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八 列传第四十五

译宪宗即位，诏令凡是在赤老温山以南的军民，都听从世祖统领。世祖奉诏后宴请群臣，下酒席将要出门时，派人留下姚枢，问道：“刚才各位大臣都来祝贺，只有你默不作声，为什么呢？”姚枢回答：“如今天下土地这样广阔，人口这样众多，财赋这样丰足，比汉地有更多的吗？军民全都归我所有，天子又做什么呢？将来朝廷大臣中有人挑拨，天子一定会后悔而把它夺走。不如只掌握兵权，供给军需所需的钱粮从有关官署领取，这样形势顺当，道理安稳。”世祖说：“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于是把这番话报告宪宗，宪宗采纳了。姚枢又请求在汴州设置屯田经略司以谋取宋地；在卫州设置都运司，把粮食转运到黄河一带。宪宗大规模分封同姓宗室，命世祖在南京、关中二地中自行选择一处。姚枢说：“南京黄河迁徙不定，土地贫瘠，水浅而且盐碱地多；不如关中田地上等，自古有‘天府陆海’之称。”于是世祖希望得到关中。壬子年夏天，姚枢跟随世祖征讨大理，到了曲先脑儿一带。夜间宴饮时，姚枢讲到宋太祖派曹彬攻取南唐，却没有杀一个人，市场也没有改变原有店铺的事情。第二天，世祖坐在马鞍上喊道：“你昨晚说曹彬不杀人，我也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姚枢在马上祝贺说：“圣人的心胸仁慈明察到这种程度，是百姓的幸运，也是国家的福气。”第二年，军队抵达大理城，世祖命姚枢撕裂绢帛做旗子，写上停止杀戮的命令，分发到各条街巷；因此百姓得以彼此保全。丙辰年，姚枢入朝觐见。有人诬陷王府已经取得中原人心，宪宗派阿蓝答儿大肆追究审查，设立机构于关中，以一百四十二条罪名推求经略、宣抚官吏，下至征收商税者无不涉及，并说：“等案件审查结束，列入这些罪名的只把刘黑马、史天泽报告上来，其余全部杀掉。”世祖听说后很不高兴。姚枢说：“皇帝既是君主，也是兄长；大王是皇帝的弟弟，是臣下。事情难以与他争辩，远将来会遭受祸患。不如让王府所有妃嫔和宗室女眷自行归附朝廷，为长期居住作打算；这样猜疑也许会自行消除。”等世祖见到宪宗时，两人都流下眼泪，宪宗最终没有让世祖申辩什么，事情便停止了，于是撤销了审查机构。世祖即位，设置十道宣抚使，任命姚枢为东平宣抚使。他到任后，设置劝农、检察二人来监督，推算各户财力以均衡赋税徭役，废除铁官。至元二年，授任太子太师。姚枢说：“皇太子还没有册立，怎么能先设置太子太师呢？”便把所接受的制书退还中书省，事情见于《许衡传》。后来改任大司农。姚枢上奏说：“太宗在位时，诏令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孔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孔元措死后，他的儿子与族人争求承袭爵位，到潜邸诉讼，皇帝当时说：‘你只管回去努力学习，等有了成就、品德和才干，我就任用你。’又因曲阜有太常雅乐，宪宗命东平守臣把歌工、舞郎以及乐器、祭器运送到日月山，皇帝亲临观看，并命东平守臣，人员有缺就补充，不能停止演习。况且陛下怜悯圣贤的后代不通《诗》《书》，与平民没有区别，已经命洛士杨庸选取孔、颜、孟三族子孙中俊秀者教导他们，请真正授予杨庸教官之职，以成就国家培养人才、等待任用而使四方受到感化的美事。王镛熟悉旧典，应当命他提举礼乐，使礼乐不至于败坏。”这些意见全都得到采纳。诏令姚枢到中书省议事，等到讲定条格，又勉励他说：“姚枢推辞躲避台司之职，朕很赞赏。” 省中各种事务，都需要依靠一两位老成持重的人同心协力来谋划辅佐。你应当和尚书刘肃竭尽心力办事，务必不要有所隐瞒。”条格修订完成后，姚枢与丞相史天泽一起上奏，皇帝非常赞赏并采纳。李璮谋划叛乱，皇帝问：“你估计会怎样？”姚枢回答：“如果李璮趁我们北征的机会，沿海袭击燕京，封闭居庸关，使人心惊恐，这是上策。与宋朝联合讲和，凭险固守，长期坚持，多次扰乱边境，使我们疲于奔救，这是中策。如果出兵济南，等待山东诸侯前来援助，那就会被擒获，这是下策。”皇帝问：“现在贼军将采取哪一策？”姚枢回答：“会采取下策。”当初，皇帝曾评论天下人才，谈到王文统时，姚枢说：“这个人的学术不纯正，凭游说求取诸侯的信任，将来一定会反叛。”到这时，王文统果然因李璮之事被杀。至元四年，授任中书左丞，奏请废除世侯，设置牧守。有人说中书省政事极其败坏，皇帝大怒，大臣将获罪而祸患难测，姚枢上奏说：太祖开创基业，功业超过前代，来不及推行治理。此后几朝，官员过多，刑罚滥用，百姓困苦，财物耗尽。陛下天性仁慈圣明，早年在潜邸时就听读圣贤经典，访求老成之士，每日讲论治国之道。像邢州、河南、陕西，都是治理最差的地方，于是设置安抚、经略、宣抚三使司。其办法是选派人才任职，发给俸禄以养成廉洁，革除污浊滥行以清明政务，劝勉农桑以使百姓富足。不到三年，就号称大治。各路百姓盼望陛下拯救自己，如同婴儿盼望母亲。先帝去世后，国难一并兴起；上天开启圣人，承继大统，于是采用历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内设省部，外设监司。从中统至今五六年间，外来侵侮和内部叛乱接连不断，然而能够使官员摆脱债务，百姓安于赋役，府库大体充实，仓廪大体完备，钞法大体流通，国家费用大体充足，官吏得以迁转，政事不断更新，都是陛下能够保守祖宗基业、信任并实行先王法度所造成的。如今正开始谋划治理之道，正应当上以回应天心，下以凝聚民心；亲睦宗族以巩固根本，建立储副以重固国统，确定大臣以主持国政，开设经筵以端正心术，修治边防以防备忧患，储备粮饷以应付歉收，建立学校以培养人才，劝勉农桑以使百姓生活富足。这样就可以光大先祖的功业，成就皇帝的德行，留给子孙后代，并使美名流传久远。凭陛下的才略，实行这些完全有余力。近来我听说陛下每天为政务劳心，朝廷的政令一天天改变，像树刚栽下又重新移植，房屋已经架好又重新拆毁。远近臣民惊恐不安，只怕根本大计一旦废弃，长远事业难以成功，成为陛下日后的忧患、国家的重大祸害。”

译皇帝听了这番话，怒气因此消解。至元十年，授任昭文馆大学士，负责详定礼仪事务。这一年，襄阳被攻下，于是商议攻取宋朝。姚枢上奏说，如果寻求大将，非右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伯颜不可。至元十一年，姚枢说：“陛下下达了投降者不杀的诏令。伯颜渡过长江，军队不到时日，西面从蜀川起兵，东面逼近海边，投降的城池有三十座，户数超过一百万；自古以来平定南方，从没有这样神速的。如今从夏天到秋天，一座城也没有投降，都是因为军官不考虑国家的大计，不体会陛下深厚的仁德，贪图财物、掠夺杀戮造成的。扬州、焦山、淮安，敌人都拼死抵抗，我们虽然取胜，伤亡也很多。宋朝已经明白不能保全国家，但临安还不肯轻易投降；贪生怕死是人的常情，大概不是不敢投降，只是害怕我们招抚归降、停止杀戮的信用不坚定。应当再次申明停止杀戮的诏令，使赏罚一定确立，恩惠信用一定施行，这样不劳圣上忧虑，也不耗费军力。”他又请求禁止宋朝鞭打脊背、刺面以及各种滥刑。至元十三年，授任翰林学士承旨。至元十七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谥号文献。姚枢天性宽厚弘大而仁慈宽恕，恭敬敏捷而节俭勤劳，从不怀疑别人欺骗自己。有人辜负他的恩德，他也不留下怨恨。忧患到来时，他不在言语和脸色上表现出来。有人来请教，他便谋划应对，一定反复把情况告诉对方。他的儿子姚炜，官至平章政事；侄子姚燧，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以文章成为名家而知名，死后谥号文。许衡 许衡，字仲平，是怀州河内人，世代务农。他的父亲许通，为躲避战乱迁居河南，泰和九年九月在新郑县生下许衡。许衡幼年便有非凡资质，七岁入学，学习章句，问老师：“读书是为了什么？”老师说：“为了取得科举功名罢了！”许衡说：“难道只是这样吗？”老师非常惊异。每次授课，他又能询问书中的旨意。时间久了，老师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孩子聪慧非凡，将来一定有远超常人的成就，我不是他的老师。”于是辞去，父母强留也不能阻止。像这样一共换了三位老师。稍稍长大后，他爱好学习如同饥渴，但适逢世道混乱，而且家贫没有书。他曾在一个占卜者家中见到《尚书》的疏义，便请求寄宿，亲手抄写后带回。后来逃难到徂徕山，才得到王辅嗣所作的《易》注。当时正处于兵乱之中，许衡夜里思考、白天诵读，亲身领会并努力实行，言语行动都一定先用义理衡量，然后才发表或行动。他曾在暑天经过河阳，口渴得很厉害，路边有梨树，众人争着摘梨吃，只有许衡端正地坐在树下，神色自若。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拿取，是不可以的。”那人说：“世道混乱，这是无主之物。”他说：“梨子即使无主，我的内心难道也无主吗？”后来转道鲁地，留居魏地，人们看到他有德行，渐渐跟随他学习。住了三年，听说战乱将要平定，才回到怀州。他往来于河、洛之间，从柳城姚枢那里得到伊洛程氏和新安朱氏的著作，收获更加巨大。不久居住在苏门山，与姚枢、窦默一起讲习。凡是经传、诸子史书、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等方面，没有不讲论的，并且慨然把弘扬道义当作自己的责任。他曾对人说：“纲常不能有一天在天下灭亡。如果在上位的人没有能力担当，那么就是在下位者的责任。”凡遇丧葬、祭祀、婚娶等事，他一定依据礼制，以此倡导乡人，求学者逐渐兴盛。家中贫穷，亲自耕作；粮食成熟就吃粮，粮食歉收就吃糠、果核和蔬菜，却安然处之，歌咏诵读的声音传到门外，像金石之声。有多余的财物，就分给族人和贫困的学生。有人送给他东西，只要有一丝不合义，他也不接受。姚枢曾被召入京师，把自己的雪斋留给许衡居住，并命守门人供养他，许衡拒绝接受。庭院中的果实成熟后腐烂落地，童子经过时也不斜眼看一眼便离去；他的家人受到教化竟到了这种程度。甲寅年，世祖出任秦中王，以姚枢为劝农使，教百姓耕种。世祖又思考教化秦人的办法，于是召许衡任京兆提学。秦人刚从战乱中解脱出来，想学习却没有老师；听说许衡到来，人人都欢喜庆幸，前来求学。各郡县都建立学校，百姓受到很大教化。世祖南征时，许衡便回到怀州，求学者攀援挽留也留不住，只能一路送到临潼才回来。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许衡到京师。当时王文统凭借谈论财利而升任平章政事，许衡、姚枢等入宫侍从，谈论政治的治乱和百姓的安危祸福，总是以义理为根本。王文统对此很忧虑。又加上窦默常在皇帝面前排斥他们的学术，怀疑许衡与姚枢、窦默内外勾结，于是奏请任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尊重任用他们，实际上是不让他们多次侍奉皇帝。窦默因为屡次攻击王文统没有成功，想借东宫职位躲避祸患，便与姚枢一起接受诏命，准备入宫谢恩。许衡说：“这件事是否合乎义理，暂且不论。按照礼制，师傅与太子分居东、西相向的位置，师傅坐下，太子才能坐下。你们估量一下能恢复这种礼制吗？如果不能，那么师道就从我们这里废弃了。”姚枢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二人一起把制书藏在怀中，站在殿下，推辞五次才得以免除。改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不久，许衡也以有病为由辞职回乡。至元二年，皇帝任用安童为右丞相，想让许衡辅佐他，又召许衡到京师，命他在中书省议事。许衡于是上奏说：臣的性情见识愚钝浅陋，学问也荒疏，本没有想到凭借虚名，偶然得到圣上的听闻。陛下喜爱贤才、乐于善行，舍弃人的短处而取其长处；即使以臣这样的无能之才，从甲寅年至今十三年间，也先后八次奉到诏令。臣内心私下思量，拿什么来报答和补偿呢？近来臣又当面承受陛下的恩言，叮咛恳切到了极点；对于中书省的重要政务，请容许臣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臣虽然昏昧愚笨，承蒙陛下如此深厚地知遇和信任，怎么敢不竭尽所有，略微有所补益呢？孟子说：“向君主提出难以做到的要求，叫作恭敬；陈述善道而堵塞邪说，叫作尊敬。”孔子说：“用道义侍奉君主，不能实行就停止。”臣所坚守的原则，大意就是这样。伏望陛下宽宥臣不善言辞，体察臣的至诚心意，那么臣这一点愚见，或许也能有小小的补益。

译第一条说：自古以来建立国家，都有一定的规模制度。沿袭并实行它，就可以期待治理的功效；否则内心疑惑、眼光迷乱，制度反复改变、分割更易，未见有可行之处。从前子产辅佐衰落的周王室所属诸侯国，诸葛孔明治理西蜀一隅，尚且都有确定的制度，一生遵循不改；堂堂天下，难道可以没有一定的主张而任意妄为吗？考察前代，北方民族占有中原的，必须实行汉法才能长久。因此后魏、辽、金存在的年代最长；不能这样做的，都是祸乱和灭亡相继而来，史书都有记载，清楚可考。如果国家只是居住在北方沙漠，那就没有必要谈论这些。今天的治理，除了实行汉法，还有什么合宜的呢？在陆地上行走适合用车，在水上行走适合用船；反过来就不能行进。幽燕人习惯寒冷的食物，蜀汉人习惯炎热的食物，反过来就一定会发生变化。由此看来，国家应当实行汉法，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历代形成的国家风俗和多朝累积的勋旧势力，一旦驱使他们听从臣下的谋划，改而采取亡国之俗，形势上确实非常困难。我曾私下思考，寒冷与暑热本来不同。但寒冷转变为暑热，开始于微温，由温而热，由热而暑，积累一百八十二天，寒气才开始消尽。暑热转变为寒冷，情势也是这样，这也是逐渐积累变化的验证。如果能够逐渐教化、不断磨炼，给予岁月等待，使人心坚定，事情变得容易而成为常规，那么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这就要靠陛下尊重、信任并坚定地守持这种办法，不夹杂小人，不急于要求眼前的成效，不顾虑流言，那么实现大治的功业就差不多可以成功了。第二条说：中书省的事务繁多得难以胜数，但其中最重要的不过是任用人才、制定法律两件事。近处打个比方：头发在头上，不用手整理而用梳子整理；食物放在器皿中，不用手拿而用勺子取。手虽然不能直接做到，但使用梳子和勺子，正是手在发挥作用。君主任用人才，与此有什么不同呢？然而人的贤能与否，不能详细了解，本来就不能贸然任用。但有时已经知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却又患得患失，不敢进退取舍，只说自己了解人，实际上却不能任用人才，这又有什么益处呢？人人都要饮食，只有厨师能够调和五味；人人都能看见日月，只有星官能够推算日食月食的数度，确实是因为掌握了相应的方法。古人说过：“建筑高台一定要凭借丘陵，开挖低地一定要凭借川泽，治理政事一定要依据先王之道。”如今街巷中的议论，动不动就把古代当作可耻可笑的东西，却不知道今天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都是古人遗留下来的制度，不能违背；难道天下这样广大、国家这样重要，古代已经形成的法度反而可以违背吗？这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治理人的凭借是法，守护法律的凭借是人。人和法相互维系，上面安定，下面顺服，宰相们在朝廷之上从容办事，不烦劳困苦，这就叫作省力。至于制定法律、任用人才，现在虽然还不能立即完全像古代那样，但已经做官的人应当发给俸禄以养成廉洁；尚未做官的人应当放宽条格，使他们能够依次得到任用，这样因失职而产生的怨恨就可以稍稍缓解。外部设置监司来察究污浊滥行，内部专门由吏部确定资历，那么非分的请求就可以逐渐停止。任职两任、三任时，压低升迁过高者，提拔地位低下者，那么人才与爵位大体可以均平。至于贵族世袭、品官任用子弟，以及户籍名册的数量，都应当继续议论，也不能拖延。第三条说：百姓有各种欲望，没有君主就会发生混乱。上天眷顾并降下命令，才为他们立君主和老师。这是因为君主承担的是极其艰难的责任，并不是把君位赐给他，让他得到安逸享乐。因此从尧、舜以来，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兢兢业业、小心敬慎的，确实是知道上天所交付的责任极其艰难，起初就不能用轻率的心态来对待。知道它艰难而以艰难的态度处理，困难或许还可以办成；不知道它艰难而轻易对待，那么将来的困难就可能无法处理。孔子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做臣下的道理，臣已经告诉安童了。至于做君主的艰难，更是陛下应当专心留意的。请允许臣说其中切实而重要的几点：君主不怕说出话难，怕的是实行诺言难。知道实行诺言困难，那么说话时就不能不谨慎了。从前刘安世实行不妄言的准则，经过七年才做到。刘安世不过是一个士人，他所交往的只是一个家族的亲属和一个乡里的众人，同列的大臣也不过十百人而已，可是说话尚且如此谨慎；何况天下这样大，百姓这样多，事情有万般变化，每天有万种政务，君主凭一身一心来应付处理，想要说话没有过失，哪里容易做到呢？所以会出现过去说过的话今天忘了，今天发布的命令后天自己又违背了；可与不可、相同与不同，纷纷更改变易，纲纪无法施行，法度无法建立，臣下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奸人也因此得以利用其中的弊端，天下人疑惑惊惶，还议论说国家竟然到了既无法度又无信用的地步。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面对极其困难的处境，不按困难来处理，反而把它当作容易之事来处理罢了。假如遵循《大学》的道理，以修养自身为根本，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一定探求它是否正确以及是否合乎应然，不被亲爱之情牵引，不被憎恶之情蒙蔽，不因喜悦而偏移，不因愤怒而激动，虚心正意，深思慎重地处理，那么即使有不恰当的地方也一定很少。无奈身居上位的人大多喜欢放纵舒适，做臣子的又大多只顾逢迎取悦。讨好取悦本来就是出于私心，私心强盛就不怕人；放纵舒肆本来就是出于欲望，欲望强盛就不怕天。以不怕天的心和不怕人的心相互结合而毫无间隙，那么他们所做的全都是使自己快意的事情。心里痛快，嘴巴想说就说，身体想动就动，又怎么肯兢兢业业，以修身为根本，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熟思慎处呢？这就是君主践行诺言的困难，而且比天下一般人更加困难。

译人的真情和伪态，有容易看清的，也有险诈难测的；险诈的难以了解，坦易的容易了解，这只是说人的险诈与坦易有所不同罢了。但又有人数多寡的区别：人数少就容易了解，人数多就难以了解。因此处在上位的人难以了解下位者，而处在下位的人却容易了解上位者，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处在难以了解的地位，驾驭难以了解的人，想不被欺骗是很困难的。从前包拯刚强严厉、峻直无私，号称明察，但一个小吏就能欺骗他。不过包拯只是京兆尹，被人欺骗，也不过误办一件事、伤害一个人罢了。君主处在亿兆百姓之上，掌握授予和剥夺、升迁和黜退、赏赐和惩罚、生杀予夺的权力，一旦不幸被欺骗，就会把错误当正确、把正确当错误，其危害将不可胜数。君主只应当没有偏激的喜怒；一旦有喜怒，臣下就会迎合他的喜悦来求取恩宠，煽动他的愤怒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君主只应当没有偏私的爱憎；一旦有爱憎，臣下就会借他的宠爱来成就私利，借他的憎恶来报复怨仇。甚至君主本来没有喜悦，也有人欺骗他使他喜悦；本来没有愤怒，也有人刺激他使他愤怒；本来不值得爱，也有人虚假赞誉使他喜爱；本来没有可憎之处，也有人强行罗织短处使他憎恶。这样一来，升迁的人未必是君子，退黜的人未必是小人，赏赐的人未必有功，剥夺的人未必有罪，以至于赏、罚、生、杀，很少有真正合乎正道的。君主没有察觉自己已经受骗，反而任用这些人来防止天下人欺骗自己；欺骗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能防范得了吗？大体说来，君主应以识别人为贵，以正确用人为急务。任用得当，就无需防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君主身边的就只是争相求进的人、贪图利益的人、无耻的人。他们带着欺诈的手段，千方百计蛊惑君心；想防止受骗，即使尧、舜也做不到。贤能的人以公心为心，以仁爱为心，不因利益而改变，不因权势而屈服。把这样的人置于重要职位，各项事务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天下百姓都能受到他的恩泽；对于治理人的国家来说，他的重要性本来就是如此。贤能的人如果生逢时运不佳，往往竭力隐藏自己，世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他。即使有人了解他，但没有人援引推荐，君主也没有办法知道。君主即使知道了他，召见任命时却像对待奴仆杂役一样随便，贤者也会不屑接受。即使表面上接待他、礼节上尊重他，但他的意见不被采用，贤者也不会任职。有时采用了他的意见，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责求小利，限定眼前成效，只取得用贤的名声而没有用贤的实际，贤者难道肯尸位素餐，招致天下人的讥笑吗？这只是说难以进用的人；还有难以契合的人。君主处在尊贵高位，大多喜欢听别人的过错，却不喜欢听自己的过错，只求使自己心意痛快，却不求使百姓心意痛快。贤者一定要匡正君主、扶助君主使天下安定，直到达到尧、舜那样的端正和安定才罢休，所以双方常常难以契合。何况奸邪佞幸之人，以正人为丑，以直人为恶，肆意诋毁，多方设法陷害贤者；眼看贤者将免不了获罪，又怎么能指望各项事务得到正确处理，天下百姓受到恩泽呢？” 从古到今，正直端方的人和高雅之士之所以重视进用、轻视退避，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禹是圣人，听到善言就行拜礼，伯益还用“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人不要犹豫不决”来告诫他，后世君主应该怎样呢？这就是任用贤人的困难。奸邪之人，心思险诈，使用的手段巧妙。正因为险诈，所以千姿百态而别人无法看透；正因为巧妙，所以有千条道路、万般手段而别人无法抵御。他们的谄媚像恭敬，攻讦像正直，欺骗像可信，谄佞像可以亲近。他们专门窥探君主的喜怒并迎合，窃取君主的势力来树立自己的威势，满足自己的欲望来取得君主的宠爱。上面宠爱日益深厚，下面威势独断，大臣不敢议论，近亲不敢进言，毒害遍及天下而君主却不知道；到了这时再想除掉他，也已经困难了。不过这只是说君主没有觉察的情况，仍有一个问题：像宇文士及那样的奸佞，唐太宗明白看出他的真实情况，却不能斥退他；李林甫嫉妒贤能，唐明皇清楚看出他的奸邪，却不能罢免他。邪恶迷惑人的力量竟到这种程度，怎么能不畏惧呢！”},{ 君主以上诚心爱护臣民，臣民就以下忠心报答君主，这是感应的道理。然而考察过去的事例，也有不能用通常人情来解释的。禹治理洪水以拯救百姓，启又能恭敬地继承禹的治国之道，禹、启的恩泽深厚了，可是传了一代，太康便丧失正道，万民仇恨怨怼而离去，这是什么原因呢？汉高帝从平民起兵，天下人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响应；荥阳之难时，纪信甚至舍弃生命来赴急难，可见人心归附于他。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却又有沙中有人谋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私下曾经思考：百姓拥戴君主，本来出于天命，起初并没有不顺从的心，只是由于君主使他们失望，使他们感到不公平，然后怨恨愤怒才产生。禹、启爱民如同爱护赤子，太康却安逸享乐而败坏德行，所以使百姓失望；汉高帝凭宽厚仁爱取得天下，等天下平定以后，却按照个人的爱憎来施行诛罚和赏赐，所以使人感到不公平。古今的君主，凡是对百姓施有恩泽而百姓反倒怨恨愤怒的，都属于这种情况。君主刚取得君位时，已经说出美好的话告知天下人，后来实际做不到，所以怨恨便产生了。臣民同样都是人，彼此并没有多大差别，君主只因自己的私意优厚一个人，那么受到冷落的人已经会憎恨他了；何况薄待有功之人而优厚有罪之人，人怎么能不在心中愤怒呢？一定要像古代《大学》所说的道理那样，以修养自身为根本，使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使每一次赏赐、每一次惩罚都可以合乎天下的公道，那么亿万人的心意将不必求取便自然得到，又哪里会有失望和不公平这样的忧患呢？夏、商、周三代以后，称得上治理盛美的，没有比得上汉代的汉文帝、汉景帝的；然而考察当时的情况，天象多次发生变化，山崩地震等灾异，实在难以一下子列举完。这些灾异小则预示水灾、旱灾，大则预示动乱、灭亡的征兆，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文帝、景帝能够承顺上天的心意，始终把养育百姓作为要务，今年劝勉农桑，明年减免田租，诚恳爱民到了这种地步，百姓归心而和气应验，也是理所当然的。我私下见到，前年秋天孛星出现在西方，彗星出现在东方；去年冬天彗星出现在东方，又出现在西方。议论此事的人说应当革除旧弊、推行新政，以回应天象的变化。我认为，哪里比得上直接效法汉文帝、汉景帝恭敬节俭、爱护百姓，使治理合乎明白的道理和正当的义理而值得信任呢？上天树立君主，本来就是为了天下百姓。因此孟子说：“百姓最重要，君主较轻。”《尚书》也说：“上天所看到的，是从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是从百姓所听到的。”据此说来，上天的道理始终在于下民，始终在于补足不足。做君主的人，不在下民那里寻求治理之道，反而向上天求取；不设法补足不足，反而追求已有余裕，这就是招致天象变化的原因。灾变已经发生，征象已经显现，乖戾的苗头已经萌发，却还因循旧习，压制下民而损害不足的人，还说这是顺应天意，难道不是太难了吗？

译这六项，都是困难的具体方面。概括其中的要点，不过是修养德行、任用贤能、爱护百姓三件事罢了。这叫作治理的根本。根本树立了，纲纪就可以施行，法度就可以推行，治理的功效就一定能够取得。否则，爱与憎彼此冲突，善与恶交相为害，百姓免不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把这当作治理之道，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第四条说：谈到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说尧、舜；谈到古代的贤相，一定说稷、契。这是因为尧、舜能够了解天道并顺承它，稷、契又能了解尧、舜的心意而辅佐赞助他们，所以他们的做法可以作为天下的法则，流传给后世。天道喜爱生养万物而不偏私，尧和舜也喜爱生养百姓而不偏私。像“能够彰明伟大的德行”，以至于“百姓都因此改变”，又像“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以至于“各种功业都兴盛”，这就是顺承天道的实际表现。稷播种百谷以使百姓生活富足，契广泛施行五种教化以使百姓心地向善，这就是辅佐赞助尧、舜的实际表现。我曾经反复推究，思考了一遍又一遍，参照古代圣贤的言论，没有一处不相同；用历代治乱的事迹来验证，也没有一处不相合。大概只要实行这个道理，就可以使百姓富裕，使军队强盛，使人才兴旺，使国势强大；我早晚思考这件事，已经十分成熟了。如今国家只知道巧妙地搜刮钱财，却不知道创造财富的根源；只知道防备别人欺骗，却不愿意培养人的善行；只担心法令难以施行，却不担心没有可以施行法令的社会基础。如果真能优待并重视农民，不去扰害他们，驱使游荡懒惰的人回到田地，督促他们种植耕作，恳切劝告并监督实行，十年以后，仓库府库的积蓄应当会远非今日可比。从都邑直到州县，都设置学校，使皇子以下直到庶人的子弟，全都入学，来明白父子、君臣之间的大道理；从洒扫、应对这些日常功课，直到治理天下的重要道理，十年以后，上面的人知道用什么办法驾驭下面的人，下面的人知道用什么办法侍奉上面的人，上下和睦，又会远非今日可比。实行这两件事，各项政务就会因此全面兴起；否则，其他事情都不能指望。这种道理，就是尧、舜的道理。孟子说：“不是尧、舜的道理，我不敢把它陈述在大王面前。”我虽然愚昧浅陋，私下也愿意学习这种道理。第五条说：天下之所以能够安定，是因为百姓的志向安定；这样，士人安于士人的身份，农民安于务农，工商业者安于从事工商业，那么在上位的人也就有可以安定的道理了。百姓不能安于住在白屋之中，就一定要谋求做官取禄；做官的人不能安于卑下的职位，就一定要谋求尊贵荣耀。四方万里的人像车辐聚向车毂一样一齐赶来，各自怀有永不满足、毫无羞耻的心，在上位的人难道能不因此寒心吗？我听说，夺取天下崇尚勇敢，守住天下崇尚退让。夺取和守成，各有适宜的做法，做君主的人不可不审慎。应当审慎思考以后再发布命令，发布的命令才不会有不恰当之处；否则，遇到事情便仓促地表现喜怒，喜怒的神色显露在脸上，话从口中说出，人人都能知道。慢慢考察其中的缘故，知道没有值得高兴的事，就一定会后悔高兴时的失当；知道没有值得愤怒的事，就一定会后悔愤怒时的失当；甚至先高兴后愤怒，先愤怒后高兴，号令多次变更，都是喜怒没有节制的缘故。因此先王潜心于恭敬沉默，不轻易表现喜怒；喜怒尚未发出时，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能知道它将如何发作；即使是最亲信的人也不能改变它，所以号令简明而不会后悔，也就没有不合节度的地方了。号令多次变更，是不可以的；多次失信，更是不可以的。周幽王昏庸无道，所以不顾这些；如今并没有这样的情形，何苦使人不信任呢？奏疏上奏后，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它。赵衡自从得以面见皇帝以来，多次上奏陈述政事，等退下后，都把奏稿删削掉，所以他的言论大多秘而不传，世人很少能够听到，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些罢了。赵衡多病，皇帝准许他每五日到中书省一次，时常赐给他尚方名药和美酒来调养身体。至元四年，才准许他回怀州。至元五年，又召他回来，他的奏对也都秘不外传。至元六年，命令他与太常卿徐世隆制定朝廷礼仪，礼仪制定完成后，皇帝亲临观看，非常高兴。皇帝又下诏让他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制定官制。赵衡逐一考察古今官署分合以及统属次序，删去那些权宜代理、增设冗余、旁置附设的官职，并把各省部、院台、郡县以及后妃、储藩、百司之间相互联系和统辖控制的关系，全部绘制定为图表。至元七年，他上奏呈献这份图表。第二天，皇帝让他召集公卿，杂议中书省、院台之间行文移送的体制。赵衡说：“中书省辅佐天子总理国政，院台的公文应当具文呈报。”当时商挺在枢密院，高鸣在御史台，都不高兴，想把制度定为下属向上级咨禀的形式，便故意提高声音来恐吓赵衡，说：“院台都是宗室亲属和大臣，一旦触犯其中任何一方，灾祸就不可预测。”赵衡说：“我讨论的是国家制度，和个人有什么关系？”于是把他们的话拿到皇帝面前质问。皇帝说：“赵衡说得对，我的意思也正是这样。” 不久，阿合马任中书平章政事，兼领尚书省六部事务。由于他专擅权力，势力压倒朝廷内外，当时许多大臣都阿附他；赵衡每次和他议论事情，都一定直言相争，丝毫不退让。后来阿合马的儿子又接到担任佥枢密院事的任命，赵衡独自坚持反对，说：“国家的权力和事务，不过是兵、民、财三项罢了。如今他的父亲掌管民政和财赋，他的儿子又掌管军事，这是不可以的。”皇帝说：“你是担心他会谋反吗？”赵衡回答说：“他即使不谋反，这也是违背常理的做法。”阿合马因此记恨赵衡，急忙推荐赵衡应当进入中书省，想借此寻找机会陷害他。不久，赵衡被任命为左丞，他多次入朝辞谢并请求免任，皇帝命左右侍从把赵衡扶送出去。赵衡走到殿门门槛，又回头上奏说：“陛下命令臣出去，难道是出中书省吗？”皇帝笑着说：“只是出殿门罢了。”赵衡随从皇帝巡幸上京，于是列举上奏阿合马专擅权力、欺罔皇帝、败坏政务、危害百姓等若干件事，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以生病为由请求解除机务。皇帝对此很悲悯，召赵衡的儿子师可入宫，传达旨意，并命令他推荐可以代替自己的人。赵衡上奏说：“任用人才，是天子的大权。臣下泛泛议论某人贤能或不贤能，可以；如果要授予他官位，就应当由皇帝亲自裁断，不能让臣下逐渐有借此收买恩德、结交人情的机会。”

译元世祖长期想兴办太学，适逢许衡多次请求辞职，态度更加坚决，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至元八年，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任国子祭酒，并亲自为他挑选蒙古弟子，让他教导。许衡听到诏命，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职责。蒙古人的子弟天性淳朴，心无旁骛，如果把他们置于善良之人的群体中涵养几年，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家所用的人才。”于是请求征召他的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敦、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作为伴读。诏令通过驿站把他们召到京师，分别安置在各斋，任命他们为斋长。当时选来的弟子都很年幼，许衡却把他们当成年人对待，像爱子女一样爱护他们；日常出入进退，严格得如同君臣之间。他教育学生，依据他们的觉悟来使他们明白善道，依据已经明白的道理来启发他们去除蒙蔽，并观察他们的行动和休息，调节学习的张弛。课诵稍有空闲，就练习礼仪，有时学习书法和算术。年幼的学生则让他们学习拜跪、作揖谦让、进退和应答，有的练习射箭，有的练习投壶；失败的人罚读书若干遍。时间一长，学生们人人都有自己的收获，尊敬老师，专心学习；即使是年幼的童子，也知道三纲五常是做人的准则。至元十年，权臣屡次破坏汉法，学生们的廪食有时供应不上，许衡请求回怀州。世祖把这件事问翰林学士王磐，王磐回答说：“许衡教人有方，学生们将来都可以从政，这是国家的大体，应该不要听任他离去。”世祖命几位老臣商议他的去留，窦默恳切地替许衡请求，于是答应许衡回去，并让赞善王恂代理学校事务。刘秉忠等上奏，请让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担任助教，以遵守许衡所立的规矩，世祖答应了。国家自从取得中原后，采用金朝的《大明历》；自大定年间改正历法以后，经过六七十年，节气和朔日的推算逐渐出现误差。皇帝认为天下已经统一，应当协调四时、校正正日。至元十三年，下诏命王恂制定新历。王恂认为，历法家只懂历数而不懂历理，应当得到精通历理的人来主持，于是任命许衡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的身份，教领太史院事务，并召他到京城。许衡认为，冬至是历法的根本，而探求历法根本的方法在于验证节气。如今所使用的宋朝旧仪器，自从汴京运到京师后，已经有所偏差；再加上年代久远，规和环也不相符合。于是他同太史令郭守敬等人重新制造仪器、浑仪和圭表，从丙子年冬天开始测量日影，测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的加时，比《大明历》推算的时间减少十九刻二十分；又增删损益古代岁余、岁差的算法，向上考察春秋以来的冬至，没有不完全相合的。根据月食时月亮的冲位以及金星、木星与冬至日躔的距离来验证冬至时刻，校正旧历，使其退后七十六分。根据太阳运行迟疾的中平行度来验证月亮运行经过各宿的度数，在旧历基础上增加三十刻。用线代替管来测量赤道各宿的度数。以四正确定节气，制定损益的界限，从而确定太阳运行的盈缩。把二十八限分为三百三十六份，以确定月亮运行的迟疾。用赤道与黄道的变化来确定月亮的运行。用月亮迟疾运行所对应的确定度数来确定朔日，而不用平均运行的度数；用太阳和月亮实际相合的时刻来确定晦日，而不用虚加时刻的方法；用日月运行的盈缩迟疾来确定日月交食。它的计算方法比古代历法都精密，又完全去除了历代历法中牵强附会的年月日积算法，完全以天道自然的规律为依据，可以永久施行而不会产生弊病。其余校正错误、补足缺漏等工作，也不止一项。至元十七年，历法完成，奏报进呈，赐名《授时历》，颁行天下。至元十八年六月，许衡因病请求回怀州。皇太子替他向世祖请求，让许衡的儿子许师可担任怀孟路总管，以便奉养他，并且派东宫官员来劝告许衡说：“您不要因为大道暂时不能推行而忧虑。只要您安适，道路总有推行的时候。请好好服药，保重自己。”十八年，许衡病情危急，家人准备祭祀祖先，许衡说：“我一天没有死，难道能不向祖先尽礼吗？”于是扶他起来，按照礼仪进行奠祭和献礼。仪式撤去后，家人分食祭品，他神情和悦如常。不久许衡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这一天雷电大作，狂风拔起树木。怀州人无论贵贱老少，都在门前哭泣。四方学者听到讣告，也都聚集哭吊；还有人从数千里外赶来，在墓下祭奠哭泣。许衡善于教人，说话温和亲切，即使同童子交谈，也像生怕伤害他们。因此，他所到之处，无论贵贱、贤能还是不肖之人，都乐意跟随他；根据各人的才质、聪明程度和器量大小，人人都有所得，都可以成为世间有用的人才。他离开时，人们都哭泣，不忍心舍弃他；他们把他所教的内容看得如同金科玉律，终身不敢忘记。有些人虽未曾登门求教，只是传承了他学说的余绪，却改变操守、努力实践，成为名闻当世的人，这样的也往往有之。听过他的话，即使是武人、俗士和异端之徒，也没有不受到感动醒悟的。丞相安童第一次见到许衡，便对同僚说：“你们这些人自认为彼此不相上下，其实相差何止十倍百倍，简直如同千万之别。”翰林承旨王磐一生气概非凡，很少认可别人，唯独见到许衡时说：“先生真是神明。”大德元年，追赠荣禄大夫、司徒，谥号文正。至大二年，加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诏令许衡配享孔子庙庭。延祐初年，又诏令在京兆建立书院祭祀许衡，拨给田产供奉祠祀，命名为鲁斋书院。“鲁”是许衡居住魏地时所题的书斋名。儿子是师可。窦默（附载李俊民） 窦默，字子声，起初名杰，字汉卿，是广平肥乡人。他幼年就懂得读书，意志坚决，有远大志向。族祖窦旺担任郡功曹，让他学习吏员事务，他不肯接受。适逢蒙古军队攻打金朝，窦默被俘。同批被俘的三十人都被杀了，只有窦默逃脱，回到家乡。家破之后只剩母亲一人，惊恐之余，母子都得了病，母亲最终去世，窦默扶病把她草草埋葬。蒙古大军再次到来，他于是向南逃走渡过黄河，投奔母族吴氏。医生王翁把女儿嫁给他，让他学习医术。他转而客居蔡州，遇到名医李浩，李浩把铜人针法传授给他。金主迁往蔡州，窦默担心蒙古军队将要到来，又逃到德安。孝感县令谢宪的儿子把伊洛一派关于性理的书籍传授给他，窦默自己认为从前从未学习过这些，而他的学习正是从此开始。适逢中书杨惟中奉诏招集儒、道、释三教人士，窦默于是北归，隐居大名，与姚枢、许衡朝夕讲习，甚至忘记睡觉和吃饭。后来回到肥乡，凭经学教授学生，由此闻名。

译世祖尚在潜邸时，派人召见窦默，窦默改换姓名来隐藏自己。使者让他的朋友前去相见，自己则穿便服跟随在后面，窦默无可奈何，只得接受诏命。到达后，世祖问他治理国家的道理，窦默首先以三纲五常回答。世祖说：“做人之道的开端，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失去了这个，就无法立身于世了。”窦默又说：“帝王之道，在于意念真诚、端正内心；内心端正了，那么朝廷内外、远近之人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一天之内世祖三次召见他交谈，他的奏对都符合世祖心意，从此世祖更加敬重礼待他，不让他片刻离开身边。世祖问当今明白治国之道的人，窦默推荐姚枢，世祖随即召用他。不久，世祖命皇子真金跟随窦默学习，赐给窦默玉带钩，并告诉真金说：“这是我内府中的旧物，您老人家佩戴它很合适，也让我的儿子见到它时如同见到我一样。”过了很久，窦默请求南归，世祖命大名、顺德两地各给他田地和住宅，有关官府每年照例供给衣物。世祖即位后，召窦默到上都，问道：“朕想寻求像唐朝魏征那样的人，现在有这样的人吗？”窦默回答：“敢于冒犯皇帝直言进谏、刚强坚毅而不屈服的，许衡就是这样的人；见识深远、考虑长远而有宰相才能的，史天泽就是这样的人。”史天泽当时在河南任宣抚使，世祖立即召他入朝，授任右丞相，并任命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当时刚刚建立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很受信任，窦默上书说：臣侍奉陛下十多年，多次承蒙陛下召问，听闻圣训，因此看到了陛下急于求治的心情；陛下从来都把使百姓获利、使国家安定作为自己的心愿。当时先帝在位，奸臣专权，总管天下财赋，把持权力在手，进献奇珍异货，炫耀奢华，以取悦皇帝。这些人煽动结党、离间骨肉。正是这些人当权，所以陛下不能完全实现最初的愿望。陛下拯救天下的念头，已经涵养多年。如今上天顺应、人心响应，陛下登上大宝，天下百姓无不欢欣踊跃，伸长脖子盼望盛世治理。然而要治理天下，必须任用正直端方的人；小人凭口舌鼓吹一时功利的说法，绝不能确立国家的根本，也不能替子孙筹划长远。对于那些出卖利益、献媚求宠的人，应使他们无法施展志愿，这就可以了。至于那些用钩距揣摩之术，以利害来惊动、操纵君主心意的人，别无他意，只是想排斥贤能，独自掌握政权罢了；这是苏秦、张仪一类的人，请陛下明察。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另行选拔公正明察、有道德才干的人，授予他们重任，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后来有一天，窦默与王鹗、姚枢一起在世祖面前，又当面斥责王文统说：“这个人的学术不正，长期居于宰相之位，必定会给天下带来祸害。”世祖说：“既然如此，谁可以担任宰相？”窦默说：“依臣看来，没有谁比得上许衡。”世祖不高兴，谈话就结束了。王文统深深忌恨窦默，于是请求任命窦默为太子太傅。窦默辞谢说：“太子的名位尚未正式确定，臣不敢先接受太傅的名号。”于是又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详情见《许衡传》。窦默不久以病辞职归乡。没过多久，王文统伏法被诛，世祖追忆窦默的话，对近臣说：“从前说王文统不可任用的，只有窦汉卿一人。假如当时再有一两个人这样说，朕难道不会想到这些吗？”于是召窦默回来，赐给他京师住宅，命有关官府每月供给廪禄，国家有重大政事，总要向他咨询。窦默与王磐等人请求分设翰林院，专门掌管蒙古文字，由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持；另设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编修国史，掌管诏令，备作顾问，由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持。世祖批准了他们的奏请。窦默又说：“夏、商、周三代风俗淳厚、国运长久，都是设置学校、培养士人所造成的。如今应当建立学校、设置教师，广泛选取贵族子弟加以教育，以此表明教化的根本。”世祖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窦默曾与刘秉忠、姚枢、刘肃、商挺在皇帝面前侍奉，窦默说：“君主有错误的举动，臣子应当直言；君臣之间相互赞成或反对，这是古代所崇尚的。如今却不是这样，君主说可以，臣子也说可以；君主说不行，臣子也说不行，这不是好的政治。”第二天，窦默又在幄殿侍奉世祖。猎人丢失了一只鹘，世祖发怒，侍臣中有人在旁边大声说应当加罪。世祖厌恶这种迎合，命人杖责那名侍臣，放过猎人而不再追问。退下后，刘秉忠等向窦默道贺说：“若不是您真诚地取得了皇上的了解，怎么能使皇上觉悟到这个地步呢？” 至元十二年，窦默八十岁，公卿都去祝贺。世祖听说后拱手叹道：“这样的贤人，怎么不能请上天减去他的几年寿命，让他留在朕身边，共同治理天下？可惜如今已经老了！”惆怅了很久。窦默年老后不再处理政务，世祖多次派中使带着珍玩和各种器物前往慰问他。至元十七年，加授昭文馆大学士，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讣告传来，世祖深为悲叹哀悼，厚加赙赠；皇太子也赠给他钞二千贯，并命有关官府护送灵柩回肥乡安葬。窦默为人快乐平易，平日从不评论品评人物；同人相处时，温和自然，像一个儒者。但谈到国家大计时，他当面折驳，在朝廷上直言进谏，人们说即使汉代的汲黯也不能超过他。世祖曾对侍臣说：“朕求贤三十年，只得到窦汉卿和李俊民两个人。”又说：“如果把窦汉卿的心地和姚公茂的才能合在一个人身上，这才可以称为完人。”后来多次追赠太师，封魏国公，谥号文正。儿子窦履，任集贤大学士。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他得到河南程氏传授的学问。金承安年间，考中进士第一名，任应奉翰林文字。不久，放弃官职不再做官，用所学在乡里教授学生，跟从他学习的人很多，甚至有人不远千里前来。金朝南迁后，他隐居嵩山，后来迁居怀州，不久又隐居西山。后来突然发生变乱，人们佩服他事先知道。李俊民在河南时，有一位隐士荆先生，把邵雍的《皇极》数传给他。当时懂得数术的人没有能超过刘秉忠的，刘秉忠自己也认为比不上李俊民。世祖在潜藩时，用安车召请他，每天都延请他来询问。李俊民突然请求回山，世祖不忍违背他的心意，派亲近的宦官护送他回去。世祖又曾让张仲一向他询问祥瑞和灾异；后来世祖即位，李俊民所说的话都得到验证。但当时李俊民已经去世，世祖赐谥号庄静先生。卷第一百五十九，列传第四十六 宋子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