安石说：“让他入京主持判理闲散机构，也没有妨害。”所以把他安排到太常寺。到下个月己卯，吕公著提举崇福宫，是依从他的请求。皇上起初想让吕公著回朝，吕公著以有病推辞，王安石于是说：“吕公著既然诬陷韩琦想要举晋阳之兵，如今却自己隐瞒躲避，说从未说过这话。” 王安石的意思是担心吕公著再次被任用，所以极力排斥他。甲戌，知青州、资政殿学士赵抃任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赵抃在青州任职一年多，京东发生旱灾和蝗灾，蝗虫飞入他的辖境，恰好遇到风吹落水而全部消失，于是皇上想调赵抃出知成都。有人说：“过去的旧执政没有被派去知成都，成都如今又很少有人愿意去。”皇上说：“现在人少有愿意去，只是因为职田不多罢了。赵抃清廉俭苦，一定不会是为了职田。蜀人一向爱戴赵抃，赵抃一定愿意去。”王安石说：“陛下特别任命他，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下诏加给赵抃职衔，派宦官带着赏赐召见他，慰劳他说：“此前没有从政府中再次出任知成都的人，卿能替朕前往吗？”赵抃说：“陛下公开宣布了，这就是敕命，哪里还会有成例可说？”皇上非常高兴。八月壬午，颍州报告：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去世。六年五月癸卯，下诏说：文彦博曾接受先朝顾命，如今罢去枢密府之职，应依照曾公亮罢相的先例，给他的子孙推恩，送交中书省办理（此事见《王安石专用小人》）。七年二月壬申，龙图阁直学士孙固出知成德军。此前，皇上因为孙固是东宫旧属，曾问孙固：“王安石可以任宰相吗？”孙固说：“王安石的文章和品行都很高，任侍从、负责进献谏言，是合适的人选。宰相自有相应的气度，但王安石为人缺少从容。”皇上一共问了四次，孙固四次都这样回答。等到王安石主持国政后，孙固多次议事与他不合，所以被调出京。四月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王安石罢去原职，任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知大名府韩绛依照原官任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李师中说：“恭请陛下下诏寻求方正有道之士，召集那些乘公车而来的士人应对策问。像司马光、苏辙这一类人，应重新安置在左右，以辅佐圣德，这样以后才会有人敢于进言。”他又说：“臣愚昧不才，也没有忘记旧日所学。陛下想要做富国强兵的事情，就有禁止暴乱、增加财富的方法；想要代替上天治理、使功业兴盛，就必定有有利于使用财力、丰厚民生的道理。像臣这样的人，陛下难道要舍弃吗？”皇上批示说：“李师中竟敢放肆地虚妄欺慢，动辄请求重用；结交邪党欺骗皇上，愚弄圣上。任意施展奸诈欺骗，应当公开贬黜。可以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利州团练副使，在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王安石非常憎恶李师中，曾想夺去他的待制之职，皇上没有同意。到了这时，吕惠卿请求把李师中所上的奏疏交给外廷办理，又摘取其中的言语激怒皇上，于是李师中被废黜斥退。癸丑，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韩维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知河阳。韩维自认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多次请求离去，恰逢他的兄长韩绛入相，又援引旧例请求补任外职，于是被调出京。七年十一月，韩维被削去端明殿学士之职，因为侍御史张琥说韩维与孙永共同裁定免行钱之事不当，所以加以责罚。八年正月甲午，谏议大夫冯京以原官出知亳州。吕惠卿憎恶冯京，借郑侠上书斥逐一事，想利用郑侠排挤冯京。案件已经审理完毕，皇上认为冯京是大臣，命审理官查取能够证明是否属实的情况，冯京等人都承认有罪，于是冯京被罢去政事。郑侠虽然推荐冯京应当任宰相，其实却并不认识冯京。郑侠又称说元绛、孙永、王介等四人，自称认识元绛，其余都不认识；而御史张琥等人斥责冯京，大概是迎合吕惠卿的意旨。乙卯，下诏令宣徽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回宣徽院供职，罢去知青州之职。此前，张方平与滕甫交换任所，张方平又辞让，在延和殿应对时，把英宗亲笔写的“立上为皇太子”十五个字从袖中取出，当面进呈，于是有了这道诏令。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照原官任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闰四月癸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判永兴军。张方平请求免去宫使之职，并请求任职于近处州郡，于是有了这项任命。他仍以有病推辞，诏令依旧供职。后来皇上想让张方平任枢密使，批示已经发出，王安石将要办理文书，吕惠卿把文书扣下说：“应当晚上集议后再商议。”随后私下对王安石说：“张方平一旦入枢密院，必定对我们不利。”第二天再次进呈，这件事于是搁置。丙午，赐大理寺丞欧阳发进士出身。欧阳发是欧阳修的儿子，因三司使章惇推荐他有史学才能，请求特别加以奖擢，安置在文馆，所以有这项任命。皇上于是问欧阳修所作《五代史》怎么样，王安石说：“臣刚读了几册，其中的文辞多不合义理。”皇上说：“如果用义理来责求，欧阳修也只能做到这样。每卷后面的论说都称‘呜呼’，真是每件事都值得叹息。”这一天，韩琦上奏请求把预买绸绢、赊买借贷斛斗等事暂时搁置。王安石说：“从前苏秦游说齐侯厚葬以显示孝道，建造高大宫室以显示得意，结果使齐国破败。如今方镇中有这样用心的人，陛下难道应当不加察知吗？”皇上说：“韩琦的用心可以知道，天时接连发生饥荒，正是他所希望的。”

译此前询问他北方事务时，他竟说：‘必须把先前所做的一切全都改变，契丹自然就会没有事情。’”王安石说：“韩琦经历过两次重大变故，对朝廷可以说是有功。陛下以礼相待他就可以了；如果同他谋划国事，这就叫作启宠纳侮。”皇上说：“起初也没有想到韩琦的用心竟是这样。韩琦曾经对使者说：‘先帝是我臣下拥立的。陛下是先帝的儿子，做得好，我就面有光彩；做得不好，我也负有惭愧。’于是又称说郭子仪侍奉代宗的事情，认为那是忠顺。” 六月戊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前一天晚上，一颗大星坠落在州府，马厩里的马都受惊。皇上听到讣告后，三日停止视朝，在后苑举哀。十一月己卯，钱藻被罢去直舍人院之职。御史中丞邓绾说：“冯京性情庸碌凶狠，结交邪党、趋附恶俗，而钱藻却称赞冯京执政时不屈服、不扰乱，请求加以贬黜责罚。”皇上听从了他。邓绾知道王安石憎恶冯京，又害怕冯京重新被任用，所以这样做来附会王安石。九年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去原职，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依照原官任平章事、监修国史。校勘记 [1]“腹诽耳”：原本没有“耳”字，据《续长编拾补》卷七补入。[2]“制置三司”：原本脱去“司”字，据《续长编拾补》卷七补入。[3]“戊辰”：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一补入。○一补。[4]“云”：原本作“云云”，据文意删去一字。[5]“辛巳”：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一○补入。○补。[6]从“方许举奏”到“许举通判”，共十八字，原本误脱，据《长编》卷二一○补入。○补。[7]“庚戌”：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入。[8]“邵亢”：原本作“邵充”，据《长编》卷二一一改补。[9]“戊午朔”：原本没有“朔”字，据《长编》卷二一四补入。[10]“唐书”：原本作“尚书”，据《长编》卷二一四改。[11]“庚申”：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一八补入。[12]“郎中”：原本作“侍郎中”，“侍”字为衍文，据《长编》卷二一八删去。[13]“戊午”：原本没有这两个字，据《长编》卷二六五补入。[14]“闻讣”：原本作“闻赴”，据《长编》卷二六五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四 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