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二 列传第五十九

译至元二十六年，当时的宰相桑哥专权，法令苛刻急迫，四方骚动。程钜夫入朝，上疏说：“臣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宰相的职责，没有比进用贤才更重要的。如果不把进用贤才当作急务，只把增加财货作为心愿，那就不是替君主积德、替百姓谋利的意思。过去汉文帝拿判决狱讼和钱粮之事询问丞相周勃，周勃不能回答，陈平进言说：‘陛下询问判决狱讼，应责问廷尉；询问钱粮，应责问治粟内史。宰相对上调理阴阳，对下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方夷狄，对内使百姓亲近归附。’看他说的话，就可以知道宰相的职责了。如今权奸掌权，设置尚书机构钩考钱粮，把剥削百姓作为要务，所任用的，大多是贪婪求利之人，江南盗贼纷纷发生，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臣私下认为，应当整肃尚书省的政务，削弱行省的权力，罢除专门进言求利的官员，实行抚恤百姓的措施，这对国家有利。”桑哥大怒，把他扣留在京师，不让他遣返，并奏请杀掉他，前后上奏六次，皇帝都不答应。程钜夫回到行台后，至元二十九年，皇帝又召程钜夫与胡祗遹、姚燧、王惮、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凝、陈俨、赵居信等十人到朝廷，赐见并让他们回答政事。至元三十年，出任闽海道肃政廉访使，兴办学校，阐明教化，官吏和百姓都敬畏并爱戴他。大德四年，调任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到任后，首先惩治行省平章家中为害百姓的奴仆，上下都肃然。大德八年，召入授任翰林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务。大德十年，因为久旱、暴风和星象变异，程钜夫奉诏陈述消除灾害的策略，条目有五：一是敬天，二是尊祖，三是清心，四是持守身心，五是改革更新。皇帝都认为说得对。云南省臣说：“世祖亲自平定云南，百姓愿意在点苍山刻石，来记载他的功德。”皇帝诏令程钜夫撰写碑文。大德十一年，授任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又留下任翰林学士。至大元年，修撰《成宗实录》。至大二年，召到上都。至大三年，再授任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至大四年，与李谦、尚文等十六人一同赴朝，皇帝在便殿赐见。授任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留下任翰林学士承旨。皇庆元年，修撰《武宗实录》。皇庆二年，发生旱灾，程钜夫奉诏陈述桑林祈雨的六件事，触犯了宰相的意旨。第二天，皇帝派近侍赐给他上等酒，慰劳他说：“中书省集体议论时，只有你所说的最为恰当；以后遇到事情，要尽管直言。” 于是诏令程钜夫与平章政事李孟、参知政事许师敬共同商议实行贡举法。程钜夫建议说：“经学应当以程颐、朱熹的传注为主，文章应当革除唐、宋以来积存的弊病。”朝廷命程钜夫起草诏书施行。至治三年，程钜夫因病请求退休回乡，不获准许；朝廷命尚医给他药物，又授他的儿子程大本为郊祀署令，以便侍奉赡养他。当时命近臣前往抚慰看望，并且慰劳他说：“爱卿是世祖的旧臣，始终忠诚坚贞，希望你努力多吃些粥，暂且留在京师，以满足朕的心意。”程钜夫请求退休更加坚决，皇帝特授他光禄大夫，赐上等酒，命廷臣以下在齐化门外为他饮酒饯行，供给驿马让他南归。又敕令行省及有关部门经常慰问他。居住三年后去世，享年七十岁。泰定二年，追赠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号文宪。赵孟頫 赵孟頫，字子昂，是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代。五世祖是秀安僖王赵子偁，四世祖是崇宪靖王赵伯圭。宋高宗没有儿子，立赵子偁的儿子为太子，这就是孝宗；赵伯圭是孝宗的兄长，孝宗赐给他宅第在湖州，所以赵孟頫成为湖州人。曾祖赵师垂，祖父赵希永，父亲赵与▯，都在宋朝做官，官至高位；进入元朝后，因为赵孟頫显贵，多次追赠赵师垂为集贤侍读学士，赵希永为太常礼仪院使，并都封为吴兴郡公；追赠赵与▯为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赵孟頫幼年聪明敏捷，读书过目便能背诵，写文章拿起笔立即完成。十四岁时，凭父亲的恩荫补授官职，参加吏部铨选考试合格，调任真州司户参军。宋朝灭亡后，他居家生活，更加努力学习。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到江南搜访遗逸之士，得到赵孟頫，带他入朝觐见。赵孟頫才气英俊豪迈，神采焕发，像神仙中人；世祖回头看他，十分喜爱，让他坐在右丞叶李之上。有人说赵孟頫是宋朝宗室的后代，不适合让他接近皇帝左右，世祖不听。当时正设立尚书省，命赵孟頫起草诏书颁行天下。皇帝阅览后很高兴，说：“你说出了朕想说的话。”皇帝诏令召集百官到刑部议定法律，众人想规定贪赃达到至元钞二百贯的人处死。赵孟頫说：“开始制造钞票时，以白银为本，虚币和实物相互权衡；如今二十多年间，币值轻重相差达到几十倍，所以把中统钞改为至元钞；再过二十年，至元钞必然又会变得像中统钞一样。如果让百姓按钞票数额来抵偿法律规定的赃额，恐怕就太重了。古代以米、绢作为百姓生活所需要的东西，称为‘二实’；白银、钱与这两种物品相互权衡，称为‘二虚’。四者的价值，虽然有时升降，最终不会相差太远。用绢来计算赃额，最为适中。” 何况钞法本是宋代创立的，施行于边远郡县，金人只是沿袭采用，都是出于不得已。如今却想用它来决定人的生死，似乎不值得过分采信。”有人认为孟頫年少，刚从南方来，讥讽国法不合时宜，心中很不平，便责备孟頫说：“如今朝廷施行至元钞，所以犯法的人都按钞价计算赃物、论罪。你认为这样不对，难道想阻挠至元钞的施行吗？”孟頫说：“法律关系到人的性命，若定罪有轻有重不合实际，百姓就可能死得冤屈。孟頫奉诏参与议论，不敢不说。如今中统钞已经贬值，所以改用至元钞，难道能说至元钞永远不会贬值吗？哪有这样的道理！您不顾道理，只想凭势力压服我，怎么可以！”那人面露惭愧之色。世祖起初想重用孟頫，议论此事的人却加以阻挠。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授任兵部郎中。兵部总管天下各地的驿站，当时使者和宾客的饮食费用比从前增加了几十倍，官吏无力供给，便强行向百姓索取，骚扰不堪，于是向中书省请求增加钞币供给。至元钞法滞涩，无法流通，诏令尚书刘宣与孟頫乘驿马赶赴江南，查问行省丞相违抗命令的罪责；凡左右司官员和各路官员，则直接施以笞刑。孟頫奉命出行，回来时一个人也没有笞打，丞相桑哥大为责怪他。

译当时有个叫王虎臣的人，说平江路总管赵全违法，于是朝廷命王虎臣前去审查。叶李坚持上奏，认为不应派王虎臣去，皇帝不听。孟頫进言说：“赵全固然应当查问，但王虎臣以前镇守这个郡时，曾强买百姓田地，放纵宾客谋取奸利；赵全多次与他争执，王虎臣因此怨恨赵全。王虎臣前去，必定会陷害赵全；即使事情最终查实，也不能不让人怀疑。”皇帝醒悟了，便另派使者。桑哥每天钟声刚响便坐在省中，六部官员迟到的，就施以笞刑。孟頫偶然迟到，断事官立即拉着孟頫去受笞打。孟頫进入都堂，向右丞叶李申诉说：“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是为了培养他们的廉耻心，教导他们守节行义；况且侮辱士大夫，就是侮辱朝廷。”桑哥连忙安慰孟頫，让他出去。从此以后，受笞打的只限于曹史以下的官吏。有一天，孟頫经过东御墙外，道路险峻，马跌倒，他也落入河中。桑哥听说后，向皇帝报告，皇帝下令把御墙向西移筑约两丈。皇帝又听说孟頫一向贫困，赐给他钞五十锭。至元二十七年，升任集贤直学士。这一年发生地震，北京尤其严重，地面塌陷，黑沙和水涌出，死伤者达几十万人，皇帝对此深感忧虑。当时皇帝驻跸龙虎台，派阿剌浑撒里骑快马返回，召集贤院、翰林院两院官员，询问灾害发生的原因。议论的人害怕触犯桑哥，只是泛泛引用经书、传文以及五行灾异的说法，以修治人事、顺应天变作为回答，没有人敢谈当时的政事。在这以前，桑哥派忻都、王济等人清理核算天下钱粮，已经征收了数百万，尚未征收的还有数千万，残害百姓特别严重，百姓无法生活，自杀的人接连不断；逃到山林中的，就派兵捕捉，没有人敢阻止这件事。孟頫与阿剌浑撒里关系很好，劝他上奏皇帝赦免天下百姓，把这些钱粮全部免除，这样或许可以消除天灾。阿剌浑撒里入朝奏报，按照孟頫所说的上奏，皇帝听从了。诏书草稿已经写好，桑哥发怒，说这一定不是皇帝的本意。孟頫说：“凡是尚未征收的钱粮，那些百姓已经全部死亡了，还能从哪里征取？如果不趁现在免除，将来议论政事的人假如把数千万钱粮亏空的责任归咎于尚书省，难道不会成为丞相您的巨大牵累吗！”桑哥醒悟了，百姓这才得到喘息。皇帝曾问叶李和留梦炎谁优谁劣，孟頫回答说：“留梦炎是臣父亲的朋友，他为人稳重厚道，坚定自信，善于谋划而且能够决断，有大臣的器度；叶李所读的书，臣都读过，他所知道和所能做到的，臣也都知道、都能做到。”皇帝说：“你认为留梦炎比叶李贤能吗？留梦炎在宋朝考中状元，官位做到丞相；当贾似道误国欺君时，留梦炎却依附逢迎以求容身。叶李只是平民，却能跪在宫阙前上书，这不是比留梦炎贤能吗？你因为留梦炎是父亲的朋友，不敢明说他的过错，可以作诗讥刺他。”孟頫所作的诗中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这样的话，皇帝感叹赞赏。孟頫退下后对奉御彻里说：“皇帝评论贾似道误国，责备留梦炎不发言；桑哥的罪过比贾似道还大，而我们不发言，将来凭什么推脱责任！然而像我这样被疏远的臣子，说了皇帝也一定不听；侍臣中读书而懂义理、慷慨而有大节，又受到皇帝亲信的人，没有超过您的。牺牲一时的性命，为万民除掉残暴奸贼，是仁人的事业。您一定要努力去做！”不久，彻里来到皇帝面前，列举桑哥的罪恶，皇帝大怒，命卫士打他的脸颊，鲜血从口鼻涌出，他倒在地上昏弱不支。过了一会儿，皇帝又把彻里叫来询问，他仍像先前那样回答。当时大臣中也有接着进言的人，皇帝于是审查并诛杀桑哥，撤销尚书省，大臣中有很多人因罪被罢免。皇帝想让孟頫参与中书省政务，孟頫坚决推辞，皇帝下旨让他出入宫门不受限制。每次见面，孟頫一定从容地谈到治国之道，给皇帝带来很多帮助。皇帝问：“你是赵太祖的后代，还是赵太宗的后代？”孟頫回答说：“臣是太祖的第十一世孙。”皇帝说：“太祖的行事，你知道吗？”孟頫谢罪说不知道，皇帝说：“太祖的行事有很多可取之处，我全都知道。”孟頫想到自己长期在皇帝身边，必定会受到别人的嫉恨，便竭力请求到外地任职。二十九年，出任济南路总管府同知。当时总管职位空缺，孟頫独自署理府中事务，政务清简。有个叫元掀儿的人在盐场服役，难以忍受艰苦，便逃走了。他的父亲找到一具别人的尸体，于是诬告与元掀儿同役的人杀了元掀儿，那人被诬陷而认罪。孟頫怀疑案件有冤，留置不决。一个多月后，元掀儿自己回来了，郡中都称赞孟頫断案神明。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一向苛刻暴虐，因为孟頫不能顺从他的意旨，便借一件事陷害他。恰逢修撰《世祖实录》，召孟頫回京，因此这件事才得以解除。过了很久，升任汾州知州，还未赴任，皇帝下旨让他书写金字《藏经》。书成后，授任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又升任泰州尹，但都未赴任。至大三年，召他到京师，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与其他学士共同撰定南郊祭祀的祝文，并拟定殿名；因意见不合，请假离去。仁宗在东宫时一向知道他的名声，即位后召他入朝，授任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任翰林侍讲学士，升任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授任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皇帝非常宠信他，直呼他的字而不称名。皇帝曾与侍臣评论文学之士，把孟頫比作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子瞻。又曾称赞孟頫操守品行纯正，博学多闻，书法绘画无与伦比，还兼通佛教、道教的旨趣，这些都是别人比不上的。有人不喜欢孟頫，便在皇帝面前进谗言，皇帝起初好像没有听见。又有人上书说国史记载的事务不应让孟頫参与，皇帝才说：“赵子昂是世祖皇帝选拔出来的人，朕特别以礼优待他，把他安置在馆阁，主管著述，传给后世，这些人喋喋不休地说什么！”不久赐钞五百锭，对侍臣说：“中书省每每说国家用度不足，却总是扣住钱钞不给他们，就把普庆寺另行储藏的钱钞拿来发给他们。”孟頫曾连续几个月不到宫中，皇帝询问左右，左右都说他年老怕冷，皇帝便命御府赐给他貂鼠裘。起初，孟頫因程钜夫推荐，出仕担任郎官；等到程钜夫任翰林学士承旨，请求退休离职，孟頫接替他，先到程钜夫家登门拜访，然后才进入翰林院，当时人认为这是士大夫中的盛事。至大六年，获准请求南归。皇帝派使者赐给他衣服和财物，催促他回朝；他因病，最终未能成行。至治元年，英宗派使者到他家，让他书写《孝经》。二年，赐给他上等酒和两套衣服。这年六月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敏。

译孟頫著有《尚书注》以及《琴原》《乐原》，领悟了失传的律吕精义。他的诗文清深幽邃、奇特飘逸，读来使人产生飘然出尘的想法。篆书、籀书、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没有一种不冠绝古今，因此以书法名闻天下。天竺有个僧人，跋涉数万里来求取他的书法作品带回去，国内把它视为珍宝。他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其精妙细致。前代史官杨载称，孟頫的才华很大程度上被书画名声遮蔽了；了解他书画的人，不知道他的文章；了解他文章的人，又不知道他治理国家的学问。人们认为这是知人之论。他的儿子赵雍、赵奕，都因书法绘画而知名。邓文原 邓文原，字善之，另一个字叫匪石，绵州人。他的父亲邓漳迁居钱塘。文原十五岁时，已经通晓《春秋》。宋朝时，他以流寓身份参加浙西转运司的考试，成为四川士人的第一名。至元二十七年，行中书省征召他为杭州路儒学正。大德二年，调任崇德州教授。五年，提升为应奉翰林文字。九年，升任修撰，请假回江南。至大元年，又任修撰，参与编修《成宗实录》。三年，授任江浙儒学提举。皇庆元年，召任国子司业。到任后，他首先上书提出改革学校政务，但当权者因循守旧，不愿改动；双方意见不合，他便托病离职。科举制度施行后，文原负责校阅江浙考卷，担心士人拘守旧习，便把朱熹《贡举私议》用大字书写，张贴在门上。延祐四年，升任翰林待制。五年，出任佥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平江有个僧人对府判官理熙怀恨，便贿赂自己的徒弟，诬告理熙受贿，理熙被诬陷认罪。文原巡视所属地区，查问后得知实情，杖责僧人，释放理熙。吴兴有个百姓夜间回家，被巡逻者抓住，拘押在亭下。那人逃走后，有人追上他，刺伤他的胁部，他倒在地上。第二天早晨，家人找到他，把他带回家；等到他将死时，他的兄长问杀他的人是什么模样，他说：“戴白帽、穿青衣、身材高大的人。” 他的兄长向官府申诉，有司询问最初巡夜的人，得知是张福儿，便把他抓来，使他认罪。张福儿被戴上刑具拘押了三年，文原审录此案说：“福儿身高不到六尺，没看出他高大；刀伤在右胁，而福儿平时惯用左手，伤口应该在左边，为什么却在右边！”审问后，果然查出真正的杀人者，于是释放福儿。桐庐人戴汝惟家中被盗，有司抓到盗贼，案件审理完毕后送到郡里。夜里有人焚烧戴家的房屋，却不知道戴汝惟去了哪里。文原说：“这其中一定有原因。”于是查出他的妻子叶氏与她的弟弟谋杀戴汝惟的情状，并在水边树下找到尸体，染血的斧头也在旁边，人们都认为文原断案如神。六年，调任江东道。徽州、宁国、广德三郡每年征收茶课钞三千锭，后来增加到十八万锭，榨尽山谷出产的茶叶也不能满足一半，其余都凭空向民间索取，年年成为惯例。当时转运司官员听任乡里奸猾之徒，动辄以违法为名诬陷百姓；转运司又能专擅制裁有司，凡五品以下官员都可以杖责处决，州县官府不敢怎样。文原请求撤销转运司的专权，让郡县负责此事，没有得到答复。徽州百姓谢兰家中的一个汪姓家僮死亡，谢兰的侄子回贿赂汪氏族人，诬告谢兰杀人，谢兰被诬陷认罪。文原审录此案，查明了实情，释放谢兰，判处谢兰的侄子回罪。此时长期干旱不下雨，案件判决后天就下起了雨。至治二年，召任集贤直学士。发生地震，皇帝下诏讨论消除灾害的方法。文原请求审决积压的囚犯，在黄河以北设置粮仓，储存多余粮食以赈济饥民；又重申先前的意见，请求撤销专卖茶叶的转运司，仍然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年，兼任国子祭酒。江浙省臣赵简请求开设经筵，泰定元年，文原兼任经筵官，因病请求退休回乡。二年，召任翰林侍讲学士，他以病推辞。四年，授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因病没有赴任。天历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文原内心严谨而待人宽厚，家境贫寒而操行廉洁。起初客居京师时，有一个书生病重，取出袋中的金钱，托付文原把它还给自己的亲人；书生死后，同舍的书生偷走了钱，文原便买来金子赔偿死者家属，终身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他有文集若干卷、内制集若干卷，都收藏在家中。他的儿子邓衍，因父亲的荫庇授任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还未上任便去世。至顺五年，下制追赠文原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谥号文肃。袁桷 袁桷，字伯长，庆元人，是宋代同知枢密院事袁韶的曾孙。他还是儿童时，就已经声名显著。部使者举荐他为茂才异等，起用为丽泽书院山长。大德初年，阎复、程文海、王构推荐他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当时刚开始建立南郊祭祀制度，袁桷提出十条意见说：“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既然天不能有两个，那么五帝就不能称为天，于是作《昊天五帝议》。祭天每年有时定为九次，有时定为两次，于是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祀不见于《周官》，于是作《圜丘非郊议》。后土就是社，于是作《后土即社议》。三年举行一次郊祀，不是古制，于是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见于古代经书，《周官》把禋祀作为祭天之礼，两者含义各有宗旨，于是作《燔柴泰坛议》。祭天所用的牛，角如茧栗；郊祀有牲牛两头，这是把配享合在一起说的。增加群祀并合祭，不是周公的制度，于是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祀有质朴而尊崇的意义，明堂有文饰而亲近的意义，于是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祀使用辛日，是鲁国的礼制；择日占卜不能总是定在辛日，于是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之祭不见于《三礼》，尊崇土地而遵行北郊之礼，是郑玄的说法，于是作《北郊议》。”礼官推重他的博学，多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任国史院编修官，请求搜购辽、金、宋三史的遗书。经过两次考核，升任待制。又任职一次，授任集贤直学士。过了很久，因病请求离职。后来仍以直学士身份被召回集贤院，不久改任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治元年，升任侍讲学士。泰定初年，请求辞职还乡。袁桷在翰林院任职时，朝廷的制书、册命以及功臣碑铭，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著有《易说》《春秋说》《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追赠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陈留郡公，谥号文清。曹元用

译曹元用，字子贞，世代居住在阿城，后来迁到汶上。他的祖父曹义没有做官。父亲曹宗辅，任德清县主簿。元用天资俊秀爽朗，年幼时喜爱读书，书一过目就能背诵。每天夜里读书，常常通宵不睡。父亲担心他因此生病，制止他，他却常常用衣服遮住窗户，默默地在里面读书。起初，他以镇江路儒学正考核期满的身份游学京师。翰林承旨阎复对各地士人很少许可，等见到元用，拿出自己所作的文章给他看，元用总能指出其中的毛病，阎复大为惊异，于是推荐他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元用随即议论史院僚属没有才能，请求通过比较考试，选取其中优秀者任用。御史台征召他为掾史。元用起初不熟悉吏事，但处理事务明断果决，吏员反而拜他为师。他转任中书省右司掾，与清河元明善、济南张养浩同时被称为三位俊才。授任应奉翰林文字，升任礼部主事。当时历朝已经去世的皇后仍只称名，没有谥号。元用说：“皇后是天下人的母亲，怎么可以只直称其名？应当加上徽号，以彰显她们的美德。”改任尚书省右司都事，转任员外郎。尚书省撤销后，退居任城；过了很久，齐、鲁之间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延祐六年，授任太常礼仪院经历。适逢英宗亲自整治祭祀事务，专心致力于礼乐建设，亲自祭祀的仪式注本以及仪仗、车舆、服饰等制度，大多由元用裁定。起初，太庙有九室，合在一座殿中共享祭祀；仁宗去世后，没有空室可以附祀，于是在武宗神主所在的室前搭设彩棚作为临时场所。英宗在上京，召集礼官讨论，元用说：“古代宗庙有寝殿也有正室，现在应当把现有的室作为寝殿，另在前面营建大殿，设置十五室。”皇帝赞许他的意见，授任翰林待制，升任直学士。至治三年八月，发生铁失之变，叛党赤斤铁木儿突然来到京师，收取各官署的印信，催促召集两院学士向北而行。只有元用没有动身，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变故，我宁可死，也不能违心听从。”不久，叛党果然失败，人人都称赞他有先见之明。泰定二年，授任太子赞善，转任礼部尚书，兼任经筵官；举行大朝会时，担任纠仪官，申明按次序列班的命令，使人依次退下，避免争抢出门的混乱。他又认为太医、仪凤、教坊等官员不应列入正式班次，应当另列一队，后来都实行了。当时宰执中有人想废除科举制度，元用认为：“国家的文治，正要依靠科举，怎么可以废除！”又有人想减少太庙四时的祭享，只保留冬祭，元用说：“禴、祠、尝、烝四时祭享，一项也不能缺，这是经书所规定的重要礼制，难道可以因为吝惜费用而废弃礼制吗！”三年夏天，皇帝因日食、地震、星象异常，下诏讨论消除灾害的方法。元用说：“顺应天意要靠实际行动，不靠表面文章；修养德行、彰明政事，才是顺应天意的实际做法。应当节省浮泛的费用，节制财用，选拔好太守县令，体恤贫民，严肃祭祀，削减佛事，停止营造工程以减轻民力，慎重施行赏罚以显示劝善惩恶。”这些话都切中了当时的弊病。他又论述科举取士的方法，认为应革除冒名滥取，严格考核，使真正有才干的人得到任用。意见上奏后，朝廷都认为正确。授任中奉大夫、翰林侍讲学士，兼任经筵官，参与编修仁宗、英宗两朝实录。他又奉旨编纂法令条例，汇为《通制》，并把唐代《贞观政要》翻译成国语。书编成后，都在当时施行。凡是重大的制诰，大多由元用起草。文宗时，他起草宽免抚恤的诏书，皇帝阅读后认为写得好，赐给他金织文锦。天历二年，元用奉命代皇帝祭祀曲阜孔子庙。回来后，献上司寇像和代行祭祀的记文，皇帝非常高兴。恰逢太禧宗禋院副使职位空缺，中书省上奏任命元用担任此职，皇帝不答应，说：“这个人是翰林院中不可缺少的人，我将要重用他。”不久元用去世，皇帝悲叹哀悼了很久，对侍臣说：“曹子贞尽心效忠、竭力办事，如今去世了，可以赐给他赙仪钞五千缗。”追赠政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东平郡公，谥号文献。诗文四十卷，号称《超然集》。有两个儿子：曹伟、曹仪。齐履谦 齐履谦，字伯恒，父亲齐义，擅长算术。履谦六岁时，跟随父亲到京师；七岁读书，读一遍就能记住；十一岁时，父亲教他推算星象和历法，他完全通晓其中的方法；十三岁跟随老师学习，接触到圣贤之学。从此以穷究事理为志业，不是洙水、泗水以及伊洛学派的书就不读。至元十六年，刚设立太史局、改治新历时，履谦补任星历生。同辈都是司天台官员的子弟，太史王恂用算术考问他们，没有人能够回答，只有履谦随问随答，王恂大为惊奇。新历编成后，他又参与编修《历经》《历议》。二十九年，授任星历教授。都城的刻漏，旧时用木头制成，形状像碑，所以叫碑漏；内部设置弯曲的管道，铸铜球，使它从碑顶转动下行，以铙声作为节拍。这种漏器长期废坏，早晚报时失准。大德元年，中书省让履谦察看此事，他因而发现刻漏旁有四只宋代旧铜壶，于是依据图样考订莲花漏、宝山漏等漏制，命工匠改造，又请求重建鼓楼，增加更鼓和守漏士卒，当时都遵照采用。二年，升任保章正，开始专门掌管历法官署的政务。三年八月初一，时辰为巳时加时，按照历法推算应发生日食二分有余；到了那个时候却没有日食，众人都害怕。履谦说：“应当发生日食却没有发生，古代也有这种事，何况当时接近正午，阳气旺盛、阴气微弱，本来就可能出现应食而不食的情况。” 于是他考查唐开元以来应当发生日食却没有发生的事例，共十件，上报朝廷。六年六月初一，时辰为戌时加时，按照历法推算日食五十七秒。众人认为日月交会很浅，而且又接近朔晦交界，想隐瞒不上报。履谦说：“我所掌管的是通常的历数，是否发生日食，则取决于上天。”只有他把情况上报。到了那个时刻，果然发生了日食。众人曾争论某日是否应算作没日，不能决定。履谦说：“气本来是十五日，但间或有十六日的，是余分积累造成的。所以历法把积累出来的这一日称为没日；不超出本气范围的，才是正确的。”众人都信服他的意见。

译七年八月戊申日夜间，发生大地震，皇帝下诏询问灾害发生的原因以及消除灾害的方法。履谦依据《春秋》说：“大地属阴而主静，象征妻道、臣道、子道；这三者失去各自的正道，大地就会因此不得安宁。消除灾害的方法，是大臣应当反省自身、责备自己，去除专擅威权的行为，以回应天变，不能只是举行禳灾祈祷。”当时成宗卧病，宰臣中有人专擅威福，所以履谦的话涉及了这件事。九年冬，开始设立南郊祭祀，祭祀昊天上帝，履谦代理司天台官员。旧制度规定，举行祭祀时，司天台虽然掌管时刻，却没有钟鼓和更漏，往往到天亮才开始办事。履谦向宰执陈述，请求使用钟鼓和更漏，使早晚都有节度，宰执听从了。至大二年，太常请求修整社稷坛以及疏浚太庙庭院中的井。有人因为认为太岁神当年值守此地，想停止这些工程，履谦说：“国家把四海作为一家，太岁神难道只专门管这里吗！”三年，升任授时郎秋官正，兼领冬官正的事务。四年，仁宗即位，推崇儒学。台臣说履谦有学问和德行，可以教育国学学生，于是提升他为国子监丞，改授奉直大夫、国子司业，与吴澄一同受命，当时称为用人得当。他每天五更入学，无论风雨寒暑，从未稍有懈怠；他的教育培养有方法，学生们都敬畏而服从。不久，又任命履谦为佥太史院事。皇庆二年春天，彗星出现在东井星宿。履谦上奏说，应当增加修明善政来回应天意，并趁机陈述当时政务八件事。仁宗听后神色为之动容，回头命令宰臣赶快施行。履谦离开国学后，吴澄也托病回乡，学校制度因此逐渐废弛。延祐元年，皇帝下诏选择善于教育的人，于是再次任命履谦为国子司业。履谦约束自己更加严格，教导学生更加积极；每个斋舍设置一名伴读作为负责人，即使助教有缺员，学生们的讲授也不曾中断。当时刚命令国子生每年贡举六人，以入学先后排列次序。履谦说：“不考查他们的学业，凭什么兴起善行、选得人才！”于是斟酌旧制，建立升斋、积分等制度：每季考查他们的学业和品行，按次序逐级升迁；升入上斋后，还必须再过两年，才能参加私试。每月初一、十五考经疑和经义，每月最后考古赋、诏、诰、章、表、策；蒙古人、色目人考明经和策问。文辞、义理都优秀的得一分，文辞平常而义理优秀的得半分。年终累计达到八分的列为高等，名额定为四十人；然后由集贤院、礼部评定他们的学业，合格的六人作为岁贡；三年内不能通晓一部经书的，以及在学校学习不满一年的，一律黜退。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人人奋发立志，成为通晓文学的人很多。五年，出任滨州知州，恰逢母亲去世服丧，最终没有赴任。至治元年，授任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身份奉命出使宣抚江西、福建，罢免贪污官吏四百多人，免除强行括取土地以及虚增粮赋数万石，州县把先贤子孙充任房夫等差役的，也全部停止并遣散。福建宪司的职田，每亩每年要缴米三石，百姓不堪其苦。履谦命令按照法令规定缴纳，因此招致怨恨；等他回京后，宪司果然捏造其他事情诬陷他。不久，诬告履谦的人都因事情败露获罪免职，履谦才得到平反，又恢复任太史院使。天历二年九月去世。履谦笃志求学，勤奋刻苦，家里贫穷没有书。等他成为星历生，在太史局任职时，恰逢秘书监用车运来亡宋旧书，留置在太史院，他便日夜诵读，深入研究而有所领悟。因此他的学问广博精深，通晓六经、诸史、天文、地理、礼乐、律历，直到阴阳五行、医药、卜筮，无不贯通，尤其精通经籍。他著有《大学四传小注》一卷、《中庸章句续解》一卷、《论语言仁通旨》二卷、《书传详说》一卷、《易系辞旨略》二卷、《易本说》四卷、《春秋诸国统纪》六卷。由于“皇极”一词见于《洪范》，皇极之数始见于邵氏《经世书》，但数并不是皇极，只是寄寓着数的极致，于是著《经世书入式》一卷。《经世书》有内篇、外篇，内篇是由皇极而说明数，外篇是由数而会通皇极，于是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时历》施行五十年，从未推求考察，履谦每天测量日影，并测定早晚五星的宿度，从至治三年冬至到泰定二年夏至，得出天道加时的真实数值，每项都比现行历书少二刻，于是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时历》虽然有“经”和“串”，但“经”用来记载确定的方法，“串”用来记录已经计算出的数值；至于探求这些方法为什么如此、这些数值从何而来，却大略不载，于是作《经串演撰八法》一卷。元朝建国一百多年，郊祀和宗庙的乐舞沿袭宋、金旧制，没有人能够加以订正。履谦认为音乐根本在于律，律根本在于气，而候测气候的方法，前代史书中都有详细记载；可以选择僻静之地建造密室，取金门的竹子和河内的芦苇来测候，这样向上可以校正雅乐、用于郊庙祭祀、调和神人与人，向下可以统一度量衡、平衡物价、淳厚风俗。他把这些事情列举上奏。后来又得到一根黑色石制的古代律管，长一尺八寸，外方内圆，中间有隔板，隔板中有小孔，大概是用来通气的；隔板以上九寸，管内空腔均匀笔直，直径约三分，用来对应黄钟之数；隔板以下九寸，空腔从小孔开始逐渐收窄直到管底，直径约二寸多，大概是用来聚集气息并使之向上。它的形制与律学家所说的不同，大概就是古代所谓的玉律。恰逢他调任其他官职，这件事于是搁置了，有志于此的人都深感惋惜。至顺三年五月，追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汝南郡公，谥号文懿。卷一百七十三，列传第六十。崔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