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十九

译祝辞说，请恭怀皇后赐给皇帝福佑。工祝奉承神命，把无边无际的多福传给您的孝曾孙皇帝，使您从上天接受禄命，使庄稼适宜在田里生长，长寿万年，赐给您盛大的福佑，使您守护百姓，永不废止、长久延续。太常拜两拜，把太牢左边的牲肉献给皇帝。”光武皇帝去世，明帝即位，认为光武帝平定乱世、使汉朝中兴，于是另建起庙，尊号为世祖庙。《蔡邕表志》说，孝明帝建立世祖庙，是为了表明重新受命、祖先有功的意义。后代遵守节俭，不再另建庙，诸帝神主都藏在其中，这是圣明之主制定的一代法则。自执事官吏以下直到学士，没有人能明白两座庙的意义，实在应该把建武乙未年、元和丙寅年诏书所规定的宗庙仪式和斋戒命令完整记录下来，收入《郊祀志》，永远作为典范。《东观书》说，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上奏议论世祖庙的登歌和八佾舞。东平王刘苍认为，汉代旧制和典章规定，宗庙各自演奏本庙的乐曲，并不全部相沿袭，这是为了彰明功德。秦朝无道，残害百姓；高皇帝受命，诛灭暴虐，使百姓各得其所，万国都兴盛，于是创作《武德舞》。孝文皇帝亲自实行节俭，废除诽谤罪和肉刑，恩泽施及四海，孝景皇帝制定《昭德舞》。孝武皇帝功德盛大，威震海外，开拓土地、设置郡县，流传无穷，孝宣皇帝制定《盛德舞》。光武皇帝受命中兴，平定乱世、恢复正道，武功畅达于四方，使百蛮震服，戎狄向内地进贡，天下太平；登封泰山，告成天地，修建三雍，恭敬修治典礼祭祀，功德巍巍，可与前代相媲美。他以武力平定祸乱，武功盛大；歌是用来歌咏德行的，舞是用来象征功勋的。世祖庙的乐舞名称应叫《大武舞》。《元命包》说，依据天地交合而作乐，形成文饰；文王时期，百姓乐于出兵征伐，诗人称颂他的武功。《枢机钤》说，有汉帝王出现，德泽和洽，制作乐舞，名称可以取自虞舜的《韶》、夏禹的《夏》、商汤的《濩》、周武王的《武》，不应以帝王名号命名乐舞。《叶图征》说，伟大的乐章一定会改变。《诗传》说，“颂”是成就的意思，一章就是一篇，应当排列德行，所以《登歌·清庙》只有一章。汉书说，百官歌颂所登临、所进献的，只有一章十四句。应当依照《书》所载《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诸舞的节度，斟酌增减前后安排，共六十四节作为舞曲，配合八佾之数。十月举行烝祭时，开始使用原来的《文始》《五行》之舞，不再进用《武德舞》。舞诗说：‘肃穆的世祖庙啊，庄严和谐而显清明；英俊威仪又整齐，秉持文德而成就功业；越过次序，上祭上帝，骏马奔驰而来安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彰明图谶，施行教化。’ 唐代的文治已经盛极一时，只有德行而没有过失；同宗同族，百世相继，永远保有他的功业。诏书说：“骠骑将军的议议可以施行，仍然进用《武德舞》。”因为元帝对于光武帝属于穆，即使不属于宗，也不毁其庙，后来遂成为常制。明帝临终留下遗诏，要求遵守节俭，不建立寝庙，把神主藏在世祖庙中。孝章帝即位，不敢违背遗诏；因为更衣之处另有小室，便给明帝上尊号为显宗，在更衣室间歇祭祀，四时则在世祖庙合祭。详情记载在《章纪》中。《东观书》说，章帝即位之初，赐书给东平宪王刘苍说：“朕早晚伏案思念先帝。他亲自履行九德，治理八政，勤劳谦逊，克制自己，始终保持法度，比拟三宗，确实有可称美之处。现在受遗诏告诫，不得建立寝庙，臣子们悲痛交集；大家都认为，即使只在更衣之处祭祀，也应当有宗庙的尊号，以便相称于他的功德。宗庙之事极为重大，朕年幼无知，日夜忧惧。先帝每逢著述典义之事，从未不请王来询问，以求确定其中正义。愿王详尽说明，朕才敢安心。公卿驳议，现都一并送来；若有可以挽救危局、扶正倾覆的意见，不要隐瞒，尽管思考并提出。请不要使我为难。”太尉熹等上奏说：“礼制规定，祖先有功称祖，有德称宗。孝明皇帝功德盛大，应上尊号为显宗，四时在世祖庙合食，如孝文皇帝在高庙合祭的礼仪；奏用《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刘苍上言：“从前孝文庙的乐舞叫《昭德舞》，孝武庙的乐舞叫《盛德舞》。如今他们都在高庙合祭，《昭德》《盛德》之舞不进用，而与高庙共同奏乐。现在孝明皇帝的神主在世祖庙，也应共同使用《盛德》之乐；但如果另立庙，就应制作自己的乐舞，不应与世祖庙的《盛德舞》同名；若不另制乐舞，就应进用《武德舞》。臣愚昧浅陋，朝廷的议论本不是臣所应听闻的；但陛下具有纯厚德行，怀抱极其谦逊的心意，反而把美誉归给列位大臣，所以臣不敢隐瞒，斗胆披露内心。臣知道这些鄙陋的话不足以仰合陛下延纳四方宾客的议论。伏惟陛下以至高的德行，处在成王、康王那样的盛世，天下安定，刑罚几乎不用。百姓盛大歌颂君主的德行，股肱大臣正直贤良，各项事务安宁。臣敬仰圣明教化，赞美盛大德行，至于防备危颠之事，不是臣所应当称说的。”皇帝又答复说：“有关官署已奏请上尊号为显宗，将神主藏在更衣处，朕不敢违背遗诏；在世祖庙合祭，乐舞都依照王的议议。”正月十八日开始祭祀时，仰头看见椽桷，低头看见几筵，朕这个渺小的后人悲哀恐惧、战栗不安，不知如何奉承先帝；爱惜而又劳烦王，正是朕对王的期望。谢沈。奏书说：皇帝把公卿所奏的“明德皇后在世祖庙的坐位”一事的驳议，拿给刘苍看。刘苍上言说：“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在高庙合食时，都配祭先帝，这是先帝制定的典法。《大雅》说：‘昭明显赫地来临，谨慎遵循祖先的法度。’又说：‘不犯过错，不忘祖训，完全依循旧章。’明德皇后应当配祭孝明皇帝，在世祖庙与他同席受祭。”章帝临终前留下遗诏，不建立寝庙，庙制依照先帝的旧例。和帝即位，不敢违背遗诏，给章帝上尊号为肃宗。以后各帝承袭尊号，都把神主藏在世祖庙中，日积月累，彼此没有分别。此后，显宗只作为陵寝的称号。永元年间，和帝追尊母亲梁贵人为恭怀皇后，在陵中让窦皇后配祭；恭怀皇后另在陵寝祭祀。和帝去世，给他上尊号为穆宗。殇帝出生三百多天就去世，邓太后摄政，因为他还是婴儿，未列入宗庙，只在陵寝祭祀。安帝以清河孝王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祖母宋贵人为敬隐后，陵号为敬北陵，也只在陵寝祭祀，由太常兼领此事，如同西陵。又追尊父亲清河孝王为孝德皇，母亲为孝德后，只由清河嗣王奉祀而已。安帝因谗害大臣而废太子，去世后没有上宗号的奏议；后来因为自建武以来没有毁庙的先例，于是仍旧祭祀，便以其陵号称为恭宗。顺帝即位，追尊母亲为恭愍后，陵号为恭北陵，在陵寝祭祀，仪式如敬北陵。顺帝去世，上尊号为敬宗。《东观书》说，有司上奏：“孝顺皇帝弘大地秉承圣明睿哲，兴起而统承帝业，考察并遵循古代法则，敬奉伟大的功业；宽厚和乐，广施恩德，直到亲身实行俭朴，以崇尚清静无为。遗诏留下约束，顾念天下万国，衣服不制作新奇玩物，不加修饰陵墓，缩小陵域，不建立寝庙，遵循前代制度，敬慎地办理终事，有始有终。《孝经》说，侍奉亲人要竭尽爱敬，德教还要施加于百姓；《诗经》说，谨慎端庄的威仪，是百姓效法的准则。臣等请求上尊号为敬宗，天子世世代代献祭供奉，将神主藏入庙中，合祭时进用《武德舞》，都依祖宗旧例。”皇帝下令准奏。冲帝、质帝都年幼即位而去世，梁太后摄政，依照殇帝的旧例，只在陵寝祭祀；每次宗庙祭祀结束，由三公分头祭祀。桓帝以河间孝王之孙、蠡吾侯的身份即位，也追尊祖先，王国负责奉祀，详情见《章和八王传》。桓帝去世，上尊号为威宗。因无子，灵帝以河间孝王曾孙、解犊侯的身份即位，也追尊祖先，详情见《章和八王传》。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的高庙有五位神主，世祖庙有七位神主，少帝三陵，追尊的后三陵；总共使用十八具太牢牲，每处都有副牲。旧高庙的三位神主，亲属关系尽后，后来也只在举行殷祭的年份奉祀。

译《决疑要注》说：已毁庙的神主，藏在庙外门的外面、西窗之中，有石函，称为宗祏；函中有笥，用来盛放神主。亲属关系断尽，庙就毁掉；毁庙的神主藏在始祖庙中。第一代称祧，仍按四时祭祀；第二代设坛，第三代设墠，第四代成为鬼，只在祫祭时祭祀；有祈祷时也祭祀。祫祭在始祖庙举行，祈祷时迎出神主，陈列在坛墠上祭祀；事情办完，再送回原室收藏。迎送神主都要清道，这是礼。灵帝去世，献帝即位。初平年间，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认为，和帝以下诸帝功德没有特别之处而又有过失，不应称宗；其余不是宗的诸帝，以及追尊的三位皇后，也都上奏请求毁庙。《袁山松书》记载蔡邕的议论说：汉朝承接秦朝灭绝学术之后，宗庙制度不采用周礼；每位皇帝即位，便建立一座庙，不止七庙，也不按昭穆排列，不能确定依次毁去的次序。元皇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才开始提出重大议议，请求依照典礼。孝文、孝武、孝宣三帝都因功德盛大而称宗、不毁庙；孝宣帝尊崇孝武帝，历来称为世宗，但中正大臣夏侯胜等仍坚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应称宗。到孝成皇帝时，议论仍未确定，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据理认为不能毁庙，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古人纠正错误、重视顺从，不敢偏私自己的君主，竟达到了这种程度。后来遭逢王莽之乱，光武皇帝受命中兴，庙号称世祖；孝明皇帝圣明聪慧，政绩可与文帝、宣帝相比，庙号称显宗；孝章皇帝极其孝顺，仁恩广大，庙号称肃宗；这些都比前代更合于礼。自此以后，政事多有祸患，权力转移到臣下，继位皇帝都一再想褒崇自己的至亲，而臣下懦弱，没人能坚持夏侯胜那样的正直。现在圣朝尊重古制、恢复礼法，以求适中，实在合于礼议。元帝在世系中为第八代，光武帝为第九代，所以把元帝作为考庙尊奉；孝明帝遵循前例，也不敢毁掉元帝之庙。孝和帝以下穆宗、威宗的称号，都应省去；五年举行一次殷祭，在太祖庙合食，以遵循先代典制。议议于是施行。”四时祭祀高庙的一祖二宗，以及近代四帝，共七位帝王。古代不在墓地祭祀，汉代各陵都有园寝，这是承袭秦代的做法。解释者认为，古代宗庙的制度是前面为庙、后面为寝，象征人的居处前有朝廷、后有寝室；《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经》称“寝庙奕奕”，说的都是相通的。庙用来收藏神主，按四时祭祀；寝中有衣冠、几案、手杖等仿佛生人的器物，用来进献新物。秦代开始在墓旁建立寝，汉代沿袭而没有改变，所以陵上称寝殿，设置起居、衣服等仿照生人的器具，这就是古代寝的意思。建武以来，关西各陵因为年代日久、距离遥远，只在四时用特牲祭祀帝王；皇帝每次到长安拜谒诸陵，才用太牢祭祀。自雒阳诸陵直到灵帝时期，每逢朔望、二十四节气、伏日、腊日以及四时祭庙之日，都进献饭食；太官负责运送所需物品，园令、食监负责管理检查；亲自守陵的宫人随着鼓漏计时，整理被褥、陈设枕具和盥洗用水，摆设仪仗器具。《蔡邕表志》说，宗庙毁迁的议奏，关系国家大体；班固编录《汉书》时，便把它放在《韦贤传》的末尾。臣曾向胡广询问，胡广认为确实应当放在《郊祀志》中，删去其中关于鬼神、仙道的言语，把韦贤传中的宗庙之事放进去；这样既符合孝明帝的遗诏，又使祭祀之事按类别相从。臣昭说，国史应当明辨得失。至于孝武皇帝滥行祭祀、妄自祭祀，几乎举天下来奉行，使百姓疲惫耗损，国家储藏散失；后代君王深以为戒，后世应当惩戒，因此《郊祀志》所取内容如此，实在恰当。若不先记宗庙之事，正如胡广所说；但若把仙道全部删去，恐怕也未必改变事实。建武二年，在雒阳建立大社稷，位置在宗庙右侧。《马融〈周礼注〉》说，社稷在右，宗庙在左。有人说，王者有五社：大社在中门之外；东方社用松树，距城八里；西方社用柏树，距城九里；南方社用栗树，距城七里；北方社用梓树，距城六里；中央用槐树。各种社坛的上面覆盖黄土。因此，分封东方诸侯时，取青土，用白茅包裹；各取相应方位的土作为封国之社，表示土地应当谨慎、恭敬、洁净。《礼记·郊特牲》说，社是祭祀土地、以土地为阴气之主。卢植说，社没有屋顶。”社坛呈方形。《白虎通》说，春秋时的制度规定，天子社坛宽五丈，诸侯减半；东方为青色，南方为赤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上面覆盖黄土。将东方诸侯封土时，取青土用白茅包裹，并按各方取土筑社，表示土地应当谨慎、恭敬、洁净。祭社有音乐。《礼记》说，音乐施于金石，传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独断说，天子的太社，是分封诸侯时取社土、用白茅包好授给诸侯，让他们在本国建立社，所以叫受茅土。汉朝兴起后，只有皇子封王可以得到茅土；其他功臣则按封户数取得租税作为节制，不接受茅土，也不建立社。社没有屋顶，只有墙和门。礼记说，天子的太社必须接受霜露风雨，以通达天地之气；卢植说，这就是没有屋顶的意思。二月、八月和腊月，一年祭祀三次，都用太牢，由有司主持。《礼记》说，大地承载万物，上天垂示天象；从地上取得财物，从天上取得法则，所以尊敬上天而亲近大地，教导百姓以丰厚祭祀报答天地。家以中霤为主，国以社为主，表示根本。卢植说，各种祭祀都以土地为根本；中霤之神就是后土，即句龙，既在社祭祀，也在中霤祭祀。《古今注》说，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日，把社稷迁立在上东门内。《汉旧仪》说，使者监督祭祀，面南站立而不下拜。《孝经援神契》说，社是土地之主，稷是五谷之长。《月令章句》说，稷在秋夏才成熟，经历四时，具备阴阳，是谷物中最珍贵的。

译《礼记》和《国语》都说，共工氏的儿子句龙担任后土之官，能够治理九州土地，所以祭祀他作为社神；烈山氏的儿子柱能够种植百谷、蔬菜，夏代以前祭祀他作为稷神。到了殷代，因为柱的年代久远，而尧时的弃担任后稷，也能种植百谷，所以废去柱，改祭弃为稷。《前志》记载，建立官社，以夏禹配祭；王莽上奏建立官稷，以后稷配祭。大司农郑玄说，古代官员有大功，就配享其神，所以句龙配享于社，弃配享于稷。《白虎通》说，王者为什么有社稷？是为了替天下求福、报答有功。人没有土地不能立足，没有谷物不能进食。土地广大，不可能处处恭敬；五谷众多，也不能一一祭祀，所以封土建立社，以表示有土地；稷是五谷之长，所以封稷而祭祀。稷得到阴阳中和之气，作用尤其广泛，所以稷为五谷之长。一年祭祀两次，是春天祈求丰收、秋天报答收获。祭祀社稷用三牲，是因为重视其功劳。天子的社稷用太牢，诸侯的社稷用少牢。王者和诸侯为什么都有两社？因为都是拥有土地的君主。所以《礼记·三正》说，王者有两社：为天下建立的社叫太社，为自己建立的社叫王社；诸侯为百姓建立的社叫国社，为自己建立的社叫侯社。太社替天下报答功劳，王社替京师报答功劳。孔鼂说，周代祭祀一社一稷，汉代以及魏初也祭祀一社一稷；景初年间建立帝社，于是成为两社。直到现在仍按此祭祀，此后儒者对此的议论，文字很多。郡县都设置社稷，太守、令、长侍奉祭祀，牲畜用羊和猪。只有州治所在的地方设置社而不设稷，因为州刺史属于奉行王命的官员。古代军队出征，平定地方时，车上载社主而不载稷主。《汉代以来，儒者关于句龙就是社主，或认为句龙只是配享者的争论很多。后来荀彧问仲长统：“社所祭祀的究竟是哪位神？”仲长统回答说：“祭的是土地之神。”侍中邓义认为不对，便向他诘难；荀彧命仲长统作答。仲长统回答邓义说：“前些日子承蒙您询问，我怎敢不恭敬回答？退下来仔细思考，省察郊社祭祀是国家大事，确实不是学识浅薄、思虑短浅的人所应轻易议论的。之所以反复回答，是因为邓君的诘难有先后次序，议论一旦实行，就会成为不能仅靠辞说得到、也不能因而停止的事情。屯有经营谋划的意义，暌有异同分歧的辞义，最终都归于建立国家、安立家室，贯通的旨趣在于会合不同类别。我本来想扩大其中微妙之处，以宗旨充实其论述，求得真实；先从困难处说起，最后归于容易；先列出差异，最后归于相同。”邓义诘难说：“社是祭祀土地、主阴气的，正是句龙这个主管土行的官员；句龙作为社神，就是主阴气，明明白白。这样说并不违背《礼记》。答：如今《礼记》讲社，常常和郊祭相连；文辞有本末、上下，若说这样没有错就说不通。《礼运》说：政治一定以天为根本，仿效天地而降下命令；命令降于社，就是仿效大地；于是与天地参合，与鬼神并列。又说，郊祭上帝是确定天位，祭社是分列地利；《郊特牲》说，社是使大地神圣化的礼；大地承载万物，上天垂示天象，从地取财，从天取法，所以尊天亲地；家主中霤，国主社，以表示根本。像这些话，原本没有说配食者；若把主神认作句龙，岂不是错误？”难者又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因为土地尊贵，所以把它列为首位，这在上宗伯所掌的礼制中应当排列上下次序。开头本应说天神、地祇、人鬼，为什么反而先说人，后说地？上文如此，下面为什么唯独不能说社神不是句龙，而应当是地神呢？”仲长统答：“这是按形体显著、数目次序从上往下说，哪里足以作为依据，便说它一定依照人鬼的例子呢？三类祭祀各自指向其本体；现在单独举出社稷，认为社只是句龙、稷只是烈山氏之子，恐怕并不是本意。”考察《礼记》说社是土地，又怎么能因此认定它就是句龙呢？即使传文说祭祀句龙为社，又有什么妨碍，偏偏不能说句龙是配享者呢？《祭法》说，周人禘祭帝喾，郊祭后稷，祖祭文王，宗祭武王，都是配享；难道这样就能说他们没有祭天吗？全面阅读传文的人，确实可以据传而认定是土地之神；只依据《礼记》的人，又会怀疑句龙。与其交错参照、互相补成其义，才是较好的办法。虽然说郊祭再次用特牲，是因为后稷配祭；在新邑祭社用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是因为建立社位并祭祀句龙，属于因人事而设。这样看来，并不是祭地，只是宫室新建，所以建立社。又说，军队出征时载社，是为了表明赏罚不能由主帅独断；告祖之后行赏，建立社之后行刑，两个神主都表明是人鬼，所以要告知它们。若按你的说法，就应当说把地主要神载在斋车上，又应当说有功者在天那里受赏、无功者在地那里受刑，但实际并不是这样。之所以有‘死社稷’的义理，是因为凡接受君命、受封国土、营建宫室，无不建立社；这表示奉行所受之命，不能抛弃它苟且逃走，应当为之死节。把句龙改成社神，在传文中已有根据；如今要改变神主的说法，使《礼记》附会配食，也应当明确祭祀的证据。国家大事不能不慎重，参考经典、依从传文，或许可以没有过失。答：郊特牲所祭的天最尊贵，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比拟，所以专一尽诚；社稷用太牢，是因为土地比天卑下，因人事而用太牢祭祀。社礼如今已经亡失，‘特’的含义也无从完全考明。昭告的文辞都用于天地，为什么偏说是人鬼？这种说法我不敢采用。”郊祭和社祭的次序，是天地的次序。现在若让句龙冒用土地神的名义，把他与天神并列衡量，按道理说不能认为妥当。土地是人所依靠来安定自身、又与人最接近的，所以立社作为守护之神；平时就奉事它，出兵时就告知它并执行刑罚，这是顺应义理。为什么应当在社神面前平定、却不说有功者在天神面前受赏？帝王是天地两仪在人间的参合，是宇宙中最尊贵的；却把一个盛大官员作为土地的尊贵神灵，把他置于宗庙之上、郊禘次序之中，使守护它的人有死守而不得失弃。圣人制定法度怎么会这样参差，实行礼制怎么会这样偏颇？句龙位列先王的臣位，与四官爵位相等、班次相同；即使把他与司徒相比，在五官中也只排第二。即便王者礼仪有所不同、制度有所变更，尊崇他也不过如同五卿与冢宰之间的座次上下、行礼先后，不能说他与祖先和社神一样，都处在尊贵的位置。《周礼》是礼的经典，《礼记》是礼的传注；依据经传考察，相关文字就在这里。两种说法同样存在，不知哪一种正确。去掉土地本神而不祭，与贬低句龙为土地配享之神相比，哪一种轻重更大？经典有条例，传记有明义；先儒尚且不能判正，不能简单说哪一种是正确的。郑司农正是因为查考典籍、推究根本、考察起源，纠正前人、改变旧说，所以不采纳通常的说法。这并不是不能说，而是如孟轲所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实在是不得已。’郑司农正是这个意思。”国家也有五祀之祭，由有司掌管，礼仪比社稷祭简略。五祀就是门户、井、灶、中霤；韦昭说，古代人居住在穴中，所以称室内中央为中霤。汉朝兴起八年，有人说周朝兴起时，各地建立后稷的祭祀，于是高帝命令天下建立灵星祠。《三辅故事》说，长安城东十里有灵星祠。说是祭祀后稷，却称为灵星，是因为后稷又配享灵星。旧说灵星就是天田星；另一说认为龙星左角是天田，主管谷物。《张晏》说，农祥星在清晨出现时便祭祀。祭祀选在壬辰日，壬属水，辰属龙，祭日与神类相应。牲畜用太牢，县邑的令、长侍祠。《汉旧仪》说，古时每年春秋两次祭灵星，用太牢，是春秋祭祀的礼仪。舞者用十六名童男。《服虔》《应劭》说，十六人就是古代的二佾。舞蹈动作象征教导农事：开始是割除杂草，接着是耕种、锄草，驱赶鸟雀，然后是收割、舂米、簸扬，表现农功。《古今注》说，元和三年，开始为各郡国建立稷祠，并制作祭祀社、灵星的礼器。汉兴八年，有人说周朝兴起时，各邑都设立了祭祀后稷的祠坛。于是高帝命令天下设立灵星祠。【《三辅故事》说：长安城东十里有灵星祠。】说是祭祀后稷，却称为灵星，是因为后稷又配享灵星。旧说灵星指天田星；另一说认为，龙宿左角是天田星，天田官主管谷物。【张晏说：农祥星在清晨出现时便祭祀。】祭祀选在壬辰日，面向壬辰方位设祠；壬属水，辰属龙，是取其同类。祭牲使用太牢。县、邑的令长都侍奉祭祀。【《汉旧仪》说：古时每年两次祭祀灵星；灵星祭祀采用春秋二时的太牢礼。】舞者使用童男十六人。【服虔、应劭说：十六人就是古代的二羽。】舞者用舞蹈模拟教导耕田的过程：开始是除草，接着是耕种、锄草培土、驱赶鸟雀，最后是收割、舂米和簸米，以此象征农事的功劳。【《古今注》说：元和三年，开始为各郡国设置稷神以及祭祀社神、灵星的礼器。】

译立春这一天，各地都设青色旗帜、戴青色头巾，到东郭外迎接春神。让一个童男戴青巾、穿青衣，先到东郭外的田野中迎春。春神到来，从田野中出来时，迎接的人向他拜礼，然后返回；不举行祭祀。其他三个季节不举行迎接仪式。立春这一天，都设置青色的幡旗、头巾，在东郭外迎接春天。命令一个童男戴青巾、穿青衣，先到东郭外的田野中迎春。春天到来、从田野中出来时，迎春的人便向它行拜礼，然后返回；不举行祭祀。除了春、夏、秋三时之外，都不迎春。论说：臧文仲祭祀爰居，孔子认为他不明智。《汉书·郊祀志》记载，从秦朝以来直到王莽时期，祭祀典制有的没有修订，而像爰居这种事情还有很多。世祖中兴，革除非正常的祭祀，恢复旧日祭祀；与前代相比，相距实在太远了。我曾听儒者说：三皇时代没有文字，结绳记事，以此治理天下；从五帝开始才有文字。到了三王时期，风俗教化逐渐雕饰，欺诈虚伪渐渐兴起，于是开始有印玺，用来检验和防止奸诈的萌芽；然而那时还没有金、玉、银、铜制成的器物。【臣昭说：禹在涂山会见群臣，执玉帛来朝的有一万国，所以各国所执的贽礼不同，圆形、方形也有等级差别。《周礼》说，祭祀天地四方分别使用璧、琮、琥、璋，各有相应的玉器；这里却说当时还没有这些器物，这又是为什么呢？】自上古以来封禅泰山的，到周代有七十二代。所谓“封”，就是堆土筑坛，烧柴祭告上天；每一代兴盛、功业告成，便举行这种礼仪。《礼记》所说“因名山升中于天”，就是这个意思。改换姓氏建立新朝，就改行封禅，以彰显一代王朝的开始，表示不沿袭前代；继承帝位的君王巡狩时，只修整旧有的封坛来祭祀罢了。自秦始皇、汉武帝封禅泰山开始，本来是由于喜好神仙，听信方士之言，才制造石检、印封之类的事情。我所听到的就是这样。虽然天道确实难以测知，但大体说来，仍有根本要领：天道质朴真实、简约而不耗费。因此祭牲用小牛，器物用陶器和匏器，大概不必在石检、印封和难以凿刻的石头上费事。【臣昭说：玉珍贵在有五种美德，金可以长存不朽；既有告祭之辞，又有文字，怎么敢不刻写？至于告知上天功业成就，其中难以知晓的地方还很多。】况且只有改朝换代才举行新的封禅，所以说岱宗封禅是夏康王、周宣王因衰败而复兴之后的事；没有听说只是继承帝位便改行封禅。世祖想依照孝武帝旧例封禅，实际上是继承祖宗的道路；梁松却坚决争辩，认为一定要改行新的封禅才对。封禅以后，既没有得到福佑，梁松又被诛杀而死；虽然他的罪过出于自身，大概也有欺罔神明的过失。况且帝王之所以能在后世大为显扬，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德行施加于百姓，从未听说在于封禅本身。【臣昭说：功业成就、道德盛大，天下受到教化，德泽普遍施行，世道因此太平，所以登山封禅。封禅因德而兴，兴行封禅又用来成就德行，昭告上天；人臣与上天递相感应，正是如此。这段议论难道可以成立吗？七十二代的封禅不就是这样吗？】谈论天地，没有比《易》更大的著作。《易》没有“六宗”居中的象征；如果真说天地四方都以它为宗，这就是最大之义了。但把它同太社相比，又是失其所处的位置，难以认为确实如此。赞说：天地以禋祀郊祭，宗庙以享祀奉祭，全都按礼有序，并非没有法度；山川祭祀也都具备，淫祀反而扰乱国家。帝王纲纪，开始于盛大的恭敬；谁能推究它最初的源头呢？《后汉书》卷十九。《后汉书》卷十九考证。《祭祀志》下，语见《章帝纪》注。谢沈《书》说：《大雅》说：“昭明啊，来临的君王，谨慎地继承祖先的武功。” ○【臣世骏】按：“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是《大雅》的文字。把“兹”作“哉”，汉代碑文中有这种写法；把“许”作“御”，把“绳”作“慎”，并非因为避讳，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建武二年，在雒阳建立大社、大稷，位置在宗庙右边。注：马昭说：○各本都作“马▯”，何焯校本改作“臣昭”。《后汉书》卷十九考证。钦定《四库全书》。《后汉书》卷二十。梁、剡令刘昭补并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