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七 志第四十五下

译至正十年，右丞相脱脱想要改革钞法，于是召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以及集贤院、翰林院两院的官员共同商议。此前，左司都事武祺曾建议说：“钞法自世祖时实行以来，除了拨付支用料钞、兑换破旧昏钞以流通天下之外，凡是应当支用的项目，都由宝钞总库拨转料钞，所以钞法得以流通，百姓从中受益。近些年来，已经失去了祖宗原来实行钞法的本意。因为不再拨转支用，所以民间流通的钞票少了，导致伪钞越来越多。”于是批准了他的建议，凡应当支用的项目，都已经由总库拨付。到这时，吏部尚书偰哲笃和武祺都想迎合丞相的意思。偰哲笃提出改革钞法，以楮币一贯省陌钱折合铜钱一千文作为母钱，以铜钱为子钱。众人都连声称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有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独自奋然说道：“中统钞、至元钞本来就有母子关系，上等料钞是母，下等料钞是子。这就像达达人请求收养汉人为儿子，结果终究只是汉人的儿子罢了；哪里有拿旧纸钞当父亲，却把铜钱当作过继来的儿子的道理呢！”满座都笑了。吕思诚又说：“钱和钞的使用方法，都是以虚换实，道理是一样的。如今把历代铜钱和至正钱、中统钞和至元钞、交钞分成五类，如果下层百姓知道这件事，恐怕会收藏实在的铜钱而抛弃虚浮的纸钞，这恐怕不是国家的利益。”偰哲笃、武祺又说：“至元钞伪钞太多，所以才要改革它。”吕思诚说：“至元钞并不是伪钞，是人制造了伪钞；交钞如果发行，也同样会有伪钞。况且至元钞就像旧亲戚，家中的小孩都认识它；交钞就像新亲戚，虽然不敢不亲近，但人们还不认识它，反而会有更多伪钞。何况祖宗已经制定的法令，怎么能轻易改动？”偰哲笃说：“祖宗的法令有弊病，也可以改。”吕思诚说：“你们改革法令，又想把世皇也诬陷进去，这是想同世皇争论谁更高明吗？况且自世皇以来，各位皇帝的谥号都称‘孝’，改动他制定的法令，能称得上孝吗？”武祺又想让铜钱、纸钞并行，吕思诚说：“钱钞并行，轻重没有标准，究竟什么是母，什么是子？你不通晓古今，只凭道听途说，怎么足以推行制度？难道只是凭口舌讨好大臣就可以吗？”偰哲笃说：“我们的办法既然不能实行，您有什么办法？”吕思诚说：“我有三个字的办法，就是‘行不得，行不得’。” 他又说：“丞相不要听信这种说法。就像先前开凿金口河，办成了就把功劳归于你们，办不成就把罪责归于丞相。”脱脱见他说话直率，犹豫不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说：“吕祭酒的话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只是不应当在朝廷上高声厉色。如果听从他的话，这件事难道就最终不实行了吗？”第二天，脱脱暗示御史弹劾吕思诚，吕思诚回家卧病，不再出门，于是朝廷决定改革钞法并上奏。诏书说：“朕听说帝王治理国家，要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改革增损的关键在于通达变通。我们的世祖皇帝在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然铸钱的制度尚未来得及实行，但钱钞并行的意图已经具备。后来印造至元宝钞，以一贯抵五贯，名义上说是子母相权，实际上铜钱并没有使用。年月久远，钞法偏于虚浮，物价上涨，奸伪之事日益萌生，百姓使用困难。于是询问朝廷大臣，广泛采纳舆论，众人都认为要挽救弊病，必须改革制度。今以中统交钞一贯省陌钱折合铜钱一千文，准许兑换至元宝钞二贯；同时铸造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一起使用，以充实钞法。至元宝钞照旧通行。使子母相权，新旧互相补益，以符合世祖当初立法的本意。” 至正十一年，设置宝泉提举司，掌管铸造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命令民间通用。实行不久，物价飞涨，价格超过原来的十倍。又正值天下大乱，军粮储备、军需供应、赏赐犒劳等每天都要印造钞票，数量无法计算。用船车装运，车轴相接，交钞和料钞散满民间，到处都是。破旧疲软的钞票再也不能流通。京师十锭料钞，连一斗粮食也买不到。不久，各地郡县都用实物货物进行交易，公私所积存的钞票于是全都不能使用，百姓把它看作破烂纸张，国家的财用也因此匮乏了。盐法 大都的盐：元统二年四月，御史台据监察御史所言报告：“我私下看到京畿居民繁多兴盛，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盐。大德年间，因为商贩操纵市场，百姓吃盐价格昂贵，于是设置盐局、任命官员来官卖盐。中统钞一贯，可以买盐四斤八两。后来即使把价格提高一倍，仍然足够百姓使用。到了泰定年间，因为所任用的盐局官员不得其人，上级官员又疏于约束，造成盐数短缺的弊端。于是贪图利益的大商人向当权者钻营，以盐局官员侵盗为理由，动辄上奏请求撤销盐局，重新让民间贩卖。从此一贯钞只能买一斤盐。无籍之徒私自越界贩盐，煎盐、卖盐的利益全被他们独占，官府的盐课也受到侵夺；百姓吃盐更加昂贵，贫困者很多连盐也吃不起，实在很不符合朝廷体恤小民的心意。如果朝廷仍旧设置盐局，由官府发卖，或许既不会亏损盐课，百姓也能得到恩惠。”

译后来，大都路三巡院以及大兴县、宛平县上报的情况，还有户部尚书的建议，都与监察御史所说相同。户部于是说：“实行盐专卖，本来是为了充裕国库、便利百姓。起初在大德七年撤销大都运司，命河间运司兼办盐务。每年留下的盐，分发到米铺，任由米铺发卖。后来因为富商垄断利益，于是在南北二城设置盐局，共十五处，由官府发卖。当时立法严明，百姓很是便利。泰定二年，因为盐局官员和纲船人等多有侵盗的弊病，又改由民间贩卖，撤销所设置的盐局。没有几年，有关官员屡次说富商抬高盐价的危害。运司所说纲船作弊，大概是因为立法不严、关防疏漏造成的。况且各地都有官设盐铺，与商人贩卖并不冲突，哪里有京城之内反而撤除官卖盐局的道理？应当采纳本部尚书的意见以及大都路的申报，按照旧制在南北二城设置十五处盐局。每局每天卖盐十引，设置卖盐官二员，以任期一年为满，责令他们奉公发卖。每一贯中统钞买盐二斤四两，不得让盐中混杂灰土，度量衡也不得失准。凡是买盐超过十贯的，禁止；不满一贯的，按实际购买的数量卖给他。任满一年而没有盐数短少、遗失以及不符合原定数额的，减一等任用；如果有侵盗行为，就依照规定追究并判处其应卖盐数。命河间运司分为四季，起运到京师粮仓，用官府规定的量器和秤，公平称量收取，再分发给各局。所卖盐所得钞票，每十天起运解送，委派本部官员轮流提调。仍然委派官员巡视，如果有豪强兼并利益之徒，频繁购买盐局的盐，再抬高价格转卖到外地，由提调、巡督官员严加惩治。还要命运司严格督促押运人员，设法防范禁止，不得放任纲船人等作弊。客商的盐货，听任他们方便地与官盐参杂发卖。”四月二十六日，中书省上奏，按照户部拟定的办法实行。至元三年三月，大都京仓向户部申报说：“近来奉到文书，起运至元二年京仓发卖的食盐一万五千引，命令用公平的秤称量收取，足数如实向户部申报。除去各纲沉没、短少的盐共八百四十八引，本仓实际收取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二引，已经拨出一万零一百引交给各局发卖，现存盐四千零五十二引，也将拨尽。关于至元三年的食盐，应当按照惯例从河间运司起运一万五千引到大都，以免民间食用盐缺乏。”户部批准了这一请求，于是议定：“京仓食盐，今年应当由河间运来一万五千引；运输脚价、席索等费用，命运司从盐课钱中统一计算支用。还要招募有产业的船户，互相作保确认，每一千引编为一纲，分别派有关盐场官员一员，以及本司奏差或监运巡盐官，每人押运一纲，在大都、兴国等盐场现收的盐中验明数额，分派分司官员监督，足数公平收取，限三个月内运到京仓交卸，取得凭证送户部注销核对。只要有混入沙土、盐受潮湿、数量短少的情况，就命本纲船户、押运盐场官员、奏差、监运人员等按数共同赔偿，并依例治罪。” 中书省按照户部议定的办法实行。至正三年，监察御史王思诚、侯思礼等建议：“京师自大德七年撤销大都盐运司、设置官员卖盐并设十五处盐局，泰定二年因其不便而撤销，元统二年又恢复，至今已有十年，法令久行而弊病产生。盐在船上有侵盗、渗漏、沉溺的祸患，进入盐局又有掺杂灰土的奸弊。名义上是一贯钱买二斤四两，实际上连一斤以上都得不到。盐洁净不掺杂、斤两充足的，只有上司提调的几处。又有常白盐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年四月起运；官盐二万引，用船五十艘，每年七月起运；而运司派出的人擅自作威作福，从南边的临清到北边的通州，所到之处都强行索取，截断河道，往来的船只无不受到骚扰。名义上说是和顾，实际上是强行夺取。一年之中，在千里范围内，凡是富商大贾运载米粮的船、达官贵人运载家眷的船，一律拦截，得到重贿才放行；被扣留的，都是贫弱无力的人。他们的船小而不坚固，渗漏、沉没、侵盗，弊端很多。到了京仓，又不能按时交收，拖延经年累月，困守而无所作为，卖妻子、抵押船只的，往往都有。这就是客商船只所以畏缩不前、京师百物价格上涨的真正原因。我私下计算，官盐二万引，每引脚价为中统钞七贯，总计钞三千锭；十五处盐局官员和典吏一年的俸禄，又要五百七十六锭；至于租赁房屋的费用、补贴脚价的钱、席草等物资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当初设置盐局、任命官员，只是为了使百姓不因盐贵而困苦，哪里料到官卖盐的弊病反而不如商贩卖得便宜？怎么忍心白白耗费国家财力，又使百物价格上涨？应当由御史台把这些情况详细呈报中书省，议定撤销盐局；等到来年起运时，发布榜文告知盐商，任由他们方便地进京贩卖。如果常白盐所需的五十艘船，也应当在江南制造小料船的地方照数建造。船造好以后，交给运司雇人运输，这样或许能使船运畅通、商人聚集，那么京师百物就会便宜，盐也不会昂贵了。”御史台把这些意见详细呈报中书省，河间运司的申报也与上述意见相同。户部说：“运司和大都路审议研究后，都同意监察御史所说。原来设置的盐局，应当准许撤销，听任客商进京贩卖。常白盐是内府必需的物资，仍照旧起运，应当由中书省上奏。”二月初五日，中书省上奏，按照户部拟定的办法实行。河间的盐：至正二年，河间运司向户部申报说：“本司每年办理的额盐和余盐共三十八万引，计算盐课钞一百一十四万锭，用来供给国家，责任不可谓不重。近年来，各地私盐以及越界贩盐的人很多，大概是因为军民官员疏于禁治，以致侵夺官盐课，盐法运行不畅，实在是由此造成的。请求转呈中书省，颁下诏旨，告诫并晓谕有关官员，恭敬依照规定办理。”本部将此事详细呈报中书省，于是四月十七日上奏，降旨加以告诫整顿。

译七月，又据河间运司申报：“本司办理盐课，全靠各郡县行盐地区的百姓购买食用官盐。去年河间等路遭遇旱灾、蝗灾，粮食缺乏，多次蒙受赈济抚恤，民力尚未恢复，买盐的人很少。又因为古北口等处把守关隘的官员和军人不用心查捕，大都路所属官府也不奉公巡查禁止，致使有人把所载的‘疙疸盐’运到街市出售，有的按斗计量，有的装在盘中，公然互相馈送。如今紫荆关捕获的犯人张狡群等所载‘疙疸盐’，计算有一千六百多斤。从至元六年三月到现在，犯禁者将近一百起。如果不向上申报，恐怕年终盐课不能足数，白白承担这个罪责。”本部将此事详细呈报中书省，并通知枢密院颁发榜文加以禁止惩治。至正三年，又据河间运司申报：“生财节用，本来是治理国家的常道；减轻赋税、减省徭役，确实是治理百姓的根本。本司每年额定盐三十五万引，近年来又增加余盐三万引；原来登记的灶户有五千七百七十四户，除去逃亡的，只剩四千三百零一户。每年的额盐，仍勒令现存而疲困的灶户勉强包办煎制。今年如果仍按旧例煎办，人力不足。又加上行盐地区旱灾、蝗灾接连不断，百姓哪里有钱买盐？如果蒙受怜悯，请从至正二年开始，暂时免煎余盐三万引，等到丰收之年再照旧煎办。”本部以钱粮支用不足为由，暂拟停止煎办一万引，详细呈报中书省。正月二十八日上奏，按照户部拟定的办法实行。后来运司又说：“至元三十一年，本司办理的盐额是二十五万引，后来屡次增加到三十五万引。元统元年，又增加余盐三万引，已经详细呈报。蒙中书省上奏批准，停止煎办一万引。除此之外还有二万引，如果仍像以前那样勒令现存灶户包办煎制，实在难以承受。如果把余盐二万引也一并停止煎办，确实便利有益。”户部又把这件事详细呈报中书省，暂拟停止煎办余盐二万引一年，至正四年恢复照旧煎办。四月十二日上奏，按照户部拟定的办法实行。山东的盐：元统二年，户部上呈：“据山东运司根据济南路公文，依照副达鲁花赤完者、同知阇里帖木儿的意见，比照大都、河间运司的做法，改设巡盐官十二员，专门巡查禁止本部管辖的盐务。详查山东运司，每年办理盐课七十五万多锭，行盐地区周围三万多里，却只有一名运判，怎么能够走遍各地？恐怕私盐往来，侵夺国家盐课。本司已经同济南路研究便利办法，应当批准这一意见。”中书省命户部再议。本部说：“河间运司规定设置奏差十二名、巡盐官十六名；山东运司设置奏差二十四名。如今既然按比例增加巡盐官，就应当从原来设置的奏差中减去十二名。”户部将此事详细呈报中书省，按照所拟办法实行。至正三年二月，又据山东运司转呈临朐、沂水等县的申报：“本县十成中有九成是山水地，居民稀少，原来属于食盐地区；后来改为行盐地区，民间于是吃盐昂贵，公私都不方便。如果蒙准仍改为食盐地区，命令居民按照户口多少缴纳盐课钞，那么官民都方便，而且还可以革除私盐的弊端。”运司发文给分司，以及益都路和下辖的滕州、峄州等州，认真商议长远办法，各方都说改为食盐地区更便利。等到接到本司运使辛朝列的公文，说：“对于零散盐，拟按照登州、莱州等地的办法，选任盐局官员，发给印信设置盐局，分散卖给百姓。这样不但盐课不会亏损，官府也可以免除私盐的忧患，百姓还能免受刑罚发配之罪。”户部议定：“按照山东运司所说，在滕州、峄州等处增设十一处盐局，依照登州、莱州三十五处盐局的先例，在钱谷官中统一选任盐局官员，分散发卖食盐，官民都便利。既然有关官府已经认真研究，应当依议实行。”户部将此事详细呈报中书省，按照所拟办法实行。至元二年，御史台据山东肃政廉访司申报：“接到济南路转呈章丘县的申报：‘现接到山东运司公文，说本司额定办理盐课二十八万引，除去客商承办的以外，现存十三万引，完全没有人购买，眼看将到年终，每年盐课不能足数。新城、章丘、长山、邹平、济南都靠近盐场，并且与大清河、小清河相接，客商贩卖往来方便，应当像商河、滕州、峄州等地一样，改为食盐地区，暂时摊派八千引，责成当地官府自备席、索、脚力，运到已经议定的固堤等盐场，至元统三年依例支取，再平均分发给百姓。’我私下考察山东运司，原本没有上级的明文，却擅自把盐分发给百姓，追收应缴盐课钞，使百姓不能安业。如今在至元元年正月、二月，两次接到中书、户部的符文，规定行盐、食盐地区已有定例，不得摊派给百姓。本司不遵守省部实行的法令，扣压隐藏符文，仍照旧派人乘驿马奔驰，督责州县，逼迫百姓，追征食盐课钞，不能说没有扰害。按照本司任意行事、玩弄法令、扰害百姓的情况，本应提取审问；但因为正值办理盐课的时期，应由御史台酌情处理。又据监察御史呈报，也认为是这件事。如果立即提取审问，正值办理盐课的时节，因此详细呈报中书省酌情处理。”户部议呈：“行盐、食盐地区已经有明确规定，应当改正。若准许御史台所呈，提取运司审问，但盐法本来就应当从长远加以规划，似乎难以另行议定。”中书省按照所拟办法实行。

译陕西的盐：至元二年九月，御史台收到陕西行台的咨文，转述监察御史帖木儿不花的建议：“近来承命巡行奉元东道，发现至元元年各州县户口所承担的盐课，陕西运司官员不考虑转运的办法，每年提前派人分路携带盐引，分发到各州县，刚过十多天就用杖责限期追收钞钱，完全不顾百姓是否有钱。我考察各地运司的惯例，都是由运司官员召集商人贩卖，只有陕西等处盐司近年来把盐引分发给民户。比如陕西行省食盐户应办理盐课二十万三千一百六十四锭有余，其中巩昌、延安等处认定盐课钞一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锭，庆阳、环州、凤翔、兴元等处每年办理盐课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五锭；其余盐课钞，先因关陕旱灾饥荒，百姓大多流亡，准许中书省咨文，以至顺三年盐课总数为标准，减免四成，到现在已经三年，仍有亏欠。大概因为户口凋残，十户中有八九户死亡或逃亡；即使有人恢复旧业，家产也已空虚。近来年成颇为丰收，但物价很低，得到钞钱很困难。本司官员都勒令有关官府征收办理，不分贫富，一概发给盐引；少的也不少于二三引，每引收价三锭。富裕人家尚且无法承担，贫困百姓又怎么能够筹措？卖掉一整年收获的粮食，也抵不上购买一引盐的价格；宽缓一些，就只好缴纳利息借贷，急迫时就典当、卖掉妻子儿女。即使盐引拿到手，因为力量困乏不能装运，只好听任各地盐商压低价格收买。旧债还没有偿清，新盐引又送到；百姓的力量有限，官府的赋税却没有穷尽。又如宁夏出产的韦红盐池，不办理盐课，除巩昌等处依例认纳干课、任意食用之外，盐池与陕西环州相邻一百多里；红盐味道甘美而价格便宜，解盐味道苦而价格昂贵，百姓私下相互贩卖交换，无法禁绝。综合考虑这些情况，河东盐池除供捞盐户口食用的盐之外，今后办理盐课的盐引数量，应由运司官员设法招募商人贩运。遇到行盐地区，各方不得侵扰韦红盐的盐法。运司每年轮流派官员监督，听任百姓采盐，制定抽分的法规，依例发卖，每引收价钞三锭。黄河以西，听从百姓食用，并通融办理运司原定的盐课钞额。若因时势夹带盐越过黄河运到东南，就依私盐法治罪；陕西贩运解盐的，不禁止。这样或许官民都便利，盐课也不会亏损。” 又据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胡通奉陈述：“陕西百姓获准食用解盐，最近刚刚摆脱荒歉，流亡者逐渐恢复旧业，正应当安定招抚；可是盐吏不了解百姓的疾苦，只以增加办理盐课为名，不论贫富，分发盐引、收取盐课，有时把钱交入官府，经过一年半载还得不到盐。大概是因为路途遥远，运输脚力艰难。今后如果命令黄河以东的百姓分别确定盐课，购买食用解盐；黄河以西的百姓按人口摊派盐课，任意食用韦红盐，那么官府不受扰害，百姓也没有倾家荡产的祸患。况且解盐是在风中结晶，韦红盐是在土地中产生；东边的盐味苦，西边的盐味甘，百姓又怎么肯舍弃美味而去吃苦盐呢？如果让陕西百姓一律均摊解盐盐课，却让他们食用韦红盐，盐吏可以免除巡查禁止的劳苦，百姓也能得到好处。”本台详细研究了所说的盐法，认为应由省部制定办法，详细呈报中书省，送户部议定。本部议定：“陕西行台所说的盐事，应由中书省选派官员先到陕西，和行省、行台以及河东运司官员一同研究，是否便利，应当明确咨报。” 至正三年，中书省移文咨报陕西行省，并另行委派河东运司正官一员到省里，一同再次研究。三月初二日，陕西行省官员、李御史、运司同知郝中顺，会同巩昌、延安、兴元、奉元、凤翔、邠州等地官员以及总帅汪通议等，都认为应当采纳御史帖木儿不花和廉使胡通奉的意见，以黄河为界，命陕西百姓任意食用韦盐、红盐，解盐仍旧向西运输，红盐不许运过黄河向东。咸宁、长安录事司三处尚未分发的盐引，依照已经分发盐引的州县，一体斟酌，认纳干课，与运司已经分发的食盐引价相同。现应缴纳的干课共七万锭，分季缴纳，运司不必再分发盐引。这样百姓不受伤害，盐课也不会亏损。只有郝同知说：“运司每年办理盐课四十五万锭，陕西应办理二十万锭，如今只认七万锭，剩下的十三万锭从哪里增加办理？”众议不合而散。陕西行省核对运司逐年申报的文册，发现陕西只办理七万二千零六十多锭，郝中顺便称病不再出面，此后始终没有定论。户部参照至顺二年中书省曾派兵部郎中井朝散与陕西行省官员一同研究的办法，以泾州白家河作为永久的分界，听任百姓食用相应的盐。仍然督促当地军民官员严格禁止，不得让韦盐、红盐越界，侵夺盐课。中书省按照所拟办法实行。

译两淮的盐：至元六年八月，两淮运司收到行户部尚书、运使王正奉的公文：“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创立，当时盐课还没有确定数额，只按实际情况增加办理，后来屡次增加到六十五万零七十五引。客商购买盐引，自行到盐场支取盐，盐场官员逼迫灶户，加重斛面，以便把盐转给盐商，破坏扰乱盐法。大德四年，中书省上奏批准，改革办法，设置盐仓，编组纲运，发放盐袋，支取运输，以革除从前的弊病。本司行盐地区包括江浙、江西、河南、湖广所属各路，上游下游都通行盐法。至大年间，煎制增加正额余盐三十万引，合计九十五万零七十五引。客商运到扬州东关的盐，都停泊在城河以内，等待按规定放行，每次不少于三四十万引，积存太多，不能按时发放。至顺四年，前运使韩大中等又说：‘每年发卖额盐九十五万零七十五引。客商购买盐引，领取勘合，前往盐仓支盐，雇船运输；每引运到远仓需要钞十二三贯，运到近仓也不少于七八贯，再运到扬州东关，等候依次放行。船梢人等仗恃盐商无法监管，把盐视同自己的财物，任意侵盗，弊病很多。等到事情败露、押送到官府，即使严加惩治，也无法禁止。他们盗取的盐折算成钞钱，最多不过折价抵偿旧船，怎么能按数追缴？因此，内河客商亏损资本，外江贩运又多受欺侮，百姓只得用高价购买不洁净的盐，公私双方都受到危害。’我私下考察扬州东关城外，沿河两岸有很多官民闲置的土地。如果蒙准听任盐商自行租买地基，建造仓房，把盐袋运到盐场，登记资次，储存在仓内，等待放行。临近发运时用船运到真州发卖，既能防止侵盗的祸患，又可以成为长久的利益，这对于盐法很有补益。” 事情上报中书、户部和河南行省以后，各方查核议定，文书往来纷繁，长期不能决定。过了很久，户部才议定，命运司从已经收取、现存官府的客商带纳挑河钱中拨出钞一万锭，建造仓房；又由中书省移文咨报河南行省，委派官员和运司一同前往查看空地，确实没有妨碍后再实行。两浙的盐：至元五年，两浙运司向中书省申报说：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创立，当时还没有确定数额。至元十五年才确定额数，办理盐十五万九千引。此后屡次增加到四十五万引，元统元年又增加余盐三万引，每年总计四十八万引。每引最初确定的官价是中统钞五贯，后来增加到九贯、十贯，直到三十、五十、六十、一百贯，如今则为三锭。每年办理正课一百四十四万锭中统钞，与初年相比，盐引增加十倍，价格增加三十倍。盐课额数越重，煎办越困难，加上行盐地区所能承担的户口有限。从前听任客商到盐场支取盐，设置检校所，称量检验出场的盐袋。又因为支取查验和停积盐货，延祐七年按照两淮的办法改制设仓，由纲官押船到盐场，运盐到仓收贮，客商到仓支盐。开始时确实便利，实行至今二十多年，纲、场、仓的官员任用不得其人，只专门搜刮剥削。何况淮地、浙地风土不同，两淮跨越四省，盐课额数虽然大，但地域广、百姓多，食盐的人多，可以办集。本司辖地临江靠海，煎盐亭灶分散在海边，行盐地区内河与两淮相邻，海路又与辽东相通，外国船只往来，私盐出没，侵夺官盐课，即使有刑法禁止，也难以全部防范。盐法败坏，盐亭百姓消耗离散，其中的弊端有五条：本司管辖的盐场有三十四处，各设置令、丞、管勾、典史，管理灶户和火丁。用工时正值炎热的月份，昼夜不停；稍遇阴雨，就束手无策。贫穷小户除此之外没有谋生办法，衣食所需全靠煎盐所得；稍有家产可以维持产业的，十户中也没有一两户。有关官府不体恤他们的劳苦，又把他们抽调去承担其他差役。各盐场原来登记的灶户有一万七千多户，后来因水灾、旱灾、疫病，流徙死亡，只剩七千多户。到现在还没有补充登记灶户，对于被抛下的额盐，只能勒令现存灶户包办煎制。如果不及早补充登记，并优厚地保存抚恤他们，将来必定会损失现存灶户，亏损大量盐课。这是第一项弊端。又如所设置的三十五纲监运纲司，专门负责招募船户，按照各盐场每天煎制、每月办理盐课的数额，由官府发给水脚钱，在盐场装运煎制的盐袋。每引原定四百斤，另加折耗等盐十斤，装成两袋，由纲官押运到指定的盐仓交纳。客商到仓支盐，从二月至十月河水封冻时为止，以运完为限，这套法令不能说不周密。如今各纲运盐的船户，行运年久，奸弊日益增多。凡遇到盐场装盐时，船户私下勾结盐场官吏、司秤人员等，故意加重斤两，装成硬袋；出场以后，沿途盗卖，再掺入灰土来补足亏空。等到运抵指定盐仓，仓官和司秤人员又各自收受贿赂，既不仔细辨验，秤盘也不合规。盐袋在仓中存放日久，又会继续损耗。盐袋制度不公平，确实不是小事。不如仍旧让客商到盐场直接支取，这样既可免除纲运官员俸禄、水脚等费用，盐法也能焕然一新。这是第二项弊端。本司每年应办额定盐四十八万引，行盐地区包括两浙、江东，共有一千九百零六万多人口。每天每人食盐四钱一分八厘，总计只需四十四万九千多引。即使全部卖完这些盐，仍会剩下三万一千多引。每年督促有关官府，核验户口，按户申请购买。又因连续多年荒歉，流亡人口众多，加上沿江近海，私盐公然流通，军民官府防守不力，因此各仓积存了历年未卖的盐，共九十多万引，无法分发销售。若蒙朝廷早日颁定制度，以便遵守，赏罚明确后，私盐便会减少，百姓食盐也不会废弛。这是第三项弊病。

译又规定每季度拘收退引。凡客商运盐到达销售地点，必须先申报水程和停留的店铺，缴纳退引。哪里料到各处提调官不能用心查察，反而放纵吏胥、坊里正等索要分例钱；钱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百般刁难。客商有时因销售迟滞而转往别处，虽然已经申报水程，却没有缴纳退引，于是退引被埋没，使奸民得以藏在家中，借此影射私盐，主管部门也不查验拘收。那些懦弱老实的人，卖完官盐后，便把引目交给乡胥。又有狡猾之徒不向官府缴纳，和盐贩相互勾结，把引目作为凭证，兴贩私盐。若蒙将有关司官吏应受的降黜罪名明确规定，使退引全部如实退还官府，不致被用来影射私盐。这是第四项弊病。本司自延祐七年改建杭州等七仓，设置所属机构，掌管接收各纲船户运到的盐袋，储存在仓中，等候客商按次支取盐货，都有固定制度。近年以来，各仓官员和攒典肆意贪婪，在盐货出入之间两头获利。凡纲船到仓，必定收受船户贿赂，纵容他们把杂物、灰土混入盐中，仍收进仓里。有的船户运来优质盐，因为没有钱行贿，仓官便故意制造事端刁难，导致盐船停泊在河岸，盐货被侵吞、盗卖。仓官和运盐人等制造的弊端很多，因此各仓积盐九十多万引，新旧盐货相加，充满廊屋，无法支发，盐卤流失、折耗，危害并不轻。虽然这些盐已经由客商买下，课钞也已入官，但实在担心年复一年，祸患越来越严重。如果仍然让客商自己准备脚力，到盐场支取装运，或许可以避免积压。这是第五项弊病。五项弊病之中，各仓盐货积压，是最为急迫的事务。核算一年应当卖出的数量，只有四十四万多引，即使两年全部卖完，也还卖不尽；而且又不断煎制、运到仓中，积存越来越多。若蒙特许上奏，选派有德望的重臣，会同有关官府，从长计议，参考时势，改革法制，制定良好规章，惠及百姓，希望能够使重大盐课不致亏损。现有停煎后剩余盐三万引，已派人携江浙行省咨文赴中书省，请予核议。户部详细说明盐运司所说的情况：除三万引余盐另行议处外，其余事项，因行省尚未明确拟定，呈报行省并移文咨请，从长计议。六年五月，中书省奏请选官整顿江浙盐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纳麟及首领官赵郎中等提调此事，后来纳麟又因其他缘故辞任。至正元年，运使霍亚中又说：“两淮、福建盐运司都有余盐，已经实行停煎免办。本司与它们属于同一体制，若蒙依照成例停煎三万引，盐课就容易筹办。”中书省上奏后，奉旨暂且把三万引余盐搁置，等盐法通行以后再办理。至正二年十月，中书右丞相脱脱、平章铁木儿塔识等奏道：“两浙食盐对百姓的危害最为严重，江浙行省官员和盐运司官员屡次上言此事。拟请遵依世祖皇帝的旧制，除距离盐场十里以内的近盐地区，令百姓认买外，废除现设盐仓和纲运，听任客商到盐运司购买盐引，再到盐场支取盐货，允许在行盐地区销售，以革除派散食盐的弊端。并设置四处检校批验所，选任廉洁能干的人，直接隶属于盐运司；如遇客商载盐经过，依例过秤查验，实行均平袋法，批验引目，盐运司官员经常检查核实。又自至元十三年起，每年办理盐课，原额少而盐价低，如今增加到四十五万引，额数多而价格高，转运反而不能畅行。现在户部拟定，自至正三年开始，将两浙额盐减去十万引，等盐法流通后再恢复原额；派散食盐也拟请停止。”皇帝下诏同意。福建的盐：至元六年正月，江浙行省根据福建运司的申报说：“本司每年办理额定盐课十三万九引一百八十多斤。现在查勘海口等七场，到至元四年闰八月底，积存附余、增办等盐十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详细看来，既然已有积存的附余盐，按照至元五年的额盐，拟请依照天历元年停煎正额五万引的成例，不发给工本，把上述余盐五万引充作正额，可省下官本钞二万锭，免得盐户更加困苦。本年只办理额盐八万九引一百八十多斤，计算盐数为十三万九引有余，全部销售，用来缴纳正课。除留下五万多引余盐，预先支给下一年的军民食盐外，实在是官民双方都有好处。”江浙行省同意这一拟议，咨呈中书省。送交户部详议，也同意这一拟议。将剩下的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余盐售卖折钞，统一起运解送。回文咨复本省，依所拟办理。至正元年，下诏说：“福建、山东表卖食盐，对百姓危害极大。行省、监察御史、廉访司拘集有关司官员，应当共同研究。”至正二年六月，江浙行省左丞会同行台监察御史、福建廉访司官员以及运使常山李鹏举、漳州等八路正官，研究认为食盐制度不便民，主要有三项：第一，余盐三万引，难以同正额盐一起办理，拟请免除。第二，盐额太重，比照广海的成例，只收盐价二锭。第三，停止派卖食盐，允许客商通行销售。

译福建盐课开始于至元十三年，当时现有盐六千零五十五引，每引盐钞九贯。至元二十年，煎制销售盐五万四千二百引，每引盐钞十四贯。至元二十五年，增加为一锭。至元三十一年，开始设立盐运司，盐额增加到七万引。元贞二年，每引盐价增加到十五贯。大德八年，撤销盐运司，并入宣慰使司办理。大德十年，设立都提举司，盐额增加到十万引。至大元年，各盐场煎出余盐三万引。至大四年，重新设立盐运司，于是确定盐额为十三万引，盐价增加到二锭。延祐元年，又增加到三锭；盐运司又权宜改变办法，建、延、汀、邵四路仍由客商兴贩，而福、兴、漳、泉四路则桩配给百姓食用，这种流弊延续至今三十多年。本地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人口没有增加，盐额却不断加重。八路秋粮每年只有二十七万八千九百多石，夏税不过一万一千五百多锭，而盐课十三万引，需缴盐钞三十九万锭。民力日益困乏，每逢催征，贫困者便抵押妻子、卖掉儿女来缴纳盐课，直到再无办法筹措，往往逃到别的地方。近年来漳州盗寇骚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司官员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这些情况，大概只是因为职责专在办理盐课，对百姓没有施行恩惠。若蒙遵照诏书的旨意，免除三万引余盐，革除派卖食盐的弊端，允许客商在八路通行销售，确实是官民双方都方便。至于正额盐，如果按照广海盐价，每引收中统钞二锭，应当由都省另行处置。江浙行省于是把左丞研究的意见咨呈中书省，送交户部拟定：自至正三年开始，将三万引余盐暂且减免，派卖食盐拟请停止。至于降低正额盐价一事，与广海提举司的事例不同，另有困难，不能再议。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脱脱、平章帖木儿达失等把这一拟议奏报后实行。广东的盐：至元二年，御史台批准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的咨文，转述监察御史韩承务的建议：“广东道所管的盐课提举司，自至元十六年开始，只办理盐额六百二十一引，后来逐年增加到三万五千五百引，延祐年间又增加余盐，连同正额共计五万零五百五十二引。灶户困窘于煎盐劳作，官民又受到催督逼迫，呻吟愁苦，已经超过十年。泰定年间，承蒙宪台和奉使宣抚官员多次上书陈述，减免余盐一万五千引。元统元年，都省以盐课难以维持为由，暂且把已经减免的余盐照旧煎办，如今已经三年，仍未获准停止。我私下认为，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广东控制海道，连接各蕃，船商聚集，物产富庶，容易办理缴纳；但这其实是没有深入了解当地情况。本道所辖七路八州，平坦土地极少，又有山岚瘴气和毒疫，百姓刀耕火种，住在树巢、山穴和岸边，生活崎岖艰苦。贫困之家一年到头只能吃粗淡食物，额外办理的盐卖给谁呢？所谓富庶，不过是城郭中的商贾和从事船舶交易的几家人罢了。灶户盐丁已有十分之三四逃亡，官吏害怕获罪，只把现存的人户抓来，强令他们承担煎盐。” 还有更值得忧虑的：本地紧邻蛮獠，民俗强悍顽劣，实在担心有关官府催办过于严厉，积聚怨恨而引发事变，关系十分重大。若蒙舍弃这点小利，以此显示朝廷最大的信用，疲敝的百姓就万分幸运了。”韩承务具文呈报中书省，送户部拟定：自元统三年开始，广东提举司所办理的余盐酌情减免五千引。十月初九日，中书省把拟议奏报，奉旨同意。广海的盐：至元五年三月，湖广行省咨报中书省说：“广海盐课提举司的额盐为三万五千一百六十五引，余盐一万五千引。近来因黎贼作乱，百姓无法生活，正额盐已经积欠四万多引，只能空收在库中。如果再增加余盐，百姓困苦尚未缓解，恐怕会导致不安。这件事关系利害，若蒙怜悯，奏请免除，或许可以办理原额，不致给边地百姓留下祸患。”户部议论说：“上述余盐如果全部办理，因为不属于原定额数，加上本司偏僻地处海边，所管灶民屡遭劫掠，死亡逃亡，民力物产凋敝，拟在一万五千引中酌情减免五千引，以舒缓民力。”中书省把拟议奏报，奉旨同意。四川的盐：元统三年，四川行省根据盐茶转运使司的申报说：“至顺四年，中书省核定在增加办理一万引余盐之外，又带办两浙运司五千引，与正额盐一同煎办；以后支用不缺，再行议定。本司各盐场没有另外煎出的余盐，不得不强令灶户承认并筹办，幸而已经足额备办。今后的年份，如果不申报复核，实在担心灶户逃亡，有妨碍正课。若蒙怜悯，请备文咨报中书省，在所办一万引余盐中酌情减去带办两浙盐的数额。”又准分司运官所说：“四川盐井都在万山之中，与腹里、两淮相比，优劣苦乐不同，又要带办余盐，灶民因此疲惫。”行省咨呈中书省，上奏后奉旨，暂且把带办的两浙余盐五千引搁置。茶法

译至元二年，江西、湖广两行省将茶运司同知万家闾提出的增印茶由一事具文报送中书省，说：“本司每年办理的额定课税为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除去门摊批验钞外，其中茶引一百万张，每引十二两五钱，共计钞二十五万锭。末茶有官印封在筒袋上的关防凭证；零散斤数的草茶使用茶由，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需钞二万九千八十余锭。每张茶引按茶九十斤，供客商贩运。百姓买来食用，以及江南产茶地区零散斤数的采买销售，都必须以茶由作为凭证。年初发卖茶由，到了夏秋时节，茶由已经用尽，民间缺少凭证。由此考察，茶由数量少、课税轻，便于百姓使用，但数量不够；茶引课税重、数量多，只适用于商旅贩运，年终还有停放闲置、没有卖出的。每年应印造的茶由，以十分为基准，酌量增加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按引目中官茶的标准，每斤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算增加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与引目相比，减去二万九千七十六张，使茶引大体不再停放闲置，茶叶也不至于有私人囤积。” 中书省户部拟定：江西茶运司每年办理公据十万道、茶引一百万张，合计茶钞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茶引对商贩便利，而山场小民全靠茶由作为凭照；每年办理茶由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征收一钱一分一厘一毫二丝，合计茶钞五千八百一十六锭七两四钱一分，减少茶引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张。每张茶引可造茶九十斤，向官府缴纳课税十二两五钱。如果在茶由的数量上增加二分，合计为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每斤增加征收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合计茶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这样积存并产生的余零茶钞数额，既不亏损官课，又便利百姓使用。”于是完全同意本省的拟议，将此事具文呈报中书省，并移文通知行省，按照所拟方案施行。至正二年，李宏陈述意见，其中一节谈到江州茶司凭据制度不便，说：“专卖茶叶的制度，古代本来没有，自唐代以来，这种制度才完备。本朝既在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司，又在各路产茶地区设立七处提举司，专门负责发放茶据、出售茶引，筹办国家课税，没有人敢违抗。每到十二月初，便派人召集各处提举司官吏，领取下一年的茶据、茶引。等他们到达运司，十天一个月之间，司官又不能同时聚齐。吏员、贴书索取钱财，必须满足他们各自的欲望，才能发给茶据、茶引。这时春季已经过去。等回到本司，刚要核对发放，又有分司官吏到各处查验户口，发放茶据、出售茶引。每十张茶引，除正常缴纳官课一百二十五两外，又索取中统钞二十五两，名叫搭头事例钱，作为分司官吏馈送、饮食的费用。提举司虽然以榷茶为名，实际上不能专门负责发放茶据、出售茶引，只不过替运司官吏筹办钱财罢了。上级这样做，下级也会仿效，这是势所必然。提举司既然看到分司官吏这样做，也跟着仿效拖延。等茶户领到茶据回家，已经到了五六月。” 其中还扣留茶引二三千本，借口茶户贫困衰乏，转卖给新兴的茶户。每份茶据又多收中统钞二十五两，上下层层分派，各自中饱私囊。谁也不知道这些钱究竟从哪里来，茶户所受的苦楚更是无法言说。至于茶户拿到茶据在手，刚开始碾茶制茶，吏卒便接连上门催缴最初期限内的课税。茶还没有卖出，哪里能得到钱？偶有富裕之家，也必须另外设法筹措。力量薄弱的人家，通常被拘禁监押，只能典当、出卖家产来应付官府期限。到了最后期限仍不能足额备办，上级便严厉催逼，反复拘捕追问，施加非法苦刑。这些全都是运司发放茶引迟缓、分司官吏苛刻收取的过错。茶户本来想求利，反而受到伤害，日益贫困逃亡，实在令人怜悯。现在如果申明旧制，每年正月，运司必须把茶据、茶引全部发给提举司，随时分发，不得停留在库中，不得多收分例钱，以免耽误制茶时节；如有过期，另行定罪。仍不准运司像从前那样让分司自行发卖茶据、茶引，违者由肃政廉访司依例纠察惩治。这样，或许可以稍稍革除茶司贪污的风气，使茶户免受贫困损害。” 中书省把他的意见送交户部拟定，又移文咨告江西行省，委派官员与茶运司共同研究；如果确有便利，就按照他的意见施行。卷九十八 志第四十六 ◎兵一 兵，是先王用来威服天下、折服和消灭奸邪盗贼、平定祸乱的手段。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已经久远难考，汉、唐以后，兵法和兵制更改不一。大体说来，用兵得当，兵力就充足，国势就强盛；用兵失当，兵力就耗损，国势就衰弱。因此，兵制的得失，关系到国家形势的盛衰。元朝建立国家，根基起于北方沙漠。虽然它的兵制简略，但从太祖、太宗起，消灭西夏，攻灭金朝，进军如雷霆轰鸣、如风驰电掣，很快占有中原，兵力可以说是雄强劲悍了。到世祖即位，平定四川，攻下荆襄，接着命大将率军渡江，完全取得南宋的土地，天下于是统一，难道不是极盛吗！考察元朝初年，掌管军队的官员，按照兵员多少确定爵位和品秩高低：统领一万人的称万户，统领一千人的称千户，统领一百人的称百户。世祖时，较为整顿官制，朝廷内部设五卫，统辖值宿护卫的各军，卫设亲军都指挥使；外部则在万户之下设置总管，千户之下设置总把，百户之下设置弹压；设立枢密院统辖军务。遇到方面有警，就设置行枢密院，事情结束后便撤销，并把都镇抚司移归行省所属。万户、千户、百户分为上、中、下三等。万户佩金虎符，符牌底部作伏虎形状，虎头上有明珠，又有三珠、二珠、一珠的区别。千户用金符，百户用银符。万户、千户战死，子孙可以承袭爵位；因病死亡，则降一等。总把、百户老死，万户调任其他官职，都不准世袭。这个制度不久便废止，后来无论大小官职，都由世袭继承，只有因犯罪被罢免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