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一百八考证

译钦定《四库全书》。《后汉书》卷一百零九上。宋代宣城太守范晔撰写，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作注。《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刘攽说：考察文意，这里的“受”应当作“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元元年、九寸、万骑〕 ○刘攽说：按文意，“受”应当作“授”。从期门、羽林的将士起，全部命令他们通晓《孝经》的章句；匈奴也派遣子弟入学。盛大整齐、文采兴盛的情景，在永平年间达到了极盛。建初年间，肃宗在白虎观召集各位儒生，考订详察经义的异同，连续数月才停止。肃宗亲自临观主持，依照石渠阁议经的旧例（石渠阁见《章帝纪》）。又顾命史官撰写成《通义》（就是《白虎通义》）。肃宗还下诏，让高才学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左氏春秋》；虽然没有设置学官，但都选拔成绩优异者任为讲郎，供职于宫廷附近的官署，以便搜罗散佚的学术、广泛保存各家学说。孝和帝也多次到东观，阅览书籍如同浏览书林。到邓太后临朝称制时，学者颇为懈怠。当时樊准、徐防一同陈说敦促学习的必要，又说儒学官职中有许多并非适当人选，于是下诏命公卿精心选拔；三署郎中能够通晓经术的，都可以被察举。自安帝亲自处理政务以后，对经学文艺不甚重视，博士们倚靠着坐席，不再讲学（《礼记》说，侍坐在大司成身边时，远近相隔要有三席；又说，如果不是来饮食的宾客，就要铺设席子，席间相隔一丈。郑玄注说，这是指来讲学问的宾客。“倚席”是说不铺设席位讲坐）。同门弟子彼此观望，懈怠离散；学舍颓败，长满了园蔬（《诗经·小雅》说：“变得长满茂盛的草。”注说，“鞠”是穷尽、完全变成的意思）。牧童和打柴的小孩甚至到学舍下面砍柴。顺帝感念翟酺的进言，于是重新修缮学校建筑（《说文解字》说，“黉”就是学校；“黉”与“横”相同）。一共建造房屋二百四十间、房室一千八百五十间；考试明经而成绩不及格的，补为弟子；增加甲、乙两科的名额，每科各十人；郡国中年高有学问的儒生，全都补任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说：“从大将军以下直到六百石官员，全部派遣子弟入学；每年都在乡射礼之月举行一次宴会，把这作为常规。”（《汉官仪》说：春季三月、秋季九月举行乡射礼，礼生都让太学学生充任。）从此以后，游学的人日益增多，达到三万多人；然而经书章句逐渐疏略，许多人又以浮华相互推崇，儒者的风气大概衰败了。党人被诛杀以后，那些声名很高的善士大多因牵连而被流放、废黜；后来终于发展到互相忿恨争斗，彼此告发。还有人私下用金钱财物，篡改兰台收藏的经书文字，使之符合自己的文章。熹平四年，灵帝于是下诏命各位儒生校正、审定五经，将经文刊刻在石碑上，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互相参照校检，竖立在太学门前（古文是孔子宅壁中发现的文字；篆书是秦始皇命程邈创制的；隶书也是程邈献上的，主要供徒隶使用，因而趋向简便。谢承《后汉书》说：石碑立在太学门外，用瓦屋覆盖，四面设置栏杆屏障，门开在南面；河南郡设置官吏。） 卒，考察了这些文字。杨龙骧《洛阳记》记载说：“朱超石说，凡是书中所说的石经文字，大都像碑一样，高约一丈，宽四尺，成排罗列，彼此相接，使天下人都取法于它。起初光武帝迁回洛阳时，经书、文牒和秘书等藏书有二千多车；从此以后，数量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到了董卓迁都之时，官吏百姓扰乱，从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等处收藏的典籍文章，竞相被拆散。那些缣帛和图书，大的就连接起来做帷帐、车盖，小的就制成袋囊。【縢也是幐，音徒恒反。《说文》说：幐，是袋囊。】等到王允收集后向西运送的，只剩七十多车；道路遥远艰险，又丢弃了一半。后来长安发生战乱，这些书籍又一时被焚烧荡尽，没有不消灭殆尽的。东京的学者人数众多，难以详细记载；现在只记录那些能够通晓经书、成为名家的，把它们编入《儒林篇》。其中已有专门列传的，就不再重复记载。至于师生传承关系【《老子》说：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资助者，所以后来称为师资】，应当标明姓名作为证明的，才记载下来。前书说：田何传《易》给丁宽【前书中丁宽字子襄】；丁宽传给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沛人施雠、东海人孟喜、琅邪人梁丘贺【前书中施雠字子卿，孟喜字长卿，梁丘贺字长翁】。因此，《易》形成了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学说。东郡人京房又从梁国人焦延寿那里学习《易》【前书说焦延寿名赣】，另立京氏学。还有东莱人费直【前书中费直字长翁】传《易》给琅邪人王横，形成费氏学【前书作王璜，字平仲】。费氏本来依据古代字号，称为古文《易》。又有沛人高相传《易》给他的儿子高康以及兰陵人毋将永，形成高氏学【毋将是姓，毋读作无】。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都设立了博士，费氏、高氏两家还没有获准设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