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九 列传第八十六

译己未年，世祖南伐到相州，召见杜瑛询问计策。杜瑛从容回答：“汉、唐以来，君主赖以建立国家的，不过法令、军队、粮食三件事而已。国家没有法令就无法立足，百姓没有粮食就无法生存，发生动乱没有军队就无法守卫。如今宋朝把这些全都轻视了，大概将要灭亡，复兴宋朝就在于圣明的君主。假如控制襄樊的军队，放下武器顺流而下，攻击宋军后方，大业就可以确定了。”世祖很高兴，说：“儒者中竟然有这样的人吗！”杜瑛又多次劝说世祖，认为事情不这样做，后来就会那样发展。世祖采纳了他的意见，心中认为杜瑛贤能，认为可以重用，命他随军出行，但杜瑛因病未能成行。中统初年，下诏征召杜瑛。当时王文统正掌权，杜瑛推辞不赴任。左丞张文谦巡视安抚河北，上奏任命他为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杜瑛又推辞，并给执政者留下书信，大意说：“先王之道不能彰明，是因为异端邪说损害了它。世道如洪水横流、放纵奔流，天理已经危急得像一根将要断的线。如今皇帝圣明，贤才会聚，采纳进言、采用计策，先王的礼乐教化正应当兴起、彰明、修复，这正是时机。至于文书、考核期限、法律条文等末节，即使汉、唐也尚且不屑为之；执政者却因为条件简陋而迁就从简，把这些作为要务，实在令人惋惜！善于开头的人未必能善终。如今若不能追溯源流，彰明法度、端正风俗，培养人才、振兴教化，以挽救数百千年积累下来的祸患，我恐怕后世的弊病将会多得无法尽述。有人劝我出来做官，我便说：“后世距离古代虽然遥远，但先王所创设的制度，事情的本末和先后次序，仍然可以考察得见，所以治理政事的人没有什么比恢复古制更优先的。假如沿袭旧有弊病，却想求得符合先王的本意，不也很困难吗？我又不能随时屈身迎合，以求抓住机会，那还做官干什么！”于是闭门著书，始终不因困窘或显达、得到或失去而动摇自己的志向，从容地从事道德学问和技艺，以此终其一生。他七十岁时，留下遗命给儿子处立、处愿说：“我一旦死去，你们应当在我的墓上题写‘缑山杜处士’。天历年间，追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谥号文献。” 他所著的书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他研究律学，探究其源流，考察音调的长短、清浊，以及周长、直径、积数、实数，分别按类别整理，并采用经史中的学说来充实内容，综合裁定其中的是非。他研究历法，认为制定历法的人都以十一月甲子朔日夜半的冬至作为历元，只有邵子认为天在子时开辟，以日甲、月子、星甲辰子为元、会、运、世的数目，不设朔日虚数，也没有闰余，大体以三百六十天为一年；天地的盈亏、万物的消长，都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论述闭物、开物，说：“在己时开，在戊时闭；五，是天的中数；六，是地的中数；戊己，是月的中星。”又分别把卦与纪年相配：金朝大定庚寅年，交于小过卦初六爻；本朝甲寅年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时，交于小过卦九四爻。许多内容都是先儒没有阐发过的，他摘取其中要旨写在书中。张特立，字文举，是东明人。他原名张永，因为避金卫绍王的名讳，改为现在的名字。中泰和年间进士，任偃师主簿。后来改任宣德州司候。宣德州有许多金国皇亲，号称难以治理，张特立到任后，他们都前来拜见。有五位将军带领家奴抢劫百姓的羊群，张特立命令在乡里大规模搜查，经过将军家时，温和地诱导说：“将军家里难道会有偷来的羊吗？只是暂且搜查一下，以堵住众人的议论。”他暗中派人搜查将军家的后院，找到几十只羊。于是把那些家奴捆起来关进监狱；将军的儿子藏在别的房舍里，也被抓获，因为属于近亲，按律减免死罪论处。豪强贵族从此遵守法令，百姓因此得以保全。正大初年，调任洛阳县令。当时战争频繁，郡县困窘，东路统帅纥石烈牙兀又轻慢儒士。恰逢他调镇陕西右路，途经洛阳，看见张特立质朴古雅，便不以礼相待，立即责令他准备军粮，限三天备足，过期按军法治罪。县民一向认为张特立贤能，争相把粮食送到官府，统帅大为惊异。不久张特立任监察御史，首先进言说世宗的几个孙子不应被幽禁；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平民争夺田地，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媚侍奉近臣，这些人都应罢免贬黜。执政者因此忌恨他。适逢平章政事白撒到陕西犒劳军队，张特立又弹劾他的属官违法。白撒向世宗申诉，说张特立所说的事情不符合事实。世宗宽赦了白撒，张特立于是归隐乡里。张特立通晓程氏《易》，晚年教授学生，东平的严实常常以礼相待。丙午年，世祖尚在潜邸、接受王印时，首先传旨告谕张特立说：“前监察御史张特立，居住山林修养德性，改朝换代也始终如一；今年将近七十岁，研究圣人经典，应当赐给美好的名号，以彰显深藏的德行，可以特赐号为‘中庸先生’。”又传谕说：“先生年老眼病，不能前来，所以命赵宝臣转达我的意思，并且把先生读书的堂命名为‘丽泽’。”壬子年，又下玺书告谕张特立说：“头发白了仍钻研经书，教诲别人从不厌倦，不偏不倚，学者都尊奉他；过去已经赐给美名，如今又特意传达我的意思。”癸丑年，张特立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中统二年，下诏说：“中庸先生的学问有渊源，品行没有瑕疵，虽然经历丧乱，也不改变旧有操守；还没有来得及使他在山林中获得荣宠，却忽然只能寄托于墓穴之中，令人悲痛。可以重新赐给他以前的名号，以彰显恩宠。”张特立所著的书有《易集说》《历年系事记》。杜本，字伯原，他的祖先居住在京兆，后来迁到天台，又迁到临江的清江，杜本现在是清江人。杜本博学多才，擅长写文章。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术得到他所上呈的《救荒策》，对此大为惊奇；等到忽剌术入朝任御史大夫，便竭力向武宗推荐杜本。杜本曾被召到京师，不久便回到武夷山中隐居。文宗在江南时听说他的名声，即位后用财帛征召他，他不肯出仕。至正三年，右丞相脱脱以隐士身份推荐他，皇帝下诏派使者赐给他金织文绮、上等酒，召任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使者传达皇帝和丞相的意思，催促他出行。杜本到了杭州，称病坚决推辞，并给丞相写信说：“如果把万事合为一个道理，把万民合为一条心，把千年合为一日，把四海合为一家，就可以谈论制定礼乐，从而达到五帝三王那样的盛世了。”于是没有赴任。

译杜本性情沉静，欲望很少，从不疾言厉色，也没有仓促急迫的神色。他与人交往尤其重视道义，遇到有人贫困得无法奉养父母，或没有钱财求学，他都予以救济。平时书册从不离手。天文、地理、律历、度数，没有不通晓研究的，尤其擅长篆书和隶书。他所著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书，学者称他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当时有个叫张枢、字子长的人，是婺州金华人，也曾多次被征召而不肯出仕。张枢幼年聪慧，外祖家潘氏收藏了数万卷书，张枢把书全部取来阅读，过目便不会忘记。长大后，他挥笔就能写成文章，片刻之间便能写出几千字。有人向他询问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的分合、礼乐的兴废，直到帝号、官名、年月先后，他都能一一说清，如同指掌一般。他写文章，致力于阐明经史，以扶助教化之道，尤其擅长叙事。他曾取三国时期的史事撰写《汉本纪列传》，附上《魏吴载记》，编成《续后汉书》七十三卷。临川的危素称赞其义理安排精密，可以用作劝讲之书，朝廷取用他的书，收藏在宣文阁。浙东部使者交相推荐他，前后上奏章共九次。至正三年，朝廷命儒臣编纂辽、金、宋三史，右丞相脱脱以监修国史的身份担任都总裁，征召张枢为本府长史，张枢竭力推辞，不接受任命。至正七年，朝廷再次命史臣编修本朝后妃、功臣列传，又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的身份召张枢，叫他参与讨论，他又推辞不去。使者强迫他上路，他到了杭州后坚决推辞，返回家乡。他曾著有《春秋三传归一义》三十卷、《刊定三国志》六十五卷、《林下窃议》《曲江张公年谱》各一卷、《敝帚编》若干卷。至正八年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孙辙，字履常，他的祖先从金陵迁家到临川。孙辙幼年丧父，由母亲蔡氏教育成人；他懂得警策自励、自立成才。长大后，学问和品行纯正笃实，侍奉母亲十分孝顺。他在家中教授学生，门庭原本冷落，但前来考察品德、请教功业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郡中有声望的才俊都出自他的门下。孙辙与人交谈，总是以孝、悌、忠、信为根本，言辞温和、气度平和，听到的人无不受到感染而有所醒悟。他对待亲戚乡里礼数周全融洽，谈论之间从不细微涉及别人的过失长短。士人到了郡中一定来拜见他，部使者和长吏以下，凡是仁厚贤能的人，也一定登门拜访。孙辙为人和易而庄重恭敬，以礼接待来客，谈话从不涉及官府事务。宪司多次征召他，他都不肯赴任。江西行省特意以遗逸名义只推荐孙辙一人。孙辙擅长写文章，吴澄曾为他的文集作序说：“所谓仁义之人，他的言语和气蔼然。”他受到的称誉推许就是如此。元统二年，七十三岁时，在家中去世。同郡人吴定翁，字仲谷，他的祖先在宋朝初年从金陵迁来。吴定翁幼年时就庄重得像成年人，寒暑之中衣冠从不稍有懈怠；他清正自守、文雅，与孙辙齐名。他最擅长写诗，揭傒斯称赞他的诗幽深茂美、疏朗淡雅，可以和卢挚相比。御史以及江西的方伯、牧守、部使者接连征召推荐他，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因此动心。程钜夫曾写信给他说：“临川的士人朋友来登门求学的接踵而至，为什么相隔遥远，却使您像美玉一样耿然独立，让人始终不能见到呢？”吴定翁曾说：“士人不求被世间任用，只求对世间没有愧疚。”人们认为这是名言。何中，字太虚，是抚州乐安人。他年轻时聪颖出众，以研究古学自任，家中收藏万卷书，亲手校勘整理。他的学问宏大深厚、广博完备，广平人程钜夫、清河人元明善、柳城人姚燧、东平人王构，以及同郡的吴澄、揭傒斯，都推崇佩服他。至顺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请他担任龙兴郡学的教师。第二年六月，他因病去世。所著有《易类象》二卷、《书传补遗》十卷、《通鉴纲目测海》三卷、《知非堂稿》十七卷。同郡人危复之，字见心。宋朝末年任太学生，拜汤汉为师，博览群书，喜欢读《易》，尤其擅长写诗。至元初年，元帅郭昂多次推荐他担任儒学官，他不肯接受。至元年间，朝廷多次派奉御察罕和翰林应奉詹玉带着财帛征召他，他都不肯出仕。他隐居在紫霞山中，士人朋友私下给他谥号为贞白先生。武恪，字伯威，是宣德府人。他起初凭神童身份到江南游学，吴澄任江西儒学副提举时，推荐他进入国学学习。明宗尚在潜邸时，选武恪为说书秀才；明宗出镇云南，武恪也随行。明宗想在陕西起兵，武恪劝谏说：“太子向北出行，对国家来说有君主的命令，对家族来说有叔父的命令。如今如果向京师射出一箭，史官一定会记载太子谋反。”左右近臣厌恶武恪的话，于是说：“武秀才的母亲在京师，应该派他回去。”武恪于是返回京师，居住在简陋的街巷中，教导子弟。文宗知道他的名声，任命他为秘书监典簿。任期届满，因母丧离职；后来再次任命他为中瑞司典簿，改任汾西县尹，他都没有出任。有人劝他出仕，武恪说：“先前因为亲人的缘故而屈意任职，如今亲人已经去世，我不再做官了。”居住数年后，适逢朝廷选拔太守县令，泰不华推荐武恪为平阳沁水县尹，他也没有赴任。近臣又推荐他为授经郎，武恪于是故意装作哑巴，不肯就任。武恪喜欢读《周易》，每天都端正地静坐。有人问他说：“先生的学问以什么为根本？”武恪说：“以敬为根本。”他所著有《水云集》若干卷。跟随他学习的人大多有所成就，其中佛家奴任太尉，完者不花任佥枢密院事，都有贤能的名声。卷二百，列传第八十七。列女一。古代女子居住在闺室中，一定有傅姆、师保为她们陈述诗书、图谱和史籍，进行教导。凡是身边佩戴服饰的礼仪、内外之间交接授受的区别，以及侍奉父母、舅姑的方法，大概没有不完备的。又有天子的后妃、诸侯的夫人，亲自在上位实行这些道理，以此率先教化众人。这样，她们安居时有贤淑柔顺的称誉，面对变故时有贞洁特立的操守，难道是偶然形成的吗？后世这种教导既已废弃，女子出生后处在闺房之中，沉溺于私人的情爱，耳朵听不到箴言和史籍中的教诲，眼睛看不到防范的规矩，因此行为常常越过礼法，往往放纵自己走向邪僻。如果在这种时代仍有能够以美善节操著称的女子，不是由于她们天生资质美好，又哪里容易做到呢？史官著书之所以一定要记载她们而不敢省略，正是这个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