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一 列传第六十八

译明善起初在江西、金陵时，常常与虞集激烈讨论，以此互相切磋。明善说：“虞集所研究的各部经书，只不过是朱子所确定的内容罢了；自汉代以来，先儒曾经用心研究的东西，他考察得还很不广博。”虞集也说：“凡是写文章，只要写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就应该停止；一定要像明善所说的‘如雷霆震动惊骇，如鬼神灵异变化’那样才行，这并不是合乎本性的正当态度。”两人起初相投甚欢，到了京师后，却又互不相让。董士选从中台调任江浙行省时，他们二人都到京城外送行。董士选说：“伯生的职务是教导，应当早点回来；复初应当再送我一程。”虞集回去了，明善送到二十里外。董士选下马进入驿舍，设下席宴，从袋中取出菜肴，斟酒共同饮用，然后举杯劝明善说：“我董士选以功臣之子身份出入台省，对国家没有什么补益，只希望得到几位优秀士人，推荐给朝廷任用。像复初和伯生这样的人，将来一定都能显达，但恐怕免不了被人挑拨离间。复初是中原人，做官后必然处在权势要道；伯生是南方人，将来可能会受到复初的压制。现在请为我喝下这杯酒，千万不要这样做。”明善接过酒杯，跪下把酒洒在地上祭奠。起身后说：“确实如您所说，不必等到将来，现在嫌隙已经产生了。请您再赐给我一杯酒，我一生都不敢忘记您的话！”于是再次饮酒告别。真人吴全节与明善交情尤其亲密，曾经请明善写文章。文章写成后，明善对吴全节说：“伯生看见我的文章，一定会批评指摘；我正想知道他的意见。成季，请你为我准备酒席，把伯生请来看看；如果文章已经刻在石碑上，就来不及修改了。”第二天，虞集到来，明善拿出文章问他怎么样，虞集说：“您如果能听从我的意见，删去一百多字，就可以流传了。”明善立即拿笔请虞集删改，共删去一百二十字，文章反而更加精炼恰当。明善非常高兴，两人的交情于是恢复如初。虞集每次见到通晓经书的士人，也把明善的话告诉他们。明善有一个儿子，名叫晦，因祖荫授任峡州路同知，早年去世。虞集　弟虞槃　范梈 虞集，字伯生，是宋朝丞相虞允文的五世孙。曾祖父虞刚简，任利州路提刑，有治理政绩。他曾和临邛的魏了翁、成都的范仲黼、李心传等人在蜀地东门外讲学，领会到程氏、朱氏理学的精微旨意，撰写《易诗书论语说》，阐发其中的义理，蜀人把他当作老师敬重。祖父虞珏，任连州知州，也因文学而知名。父亲虞汲，任黄冈县尉。宋朝灭亡后，虞汲寄居临川崇仁，和吴澄交好，吴澄称赞他的文章清新醇厚。他曾两次到京师，赎回被俘的十多个族人带回，因此家境更加贫困。晚年家境稍有起色，便在诸生中教授学生，孛术鲁翀、欧阳玄得到他的称许；后来以翰林院编修官身份退休。他娶杨氏为妻，杨氏是国子祭酒杨文仲的女儿。咸淳年间，杨文仲任衡州知州，虞汲随行，当时还没有儿子，杨文仲便到南岳祈祷。虞集将要出生时，杨文仲清晨起身，穿戴整齐坐着小睡，梦见一个道士来到面前，牙兵通报说：“南岳真人来拜见。”醒来后，听说女婿家生了男孩，心中很是惊异。虞集三岁时就懂得读书。乙亥年，虞汲带着全家前往岭外，战乱中没有书籍可以携带，杨氏便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以及欧阳修、苏轼的文章，虞集听过就能背诵。等回到长沙，他跟随外傅学习，开始得到刻印的书本时，已经把各部经书都读完，并且通晓它们的大意了。杨文仲家世代以精通《春秋》著称，他的族弟、参知政事杨栋又精通性理之学；杨氏在娘家时就完全通晓这些学说，所以虞集和弟弟虞槃都在家中接受教育，出门后又以契家子的身份跟随吴澄游学，师承授受都有明确的源流。左丞董士选由江西调任南行台中丞，延请虞集到家塾任教。大德初年，虞集才到京师。经大臣推荐，授任大都路儒学教授；虽然职责是训导学生，却更加自我充实扩展，丝毫没有偷闲荒废。授任国子助教后，他便以传道授业自任。诸生计算他退课的时间，常常带着书册赶到门下完成学业，其他学馆的学生也多结伴来向虞集请教。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再任助教，后授国子博士。他在祭殿上监临祭祀时，有个姓刘的学生因醉酒在祭祀礼器之间失礼，虞集对各位监官说，应削除他的学籍。有大臣替刘生求情，虞集坚持不可，说：“国学是礼义产生的地方。如果这种事都不惩治，还凭什么施教！”仁宗当时在东宫，传旨告诫虞集不要把这件事追究到底。虞集便把刘生失礼的情状上报，转送詹事院，最终黜退刘生，仁宗更加认为虞集贤能。大成殿新近获赐登歌乐，乐师世代居住在江南，乐生却都是河北乡里的百姓，性情彼此不能相合，虞集亲自教导他们，这才排练成曲。他又请求设置司乐一人来掌管此事，以等待考核订正。仁宗即位后，要求国子监办好学务，任命台臣为祭酒，授吴澄为司业，都是想有所改革，以符合皇帝的意旨，虞集竭力赞成这一主张。有人提出异议加以阻挠，吴澄递交文书离去，虞集也因病免职。不久，虞集被授为太常博士。丞相拜住当时正任太常院使，闲暇时跟随虞集详细询问礼器和祭祀的意义。虞集为他讲述先王制作礼制的情形，以及古今沿革和治乱的原因，拜住感叹不已，更加相信儒者是有用的。

译朝廷正准备通过科举选取士人，议论者认为天下太平可以努力求得，只有虞集认为应当治理根本。后来他升任集贤修撰。因议论学校事务，便上奏说：“教师的道统树立起来，善人就会增多。学校是士人接受教育、直到成就德行、通达才干的地方。如今天下的学官，往往只凭资历授予职位，强行把他们置于诸生之上，称作老师罢了；有关官吏不信任他们，学生也不信任他们，这对学校没有益处。这样还希望教师之道能够树立起来，可以吗？下州小邑的士人没有见闻，父兄引导子弟，起初并没有一定要使他们求学问的真实意愿；师友交游，也不能辨别邪正。既然如此，所谓贤能人才，难道会从天上降下、从地下生出吗？哪里有可以期待的道理呢！如今的办法，不如让郡守县令寻求经学明白、品行修养良好、已经成就德行的人，亲自以老师之礼尊敬他，以至诚恳切的态度聘求他。这样，他的德化所及，大概可以使人有所观感。其次，就寻求那些操守行为接近正道、不故意标新立异惊骇世俗的人；他们确实遵守先儒的经义和师说，不敢妄自提出奇异言论，为众人所敬服，而不是乡愿一类的人。把他们请来以后，让他们讲诵自己的著作，使学生学习，听进耳中、记在心里，以端正根本，那么将来也应当有所启发。” 再其次，就选取那些通过乡贡到京师、后来落第返乡的人。他们议论文章和文艺，仍足以使当地人受到激励，不像那些浮泛浅薄、毫无根基的人。”六年，虞集被授为翰林待制，兼任国史院编修官。仁宗曾对身边的人叹息说：“儒者都已经任用了，只有虞伯生还没有得到显著提拔。”恰逢仁宗驾崩，来不及任用他。英宗即位，拜住任宰相，很是破格任用贤能俊杰。当时虞集因忧患回到江南，拜住并不知道。拜住便向皇帝进言，派使者到蜀地寻找，没有找到；又到江西寻找，仍然没有找到。虞集当时正在吴中祭扫祖墓，使者到达后，他接受诏命赶赴朝廷，但拜住已经来不及见到他了。泰定初年，虞集主持礼部考试，对同僚说：“国家科举的制度规定，各部经书的传注各有宗旨，是为了统一道德、协调风俗，并不是想使学者拘守一门、专擅其业，像近代那些固陋的五经学究一样。圣人经书深奥久远，不是一个人的见解能够穷尽；考试文章，应推求其中高明的加以录取，不必预先确定一种主旨。如果先定下主旨，那么求取贤才的心胸就会狭窄，偏差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后来他再次担任考官，总是坚持这一主张，所以所取士人常被称为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泰定初年，虞集被授为国子司业，升任秘书少监。天子巡幸上都，因为讲经的臣子大多年事已高，命虞集和集贤侍读学士王结带着经书随行讲读，从此每年都曾随驾出行。经筵的制度，是选取经史中切合修养心性和治理国家的内容，用国语、汉文两种语言进讲。翻译润色时，担心陈述圣学的人难以完全说明其中要旨，谈论时务的人尤其难以充分表达实情，所以每次都选一时精通其学的人来承担，往往还要几天才能写成一篇。虞集反复辨析古今名物来贯通其义，然后才能使译文不违背原意；但文字所能表达的内容，万分中也不到原意的一分，他未曾不退下后暗自叹息。虞集被授为翰林直学士，不久兼任国子祭酒。他曾在讲经结束后，谈到京师把东南漕运粮食作为根本，耗尽百姓力量航行于不可测的海上，并不是宽恤远方百姓、利用当地地利的办法。他和同僚一同进言说：“京师以东，濒临海边数千里，北面直达辽海，南面连接青州、齐地，那里是芦苇丛生的荒滩。海潮每天到来，淤积成肥沃的土地。可以采用浙江人的方法，修筑堤坝防水，把土地改成田地；听任富民中愿意求取官职的人，集合他们的众人，分别授予土地，由官府划定田界作为限界。能够役使一万人的，就授给一万人的田地，任命他为这一万人的首领；能役使千人、百人的，也照此办理。考察其中懒惰的人，便更换他们。” 第一年不征税，第二年也不征税；第三年视察生产成果，根据土地的高低肥瘠，在朝廷确定赋额，再按次序逐渐征收。第五年有了积蓄，就授予他官职，并在储存的粮食中发给俸禄；十年后授给符印，使他可以把职位传给子孙，像军官世袭的制度一样。这样，东部的民兵有数万人，可以作为京师的近卫，在外抵御岛夷；从远处减轻东南海运的负担，使疲敝的百姓得到宽缓；既满足富民求官的愿望，又能得到他们的实际作用；江海间游荡谋食的盗贼之类，也都有了归宿。”这项建议在朝廷中议定后，议论者认为一旦实行此制度，办事者必定靠贿赂来完成，因而无法实行。事情于是搁置下来。后来设置海口万户府，大体上采用了这一建议。文宗还在藩邸时，就已经知道虞集的名声。即位后，命虞集仍兼任经筵。虞集曾以祖先坟墓在吴、越一带，年代久远已经湮没为由，请求给他一个郡任职以便自行处理。皇帝说：“凭你的才干，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只是现在还不能让你离开。”于是授他为奎章阁侍书学士。当时关中发生大饥荒，百姓相枕相藉而死，有方圆数百里竟没有一个幸存者。皇帝问虞集应当怎样救济关中，虞集回答说：“太平日子长久了，人心安于享乐，有志之士急于求得眼前成效，就会引起怨恨和非议。大灾之后，正是君子治理国家、革新振作的时机。如果派一两个有仁政方法、懂得民情的人，适当放宽禁令，让他们能够有所作为；再随郡县选择可以任用的人，依靠原有百姓居住的地方，修定城郭，整治闾里，疏浚沟渠，划定田亩，减轻赋税，招抚那些受伤残、年老体弱的人，逐步凭借他们的力量进行治理。这样，远方离去的人就会渐渐回来，春耕秋收都有所帮助；一两年内不征税、不服徭役。疆界确定以后，彼此扶助，四面来到的人逐渐聚集整齐，土地划一，秩序严明有法，那么三代时期的百姓，就将重新出现在这片空旷荒芜的土地上了。”皇帝称好。虞集于是进言：“希望陛下幸而把一个郡交给臣，试行这种办法，三五年之间，一定有可以向朝廷报告的成效。” 身边有人说：“虞伯生是想借此离开您。”于是这项建议被停止。有诏令规定，官员兼任职务不得超过三项，虞集因此免去国子祭酒。

译当时宗室藩王彼此隔绝，功臣宗族奢侈过度，政治教化还没有建立。皇帝将要在朝廷策问士人，虞集奉命担任读卷官，便拟定策问呈上，开头以“勉励亲近亲属，体恤群臣，统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题，皇帝没有采用。虞集认为入宫侍奉、陪皇帝闲谈，对时政没有益处，而且嫉妒他的人很多，于是和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进言：“陛下独出己见，建立奎章阁，阅览书籍，设置学士，准备随时顾问。臣等充任这些职务，却没有什么可以补报，私下恐怕反而有损圣德，请允许臣等辞职。”皇帝说：“从前我的祖宗圣明睿智，对于达到治理的道理，生来就知道。我年轻时跋涉于艰难险阻之中，比起祖宗，既缺少生而知之的明智，对于国家的治理体制，哪里能够全面知晓？所以建立奎章阁，设置学士，让他们每天把祖宗的明训和古代治理、乱亡的得失陈述在我面前。卿等应当尽展所学，来辅助我的志向。至于军国机要事务，自有中书省、行省、御史台等机构负责，不是卿等的责任。不要再辞职了。” 皇帝下旨搜集编纂本朝典章故事，仿照唐、宋《会要》，修撰《经世大典》，命虞集和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共同担任总裁。虞集说：“礼部尚书马祖常广闻熟悉旧章，国子司业杨宗瑞一向有历法、天象、地理以及记问、度数方面的学问，可以共同主持典章编纂；翰林修撰谢端、应奉苏天爵、太常李好文、国子助教陈旅、前詹事院照磨宋纟兹、通事舍人王士点，都有见闻，可以协助撰录。这样这部书或许可以早日完成。”皇帝因曾命人修撰辽、金、宋三史，却没有见到成绩，便命奎章阁学士专门率领属官修撰此书。后来，虞集又因历朝故事有未完备之处，请求把翰林国史院修撰祖宗实录时各部门提供的事迹拿来参订。翰林院臣对皇帝说：“实录按制度不能流传到外面，那么其中的事迹也不应当给外人看。”又有人请求用国书《脱卜赤颜》增补修订太祖以来的事迹，承旨塔失海牙说：“《脱卜赤颜》不是可以让外人传阅的书。”于是这些请求都作罢。不久赵世延回乡，虞集专门主持此事，经过两年，书终于完成，共八百帙。进呈以后，虞集因眼病请求解除职务，皇帝不准许，于是他举荐治书侍御史马祖常代替自己，没有得到答复。御史中丞赵世安乘机替虞集请求说：“虞伯生长久居住京师，家境很贫困，又患眼病，希望陛下暂时给他一个外任，方便治病。”皇帝发怒说：“一个虞伯生，你们这些人都容不下吗！”皇帝正要任用文学之士，认为虞集才识宏博，没有什么事情不适合他，一时之间重要的典章诏册都出自他手，所以不忍听任他离去。虞集每次奉诏撰写文章，必定从容地把帝王之道、政治治乱的原因含蓄而恳切地寓于其中，希望皇帝有所感悟；承受顾问、讨论古今政治得失时，更是委婉曲折而毫无保留地陈述，有时还根据事情随时规劝进谏，但出宫后从不向别人说起。劝谏如果没有被采纳，他回到家中便忧郁不乐。家人见他这样，也不敢询问缘故。当时世家子弟因才名得到任用的人很多，他们担心虞集受到的知遇日益深厚，总想找机会离间他。事情没有成功后，他们便一起挑剔虞集文章中的词句，指责他是在讥讽诽谤。幸亏天子明察，知道这些话另有缘由，所以他们不能伤害虞集；但虞集遇到这些人时，态度从未稍有改变。有一天，皇帝命虞集起草诏书，封乳母的丈夫为营都王，派贵近阿荣、飐飐传达旨意。这两人一向嫉恨虞集，故意谎称要拟封营国公。虞集写好稿子后，不久丞相亲自从御座前来急切索取诏稿，虞集把稿子呈上，丞相惊愕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虞集知道自己被他们欺骗，便请求改稿后再进呈，却始终没有亲自说明实情，两人因此感到惭愧。他的宽宏气量，大多像这样。评论和推荐人才，虞集一定先看重器量和见识；心中认为不善的人，不会为了博取声誉而加以笼络。评论文章，不改到极其恰当便不停止；文章若违背经义，即使写得好，也不予推荐。虽然因此得罪人而招来诽谤，他始终不为之动摇。光州人龚伯璲因才华出众受到马祖常喜爱。马祖常任御史中丞时，龚伯璲便到他门下交游，马祖常屡屡称赞他，想让虞集为他推荐引荐，虞集不同意，说：“这个人虽然有一点才华，但不是有远大器识的人，只怕也不能得到好的结局。”马祖常仍不以为然。一天，他邀请虞集到家中，摆设宴席，酒喝到一半，拿出荐牍请求虞集署名，虞集坚决拒绝，马祖常不高兴，宴席便结束了。文宗驾崩时，虞集正在休假，想谋划南返，没有成功。幼帝驾崩后，大臣将要按照至大年间的旧例，拥立妥欢帖穆尔太子，召集各位老臣到上都议政，虞集也在被召之列。马祖常派人告诉他说：“御史有话要说。”虞集于是以有病为由辞谢，回到临川。当初，文宗在上都时，准备立自己的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于是借妥欢帖穆尔太子的乳母丈夫之口说，明宗在世时一向说妥欢帖穆尔不是自己的儿子，便把他贬黜到江南；又通过驿站召来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把这件事写入《脱卜赤颜》，又召虞集来起草诏书，向中外宣告。当时中书省、御史台各位大臣，都是文宗平素信任、与他功业相同、关系一体的人，御史也不敢直接斥责这件事，他们的意图只是借此暗示虞集赶快离开罢了。龚伯璲后来因参与掌权而失败，被杀了本人，世人这才佩服虞集有识人之明。元统二年，朝廷派使者赐给虞集上尊酒、金织文锦二匹，召他回翰林院；但他疾病发作不能前往。皇帝多次下诏，让他在家中撰写文章，用来褒奖赐予功臣旧臣和侍从大臣。有人拿旧诏的说法来进言，皇帝不高兴地说：“这是我家的事情，难道要由那个书生来决定吗！”至正八年五月己未日，虞集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他的官阶由将仕郎经过十二次升转，至通奉大夫。追赠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仁寿郡公。虞集孝顺友爱。当时父母二人凭借故家遗留下来的美德生活，他在中途遭逢战乱和家道败亡，寄居下邑，却在父母身边顺从侍奉，从不违背。弟弟虞槃早逝，他抚养弟弟的遗孤，和抚养自己的孩子没有不同。哥哥虞采因掌管仓库到京师输送赋税，亏欠数千缗钱，虞集竭尽力量筹借代为偿还，脸上没有为难之色。他抚养庶出的弟弟，嫁出孤独无依的妹妹，都充分体现了恩义。他对隐居山林而懂得古学的人，一定降低身份礼敬；接待后辈，即使对方年轻而且地位卑微，也像对待自己的朋友一样。当权势显赫的权贵之家，他从未攀附依托。虞集在中书省议事时，正直的言论和忠诚的议论，大多能够得到容纳接受；他多次用几句话消除疑惑和错误，使人脱离濒临死亡的困境，也不把这当作恩德。张珪、赵世延尤其敬重礼遇他，有疑难一定向他咨询。

译虞集家中一向贫困，告老归乡后，家中吃饭的人更多了。登门求见的士人接连不断，热心好事的人争相建造馆舍来供他居住。然而，撰写碑铭文章，他从不草率应付。南昌有个富民叫伍真父，资财产业为一方之首，娶诸王的女儿为妻，任本位下郡总管。他死后，他的儿子托丰城士人甘悫请求虞集为父亲撰写墓志铭，奉上中统钞五百锭作为礼物，虞集不肯接受，甘悫惭愧叹息而去。他收受学生束修以及羔羊、雁等礼物所得的钱，都退还用作宾客费用，即使自己贫困匮乏，也不以此为忧。虞集的学问虽然广博通达，但能穷究根本源流，精心研磨、探究幽微，心中领悟，精神相契；他把经世治国、综合贯通的精妙全都寄托在文章中，呈现出安定祥和的庆历、乾淳时期的遗风。他曾认为江左先贤很多，这些人的为人都不容易了解，他们的学问也不容易论说，后来的年轻人知道的很少，想要取法太原元好问编纂《中州集》的遗意，另编《南州集》来表彰他们，因眼病而停止。平生写文章一万篇，现存稿本只有十分之二三。早年他和弟弟虞槃一同开辟书舍作为两间屋子，左室在墙上书写陶渊明的诗，题名为“陶庵”；右室书写邵尧夫的诗，题名为“邵庵”，所以世人称他为邵庵先生。有四个儿子。虞安民因荫补历任官职，做到吉州路安福州知州。登门求学而得到虞集称许的人，有莆田人陈旅；陈旅也有文章流传于世。国学诸生如苏天爵、王守诚等人，终身不称别人为老师，都是当时著名的卿相。他交游中关系尤其深厚的，是范梈。虞槃，字仲常，延祐五年考中进士，授任吉安永丰县丞。遭逢父亲丧事。后来授任湘乡州判官，很称好探究古事。有个富民杀了人，让替自己服役的仆隶承担罪责，上下官吏都阿附顺从，只有虞槃不肯签署判决。杀人者最终没有免除死刑，被诬陷的人得以不受冤屈。有个巫师来到州里，自称神灵降临，对那人说：“某个方向将要起火。”那里随即起火。又说：“明天某个方向将要起火。”百姓报告失火，虞槃都赶去救火，甚至昼夜不停。报告失火的人有几十个，虞槃的睡眠饮食全都废弃了。县长官以下的官吏都把巫师迎到家中，厚礼款待。巫师又说：“将有大水，而且军队要来了。”州里的大户人家全家逃走。虞槃捕获一个参与抢劫放火的盗贼，审问后完全查清了巫党所做的事情，便把案件交给捕盗司处理。他召来巫师审讯，却没有人敢施加鞭打。虞槃对士卒说：“这将要酿成大乱，哪里有什么神灵！”于是赶快依法审治，查出党羽几十人，把内外勾结的人全部罗列捕获，果然是准备发动变乱的人。同僚都不敢出来查看，说：“你自己办理吧。”虞槃依法判处巫师及其党徒，一时间官吏百姓才开始信服儒者治理政事竟能这样。任期届满，授任嘉鱼县尹，但虞槃已经去世。虞槃幼年时曾读柳宗元的《非国语》，认为《国语》确实可以批评，但柳宗元的说法也不对，于是撰写《非非国语》，当时人已经赞叹他有见识。《诗》《书》《春秋》都有论著，而《春秋》是他的家学，所以尤其精通。他读吴澄解释各经的义理，往往能领会其中的旨趣所在，吴澄非常称赞他。哥哥虞集接待方外人士时，必定追问并驳击他们的学说。虞槃曾认为，圣人的教化不明，求学的人便没有可以达到的目标；如果对于异端与正道之间似是而非的分别不能深入了解，却想私下探究性命的根源和死生的缘故，那么能够不被折服而归附异端的人就很少了。虞槃却不是这样：听说有僧人在座，便不进去，径直离开。他为人方正就是如此，即使虞集也对他严肃敬畏。然而不幸年纪不到四十岁便去世了。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家境贫困，幼年丧父，母亲熊氏守志不改嫁，等他长大后教导他。范梈天资聪颖奇异，所诵读的书总能记住；虽然身体瘦弱清贫，像是连衣服也难以承受，却能在流俗之中自立，不肯苟且卑贱地生活。在家时坚守贫困和节操，竭力奉养母亲；出门后借助阴阳术数的技艺，来供给旅途中的饮食。他沉迷于诗歌，擅长文章，用功精深，世人很少了解。三十六岁时，才客居京师，立即在公卿间有了声名，中丞董士选延请他到家塾任教。经朝臣推荐，任翰林院编修官。任期届满，御史台提拔他为海南海北道廉访司照磨。他巡视偏远地区，不畏惧风浪、瘴疠，所到之处兴办学校、教化百姓，平反昭雪了许多冤案积案。后来调任江西湖东道，长官一向以严明著称，却唯独敬重并看重他。选任为翰林应奉。御史台又改调提拔他为福建闽海道知事。闽地风俗一向污浊，文绣局征取良家子弟充当绣工，没有区别对待，尤其严重。范梈作歌诗一篇叙述其中弊端，廉访使取来上报朝廷，朝廷把这些人全部罢遣，弊端于是革除。不久，他以病为由回归故里。天历二年，授任湖南岭北道廉访司经历，他以奉养母亲为由辞谢。这一年，范梈的母亲去世。第二年十月，范梈也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九岁。他所著的诗文大多流传于世。范梈立身清廉正直，任官时不可能用私情干扰他；即使粗茶淡饭、饮水度日，他也安然自若。吴澄以道学自任，很少称许别人，曾说：“像亨父这样，可以称得上是特立独行的人了。”吴澄替他撰写墓志，把他比作东汉的诸位君子。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父亲揭来成，是宋朝乡贡进士。揭傒斯幼年贫困，读书特别刻苦，昼夜不稍懈怠，父子之间互相充当老师和朋友，因此贯通诸子百家，早年便有文名。大德年间，他稍稍出游湘水、汉水一带，湖南帅赵淇一向号称善于识人，见到他后惊叹说：“他日必是翰苑中的名流。”程钜夫、卢挚先后任湖南宪长，都很器重他，程钜夫还把自己的姨妹嫁给他。延祐初年，程钜夫、卢挚接连向朝廷推荐他，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当时平章李孟监督修撰国史，读到他撰写的《功臣列传》，叹息说：“这样才可以称为史官之笔，其他人不过是抄录官府文书罢了。”升任应奉翰林文字，仍兼任编修，调任国子助教，又留任应奉。南归探望母亲，不久又被召回。揭傒斯一共三次进入翰林院，朝廷事务、台阁礼仪，没有不熟悉的。集贤学士王约说：“和揭傒斯谈论治国之道，极能振奋人的意气；把政事交给他，应该没有什么不能施行的。” 天历初年，开设奎章阁，首先提拔揭傒斯为授经郎，负责教育功臣、外戚和大臣的子孙。文宗有时亲临阁中，向他询问事情，他奏对符合皇帝心意，文宗常常只称他的字而不直呼其名。每当中书省奏请任用儒臣，文宗一定问：“他的才干比揭曼硕怎么样？”有时还拿出揭傒斯上奏的《太平政要策》给台臣看，说：“这是朕的授经郎揭曼硕所进呈的。”他受到亲近和重视就是这样。

译富州不产金，官府受奸民谎言迷惑，招募淘金户三百户，并让这些人统领此事，分散到其他郡采金进献。每年的课额从四两逐渐增加到四十九两。这些人死去以后，三百户中留下的不到十分之一，又贫困得无法生活，有关官府便责令那些替官府服役的百姓代为缴纳，百姓很多因此破产。中书省因揭傒斯进言，便免除这项赋税，百姓赖此得以苏醒恢复，富州人至今还感念他的恩德。他参与修撰《经世大典》时，文宗拿他所撰的《宪典》阅读，回头对近臣说：“这难道不是《唐律》吗！”特授他为艺文监丞，参与校检书籍事务，并且多次称赞他质朴诚实，想要提拔任用他，恰逢文宗驾崩而停止。元统初年，皇帝在便殿召见并问对，慰劳告谕了很久，命令赏赐他诸王所穿的表里各一套，并亲自辨认后交给他。当时他任翰林待制，升为集贤学士，官阶为中顺大夫。在此以前，儒学官员到吏部参加铨选，必须先移文集贤院，由集贤院考核他们所学，再由集贤院下达国子监，国子监再下达博士，公文往返拖延，动辄超过数月。揭傒斯请求改变这项制度，把事情交给本院所属官员办理，众人都觉得便利。揭傒斯奉旨祭祀北岳、济渎、南镇，顺道向西返回。当时秦王伯颜掌国政，多次催促他回朝，揭傒斯以病为由坚决辞谢。后来天子亲自破格提拔他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他当天便启程；还没有到达，又改任翰林直学士。开设经筵后，再升为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按对品升为中奉大夫。当时新定制度规定，破格升迁不得超过二等，唯独揭傒斯升了四等，连续转升九阶，这实在是特殊的恩典。经筵没有专职官员，所谓领经筵、知经筵的多是宰执大臣，因此经文中的隐微言辞和深奥意义，必定交给揭傒斯审订确定后才进讲。他的言论往往寄托着进谏和替君主纠正过失的诚意，务求有益于治国之道。天子嘉奖他的忠诚恳切，多次拿出金织文缎赏赐他。至正三年，揭傒斯七十岁，告老辞去职务，诏令派使者追赶到漷南。不久他又奉上尊酒和皇帝的谕旨召回，回来撰写《明宗神御殿碑》。文章完成后，赐楮币一万缗、白金五十两，中宫赐白金也一样多。他请求离去，皇帝不准，命丞相脱脱和执政大臣当面告诉他不要走。揭傒斯说：“假使我揭傒斯能有一点意见贡献出来，各位公卿采用我的话而天下得到利益，即使死在这里，又有什么遗憾！如果不能这样，留下来又有什么益处呢！”丞相于是问：“如今的政治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揭傒斯说：“首先是储备人才，在他们的地位声望还未显著时培养他们，等到他们能够周密处理各种事务时再任用，这样就不会有埋没人才、荒废政事的忧患。”一天，朝廷在正殿集议，揭傒斯直言说：“应当兼行新旧铜钱，以挽救纸钞制度的弊病。”执政大臣说不可，揭傒斯更加坚持。丞相虽然称赞他不阿附，最终却没有实行他的意见。皇帝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揭傒斯和他人共同担任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什么为根本？”揭傒斯回答：“以用人为根本。有学问文章却不了解史事的人，不能和他共事；有学问文章、了解史事但心术不正的人，也不能和他共事。任用人才的原则，又应当以心术为根本。”他还对同僚说：“想要寻求修史的方法，必须先寻求修史的意义。古人修史，即使很小的善行也一定记录，很小的恶行也一定记载。不这样，凭什么显示惩戒和劝善呢！”从此他认真地以史笔褒贬为己任，凡是政事的得失、人才的贤能与否，一概依据公正的是非标准裁定。至于众人的议论不一致，必定反复辨析讨论，直到求得最恰当的结论才停止。至正四年，《辽史》完成，皇帝下旨奖谕，同时督促尽早完成《金史》《宋史》。揭傒斯留宿史馆，早晚不敢休息，因而患寒疾，七天后去世。当时恰有使者从上京来到，准备在史局设宴，因揭傒斯去世，改了宴会日期。使者把此事报告皇帝，皇帝为之叹息哀悼，赐楮币一万缗，又供应驿站船只，护送他的灵柩回江南。至正六年，制诏追赠护军，追封豫章郡公，谥号文安。有勋爵而没有官阶，是有关官府遗漏了。揭傒斯年轻时处于贫困之中，侍奉父母，即使只有豆类和清水等粗食，也一定设法使他们欢喜。后来有了俸禄收入，衣食稍微超过从前，他便忧伤地说：“我的父母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所以他一生清廉节俭，到老也没有改变。他友爱兄弟，始终没有嫌隙。虽在朝廷任职而处于闲散职位，却急于推荐士人，宣扬别人的长处唯恐来不及；听说官吏贪污、危害百姓，便尤其不肯委曲替他们掩盖。写文章时，叙事严整，语言简洁恰当；诗歌尤其清新婉丽、精密周详；擅长楷书、行书、草书。朝廷重要典章诏册，以及元勋和德高望重者应当得到墓志铭文的，都一定命他撰写。远方异域的人都仰慕他的名声，得到他的文章，没有不以为荣耀的。黄溍 黄溍，字晋卿，婺州义乌人。母亲童氏曾梦见大星坠入怀中，于是怀孕，经过二十四个月才生下黄溍。黄溍出生便聪慧奇异，到了成童之年，教他读《书》《诗》，不到一个月便能背诵。长大后，以文章闻名四方。延祐二年考中进士，授任台州宁海县丞。县境靠近盐场，亭户倚仗不受有关官府统属，肆意毒害百姓；编入户籍而隶属于漕司和财赋府的人，也自认为各有凭借，横暴尤其严重。黄溍都严厉地依法惩治，官吏把其中的利害关系告诉他，他也不予理会。有人家的后母和僧人私通，毒杀了自己的丈夫，反而诬陷百姓所为，案件将要定罪时，黄溍改换衣冠暗中查察，完全查明了她的奸诈虚假，最终为被诬陷者申雪冤屈。有个恶少在盗贼名籍中，谋划抢劫，尚未行动，县中大姓把他抓住，想要冒领赏格。起初没有获得财物等旁证，案件长久不能判决，黄溍替他详细疏理剖析，将案件上报，按照原有条文论罪，免除死刑的有十多人。调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改任诸暨州判官。巡察海面的官船，按惯例三年一换，费用由官府支出，却向百姓足额征取。若有剩余，主管此事的人便据为私有。黄溍节省裁减浮费和弊端，把余钱退还百姓，百姓欢呼着离去。奸民用伪钞勾结党羽，胁迫抢夺百姓财物，官吏听从他们的谋划，带着人到新昌、天台、宁海、东阳各县，株连波及数百家，百姓所受祸害极其惨重。郡府把案件交给黄溍审讯处理，黄溍一审问，罪犯全都招认伏法；有关官吏削除名籍，同谋者分别杖责后发遣。有个盗贼被关押在钱唐县狱中，游民贿赂狱吏把他私放，伪造文书，声称要派他来作向导，因而逮捕了二十多家。黄溍查访得知实情，认为真正的盗贼应当依重罪议处；那些拿着伪造文书来的人又不是本州百姓，便把他们全部戴上刑具押回钱唐，诬告之事自然明白了。

译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任国史院编修官，转任国子博士。他把学生看作朋友，从未以老师的身份自尊自大，轻易接受别人行拜礼；但前来求学的人却越来越恭敬，学业有成而出仕的人，都在世上有声誉。当时朝廷想增设四个礼殿配位，配位本应面向西而在东边就坐，学官有人主张分设在左右，同列官员不敢争辩，只有黄溍当面驳斥，事情才停止。出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黄溍当时刚六十七岁，没有等到按年资退休，便赶快上奏请求领取俸禄、侍奉亲人，渡过长江径直回乡。不久又以秘书少监身份退休，没过多久，又被取消退休待遇，授任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不久兼任经筵官，带经书进讲共三十二次，皇帝嘉奖他的忠诚，多次拿出金织纹缎赏赐他。升任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官阶由将仕郎经过七次升转至中奉大夫。他多次上奏请求归乡，没有等到答复便启程，皇帝听说后，派使者追赶他回京，重新任用他原来的官职。过了很久，才获准辞职南归，在乡里安闲度日，共七年，最后在绣湖的私人宅第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追赠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江夏郡公，谥号文献。黄溍天性耿介特立，在州县任职时只以清白治理政事，月俸不够使用，常常变卖产业来补贴费用。升入朝廷任职后，挺立不倚，无所依附，脚从不踏入权贵显要的门第，君子称赞他的清风高节，像冰壶和玉尺一样，丝毫尘垢也不能污染。然而他刚正而少有宽容，触犯事物时有时像琴弦骤然绷紧、雷霆震怒，好像不容易达到中和；但转眼之间，又和煦如阳春。黄溍的学问，广泛穷尽天下书籍，却能归约到最精微之处；剖析经史疑难，以及古今沿革、制度、名物等问题，旁征博引、曲折考证，很多是前代儒者没有阐发过的。他文章的布局谨严，援引证据精确切实，举止从容，不大肆铺陈声色。譬如澄澈的湖水没有波澜，碧色无边；鱼鳖蛟龙潜伏不动，而深沉的光华自然不可侵犯。他所著的书，有《日损斋稿》三十三卷、《义乌志》七卷、《笔记》一卷。同郡的柳贯、吴莱，都是浦阳人。柳贯字道传，器量格局凝重坚定，端庄严肃如神明。他曾在兰溪金履祥门下学习性理之学，必定落实到自身实践，从幼年到老年都好学不倦。凡是《六经》、诸子百家、兵法刑律、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和外来的书籍，没有不通晓的。他写文章深沉含蓄而从容充沛，涵容舒展、铺陈流动，很多人传诵他的作品。起初通过察举任江山县儒学教谕，官至翰林待制。他和黄溍以及临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齐名，世人称为儒林四杰。所著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录广辑》三卷、《金石竹帛遗文》十卷。七十三岁去世。吴莱字立夫，是集贤大学士吴直方的儿子，年龄辈分稍晚于柳贯、黄溍。天资远超常人，七岁就能写文章；凡是书只看过一遍，便能背诵。他曾到族父家中，每天换取《汉书》一帙带走，族父强令他当面背诵，吴莱流畅地背诵下来，一个字也没有遗漏；连续换读三部其他书，也都如此，众人惊叹认为他神异。延祐七年，他以《春秋》经学被举荐到礼部考试，但没有考中，退居深袅山中，更加探究各部书的深奥旨意，撰写《尚书标说》六卷、《春秋世变图》二卷、《春秋传授谱》一卷、《古职方录》八卷、《孟子弟子列传》二卷、《楚汉正声》二卷、《乐府类编》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其他如《诗传科条》《春秋经说》《胡氏传证误》，都还没有脱稿。吴莱尤其喜欢评论文章，曾说：“写文章如同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必须队伍编制分明；奇是不被法度束缚，举目之间千变万化，坐、起、进、退、攻击、刺杀在一时同时发动；到了想要停止时，十人、五人各自回到自己的队伍，原本没有混乱。”听到的人都佩服他。柳贯一生极其谨慎地称许别人，却常常称吴莱为绝世之才。黄溍晚年对人说：“吴莱的文章峻拔奇绝、雄健深沉，类似秦汉时期人的作品，实在不是当今世上的士人所能相比。我即使一生执笔写作，又怎么敢比得上他呢！”前辈对他的推重称许就是这样。吴莱经御史推荐，调任长芗书院山长，还没有赴任便去世，享年仅四十四岁，君子都为之惋惜。私下谥号为渊颖先生。第一百八十二卷，列传第六十九 张起岩 张起岩，字梦臣。他的先祖是章丘人，五代时期为躲避战乱迁到禹城。高祖张迪以元帅右监军的身份代理济南府事务，举家迁居济南。金朝末年，张荣占据章丘、邹平、济阳、长山、辛市、蒲台、新城、淄州等地；丙戌年归附太祖，始终能够效忠守节，张迪和他的儿子张福，实际上先后辅佐了他。张福任济南路军民镇抚、兵钤辖，代理府事，生子东昌录事判官张铎；张铎生四川行省儒学副提举张范；张范生张起岩。当初，他的母亲丘氏怀孕时，梦见一条数丈长的大蛇钻入床下，转眼忽然不见，因惊异而生下了起岩。张起岩幼年跟随父亲学习，二十岁时通过察举任福山县学教谕，正赶上县官捕捉蝗虫，便调任代理县务。过了很久，他审理裁决案件明察公允，百姓相互说道：“如果能让张教谕正式做县尹，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政绩完成后，调任安丘。延祐乙卯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一，授任同知登州事，奉特旨改任集贤修撰，转任国子博士，升国子监丞，进为翰林待制，兼任国史院编修官。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被选为监察御史。中书参政杨廷玉因贪墨败露，御史台官员奉旨到朝廷逮捕他，交司法官审理。丞相倒剌沙憎恨御史台官员使同僚受辱，便诬陷他们欺骗皇上，想把他们处以重刑。张起岩刚任留台，便上疏抗辩说：“御史台官员考察弹劾百官、评论朝政，是职责使然。如今因为奉行职责而获罪，风纪就会瓦解，正直之士闭口不言，忠良之臣寒心，这绝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况且世皇建立台阁，扩大言路；陛下即位时的诏旨，也处处效法祖宗。如今御史台官员因事获谴，公论被堵塞，这哪里是效法祖宗呢！”奏章连上三次，都没有得到答复。张起岩在朝廷上争辩得更加激烈，皇帝受到触动而醒悟，此事才得以解脱，但他们仍都因罪被免职，返回乡里。升任中书右司员外郎，进为左司郎中，兼任经筵官，授太子右赞善。遭逢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改任燕王府司马，授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