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九神宗皇帝

译青苗法下 熙宁三年四月戊辰[1]，下诏说：‘御史中丞吕公著，近来借大臣抗章上奏之机，根据便坐时的谈话回答，竟诬称方镇有铲除奸恶、清除君王身边恶人的谋划，朕听来深感惊骇，也违背事情和道理的实际情况。可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 司马光把从赵抃那里听到的情况记述如下：皇上告诉执政大臣，吕公著从贡院出来后入殿，说：‘朝廷压制韩琦太过分了，将要兴起晋阳之兵，以铲除君王身边的奸恶。’王安石怨恨公著背叛自己，便以此作为他的罪状。等到中书呈上给公著定罪降职的告词时，宋敏求只说：‘陈述不合事实，援引不恰当。’安石发怒，请求明确写出罪状。陈升之认为不可，说：‘这样做，韩琦怎么能自处？’安石说：‘公著诬陷韩琦，对韩琦有什么损害？像前些日子谏官说升之谄媚内臣以求得两府之职，朝廷难道就因此废黜升之吗？’升之低头不敢回答。皇上既然听从安石的意见修改了告词，便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青苗这点小事，哪里值得用来驱逐中丞？’光又说：‘公著一向谨慎，起初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孙觉曾对皇上说：‘如今藩镇大臣这样论列，却遭到挫辱，如果是在唐末五代之际，一定会有人兴起晋阳之兵，以铲除君王身边的奸恶！’皇上记错了，以为这是公著说的。己卯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任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变更政事，赵抃多次说不便。等到安石居家请求离职时，皇上告知执政大臣准备罢去青苗法，赵抃却独自想等安石回来休假结束，因此新法没有罢除，赵抃大为后悔，上奏请求罢免各路提举官。后来他连续上奏请求罢免，于是命他出任杭州知州。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任参知政事。韩绛有时与王安石共同上奏条例司的事情，曾称赞皇上说：‘臣见王安石所陈述的事情不止一件，全都是极为恰当、可以采用的意见，陛下应当深加省察。’所以安石尤其感激他。前秀州军事推官李定任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李定一向与王安石友善，孙觉从淮南回来后极力推荐李定，于是召他到京师。李定刚到时，拜见李常。李常问：‘南方百姓认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都认为便利，没有不说好的。’李常对他说：‘如今朝廷正在争论这件事，你见到别人时，千万不要这样说。’李定当天便到安石那里，把这件事告诉他，说：‘我只知道根据事实说话，不知道京师不能说青苗法便利。’安石非常高兴，于是上奏让李定编纂三司岁计和南郊礼仪，并暗中向皇上推荐，请求召见。安石对李定说：‘你上殿时，应当详细把这件事向皇上说明。’等到入见，皇上果然问常平新法。李定按照安石教给他的话回答。皇上很高兴，批示交给中书，想任用李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认为此前没有这样的先例，坚决争论，于是改任其他职务。（编纂礼仪之事在熙宁二年十二月一日。）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程颢先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治理，根本在于简易，施行时顺应正道，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像禹治理水一样，顺着水势使它自然流行，不强行妄为。舍弃这种方法而走向险阻，就不能称为有智慧。自古兴起治道，即使有专任一人、独自决断而成就功业的，也从未听说辅弼大臣人人心怀不同意见，彼此乖离不一，导致国政从不同渠道发出，名分不正，朝廷内外的人情都交相认为不可行，却还能有所作为的。何况处置失当，压制废弃公议，让一两个小臣实际主持大计，以卑贱凌驾尊贵，以邪说妨害正道呢？这些事情，都不合天下的道理，不应当取得成功，也不是智者所应当实行的。即使侥幸如此，事情取得一点小成功，而逐利的大臣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败，也尤其不是朝廷的福分；何况天时尚未顺利，地震连年发生，四方人心日益动摇，这些都是陛下应当仰察天意、俯察人事的地方。臣任职无能，议论也没有帮助，希望陛下准许臣先前的奏议，早日赐臣降职处分。’所以程颢被罢职。朱本删去了‘颢疏云’三字，《时政记》没有记载。程颢被责罚并不是因为这篇奏疏，前代史官错误记载，改书说：‘多次论述常平新法，请求降职处分，所以有这一任命。’考察起来，程颢这篇奏疏难道不是在说新法吗？绍圣年间的史官卑劣地替王安石避讳，于是想要篡改、抹去正论，擅自删改。如今仍依从元祐初年的版本。吕本中《杂说》说：正叔曾说，新法之所以施行，正是因为我们这一党攻击它过于用力，终于形成了各自的党派，牢不可破。比如青苗这件事，放过它又有什么害处？伯淳任谏官时论说新法，皇上命他到中书议论。伯淳见到介甫，与他剖析道理，神色十分和缓，还说：‘天下自有顺应人心的道理，参政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介甫连声向伯淳道谢说：‘这真是非常感激贤者的诚意。’这时介甫也没有固执坚持的意思了。却因为第二天张天祺到中书竭力争辩，介甫无法忍受，从此双方就分裂了。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任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一向与安石友善，又与安石的弟弟安国结为姻亲。此前，安石独自入对，问皇上说：‘陛下知道如今议论纷纷的原因吗？’皇上说：‘这尤其是因为朕设置台谏官不得其人。’安石说：‘陛下对待群臣没有方法，多次错失时机，另行设置台谏官，恐怕只是像今天这样安排，也不能免除纷纷的议论。’于是专门任用谢景温。知制诰宋敏求认为任命李定为权监察御史里行不遵循官制，也不能满足众议，不敢起草诰词，并且以有病为由辞去知制诰。壬午日，宋敏求被罢去知制诰。诏令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降职，任太常博士、通判滑州。李常说：‘散发青苗钱，毒害流布四海；又有州县有钱却从未发放，只是让百姓承担利息。’皇上命令他列出五六个州县官吏的姓名，他始终不肯列举，只请求罢职，所以被贬黜。皇上批示说：‘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执政大臣，诬妄事实；王子韶表面上想求得守正的名声，内心却怀有结党作奸的实情。他所递进的奏疏和当面奏报的事情，前后反复不一致，一并降职为知县。’

译张戬是江陵府公安人，王子韶是江宁府上元人。张戬多次说青苗法不便，最后上奏说：‘近来臣请求罢免制置司及各路使者，同时说散钱取息有害，以及王安石处事违背常理，专门聚敛财物，好胜而坚持错误，刚愎之性日益严重；吕惠卿阴险刻薄、奸诈凶恶，却还留在君王身边；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人心中知道这是错误，却依违不决，观望退避，面对危急不能扶持。’张戬上奏后，又到中书竭力争辩，言辞气势非常严厉。曾公亮低头不答，安石用扇子遮住脸笑。张戬发怒说：‘参政嘲笑我张戬，我也嘲笑参政；参政所做的事情，难道只是我张戬一个人嘲笑吗？天下谁不嘲笑呢？’陈升之替他解围说：‘察院不必这样。’张戬回头说：‘只有相公能够没有过错吗？’退下后便居家待罪，于是与王子韶一起被贬黜。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兼修起居注，罢去知杂事。陈襄多次上奏请求罢青苗法，不久有旨召陈襄到中书考试知制诰。陈襄因自己的意见没有实行，辞谢不参加考试，请求到外地任职。王安石请求任命他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令尚未下达，皇上批示说：‘另行进呈。’ 于是改任这一职务。皇上对安石说：‘经筵的人太少了。’安石说：‘为什么需要很多人？’皇上说：‘吴申全不能讲解经书，想等陈襄接受任职后，把他留在经筵。我曾见陈襄每次引用经书，大体还可以取用。’ 陈襄上奏五次，依据陈襄文集增补修订。司马光《日记》说：陈襄虽然论述常平新法时言辞委婉，所以任官特别优厚；当时正因这一点有人责让陈襄。陈襄在五月辛卯日任直舍人院兼侍读，但陈襄最终推辞不接受。太子中允、同提点京西刑狱程颢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程颢既已罢去御史之职，又恳切推辞京西的任命，因此如此。皇上对安石说：‘人情如此纷纷，怎么办呢？’安石说：‘陛下在邪说纷纷的时候，张戬这类人都只是贬黜，却又奖用陈襄任知制诰，任程颢提点刑狱，还称赞他们平实。这些小人如果依附吕公著，使他们的意愿得以施行，那么天下的利益都会归于他们。他们既不能得志，又没有失去陛下的奖用，怎么肯退下，怎么会听从而不作奸呢？所以纷纷的议论不会停止。’甲申日，翰林学士司马光阅读《资治通鉴》中汉代贾山上疏，内容是说秦始皇处在绝灭的境地中却自己不知道，于是谈到听取谏言的好处和拒绝谏言的祸患。皇上说：‘舜厌弃谗说、灭绝恶行，如果台谏官是进谗言的人，怎么能不贬黜？’光说：‘臣只是因为读到这段才谈及它，至于时事，臣不敢公开议论。’退下时，皇上留下光，对他说：‘吕公著说范镇想兴起晋阳之兵，难道不是谗说和恶行吗？’光说：‘公著平时与同僚说话，尚且要三思而后发言，为什么在皇上面前反而轻率地说出这种话？外面的人多半怀疑这不是真的。’皇上说：‘王安石不喜欢官职，也不讲究自己的供养，可以说是贤者。’ 光说：‘安石确实贤能，但性情不明白事理而且刚愎，这是他的短处；又不应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却替安石出谋划策，安石又极力推行他的谋划，所以天下人就一起指责安石为奸邪。’皇上笑了。光说：‘李定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为什么越级提拔任用他？’皇上说：‘孙觉推荐了他，邵亢也说李定有文学才能，能够安静退让。朕召见他与之交谈，确实有经术，所以想先让他试任言职。’光说：‘宋敏求封还李定的词头，何至于夺去他的官职？’皇上说：‘敏求不是因为李定而获罪。朕命他起草吕公著的诰词，其中说兴起晋阳之师、铲除君王身边的奸恶。王安石把朕的意思告诉敏求，而曾公亮认为不可。敏求不遵从圣旨，却听从公亮的话，只说“援据不实”而已。’光说：‘公著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过是希望朝廷听从韩琦的意见，罢除青苗法。言语虽然过分，推究他的本心，也可以宽恕。如今把这些话明确写在诰词中，使内外都知道，君主不保守秘密，就会失去大臣当面进言的话。如果都把这种事情公开并作为罪过，那么从今以后群臣中，谁还会向陛下尽情进言？臣认为敏求隐约含蓄地处理这些话，也不能算失当。况且敏求并不是亲自接受圣旨，而是根据公亮的话去做的。’ 皇上说：‘公亮和安石传达的圣旨不同，也应当奏报禀明。’皇上又说：‘李常不是优秀的士人，近来安石居家时，李常请求入见，极力称赞安石贤能，认为朝廷一天也不能没有他；他还说，因为自己反对青苗法，宁可治自己的罪，也不能治安石的罪。退下后，他派人把这些话全告诉安石，以此出卖恩宠。’光说：‘如果是这样，他确实是罪人。’皇上说：‘有人伪造诽谤书来动摇军队，还说：“上天不保佑陛下，以致皇嗣不能生育。”有人说这是你上奏的书吗？’光说：‘臣所上奏的书，陛下都见过；而且臣从未把奏草给别人看过。’皇上说：‘你所说的话，外人没有知道的；台谏所说的话，朕还不知道，外面的人却已经全部知道了。’皇上又说：‘如今天下喧嚷不安，正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了这种事，众人都厌恶它”。’光说：‘是的，但陛下应当先察看它的是非，然后坚持正确的一面。如今条例司所做的事，只有安石、韩绛、吕惠卿三人认为正确，天下人都认为错误。陛下难道能只和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吗？’于是退下。五月甲辰日，下诏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丙午日，比部郎中、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王直温权任本路提点刑狱，仍兼提举常平。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一职从王直温开始。庚戌日，下诏说欧阳修不应当不奏报而听凭朝廷指挥，擅自发放青苗钱，特予免罪。欧阳修在青州时，曾上疏分条陈述三件事。中书说欧阳修擅自发放青苗钱，想特别不追究他的罪。王安石认为欧阳修很不懂藩镇的礼法，于是降下这道诏书。此前，皇上想重新起用欧阳修。执政大臣问王安石：‘欧阳修比邵亢怎么样？’安石说：‘欧阳修不是邵亢所能比的。’又问：‘比赵抃怎么样？’安石认为欧阳修胜过赵抃。另一天又问：‘比吕公弼怎么样？’皇上的意思是想让欧阳修代替吕公弼。安石说欧阳修胜过吕公弼。又问：‘比司马光怎么样？’安石也说欧阳修胜过司马光，皇上于是想任用他。安石说：‘陛下应当先召见他入对，与他谈论时事，再交替考察他在政府任职是否有补益。’皇上于是派内侍冯宗道把太原的诏敕赐给欧阳修，晓谕他赴阙朝见后到任。安石又说：‘欧阳修的性情品行虽然好，但看待事情常常违背道理。

译陛下任用欧阳修，如果他所见不合道理，又有人能够迷惑他的视听，陛下应当务必除去这些人。’皇上问：‘谁与欧阳修关系亲厚？’安石沉默了很久，说：‘欧阳修喜欢有文采的人。’安石指的似乎是苏轼一类的人，而皇上已经默然领会。第二天，安石又向皇上说：‘陛下想任用欧阳修，但他所见多有违背道理之处，恐怕会耽误陛下想做的事情。’皇上担心没有可用的人，安石说：‘宁可任用平常的人，也不要任用会形成阻碍的人。’皇上说：‘也必须任用肯做事的人。’安石说：‘肯做事固然好，但如果他想做的事与道理相违，就会耽误陛下想做的事情[7]。而且陛下每件事都不免受众议牵制，有时被众议牵制，就会错失时机，这正是臣不能不预先议论的原因。’当时已经任命欧阳修为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四月十二日）。皇上说：‘等欧阳修到来后，再慢慢商议。’于是安石知道欧阳修决不会依附自己，更加诋毁他，说：‘臣本来就曾说欧阳修任政府大臣必定对时事没有补益，只会使发表异议的人依附他，反而使议论更加纷纷。’另一天，皇上谈到文章，认为华美的辞藻没有用处，不如具有吏才的人有益。安石说：‘华美的辞藻确实没有用处，但有吏才便能治理百姓，百姓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如果只是从事华美辞藻而不知道道理，恰好足以扰乱风俗、损害义理。像欧阳修，文章在当今确实卓越，但不懂经学，不明白义理，不赞同《周礼》，诋毁《系辞》；当时的学士有些被他误导，几乎造成很大的败坏。’当时欧阳修正在竭力推辞新的任命，皇上还没有答应。七月，新任判太原府欧阳修因病多次推辞宣徽使一职，前后达到五六次，并且论说青苗法，又写信责备王安石；安石没有答复，却上奏同意他的请求。辛卯日，下诏罢免欧阳修宣徽南院使，恢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陈舜俞被降职为监南康军盐酒税，因违背诏旨获罪；他曾以不发放青苗钱的事情自行弹劾自己。后来他又上书，称青苗法确实便利，只是起初迷惑而不知道罢了。当时参知政事冯京想借此重新起用陈舜俞，宰相王安石说：‘做人反复到这种地步，怎么可以任用呢！’正当这时，京城附近刚设置保甲，才观察到端倪，宿州的元积中便急忙请求向四方推行，所以京师中流传说：‘元积中逆承保甲，陈舜俞翻悔青苗。’听到的人都认为可笑。（陈舜俞监税在六月。）壬辰日，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被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时，公弼多次说应当务求安静。他又与韩绛不和，公弼的侄子吕嘉问偷取公弼论事的奏草给安石看，安石便先向皇上报告，皇上开始对公弼不满。等到胡宗愈攻击韩绛时，皇上亲笔写信给文彦博说：‘太原是重要的地方，必须是熟悉边事的人才可以托付。早些时候已经指示中书差遣吕公弼，因为他是枢密大臣，所以来不及与你商议，只是要让你知道罢了。’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郎中、权御史中丞冯京任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皇上曾对王安石说：‘冯京似乎很稳重。’安石说：‘冯京还没有明白地洞察事理，如果受到流俗的鼓动，就不能自我坚持。’等到冯京上奏论述薛向时，皇上亲笔写信告诉王安石说：‘试试看冯京的奏疏，恐怕不宜让他长久任言职，担心群邪更加喧嚣、制造幻惑。应当怎样处置？’安石说：‘臣起初本来就怀疑冯京必定会走到这一步。冯京所倚仗而视为心腹知己的，不过是陈襄、刘攽罢了，又重重受到众多奸人的误导，怎么会不走到这一步？《尚书》说“只有君主施行威权”，又说“除去邪恶不要犹豫”。陛下应当赫然独断，发布手诏公开他的奏疏，说明他不知邪正是非、必定扰乱国政，并将他罢职调出，这样朝廷内外自然都会心服。近来陛下多次谈论胡宗愈的事情，所以已经完全知道他的情状；迟疑而不决，使他长久处在人们耳目所及的职位，也不是压制奸人的办法，更不是战胜流俗的道路。’ 愿陛下也把这一点一并考虑。』于是吕公弼将要离职，皇上商议用谁来代替他。曾公亮、韩绛极力称赞司马光。皇上迟疑不决，起初想任用吕惠卿，又想任用蔡挺，后来想把吕惠卿和司马光一同任用。王安石说：『司马光固然很好。如今风俗还没有安定，异议仍然纷纷，用司马光，就会使异议有了宗主。现在只想兴办农事，但各路官司都在观望，没有人肯向前推进；如果再让异议有了宗主，那么事情就没有办法做成了。』韩绛渐渐认为王安石说得对。曾公亮说不应因此而不用司马光，坚持请求任用他，皇上不再讨论，于是只任用吕惠卿。第二天，皇上又对执政大臣说：『吕惠卿软弱，把司马光也任用起来，怎么样？』曾公亮认为可以。王安石说：『他比吕惠卿确实强一些。然而世俗之人一定会把他当作异议的宗主，那就更加不可收拾了。况且枢密院的事务，司马光果真懂得吗？』皇上说：『不懂。』王安石说：『不懂，那么即使他比枢密院更强，又有什么补益？只不过让世俗之人多了一个助力罢了。』皇上说：『寇准有什么才能？但遇到变故，却能建立大节。』又评论说：『金日磾什么都不懂，然而可以把幼主托付给他。』王安石说：『金日磾和霍光并没有不同，这样才可以成事。寇准并不是能够平心静气、忠心为国的人，只是才气超过当时的大臣罢了。』曾公亮说：『真宗任用寇准时，有人询问真宗。真宗说：“姑且要让异议相互牵制，这样各人就不敢做坏事。”』王安石说：『从前朝廷中人人以异议相互牵制，那么治国之道从哪里能够实现？臣愚昧地认为，朝廷任用掌军的臣子，如果不能同心同德、协力完成统一，那么天下的事情就没有可以做成的了。』皇上说：『要使异议相互牵制，那是不可以的。』曾公亮又说司马光可以任用，王安石说：『司马光的话还没有说完，朝廷将怎样处置他？』皇上于是没有任用司马光。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坰进士出身。起初，唐坰任北京监当官，上书说青苗法不能实行，应当杀掉一两个持异议的大臣。王安石认为唐坰适合任职馆阁，所以召来应对。唐坰有才华和口才，韩琦很喜爱他。唐坰离开后，韩琦才听说他所说的话。唐坰，是唐询的儿子。癸丑，下诏各路提举常平官到京，命令他们辞见；如果有应当奏陈请求上殿的，就依照提点刑狱的仪制办理。

译八月乙丑，司马光在垂拱殿应对，请求出任许州知州，或者担任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的职务。皇上说：『卿怎么能出京？朕想重新申明对卿原来的任命，卿姑且接受吧。』司马光说：『臣原来的职务尚且不能胜任，何况还要升用？』皇上说：『为什么？』司马光说：『臣不敢留在这里。』皇上沉思了很久，说：『王安石一向和卿友善，卿为什么要怀疑自己？』司马光说：『臣一向和王安石友善，只是自从他执政以来，违逆他的事情很多。如今违逆王安石的人，如苏轼一类，都诋毁他的平素操守，并且用严酷的法律陷害他。臣不敢躲避削职贬黜，只想姑且保全平素的操守。臣和王安石的交情难道能比得上吕公著吗？王安石起初推荐吕公著，为什么后来又诋毁他？为什么同一个人，先前认为对，后来又认为错？一定会有人不相信了。』皇上说：『王安石和吕公著亲密得如同胶和漆，等到吕公著获罪时，王安石却不敢隐瞒，这正是王安石最公正的地方。』皇上又说：『青苗法已经有明显成效。』司马光说：『这件事天下人都知道它不对，只有王安石的党羽认为对罢了。』皇上说：『苏轼不是好人，卿错误地了解了他。鲜于侁在远方，苏轼把奏稿传给韩琦，韩琦赠给他银三百两，他不接受，于是贩卖盐以及苏木、瓷器。』 司马光说：『考察一个人，凡事应当考察他的实情。苏轼贩卖所得的利润，难道能比得上所赠的银子吗？王安石一向憎恶苏轼，陛下难道不知道吗？他把姻亲谢景温当作鹰犬，派去攻击苏轼，臣怎么能够自保？不能不离开这里！况且苏轼即使不是完美的人，难道不比李定贤能吗？李定不等母亲丧期结束，连禽兽都不如，王安石却喜欢他，竟想任用他为台官！』壬申，王安石单独应对。皇上对王安石说：『司马光非常恼怒你。』王安石请求说明原因，皇上说：『司马光前几天上殿请求出京，说谢景温弹劾苏轼，一定会牵连推荐苏轼的人。如果朝廷责罚范镇，臣也无法留任。苏轼刚强正直，谢景温完全是你的羽翼。』王安石说：『臣过去称赞谢景温平正直率，是因为看到韩琦掌权时，朝廷士大夫中那些被称为有名望的人，也都委屈自己去结交韩琦的妻弟崔公孺，唯独谢景温不肯稍稍向崔公孺屈服，臣因此称赞他。后来吴充任京西转运使，遇到崔公孺时只把他当作普通人，并不特别礼待。』皇上于是问：『吴充可以担任两府吗？』王安石说：『吴充是臣的亲家。』皇上说：『不必回避。』王安石说：『如果依据人的声望，吴充也应当可以担任两府。如今两制官中，孙永、韩维是最合适的。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兴办和辅助最高的治道。』皇上说：『吴充比韩维等人却懂得吏事。』又说：『两府缺少的人很多，还须再得到几个人。』王安石说：『陛下曾说蔡挺也一定可以任用。只是有才能的人敢于作奸，往往最难察觉。陛下只要深究道理，明白地使用典刑，那么人即使有才能而想作奸，也不敢萌生奸心。像司马光一类人，又怎么能迷惑陛下呢？』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任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仍然每五日入朝一次。曾公亮起初推荐王安石，说他可以大用；等到和王安石共同执政，知道皇上正倾向王安石，便暗中帮助他，表面上却好像不与他相同。设置条例司、变更政事时，一切都听从王安石。曾公亮还经常派儿子曾孝宽和王安石谋议，在皇上面前也没有不同意见，于是皇上更加专一地信任王安石。王安石因为曾公亮帮助自己，非常感激他，所以推举曾公亮而压制韩琦。御史到中书省议论青苗法，曾公亮低着头不回答，王安石厉声与御史争辩，因此人们也认为王安石专断，而曾公亮没有参与。苏轼曾从容地责备曾公亮不能纠正朝廷，曾公亮说：『皇上和王安石已经如同一人，这就是天意。』然而王安石仍认为曾公亮没有完全和自己一致，多次诋毁他。曾公亮虽多次请求退休，皇上总是挽留他；曾公亮离去时也不果断，王安石的党羽和朋友尤其憎恨他。到这时，曾公亮以疾病为由请假，连续请求退休，于是皇上才同意罢免他的宰相职务。庚戌，司马光入朝应对，请求出任许州知州以及西京留司御史台。皇上说：『西京怎么样？』司马光说：『恐怕不是才能不足的人所能办好的。如果是朝廷差遣，臣又怎么敢推辞？』于是拜谢后退下。司马光任永兴军知军，到了辞行时，皇上告诉他说：『如今把长安委托给卿，边境的动静都要听闻。』司马光说：『臣守卫长安，怎么知道边境的事？』皇上说：『先帝时，王陶在长安。夏人侵犯大顺，依靠王陶才得到真实情况。』司马光说：『王陶的耳目和心力超过常人，臣不敢说自己能了解外部事务。』皇上说：『本路民间的利弊，应当上报。』司马光说：『谨遵诏令。』司马光说青苗法、助役法是陕西的祸患，皇上说：『助役法只在京东、两浙实行，雇人充役，越州已经实行了。』 十月癸亥，职方员外郎邓绾任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邓绾原名维清，是双流人。考中进士高等，升任宁州通判。他上书说：『陛下得到伊尹、吕尚这样的辅佐，制定青苗法、免役钱等法令，百姓没有不欢欣歌颂圣恩的。臣从所见到的宁州考察，知道一路如此；从一路推及，看到天下也都如此，这确实是世所罕见的良法。愿陛下坚定地坚持实行，不要因浮泛的议论而改变。』他又给王安石写信并作颂文。王安石非常高兴，把这件事告诉皇上，让邓绾乘驿马到京城，皇上又多次下诏催促他。等邓绾到达时，皇上派几个人到中牟八角顺天门迎接并调候。到傍晚入门住宿，调候的人连夜从右掖门的孔洞进入宫中奏报。第二天清晨召见应对。当时庆州正有西夏入侵，邓绾进呈边事，皇上问：『认识王安石吗？』邓绾说：『不认识。』皇上说：『他是当今的古人啊！』又问：『认识吕惠卿吗？』邓绾说：『不认识。』皇上说：『他是当今的贤人啊！』邓绾退下后去见王安石，高兴得像遇见旧交。王安石问：『家属都来了吗？』邓绾说：『承蒙紧急召见，不知道将有什么差遣，不敢把家属都带来。』

译王安石说：『为什么不都带来？你不会回到原来的官职了！』几天后，正逢王安石斋戒，陈升之和冯京因为邓绾熟悉边事，奏请让他回任宁州知州。邓绾听说后非常怨恨，公开对朝廷士大夫说：『紧急召我来，竟然又让我回去任宁州知州吗？我已经告诉介甫了，实在不平。』朝廷士大夫问：『你现在应当做什么官？』邓绾说：『我不会失去馆职。』有人问：『你莫非要做谏官吗？』邓绾说：『正可以做谏官。』第二天，果然有这样的任命。邓绾来到京城后，不敢和同乡见面，同乡人都讥笑辱骂他。邓绾说：『你们尽管笑骂，好官我是一定要做的。』不久又任命邓绾兼任编修中书户房条例。十二月己未，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任邓州知州。赵瞻因出使而得以奏事，皇上问：『卿任监司很久了，竟然知道青苗法便利。』赵瞻回答：『青苗法，唐朝在末世动乱中实行它，搜刮百姓财物确实便利；如今陛下想作长久打算，爱护百姓，实行此法确实不便利。』王安石暗中让他的党羽俞充诱导赵瞻说：『应当以知杂御史的职位相待。』赵瞻没有答应，因此不能留在京师。此时赵瞻还在出使，尚未回来。四年正月壬辰，下诏出售天下广惠仓的田地，作为三路和京东常平本钱。应当赈济时，就用广惠仓、常平仓等仓所储存的粟米和麦子发放。二月，永兴军知军司马光任许州知州。司马光在永兴军时，上奏请求灾伤地区所欠的青苗钱，允许重复停征搁置，并下文给所属八州军，暂时不要依照司农寺的指挥催收办理。诏令提举司依照司农寺的指挥催收，不准执行司马光的文书。司马光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请求担任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没有得到答复。又上奏章说：『臣的才能不足，最在群臣之下。预见不如吕诲，公正直率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直言不如苏轼、孔文仲，果断勇决不如范镇。伏望陛下以圣恩裁处臣的罪过。如果臣的罪与范镇相同，就请求依范镇的例子退休；如果罪过重于范镇，或者流放或者诛杀，臣不敢逃避。』诏令司马光改任许州知州。司马光辞谢，坚持请求留任西京留司御史台，过了很久，皇上才依从他的请求。从此司马光闭口不再议论新法。四月丁卯，邓绾说：『亳州知州富弼责备蒙城县，州中官吏发放常平钱粮，富弼却妄加追究县吏，重重鞭打他们；又派人拿着小纸条给各县令看，不准依照提举司的文书施行。本州签判、管勾官徐公衮写信告诫各县，不要让他们奉行。』诏令请求彻底审理并追究根治，下诏送亳州推勘院审理。至于富弼，只命令在案件审结后把他的罪责一并上报。富弼说：『臣先后上奏三次，请求只追究臣一人的罪，重重责罚臣，特别赦免其余官吏。第三次奏章请求，在青苗法一事上只要有违犯，不论轻重，也应当一并招认。近来又开设推勘院，按官员实际往来移文书札的次序进行推究。臣切实看到朝廷大力实行发放青苗钱粮，一定认为这对天下有利。但据臣听闻四方的议论，此事利少害多，所以臣愚昧地认为不愿发放；又因为臣是长吏，不想公开废弃新法，等到将来应当发放夏料时，便指挥州司依例举行。又担心各县立即发放，于是查得管勾钱粮官徐公衮、权观察支使石夷庚都曾到各县按季巡查，遍识知县、县令。臣因此秘密写信给他们，叫他们不得发放，并且再三说明：从前如果任意混乱地广泛发放，将来百姓逃亡迁移，带走官府本钱钱粮，县司上下的公人一定要摊派赔偿。徐公衮、石夷庚也曾经共同回复说：“如果这样做，恐怕会造成不便。”臣当即斥退他们。二人既然不敢违背臣的指挥，又各自通过书信把臣的意思传达给各县，于是也不敢发放。近来没有发放青苗钱粮，罪责绝不在别人，而是臣独自主持此事，情状十分明白；所以臣多次上奏，请求只追究臣一人并重重责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臣如今招认的罪犯以及所奏的事理，也请求下交推院，令其查照审问。臣现在姑且说一说青苗法：天下人不论贤能还是不肖，都知道它有害，时间越久，害处越深，只是朝廷不知道，这也实在无可奈何。伏□况且自从最初实行此法以来，内外大小臣僚以及被贬逐的人，谏官多次论列，已经把弊病说尽。又听说后来弊病更加增多。臣因为年老多病、昏聩闭塞，不能逐条上奏，只请求圣上慈悲，搜集前后臣僚处理青苗法的奏章文字，召集百官定议，这样便能看出利害。臣这样略为陈述辨明，只是因为朝廷正在根勘此事，所以难以沉默，并不是勉强文饰自己、苟求免罪。如今本州没有发放青苗钱粮，都是臣独自决定的，臣甘愿受到严厉谴责，即使死也不后悔。其余徐公衮以下的州县官吏，只是没有依照臣的指挥而顺从办理，犯有这样的过错；希望圣上察明他们的情理，此外没有严重情节，特别予以宽恕。又，刘挚任监察御史里行，还没有来应对，便上言说：『亳州官吏近日因为停止迟滞发放青苗本钱，下交本路转运司派官取勘，到现在已经数月，还没有结案。听说被命令审问的官员以及牵连的人，关在禁所的很多，遂成为大狱，使人听闻后惊骇。臣愚昧地认为，本州官吏所犯的罪，只是不按期限发放青苗钱，罪情可以用一句话判定，并没有隐晦难以穷究的情状；但案件兴起后不止有主管官司，朝廷的意图也还不能测知，于是夸大事势，牵连逮捕证人和佐证人员。正值暑月，实在值得怜恤。希望迅速下达指挥，严厉责备审勘机构，务必在今天前后召集核对证人的人，让他们逐批先行释放；暑天所涉及的责罚，不敢拖延。』 六月乙丑，司农寺说：『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请求把广惠仓的钱粮一并并入常平仓。』皇上听从了。甲戌，富弼被免去使相，以左仆射身份判汝州。永城等七县的县令、县佐等十八人，都被冲替，因不实行新法而获罪，设置监狱审问治罪，于是有了这项任命。富弼先前获准请假到西京养病，于是富弼辞去汝州之任，请求依照先前诏令到西京养病，皇上不准，富弼才赴任汝州，同时以年老多病、昏聩闭塞为由，凡是新法文书，请求免除签署，只让通判以下官员施行。后来，王安石对皇上说：『富弼虽然被降职责罚，仍然没有失去富贵的利益，怎么能够阻止奸邪？』又说：『处理富弼的事情，还没有完全依法办理。鲧因为违抗命令而被诛杀，共工因为表面恭敬而被流放，富弼兼有这两项罪过，却只夺去使相之职。』富弼平生自以宽厚抚恤百姓为职责，如今他不发放税物，其情由可以看出来。不发放税物的事情见于二月五日，大概是王安石诬陷。

译这是富弼被责罚的事情，杨绘起草制词，称富弼『上天赋予忠贞纯正之性』，王安石对此非常恼怒。八月癸酉，司农寺说：『各路提举常平官的考核成绩，按年终考校升降。至于管勾官，就令提举司保明，报送司农寺计算功劳并给予奖赏。』 令举司核实并作保明，交由司农寺按功劳计算，给予酬赏。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十一月戊子，太常丞、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察访淮南两浙路常平等事李承之说：“臣所接受的诏令，只令臣核查官吏违法和怠慢的情况，还没有完全体现察访的本意。请允许臣选择有才干的官吏，按照各人的才能荐举；其中功绩和操行特别突出的，臣将详细列出姓名上报。”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熙宁七年二月，皇帝担心办理常平事务的官吏大多违法，王安石说：“如果办理常平事务的数量稍微增多，就在每个县专门设置一名主簿，令他们早晨入署、傍晚才离署，负责役钱和常平钱的收纳发放。估计不过设置五百名官员，五百名官员的费用不过十万贯。今年所收利息达到三百万贯，即使只花费三十万贯设置官员，也不能算是冗费。”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四月丙戌，王安石罢去宰相职务，韩绛代替他，吕惠卿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执政六年，恰逢长期旱灾，百姓流离失所，皇上忧虑得脸上显出愁色；每当辅臣进来应对，皇上都叹息而语气恳切，越来越怀疑新法不便，想要罢除新法。王安石不高兴，于是请求离职。王安石推荐韩绛代替自己，仍让吕惠卿辅佐他，对王安石所作的一切遵守不变，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详情见《信任王安石下》。）这一年，诏令发放青苗钱，旱田在二月发放，水田在三月发放。八年二月，王安石再次任宰相。四月。此前，皇上批示说：『听说河北、河东的上等户到现在流亡迁移不止，有的因为和下等户同保而请求常平钱粮；保内的人近来缺乏粮食，大多已经逃散，害怕将来只在自己户下催收，所以一律迁避。应当命令当地核实情况上报。』这是七年十一月丁酉的事。这一天，王安石把各路核实情况的文状进呈，只有磁州、相州说有上等户流亡，多数是因为灾害导致缺粮，或者因为分房减口，并不是起因于拖欠下等户的常平钱粮。其余各处都说没有这种情况。王安石于是告诉皇上：『磁州、相州说上等户逃亡，也恐怕不真实；既然奏称是分户减口，怎么能称作逃亡？不知道当时是谁向陛下说了这件事，为什么不明确写出姓名，让他说明究竟是哪一处有这种事？』皇上说：『忘了是谁说的。』王安石说：『他既然这样说，一定有事实依据。如果有事实，就是州县和监司应当追究欺弊；如果没有事实，这样诬陷的人，留下他有什么好处？陛下想要明察四方、听取下情，却容忍这种人长期存在，正好足以蒙蔽自己。』皇上说：『像吴中复那样，已经施行了。』王安石说：『两制官只夺去一个官职，怎么足以惩罚奸邪？天下的事情如同煮羹，刚添一把火，又随即舀一勺水，羹怎么能煮熟呢？』 神宗忧虑百姓到了极点，而王安石所说竟然如此，因此把它完整记载下来。把去年十一月三日的批示附在这里，希望更容易阅览。闰四月丙午，韩琦上奏请求把预买绸绢、赊买借贷斛斗等事停征搁置。王安石对韩绛说：『这件事不能按月办理。』韩绛说：『百姓缴纳不起，必须宽恤。』等到进呈皇上时，王安石说：『近年以来，方镇、监司都争着把宽恤百姓作为自己的事务，用来向朝廷求取好名声。只要说仓库不足，就接连请求朝廷供应。例如预买绢帛，自祖宗以来从未停征搁置。去年李稷请求实行停征搁置，朝廷于是也听从了。如果说是灾伤，那么祖宗以来，难道竟从未遇到灾伤吗？至于赊买银绢，原本是因为摊派收买伤害百姓，于是让百姓供作抵当，愿意赊买。韩琦执政十多年，固然曾遇到灾伤，却不知道他是否曾停征搁置预买之物？不知道他是否曾摊派收买银绢？近年以来，监司只把讨好百姓当作事务，却不斟酌有没有实际情况。河北西路的监司是李稷、吴审礼、韩宗道，李稷已经擅自停征搁置预买之物，吴审礼、韩宗道也一定不肯违背风俗，只是恐怕他们过分宽贷来讨好百姓。从前苏秦劝说齐侯厚葬以显示孝道、建造高大宫室以显示得意，结果用这些做法败坏了齐国。如今方镇用心，就像这样。陛下怎么能不察看？』皇上说：『韩琦的用心是可以知道的，天时接连发生饥荒，正是他所希望的。此前朕询问北方事务，他竟说必须把以前所做的全部改变，契丹自然就会没有事情。』王安石说：『韩琦经历过两次重大变故，对朝廷可以说有功，陛下以礼相待他可以；如果和他谋划国家大事，这就是所谓开启宠幸而招来侮慢。』皇上说：『起初也没有想到韩琦的用心会这样。』皇上曾和二王击球，开玩笑赌玉带。頵说：『臣如果获胜，不要玉带，只请求罢除青苗法和市易法。』皇上不高兴。二王，就是岐王颢、嘉王頵。十二月甲午，皇上批示说：『各路提举、管勾常平宫，从来没有明确降下诏令，划一规定职守，以致所管辖的官司不知道听从谁的命令。凡有行动，动辄和转运司一样上报请示。有的不是本管职事却越级受理，也有接受奏报的，使上下劳弊。应当参照详考前后的指挥上报。』于是下诏，常平钱粮、庄产、户绝土田、保甲义勇、农田水利、差役、坊场河渡，都委托提举司专门管勾；转运使、判官兼领。河渠中不是为了农田而兴修的，仍旧隶属于提点刑狱司。九年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职，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监修国史。

译十年，司马光写信给吴充说：『从前周公勤劳于王室，坐着等待天明，跋胡囊尾，羽毛破损，嘴也疲惫，最终能够为周家成就太平之业，建立八百年的国祚；自己担任太师，声名流传无穷，子孙占有龟蒙之地，随着周朝的兴衰而升降。王夷甫身居宰辅，却不考虑治理国家，只想保全自身，把两个弟弟安置在方镇，作为三处藏身之所。等到晋室危急，自己也不能幸免。这样说来，圣贤的心难道都是忘掉自身、徇从外物，不替自己谋划吗？大概是国家兴盛或衰败时，个人没有不参与其中、享受其福祸的；只是普通人的见识短浅，而圣贤的考虑长远罢了。像相公这样用心，本来就是周公的用心。如今如果法令疲弊而不更改，百姓困苦而不抚恤，万一盗贼越来越多，蜂虿般的小人含有毒害，那么朝廷宰辅的位置也未必容易安居；即使重新把权柄交出，远处任职、在外藩享受安逸，外藩本来就不是可以歇肩的地方。甚至解下簪绂，笑傲东山，东山也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这样说来，相公今天救天下的急难、保国家的安定，再没有什么可以推让的了。救急保安的方法，如果不罢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等法，停止征伐的谋划，却想求得成效，就如同厌恶汤水沸腾反而添柴鼓风，想去鄢郢却向北赶车一样。』 吴充代替王安石任宰相，知道新法对天下不便利，想有所变更。他曾请求召回司马光以及吕公著、韩维、苏颂，又推荐孙觉、李常、程颢等十多人，都是王安石斥退的人。因此司马光把这封信送给他，但吴充不能采用其中的意见，司马光最终也没有再起任。元丰元年五月丙戌，下诏各路州、军都差一名官员管勾常平钱粮，十县以上的，差两名官员分治。广南没有通判职官的州、军，委任知州管勾。所属县的点检、给纳，听任由曹官或知县代办。二年五月戊子，蔡确任参知政事。当时宰相吴充议论变法，蔡确争辩说：『曹参与萧何有嫌隙，等到他任汉朝的宰相，却完全遵循萧何制定的约束。况且法令是陛下建立的，由一个人协助宰相共同完成，却由另一个人挟带私怨加以破坏，百姓将如何措手足呢？』吴充多次理屈，法令最终没有改变。五年十月壬申，下诏户部右曹：『从京东、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发放常平钱八百万缗，输送到元丰左藏库；元丰库中还有各司多余的杂储钱，以及熙宁以前各道榷酤场的钱，大多原本用来补偿衙前的赔备和官费。』熙宁年间实行役法，于是停止收取酒场钱，允许百姓提高价格雇取酒场，以所得价钱供给衙前。当时有坊场钱，到元丰初年，法令实行已久，积储有了盈余。司农寺请求每年从坊场钱中发放一百万缗，输送到中郡；三年后，于是就在司农寺南面修建元丰库储存这些钱，房屋将近一百楹。凡是隶属于各司的钱帛，不属于度支主管而输送的数额越来越多，是想用来等待非常时期的使用。张舜民《小史》说：神宗在崇政殿后设置二十四库，用来储存钱帛。亲自撰写《置库赋》，大意说：『从前的前朝，玁狁非常猖獗。可叹我这个小子，共同承受并继承先王的志业。』等等。各路分置将领，设置都作院；河北设置五个都会，和高丽讲和，实在都是因为这个缘故。然而功业还没有施行，皇上就驾崩了，这是上天不想让幽、蓟的百姓归于中国吗？元丰库或许就是崇政殿后的库房，应当考察。《实录》卷末说：『把金帛聚集在内帑，每年以诗中的一个字作为库名。诗共三十二字。又另设库房，以诗中的二十个字命名，只是不把库名列作门。』 六年正月壬寅，户部说：『根据朝廷旨意，各路提举官发放、收敛常平钱物，自从实行此法到现在，斟酌三年中的数额，取其中一年作为定额，年终比较增减。如今以钱、银、谷、帛的贯、匹、石、两确定年度定额：发放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收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元历【杰按：历字疑。】三年，发放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收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元丰三年，发放一千三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十四，收敛一千五百万四百二十二。比较起来，发放增加一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收敛增加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二。元丰四年，发放一千三百八十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六，收敛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比较起来，发放增加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收敛减少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令三年、四年发放多而收敛少，以及发放、收敛都少的地方，由户部下文给提举司，分析情况上报。《食货志》记载相同，只是增加了从熙宁立法开始，直到元历【杰按：同上。】末尾说：以后凡是水旱灾害赈济饥民所需的财用，都从这里取得，直到现在还依赖它。如今不再取得。校勘记 [1]“戊辰”：原本作“乙丑”，依据《长编》卷二一改正。○改。[2]“右谏议大夫”：原本“夫”字下多出一个墨丁，依据《长编》卷二一删去。○删。[3]“罢制置司”：原本作“罢知制置司”，“知”字是衍文，依据《长编》卷二一删去。○删。[4]“以为罪自今群臣”七字，原本只作一个墨丁，依据《长编》卷二一补出。○补。[5]“丙午”：原本没有这两个字，依据《长编》卷二一一补入。[6]“庚戊”：原本没有这两个字，依据《长编》卷二一一补入。[7]“即误陛下”：原本作“却为陛下”，句意不通，依据《长编》卷二一一改正。[8]“边事”：原本作“适事”，依据《长编》卷二一三改正。[9]“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长编》卷二一三作“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似乎较好。[10]“集禧观”：原本作“集禧殿”，依据《长编》卷二一五改正。[11]“癸亥”：原本没有这两个字，依据《长编》卷二一六补入。[12]“校理”：原本作“司理”，依据《长编》卷二一六补入。[13]“知亳州”：原本作“汝州事”，依据《长编》改正。[14]“伏□况自初行法”：《长编》卷二二二没有“伏□”二字。《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 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