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十八

译《祭祀志》第八。《祭祀志》中：北郊、明堂、辟雍、灵台、迎气增祀、六宗、老子。这一年开始营建北郊和明堂。《周礼·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设五室，每室二筵。郑玄说：明堂是彰明政教的殿堂。周制以筵为尺度，也是后代帝王相继改定的制度；周堂高九尺，殷堂高三尺，那么夏堂就是一尺，这是相互参照的数目。《孝经援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有八扇窗、四面通达，是发布政令的宫殿，位于国都南面。《晏子春秋》说：明堂的制度是下面的温湿之气不能到达，上面的寒暑之气不能侵入；木工不雕镂，表示让百姓知道节俭。《吕氏春秋》说：周代明堂用茅草盖屋，蒿木作柱，土阶三级，以显示俭朴节制。前代《汉志》说，武帝想在奉高修建明堂，但还不明白制度。济南人公玉带献上黄帝时代的明堂图，图中有一座四面无墙的殿，以茅草覆盖，水道贯通，外有圆形宫墙，有复道通上，并有楼阁，从西南进入，名叫昆仑，作为拜祭上帝的地方。于是武帝在汶水上建造明堂。新论说：天叫作明，所以命名为明堂；上圆取法于天，下方取法于地；八窗取法八风，四通取法四时，九室取法九州，十二座取法十二月，三十六户取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取法七十二风。《东京赋》说：重重屋宇，八面通达，九间房室。薛综注说：八达是说每室有八窗，堂后有九室，这与周制不同。王隆《汉官篇》说：古代的清庙是茅屋。胡广说：古代清庙用茅草盖屋，是为了显示节俭；今天的明堂也用茅草覆盖，再在上面加瓦，是不忘古制。辟雍。《白虎通》说：辟雍是用来施行礼乐、宣扬德化的。辟，是取璧的形状，圆形象征天；雍，是四周筑堤蓄水，象征教化流行。辟又有积聚之意，即积聚天下的道德；雍又有壅塞之意，即规范天下的仪则，所以叫辟雍。《王制》说：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宫。外圆，是希望观看的人心境平正；也表示外圆内方，德行应圆融，行为应方正。灵台尚未启用。《礼含文嘉》说：天子的灵台，是观察天人关系和阴阳变化的地方，推验星度，考察六气的征兆，响应神明的变化，观察日气的应验，使万物从无边的根源获得福祉，招来太极的清泉，以滋养农作物的根本。仓廪充实，人们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才知道荣辱。天子掌握灵台的法则，五星、三柱运行正常，政令就能施行而不失常规；水泉河流畅通，没有阻滞；不发生寒暴暑灾，陆地、沼泽、山陵的禾稼都会丰收。所以《东京赋》说：左边设置辟雍，右边建立灵台。薛综注说：在辟雍上宣布教令的叫明堂；举行大合乐、射礼和飨礼的叫辟雍；掌管历法、推候节气的叫灵台。蔡邕《明堂论》说：明堂是天子的太庙，是用来尊崇祖先、配享上帝的地方。夏后氏称世室，殷人称重屋，周人称明堂；东方叫青阳，南方叫明堂，西方叫总章，北方叫玄堂，中间叫太室。《易》说：离卦象征光明，是南方之卦。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面向光明而治，所以君主的正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因此虽有五种名称，主体仍称明堂。中央都叫太庙，恭敬承受上天顺应时令的法则，彰明美德，举行宗庙祭祀，表彰前人的功劳和诸侯百官的劳绩，倡导尊老敬长的意义，显明教育后代的学问；在这里朝见诸侯、选拔造士。按照制度，活着的人凭能力晋升，死去的人根据功劳祭祀。因此它是大教化的宫殿，四种学校都在其中。官署齐备，犹如北辰居于中央，众星环绕，万象辅翼；政教由此产生，制作由此开始，彰明天下一统。所以说，明堂一名，事理重大而意义深远。取其宗庙祭祀的清静外貌，叫清庙；取其正室的形制，叫太庙；取其尊崇之意，叫太室；取其面向光明，叫明堂；取其四门设学，叫太学；取其四面环水、圆如玉璧，叫辟雍。名称不同，所行之事相同，实质是一回事。春秋时鲁国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把它陈列在太庙，是为了彰明圣王建立清庙、明堂的意义。经书说：从宋国取得郜国大鼎，放入太庙。《左传》说：这是不合礼的。统治人民的君主，将要彰明德行、堵塞过失，所以彰明美德以示子孙。因此清庙用茅草盖屋，显示节俭。德行节俭而有法度，升降有等级，礼制器物用以记载，音乐声名用以发扬，以此照临百官；百官因此戒惧，不敢改变法纪，这正是大大彰明教化。按照周代清庙来考察，鲁国太庙就是明堂。鲁国在太庙祭祀周公，正如周人在清庙祭祀文王；《礼记·檀弓》所说的王在清庙斋戒禘祭，就是明堂。孝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礼记·明堂位》说，太庙是天子称明堂的地方。又说，成王年幼，周公代行天子之位治理天下，在明堂朝见诸侯，制定礼制、制作音乐，颁行法度，天下于是归服。成王认为周公对天下有大功劳，便命令鲁公世世代代在太庙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登歌《清庙》，堂下演奏管乐。表演象舞，这就是鲁国不同于天下诸侯的地方。把周代清庙的歌诗在鲁国太庙歌唱，说明鲁国太庙如同周代清庙；都是为了彰明文王、周公的德行，给子孙看。《易传·太初篇》说：太子早晨进入东学，白天进入南学，傍晚进入西学；中央的学校叫太学，是天子亲自学习的地方。《礼记·保傅篇》说：帝王进入东学，尊崇亲亲而重视仁；进入西学，尊崇贤人而重视德；进入南学，尊重年长而重视信；进入北学，崇尚尊贵而尊重爵位；进入太学，接受老师教导而询问道理，与《易传》相同。魏文侯《孝经传》说：太学就是中央之学，是明堂的所在。《礼记·古大明堂之礼》说：膳夫掌管礼仪。日到正中，从南闱出来见九侯；返回后询问膳夫；日偏西，从西闱出来查看五国事务；天黑时，从北闱出来察看帝王的法度，就像《尔雅》所说的宫中之门叫闱。天子居于明堂的礼制，又区别阴阳之门：南门称门，西门称闱。因此《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用三德教导太子，守卫王门；保氏用六艺教导太子，守卫王闱。这样看来，师氏居于东门、南门，保氏居于西门、北门。由此可知，掌教国子的制度，与《易传》《保傅》以及天子居明堂的礼制相互发明，合起来就是四学。《文王世子》篇说：凡是举行大合乐，就接着养老；天子到达后，命有司举行祭祀，兴举礼节，祭祀先师、先圣。养老礼开始时，先到东序向先老行释奠礼，然后设置三老、五更的席位。这表示教学从养老开始，因为东方是一年的开始。又说，春夏学习干戈之舞，秋冬学习羽籥之舞，也都在东序。凡祭祀、养老、请教老人、会见交谈之礼，都由小乐正在东序传告。又说，大司成在东序讲论。因此，教导学习都在东序。东序是东面的堂，学习者在那里受教，所以称太学。仲夏之月，命令祭祀对百姓有德的诸侯和卿士。《礼记·太学志》说：礼制规定，士大夫在太学向圣人学习；善人祭祀于明堂；没有官位的人祭祀于太学。《礼记·昭穆篇》说，在西学祭祀先贤，是用来教育诸侯的德行，也是彰明施行国家礼制的地方。太学就是明堂的东序，都在明堂、辟雍之内。《月令记》说：明堂是用来彰明天的运行、统摄万物的；明堂上通于天，取法日月星辰，所以下面设置十二宫，象征日月星辰。四周环水，表示君主的行动取法天地，德泽广大而达到四海，正如这环绕的水。《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有九室，用茅草盖屋，上圆下方；环绕的水叫辟雍。《王制》说：天子出征，擒获有罪之人，回来后在学校举行释奠，以俘虏和首级报告。

译《乐记》说：武王讨伐殷商后，在京城的太室献上俘虏和首级。《诗经·鲁颂》说：勇武的虎臣，在泮宫献上首级。京、镐都是京城；太室是辟雍中的明堂太室，天子和诸侯都在那里献首级，这就是《王制》所说的用俘虏和首级报告。《礼记》说：在明堂祭祀，是为了教导诸侯孝道。《孝经》说：孝悌达到极致，就能通于神明，光照四海，无所不通。《诗经》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而来，没有人不服从。意思是，实行孝道的地方称明堂，实行悌道的地方称太学，所以《孝经》把二者合为一个意义，并引用镐京的诗来说明。以上所说，都是明堂、太室、辟雍、太学在制度、文辞和意义上的相通相合。它们的尺度各有取法：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取法坤卦之数；屋圆，直径二百一十六尺，取法乾卦之数。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是阴阳九六变化之数；圆盖方载，取法六九之道。八个门取象八卦，九室取象九州，十二宫对应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是以九室分别乘四户、九牖所得的数。门窗都向外设置而不关闭，表示对天下没有隐藏。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根柱子排列在四方，象征二十八宿。堂高三丈，也对应三统；四面乡、五种颜色，象征五行。外部宽二十四丈，对应一年二十四节气。四周环水，象征四海，是帝王的大礼。迁置吕太后于园中，削减太后的尊号，只称高皇后，认为她应当配享地郊和高庙，详情记载在《光武纪》。《袁宏纪》说：越过亲疏而评判人物，并不是憎恨被贬者；对亲戚加以赞誉，也不是认为他们优于别人，只是处境感情不同，所以公私之心不同。圣人知道这一点，因此阐明彼此的道理，疏通公私的界限，使有所隐讳的道义彰显，使亲亲尊尊的原则得以增长。古人认为，先君的身体如同今君的身体；由近推远，那么先后之义是相等的，更何况还要彰显先君的大恶，以作为贬黜呢？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修筑方坛，设四道台阶。《张璠记》说在城北六里。《袁山松书》说：实行夏历，以殷历的祭祀日为期，祭牲崇尚黑色。三十三年正月辛未日，在郊外分别祭祀地祇；祭位面向南，以西为上；高皇后配祭，面向西，以北为上。都在坛上。地理、群神陪享，都在坛下，依照元始年间旧例。中岳在未方，四岳各在本方孟辰的位置；中营在中央，内海在东方，四渎分别为河在西、济在北、淮在东、江在南；其他山川也各在相应方位，均在外营之内。“罪反”舍奠于学校，以俘虏和敌人的左耳告祭。古《乐记》说：“武王讨伐殷，便把俘虏和左耳献于京师的太室。”《诗经·鲁颂》说：“勇武的虎臣，在泮水边献上敌人的左耳。”京，就是镐京；太室，就是辟雍中的明堂太室。它同诸侯的泮宫一起献上敌人的左耳，就是《王制》所说的“把俘虏和左耳告祭”。《礼记》说：“在明堂祭祀，是用来教导诸侯行孝的。”《孝经》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达到极点，就能通于神明，光照四海，无所不通。”《诗经》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没有不服从的。”意思是，实行孝道就称为在明堂举行礼仪，实行悌道就称为在太学举行礼仪。所以《孝经》把二者合为一个义理，并引用《镐京》诗来说明。凡是这些关于明堂太室、辟雍、太学的事情，都是制度相通、文义相合的。它们的制度和尺寸各有法度：堂方百四十四尺，是取法坤的象数；屋为圆形，直径二百一十六尺，是取法乾的象数。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是阴阳九六变化的象征。圆形的屋顶、方形的台基，体现六九之道。八道门象征八卦，九间室象征九州，十二宫对应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窗，是以四户、九窗乘九室的数目。门都向外设置而不关闭，表示天下没有藏匿。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九之数的实际体现。二十八根柱子排列在四方，也是二十八宿的象征。堂高三丈，也对应三统。四面和五种颜色，是象征五行的运行。外部宽二十四丈，对应一年二十四节气。四周环绕水，象征四海，体现王者的大礼。”把吕太后迁到园中，削去太后的尊号，只称高皇后，认为她应当配享地郊和高庙。相关内容记载在《光武纪》中。【袁宏《后汉纪》说：越人批评别人，并不是憎恨那个人；亲戚给人过分的赞誉，也不是因为那个人特别优越，只是所处的感情关系不同，所以公心和私心就不同。圣人知道这一点，因此阐明彼此的道理，开通公私的途径，于是为尊者隐讳的原则得以彰显，亲亲尊尊的道义也得到发扬。古人认为，先君的身体和今天君主的身体是相同的；由近推及远，那么先君与先后的义理也是相同的，何况还要彰显先君的大恶来贬黜他吗？】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修筑方形祭坛，设四面台阶。【张璠《记》说在城北六里；袁山松《书》说，采用夏历，殷代祭祀的日子，祭牲崇尚黑色罢了。】三十三年正月辛未，在郊外祭祀，另设地祇之位，面向南、西边为上；高皇后配享，面向西、北边为上，二者都在坛上。地理诸神陪祭，都在坛下，如同元始年间的旧例。中岳在未位，四岳各在相应方位的孟辰之地；中央营内设海神，东方……四渎分别在河西、济北、淮东、江南，其他山川也各按所在方位，都在外营之内。四面台阶，向神灵献酒，至于内外营门封祭神灵，如同南郊。地祇和高皇后各用一头小牛，五岳合用一头牛，四海四渎合用一头牛，群神合用两头牛。奏乐也如南郊。送神以后，把祭祀用的俎中祭物埋在坛北。明帝即位后，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第一次在明堂祭祀五帝，以光武帝配享。【《孝经》说，在明堂尊崇祭祀周文王，使他配享上帝；所以郑玄说：“上帝，是天的另一个名称。神没有两个主宰，因此把祭祀地点区别开来，以避开后稷。”】五帝的神位设在堂上，各自在相应方位；黄帝位于未方，其他都如南郊的神位。光武帝的神位在青帝之南，稍稍后退，面向西。祭牲各用一头小牛，奏乐如南郊。祭事结束后，便登上灵台观望云气和天象。【杜预注《左传》说：云物是云气和天色，用来观察灾异变化。平时观察妖祥，预先作好防备。】

译迎接四时之气。五郊的神位，自永平年间依据《礼记·月令》关于五郊迎气和服色的规定，又采纳元始年间的旧例，在雒阳城东、南、西、北和中央设置五郊神位；中央神位在未方。祭坛都高三尺，台阶没有等级差别。立春这天，在东郊迎春，祭祀青帝和句芒。【《月令章句》说：东郊距城八里，是因木数而定。】车、旗和服饰全用青色，歌唱《青阳》，用八佾舞和《云翘》舞；并趁机赏赐文官以及太傅、司徒以下官员，各按等级赐给缣帛。立夏这天，在南郊迎夏，祭祀赤帝和祝融。【《月令章句》说：距城七里，是因火数而定。】车、旗和服饰全用赤色，歌唱《朱明》，用八佾舞和《云翘》舞。立秋前十八日，在中央神位迎接黄灵，祭祀黄帝和后土。【《月令章句》说：南郊五里，是因土数而定。】车、旗和服饰全用黄色，歌唱《朱明》，用八佾舞和《育命》舞。【魏氏缪袭议论说：汉代有《云翘》《育命》舞，但不知道它们的出处。过去用来祭祀上天，如今可以兼用《云翘》祭祀圜丘，兼用《育命》祭祀方泽。】立秋这天，在西郊迎秋，祭祀白帝和蓐收。【《月令章句》说：西郊九里，是因金数而定。】车、旗和服饰全用白色，歌唱《西皓》，用八佾舞和《育命》舞。派谒者用一头特牲，先在坛上祭祀先虞；有祭事时，天子进入苑囿射牲，用来祭祀宗庙，称作“貙刘”，相关内容记载在《礼仪志》中。立冬这天，在北郊迎冬，祭祀黑帝和玄冥。【《月令章句》说：北郊六里，是因水数而定。】车、旗和服饰全用黑色，歌唱《玄冥》，用八佾舞和《育命》舞。【《献帝起居注》说：建安八年，公卿在北郊迎气，开始恢复使用八佾。《皇览》说：迎接春夏秋冬的礼仪各有相应的音乐，也是顺应天道。因此，从冬至起算四十六日，天子在东堂迎春；东堂距都城八里，堂高八尺，堂阶三等，乘青色税车八辆，旗尾崇尚青色；田车上载着矛，号称“助天生”，用角声歌唱，用羽翟起舞，这就是迎春的乐舞。从春分起算四十六日，天子在南堂迎夏；南堂距都城七里，堂高七尺，堂阶二等，乘赤色税车七辆，旗旄崇尚赤色；田车上载着弓，号称“助天养”，用徵声歌唱，用鼓鞉起舞，这就是迎夏的乐舞。从夏至起算四十六日，天子在西堂迎秋；西堂距都城九里，堂高九尺，堂阶九等，乘白色税车九辆，旗旄崇尚白色；田车上载着兵器，号称“助天收”，用商声歌唱，用干戚起舞，这就是迎秋的乐舞。从秋分起算四十六日，天 子在北堂迎冬；北堂距都城六里，堂高六尺，堂阶六等，乘黑色税车六辆，旗旄崇尚黑色；田车上载着铠甲和铁盔，号称“助天诛”，用羽声歌唱，用干戈起舞，这就是迎冬的乐舞。章帝即位后，元和二年正月下诏说：“山川百神中应当祭祀的，尚未全部举行祭祀，应当议定增修群祀、适宜享祀的神灵。”【《东观书》载诏书说：《尚书》称‘分别制定大祭’，又说‘全面举行没有遗漏的祭祀’。祭法说，有功德施加于百姓的就祭祀他；因公事而死、勤勉办事的就祭祀他；以劳绩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日月星辰，是百姓所仰望的；山林川谷丘陵，是百姓获取财物和资用的地方。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不列入祭祀典章。传说说，圣王先使百姓成就事业，然后才致力于事奉神灵；又说，山川之神，如果发生水旱、厉疫之灾，就在神前禳除；日月星辰之神，如果雪霜风雨失时，也在神前禳除。孝文帝十二年诏令说，近年五谷歉收，想要增加对诸神的祭祀。《王制》说，山川神祇有不举行祭祀的，就是不敬。如今担心山川百神中应按典章祭祀的还没有全部得到相应祭祀，应该议定增修群祀、适宜享祀的神灵，以祈求丰年，招致嘉福，使众多百姓繁衍。《诗经》不是说过‘安抚百神，以及黄河和高山’吗？有了收成，就应当报答神灵的功劳，不能只私自庆幸。希望不要嫌弃众人的意见相同；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二月，皇帝向东巡狩，将要到达泰山时，派使者奉一太牢，在济阴郡成阳县的灵台上祭祀帝尧。到达泰山后，修整光武帝在山南的坛兆。辛未日，按旧例举行燔柴祭祀天地和群神。壬申日，在孝武帝所建的汶上明堂祭祀五帝，以光武帝配享，仪式如同雒阳明堂祭祀。癸酉日，又向明堂告祭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每位各用一太牢。祭事结束后，便朝见东方诸侯，在宴会上赐赉王侯和群臣；随后巡行郡国，驾临鲁地，祭祀东海恭王以及孔子的七十二名弟子。【《汉晋春秋》说：阙里，是仲尼的故宅，位于鲁城之中。皇帝登庙面向西，群臣在庭院中央面向北，都拜了两拜；皇帝进献酒爵，然后就座。《东观书》说：祭祀礼仪完毕，命儒者进行辩论问难。】四月，回到京都。庚申日，向高庙告祭，世祖各用一头特牛；又为灵台的十二座门各作一首诗，分别在相应月份祭祀时演奏。和帝没有增加或改动这些制度。安帝即位后，元初六年，依据尚书欧阳氏学说，认为六宗位于天地四方的中央，是上下四方的宗主；又根据元始年间的旧例，认为六宗是《易》所说的六子的气、日月、雷公、风伯、山神和泽神，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三月庚辰日，首次改建六宗祠，设在雒阳西北戌亥之地，礼仪等级相当于太社。【《月令》说，孟冬向天宗祈祷。卢植注说，天宗就是六宗之神。《李氏家书》说：司空李郃侍奉南郊祭祀时，没有看见六宗祠，于是上奏说：考察《尚书》‘以肆类之礼祭上帝，以精诚祭六宗’一语，六宗在上不及天，在下不及地，在旁不及四方，处在六合之中，辅助阴阳化育万物。汉初在甘泉、汾阴祭祀天地，也祭祀六宗。孝成帝时，匡衡上奏建立南北郊祭祀，又恢复祭祀六宗。王莽则认为六宗是《易》的六子。建武年间都城迁到雒阳，制定祭祀制度时没有说明祭六宗，因此废止，六宗也不再享有血食。如今应当恢复旧制度。皇帝下诏交给公卿议论。五官将桓郁等三十一人议论认为可以祭祀；大鸿胪庞雄等二十四人议论认为不可以祭祀。皇帝采纳李郃的意见，于是祭祀六宗。关于六宗的议论，从伏生直到后代各有不同；现在一并抄录汇集，以证明这些说法。虞书说：‘于是举行类祭祭祀上帝，精诚祭祀六宗，望祭山川。’伏生、马融说：万物若没有天就不能覆盖，若没有地就不能承载，若没有春天就不能生长，若没有夏天就不能茂长，若没有秋天就不能收获，若没有冬天就不能收藏。精诚祭六宗，说的就是这个。欧阳和伯、夏侯建说：六宗在上不是天，在下不是地，在旁不是四方，处于这六者之间，是辅助阴阳变化的神灵。孔安国说：以精诚之意奉献祭祀称为禋；宗就是尊，所尊敬而祭祀的对象有六种。把少牢埋在太昭，是祭祀四时；在坎坛祭祀寒暑；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所谓‘精诚祭六宗’，说的就是这些。孔丛子说：宰我向孔子询问六宗，孔子的回答与孔安国的说法相同。臣下昭认为，这种解释如果确实是孔子所说，那么后来的儒者就不会再纷纷争论。文秉考察刘歆说：六宗是水、火、雷、风、川、泽。贾逵说：六宗是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郑玄说：六宗是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星指五纬，辰指日月所会的十二次；司中、司命是文昌的第五星和第四星；风师是箕星，雨师是毕星。晋武帝初年，司马绍统上表驳斥这些说法说：臣认为，《尚书》所说的‘类’祭，并不是天；山川属于……】

译若说望祭，那么海岱就不属于宗；若说宗祭还包括山岳，那么望祭又为何要另定等级？伏无忌、刘歆、桓逵都失去了这段话的本义。六合之内，并不是典制所能全部涉及的；“六宗”之数，也不是指一个固定的神位；用阴阳来解释，又不合义理。他们把五纬合为一宗，把文昌分为二宗，把箕、毕二星归入辰星，又另为风师、雨师设置神位，这都是郑玄的错误。孔安国依据《祭法》解释“宗”，却把天地排除在上面，把四方遗落在下面，只取其中作为六宗。四时、寒暑、日月、众星，再加上水旱，所祭祀的对象已有八类，并不只是六类。《左传》说：“山川之神，若有水旱、厉疫等灾害，就在这里祈禳；日月星辰之神，若有雪霜、风雨失时，就在这里祈禳。”又说：“龙星出现，就举行雩祭。”像这样，禜是祭祀日月星辰、山川的名称；雩则是周人在四月祭天求雨的称呼。雪霜之灾，并不是禜祭所能禳除的；雩祭的礼仪，也不是正月所祈求的。周人以后关于此事的说法，是借用有虞氏的旧典，后世学者还没有完全明白。况且在郊外祭祀上帝，本来就是礼天；望祭山川，就是禜祭所涉及的对象。考察《周礼》，其中说：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又说在四郊祭祀五帝，四类、四望也同样举行。并没有“六宗”的兆祭。《祭法》所说的祭天、祭地、祭四时、祭寒暑、祭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以及山林川谷丘陵，凡能出云、作风雨、出现怪异之物的，都是有天下者祭祀百神的对象；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不列入祀典，也没有“六宗”的文字。六宗所祭的对象，就是《祭法》所涉及的；《周礼》所祭的对象，就是《虞书》所说的宗祭，不应另行设置六宗之祀。《周礼·春官·大宗伯》说，掌管制作六种玉器，以礼敬天地四方：用苍璧礼天，用黄琮礼地，用青圭礼东方，用赤璋礼南方，用白琥礼西方，用玄璜礼北方。天宗，是日月星辰、寒暑之类；地宗，是社稷、五祀之类；四方之宗，是四时、五帝之类。这样，各类神祇都得到相应的祭祀而无所废弃，百官也都能各尽其职而不至于亵渎，在义理上是通达的。幽州秀才张髦又上疏说：“《虞书》说‘禋于六宗’，礼制中祖考所尊奉的就是六位。怎样考证呢？《周礼》和《礼记·王制》说，天子将要出行，要祭告上帝，祭告社，告祭父庙；巡行四方时朝见诸侯，回来要到祖庙告祭，并用一只牲畜。《尧典》也说：于是祭告上帝，禋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向群后颁赐瑞玉；于是朝见东方诸侯，协调四时月份，校正日期，统一音律、长度、容量和衡量。” 巡狩一年遍行天下，然后回来，到艺祖之庙告祭，并用一只牲畜。臣认为，《尚书》和《礼记·王制》所说的是同一件事，义理相合、符契相投。“禋于六宗”正是指祭祀祖考、祭告宗庙。文祖之庙中的六宗，就是三昭三穆。如果按照十家注家的说法，各自解释不同，上下文互相违背；而且既埋没了祖庙之礼，考察祀典又会使尊卑失序。若只祭告上帝，不禋祭祖祢，出行时不告，回来时也不告，凭什么说是‘格’？由此推求，事情就很清楚了。《礼记》说，政治一定以天为根本，仿效天地而降下命令；命令降于社，叫作仿效大地；降于祖庙，叫作仁义；降于山川，叫作兴作；降于五祀，叫作制度。又说，郊祭上帝，是为了确定天的尊位；在国中祭社，是为了分辨地利；祭祖于宗庙，是为了以仁为本；祭山川，是为了礼敬鬼神；祭五祀，是为了建立祭祀之本。又说，郊祭的礼举行后，百神各得其职；祭社的礼举行后，各种货物都能得到；祭祖庙的礼举行后，人们都服从孝慈之教；祭五祀的礼举行后，法则得到端正。所以郊、社、祖庙、五祀，都是修明义理、保存礼制的所在。这些都是孔子所承述尧舜、记载三代教化的内容，见于祀典，前后相互印证，都是先天地，次祖宗，然后才是山川群神。因此《祭法》说，七代所更变的，是禘、郊、宗、祖。明白舜在文祖之庙接受帝位，观察璇玑玉衡、考察七政，审察天命已经确定，于是举行郊祭和宗庙祭祀。若与《尧典》相合，周公就是这样做的人。郊祭以后稷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配上帝，这表示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身居帝位而掌管事务，祭祀天地、供奉群神，却巡狩天下而遗忘祖宗，恐怕不是有虞氏的本意。五岳比拟三公，四渎比拟诸侯，都是依据先儒的说法；把水旱风雨列在五岳四渎之前，把祖考置于上帝之前，又混杂在‘肆类’一语中，扰乱了祀典。臣认为，十一家的说法都不正确。太学博士吴商认为，“禋”就是烟，三种祭祀都堆积柴薪，把牲体放在上面，借升起的烟气报答阳神，并不是祭祀宗庙的名称。郑玄之所以不采纳诸儒的说法，是想依据《周礼》：禋祀都是天神，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共八类，其中日月随郊祭而祭，所以其余六类就是六宗。因为《尚书》说“禋于六宗”，与《周礼》的事相符合，所以郑玄据此立说。况且文昌虽有大体，但星名各异、祭日不同，所以要随事分别祭祀；说文昌有七星，就不能只祭其中某一星。第四、第五星就是这样。郑玄既不知道文昌星的形体，又妄自引用它来充当司中、司命。箕、毕二星既不属于辰星，而且同样属于随事祭祀的例子，所归属的对象也没有什么嫌疑。范宁注《虞书》说，考察众人的意见，各有不同的学说和疑难；郑氏的证据最为详尽，因此附录于此。考察六宗一事，众说纷纭，不知哪一种正确。虞喜另有解释说：大地有五种颜色，太社象征它；把五色合为一体，就是六，六是地数。臣昭说：关于六宗的解释纷纭，各种说法相继出现，始终没有一种完全通达，也难以偏取一说。历来辨析博学大儒的意见，终究没有得到明确结论。康成的说法被许多人接受，何不各自保存自己的意见？宣尼所认可的，只是显明其中一种说法，又有什么妨害呢？臣私下认为，祭祀之敬没有比天地更大的。《虞典》把它列在篇首，年代越久，意义越盛，这正应当由学者各尽所能去探求。臣昭说，虞喜认为祭地接近实情，但把五色分开，再合五为六，又不能解释“禋”，反而更加疑惑。考察《虞书》所说“肆类于上帝”，就是祭天。它不说天而说上帝，是因为帝是天神之极；举出帝，天神便都包括在内，日月星辰也可由此类推。“禋于六宗”就是实际祭地。它不说地而说六宗，是因为宗是地数的中数；举出中数，足以包括各种地数，社稷等祭祀也可由此类推。天用神来称说，地以中数来表示；仰观俯察，所以二者有所区别。“宗”是崇高尊贵的称呼，也就是竭尽敬意的意思。“禋”是埋祭的说法，是实际瘗埋的另一种称呼，并不是《周礼》所说的烟祭。凡字形涉及神，都以今天的“神”字为构形部件；今天的“神”就是古代的“神”，所以社、稷等字无不以神为形旁。《虞书》与后来祭祀名称不同，这就隔开了两者；《周礼》又改作“烟”，音形都不同。《虞书》所说的“土”，正是祭地之义，这里没有什么可疑。难道六宗是另外的旁祭吗？《风俗通》说，《周礼》以槱燎祭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槱，是堆积柴薪烧祭。如今民间仍然祭祀司命，刻木制成人像，长一尺二寸；出行的人放在箱子里，居家的人另做小龛供奉。齐地非常尊重它，汝南各郡也多有这种祭祀，通常在春秋两季用猪祭祀。延光三年，皇帝向东巡狩，到达防山，举行燔柴祭，又在汶水上明堂祭祀，照元和三年的旧例办理。顺帝即位后，修整并奉行太常掌管的祭祀。桓帝即位十八年间，喜好神仙之事。延熹八年，首次派中常侍到陈国苦县祭祀老子；延熹九年，亲自到濯龙祭祀老子，用织有文彩的毛毡筑坛，以纯金装饰叩击用的祭器，设置华盖之座，使用郊天的音乐。《后汉书》卷十八。

译《后汉书》卷十八考证。《祭祀志》中说，灵台尚未启用时，因其尊崇而称为太室，因其朝向光明而称为明堂。○监本“崇”字下多了“矣”字；“向明”二字误作“堂”字，均依宋本改正。又根据周代清庙的说法来论证。○“论”字下多了“曰”字。又说明鲁国的太庙仍然就是周代的清庙。○“明”字下多了“堂”字，“之”字下脱漏“太”字，均依宋本改正。又说，圆形的天盖、方形的大地，体现六九之道。○“六九”字样，何焯校本改为“九六”。在南郊迎接夏季，祭祀赤帝祝融。注：《月令章句》说，距离都城七里。○此本也作“南郊七里”。臣良裘按：下文祭黄帝、后土的注文说“南郊五里”，与这里是互相参见的文字。《后汉书》卷十八考证。钦定《四库全书》。《后汉书》卷十九。梁代剡县令刘昭补注并作注。祭祀志第九。祭祀志下：宗庙、社稷、灵星、先农、迎春。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在雒阳建立高庙。汉《旧仪》说，故孝武庙；《古今注》说，在雒阳校官中建立。每年四时举行合祭，以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依照旧制；其余四帝，春季在正月、夏季在四月、秋季在七月、冬季在十月祭祀，另加腊祭，一年共五次。建武三年正月，建立亲庙于雒阳，祭祀父亲南顿君，上至舂陵节侯。当时盗贼尚未平定，正致力于征伐，祭祀礼仪还没有建立。到建武十九年，盗贼讨平，军事稍息，于是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上奏议礼：做人子弟，侍奉大宗，按礼制应降低对自己亲属的私亲待遇；礼制的施行，不能与因自身取得而来的私恩相同，应当革除现有亲庙。如今亲庙中，孝宣皇帝因为以孙继祖，曾为父亲在奉明建立皇考庙，只有群臣侍祠。于是下诏有关部门议定先帝四庙中哪些应当替代，以及皇考庙之事。公卿、博士、议郎和大司徒涉等议论认为，应奉祀所替代的庙，建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四庙，以代替如今的亲庙；兄弟以下的亲属，由有关官署祭祀；应当为南顿君建立皇考庙，祭祀上至舂陵节侯，群臣奉祠。当时议论有不同意见，没有明文记载。皇帝批准涉等人的议议，下诏说：“宗庙的处所还没有确定，姑且在高庙举行合祭。成帝、哀帝、平帝暂且在长安旧高庙祭祀；南阳舂陵，则每年按时仍在旧园庙祭祀。”《古今注》说，建武十八年七月，派中郎将耿遵修治皇祖庙旧宅和稻田。园庙距离太守治所很远的地方，由所在地的令、长代行太守职务，侍奉祭祀。《如淳》说，宗庙在章陵，属南阳；南阳太守以使者身份前往祭祀，不让侯王祭祀，是因为诸侯不得把天子作为自己的祖先；凡亲临宗庙祭祀，都称为侍祠。只有孝宣帝有功德，于是为他加上尊号“中宗”。从此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宣帝、孝元帝，共祭五位帝王。西庙供奉成帝、哀帝、平帝三位帝主，四时在旧高庙祭祀；东庙由京兆尹侍祠，所戴冠帽、所穿衣服、所用车服，依太常祭祀陵庙的礼仪。南顿君以上直到节侯，都在园庙祭祀：南顿君称皇考庙，钜鹿都尉称皇祖考庙，郁林太守称皇曾祖考庙，节侯称皇高祖考庙；所在地郡县侍祠。建武二十六年，有诏询问张纯关于禘、祫的礼制为何没有施行。张纯上奏说，礼制是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已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尚未毁庙的神主也都升入太祖庙合祭。五年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旧制是三年一祫，已毁庙的神主合食于高庙。尚在庙中的神主从未合祭，元始五年才开始实行禘礼。父亲为昭，面向南；儿子为穆，面向北；父子不并坐，而孙随从祖父。《决疑要注》说，凡昭穆排列，父亲面南，所以称昭，昭是明的意思；儿子面北，所以称穆，穆是顺的意思。始祖单独位于北方，后代依次夹在始祖两侧向南排列，昭在西，穆在东，彼此相对。禘的意思是审察，审察昭穆尊卑的义理。夏季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用来端正尊卑之义；祫祭在冬季十月，此时五谷成熟，所以让骨肉亲属共同饮食。宗庙尚未确定时，暂且举行合祭。现在应当依时确定制度。这些话载在张纯的传中。后来不再另立庙，于是以合祭高庙为常制；以后在三年冬季举行祫祭、五年夏季举行禘祭时，只陈列并祭祀已毁庙的神主，称为殷祭。太祖面向东，惠帝、文帝、武帝、元帝为昭，景帝、宣帝为穆；惠帝、景帝、昭帝三位帝王，若不是举行殷祭的年份便不祭祀。《汉旧仪》说，宗庙三年举行大祫祭，子孙各帝按照昭穆坐在高庙中，所有已毁庙的神灵都合食；设置东西两席。高祖面南，设有帷帐，绣帐望向堂上西北角，帐中座位长一丈、宽六尺，绣褥厚一尺，里面填絮四百斤，配曲几、黄金扣器。高后坐在右侧，也设帷帐，向后退六寸，用白银扣器。每个太牢从中分开，左边陈列祭天之牲，右边陈列祭后之牲；俎上的余肉堆积在前面，多达数千斤，称为“惟俎”。儿子为昭，孙子为穆，昭面西，穆面东，都是曲几，像高祖一样陈设饮食；各自配祭自己的祖先，坐法如祖妣。太常引导皇帝从北门进入，陪祭群臣都举手分列避让，低头伏地。大鸿胪、大行令和九宾传呼说“起，复位”，皇帝登堂。侍中用巾捧着酒器跟随皇帝进拜，谒者赞颂献享说：“嗣曾孙皇帝恭敬地拜两拜。”上前献酒，然后退行到昭穆座前依次献酒；儿子为昭，孙子为穆，都是父子相对。仪式完毕，退到西面坐下，坐法如乘舆。赞颂献享，奉高祖赐福长寿；皇帝起身拜两拜，回到席位，用太牢左边的牲肉赐给皇帝，像祭祀时一样。午夜入庙行礼，天亮时献上九爵酒，群臣都拜，于是赐胙。皇帝出来更衣，中诏宣布仪式结束。按从者奉承丁孚《汉仪》记载，桓帝祭祀恭怀皇后时的祝文说：“孝曾孙皇帝命令有司、臣太常，早起晚寝，小心敬畏，不使自身有所毁伤。一旦不安，便恭敬地用洁净的牲畜：一头大武牛、柔毛羊、刚鬛猪，以及商祭所用的明视，芳香的黍稷，嘉美的祭品，普淖、咸盐、丰盛的根茎、明粢和醪酒，进献酎酒之祭于恭怀皇后。请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