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三十八

译《百官志》第二十八。《百官志》卷五：【州郡、县乡、亭里、匈奴中郎将、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王国、宋国、卫国、列侯、关内侯、四夷国、百官俸禄。】天下共有十二州，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本注说：秦代有监御史监察各郡，汉兴后裁省，只派丞相史分巡刺察各州，没有固定官职。孝武帝初年设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说，通常在春分时巡行部属郡国，各派一名官吏到边界迎接；各书说法不同）。成帝改称州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恢复刺史制度，设置十二人，各主管一州，其中一州隶属于司隶校尉（蔡质《汉仪》说，刺史奉诏依旧典，在各郡国周行，考察政务，黜退或升任官员，审理冤狱；以六条询问政事，六条以外的问题便不察问：第一，强宗豪右田宅超过制度，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二，二千石不奉诏书、不遵典制，背公向私，曲解诏令以守护私利，侵夺百姓、聚敛作奸；第三，二千石不能审理疑难案件，任意杀人，因怒滥刑，因喜滥赏，烦扰苛暴，残害百姓；山崩石裂，妖异祥瑞，谣言讹传，也在察问之列；第四，二千石选任不公平，苟且阿附所爱，埋没贤能、宠信顽劣；第五，二千石的子弟倚仗荣势，向所监察者请托；第六，二千石违背公义，向下结交，阿附豪强，通行贿赂，割损政令。各州刺史初次任命时，待遇比照持笏官，只作揖而不拜。《献帝起居注》说，建安十八年三月庚寅，裁省州、合并郡，恢复《禹贡》的九州。冀州得到魏郡、安平、钜鹿、河间、清河、博陵、常山、赵国、渤海、甘陵、平原、太原、上党、西河、定襄、雁门、云中、五原、朔方、河东、河内、涿郡、渔阳、广阳、右北平、上谷、代郡、辽东、辽东属国、辽西、玄菟、乐浪，共三十二郡；裁省司隶校尉，将司隶各部划归豫州、冀州、雍州；裁省凉州刺史，将其辖部并入雍州，所得郡为弘农、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上郡、安定、陇西、汉阳、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张掖、张掖属国、酒泉、敦煌、西海、汉兴、永阳、东安、南，共二十二郡；裁省交州，将其郡划归荆州，荆州得到交州的苍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以及原有的南阳、章陵、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共十三郡；益州原有广汉、汉中、巴郡、犍为、蜀郡、牂牁、越巂、益州、永昌、犍为属国、蜀郡属国、广汉属国，又得到交州的郁林、合浦，共十四郡；豫州原有 颍川、陈国、汝南、沛国、梁国、鲁国，如今又得到河南的荥阳都尉，共八郡；徐州有下邳、广陵、彭城、东海、琅邪、利城、城阳、东莞，共八郡；青州有齐国、北海、东莱、济南、乐安，共五郡；献帝《春秋》说，孙权任命步骘代理交州刺史。《东观汉记》说，交趾刺史持节）。各州通常在八月巡行所部郡国（胡广注说，巡行是乘驿马；县县相接传送车驾，使其疾行，正如古人所说的“附遂”）。记录囚徒（胡广说，考察各县邑的囚徒，查阅案卷、核对供辞，确认真伪；有受侵害、含冤的，立即公平处理）。考核官吏的优劣（胡广说，考核地方长吏；不称职的列为殿，举荐罢免；有治理才能的列为最。上报州中尤其优异的人才，以及州中官吏、百姓中才德突出者，每年举荐一人）。起初，年终到京都奏事（胡广说，所察之事若有合乎条令、异常的，便复查追问，不欺软怕硬；年终携带所记录的情况送到京师，称为奏事，各按路程远近有固定期限）。中兴以后只通过计吏奏报（胡广说，不再亲自到京师，所奏内容都依旧典。东观书说，和帝初年张酺上言：“臣听说，君王效法上天，荧惑星运行到太微宫便上奏，所以州牧、刺史入朝奏事，是为了沟通下情、了解外部事务。数十年来，因重视这一制度，反而造成道路上的烦扰，所以有时停止奏事；如今便把它作为惯例。臣以为，刺史任职满一年，可以依旧典奏事；询问州中的风俗，恐怕有些好恶超过了所奏之事；把所听到、看到的事情、考核众官的情况、下属章奏所告发的事，以及自己举荐的人，有意才干突出者加以赏赐；最为无状、违背诏书的，依法治罪，希望借此告诫其余官员，使他们各自敬慎职守，从而减少贪邪便佞。”《韩诗外传》说，君王必须设置牧官，四方各三人，用来远察四方、治理民众。远方百姓有饥寒却得不到衣食，有诉讼含冤、失去职位，或贤能而未被举荐的，就入朝告诉天子。天子在其国君的朝廷上，作揖请国君进来，说：“难道是我的政教有什么地方不能使你们满意吗？为什么会有百姓饥寒而得不到衣食，有诉讼含冤而失去职位，有贤能者而未被举荐？”国君退下后，便与卿大夫商议。远方百姓听说后都说：“这真是天子啊！我居住在偏僻之地，他却看见我所处的近处；我居住在幽暗之处，他却看见我的隐情。我怎么能欺骗他呢？”所以设置牧官，是为了使君王开通四目、通达四方之聪听）。各州都有从事史和假佐。本注说：员额、职掌大略与司隶相同，但没有都官从事；其中功曹从事

译改称治中从事。豫州所属郡国六个，冀州九个，兖州八个，徐州五个，青州六个，荆州七个，扬州六个，益州十二个，凉州十二个，并州九个，幽州十一个，交州七个，共九十八个。其中二十七个为王国相，七十一个为郡太守；属国设置都尉。属国从郡中分出，因距离遥远而设置，制度如郡但规模稍小，仍沿用原郡名称。世祖合并裁省郡县四百余所，后世逐渐又增加（臣刘昭说：从前先代分列爵位，等级各异；九服范围不同，京畿与荒远地区制度有别。虽有连帅总领、牧伯分掌，疆域设置界限，兼任事务也有定数，就像身体驱使臂膀、手驱使手指，因此上下相互巩固，远近彼此联系，群臣和睦，共同安养百姓。到了周代衰微，诸侯逐渐争相吞并扩张，邦国互相侵夺争战，接连怀有贪婪谋略；经过数百年才终于完成统一，难道不是由于树立根本才造成的吗？秦统一天下，设置郡县，孤立地封立一个王，立即因此灭亡。汉高祖因袭秦制，虽未一下子彻底改变，仍分封子弟，最终平定诸吕之乱；又逐渐分割郡国，削弱大国的权力。后来严安等人仍慷慨激愤，认为千里之地的威势就是古代强国的形势，担忧这不是安定根本、长久无穷的办法。到孝武帝末年，才设置刺史，监察纠举违法，不过六条，乘传车周游，没有固定驻地，秩级只有几百石，威望轻微，尚且能够勤勉举察，尚未产生侵犯之祸。成帝改为州牧，祸端开始扩大；但成帝并非明察治道的君主，所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世祖中兴，明察政治根本，又约束州牧职权，恢复刺史，仍遵循旧制，停止亲自入朝奏事，减少烦扰，逐渐走上自重的道路。此后年岁推移，母后临朝时，多采取软弱守成的办法；天下危险动荡，四海溃败，财尽力竭，纲纪毁坏，但八方不能侵入中央，诸侯也不敢入京讨伐，难道不是因为中央强而枝末弱、控制一向严密所造成的吗？到了孝灵帝在位，祸乱已经遍及天下，刘焉借机为自己谋求割据，并非忧虑国家，只怀有占据一方的谋略；他在昏乱时代发表议论，向愚昧的君主进言，大力称说应当加重州牧权力，认为这样足以镇压万里、扶植奸邪、树立权谋，苟且只图一时，哪里能作为国家永久的根本和长久的胜策呢？圣明君主统治天下，无不广泛庇护百姓，继承前代美善的谋略，传承旧有制度；但也知道事情久了会产生弊端，不可能永远贯通不变，所以会改变正服、革除异质，分列爵位为三等、五等，制度参差而不一。何况由愚昧幼稚的君主和怀奸诈之心的臣子共同创设的制度，怎么可以因循不改？刘焉沿袭旧制而大肆尊崇州牧，最终一天的治理也没有实现。因此刘焉出任益州牧，在岷山、峨眉一带营造帝王服饰；袁绍 取得冀州后，在燕、朔地区发布制书；刘表控制南方，制定南郊祭天、祭地的礼仪；魏祖曹操占据兖州，于是构建帝业。汉朝的灭亡，祸根就在这里。到了后代，任用和委寄的权力越来越广，把治理一方的重任交给州牧，把斧钺征伐的权力授予他们，把都督的威势交给他们，把征讨的谋略开放给他们。晋太康初年，武帝也怀疑这种制度的弊害，于是下诏说：“上古和中古，有时设置州牧，有时设置刺史，有时设置监御史，都是总领纲纪，却不把治理政务、管理百姓的事情交给他们，而是将其任命为诸侯、郡守。过去汉末四海分崩，因而吴、蜀各自擅权；从那时起，刺史对内亲自处理民政，对外统领兵马，这只是适应一时形势罢了。如今依靠宗庙神灵和士大夫的力量，江表已经平定，天下合为一体，应当收敛干戈，与天下休息。各州没有战事的，撤去兵力；刺史的职掌全依汉代旧制，出行颁布诏令，入朝到京城奏事；二千石官专门承担治理百姓的重任，监察之司在上面清明严肃，这才是长久的制度。应当裁省州牧。”晋武帝又看到了州牧制度的弊害。虽然有这番话，最终却没有完成这件事。后继者相承，州牧、镇将的权力更加重大，凭借土地分争，最终覆亡天下。过去王畿再大不过千里，州所管辖的地域却广阔遥远；在争强如虎视的时期，直到迁鼎改朝之日，没有一次不是借助藩镇兵权，倚仗督察之力，逼迫幼主、伺机侵夺。严重时，君臣举兵，骨肉相残于战场；兄弟被悬首，伯叔被屠杀。年少者披肝沥胆，尾大不掉的祸患既由此开始，也因此终结。车辕一旦倾覆，后继者却接连蹈袭，没有人改变道路，于是雒京遭受衔璧投降之痛，秦台遭受不能守卫之惨。胡、羌相继兴起，氐、鲜卑接连再起，百姓被反复磨灭，祸害流传百代；坚冰逐渐形成，又加上这种制度的蛀蚀。唉，后世圣王一定不能长期停留在这条道路上；王朝长久延续的结局，应当有奇妙的谋略。否则，雄强者捍卫、反抗之事恐怕会比这更加严重，凭借强力作乱为害的谋略也会在后世更加盛行。”凡州所监察的地区，总设置京都尹一人，秩二千石，丞一人；每郡设置太守一人，秩二千石，丞一人。郡若处于边境戍守之地，丞改称长史（《古今注》说，建武六年三月下令，郡太守、诸侯相患病时，由丞、长史代理政事；十四年，裁撤边郡太守丞长史，令长史统领丞的职务）。王国的相也一样。每个属国设置都尉一人，秩比二千石，丞一人。本注说：凡郡国都主管治理百姓、进用贤能、奖励功劳、裁决诉讼、查禁奸邪；通常在春季巡行所主管的县，劝导百姓从事农桑，赈济救助贫乏断绝之家；秋冬派遣无害吏审讯囚徒，公平判定其罪法，考核官吏优劣（考察法律中“无害都吏”，就是如今所说的公平吏）。公平吏（《汉书音义》说，文书处理没有枉曲伤害；萧何因为文书处理公正无害，担任沛县主吏掾）。年终派遣官吏上报计簿（卢植《礼注》说，计簿在九月结算，是因秦代以十月为岁首）。并且举荐孝廉：郡人口达到二十万，举荐一人。主管兵器、禁备和盗贼事务。景帝改称都尉，武帝又设置三辅都尉，各一人；边郡设置农都尉，主管屯田、增殖粮食；又设置属国都尉，主管归降的蛮夷。中兴建武六年，裁省各郡都尉，把职务并入太守，不再举行都试之役（《古今注》说，建武六年八月裁省都尉官。应劭说，遇有事务繁重时，郡中临时设置都尉，事情办完便撤除）。又裁省关都尉；只有边郡往往设置都尉及属国都尉，逐渐分出县来治理百姓，制度比郡稍小。安帝因羌人犯法，三辅又有守护陵园的需要，于是恢复设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应劭《汉官》说：“上天生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材质，百姓都要使用它们，废去一种都不可以；谁能废弃兵器？兵器的设置由来已久。《易经》说，弯曲木材制成弓，削尖木材制成箭，弓箭的锐利用来威服天下。《春秋》说，三时务农，一时讲习武事。《诗经》赞美公刘：不是只居住、安逸，而是入则耕作，出则作战；裹好干粮，带上兵器，四方没有谁能抵挡。自从郡国裁省材官骑士以后，官府没有警备，实际上开启了祸心。一方有难，三面救援；临时征发，像雷震、烟蒸、电激，一切都从百姓中取办，百姓喧扰不安，来不及讲习射御、使用戒誓；一旦驱使他们去面对强敌，就像斑鸠、喜鹊捕捉鹰鹯，猪羊射取豺虎。因此每次作战总是失败，王师不能振作。张角怀藏妖妄伪说，远近震荡，八州同时起兵，烟火蔽天；州牧、郡守被斩裂，鲜血流成河。这才从远方征召三边特殊风俗的士兵；他们不是我族之人，愤怒凶悍，纵横作乱，多把善良百姓杀死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视财物如粪土。可悲啊，百姓流离失所的祸患，明显就出在这里。不进行教练便让他们作战，这叫抛弃他们。考察这些祸败，难道是没有原因吗？《春秋》说，家中不收藏铠甲，是为了使一国的威权压制私人的武力。如今虽然天下残破，王命尚未通行，却可以用军队消除冲突、压制危难，事情如指掌一样容易，所以设置右扶风都尉。”）。各郡国都设置诸曹掾史（《新论》说，王莽时设置西海郡，属吏都秩百石；亲近侍从一人，秩四百石，任职两年后升迁补官）。本注说：各曹大略如公府诸曹，但没有东西曹（蔡质《汉仪》说，河南尹的属官出外考察案件，与从事相同）。有功曹史，主管选任、授官和功劳；有五官掾，办理功曹及各曹事务。监督所属县时，设置五部督邮，每部曹掾一人。

译正门设亭长一人，掌管记室；设史一人，掌管登记文书、催促期限、防止遗漏。令史之下以及各曹，都各有书佐、干，主管文书。【《汉官》说：河南尹所属官吏共九百二十七人，其中十二人为秩禄百石的官吏；各县有秩三十五人；属官掾史五人；四部督邮、吏部掾二十六人；负责审理案件、施行仁恕的三人；监管津渡、沟渠和漕运水利的掾二十五人；秩禄百石的卒吏二百五十人；文学守助掾六十人；书佐五十人；循行二百三十人；干、小史二百三十一人。】属官中，每县、邑、道，凡大的设置令一人，秩禄千石；次等的设置长一人，秩禄四百石；小的设置长一人，秩禄三百石。侯国设置相，其秩禄等级也与此相同。【应劭《汉官》说：《前书·百官表》称，户数一万以上的设置令，户数不足一万的设置长。三边地区是孝武皇帝开拓设置的，县中只有几百户，有的却设置为令；荆州、扬州以南七郡，只有临湘、南昌、吴三县设置令。后来南阳郡的穰县地处中原，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有四五万户，却仍设置为长。桓帝时，因为江南阳安是女公主的封邑，改号为令；公主去世后，又恢复原来的设置。像这种情况，是为了依循当地原有的风俗。有人说，令、长的设置是依据当地水土，至于秩禄高低也没有明确文字记载。班固是博通儒术之人，撰述一代之书，这种说法大概接近事实。】本注说：令、长都掌管治理百姓，表彰善行、劝勉行义，禁止奸邪、惩罚恶行，审理诉讼、平定盗贼，体恤百姓；每年秋冬召集谋议，向所属郡国上报计簿。【胡广说：每年秋冬年终，各县分别统计户口、垦田、钱粮收支以及盗贼的多少，编成汇总簿册上报。丞、尉以下的官吏每年到郡中接受考核，核验其功绩；功劳最多、尤其突出的列为最优，在廷尉处慰劳勉励，以此鼓励后来者；功劳少、尤其落后的列为最差，由后曹另行责罚，以纠正懈怠轻慢。凡是回答案辞已经理屈、处境尤其困窘的，就收捕主管此事的掾史，向太守报告，请太守依法处理；由丞、尉将其捆绑责罚，以表明下级官吏要相互督促告诫，为百姓除害。明帝诏书规定，不得侮辱佩黄绶的低级官吏，以区别于平民。】凡以蛮夷地区为县的，称为“道”；公主的食邑称为“汤沐邑”；辖万户以上的县称“令”，不满万户的称“长”；侯国置相。这些都是秦代的制度。丞设一人，尉则大县设二人、小县设一人。注说：丞主管文书，掌管仓库和刑狱；尉主管盗贼。凡有盗贼发生，若不能立即查明主犯姓名，就推寻搜捕，巡行查访，侦察奸邪，以追究事情的端绪。应劭《汉官》说：大县设左右尉，合称“命卿”三人；小县设一尉一丞，合称“命卿”二人。各自设置所属各曹的掾史。注说：各曹大略如郡中的属员。五官为廷掾，负责监察乡中的五部；春夏任劝农掾，秋冬任制度掾。《汉官》说：雒阳令秩禄一千石，丞三人、秩四百石，孝廉出身的左尉秩四百石，孝廉出身的右尉秩四百石；属吏七百九十六人，其中秩四百石者十三人；乡中有秩、狱史五十六人，佐史、乡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啬夫、假吏五十人，官掾史、干、小史二百五十人，书佐九十人，循行二百六十人。乡设置有秩、三老、游徼。注说：有秩由郡署置，秩禄一百石。《汉官》说：乡户数达到五千户，就设置有秩。有秩掌管一乡的人。《风俗通》说：“秩”就是田间的大夫，意思是这种官员只有秩禄而已。较小的乡，则由县设置啬夫一人。《风俗通》说：“啬”是节省，“夫”是赋税，意思是使百姓的赋役增减适中。啬夫等都负责了解百姓的善恶，按先后安排差役；了解百姓的贫富，决定赋税多少，公平地区分等级。三老掌管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能够让出财物、救济祸患，以及学问足以成为百姓榜样的人，都在其门上悬挂表彰，以鼓励善行。游徼掌管巡逻警戒，禁止和查办奸盗。另有乡佐，隶属于乡，主管百姓，收取赋税。《风俗通》说：国家的制度大体上是十里为一乡。亭设置亭长，用来禁止盗贼。注说：亭长负责搜求捕捉盗贼，承受都尉的命令。《汉官仪》说：百姓二十三岁登记为正卒，服役一年作为卫士，又服役一年作为材官或骑士，学习射箭、驾车、骑马、奔驰和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集进行都试，考核成绩优劣。水乡百姓编为楼船士，也学习战斗、射箭和行船。经过郡境时，各郡太守各自率领一万骑兵巡行边障、巡视塞防和烽火，追击敌虏；设置长史一人、丞一人，管理军队和服兵役的百姓。出兵时，长史统领并设置部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等官，但这些官都不治理百姓。不能供给卫士、材官、楼船士服役的人，年满五十六岁、年老衰弱后才可以免役，成为平民，回乡耕田。按规定，选取合格者担任亭长。亭长考核巡逻，尉、游徼、亭长都要练习装备五种兵器：弓、弩、矛、盾、刀剑、铠甲；鼓吏戴红头巾，穿行縢，佩剑带刀，持盾披甲，设置矛戟，练习射箭。每十里设一亭，亭长兼掌候望；每五里设一邮，邮与邮相距二里半，用来侦察奸盗。亭长拿两尺长的木板，用来审问盗贼；拿绳索，用来拘捕盗贼。《风俗通》说：汉家沿用秦制，大体上十里设一亭。“亭”就是停留的意思，大概是行旅住宿和休息的处所。亭吏旧名叫“负弩”，后来改称亭长，也有人称为亭父。里设置里魁；百姓按什伍编制，善事和恶事都要上报。注说：里魁掌管一里百户；什主管十户，伍主管五户，彼此监督察看。百姓有善事或恶事，都要报告负责监察的官员。《风俗通》说：《周礼》以五家为邻，四邻为里。“里”就是止息；里中有司，五十家共同居住、共同办事，春秋时期也把同一里的人相互沟通称为“通其所”。边县设障塞尉。注说：掌管禁令和防备羌、夷侵犯边塞。《太公阴符》说：武王问太公：“希望听听治理乱世的要领。”太公说：“根本在于官吏。”武王说：“官吏是治理国家的，为什么反而会造成混乱？”太公说：“官吏的重大罪过有十种。”武王问官吏的重大罪过是什么。太公说：“一是官吏苛刻；二是官吏不公平；三是官吏贪污；四是官吏凭威势强迫百姓；五是官吏与属吏勾结作奸；六是官吏徇私包庇他人；七是官吏制造盗贼，把人作为耳目；八是官吏低价买入、高价卖给百姓；九是官吏向百姓虚增、更改物价；十是官吏使百姓震恐。国家治理时，官吏有三种罪过，国家就会混乱，百姓就会忧愁；十种罪过全都有，百姓就会流亡，君主也会失去国家。”武王说：“百姓也有罪吗？”太公说：“百姓也有十种比这些更严重的罪过，除掉这些，国家就能治理，百姓就能安宁。”武王问：“十种罪过是什么？”太公说：“百姓势力胜过官吏，厚待大臣，这是第一种；百姓结党强盛，侵犯欺凌众人，这是第二种；百姓极其富有，足以倾覆国家，这是第三种；百姓尊敬亲近自己的君主，使天下归附仰慕，这是第四种；人多势众欺压人少势弱，这是第五种；百姓享有百里之内的声誉，结交千里之外的人，这是第六种；百姓把官吏的威势当作自己的权力，这是第七种；百姓的恩惠施行于官吏，这是第八种；百姓凭借信任和人少势众，夺取别人的田宅、强占别人的妻子儿女，这是第九种；百姓的产业、家畜被他人侵害，这是第十种。所谓一家危害一里，一里危害诸侯，诸侯危害天下。”武王说：“杜绝官吏的罪过，阻止百姓的过分行为，应当怎么办？”太公说：“考察百姓的暴行，明定官吏的赏罚，慎重执行诛罚，那么官吏就不敢犯罪，百姓也不敢做过分的事。”武王说：“这样一来，官吏和百姓彼此窥伺，上下不和，反而结下仇怨了。”太公说：“君主要守住成法，官吏要守住职分，百姓要守住本业。这样各守其道，国家就能治理；国家治理了，都城就能治理；都城治理了，里就能治理；里治理了，家就能治理。家治理了，善恶就分明；善恶分明，国家就无事；国家无事，官吏和百姓在外不怀怨，在内不图谋滋事。”郡中如果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就按照事务的多少和范围大小设置令、长及丞，秩禄等级都同县、道一样，不另行分配士卒，而由本地官吏轮流供给。注说：凡郡中产盐很多的，设置盐官，主管盐税；产铁很多的，设置铁官，主管鼓铸。胡广说：盐官有的掘坑取得盐，有的凿井。

译有的煮海水取得盐；铸铜制造器械，在铸造冶炼时用扇子使火势旺盛，称为“鼓铸”。有工匠很多的地方设置工官，主管工匠和工役所缴的税物；有水池、渔业资源很多的地方设置水官，主管水利和征收渔税。所在各县平均分派差役，轮流供给这些官署；设置属吏也随事务需要，不拘泥于县的定员。使匈奴中郎将一人，秩比二千石。注说：主管防护南单于，设置从事二人；有事务时，随事增设人员，掾也随事务需要设置。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所设置的属员也是这样。应劭《汉官》说：护匈奴中郎将持节，在中道屯驻，向南设置官府和掾史。单于每年派侍子来朝，谒者常常负责迎送；所得的弓、马、毡、罽等财物价值一百多万。谒者办完事回去，详细上表，把财物交给府库收藏；皇帝下诏命令其自行接受。护乌桓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注说：主管乌桓胡人。应劭《汉官》说：持节，设长史一人、司马二人，都是六百石；同时统领鲜卑来客，赏赐质子，按时举行与胡人的马匹交易。《晋书》说：汉代设置东夷校尉，以安抚鲜卑。护羌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注说：主管西羌。应劭《汉官》说：持节，设长史、司马二人，都是六百石。皇子的封地称王国，每国设置傅一人、相一人，秩禄都是二千石。注说：傅负责用善道引导诸王，礼数如同老师，王不得以臣礼对待他；相的职掌如同太守，设长史如同郡中的丞。汉初分封诸王，沿用项羽所立诸王的制度，封地既广大，有的达到千里；官职中，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和各卿，秩禄都为二千石，百官也都仿照朝廷。王国只由朝廷设置丞相，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则由诸王自行设置。胡广说：后汉妾的数目原没有限制，后来才另行规定，正妻称妃，其他夫人不得超过四十人。到景帝时，吴、楚七国倚仗封国强大，于是发动叛乱，危及汉室。景帝诛灭它们后引以为戒，于是命令诸王不得治理百姓，由内史主管民政；把丞相改称相，裁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武帝又改内史、中尉、郎中令的名称。《前书》说：把内史改为京兆尹，把中尉改为执金吾，把郎中令改为光禄勋。王国的制度仍然沿袭旧制，但官员都由朝廷署任，不得自行设置。到成帝时，裁省内史这一治民官，改由相治理百姓。《汉旧仪》说：大司空何武上奏，罢除内史；相的职权如太守，中尉的职权如都尉，三官共同任职。从此以后，中尉与王相争权，彼此上奏，常常不和。太傅只称傅。臣昭说：观察汉高祖创建帝业，难道只是凭巨大的功勋、厚重的德行，庇护众生、荡除暴虐，使天下安定而已吗？至于深谋远虑，分封子弟，使藩屏牢固，谋划实在宏远；然而直到三赵也没有善终，燕、灵夭折，齐、代、淮、楚都成为外部的沉重负担。所以宋昌说：“对外畏惧齐、楚、淮南诸国，这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事情一过，弊病就产生，谁能把它贯通治理呢？保全国家的困难，财物的富足，设置卫士的好处，既然从前已经得到，所以赐给他们几杖，使其安享晚年，以消除奸谋；可是继承者相继陨落，局势下怨恨滋生，终于牵连各方，军队构乱，兵锋交加于梁阙。抵御外侮、摧毁敌寇的祸端，竟从亲戚近臣中开始。景帝于是削弱藩国权力，刻薄骨肉亲属的援助，封他们为君主却不让他们治理百姓，设置藩国却逐渐贬低其臣属，纠正过失却矫枉过正，终于发展到这种地步。吕氏、霍氏危及朝廷，外戚后来更加尊贵受宠；吴、楚叛乱逃亡，诸侯王总是因此受到讥责。所以贾谊想多封诸侯以削弱他们的力量，分割虚名土地以封侯，使其子孙得以繁衍。这是通达而有深识、能鉴察亲近藩屏重要性的见解。长子继承万里封地，支子分封后想使其动摇而不能，靠经久长远的谋略，也已经受到阻碍了。到了哀帝、平帝时期，刘氏宗室遍布四海，宗正登记的宗室竟以万数计。到了后汉，仍大体沿袭前代的旧迹。光武帝的十个儿子都分封在京畿以外的近郡，孝明帝的八个封国不能开拓、庇护远方百姓；封国相近，就不能做大，不能做大，就不足以形成强固的力量。这就是宗族支援最终日益削弱的原因。假如汉朝分置南越、东越两个大国，再设置二三个亲王国；分割吴、楚，建立四五个藩国；割取辽海之地，分封皇室支系；开发陇、蜀，封子弟为王；使君主尊贵显赫，依照汉初的尊荣；百姓没有固定的户数限制，允许他们凭富足滋养国力；如果有昏庸暴虐的继承人，可以废黜，却不能削夺封国；封国必由刘氏继承，使百姓信任所奉戴的宗室；让他们发动讨伐、兼并的端绪；严惩其他宗族篡位杀君的罪行；规定入贡轻重的制度，防止诸侯来朝次数往复过多；君主各守君道，臣子各守臣道，长久允许百世相传；一国百姓始终没有迁徙变动的意愿；四方有才志的人，可以听任他们离开原来的官署，列位封国，怀抱贤能和才智，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乐土。强弱彼此相当，远近互相推重；举大体而略小节，使制度统一施行于天下。天子的朝廷，除非异姓僭越篡夺，就不必兴起勤王军队；各藩国除非发生旁支交替、篡夺君位，也不降诏讨伐。各国疆域犬牙交错，彼此共同成为严密的屏障。即使王莽善于盗取政权，又凭什么敢于窃取天下？曹操勇武雄强，又怎么能够取得土地？做到这些，并不需要极其圣明的君主；只要明智贤能、略有见识的人，也足以建立这样的制度。所以父子如同头足，兄弟如同四肢，应当使筋骨、骨髓、血液彼此运动协调，长短大小足以相互护卫。哪里有割断小腿去补充腹部，挖削脊背、暴露骨头，剥取肥肉去补益下颔，却认为头颅高大就可以和松树一样长寿的道理呢？咽喉臃肿，也一定能长生久视吗？汉代得到这种制度还不够完善，尚且能够延续四百年；魏人把它丢失得更加严重，所以没有几十年就灭亡了。自晋代以来，纠正前代弊病又矫枉过正；进入皇朝任职的，不是选授贤能，而是只以亲近为贵，不辨愚智。那些连衣冠都不能自己穿戴的人，很早就占据三公、宰相的尊位；童蒙幼子迅速登上三公九卿之位，所任职务本应讨论治国大道，却还没有离开保姆的抚养；承袭侯爵、主持政务，却还穿着二三尺长的童衣。英贤大度之人，只能恭敬地承受那些幼主的任用；高才硕儒，也只能恭敬听命于浅陋的见识。国家的鼎食之器倾覆了，却不以为忧；精美的锦缎被撕碎，却越割越乱。授官如流水，反复迁转，彼此争夺仕进之路；才能低劣而所任重大，功劳少而过失多。早晨还把他比作周公旦，晚上便与盗跖一同定罪；褒奖他时说得极高，却没有相称的官位来充实其德行；贬退甚至处以车裂，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权势和威力强盛，声望和实际地位都很高；一旦引起猜忌，受到威逼，便自身承受其祸，宗族覆灭，肢体被分裂，如同枭首、仇防、虀粉一般。同胞亲族有罪，其他无辜而忠贞的人也横遭凶祸；有志节的人狼狈受害。阏伯、实沈相继成为史笔所记的祸乱，显思、显甫近来又有封国。

译史书记载，赵伦因愚蠢而排斥皇室，齐攸却因贤明而被迫离世；受冤屈而郁结、遭灭族夷灭、无辜的子孙被杀尽，这类事情多得无法尽数记载。难道是周、汉的君主多有孝悌之性，而晋、宋的君主都具有豺狼般的性情吗？大概是形势使他们如此。早晨实行这种方术，晚上就陷入崩溃动乱；不能改过，后来情况更加严重，百姓因此将要死尽，四海也因此结成祸乱。圣明的帝王、英武的君主若想挽回这种败局，必须重新建立同姓封国，制定不许增加封国的约束，停止皇子入宫所造成的祸患，坚守歃血结盟、以河水为誓的坚定信约，才可以回到险危坠落的道路上，重新走向完全安定的道路。中尉一人，秩比二千石。注说：职掌如同郡都尉，主管盗贼。《东观书》说：那些承袭封爵却被削夺、降黜的人，中尉、内史以及属官也相应按比例裁减。郎中令一人，仆一人，都是一千石。注说：郎中令掌管王国大夫、郎中和宿卫官，职掌如光禄勋；少府裁省后，其职务都并入郎中令。仆主管车马和驾驭，职掌如太仆。注说：太仆秩比二千石，武帝改称仆，但秩禄也一并减削。治书，秩比六百石。注说：治书原属尚书，后来改名。大夫，秩比六百石，没有定员，掌管奉王命出使京都，奉玉璧向朝廷庆贺正月，也出使各国；原来都持节，后来去掉节。谒者，秩比四百石，掌管冠礼和长冠，原有员额十六人，后来减少。礼乐长，注说：主管乐人。卫士长，注说：主管卫士。医工长，注说：主管医药。永巷长，注说：宦官，主管宫中婢女和使役。祠祀长，注说：主管祭祀。这些官都比四百石。郎中，秩二百石，注说：没有定员。卫公、宋公。注说：建武二年，封周朝后代姬常为周承休公；建武五年，封殷朝后代孔安为殷绍嘉公；建武十三年，改封姬常为卫公、孔安为宋公，作为汉朝的宾客，位次在三公之上。《五经通义》说：前代王室的后代不考核功绩，有罪则诛罚，但不使其宗祀断绝。郑玄说：王者保存前代两个王朝的后裔，并封爵延及五郊祭祀，使他们用天子的礼制祭祀始祖，实行本朝的正朔，这叫“通三统”。所谓“三恪”，只是敬重前代圣贤，封其后代，并没有特别的礼遇。列侯的食邑所在县称为侯国。注说：承袭秦代二十等爵制，原称彻侯，佩金印紫绶，用来赏赐有功之人；功劳大的以县为食邑，功劳小的以乡、亭为食邑，并且能够支配食邑中的官吏和百姓。后来为避武帝刘彻的名讳，改称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下令诸王可以推行恩德，把土地分给众多儿子；国家对这种封赏也称列侯。旧制中，列侯入朝请见，住在长安的，位次在三公之中。中兴以来，只有凭功德被赐予特进之位的，位次在车骑将军之后。胡广《汉制度》说：功德特别优厚、为朝廷所敬重而另加礼遇的，赐特进，位在三公之下，不在车骑将军之下。获赐朝廷侯位的，位次在五校尉之后；获赐侍祠侯位的，位次在大夫之后。其余因皇亲关系，以及公主的子孙在京都守护祖坟的人，也按时入朝参见，位次在博士、议郎之下。胡广《制度》说：这类称为杂乱卑下的诸侯。诸王受封时接受茅土，回国后建立社稷，这是礼制。胡广说：诸王受封都接受茅土，回去建立社稷；朝廷为他们建造宫室，自有制度。至于列侯回到封国，不接受茅土，也不建造宫室，只根据贫富酌情裁定，养育百姓，以守住所受的恩宠。列土的特进侯，入朝参加正月朝贺，手执玉璧。每个侯国设置相一人，秩禄各按本县的等级。注说：相主管治理百姓，如同县令、县长，但不以臣礼侍奉列侯；只向侯缴纳租税，并以户数为限。侯国的家臣设置家臣、庶子各一人。注说：主管侍奉列侯、处理家中事务。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等官。中兴以来，食邑一千户以上的设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一千户的不设置家丞，并且全部裁省行人、洗马、门大夫。关内侯。注说：列侯出关前往封国，关内侯只享有爵位本身；如果有家属负担，就给他关内的邑，让他收取那里的租税。《古今注》说：建武六年，最初规定享有食邑的关内侯，每月俸禄二十五斛。关内侯承袭秦代十九等爵制，没有土地，只寄食于所在县，按各地百姓租税的多少，以户数作为限额。荀绰《晋百官表注》说：当时六国尚未平定，将帅都把家安置在关中，所以以此为称。刘劭《爵制》说：《春秋左氏传》中有“庶长”；鲍商君执政时完备了爵制，把品级定为十八级，加上关内侯、列侯共二十等。这种制度因袭古义。古代天子把军政寄托给六卿，平时让他们以田地为业，警戒时让他们出战；这就是所谓在内使其治理，出外使其统领，平素有信用，便能与众人相合。因此启讨伐有扈时，召集在军中任将领的六卿大夫。周代的六卿也是如此，平时在国内任职，战时统领军队；在国内称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等，在军中则称卒、伍、司马、将军等，这是为了区别国内和军中的名称。秦代依照古制，在军中以赐爵作为等级；统率士卒的人都是更卒，立功受爵后便列入军吏。从一爵到不更共四等，都是士；大夫以上直到五大夫共五等，相当于大夫；九等依照九命的意义；从左庶长到大庶长共九等，取九卿的意义。关内侯依照古代王畿内子、男爵的意义；秦都在崤山以西，以关内作为王畿，所以称关内侯。列侯依照古代列国诸侯的意义。因此，卿、大夫、士以下的品级，都仿照古代朝廷制度，只是名称不同，也是为了区分军中与国内的等级。古代用车作战，一辆兵车配步卒七十二人，分列车的左右两翼；大夫在左，御者在中，勇士在右，共七十五人。一爵称公士，指有爵位的步卒；二爵称上造，“造”是古代成士升入司徒的称号，虽沿用此名，实际都是步卒；三爵称簪褭，指驾驭四匹马的人，“要褭”是古代名马，驾驭四马的人所服形状像簪，所以称簪褭；四爵称不更，指担任车右，不再同普通更卒一起轮番服役；五爵称大夫，指在车左的人；六爵称官大夫；七爵称公大夫；八爵称公乘；九爵称五大夫，这五等都是军吏。官吏和百姓的爵位不得超过公乘；可以把爵位出让给儿子或同胞兄弟。公乘是军吏中最高的爵位，即使没有亲临战场，也能乘坐公家的战车，所以称为公乘。十爵称左庶长；十一爵称右庶长；十二爵称左更；十三爵称中更；十四爵称右更；十五爵称少上造；十六爵称大上造；十七爵称驷车庶长；十八爵称大庶长；十九爵称关内侯；二十爵称列侯。从左庶长到大庶长，都是卿以下的军将；他们所统领的都是平民更卒，所以用“庶更”作为名称。大庶长就是大将军，左右庶长就是左右偏将、裨将。古今注说：成帝鸿嘉二年，下令官吏和百姓可以用一千钱购买一级爵位。

译四夷的国王，率领部众归附的王、归义侯、邑君、邑长，都设置丞，秩禄比照郡县，百官领取俸禄也有相应的定例。《古今注》说：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日，增加官吏俸禄，情况如本志所载，以此说明。大将军、三公每月俸禄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每月一百八十斛；二千石每月一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每月一百斛；千石每月八十斛；六百石每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每月五十斛；四百石每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每月四十斛；三百石每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每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每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每月二十七斛；一百石每月十六斛；斗食每月十一斛。《汉书音义》说：“斗食”是按每日一斗计算俸禄。佐史每月俸禄八斛。《古今注》说：永和三年，最初给河南尹以及雒阳属吏四百二十七人每月四十五斛。臣昭说：这话难道是胡说吗？如果每人都给四十五斛，那么秩四百石的官员待遇就太优厚了，而且又没有相应品级；如果是共同领取，则每人不过一斗，也不合义理。凡领取俸禄的官员，一律一半发钱、一半发谷。《荀绰晋百官表注》说：汉延平年间，中二千石每月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每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每月钱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每月钱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每月钱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每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每月钱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每月钱一千、米九斛；一百石每月钱八百、米四斛八斗。《献帝起居注》说：献帝在长安时下诏，因为三辅之地不足千里，而军队和官府的用度很多，公卿以下不得上奏请求免除赋役；至于公田，则按官员秩禄等级分配，命各人自行收取租税。赞说：帝王之道深沉静默，统帅们修养德行，以少数驾驭众多；分掌职务，才能取得成功。不设置监视之官，便没有骄纵和差错；依照法度训练军队，就能使百姓安宁、国家康泰。《后汉书》卷三十八。《后汉书》卷三十八考证。《百官志》五：各州通常在八月巡视所属的郡国。注文：“犹言古附遂”。○何焯校本作：“犹古言附遂。” 承望都尉。注文：“过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 ○“过”字，另一本也作“边”。太傅只称傅。注文：“或力强济，声实隆重。” ○“或”字应当作“威”。赐位朝廷。○“廷”字衍。凡领取俸禄的官员，一律一半发钱、一半发谷。注文：“中二千石举钱九千。” ○“举”字应当作“奉”。《后汉书》卷三十八考证。钦定四库全书。《后汉书》卷三十九。梁代剡县令刘昭补订并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