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九 列传第七十六

译前代史书和传记，都把儒学之士分为两类：专门研究经学的人列入《儒林》，以文章著名的人列入《文苑》。然而，儒学作为学问本来是统一的；《六经》是道理所在，而文章则是用来承载这些道理的。因此，经书没有文章就无法阐明其中的旨趣，文章如果不以六艺为根本，又哪里配称为文章呢？由此说来，经学和文章显然不能分为两类。元朝兴起一百年间，上至朝廷内外以才名著称的官员，下至隐居山林的平民士人，以通晓经学、擅长文章而闻名于当世的人，众多而且济济一堂。现在不再把他们分别归类，而是选取其中最为卓著成名、可以辅助教化并流传后世的人，合在一起列入《儒学传》。赵复，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乙未年，命太子阔出率军攻打宋朝。德安曾经抵抗交战，因此当地数十万百姓全都被俘杀，没有剩下一个。朝廷派杨惟中任行中书省，随军处理军务；姚枢奉诏到军中寻找儒、道、释、医、卜等各类人士，凡是儒生被列入俘虏名册的，总是把他们释放带回，赵复也在其中。姚枢与他交谈，确知他是奇才；赵复因为九族都已残破，不愿北去，便与姚枢告别。姚枢担心他自杀，就把他留在帐中共同住宿。姚枢醒来时，月色明亮，只见赵复的睡衣还在，便立即骑马在尸体堆中四处呼喊寻找，却没有找到。走到水边时，才看见赵复披散着头发、光着脚，仰天号哭，想投水却还没有跳进去。姚枢晓谕他说，白白送死没有益处：“你活下来，子孙也许可以把家业传续百世；跟我北去，一定不会有其他祸患。”赵复勉强跟随他北行。此前南北道路断绝，双方的书籍资料不能相互流通；到这时，赵复把自己记得的程颐、朱熹所著各种经书、传注，全部抄录下来交给姚枢。赵复到达燕地后，跟随学习的学生有一百多人。世祖尚未即位、居于潜邸时，曾召见赵复，问道：“我想攻取宋朝，您能为我引导吗？”赵复回答：“宋朝是我的父母之国，从来没有引导他人攻伐自己父母的人。”世祖听了很高兴，于是不强迫他出来做官。杨惟中听到赵复的议论后，开始喜爱他的学问，便与姚枢谋划建立太极书院，设置周子祠，让二程、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位君子配享，又选取遗留下来的书籍八千多卷，请赵复在其中讲授。赵复认为，周敦颐、二程以后，他们的著作广博繁多，学者不能融会贯通，于是追溯伏羲、神农、尧、舜承继天道、建立纲纪的原因，以及孔子、颜回、孟子传垂后世、建立教化的道理，又阐明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各家发明并接续道统的内容，撰写《传道图》，并把书目列在后面；另著《伊洛发挥》，用来标明其宗旨。朱熹的门人散居各地，赵复就把见于记载和从传闻中得到的，共五十三人，编作《师友图》，以寄托自己私下学习先贤的志向。又取伊尹、颜渊的言行，撰作《希贤录》，使学者知道应当向往仰慕的方向，这样寻求学问端绪、用力实践的方法就完备了。姚枢后来退隐苏门山，便直接接受赵复的传授，传播他的学说；由此，许衡、郝经、刘因都得到赵复的书而尊重信奉。北方知道有程朱之学，是从赵复开始的。赵复为人和乐平易而又正直不屈，虽然居住在燕地，却没有忘记故乡。他同人交往，尤其重视情分和道义。元好问的文章名声在当时独占一时；他南归时，赵复赠言给他，告诫他不要让博杂的学问淹没心志、不要因枝末而丧失根本，并勉励他通过自我修养、诵读《周易》来探求文王、孔子的用心。他这样以道德爱护别人，往往如此。赵复家住江汉之滨，便以“江汉”自号，学者称他为江汉先生。张，字达善，他的祖先是蜀地导江人。蜀亡后，迁居江东。金华人王柏得到朱熹三传的学问，曾在台州的上蔡书院讲学，张跟随他学习。对于《六经》、《论语》、《孟子》的传注，以及周敦颐、二程、张载诸家的精微言论和朱熹曾经评定的内容，没有不专心研读、深入探究根本的。他用功专一，长久不懈，所学越来越宏大、深厚、精微、严密，南北士人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他。至元年间，行台中丞吴曼庆听到他的名声，请他到江宁担任学官，使子弟跟随他学习；中州士大夫想用朱熹《四书》教育子弟的，都派人跟从他学习，有的还聘请他到私塾授课。他在维扬时，前来求学的人尤其多，远近人士一致尊奉他为大师，不敢直呼其字，称他为导江先生。大臣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特命他担任孔氏、颜氏、孟氏三家的教授，使邹、鲁之地的人学习诵读先贤遗训，长久不忘。他气度端庄稳重，声音洪亮，讲解尤其精细详尽，跟随他学习的子弟众多。成绩最优、知名的弟子很多，其中夹谷之奇、杨刚中尤其显著。他没有儿子。有《经说》和文集流传于世。吴澄为他的著作作序，认为他的议论正当，引用的依据广博，纵横贯通，俨然如同新安朱氏的继承者。至正年间，真州守臣以及郝经、吴澄都曾留居仪真，建祠祭祀他，称为三贤祠。金履祥，字吉父，婺州兰溪人。他的祖先本姓刘，后来为避讳吴越钱武肃王的名字，改姓金。金履祥的从曾祖金景文，在宋代建炎、绍兴年间以孝行著名；他的父母患病时，他斋戒向上天祈祷，神灵随即显现应验。此事上报朝廷后，朝廷把他所居的乡改名为纯孝乡。金履祥幼年聪敏睿智，父兄稍微教给他一些书，他就能记诵。长大后，更加自我督促勉励，凡是天文、地形、礼乐、田赋、兵谋、阴阳、律历等书，没有不全部研究的。成年后，知道应当归向濂洛之学，便拜同郡王柏为师，跟随他登门向何基学习。何基又师从黄榦，而黄榦亲自承受了朱熹的传授。从此他的讲习贯通更加周密，学问造诣更加深邃。当时宋朝的国事已经无法挽救，金履祥于是断绝了出仕求进的念头。然而，他怀有经世济民的谋略，也不忍心立刻忘却这个世道。正逢襄阳、樊城的战事一天比一天紧急，宋人坐视不敢救援，金履祥于是提出牵制敌人、攻击空虚之处的策略，请求派重兵从海路直趋燕、蓟，那么襄阳、樊城的敌军就会不攻自解。他还详细叙述海船所经过的路线，从州、郡、县、邑直到大海中的大洋和另设的船坞，远近难易都一一列明，可以据此行动。宋朝最终没有采用他的建议。后来朱瑄、张清献提出海运的好处，而他们所走的海路，与金履祥先前上书所说的相比，近在咫尺、完全没有差别，这时人们才佩服他见识的精确。

译德祐初年，朝廷以迪功郎、史馆编校的职位起用他，他推辞没有接受。宋朝将要改朝换代，各地盗贼纷纷兴起，金履祥隐居在金华山中。战乱稍稍平息后，他便登临山岩、游走峡谷，追逐云月，寄托情怀于长啸吟咏，对世间变故看得十分淡泊。平时独居时，整天都庄重严肃；等到同外物接触，便和乐愉悦。教导后辈学生，诚恳周到而不知疲倦，尤其重视情分和道义。有一位故交的儿子因事获罪，母子被分配为奴，十年间彼此不知道下落。金履祥倾尽钱财设法购买，最终把他们赎出，使一家团聚；后来那人的儿子显贵了，金履祥始终没有自己说起这件事，见面时只是慰问他的辛苦而已。何基、王柏去世时，金履祥率同门弟子按照道义穿丧服，旁观者这才知道师生关系也合乎常伦。金履祥曾说，司马文正公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秘书丞刘恕又作《外纪》记载前代事情，但不以经书为根本，反而相信诸子百家的说法，是非判断与圣人相违，不能作为可信的传述。帝尧以前的事情，既没有经过孔子的裁定，本来就粗疏而难以考实。孔子依据鲁国史书编写《春秋》，王朝和诸侯国的事情，如果没有奉献玉帛的使者来往，鲁国史书就无法记载，也不是圣人亲自删削取舍所加以确定的。何况左氏所记有的缺漏、有的虚诬，凡是这类内容，都不能以排除经书为理由而保留。于是他采用邵雍《皇极经世历》、胡宏《皇王大纪》的体例，损益取舍、折中会通，一概以《尚书》为主，以下旁及《诗经》、《礼经》、《春秋》，并参考旧史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按年表列、以事件相系，从唐尧开始，接续在《资治通鉴》之前，编成一部二十卷的书，名为《通鉴前编》。凡是引用的书，他总要加以训释，用来裁定和订正其中的意义，其中有许多是前代儒者未曾阐发的。书成后，他把它交给弟子许谦，说：“二帝三王盛世的精微言论和美善行为，是后世君王应当效法的；战国时期申不害、商鞅的苛刻法术和扰乱政治的做法，也是后世君王应当警戒的。因此，这部书不可以不写。” 他所著的其他书有《大学章句疏义》二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书表注》四卷，许谦又加以校订，这些书都在学者中流传。天历初年，廉访使郑允中把他的著作上表推荐给朝廷。起初，金履祥见到王柏时，首先询问求学的方法。王柏告诉他，必须先立定志向，并引用先儒的话说：“居心恭敬来守持自己的志向，立定志向来确定根本；志向要树立在事物之外，敬意要贯彻在事物之内，这就是求学的大原则。”等到他见到何基，何基对他说：“会之多次谈论贤人的贤德以及天理和人欲的区别，你从今天起就应当这样做。”会之是王柏的字。当时议论的人认为，何基的清廉正直、纯粹笃实像尹和靖，王柏的高明刚正像谢上蔡，而金履祥亲自从这两位先生那里得到学问，并且把他们的优点都充实到自己身上。金履祥居住在仁山脚下，学者因此称他为仁山先生。大德年间去世。元统初年，同乡人吴师道任国子博士，写信给学官，请求在乡学祭祀金履祥。至正年间，朝廷赐谥号文安。许谦，字益之，他的祖先是京兆人。九世祖许延寿，任宋代刑部尚书；八世祖许仲容，任太子洗马。许仲容的儿子许洸、许洞，许洞凭进士身份起家，以文章和政事才能闻名当时。许洸的儿子许寔，侍奉海陵人胡瑗，能够始终遵循老师的学法。许氏一族从平江迁到婺州金华，到许谦已经是第五代，因此成为金华人。父亲许觥，考中淳祐七年进士，做官尚未显达便去世。许谦几岁时父亲便去世成为孤儿，刚会说话，继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他听过就不会忘记。稍长以后，努力学习，制定课程来自我督促，把四部书分成昼夜来阅读，即使生病也不停止。后来他到金履祥门下学习，金履祥对他说：“士人求学，就像调和中的五味，醋和酱一加进去，酸咸的味道马上就不同了。你来见我已经三天了，却还和普通人一样，难道我的学问没有办法触动启发你吗！”许谦听后警醒不已。居住数年后，他完全领会了金履祥所传学问的深奥之处。他没有不读的书，深入探究圣贤精微，即使是残缺的文字和零散的语句，也不敢忽略。遇到不能通晓的地方，就不敢强作解释；对先儒的说法有所不安，也不随便苟同。他读《四书章句集注》，作《丛说》二十卷，对学者说：“求学应当以圣人为标准，但一定要先得到圣人的内心，之后才可以学习圣人的事业。圣贤的心意都具备在《四书》中，而《四书》的意义又完备地体现在朱子的注释里，只是朱子的言辞简约而意义广博，读书人怎么可以不用心体会就去理解它呢！”他读《诗集传》，作《名物钞》八卷，订正其中的音读和解释，考察名物、制度、数量，补充先儒未完备的地方，同时保存其中失传的意义，旁采远引，最后用自己的意见加以归结。他读《书集传》，作《丛说》六卷。他研究历史，作《治忽几微》，仿照史家以年代为经、以国家为纬的体例，起于太皞氏，止于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去世。它完备地列出世代，汇总各年，探究兴亡，记载善恶。他认为司马光去世后，中国的政治清明便不可能再兴起，这确实是治乱转折的关键。因此，他依照续接经书、记载孔子去世的义例来写这部书，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又有《自省编》，白天所做的事情，晚上一定记录下来；其中不能记下来的事情，就不去做。其他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文字学、音韵、医经、术数等学说，也没有不全面贯通的；对于佛教、道教的言论，也深入探究其中的内蕴。他曾说：“学者谁不说要排斥异端？如果不能深入探究它隐微的内容，了解它为什么会这样，又怎么能够辨别异同、区分是非呢？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他又曾为《九经》、《仪礼》以及《春秋三传》加以句读，对于其中的宏大纲领和要点、错简和衍文，全都分别用铅色、黄色、朱色、墨色标记；意旨有所阐明，就标示出来让人看见。后来吴师道买到吕祖谦点校的《仪礼》，与许谦校定的本子相比，只有十三处不同。许谦不喜欢夸耀显露，所写的诗文，如果不是为了辅助经义、宣扬维系世道人教，他从来不轻易动笔。

译延祐初年，许谦居住在东阳八华山，学者纷纷前来跟随他。不久他开门讲学，远至幽州、冀州、齐地、鲁地，近至荆州、扬州、吴地、越地，都不怕跋涉百舍前来受业。他教导别人极其诚恳周详，内心和外在都竭尽无遗，曾说：“自己有了知识，也使别人知道，难道不是很快乐吗！”有人提出疑难却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就替对方说出想说的话，并解释对方的困惑。他讨论、讲习、贯通经义，整天不知疲倦，把粗疏的地方加以收摄，使之进入精密微妙之处。听讲的人正侧耳倾听时，他的讲解更加真切。对懒惰的人加以振作，对锐进的人加以抑制，对拘谨的人加以开导，对放纵的人加以约束。入门求学并登记姓名的弟子有一千多人，他根据各人的才质和程度教导，都有所收获。但他唯独不把科举文章教给人，说：“这正是义和利由此分开的地方。”许谦特别笃厚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有超越常人的品行。他处世不拘泥于古法，也不随波逐流。不出乡里达四十年，四方士人把没能登门求教视为羞耻；士大夫先生经过他的乡里，必定到他家慰问。有的人向他询问典章礼制和政事，他观察其中的会通之处，为他们加以折中裁定，听到的人无不心悦诚服。大德年间，荧惑星进入南斗星宿，不久又运行离开，许谦认为灾祸会发生在吴、楚地区，暗中深深忧虑。这一年发生大饥荒，许谦的面容更加消瘦，有人问他：“难道是食物不够吗？”许谦说：“如今公家和私人都贫困匮乏，道路上饿死的人接连不断，我难道能够独自吃饱吗！”他存心体察世事，大体就是这样。廉访使刘庭直、副使赵宏伟，都是中州有声望的名士，对许谦深为推重，便向朝廷议论推荐他；朝廷内外的名臣列举他的品行义行，前后上奏数十道；郡中又以遗逸之士的身份奉诏推荐他；乡试举行大比时，请他主持考试评阅文章。这些举荐都没有能够使他出仕。到了晚年，他独自以身承担正统学问的重任，远近学者都把他的安危看作这种道统兴衰的标志。至元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他曾以白云山人自号，世人称他为白云先生。朝廷赐谥号文懿。在这以前，何基、王柏以及金履祥去世时，他们的学说还没有广泛显扬；到许谦时，他的道学更加显著。因此学者追溯学术统绪，认为他是朱熹学派的嫡传。江浙行中书省替他向朝廷请求，建立四贤书院，用来奉行祭祀之事，并把它列入学官系统。同郡人朱震亨，字彦修，是许谦成绩最优的弟子。他清心修身、苦守节操，极像古代笃实行义的人，所到之处，很多人都受到他的感化。陈栎，字寿翁，徽州休宁人。陈栎三岁时，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他立即能够背诵。五岁进入小学，就开始涉猎经史；七岁便通晓进士应试的学业；十五岁时，乡里人都把他当作老师。宋朝灭亡，科举废止，陈栎慨然发愤，专心研究圣人的学问，长期涵养、浸润、玩味、探究，贯通古今。他曾认为，对孔门学术有功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朱熹；朱熹去世不久，各家的说法往往扰乱了朱熹学说的本来面目，于是撰写《四书发明》、《书集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文字总数不下数十万字。对于各位儒者的说法中违背朱熹的，他删去；对于其中隐微的言辞和深藏的意义，他加以引申阐明；对于朱熹尚未完备的地方，又作解释来补足缺漏。于是朱熹的学说在世上大为显明。延祐初年，朝廷下诏通过科举选取士人，陈栎不想参加考试，有关官员强迫他应试，他在乡试中被录取，于是不再赴礼部会试。他在家中教授学生，几十年不出门户。他天性孝顺友爱，尤其刚正不阿，日常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与人交往，不因权势而结交，也不因利益而改变。善于诱导学生，恳切教诲而不知疲倦。临川人吴澄曾称赞陈栎对朱熹学说功劳很大，凡是从江东来向吴澄求学的人，他都全部打发到陈栎那里去。陈栎居住的堂屋名叫定宇，学者因此称他为定宇先生。元统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揭傒斯为他撰写墓志，于是把他和吴澄并称，说：“吴澄居住在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又多次被朝廷任用，天下的学者从四面八方归附他，所以他的道学传播得远而且显著，地位尊崇而且声名显明。陈栎居住在群山之中，与树木山石相伴，足迹从未走出乡里，所以他的学问必定要等到著作流传之后，天下人才会知道。等到他的书流传开来，也没有人能够阻挡，这可以说是豪杰之士了。”世人认为这番话很有见识。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亲是胡方平。胡一桂生来聪颖，喜爱读书，尤其精通《易经》。起初，饶州德兴人沈贵宝向董梦程学习《易经》，董梦程又向黄榦学习朱熹的《易》学；胡一桂的父亲胡方平曾跟随沈贵宝、董梦程学习，并著有《易学启蒙通释》。胡一桂的学问出自胡方平，得到朱熹学说源流正统的传承。宋景定甲子年，胡一桂十八岁，便考取乡荐；参加礼部考试时成绩不佳，退下来讲学，远近人士都以他为老师，号称双湖先生。他所著的书有《周易本义附录纂疏》、《本义启蒙翼传》、《朱子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都在世上流传。同郡人胡炳文，字仲虎，也凭《易经》学问著名，作有《易本义通释》，而且对朱熹所著《四书》用功尤其深。他的学术同样出自余干人饶鲁，饶鲁的学说本来出自朱熹，但他的解释多有与朱熹相抵触的地方，胡炳文深入订正其中的错误，作《四书通》：凡是言辞不同而道理相同的，就合在一起说明；凡是言辞相同而旨意不同的，就分别辨析，往往阐发出朱熹尚未完全说明的深意。东南学者根据他的自号，称他为云峰先生。胡炳文曾经因推荐担任明经书院山长，后来调任兰溪州学正。黄泽，字楚望，他的祖先是长安人。唐朝末年，舒艺任资州内江县知县，死后葬在那里，子孙于是成为资州人。宋初，延节任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是黄泽的第十一世祖。黄泽的五世祖拂，和两个哥哥播、揆同年考中进士，蜀人为此感到荣耀。父亲仪可，多次参加科举都没有考中，跟随哥哥骥子到九江任官；蜀地发生战乱，不能回去，于是便在那里安家。黄泽天生资质非凡，慨然把研明经学、探求圣道作为志向。他喜欢苦心思考，屡屡因此成病，病止后又继续思考；时间久了，仿佛有所领悟，写成《颜渊仰高钻坚论》。蜀地人研究经学，必先从古代注疏入手，黄泽对于名物、制度和数目的考订精密详审，而义理则一概以程颐、朱熹为宗，撰有《易春秋二经解》《二礼祭祀述略》。

译大德年间，江西行省的丞相听闻他的名声，任命他为江州景星书院山长，让他领取俸禄来施教。后来他又在洪州东湖书院任山长，前来受学的人更加多了。起初，黄泽曾梦见孔夫子，以为只是偶然；后来多次梦见孔夫子，最后梦见孔夫子亲手把校订过的《六经》交给他，书中文字笔画都像新写的一样。由此他深受感发，开始悟到自己解释经书时多沿袭旧说，是不正确的，于是写《思古吟》十章，极力称述圣人的德行仪容盛大，直达文王、周公。任期届满便回乡，闭门教徒以奉养双亲，不再谈论出仕。他曾认为，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经籍残缺，传注家大多牵强附会；近世儒者又各凭自己的才识去探求，所以议论虽然很多，经书的旨意反而更加晦暗。必须积累至诚之心，精心钻研，达到有所悟入的境地，才能窥见圣人的本来真意。于是他揭示《六经》中一千多条疑义，拿来给学者看。后来他终于完全悟通了那些失传的经义。他说自己每每在幽静闲寂、颠沛流离、疾病无聊的时候得到这些领悟，时间久了，便豁然开朗，没有什么不能贯通。从天地定位、人物尚未产生以前讲起，沿流而下，凡是远古之初、万物变化的根源，以及典籍不能详尽记载的内容，全都明白得像拨开蒙昧，仿佛呈现在掌中。然后从伏羲、神农、五帝、三王，一直到春秋末年，都仿佛亲身处在其中，亲眼看见那些事情。因此，《易》《春秋》传注中的错误，《诗》《书》中未决的疑问，以及诋毁《周礼》并称它不是圣人之书的说法，凡是数十年来苦思而未能贯通的，都像冰块融化一样豁然消释，各自归于条理。所以研究《易》，以阐明卦象为先，主要依据孔子的话向上探求文王、周公的意旨，而其中的关键全在《十翼》，于是撰有《十翼举要》《忘象辩》《象略》《辩同论》。研究《春秋》，以阐明书写褒贬、记载义例的方法为主，大要在于考核《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以求向上追溯圣意的功夫，而其脉络全在《左传》，撰有《三传义例考》《笔削本旨》。又撰有《元年春王正月辩》《诸侯娶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又作《丘甲辩》，像这样共十多篇，用以说明古今礼俗不同，显示凭空虚造言辞解释经书没有益处。他曾说：“学者必须先悟到经旨失传、废失的原因，然后才能看见圣人的本意。比如《易》的卦象和《春秋》的书法，失传的情形大致相似；如果能通晓其中一部，就可以触类旁通而有所领悟。”又担心学者只因得到新奇的见解便不再思考，所以他的著述多有引导而不直说，于是撰《易学滥觞》《春秋指要》，向人指示探求根本、用力学习的方法。至于礼学，他认为郑玄的学说深邃却不完备，王肃的学说明白却实际上浅薄，于是撰《礼经复古正言》。像王肃把郊祭、丘祭混为一谈，废弃五方天帝，又把昆仑、神州合为一处；赵伯循说天子禘祭其始祖所出之祖，并以始祖配祭，却不涉及群庙之社；胡宏以家学为依据而不相信《周礼》，把社看作祭地之礼等说法，他都引用经文来证明其错误。他辨析解释各经要旨，著有《六经补注》；批评排斥诸子百家不同的见解，则取用杜牧所谓“不当言而言之”的意思，撰成《翼经罪言》。近代深思经学的人，都推重黄泽为第一。吴澄曾阅览他的著作，认为自己一生所见通晓经书的士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便对人说：“能够申说拒斥杨朱、墨翟之说的人，才是圣人的门徒；楚望大概真是这样的人吧！”然而黄泽平素很谨慎自重，从不轻易把自己的学问告诉别人。李泂出使经过九江，请求面向北方行弟子礼，拜黄泽为师，接受一部经书的传授，并且想为黄泽料理家事。黄泽谢绝说：“凭您的才智，哪一部经书不能阐明？但也不过是把它的义理写下来传授罢了。像我这样的人，是在艰苦困顿之余才有所见；我不是邵雍，不敢以二十年隐居林下的期限来要求您。”李泂叹息着离去。有人问黄泽：“您这样秘而不传，难道不怕学问失传吗？”黄泽说：“圣经的兴废，向上关乎天运，您以为是区区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吗！” 黄泽家里非常贫困，而且年老，不能再教书；遇上连年严重歉收，家人采集树木的果实和草根来充饥，他却安然不动心，只有圣人的心意没有被阐明、经学失传，仿佛是自己的罪过，才使他极为悲痛。至正六年去世，享年八十七岁。他的著作流传于世的约有十二三种。门人中只有新安人赵汸成就最高，得到黄泽《春秋》学说的传授最多。萧渼，字惟斗，他的祖先是北海人。父亲在秦中做官，于是成为奉元人。萧渼性情极其孝顺，从小就是出类拔萃、不同寻常的人。稍稍长大后出任府中属吏，上官与他意见不合，他便辞职退隐，面向山居读书三十年。他制作一件皮衣，只做到身体一半以下的长度，到了睡觉时便把它靠在床榻旁，反复玩味诵读，从不放下。因此他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律历、算数，没有不研究的。侯均说，元朝拥有天下一百年，只有萧惟斗算得上识字读书的人。前来他门下求学的人很多。一次他出门，遇到一名妇女在路旁丢失金钗，怀疑是萧渼捡到的，便对他说：“这里没有别的人，只有老先生走在后面。”萧渼让她跟着到家，取出自家的钗来赔偿。后来妇女找到了自己遗失的钗，惭愧道谢，把赔偿的钗还给他。乡里有人傍晚从城里回来，遇到强盗想加害他，便假称“我是萧先生”，强盗惊愕之下放他离去。世祖分封在秦地时，征召萧渼与杨恭懿、韩择到秦王府侍奉，萧渼以有病推辞；又授任陕西儒学提举，他也没有赴任。行省和宪司的大臣就在他家设宴祝贺，派一名从史先到萧渼住处。当时萧渼正汲水浇园，从史到了，并不知道他就是萧渼，便让他给马饮水，他立即答应而不拒绝。等到他穿戴冠带迎接宾客，从史看见萧渼，脸上显出惧色，萧渼却完全不在意。后来屡次授任集贤直学士、国子司业，改任集贤侍读学士，他都没有赴任。大德十一年，授太子右谕德，他扶病来到京师，入宫拜见东宫，书写《酒诰》献上，因为朝廷当时崇尚饮酒。不久因病极力请求辞职，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按礼制，东宫面向东坐，师傅面向西坐；这种礼制如今能够实行吗？”不久授集贤学士、国子祭酒，仍任右谕德；疾病发作，他坚决辞职回乡。去世时七十八岁，赐谥号贞敏。

译萧渼的操守和行为非常高尚，真正做到身体力行。他教人时，必定从《小学》开始。他写文章，立意精深，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一概以洙水、泗水之间的儒学为根本，以濂洛之学和考亭学说为依据。关辅一带的士人一致尊奉他，称他为一代醇正的儒者。著有《三礼说》《小学标题驳论》《九州志》以及《勤斋文集》，流传于世。韩择，字从善，也是奉元人。他天资卓异，笃信圣道而不迷惑；他教学生，即使是中年以后才来求学的人，也一定让他们从《小学》等书学起。有人怀疑这样会越级而且过于辛苦，他说：“人如果不知道学习，到老仍只有孩童般的心智；况且童蒙本来应当知道的道理，到了白头还不知道，难道可以吗？”韩择尤其精通礼学，有人来询问质疑，他口头讲解、用手指画，从没有疲倦的神色。士大夫出游任官经过秦中，必定前去拜见韩择，没有一个空手而去、却无所得而回的。世祖曾召他赴京，他因病没有成行。他去世时，门人中穿丧服服緦麻的有一百多人。侯均，字伯仁，也是奉元人。父母早亡，他独自和继母居住，靠卖柴供养继母。积累学问四十年，各种经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没有不深刻贯通的，还旁通佛教、道教和其他典籍。每次读书，一定要熟读背诵才停止。他曾说：“人读书不到一千遍，最终对自己没有益处。”所以他回答诸生的问题，总是穷尽追索、深入探究，就像从箱笥中取东西一样容易。名声震动关中，学者都尊奉他。因被推荐而起任太常博士，后来因为上疏触犯当时宰相的心意，不等朝廷答复批准，便回到乡里闲居。侯均相貌魁梧，气度刚正，许多人都敬畏他；但到了与人交往应酬时，却和蔼平易、亲切融洽。即使是方言古语以及世人没有听懂的内容，也没有不能随问随答的，世人都佩服他的博闻。同恕，字宽甫，他的祖先是太原人。五世祖迁居秦中，于是成为奉元人。祖父名升。父亲继先，博学能文，廉希宪任陕西宣抚时，征召他掌管库藏和钥匙。同家世代以儒学为业，二百口人共同居住，彼此没有争执。同恕安静端庄，幼年时就像成年人一样。他跟乡里的老师学习，每天能记诵数千字。十三岁时，凭《书经》在乡校考试中名列第一。至元年间，朝廷开始分设六部，选拔名士担任属吏，关陕地区推荐同恕到礼曹任职，他辞谢不去。仁宗即位，便在他家中授任国子司业，官阶为儒林郎，三次召见，他都没有起身任职。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延，请求就在奉元设置鲁斋书院，中书省奏请让同恕主持教务，皇帝下诏批准。前后来求学的人将近一千。延祐年间设置科举考试，他两次主持乡试，人们都佩服他的公正。延祐六年，以奉议大夫、太子左赞善的身份被召入京，入宫拜见东宫，皇帝赐酒并慰问。随后他献上奏书，严厉陈述古代的义理，充分阐明启发觉悟、涵养德性的途径。第二年春天，英宗继承帝位，他因病回乡。致和元年，授集贤侍读学士，以年老有病辞谢。同恕的学问，从程颐、朱熹上溯孔子、孟子，务求贯通并切实掌握事理，以便落实实行。他教导别人，总是委婉而周详地开导，使人获得正确的志趣方向。他性情整肃洁净，平时即使天气非常炎热，也不脱下冠帽和衣带。母亲张夫人去世，他侍奉继母如同侍奉亲生母亲。父亲去世时，他悲伤过度而眼睛生病；每逢祭祀，他斋戒严肃，仪节周详。他曾说：“奉养生者有所不完备，事情还可以补救；追念祖先却没有诚意，就是欺骗神明，难道能逃脱罪责吗？”他与人交往，表面上虽不分亲疏好恶，内心却自有准绳。乡人借他的骡子，骡子死了，要赔偿价值，他不接受，说：“这是物命的定数，为什么要赔偿呢！”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藏，却聚书数万卷，把居所题名为“榘庵”。当时萧渼居住在南山脚下，也因道德学问为当世所推重；他进城到官府办事，必定住在同恕家，士人评论他们，称为“萧同”。同恕从京城回来后，在家居住了十三年，士大夫仰望他，如同仰望景星、麟凤；乡里只称他为先生而不称他的姓。至顺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朝廷下制追赠翰林直学士，封为京兆郡侯，谥号文贞。著作名为《榘庵集》，共二十卷。同恕的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年拜萧渼为师，二十岁时跟随同恕学习。他博通经史，亲自率领子弟致力于农田劳动，而门下学徒满堂。他胸襟宏大、气量高雅，能够容忍别人不能容忍的事情。一次行走在田间，遇到有人偷他的桑叶，居仁总是避开他。乡里推重他的品行和义行，大多受到感化而归服。他写字必定端楷整齐，来他门下的人，不仅学问明达，品行也更加修养完善。他去世那天，门人共同商议改定谥名的礼仪，私下谥称他为静安先生。安熙，字敬仲，是真定藁城人。祖父滔、父亲松，都凭学问和品行使乡人受到教化。安熙继承家学后，又听闻保定刘因的学问，心中向往仰慕。安熙家与刘因居住的地方相距数百里，刘因也听说安熙努力研修为己之学，对他十分赞许。安熙正准备登门拜访刘因，刘因却已经去世，于是跟随刘因的门人乌叔备询问其学说的源流。刘因自从得到宋儒朱熹的书，便尊奉、信仰并努力实行，所以教人时必定尊崇朱氏。不过，刘因为人高明坚毅勇敢，进步不可阻遏；安熙则简静温和，致力于下学的功夫。他在《告先圣文》中说：“追忆过去听闻的道理，终于探究前人的事业。洒扫、应对，谨慎行事，信实说话；还有余力，便学习文章，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循序渐进，开始踏上圣人的道路，把道理存于心中，实行于自身，并推及万物，以此教化乡里。”他的用功平实、切近而严密，可以说是善于学习朱氏学说的人。安熙生活在时局承平的时代，却不屑于出仕求进，在家教书将近几十年，四方前来求学的人，大多有所成就。他去世后，乡人在藁城西面的筦镇为他建立祠堂。他的门人苏天爵为他编辑遗文，虞集作序说：“如果安熙能够见到刘氏，得到刘氏以高明学问开拓、以奋发精神激励，那么刘氏的学问在当世应当会更加昌盛宏大了。” 卷一百九十　列传第七十七 ◎儒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