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一百二十

译《后汉书注补志序》　　　　　　梁朝剡县县令刘昭 臣刘昭说：从前司马迁撰作《史记》，于是创立八书；班固因而扩充，称为十志。它们贯通天人，纲维帝王政事，分别区分事物的源流奥旨，开拓宏大的著述，创始了藏之名山的秘籍，也开始了刻在金石上的久远典籍。它确实比《春秋》繁富，也因改作而更加敏捷。到了永平年间，执简在东观修史，关于纪传，虽然已经撰成，书志却没有听说进行推检。旧记中原先已有《地理志》，张衡想保存并阐发其光辉，却没有完成；《灵宪》一书的天文内容精深长远，已经很为显著。自蔡邕大力弘扬以来，关于星象条理的内容确实很多；绍宣协同发挥其精妙，元卓使律历更加详备，承洽伯始使礼仪得到完备，郊庙、社稷祭祀都得到清楚说明，车舆、冠服、章制、车服等也详尽罗列。于是应劭、谯周继承这项事业，董巴承袭其轨范，司马彪续写并总合成为八志。律历一篇沿用洪、邕所构建的内容，车服的基础依照董、蔡所确立的制度，仪礼祭祀取自前代制度，百官制度根据旧有簿籍；都是依据前人的修撰来成就一家之书。王教的要旨、国家典章的根源，灿然大略具备，可以由此知晓。后来接续班固的书，贯通其中的流脉，体裁深厚幽远，虽然难以超越；但编次叙述浅薄简约，未免有相差悬殊之处。后世所谓名史，不能不使人想到叔骏的书，即所谓《十典》；可惜迟迟未能杀青，最终也没有完成。两人的事业都可称为华美丰富，但文辞和体制一经战乱灭亡，典章法则也一同泯灭。高雅的言论和深奥的义理，从此一并断绝。沈约因循旧作，尤其理解其中开创功业的部分；后来时代改变，才发现其中的句子并非可以轻易改动，于是重新搜求，又增益艺文，以纠正前人所弃置的内容。流传的书籍经过品评，多从近世的记录开始。初平、永嘉年间，图籍焚毁丧失，化为尘埃烟灭，哪里还辨识得它们的限度呢？借用南晋新近的材料，充作东汉旧事，因此学者也不予采用。范晔的《后汉书》确实超过各家，但叙述有时还不周全，志书于是完全缺失。国家史书广大空缺，需要依靠勤劳而有闲暇的人；即使才华丰富广博，也还要等待有人重新完备它。若开头草率昏暗而没有相互凭据，穷尽一生也很少有人能够完成。司马迁有“继承并考察”的说法，班固深深借助父亲班彪的力量；太初以前的部分，班固采用司马迁《史记》的内容很多。要升入校书之部，出入二十多年；我续补十志，以表明自己不过是在其中相助。成就父亲遗述的事业，谈何容易！何况范晔思绪混杂于尘俗，内心又受到成败得失的扰乱，不能圆满完成，难道只是因为这些吗？他的文辞润泽婉转而丰赡，可以加以校改考核，寻求并发现其中的事实，必然应当抄录承袭。因此，他原序中所论述的体例，都应详尽考察其精粗取舍；至于他谈到八志的地方，颇多褒美之词。即使出色地超越前人，也应归于互相参照而成就。又考察原书，本来应当作《礼乐志》；其中《天文》《五行》《百官》《车服》的名称相同，此外各篇不见于纪传。《律历》《郡国》必定依照旧有体例。范晔《自序》说想把《前汉书》中已有的各志全部写完，在书中发议论以纠正得失；他的书虽然没有完成总体纲要 但也曾说，台阁高大的建筑，如果缺少椽子和瓦，那么即使建成山一样高，也终究不能超过一间屋子；这种郁结而绝望的事业，实在令人痛惜！我只是怀抱着续辑的愿望，惭愧于自己的见识不能钩深致远，于是借用旧志加以注释来补充它。我的见闻狭窄、学识浅陋，不能同博大深远相比；但遇到有所掌握的地方，便加以论列，分作三十卷，以便同范晔的《后汉书》相合。若向齐地的工匠求教，谁会说文章体例能与它相比呢？只是希望能够稍稍胜过这种缺憾。过去褚先生补充司马迁删削的内容，司马彪接续班固没有完成的部分，互相成全的道理古已有之；引用前人的志书，又有什么可猜疑的呢？只是年代相隔久远，著述散失，义理还在而材料难以广泛搜求；即使得到一隅，也不能见到全貌。我对钟律的精妙一向敬仰，对校勘之学也有所参究，对历算的幽微却还不够精通；在考证辨析星候方面自觉惭愧，图纬秘藏又难以通晓。因此必须加以甄别明辨，常常只能略作疑议；有时偶然有所见解，也多是从旁搜求所得，并非阅览正统典籍，因而事情难免不够详密。如今既已实行和禁止的制度，这部书以外的材料都不再涉及；其中即使有疏漏，想来还不值得责怪。景祐元年九月，秘书丞余靖上言：国子监所刊印的《两汉书》文字有错乱讹误，恐怕会误导后学。臣谨慎地参校汇集各个版本，并旁证其他书籍，逐条列出加以辨明，希望下令刊正。诏令把此事送给翰林学士张观等人详细审定，听候奏报；又命国子监直讲王洙与余靖一同前往崇文院校对。谨按：后汉明帝诏令班固、陈宗、尹敏、孟冀撰作《世祖本纪》以及建武年间功臣列传；后来又有刘珍、李充杂撰建武以后至永初年间的纪传；又命伏无忌、黄景撰作诸王、王子、恩泽侯以及单于、西羌、地理志；又命边韶、崔寔、朱穆、曹夀撰作《皇后外戚传》《百官表》以及顺帝功臣传，共成一百一十四篇，号称《汉纪》。嘉平年间，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续作《东观汉纪》。吴郡武陵太守谢承撰作《汉书》一百三十卷。晋朝散骑常侍薛莹撰作《后汉纪》一百卷。泰始年间，秘书丞司马彪开始采集众家说法，从光武帝写到孝献帝，作《续汉书》。又有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记》，作《汉后书》九十七篇；祠部郎谢沈作《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秘书监袁山松作一百卷。到了宋朝，宣城太守范晔汇集各家，撰成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共一百篇；十志尚未完成，范晔便被诛杀。梁朝有剡县县令刘昭，将十志补成。唐章怀太子李贤诏令当时学者——右庶子张太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参军革希玄、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共同为范晔《后汉书》作注，藏于秘书省。周宝宁等人同样参与注释，仪凤初年进呈，诏令交给秘书省，流传至今。余靖、王洙详细取用馆阁中的各种版本互相校勘。景祐二年九月校勘完成，共增补五百一十二字，删去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原任詹事【臣浩】谨慎地说：考察范氏《后汉书》，《隋志》说有九十七卷，《唐志》说有九十二卷，论赞五卷。现在论赞附在纪传之后，共九十卷，大概是自唐朝章怀太子作注并交付秘书省流传至今，篇卷次第便如此。唐志又说李贤所注《后汉书》一百卷，其中把纪传分为上下卷的共有十卷。刘昭注补十志三十卷。陈振孙说，刘昭的书本来另成一书，到干兴初年，孙奭建议校勘补亡，借取馆阁藏书目录，于是径直把它算作一百二十卷。如今考察《经籍志》，说《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氏原本加上刘昭所注，因此志书合入全书，也不只是从孙奭才开始的。晁以道说，范氏创立《后纪》，又采录《风俗通》《抱朴子》中诡异之事，失去了史书体例。考察吕后有本纪，见于《前汉书》，不能说是范氏创立。何焯说，东汉临朝称制的皇后有六人，范书这样安排本来就是史家体例的变化，不可非议。王乔、左慈附见于《方术传》，原本就没有另立传记，又有什么可讥刺的呢？陈氏又说，刘昭所注的就是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如今考察章怀注所引用的《续汉书》文字，多与志书相同，他的话足以相信。然而，在范氏以前已有许多作者，如刘珍的《东观记》、谢承、薛莹、华峤、谢沈、袁山松诸家的书，以及张莹的《汉南记》，如今没有一本留存；而司马彪书中的志附在《后汉书》中流传，难道不是它的幸运吗？范氏既然从未编定序目和卷目，都是后人所定；一志分成数册，一传并列数人，也都不是史家原来的安排。假如司马迁、班固再生，大概也不会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但这种编排便于编辑，也便于读者检索，不能不说为晋、宋以后史书开辟了先路。现在奉 诏校勘监本，发现文字漫漶剥落、而又有其他版本可以凭据的，便加以厘正；疑惑而无法考察的，仍旧保留。对各家在景祐以前所刊的误文，有时加以补缀；从吴仁杰《刊误补遗》以下，还有前人没有揭发的地方，也分别采集编录，以备参考。刊刻完成后，【臣浩】又同共事的各位大臣详细审查校勘，记录为《后汉书考证》若干条。汲取深水之后，才知道绳索太短；迅速扫地之后，才知道落叶太多。我对此既惶恐又惭愧，几乎不知如何是好。【臣】谨慎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