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一 列传第五十八
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世为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临洮府录事判官昉,昉生奉议大夫、中山府录事俣,俣生秉善,金贞祐中南徙。其弟国宝,登兴定进士第,终奉直大夫、枢密院经历。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岁壬辰,述始北归,刻意问学,邃性理之说,好长啸。中统初,左三部尚书刘肃宣抚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辞归。年四十未有子,叹曰:“天果使我无子则已,有子必令读书。”因生之夕,述梦神人马载一儿至其家,曰:“善养之。”既觉而生,乃名曰骃,字梦骥,后改今名及字。
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国子司业砚弥坚教授真定,因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及评其学之所长,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其高见远识率类此。因蚤丧父,事继母孝,有父、祖丧未葬,投书先友翰林待制杨恕,怜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者,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过保定者众,闻因名,往往来谒,因多逊避,不与相见,不知者或以为傲,弗恤也。尝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语,表所居曰“静修”。
不忽木以因学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诏征因,擢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初,裕皇建学宫中,命赞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继之。未几,以母疾辞归。明年,丁内艰。二十八年,诏复遣使者,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因,以疾固辞,且上书宰相曰:
因自幼读书,接闻大人君子之余论,虽他无所得,至如君臣之义,自谓见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乐者,是谁之力与?皆君上之赐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给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势之必然,亘万古而不可易,而庄周氏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尝效尺寸之力,以报国家养育生成之德,而恩命连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负我国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长,未尝一日敢为崖岸卓绝、甚高难继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传闻,不求其实,止于纵迹之近似者观之,是以有高人隐士之目,惟阁下亦知因之未尝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储皇以赞善之命来召,即与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学,亦即时应命。后以老母中风,请还家省视,不幸弥留,竟遭忧制,遂不复出,初岂有意于不仕邪?今圣天子选用贤良,一新时政,虽前日隐晦之人,亦将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隐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宠,处之以优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与心违,病卧空斋,惶恐待罪。
因素有羸疾,自去年丧子,忧患之余,继以痁疟,历夏及秋,后虽平复,然精神气血,已非旧矣。不意今岁五月二十八日,疟疾复作,至七月初二日,蒸发旧积,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叹旁无期功之亲,家无纪纲之仆,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侧,修营一舍,傥病势不退,当居处其中以待尽。遣人之际,未免感伤,由是病势益增,饮食极减。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闻之,惶怖无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窃谓供职虽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则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虑,若稍涉迟疑,则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踪迹高峻,已不近于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势稍退,与之俱行。迁延至今,服疗百至,略无一效,乃请使者先行,仍令学生李道恒,纳上铺马圣旨,待病退,自备气力以行。望阁下俯加矜悯,曲为保全。因实疏远微贱之臣,与帷幄诸公不同,其进与退,若非难处之事,惟阁下始终成就之。
书上,朝廷不强致,帝闻之,亦曰:“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无子,闻者嗟悼。延祐中,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欧阳玄尝赞因画像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乌乎!麒麟凤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论者以为知言。
译刘因,字梦吉,是保定容城人。世代都是儒生。五世祖刘琮生有敦武校尉、临洮府录事判官刘昉,刘昉生奉议大夫、中山府录事刘俣,刘俣生刘秉善,金贞祐年间向南迁徙。他的弟弟刘国宝,考中兴定年间进士,最终官至奉直大夫、枢密院经历。刘秉善生刘述,刘述就是刘因的父亲。壬辰年,刘述开始北归,专心求学,深入研究性理之学,喜欢放声长啸。中统初年,左三部尚书刘肃出任真定宣抚,征召刘述为武邑县令,他因病辞职回家。刘述四十岁还没有儿子,叹息说:“上天果真要让我没有儿子,那也罢了;如果有儿子,一定要让他读书。”刘因出生的那天晚上,刘述梦见神人骑马载着一个孩子来到他家,说:“好好养育他。”醒来后刘因便出生了,于是取名刘骃,字梦骥,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和字。刘因天资非凡。三岁就认识文字,每天能记诵千百字,过目即能背诵;六岁能作诗,七岁能写文章,落笔便令人惊异。刚到弱冠之年,才华器识已经超群,每天阅读经书,想着要找到像古人那样的人与之交友,写成《希圣解》。国子司业砚弥坚任真定教授时,刘因跟随他交游,同舍学生都比不上他。起初学习经学,钻研训诂、疏释一类的学说,总是感叹说:“圣人的精微义理,大概不只是这些。”等到得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吕祖谦的著作,一看就能阐发其中的微旨,说:“我本来就认为应当有这样的道理。”后来评论这些学说各自的长处,说:“邵雍的学问最宏大,周敦颐的学问最精微,程氏的学问最正大;朱子兼具其宏大,穷尽其精微,并且以正道贯通它们。”他的高明见解和深远识虑大多像这样。刘因早年丧父,孝顺地侍奉继母;父亲、祖父的丧事尚未安葬,他写信给父亲旧友、翰林待制杨恕。杨恕怜悯他并给予帮助,他才得以完成丧葬之事。刘因性情不肯苟同,不随意与人交往,家里虽然非常贫困,但不合乎义理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取。他居家授徒,师道尊严。弟子到他门下求学,他根据各人的才能资质施教,都有所成就。经过保定的公卿很多,听到刘因的名声,常常前来拜访;刘因多半谦逊退避,不与他们相见,不了解他的人有时认为他傲慢,他也不在意。他曾喜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的话,便题写自己居住的地方为“静修”。不忽木把刘因的学问品行推荐给朝廷。至元十九年,诏令征召刘因,提拔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当初裕皇在宫中建立学校,命赞善王恂教授近侍的子弟,王恂去世后,便命刘因接替他。不久,刘因因母亲生病辞职回家。第二年,遭逢母亲丧事。至元二十八年,诏令再次派使者,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的身份征召刘因;刘因以疾病坚决推辞,并且给宰相上书说:我从小读书,接触并听闻大人君子的言论,虽然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所得,但对于君臣之义,自认为看得十分明白。就日常近事来说,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安居而从容吃饭,完成生聚生活的乐趣,这是谁的力量呢?都是君上的恩赐。因此,凡是有生命的百姓,有的出力服役,有的贡献才智,也一定都要各自有所效力。这是理和势所决定的必然道理,历经万古而不可改变,也就是庄周所说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活到四十三岁,从未贡献丝毫力量,来报答国家养育生成的恩德;如今恩命接连而来,我还敢傲慢地不肯出仕,贪图高尚的名声来取悦自己,从而辜负国家知遇之恩,并且违背圣门中庸之教吗?况且我的立心处世,从幼年到成年,从未有一天敢故意做出孤高峭拔、过分高远而难以继承的行为。平日与我交往的朋友,只要有一日相交之谊,都知道我的这种心意。只是有些人听到传闻,不求事实,只看我的行迹在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所以把我看作高人隐士;但愿阁下也知道,我从未以此自居。以前先储皇以赞善的任命来召我,我当即与使者一同前往;后来又奉旨命我教授,也立即接受诏命。后来因为老母亲中风,我请求回家探视,不幸她病势危重,最终遭逢母丧,便不再出仕,起初难道是有意不做官吗?如今圣明天子选拔任用贤良,全面更新政事,即使前日隐居不显的人,也将出仕做官,何况我平时并不是隐居不仕的人呢!何况又给我超越常格的恩宠,把我安置在优厚尊崇的位置上呢!因此,身体留在这里而心意已经前往,诏命与内心相违,我病卧在空斋中,惶恐地等待治罪。我一向患有虚弱的疾病,自从去年丧子,在忧患之中又患上痁疟,经历夏天直到秋天,后来虽然稍有好转,但精神气血已经不如从前。没想到今年五月二十八日,疟疾再次发作,到七月初二日,旧病积聚发作,腹痛如针刺,持续下血不止。八月初,我偶然产生一个念头,叹息自己身旁没有服丧期在一年以上的亲属,家中也没有能够料理事务的仆人,担心一旦自己先死,必然会连累别人,于是派人到容城先人墓旁修建一所房屋;如果病势不退,就住在那里等待死亡。派人前往时,不免感到悲伤,因此病势更加严重,饮食大为减少。到二十一日,使者带着皇帝的恩命到来,我刚听到时,惊惶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慢慢想来,私下认为供职虽然不能扶病前往,但恩命却不敢不扶病拜受。我又担心,如果稍有迟疑,不仅臣子的内心会感到不安,而且自己的行迹显得过于高峻,也已经不近人情了。因此当天就拜受诏命,留下使者,等待病势稍退,和他一同上路。拖延到今天,服药治疗百次,也完全没有效果,于是请求使者先走,仍命学生李道恒把铺马圣旨送上,等病势退去后,自己准备力气前往。希望阁下俯察并加以怜悯,委婉地替我保全。我确实是一个疏远而微贱的臣子,与帷幄中的诸位大臣不同;我的进退如果不是难以处理的事情,只有阁下始终成全我了。奏书上呈后,朝廷没有强行征召他。皇帝听说此事,也说:“古代有所谓不召之臣,大概就是这类人吧!” 至元三十年夏四月十六日去世,享年四十五岁。没有儿子,听到消息的人都叹息哀悼。延祐年间,追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号文靖。欧阳玄曾经为刘因画像作赞说:“有曾点那样的狂放,却有在沂水之上迎风歌咏的快乐;有仲由那样的勇敢,却没有在北方边地鼓瑟的声音。裕皇有仁德,却遇到像四皓那样不可留用的人;世祖有雄才大略,却遇到不能招致的两位先生。唉!麒麟凤凰,本来就是天下不常有的祥瑞之物;然而它们一旦鸣叫,《六典》便能制定,一旦出现,《春秋》便能完成。那么,他们的志向显然不是想遗弃世人、独自远行,也将要继承周公、孔子之后,为前代圣人继承中断的学术,为后世开创太平吧!”评论者认为这番话说得很有见识。
因所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五卷,号《丁亥集》,因所自选。又有文集十余卷,及《小学四书语录》,皆门生故友所录,惟《易系辞说》,乃因病中亲笔云。
吴澄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高祖晔,初居咸口里,当华盖、临川二山间,望气者徐觉言其地当出异人。澄生前一夕,乡父老见异气降其家,邻媪复梦有物蜿蜓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岁,颖悟日发,教之古诗,随口成诵。五岁,日受千余言,夜读书至旦,母忧其过勤,节膏火,不多与,澄候母寝,燃火复诵习。九岁,从群子弟试乡校,每中前列。既长,于《经》、《传》皆习通之,知用力圣贤之学,尝举进士不中。
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盗贼所在蜂起,乐安郑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起澄至京师。未几,以母老辞归。钜夫请置澄所著书于国子监,以资学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录上。元贞初,游龙兴,按察司经历郝文迎至郡学,日听讲论,录其问答,凡数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学自负,尝问澄《易》、《诗》、《书》、《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子弟礼终其身。左丞董士选延之于家,亲执馈食,曰:“吴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荐澄有道,擢应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劝,久之乃至,而代者已至官,澄即日南归。未几,除江西儒学副提举,居三月,以疾去官。
至大元年,召为国子监丞。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皇庆元年,升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陆之为何如也。澄一夕谢去,诸生有不谒告而从之南者。俄拜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俾乘驿至京师,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书者,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诏澄为序,澄曰:“主上写经,为民祈福,甚盛举也。若用以追荐,臣所未知。盖福田利益,虽人所乐闻,而轮回之事,彼习其学者,犹或不言。不过谓为善之人,死则上通高明,其极品则与日月齐光;为恶之人,死则下沦污秽,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其徒遂为荐拔之说,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几举。若未效,是无佛法矣;若已效,是诬其祖矣。撰为文辞,不可以示后世,请俟驾还奏之。”会帝崩而止。
泰定元年,初开经筵,首命澄与平章政事张圭、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在至治末,诏作太庙,议者习见同堂异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迁奉,而国有大故,有司疑于昭穆之次,命集议之。澄议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庙,庙各为宫,太祖居中,左三庙为昭,右三庙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递迁,其庙之宫,颇如今之中书六部。夫省部之设,亦仿金、宋,岂以宗庙叙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于行事,竟如旧次云。时澄已有去志,会修《英宗实录》,命总其事。居数月,《实录》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赐宴国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罢,即出城登舟去。中书闻之,遣官驿追,不及而还,言于帝曰:“吴澄,国之名儒,朝之旧德,今请老而归,不忍重劳之,宜有所褒异。”诏加资善大夫,仍以金织文绮二及钞五千贯赐之。
译刘因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五卷,名为《丁亥集》,由刘因亲自选定。又有文集十余卷,以及《小学四书语录》,都是门生故友记录下来的;只有《易系辞说》是刘因病中亲笔所写。吴澄 吴澄,字幼清,是抚州崇仁人。高祖吴晔起初居住在咸口里,那里位于华盖山、临川山之间,望气者徐觉说那里应当会出生非凡之人。吴澄出生前一晚,乡里的父老看见异气降临他家;邻居老妇又梦见有东西蜿蜒着降落到她家旁边的池中,早晨便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吴澄就出生了。三岁时,聪慧悟性日益显露,教他古诗,随口就能背诵。五岁时,每天接受一千多字的学习,夜里读书直到天亮;母亲担心他过于勤奋,限制灯油,不多给他,吴澄等母亲睡着后,点火继续诵读学习。九岁时,跟随一群子弟参加乡校考试,每次都名列前茅。长大以后,对《经》《传》都学习并通晓,知道应当在圣贤之学上下功夫,曾经参加进士考试但没有考中。至元十三年,百姓刚刚归附,盗贼到处蜂拥而起,乐安人郑松招吴澄住在布水谷,于是吴澄撰写《孝经章句》,校订《易》《书》《诗》《春秋》《仪礼》以及大戴、小戴《礼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到江南寻访贤才,起用吴澄并带他到京师。不久,吴澄因母亲年老辞职回家。程钜夫请求把吴澄所著的书收藏在国子监,以供学者使用,朝廷命有关部门到他家抄录上报。元贞初年,吴澄游历龙兴,按察司经历郝文迎接他到郡学,每天听他讲论,记录他的问答,总共数千字。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学自负,曾向吴澄询问《易》《诗》《书》《春秋》的深奥义理,感叹说:“同吴先生谈论,就像探测深渊大海。”于是终身以弟子之礼侍奉他。左丞董士选把他请到家中,亲自拿食物供给他,说:“吴先生,是天下的士人。”入朝后,董士选推荐吴澄有道德学问,吴澄被提拔为应奉翰林文字。有关部门多次敦促劝说,他过了很久才到京;但替代他的人已经到任,吴澄当天就南归。不久,授任江西儒学副提举,任职三个月后因病离职。至大元年,召入任国子监丞。在此以前,许文正公许衡任祭酒时,开始用《朱子小学》等书教授弟子,时间久了,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吴澄到任后,早晨在堂上点燃蜡烛,学生依次来受业;太阳西斜后,退到内室休息,而拿着经书来请教疑难的人接连不断。吴澄根据各人的才质,反复教诲诱导他们,常常直到半夜,即使寒暑变化也不改变。皇庆元年,升任司业,采用程纯公的《学校奏疏》、胡文定公的《六学教法》、朱文公的《学校贡举私议》,综合制定为四条教学方法:一是经学,二是行实,三是文艺,四是治事,但还没有来得及施行。他又曾对求学者说:“朱子在探究学问方面用功较多,而陆子静以尊崇德性为主。探究学问如果不以德性为根本,弊端必然偏向言语训释的末流,所以求学必须以德性为根本,这样才差不多可以有所收获。”议论的人于是认为吴澄属于陆氏之学,不是许衡尊信朱子学说的本意,但也没有人真正知道朱、陆学说究竟怎样。吴澄一天晚上辞职离去,有学生没有向学校告假便跟随他南下。不久,授任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令他乘驿马到京师;走到真州时疾病发作,没能成行。英宗即位,破格升任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在此以前,皇帝有旨召集善于书写的人,把黄金研成泥,用来书写佛教《藏经》。皇帝在上都时,派左丞速速传诏给吴澄,让他撰写序文。吴澄说:“皇上书写佛经,为百姓祈福,是非常盛大的举动。若说用它来追荐先人,臣就不明白了。所谓福田利益,虽然是人们乐于听到的说法,但轮回之事,即使是学习佛法的人,也还有人不说。佛教徒不过说,行善的人死后就能上升到高明之处,最高的可以同日月一样光明;作恶的人死后就会下沉到污秽之地,最下等的会同沙虫成为一类。他们于是提出追荐超度的说法,来迷惑世人。如今历代圣人的神灵,上与日月同样尊明,哪里需要追荐超度!况且自开国以来,凡是书写佛经追荐先人的事情,不知举行了多少次。如果没有效果,就是佛法不存在;如果已经有效果,就是在诬蔑祖先。撰写这样的文章,不可以拿给后世看,请等皇帝回宫后再奏明。”适逢皇帝去世,这件事便停止了。泰定元年,首次开设经筵,首先命吴澄与平章政事张圭、国子祭酒邓文原担任讲官。至治末年,诏令修建太庙,议论者习惯看到同堂异室的制度,于是建成十三室。还没有来得及迁入神主,国家便发生重大变故,有关部门对昭穆的次序产生疑问,命令集中议论。吴澄议论说:“世祖统一天下,完全考察古代制度后施行。古代天子有七庙,每座庙各自为宫,太祖居于中央,左边三庙为昭,右边三庙为穆;昭穆的神主各依次递迁,它们庙宫的设置,很像今天的中书省六部。省部的设置也是仿照金、宋,难道排列宗庙次序反而不考察古制吗!”有关部门急于办成此事,最终还是按照旧有次序执行。当时吴澄已经有了离职的打算,正好赶上修撰《英宗实录》,朝廷命他总领此事。过了几个月,《实录》修成,还没有上呈,吴澄便以病请假不再出门。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在国史院赐宴,仍然传达朝廷勉强挽留他的意思。宴会结束后,吴澄立即出城登船离去。中书省听说后,派官员乘驿追赶,没有追上便回来,对皇帝说:“吴澄是国家的名儒、朝廷的老臣,如今请求告老还乡,不忍心再使他劳苦,应当给他特别的褒奖。” 诏令加授资善大夫,仍赐给他金织文绮二匹和钞五千贯。
澄身若不胜衣,正坐拱手,气融神迈,答问亹亹,使人涣若冰释。弱冠时,尝著说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黄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屩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少暇即著书,至将终,犹不置也。于《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作《学基》、《学统》二篇,使人知学之本与为学之序,尤有得于邵子之学。校定《皇极经世书》,又校正《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及《八阵图》、郭璞《葬书》。
初,澄所居草屋数间,程钜夫题曰草庐,故学者称之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为抚州教授,以便奉养。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坠其舍东北,澄卒,年八十五。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
长子文,终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京,终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孙当,自有传。
卷一百七十二 列传第五十九
程钜夫
程钜夫,名文海,避武宗庙讳,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后家建昌。叔父飞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时,以城降。钜夫入为质子,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他日,召见,问贾似道何如人,钜夫条对甚悉,帝悦,给笔札书之,乃书二十余幅以进。帝大奇之,因问今居何官,以千户对,帝谓近臣曰:“朕观此人相貌,已应贵显;听其言论,诚聪明有识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礼霍孙传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为应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国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为朕言之。”钜夫顿首谢曰:“臣本疏远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报陛下!”寻进翰林修撰,屡迁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
至元十九年,奏陈五事:一曰取会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选,三曰立考功历,四曰置贪赃籍,五曰给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赐地京师安贞门,以筑居室。二十年,加翰林集贤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二十三年,见帝,首陈:“兴建国学,乞遣使江南搜访遗逸;御史台、按察司,并宜参用南北之人。”帝嘉纳之。二十四年,立尚书省,诏以为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遂以钜夫仍为集贤直学士,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贤于江南。初,书诏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汉字书之。帝素闻赵孟藡、叶李名,钜夫临当行,帝密谕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还朝,陈民间利病五事,拜集贤学士,仍还行台。
译吴澄身体瘦弱得像承受不起衣服,却坐得端正,拱手而坐,气度融和,神采超逸;回答问题滔滔不绝,使人疑虑顿消、如冰融化。他二十岁时,曾经写文章说:“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由神圣之人承继它。尧、舜以前,是道的根源;尧、舜以后,是道的亨通;洙水、泗水之间以及邹、鲁,是道的利益;濂溪、洛学、关学、闽学,是道的贞正。分开来说,上古时代伏羲、黄帝是它的元始,尧、舜是它的亨通,禹、汤是它的利益,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是它的贞正吧!中古的道统中,仲尼是元始,颜回、曾参是亨通吧,子思是利益,孟子是贞正吧!近古的道统中,周子是元始,程氏、张氏是亨通,朱子是利益,今天谁能成为贞正呢?还没有这样的人。然而难道可以始终没有归宿吗?”他很早就把继承斯文自任到如此程度。因此,无论出仕进入朝廷官署,还是退居家中,凡是他经过的郡邑,士大夫都迎接并请他授业;四方士人不怕跋涉数千里,穿草鞋、背书箱到山中求学的,常常不少于一千几百人。他稍有空闲就著书,直到临终仍未停止。对于《易》《春秋》《礼记》,他各自撰有纂述,完全破除传注中的穿凿附会,发明其中的深意,分条归类、编排叙述,精确明白而简约,卓然自成一家之言。他撰写《学基》《学统》两篇,使人知道求学的根本和学习的次序,尤其从邵雍的学说中有所领会。他校定《皇极经世书》,又校正《老子》《庄子》《太玄经》《乐律》,以及《八阵图》和郭璞的《葬书》。起初,吴澄居住的地方只有几间草屋,程钜夫题名为“草庐”,所以求学者称他为草庐先生。天历三年,朝廷认为吴澄年老,特意任命他的次子吴京为抚州教授,以便奉养父亲。第二年六月,吴澄患病;有一颗大星坠落在他住宅的东北方,吴澄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追赠江西行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号文正。长子吴文,最终任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吴京,最终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孙子吴当,另有传记。卷一百七十二 列传第五十九 程钜夫 程钜夫,名文海,因为避武宗的庙讳,平时以字行世。他的祖先从徽州迁到郢州京山,后来在建昌定居。叔父程飞卿在宋朝做官,任建昌通判,世祖时以建昌城投降。程钜夫入朝作为质子,被授任宣武将军、管军千户。一天,皇帝召见他,询问贾似道是怎样的人,程钜夫分条回答,十分详尽,皇帝很高兴,给他笔札让他写下来;他于是写了二十多幅纸进呈。皇帝对此极为惊异,便问他现在担任什么官职,他回答是千户。皇帝对近臣说:“我看这个人的相貌,已经应当显贵;听他的言论,确实是聪明而有见识的人。可以把他安置在翰林。”丞相火礼霍孙传旨到翰林,因为他年纪尚轻,奏请任为应奉翰林文字。皇帝说:“从今以后,国家政事的得失,以及朝廷大臣的邪正,都应当替朕说出来。”程钜夫叩头谢恩说:“臣本是疏远的臣子,承蒙陛下知遇,岂敢不竭尽力量来报答陛下!”不久升任翰林修撰,多次升迁为集贤直学士,兼任秘书少监。至元十九年,上奏陈述五件事:一是汇总江南仕籍,二是沟通南北选官,三是建立考功履历,四是设置贪赃官吏名册,五是发给江南官吏俸禄。朝廷大多采纳施行。赐给他京师安贞门的土地,让他修筑住宅。至元二十年,加授翰林集贤直学士,兼领会同馆事务。至元二十三年,谒见皇帝,首先陈说:“兴建国学,请派使者到江南搜访遗逸之士;御史台、按察司,也都应当兼用南北人士。”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至元二十四年,设立尚书省,诏令任他为参知政事,程钜夫坚决辞谢。又命他为御史中丞,台臣说:“程钜夫是南人,而且年纪轻。”皇帝大怒说:“你们没有任用过南人,怎么知道南人不能任用!从今以后,省、部、台、院都必须兼用南人。”于是仍让程钜夫任集贤直学士,授任侍御史,主持行御史台事务,并奉诏到江南访求贤才。起初,诏书和命令都使用蒙古文字;到这时,皇帝特意命令改用汉字书写。皇帝一向听说赵孟藡、叶李的名声,程钜夫临行前,皇帝秘密嘱咐他一定要招致这两人;程钜夫又推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多人,皇帝都提拔安置在台宪及文学职务上。回到朝廷后,陈述民间疾苦五件事,被授任集贤学士,仍回到行台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