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通志卷一百

译风俗。台州府。临海县【府城附郭县】。《晋书·地理志》说：用火烧荒来耕种，以水灌田除草；以捕鱼、打猎、砍柴为业，饮食相当充足，百姓中没有拥有千金的富家。陈公辅《台州风俗记》说：台州处在东南角落，乡里没有显贵游宦之家，百姓安于本业，只以鱼和稻米为食，习惯砍柴打猎，却不知道官府威严为何物。洪适《通判防记》说：这里地处偏僻，百姓质朴，公文诉讼简单少有，赋税徭役有固定的缴纳制度。《赤城志》说：台州士人都激昂奋发，把礼义廉耻放在首位，把操行名节看得最重。百姓都质朴正直而老实，以耕作、开垦和割取柴草为生，以安于故土、重视迁徙为业。除非贫困无以为生，否则不肯自行堕入经商、充任胥吏或迁徙服役之中。《赤城志》说：州地背靠山岭、濒临大海，肥沃土地少而贫瘠土地多；百姓生活在其中，只能辗转谋求衣食，哪怕一寸土地，也没有荒芜而不耕种的。乡户财力不足，但品行有余；他们真诚质朴、敦厚笃实，乡里大多受到教化。胡荣《文庙记》说：这里的地势与上台相应，士人秀美，文质兼备。王士琦《平赋碑记》说：浙江以东濒海的各郡，凭借鱼盐获得丰厚利益，商船聚集，百姓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而积累厚重资财。唯独台州道路交错，孔道上没有工商末业，因此很少有积蓄。金贲亨《台学源流序》说：台州古代是荒僻的地域，经历汉代直到吴国，才有两三位君子凭借幽隐的操守和端正的品行，在当时出了名。晋唐之际，具有气节和文章的士人，也清楚地见于典籍。吴时来《志学书院记》说：成化、弘治年间【原文“▯间”疑为年号或纪年残缺】人才最为兴盛，他们的建树都足以在世间显扬。每年登科的有七八人，和浙江以东各地相互争雄。王士昌《平图记》说：土地贫瘠，人民懒惰；但他们的祖先中有很多贤人，民俗崇尚忠孝，喜欢廉洁谦让，没有豪强暴虐和欺诈之事，所以浙江中部称这里为安乐之乡。《临海县志》说：临海山川险峻峭拔，人人都禀有坚贞的性情。百姓专心于根本之业，努力务农，不从事境外贩运。富裕人家只积存粮食、乌桕和麻，以此获得富足。出仕的人在朝廷上直言敢为，以谈论牟利为耻。黄岩县。《晋书·地理志》说：这里的人气性急躁、性情轻浮，喜欢佛教、相信鬼神。王士琦《明伦堂记》说：地气雄厚广大，积蓄日久，士人也日益奋发。家家研习诗书，户户传来弦歌诵读声。《黄岩县志》说：百姓秀美聪敏，人人各有不同，都以文章技艺彼此应答，颇有邹鲁之乡的风气。天台县。车若水《平价仓记》说：天台县治距离江边一百里，米船很少到达；但这里是闽、瓯通往京城的交通要道。往来的人和鞋履日益增多，途中市场粮价昂贵，影响到村落；村民辛苦劳作数日所得的工钱，还不够维持一顿饱饭。孟梦恂《县学记》说：天台这个县山水蕴藏、融汇，百姓淳朴，物产丰茂；前代贤哲的典范完整保存，文采才华不断涌现。《赤城新志》说：天台以山水著名于境内，隋、梁年间有很多仙人和僧道居住，因此有洞天福地的说法。到了晋唐以来，民俗崇尚诗书，百姓厚重地奉行孝悌，人文风气逐渐兴盛起来。《天台县志》说：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房屋俭朴素淡；人们不习惯工巧之业，制作器皿所需的工匠，多要从其他地方取得。鱼盐以及山林海洋的利益，都被别的郡专有。只有坐在店铺里贩卖货物，谋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早晨出门，傍晚回城，不乘车马。深山穷谷之中，孩子们都知道读书，牧童和樵夫也识字。安守本分的人多，抗拒法令的人少。仙居县 《赤城新志》说：仙居背靠山、脚临海，虽然像蜀地那样偏僻，但它的风俗同首邑相差并不大。《仙居县志》说：这里山川秀美，民风朴实厚重；贤士大夫大多光明正直、俊秀伟岸，能够继承并发扬祖业。即使是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也大多不能具备十分之一的本领，来四方谋求些微的盈利。宁海县 吴子良《县学记》说：这里村落偏僻寂静，紧邻山海。百姓以耕种、捕鱼为生，安于缴纳赋税、输送物产；生活节俭吝惜。陆瑜《县学记》说：著名儒者接连出现，在各县中居于首位。薛三才《林公祠碑记》说：宁海地处海角偏僻之处，百姓固执坚强而勇敢，读书人多有聪颖的资质。胡献来《胡侯德政碑记》说：缑城过去是忠节礼义之乡，向来以容易治理著称。金学贤《葛氏族谱序》说：其中大户人家大多富足、和厚而文雅，喜欢学习并爱好文章；普通百姓努力从事生产，欲求少、争斗少，诉讼也少。这种风俗最能取得文与质的适中。《宁海县志》说：男子耕种，女子纺织，有勤劳节俭的风气；以农本为重，也崇尚文教，没有浮华奢靡的习惯。因此世家重视清正的舆论，读书人以名节自负。婚嫁选择门第在先，庆贺和吊丧都不敢失礼。营造住宅必定修建家庙，宴饮祭享都按时举行。妇女不出入街市，这是当地风俗中美好的一面。太平县 鲍复泰《三台采风诗序》说：风俗敦厚，习惯崇尚简朴质实。《台州府志》说：这里山岭相连、濒临大海，舟船不能通行。当地只从事农业和渔业，不学习上国的奢华，所以百姓尤其朴实厚重，接近古代风俗。《太平县志》说：明初，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田地每亩不过值一金。当时法令严密，缙绅、士人和百姓都不敢奢侈放纵；衣服不过用细布和本地绢，做官的不是显贵官员不能随便穿纻丝，女子不是受封者不能穿长衫束带；住宅没有房屋高大宽广的要求，只求合乎规制。到了宣德、正统年间，法网渐渐疏松，奢侈之风竞相兴起。成化、弘治年间，徭役减轻、费用节省，生计逐渐繁盛，田地有的每亩值十金，房屋也有高大宽广的建筑。正德以来，家产贫乏损耗，又没有巨额资本，能够借贷的很少，百姓因此困苦。《台州府志》说：男子年满十六岁以上才举行冠礼，也有到结婚时才加冠的；这种礼仪只在世族之间实行。女子出嫁前几天举行笄礼，接受母亲的训诫。议婚必定凭借媒人，纳采、请期、奠雁等礼仪全都遵照古制，只是亲迎尚未实行。嫁娶当天，各家选择本族中贤能的人互相迎送，以完成婚姻礼仪。丧事在含殓完毕后立即穿上丧服，丧家开门后，姻亲前来吊唁；贫富都量力而行，无论有无都不用鼓乐，颇为近于礼制。墓葬使用石椁，亲友牵引绳索哀哭送葬，不举行佛教或道教的法事。祭祀方面，大户人家各有宗祠，普通百姓则在寝室设置神龛。四时祭祀以及元旦、清明、端午、中元、重九、冬至、除夕，都按时令物产作为祭品。子孙享用祭祀后的余食；墓祭有时用羊猪，有时用牲畜和酒，按祭田收入的厚薄分发胙肉，也以此定等级。

译《台州府志》说：元旦，长幼早早起床，拜天地和祖先，然后互相庆贺。元宵节张灯五日，民俗以十四日最为重要。室内都点灯，妇女行走百步以祛病。清明采摘菁草，和米面混合制成食物，称为寒食。无论贫富，家家都带酒到墓地祭扫，还把柳枝插在门上，或插在发髻上，称为驱香九娘，大概是指驱除螫虫。四月八日，佛教徒在这天浴佛。人家取乌相叶染饭使之呈青色，互相馈赠，称为送乌饭。立夏把面粉擀成薄饼，包上肉和腌菜食用，称为醉夏。六月六日，各家晒衣服和书籍。老人吃鸡粥，说这时阴气极盛，可以用来补阳。中秋赏月饮酒，民俗以十六日最为重要，就像元宵节重视十四日一样。腊月二十四日打扫屋尘，称为除残。星夜祭灶，说是送灶神上天。除夕前预备牲醴祭祀酬谢天地；当晚祭祖，饮用祭后的余食，分发岁钱，有时点灯直到天亮，又称守岁。金华府 金华县【府治附郭】王栢跋说：“八行之家世代相传，习俗忠厚，公众议论坦率明白。” 宋濂《吕东莱祠堂记》说：民众勤于耕织，读书人知道应当学习什么。王一宁《送张宗原赴金华序》说：当地百姓淳朴，诉讼简少，虽然富裕程度比不上浙右，但治理起来比那里更容易。章懋《县志序》说：男子勤于经营生计，女子从事妇工，不走出闺门，很少有钻穴逾墙的行为；专心经营田地和住宅，没有沉溺声色、玩狗马的爱好。庆贺出生、吊慰死亡，讲究礼尚往来；嫁女娶妻，先选择门第。《金华府志》说：百姓朴实而勤劳，果断勇敢而崇尚意气；宗族聚居在山岩深谷，不轻易离开故土，以耕种为生，不习工商。富人高雅而喜行义事，喜欢延请博学的儒士，也爱好诵读。这里历来名贤辈出，高中科举、执掌政务的人接踵相连。做官的人大多崇尚风骨节操。兰谿县 陈子峦《县学记》说：兰谿山川明朗爽秀、挺拔峻美，所以当地人往往具有穆叔所说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兰谿县志》说：兰谿的风俗，古今大概经历了几次变化。宋室南迁以后，中原文化逐渐浸润，诸位贤者讲明礼乐，这里逐渐成为文化典籍之邦，民气风俗醇厚，这是风俗中值得取法的地方。但居住在市镇的人多夸张欺诈，住在乡村的人有的粗俗鄙陋，有的轻易许诺而招致诉讼，有的计较财利而卖女，这些是风俗尚未尽善的地方。东阳县 成化《东阳县志》说：读书人喜爱读书，大户人家的子弟没有不拜师求学的。有志向的人学习科举业，资质迟钝的人也求通晓章句，懂得礼义的道理。农民知道安于本业，父子共同劳作，以耕种为事，所以衣食常常充足。妇女深居闺门，即使亲戚邻里也很少接触，专门从事纺织。日常使用的饮食、服饰和器具，一概以简朴为崇尚，不追求文饰。声色游宴、玩赏花木奇石等乐趣，全都不受推重。商人中有崇尚质朴的风气。隆庆《东阳县志》说：民众习惯居住在山岩深谷，不轻易离开乡土，以耕种为生，不学习工商。富人很喜欢行义举，大姓重视门第，崇尚祭祀和族谱。读书人能够谈论性命之学，做官的人大多崇尚风骨节操。义乌县 《隋书·地理志》说：风俗清明，道教兴盛而融洽。黄中辅《忠孝堂记》说：人物风采流丽，孝行卓异。刘濬《登科题名记》说：当地风俗崇尚儒雅，在各县中居于首位。万历《义乌县志》说：男子从事耕种，妇女勤于纺织；商人贩卖鱼盐，工匠制作器械以便利民用，没有淫邪奇巧的物品。永康县 洪垣《县治防壁记》说：永康旧有的风俗重视节俭吝啬，喜欢强悍暴戾。张元桢《永康县谯楼记》说：当地风俗一向谨慎厚重，士人与百姓都乐于从事本业。《永康县志》说：宋淳熙年间，先儒晦庵朱子同东莱、龙川两位先生在五峰洞设立讲席。永康人士能够沾受先贤的教化，确实是有原因的。明初承袭旧俗，读书人大多乐于居于田野。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文采兴盛，超过往昔一倍。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不仅科举中选、登第的人接踵而立，就连议论政事，也往往颇有可观之处。《永康县志》说：永康的溪流漂急强悍，冲击激荡，容易干涸而不能蓄水。当地土质厚重坚实而刚硬干燥，寒薄而贫瘠。百姓生活在这里，于是形成勇悍夸诈的习气。百姓很少制作淫巧之物，工艺大多粗劣：拿斧凿的比不上雕刻镂饰的，使用织机的比不上织锦绮的，拿针线的比不上刺绣的，做涂饰装潢的比不上写文章的。然而县治四境的风俗也各不相同：东面接东阳，南面接括苍，西面接武义，北面接义乌。东阳的风俗重文，弊端是过分修饰；括苍的风俗尚武，弊端是强悍；武义的风俗质朴，弊端是粗野；义乌的风俗机智，弊端是狡黠。武义县 吕祖谦《徐公墓记》说：背靠山地生活的百姓，气质风俗敦厚诚实，乐于耕种田亩而畏惧官府；游乐嬉戏、奢侈华丽的习惯唯独没有传入他们的乡里。许谦《送逯公平赴武义教序》说：这里土地狭小而土壤肥沃，百姓富足，风俗刚劲急切；过去是东莱讲学之地，流传下来的风气余韵仍然存在，士大夫能够讲说《诗》《书》，通晓古今。杨本《儒学记》说：当地百姓刚强悍勇，互不相让，所以风俗粗犷勇猛，号称难以治理。《武义县志》说：男子勤于经营生计，女子从事纺织；各家崇尚节俭朴素，安于质朴本色，没有骑马斗狗、踢球的游戏，很少有穿绮绣、戴花胜的装扮。无论偏僻村落，还是城市居民，无不戴笠、整理粮食，专心从事农事。浦江县 陈亮《县志序》说：浦江是山地小县，不是宾客商贾聚集奔走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往往朴实厚重，以不拖欠租税为崇尚，以不经常出入官府为常态。长官到任，只是同他们一起安守并乐于这种风俗罢了。柳贯《明伦堂记》说：浦江只是一个偏僻小县，没有名山大泽来舒展它的奇异，也没有珍宝和绝产来增益流通贸易，百姓除了农耕之外，靠节俭吝啬来保全生活。戴良《浦阳人物记后序》说：人物的成就各不相同，其中有凭忠孝贞节著称的，也有凭政事和文学显达的。宋濂《深溪王氏义门碑》说：浦阳是婺山中的县邑，民风朴美，淳厚质实；百姓努力务农、注重根本，以说华饰之言、作虚伪之行为为耻，而以士人自许。古代礼义的风俗，大概也不过如此。汤溪县 胡森《县学记》说：当地风俗朴实而固守本分，百姓劳作并善于思考，穿着蓑衣、手持耒耜，却没有向外追逐的欲望。胡森《陈侯弭盗却金记》说：汤溪是民风朴实的地方，百姓勤劳而节俭，培植根本而日益兴盛；住在野外而不亲昵室家，保聚、椎结的风气几乎完全没有。洪启睿《县志序》说：这里的土质坚硬，风俗敦厚。

译《汤溪县志》说：汤溪划取四县边隅的土地设置县邑，所以习俗各随所属方向：如遂昌多强悍，兰溪多浇薄欺诈，金华多节俭吝啬，龙游多争斗诉讼，汤溪则兼有这些特点。然而读书人喜好礼让，农民努力耕田，不喜欢驾车经商、奔走四方；而且乡里没有早晨唱歌，巷道没有夜间游玩，依然保留着古代的遗风。《汤溪县志》说：家家奏乐、户户诵读，人人知道自我奋发，历代登上贤书的人都不缺少。【《金华府志》说：民间很少举行冠礼，只有士大夫家中举行；士大夫家中很少亲迎，迎亲开始时设置香烛，叫巫师诵咒并撒沙，儿童列队作揖诵诗。到了夜间，用红绸系住新郎新妇牵引而行，举行合卺礼；三日后拜见祖庙，再穿盛装出拜公婆，然后拜见家中众人。丧礼中的沐浴、含殓、穿衣和入殓，大致仿照朱文公《家礼》；早晚哭奠，每隔七日举行一次。祭礼到了忌日，宗族亲戚相互带着香烛哭拜，称为炷香；又常请僧道做佛事，称为追荐。安葬时，富人多用石椁，次等使用灰隔。祭礼方面，士大夫家实行四时祭祀，民间多按俗节祭祀。近来又多有族人建立大小宗祠，于岁首聚集在祠堂内拜祭，称为合族会。】《金华府志》说：元旦全家早早起床，穿着盛装焚香拜天，并悬挂祖先遗像，或供奉祠堂神主，率领长幼一起拜祭；然后尊长按次序互拜，再到族人、亲友门前投递名帖祝贺，称为贺岁。立春前一天，官员率领属官到东郊迎春。立春日，官员祭祀太岁，举行鞭春礼，打碎土牛。各家备酒菜祭祀土神，称为作春福。正月十五夜，各家在门前挂灯，街道连接竹棚，把灯系在上面，笙歌鼓乐喧闹直到天亮。社日，四乡各有社祭，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清明日，家家在门上插柳枝，老少到郊外游赏，称为踏青；前后十多天祭扫祖先坟墓。四月初八是释迦佛生日，称为浴佛节，民间染制乌饭，争相馈赠。端午日举行龙舟竞渡，男女挤在一起观看，亲族互相宴饮，百姓花费极多。这天用箬叶包糯米制成角黍互相馈赠，把菖蒲和雄黄放入酒中饮用；妇女佩带符和艾草，有的用蚕茧做成老虎；儿童用丝绳系在手臂上，把绣制的符佩缀在衣带上，说这样可以消灾。采药、配药的人都把这一天看作药效最佳的日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日〕 七夕，女子夜间摆设瓜果祭祀，并祈求巧艺。中元节吃素祭祀祖先，僧人制作盂兰盆会幡，有时放水灯，灿烂得像排列的星星。八月十五日，各家置酒宴饮聚会，祭祀祠庙。九日，佩戴茱萸、泛舟赏菊，蒸米制成五色糕；读书人有时带着酒具游山，举行登高活动。冬至，各家设置酒菜祭祀祖先。十二月二十四日夜祭灶，祭品使用糖糕；各家拂去尘土，更换桃符和门神。年终亲戚互相馈赠年礼，交错往来于道路上。除夕洒扫厅堂房屋，悬挂祖先画像，在庭院焚烧柴薪，燃放纸炮代替爆竹，彼此应答的声响直到元宵节仍不断。整夜围炉，聚集老少欢乐饮酒，众人围坐不睡，称为守岁。《永康县志》说：元宵节张灯，城中街市各家用绸幔制作大蜡烛，由鼓乐引导，抬到神庙供奉。最大的有时用蜡四五百斤，这是全郡所没有的。清明日，男女到坟上祭扫，在坟上挂纸钱，称为标青。十二月二十五日称为年头禁，这天不向外花钱。用赤豆和米煮粥，称为蚕花粥，吃它有利于养蚕。《东阳县志》说：社日，农家用青色面粉做成糕果，夹入橘叶，称为社果，先献给祖先，然后自己食用。夏至，凡是治理田地的人，无论田地多少，都必备酒肉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扎草立标，插在田间，就地祭祀，称为祭田婆。六月六日，农家再次祭祀谷神，称为六六福。重阳节，提着酒壶、携带酒器登高览胜；遇雨就推迟十二天补过，称为赛重阳。《义乌县志》说：三月上巳节前十多天，沿溪百姓就划龙舟；到这一天停止，民俗称为竞渡。衢州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二十四日〕 西安县【府治附郭】《汉书·地理志》说：这里地处楚地边缘，习惯于争战。李华《刺史防壁记》说：当地崇尚文学，保有古代遗风。毛幵《超览堂记》说：这里的君子大多言论高亢、行动严厉，容易了解却难以亲近。《弘治衢州府志》说：风土朴野，民俗醇厚；读书人努力学习、执笔作文，安于贫困而砥砺品行，没有逾越礼制、冒犯名分的事；告发他人、狡猾诡诈的事情尤其多。以师范、经师、人师为业的人前后辈出，所以后来的读书人人品和学问都有根基。当地极其重视科举考试，把成绩高低看作荣辱；各自树立讲学论学的场所，争相磨炼自己。顾念爱惜朋友，矜重崇尚意气。农民能够吃苦耐贫，不轻易改变职业。《西安县志》说：读书人修养礼义，民俗崇尚敦厚朴实。自汉代以来，政教浸润融洽。宋室南渡以后，士人风气更加竞进。直到现在仍敦厚地践行古道，雅意崇尚礼文。君子看重廉耻，珍惜名节；普通百姓畏惧刑法，诉讼很少。居住在市镇的人文饰而浮薄，居住在乡野的人质朴而鄙陋。《西安县志》说：粮食价格低而百姓贫困，固定产业的收入不足以供纳赋税，而商人都重视利益以致富，于是人们多奔走逐利，争相学习经商，商人日益增多。吉凶、婚嫁等事，一概随家庭贫富办理，所以放荡简易，不再有一味勉强支撑、处处拮据的烦恼。龙游县 程俱《保安院记》说：当地风俗强悍而果断；其中的君子正直不屈、喜欢任气，并且办事敏捷。《衢州图经》说：当地风俗节俭，百姓崇尚意气并夸耀功劳。徐伯彪《文庙记》说：当地的儒学风气在全郡居于首位。商辂《县学记》说：住宅富足，人物奇异伟岸。余杰《县城记》说：百姓众多而富足，喜爱经商。读书人则勤学作文，以求出仕进身。万廷谦《龙游县志序》说：百姓安静而安定，风俗朴实而节俭；乡里不认识胥吏，几乎有摽枝野鹿般的淳朴风气。万历《龙游县志》说：服丧期间，即使是粗劣的饭食也不肯食用；为数代亲属服忌，也不忍心举荤食。宗族即使相隔十代，也仍然周全相顾、情意深厚；姻亲即使相交百年，仍然互相赠送礼物。这难道不是后世仍保有古道吗？《龙游县志》说：农民勤于耕田，没有荒废的土地；工匠不从事过分奇巧的制作，都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风俗敦厚，妇女很少走出门户。瀫水以南致力于耕种，北面崇尚经商。读书人努力学习、执笔作文，考中一次并不以此炫耀。等到辞官回乡，仍同过去的同舍生和布衣朋友照常出游。

译《龙游县志》说：商人带着资本外出，把经商守业作为恒常职业。即使秦、晋、滇、蜀，相距万里也视若近邻，所以民间有“遍地龙游”的说法。常山县 杨韩《科贡题名记》说：常山是衢州的著名县邑，自古号称文化典籍之地。山川清秀淑美的灵气汇聚于此，贤才前后相望。《常山县志》说：土地狭小而人口稠密，百姓崇尚勤劳节俭，从事医业和商业以追逐利益，崇尚意气，信奉鬼神，喜好过度祭祀。宋代朱晦庵、吕东莱、张南轩曾在这里讲学，所以求学者知道趋向正道，百姓没有长期争讼，妇女不越过闺门界限，婚嫁崇尚简朴。《常山县志》说：当地所产生的人才多聪明俊秀、杰出不凡，意气自负而有志向，知晓廉耻，谨慎修饰自身。江山县 张斗《县令题名记》说：百姓朴实鲁直而耿直正直。正德《江山县志》说：山势高峻，水流湍急，所以读书人大多有志向、崇尚气节，讲求理学；地处偏僻而土壤肥沃，所以居民富足，风俗崇尚奢靡。徐文溥《县志序》说：读书人知道趋向正道，保有古代遗风。《江山县志》说：江山县土地肥沃，百姓富足，行人肩挨着肩，房屋鳞次栉比，商贾汇聚。《江山县志》说：读书人崇尚气节，勉励德行；百姓致力于耕种，却善于诉讼。从前人们专心经营本业，田野没有荒地。近来清湖成为闽越的交通要道，甚至有人放下农具去挑担经商。开化县 程遂《县学记》说：百姓生活在山谷中，没有繁华盛丽的景象，也没有声色嗜欲的娱乐。男子耕种，女子养蚕纺织，早起劳作、晚上休息，勤于谋生而安于本业。因此当地习俗大多致力于根本；优秀的百姓知道读书、懂得道理、爱护亲戚、敬重宾客、和睦乡里。违法的事情，因害怕而不敢做。胡俨《历科题名记》说：读书人喜爱读书，重视名声操守；考中科举而显达的人历来不断，其他县无法相比。邵骥《三达尊记》说：山川环绕而秀美，风俗醇厚文雅，人人乐于行善、爱好儒学。汪庆伯《傅公祠碑记》说：土地贫瘠，百姓很少有积蓄。《开化县志》说：读书人承受山川灵秀之气，工匠擅长华美文饰，以求凌云之志。百姓很少走出疆界，甘心居住田舍而放纵心志。当地土著乡民中，有人连县中百姓都不认识；县中百姓中，也有人连郡中人都不认识。《衢州府志》说：冠礼方面，男子年满十六岁以上才加冠，由父兄选择日期，先到宗庙告祭，再为他加冠。婚礼方面，凡品官娶妻，或为儿子聘妇，先派媒人互通婚书，随后派使者和媒人行六礼。新妇到达夫家后，主人设宴；送亲者第二天拜见祖先，接着拜见舅姑，行盥洗进食之礼，舅姑按家人礼仪宴请新妇。丧礼方面，第二天小殓，第三天大殓，随后穿丧服；三个月后下葬。逢柔日行再虞祭，逢刚日行三虞祭；三虞之后举行卒哭祭，把神主迁入家庙祭祀。凡品官设立祠堂，供奉高祖、曾祖、祖、父四代神主，在四仲月祭祀；另有腊日、忌辰和扫墓祭祀，以及岁时俗节的献享。庶人可以祭祀祖父母、父母，按时在寝室祭享，祭礼大致同品官。《西安县志》说：元旦天刚亮就穿戴衣冠，礼拜天地神祇和祖先，向尊长拜年；随后拜访宗族、乡党和亲友，互相拜贺。选择日期上坟，准备酒果，悬挂纸钱。元宵节街市张灯奏乐，市民之家搭竹木棚，把灯悬在道路上；又制作剪纸走马灯等灯和彩灯，绕行街巷，士人与百姓争相观看。这一月，农家把高粱米捣成糍粑，酿酒买肉，祭祀田祖，祈求秋天丰收。清明日到坟上培土，备牲醴，挂纸钱；同族人饮用祭后的余食，在门上插柳。四月八日，各家制作青精饭互相馈赠，称为乌饭。端午在门上悬挂菖蒲和艾草，饮雄黄菖蒲酒，吃馄饨，用角黍互相馈赠；把五色丝线系在儿童的颈部和手臂上，称为“百岁索”，用来避邪延寿。七夕，儿童剪下端午节系着的五色丝索，放在水中漂送，再置于屋顶，认为这是供喜鹊搭桥渡河。中元节俗称鬼节，设斋吃素祭祀祖先，乡里百姓聚集僧人举行盂兰盆会，也有人夜间放河灯。中秋，家家邀请宾客朋友，置酒赏月。秋社报答丰收，仪式同春社。重阳节各家置酒登高，用高粱米发酵，杂以肉果蒸成糕，馈赠宾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遵行礼仪的人家在清明前后省视坟墓，按时令食物祭祀。冬至在宗祠祭祖，长幼全都聚集，依次列队拜祭，拜毕接受胙肉。外姓人不举行拜贺礼，只有官员、老师和士绅这样做。十二月二十四日夜祭灶神，说灶神在这天上天报告人间事情，准备糖、米、果品和茶祭祀。除夕陈设祖先画像，更换门神和桃符，烧火炉，放爆竹，全家团聚饮酒，称为守岁。严州府 建德县【府治附郭】方逢辰《新定续志序》说：严州处在万山深处，土地坚硬而隔绝；上面不能承受雨水滋润，下面又不是盐碱地，遇雨便积水，放晴便干枯。土层浅薄，水源枯竭，百姓生活困苦却能忍耐，风俗节俭而粗朴。当地富户每亩田产收入也不到百钱，百姓只能靠山蚕所得的丝帛生活；官兵每月的粮饷通常要到邻郡取米供给，而百姓每日买粮，则靠衢、婺、苏、秀等地商人的船只供应。余植《进士题名记》说：瑰奇特异、杰出不凡的景观，潇洒清绝的气韵，唯独集中在这个县。这里士人的气质一向醇厚，文风逐渐兴盛，后来的人才还将源源不断地出现。《新定续志·郡人物表》说：人才接连出现，大体崇尚气节而轻视功名，有严子陵的遗风。《太平御览》说：睦州的风俗以富足、人民和睦、内外和谐相亲为义。《严陵志》说：山高水深，人的性情坚贞耿介；君子爱好礼仪，普通百姓勤于谋生；男女都有端正的品性，没有淫乱行为。《明一统志》说：百姓贫困而节俭，读书人很多。《宋贤条议》说：严州的绢织物稀疏，百姓淳朴，事务简少，诉讼少而粮赋完足；文化方面有三元及第，风俗方面有九世同居，自古就是容易治理的好地方。《建德县志》说：建德山多田少，贫瘠坚硬的土地占了一半；除了耕种和读书之外没有其他积蓄，年成有时歉收，就要向别的地方借粮，吃饭实在艰难。家家学习诗书，户户崇尚仁爱谦让；嫁娶大体遵从节俭，丧葬则根据有无财力办理。淳安县 范镕《勤清堂记》说：土地广大而百姓众多，诉讼繁多而赋税范围广大。《严陵志》说：县名淳安，当地的良好风俗并非没有保留下来，人才文雅有礼，代代都有。《淳安县志》说：土质贫瘠，物产收入微薄，百姓贫困，风俗柔弱；用不扰民的政策来治理，就容易治理。桐庐县 《方舆胜览》说：山势险峻，土地贫瘠，百姓以养蚕种桑为主要事务；蒸制茶叶、割取漆树，以求商贾贸易的利益。《严陵志》说：这里多居住在山谷中，土地狭小而且贫瘠，粮食不足，要依靠其他县供应。《桐庐县志》说：君子大多轻视世俗、傲视外物，普通百姓大多勤于谋生、专务本业。遂安县

译《严陵志》说：这里偏居山岩深谷，依傍山水，风俗崇尚勤劳朴实，很少有奇邪之事。《遂安县志》说：嫁女重视妆奁资财，富裕人家甚至不惜破产，贫寒人家有时勒索聘财。丧事遵循《家礼》，服制合乎礼仪，但崇尚醮事，张灯设食，供僧人和道士饮食，费用极大。服饰崇尚节俭朴素，近来也渐渐华丽起来。寿昌县 《严陵志》说：风俗号称和睦，可以相安无事；治理不能制造太多事端。《寿昌县志》说：县邑处在四面山岭之中，土地狭小而贫瘠，百姓节俭而粗野，舟车不通，商贾不行。风俗节俭而容易满足，但很受鬼神迷惑。富豪大多以华丽互相攀比。分水县 《严陵志》说：山多田少，水浅，户籍人口所占土地贫瘠；地方狭小而人口稠密。木炭、纸张、茶叶带来的收益，一年到头还不足以供给饮食，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大都靠贸易和贩粮为生，仰赖其他郡。《分水县志》说：当地士人俊秀贤良，多喜好文雅，喜欢诵读，重视功名；文武两途登科中选者接连不断。《分水县志》说：崇奉佛教，信奉鬼神。《严州府志》说：男子成年后选择日期加冠，拜天地、祖宗、父母，三次加冠并请受训诫的礼仪，已经很久不实行了。女子出嫁时才举行加笄礼。婚姻必须选择门第相当的人家，由媒人沟通。女方家随即把女子的生年八字帖交给男方，作为同意婚事的凭据，然后男方才向女方家纳聘。临婚前几天，仍然送羹饭礼，方便女方家告祭祖先。迎亲当天不亲自迎接，而是大规模设置鼓乐，夹杂使用传席、交杯等仪式。有的当天就出拜公婆，也有的三天后拜见。丧礼大体使用朱文公《家礼》，只是不用小殓，也不用布带束缚。墓地多砌砖作为椁，不太使用佛教仪式，都在十天以内出殡。此前接受亲友的赙赠和吊唁，安葬完毕后，孝子穿麻服、系麻带，登门答谢。祭祀以忌日为期，终身不废。元旦必定拜墓，清明日扫墓，中元节在家祭祀，多用蔬食。下元节也有墓祭，都习惯简朴，不崇尚华丽。《严州府志》说：元旦天刚亮就起床，摆设香烛拜天地祖宗；男女行礼完毕后，亲友互相拜年。立春前一天，县令迎接青帝，在东郊举行迎春仪式，散发春花，撒春豆、春米，吃春饼，装饰露台。元宵节各家张灯结棚，燃放花炮，和面做圆子，献给祖先，互相祝贺。吃新粮时，新妇家置酒祭祀床神。社日，各乡备牲醴祭祀社神，祈祷并报答神灵，祭毕共同饮福酒。清明在门上插柳，睡灶陉的人把柳叶插在头上，扫墓祭祖。立夏煮夏粥，也有人互相馈送。四月八日制作乌饭；端午包角黍馈赠节礼，悬挂艾虎；儿童佩戴寿星道符，门上张贴符篆，饮菖蒲雄黄酒。六月六日晒衣服、晒书。七夕妇女在庭院设祭，穿针乞巧。中元节祭享祖先，也有人请僧人做焰口法事。社日，各乡备牲醴迎接社神、查看禾苗。中秋摆设酒器观赏月色，宴饮直到半夜才停止。重阳蒸糍饼献给祖先，饮茱萸酒。下元节扫墓。冬至在家庙祭祖，彼此见面祝贺，礼仪如元旦。腊月二十四日夜摆设果品送灶神，在街上表演傩戏。除夕悬挂祖父遗像供奉祭祀，馈送节礼，悬挂桃符，祭灶，全家团聚饮酒，坐着守岁。《建德县志》记载：“立春前一天，农家敲击长秧鼓。” 《桐庐县志》记载：二月十二日，民间传说可根据这一天的晴雨来占卜各种花卉开得艳丽还是不艳丽，称为“花朝”。准备牡醴合祭祖先，称为“春祭”。九月九日，有人制作角黍相互赠送，称为“重阳粽”。温州府。永嘉县（府城附郭县）。《隋书·地理志》记载：这里很少发生争讼，崇尚歌舞；妇女勤于纺织，有人夜里绩纱，天亮时已经织成布，民间称为“鸡鸣布”。《元和郡县志》记载：永嘉的蚕一年可以成熟八次。王十朋《送叶秀才序》说：讲求义理的学问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笔下发挥横渠之学、口中讲说伊洛之学的人纷纷出现。从这里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进入仕途的人，大多由此途径产生。王袆《送顾仲明序》说：永嘉是东南的名郡，山川高峻而清秀，伟大人物不断出现，号称六艺文章荟萃之地。嘉靖《浙江通志》记载：“起初，东瓯王迷信鬼神，因此瓯地风俗多敬奉鬼神，喜欢在瓯江边祭祀。”《逸志》记载：“东瓯一向号称肥沃之地，有‘小杭州’之名。” 《瓯江逸志》记载：温州从夏季到秋季，常常观察云气来等待风向。一日之中，风稍稍停息，雨就倾盆而下；雨稍稍放晴，风又刮起来。这种现象称为“风痴”。居民和海上商人都把它视为忧患。万历《温州府志》记载：永嘉崇尚礼教，重视丧葬制度；妇女无故不出庭院，以到官府为羞耻，不到市场上做买卖。林汝诏《游雁荡记》说：东瓯距离浙江腹地很远，这里地处偏僻，百姓淳朴；城市整洁清楚，人们喜欢修饰打扮。旧《浙江通志》记载：君子崇尚文教，普通人习于机巧。《温州府志》记载：土地贫瘠，难以耕种，百姓靠辛勤劳动来弥补；所以当地不适宜种桑，却织造精工；不出产漆，却能备办各种器用。《永嘉县志》记载：晋代设置郡城后，人口日益繁多。王右军王羲之以文化教育引导百姓，谢康乐谢灵运继而教化，于是人们懂得趋向正道，从此家家以求学为要务。到了宋代，终于被称为“小邹鲁”。《永嘉县志》记载：这里的风俗剽悍，货物纤细华美，士人的风气任性使气而又自矜节操。乐清县。王十朋《待士说》说：“乐清的士人穿着儒服，研习《诗书》，勤勉从事职业，以圣贤为老师，与志趣相投者交游；谨慎守护门户，按时缴纳租税，能够忍让以减少诉讼，谨慎行事以避免灾祸。” 万历《温州府志》记载：乐清人多刚强正直，崇尚节操气概。《乐清县志》记载：东瓯被山岭和大海阻隔，而乐清尤其土地贫瘠；百姓竭尽全力耕作，也仅能维持一年生活。当地桑柘很多，妇女勤于纺织。靠近海边的人家，大多依靠鱼和盐生活。《乐清县志》记载：这里山水奇特而辽远；做官的人多是忠诚正直、刚健清明的大臣，学校中多有弘大正直、孤高守正的士人，百姓中多有光明磊落、才俊出众的老人。平阳县。万历《温州府志》记载：平阳崇尚简朴，不热衷争斗。《平阳县志》记载：平阳濒临大海，礼乐文物到宋代才兴盛。当时陈经正兄弟、陈殖、林湜等君子，都曾跟随程朱门下学习，家家传承洙泗之学，户户讲习濂洛之学，学问都有渊源，名士相继显达。直到今天仍敦厚崇尚《诗书》，勤于教育子弟，义学的设置几乎遍及乡里。《平阳县志》记载：民俗淳厚，崇尚朴素。男子专心耕种，不从事商业；女子不崇尚刺绣，夏天绩麻，冬天纺棉，昼夜不停。即使是高门大户，刚换牙的女孩和白发老妇，也都是如此。瑞安县。陈傅良《义学序》说：家家以求学为务，人人都力求省事，这里的风俗十分淳厚。万历《温州府志》记载：瑞安的风俗接近永嘉，但崇尚节俭简约。

译《瑞安县志》记载：有恭叔那样笃实践行的人，有水心那样端正的正学之士，有陈学士那样的忠定之臣，有卓侍郎那样的正定之臣；道德和文章，世代都有值得称述的人物。泰顺县。万历《温州府志》记载：泰顺的风俗，比平阳更加质朴。《泰顺县志》记载：泰顺处在瓯地最西部，山势高低起伏、大小相间而有秩序，没有陡峭险绝、顽拙怪异的形态。水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影，却很少有奔腾决溃之势，因此风土温和，百姓质朴而不暴戾。《泰顺县志》记载：土地贫瘠，百姓贫穷，男子耕种，女子纺织。这里的风俗还保留着《诗经·豳风·蟋蟀》所说的古代民风；才俊之人彼此谦让、互相礼敬，即使地位极高，也不肯相互欺凌。弦歌诵读之声处处可闻，俨然是一个小邹鲁。《温州府志》记载：民间很久不实行冠礼，只有士大夫家偶尔举行。议婚时交换男女双方的生辰来占卜，称为“开合”。占卜吉利后，由媒人通报两家结亲。纳采称为“起帖”，除备办礼仪外，还多送红笺、茶和果品，以通知女方的宗族亲戚。纳币称为“言定”，备办钗钏、羊、酒等物，用白银代替彩色丝织品。请期称为“送日”。纳币时尚未备齐的物品，在这时补齐。婚礼当天，新娘到了门前还未下车，新郎向新娘作四次揖，新娘才进门交拜；拜见公婆完毕，回房行合卺礼。婚后三日到家庙拜见祖先，将女工织品献给尊长，再按次序分送给姻亲，有等级差别。丧事大殓时，亲戚邻里都来，称为“送殓”。丧家多备酒席，士大夫家多使用鼓乐。崇尚佛教，多举行佛事。安葬那天，亲友前来吊视，却不赠送丧葬财物。道路旁多设置路祭，主人接受祭品，随即用剩余食物招待客人。过了三天，再到墓地祭祀，插立标志、悬挂纸球后返回。祠堂祭祀大体遵循家礼；民间节日以及祖先的忌日、诞日，在寝室供献时令食物，有时也供于家堂。清明和初冬则到墓地祭扫，一生都不忍废止。” 《温州府志》记载：元旦祭祀祖先，依次拜见尊长完毕后，出门拜访亲族邻里，有的留下饮酒。每月初一到初五，称为“节假”。立春日，焚烧樟树叶，燃放爆竹，吃栾实，煮茶以宣通、发达阳气，称为“煨春”。端午节，各乡都操龙舟竞渡，以祈求丰年、酬答愿望。七夕，用彩线穿针，陈列瓜果来乞求巧艺。腊月二十四日以前，打扫尘垢、清洁房屋。到了这天晚上，就祭祀灶神，鸣放爆竹，称为“交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平阳县志》记载：上元节，交通要道上搭起竹棚，悬挂〔原文“防”字有疑〕；夜间悬挂各种花灯，燃放花炮，装饰鳌山，寺庙尤其盛大。近来又多有舞滚龙、舞狮子沿门庆贺。七夕制作巧食来吃，并把巧食抛到屋脊上，传说喜鹊会衔着这些食物搭桥，使牛郎和织女相会。这天晚上，孩子们拿瓦片敲击庆祝他们相会。处州府。丽水县（府城附郭县）。王袆《少微倡和集序》说：处州位于浙东，是最偏僻的地方；当地风俗简朴而质实，田赋轻而且少，自古以来容易治理〔原文止于“易为”，疑有脱文〕。陈希▯《劝储仓记》说：括苍背靠山岭设置为郡，土地贫瘠；沿溪向西走，近三百里才到一个县，名叫龙泉。那里与福建相接，平时百姓重视农业、努力耕作，仅仅能够自给；但如果没有舟车往来、集市交易的便利，稍遇旱灾或水灾，就要运粮到别的地方买粮，所费人力物力加倍。崇祯《处州府志》记载：亲自实行节俭吝啬，崇尚朴素。崇祯《处州府志》记载：这里山多田少，百姓勤于种植，衣食能够自给。安于故土而看重迁徙，虽然贫穷也不至于卖掉子女。但是相信鬼神、崇尚巫术，即使士大夫之家也不能免除。《丽水县志》说：“风俗崇尚节俭吝啬，人们重视本业，遵守礼法、奉行公事，很可以说是容易治理。” 青田县。刘基《湖山义塾记》说：士人中才俊很多，家境常常富足。宋濂《县学记》说：这里一向被称为文教昌盛之地，声誉和功业相互崇尚。《青田县志》记载：风俗崇尚简朴，衣服使用粗布，饮食不看重奇异物品。贫寒士人带着经书下地锄作，里巷市集到处都能听到读书声。缙云县。崇祯《处州府志》记载：自郡守李蕃兴办学校以后，家家学习儒业。杨亿在给章廷评的信中说：“诉讼非常稀少，赋税一向都能办妥。” 宋濂《树萱堂记》说：亲自穿用俭朴素净的衣服，不畏惧辛勤劳作。《括苍汇纪》记载：道路正处在瓯、婺往来的要冲，疲于陆路运输；勉强从事种植，丰年也仅够维持日常生活。《缙云县志》记载：士人严守廉耻和操守，风俗崇尚节俭守节，差不多保留着上古遗风。百姓努力耕田，敦厚践行；重视本职，乐于合群；士人的风气和闺门妇女的操守，是十县中最好的。松阳县。程愉《松阳县经界记》说：本县号称乐土，里巷井邑周密相连，风俗淳厚，以赋税收入逾期缴纳为耻。《松阳县志》记载：人们崇尚信义，家家置办祭田；土地没有其他产业，专心致力于农业。土质坚硬贫瘠的地区，及时蓄水和排水，才有收成。男女都尽力从事耕织，安于故土而不愿迁徙，儒雅之人以节俭自守。遂昌县。古代括地留下的美好传统，遂昌虽是山地县邑，诗书世家前后相继分布其间；有的以名节著称，有的以经学闻名；山林泽地中有隐逸深藏的人，乡里民间也有孝子义士。《遂昌县志》记载：百姓甘于俭朴，勤于耕作和读书；士人崇尚礼义，喜爱儒雅。古时称这里好争讼、喜斗殴，如今大概已经接近改变了。《遂昌县志》记载：崇尚礼法，甘于俭朴，不崇尚佛教，各家都建立家祠。这有古代确立宗法、崇重祭祀的意味。人文人才蓬勃兴起，礼让成为风俗，而逞强好斗的旧习逐渐衰退。龙泉县。崇祯《处州府志》记载：百姓努力耕种，崇尚节俭吝啬；商人旅客害怕远行，货物交易不越过邻近的边界；积聚书籍教育子女，出仕做官的人前后相望。《龙泉县志》记载：平日里巷之间，▯诵之声彼此可闻。重视农业、努力耕作，仅仅能够自给。士人执笔作文、较量才艺，好学而崇尚文教；农民则烧山辟田种粮，勤劳而崇尚节俭。庆元县。崇祯《处州府志》记载：地处偏僻，百姓质朴，舟船不能通行，集市没有商人；除了耕作和读书，没有其他事务。士人守护名节，妇女不出外见人，敦厚对待《诗书》，整饬自身的廉耻操守；安于故土而不愿迁徙，宁可变卖家产来缴纳赋税，也不愿忍受羞辱；事情不是切身相关，不到官府公堂去。《庆元县志》记载：民风敦厚谦让，因此别号称为容易治理。近来却渐渐以服饰器物相互夸耀，风俗转为浅薄；文艺方面没有一个人考中乡荐。云和县。崇祯《处州府志》记载：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百姓贫穷；风俗节俭吝啬，崇尚朴素。李邺侯兴办学校以后，儒业和文风逐渐兴盛。崇祯《处州府志》记载：质朴实在与浮华奢靡，两种风气各占一半。《云和县志》记载：风俗崇尚廉耻，重视节操气概，努力耕作、勤于纺织，衣食勉强能够自给。只是工艺和贸易全都依靠外地贩运，所以流动迁徙、寄居他乡的人占十之六〔句末“宣平县”疑为串入的下文〕。王深源《通迁渡记》说：宣慈的土地平坦肥沃，百姓和物产富足，商旅往来密集，肩挨着肩、脚跟接着脚跟。崇祯《处州府志》记载：这里本来古朴淳厚，后来开始因开采矿冶而产生祸患，民风不再淳厚；后来于是崇尚节俭、致力于农业，逐渐不同于旧时。《宣平县志》记载：百姓多受佛教迷惑，并且喜欢通过诉讼攻讦他人、争求胜诉，过去的习惯仍有保留。景宁县。

译崇祯《处州府志》记载：山谷深远险阻，商人很少聚集；人们只努力耕田、致力农作，争讼很少；士人致力于礼让，这一点自古以来就有记载。《景宁县志》记载：民间颇为习染奢靡华丽，礼让尚未兴起；居住山中的人质朴鲁直，还比较接近古风。《处州府志》记载：重视亲迎礼，姻亲都穿戴整齐，陪同新郎到女家门前；奠雁礼很整齐，聘礼和送嫁宴、贺礼都崇尚节俭。丧礼不追求华丽排场，不演奏音乐；亲友赠送丧资的厚重情意仍然存在。每年春秋，族人聚集在家庙共同祭祀祖先；生辰和忌日各自在家祭祀，新年和寒食节到墓地祭祀，即使极其贫穷也不敢废止。《处州府志》记载：元旦，姻亲乡里互相道贺；各家折取柏枝，剪成凤凰形状，把橘子、柿子系在其中，民间称为“百事吉”，悬挂在正堂。上元节，市巷都悬挂灯笼；神庙争相陈列古铜器、名画，在通衢上比赛。迎春日，士女都出门观看；各坊让儿童装扮成古人故事中的人物，都乘牛来符合土牛迎春的规制。初五制作角黍，悬挂菖蒲和艾草；各乡都制造龙舟竞渡，士女泛舟观游。八月十五日，大潮来到清溪门；女子穿淡色素衣，在门外洗手徘徊，以江上月色寄托祓除之意。到了这一天，各家制作小米米〔原文称谓不明〕，调入姜糖，祭祀祖先，家人互相劝食，作为祈求延年的祭祀。腊月将尽，互相馈赠腊肉、栗子酬答往来。除夕用米粉蒸糕、陈设菜肴，举行分岁饮酒；亲友互相邀请，以加深亲密友好的感情。圣训。康熙九年十月初九日钦奉。皇上谕旨：我认为，天下达到大治的时代，并不专门把法令作为要务，而是把教化放在首位。那时人心淳厚善良，风俗质朴厚重，刑罚可以搁置不用，家家都可受到表彰，国家长久安定，达到最好的治理境界。法令只能在一时起禁止作用，而教化却可以维持长久。如果只依靠法令，却不先施行教化，就是舍弃根本而专务末节。近来我看到风俗日益败坏，人心不如古人，喧嚣凌辱成为习惯，僭越滥行的事情很多，狡猾欺诈的手段日益精巧，诉讼不断兴起。有的豪强富户欺凌孤贫，有的劣绅在乡里专横武断，有的恶劣士绅出入衙署，有的恶棍地痞欺骗害人；盗贼劫掠时常听闻，因仇恨愤怒而发生的杀伤事件接连出现。陷入法网后，刑罚必然加身；杀掉他们，又怜悯其无知；宽赦他们，又难以宽免法典。想到刑罚案件之所以日益繁多，实在是因为教化引导做得不好。我现在想效法古代帝王，崇尚德治、放宽刑罚，使百姓受到教化而形成良好风俗。凡是敦促孝悌以重视人伦，笃厚宗族以彰明和睦，调和乡党以平息争讼，重视农桑以使衣食充足，崇尚节俭以爱惜财物，振兴学校以端正士人习气，排斥异端以尊崇正学，讲明法律以警戒愚昧顽劣，彰明礼让以厚重风俗，致力于本业以安定百姓志向，训导子弟以禁止违法非为，停止诬告以保全善良，告诫窝藏逃犯以避免株连，完纳钱粮以减少催征，联结保甲以平息盗贼，化解仇怨以重视人的生命等事项，应当怎样训导劝勉，又应当怎样责成内外文武各有关官员督促实行？你们各部应详细考察有关典章制度，议定办法，具奏上报。特此谕令。雍正元年二月十三日钦奉。皇上谕旨：治理国家的关键，首先在于移风易俗。要移风易俗，没有什么比鼓励善行更重要，使人人都知道人伦常理和天道法则的重要，应该敦厚地奉行忠孝节义。古代帝王慰劳百姓、匡正百姓，使百姓纳入规范法度，舍此没有其他办法。朝廷每逢广施恩典，在诏书条款中必定有旌表孝子、义士、贞妇、节妇的条文，这实在是重大的典章。近来各省大吏往往把它视为具文，并不广泛咨询、远方访查，只凭郡县、监司为有势力之家受托送礼而上报，便草率奏请建坊表彰。至于山村偏僻地方的贫苦百姓、耕织之人，有的仅以粗茶淡饭奉养双亲，却非常孝顺；有的如柏舟之志，发誓守节不改，乡邻都赞叹其可敬，但姓名没有传到州县，隐微的光辉被埋没，暗中的德行消沉，这样的人哪里数得清？你们各部应立即传谕督抚、学政等大臣，以后务必要求各属广泛搜求、秉公办理，核实查访，依据本人在乡里的声誉和实际事迹奏报旌奖；不要因为只是普通男女便轻易加以阻挠，也不要因为是富家大族便滥加表扬，以符合我使风俗成形、教化百姓、真心彰显善行的本意。特此谕令。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御制。

译《圣谕广训序》。《尚书》说：每年初春，遒人手持木铎沿路巡行。《礼记》说：司徒修明六礼来节制民性，阐明七教来振兴民德。这些都是以敦本崇实的道理作为开导百姓、警醒世人的规范，没有比这更好的，也没有比这用意更深厚的了。我 圣祖仁皇帝长期施行教化而使天下大治，德泽广布，恩惠普及，仁爱养育万物，以义理端正万民。六十年来，日夜勤政，只希望海内海外都兴仁讲让，革除浅薄而归于忠诚，共同形成亲爱谦逊的风气，永远享有太平安定的治理。因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六十年〕 特意颁布上谕十六条，晓谕八旗以及直省的军民百姓等：从纲常名教关系，到耕种养蚕、劳作休息之事；从根本与末节、精细与粗疏，到公事与私事、重大与琐细，凡是百姓情性和生活中所习惯的，都在 圣明的思虑所周全考虑之内，看待你们这些编户百姓，实在如同看待自己的孩子。圣人有谋略训诫，明确征验而足以安定万世，万世都应遵守，不能改变。我继承大统，治理 万民，以 圣祖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以 圣祖的政令作为自己的政令，早晚勤勉努力，遵循旧有章法，只怕百姓遵守信奉、认真实行。时间久了或许会懈怠，所以再次申明诏令和告诫，用来提醒督促。谨慎地把 上谕十六条逐条推究其义，推演扩充其文，共写成一万字，命名为《圣谕广训》。旁征远引，反复论述，周密详尽；用意在于使道理显明，语言多直白质朴，无非是奉承先祖的遗志来启发后人，使群黎百姓家家明白、户户知晓。希望你们军民。等仰体 圣祖端正道德、厚待民生的深切用意，不要把它看成空洞的条文命令；共同努力成为谨慎修身、节约用度的百姓，完全革除浮薄、喧嚣、凌人的陋习。这样风俗就会淳厚，家庭就会和睦；朝廷的德化也将乐于看到成效。你们的后代子孙也会永远承受这种福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道理难道会有差错吗？雍正四年十月初六日钦奉 皇上谕旨〔《恭纪首卷》记载〕：任命王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钦奉。皇上谕旨〔《恭纪首卷》记载〕：停止浙江乡试、武试。雍正五年三月初三日钦奉。皇上谕旨：自古帝王治理天下、使百姓和顺，没有不把重视农业作为首要事务的。《尚书》记载周公告诫无逸，首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诗经》载有《豳风》，详细叙述农家的辛勤劳作。《论语》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孟子》说：“百姓的事情不可迟缓。”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上天。农业，是帝王承受天意、养育人民的事业，是国家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根本。我朝安抚治理天下。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施行深厚仁德恩泽，使百姓休养生息，户口日益增加，人口日益繁多。然而直省之内土地并没有增加，近年以来各地都有收成，遭受水灾、歉收的不过是几个州县罢了。米价却渐渐显得昂贵，福建、广东一带颇有粮食不足、需要仰仗邻省接济的忧虑。这是因为土地的产出同以前一样，而民间人口和食粮需求越来越多，收入不足以供给支出，所以米少而价格上涨。这也是情势和道理必然导致的结果。米粮是养活生命的宝物，既然依靠它生存，就应当特别注意爱惜，不可存有轻易丢弃的念头。而且需要粮食的人很多，更应当随时节制，不可放纵口腹之欲。每个人少吃一勺，对自己来说不觉得少，但积少成多，就能多养活几个人。如果人人都这样，那么积存的粮食不是会更多、所养活的人不是会更多吗？养生家把少食作为重要诀窍，固然是为了调养精神、保养和气，也是为了节省用度、珍惜福分。况且脾主信，习惯之后就会成为自然。常见少食的人，他们的精神气力和身体从来没有不强健的，这是明显可见的。至于各省土地，不能种植五谷的地方，不妨种植其他作物以获取利益；能够种植五谷的地方，就应当 把它看得像宝物一样，勤加开垦治理，种植豆类和粟米，怎么可以舍弃根本而追逐末利，放弃肥沃良田而改作果木园地，废弃供日常饭食的固定产业，去侥幸谋求额外利润呢？至于烟叶这一种作物，对于活人的日常生活毫无益处，而种植它必定要选择肥沃良好的土地，更是严重妨害农业。百姓计较细微得失，而且只顾眼前，不为长远打算，所以在谋求利益时，如果让他们舍多取少、弃重就轻，必定不是他们内心所愿；地方官如果突然用法律约束他们，形势上也难以实行，反而会增添纷扰。关键在于贤能的主管官员勤勤恳恳、恳切反复地劝告，使百姓豁然醒悟，知道农耕收获关系自身性命，不靠这个就不能生活，其他事情都不足依靠。这样众人的情绪就会振奋，不必督促考核，也都会在田地里尽力耕作。我听说江南、江西、湖广、广东等省，有的稻谷一年可以成熟两次；风土条件如此，却仍然到了缺粮的地步，这是土地的生产能力有余，而播种耕作的功夫不足，难道不是百姓习惯懒惰，而有关官员的教化引导还没有做到位吗？有人说：米粮太多，就会价格低贱而难以卖出，古人有“谷贱伤农”的说法，谚语所谓“熟荒”，这些不必过分忧虑。假如百姓勤于耕作，收获丰盛，因价格低而难以出售，我一定多发放官府资金，按官价收购，使这些重视农业、致力根本的良民获得多余的收益。朕一生爱惜米粮，每次吃饭时，即使一颗一粒也不肯抛弃。凭朕享用天下供奉的膳食，难道还担心国家粮仓供应不足吗？之所以这样节制、爱惜，实在出于天性自然的敬畏谨慎，并不是勉强为之；而且因为米粮是 上天用来生养万物的东西，朕作为天下百姓的君主，只有恭敬谨慎地珍视它。仰望祈求 上天暗中保佑，风雨按时顺和，年年获得秋收，使百姓家家有储藏，人人歌唱乐土。朕既然为亿万百姓谋划，就不敢轻视上天的恩赐。你们士绅、儒生和百姓，难道唯独不替自己一家一身打算吗？早晚生活养育所需的物资，既然承受了 上天的恩赐，如果果真加意爱惜、随时节制，那么上天必定会不断赐予恩惠，使人长久享有丰足安宁的福气；如果任情纵欲、糟蹋上天的物产，就必定触犯上天的震怒，不但得不到赐予，水旱灾害等灾异也都难以避免。这个道理难道会有差错吗？又听说江西、广西地方，竟然用米粮饲养猪。请试想，谷物食物和肉食相比，哪一种更重要、更紧迫，竟然把 上天赐予的东西、百姓一年辛苦劳动所得的粮食，用来饲养牲畜，难道不是违背天和、轻视民命吗？朕之所以恳切反复地训诫劝告，只希望天下人专心致力于本业，以杜绝浮华靡费；爱惜物力，以谋求长远；共同体察朕敬迎

译上天恩庇、勤勉体恤百姓疾苦的心意。这样你们的家庭必定更加富足，你们的子孙也必定永远延续这种福泽。要好好思考，千万不要忽视我的话。把这些话晓谕内外官员、百姓以及所有人，并通行到远乡僻壤，使大家都听到知晓。特此谕令。雍正六年三月初三日钦奉。皇上谕旨：我看到福建巡抚常赉奏报说，罗源县孝子李盛山剖割肝脏救母，母亲病愈后，李盛山因伤势过重而死，请求加以旌表。有关部门议论认为，割肝是百姓轻视生命的愚孝，过去没有旌表的先例，应当不准施行。朕想到割肝治病，事情虽然不合常理，但他急切救母的心情，实在难得而值得怜悯，已经施恩准许对他旌表了。我曾读韩愈的文章说：“母亲有病，只应停止在煎煮粉药、金石药物上用心，从未听说损毁肢体来供养母亲。如果不伤害义理，那么圣贤本来应当先于众人这样做了。”又读朱子的书说：“割股本来就是不对的，但如果出于真诚之心而做，并不求别人知道，也差不多〔原文“亦庶防”有疑〕。”如今竟有人以此求取声誉，先儒谈到这件事已经多次了。本朝顺治年间制定的条例规定，割股可能伤害生命，卧冰可能冻死，恐怕百姓仿效，所以不准旌表。伏惟我 世祖皇帝 圣祖皇帝治理天下，树立教化、彰明人伦，与人为善；对于这类事情谨慎给予旌表，实在是天地爱护生命的盛大仁心，也是圣人警醒世人的重要道理。把人的生命看作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因愚昧而错误地伤害生命；想到孝道极其崇高，也不能把损毁身体当作正当道理。立法并留下训诫，实在有深刻用意。但是过去地方官府从来没有把圣贤恒常的道理和国家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明白地晓谕、开导百姓，所以愚夫愚妇为救亲人而捐弃生命、为殉夫而丧命的事情，往往发生。既然已经发生这样的事，如果不给予旌表，恐怕无法彰显他们苦守志节的意愿，也无法慰藉他们的亡灵。因此数十年来，虽然已经制定不予旌表的条例，却仍允许把事情奏报上来，而且有在通常制度之外获得恩典的，这足以看出 圣祖皇帝怜悯下层百姓的 圣心，原来就是这样周详曲折。《孝经》说：“人的身体、头发和皮肤，都是从父母那里承受来的，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开始。”孟子说：“守护什么最重要？守护自身最重要。”这些话都是说，子女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即使一根头发、一根手指，也不可以偶然有所损伤，以免伤害父母所给予的身体。孔子说：“父母只忧虑子女的疾病。”父母爱子女的心无微不至，子女一旦生病，尚且会使父母忧虑；假如有不肖忤逆的子女，父母还会宽恕、怜悯他们，那么对纯孝子女的怜爱，又应当怎样呢？哪里有因为父母自己生病，就割取子女的肝肉，充作饮食并调和汤药的道理？父母的心，绝不会不因此惊恐、忧虑、悲痛、惶惧而不得安宁。如果因此导致子女伤害生命，又哪里是父母愿意听到的呢？父母有病，本来是子女应当尽心竭力的时候，但孝道有多种表现，实在不能在一件事情上以性命相效、捐躯相救。孔子说：“父母在世时依礼侍奉，去世时依礼安葬，依礼祭祀。”这说明子女对父母如同幼儿依恋父母的诚心，本来应当贯通百年而始终不间断。子女的一身，承接祖先、启迪后代，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如果在仓促之间舍生丧命，却忘记宗族祭祀延续的重要性，恐怕不是孝道。何况子女对于父母的亲爱本出于天性，假如能够尽到至诚纯孝的实际行动，那么即使父母病势危重，也可以呼号祈求，努力反省自身过错，发誓愿意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这样一定能够感动天地、惊动鬼神，又何必割肝割股，把它当作求得父母生存的良药呢？守护什么最重要？守护自身最重要。这些话都是说，人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即使一根头发、一根手指，也不能偶然有所损伤，以免伤害父母所给予的身体。孔子说：“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而忧虑。”大概父母爱子女的心，无微不至；子女一旦患病，父母尚且因此忧愁，假如有不肖而忤逆的子女，父母还会宽恕并怜悯他们，那么纯孝子女受到父母的怜爱，又应当如何呢？难道会因为自己身患疾病，就割取孩子的肝肉，用来充作饮食，并调和在汤药中吗？做父母的心，绝不可能不因此惊惧忧虑、悲惨恐惕而不得安宁。若因此竟至于伤害生命，又岂是父母忍心听闻的事呢？父母患病，固然是子女应当尽心竭力的时候；但孝道有许多方面，实在不能只在一件事情上以生命相殉、舍身捐躯。孔子说：“父母在世时，要按照礼来侍奉；父母去世后，要按照礼来安葬；还要按照礼来祭祀。”这正是人生对父母如同幼儿依恋父母般的真诚感情，本来应当贯通一生而始终没有间断。子女的身体，承接先人、启迪后代，所负担的责任十分重大；如果在仓促之间舍生丧命，却忘记宗族祭祀延续的重要性，恐怕不能算是行孝。何况子女对于父母的亲爱，本出于天性；假如能够尽到至诚纯孝的实际行动，那么即使父母病势很重，也可以呼号祈求、祷告上天，并竭力省察自身的过错，发誓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这样一定能够感动天地、惊动鬼神，又何必割肝割股，把它当作求得生存的良药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家庭中的行为，关键在于极其诚恳、恭敬，善于体察父母的心意，不必在日常伦理之外故意做出惊世骇俗、标奇立异的事情。至于妇女从一而终的道义，出嫁后不改其志，乃是天下正道；其中节妇、烈妇也各有不同。烈妇以死殉夫，慷慨追随丈夫于地下，固然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然而烈妇难，节妇更加困难。因为殉死者只需在一时作出决定，而守贞者却必须历经长久岁月；殉死者以死亡结束一切，而守贞者要备尝其中艰难。况且烈妇殉节舍身，其中的情形也各不相同：有的是迫于贫困，缺乏独自保全的办法；有的是出于激愤，来不及考虑日后的生活。她们不知道丈夫死后，妇女应尽的职责更多：上有公婆，就应奉养他们，以代替儿子尽孝；下有子孙后代，就应教育他们，以代替父亲尽责。此外还有整治苹蘩等祭祀事务、经营家业等事情，难以一一列举，怎么能用一死来结束自己的责任呢？所以，节妇受到旌表，载于典章；而烈妇不在固定的旌表条例之内，实在是因为烈妇舍生与割肝、割股的愚孝，事情相类似。假如加以仿效，仿效的人多了，伤害生命的人也会增多，这是上位者所不忍心看到的。过去从未普遍通行晓谕，我今天特意颁布谕旨，命地方有司广泛宣布，务必做到偏僻荒村也家喻户晓，使愚昧百姓都知道孝子、节妇自有常道可以实行，保全生命才是正理。这样，凡属人伦常道的事情都合乎中庸，也就没有辜负国家教养、怜恤和保全百姓的恩德了。倘若训谕之后，仍有人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走向危亡，我也不会一概加以旌表，以助长民间激烈的风气，滋长愚民轻生的习惯。你们要反复思考。特此谕告。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恭敬奉到。上谕【恭敬记载于本卷卷首】：浙江士人的风气发生重大变化，着令依照旧例实行乡试防试。雍正七年三月初四日，恭敬奉到。

译上谕：各直省各处的富户中，那些士民中家产殷实的，有的是祖父积累下来的，有的是本人经营所得，靠操持俭约，后来才能达到这样的富裕，这就是国家的良民。那些作为乡绅而家有余财的，不是依靠先世遗留，就是靠本人对俸禄加以节制、办事谨慎有度，才能成就家业，这就是国家的良吏。因此，绅衿、士庶之家道殷实的人，实际上占五福之一，又是国家所爱护、养育、保护的人；那么你们本人怎么能不勤勉地思考行善，以长久保全自身和家业呢？保全家业的方法，如果奢侈浪费，固然不是善于守成；但吝啬刻薄，也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周礼》以乡三物教育百姓，其中说到“孝友睦婣任防”，可知拿出公共财物施惠、实行任防之道，与孝友同样受到重视。大凡人的情性，地位低下者嫉妒别人的尊贵，贫穷者嫉妒别人的富有。那些贫困的人，既游荡懒散、挥霍破耗，使自己陷于困境，又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对衣食温饱的人家心怀嫉妒。如果富户又把吝啬刻薄作为心意，剥削侵夺，与小民争利，在太平盛世、年谷丰收的时候，固然还可以相安无事；从来每逢荒年歉收之时，贫民肆意抢夺，最先受到伤害的，都是富有而不仁慈的人家。等到富家遭受侵害以后，官府依法审究定罪，必定会把抢夺的贫民置于重刑。这样，富户因为聚敛钱财而倾覆家产，贫民因为贪图钱财而丧失性命，难道不是两方面都失败的做法，实在很值得怜悯吗？我因此劝告各富户，平时应当把体恤贫民放在心上。凡是邻里、佃户中贫困的人，或者遇到年谷歉收，或者正值青黄不接，都应当平心相待、通融救济，切不可坐视他们困苦而不伸手援助。这样，富户帮助贫民解除急难，贫民感念富户的情意，平常能够彼此周济缓急，有事时可以互相守望帮助；嫉妒贪求的念头既然消除，亲近和睦的心意必然深厚，这难道不是富户保全家业的好办法吗？一向以来，家与国的道理相同。如果富户能够保全自身和家业，贫民也都知道护卫富户，一乡这样做，一乡就能长久安定；一邑这样做，一邑就能长久宁静。这就是说，富户保全自己的家，就如同富户为国家尽力一样。我即位以来，多次有人上条陈奏报民间贫富不均，请求实行限田之法，甚至逆贼曾静私自写谤书，说“如今减轻徭役、减免赋税，只对豪强兼并之家有利，与贫民无关；若不重新实行井田制，就不能养活百姓”等话。我认为这些怪诞荒谬、支离破碎的说法，是按道理和形势万万不能实行的。天下富人只有一个，穷人却有一百；想靠一个人的富余去救济众人的不足，贫民未必就能因此立足，富户却已经无辜遭受摧残。这是怀着欲使天下人都陷于贫困的贼人言论，哪里有什么这样的道理？我既然知道它必定不可实行，如果只是让地方张贴告示晓谕百姓，实际阳奉阴违，我实在以此为耻，不愿这样做。如果把不能实行的事情交给各督抚，借此向贫民显示恩德，使他们感激我的恩意，却把奉行不力的责任和怨恨归给各督抚等官，也是我不忍心做的。因此特意颁布谕旨，告诫你们这些富户。作为富户，应当知道自己从上天得到的待遇十分优厚，常存救济他人、使万物获利的心，实行救助困苦、扶持危急的事情；敦厚亲睦宗族，周济抚恤乡邻，下至佃户和佣工，也都加以惠养。这样人人都会感念他的德意，就可以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祸患。何况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在天地之间种下福果，子孙必定长久享有丰厚福泽，难道不是美事吗？着令各省督抚把我这道谕旨通行告知所属地方的乡绅、士民，使他们共同知晓。我料想我的赤子良民，一定不会辜负我真诚的期望。特此谕告。雍正七年六月初六日，恭敬奉到。上谕：游荡懒惰的百姓，自古以来就是治理天下的人深恶痛绝的。若是喜欢赌博的人，就不只是游惰而已了。他们荒废本业，挥霍家产，品行日益趋于卑污，心术日益趋于贪婪欺诈。父亲这样做，就无法教育儿子；主人这样做，就无法约束奴仆。斗殴由此产生，争讼由此兴起，盗贼由此增多，匪类由此聚集。它对人心风俗造成的危害，实在无法尽数说明。大凡做坏事的人，即使触犯功令，尚且可能在一时得到一点小利；唯独到了赌博，今天得到的东西，明天未必保得住。如果把一年几个月的得失合计起来，赢家和输家最终都归于耗尽，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道理。可是邪僻之人一旦陷入其中，就迷惑而不醒悟，甚至甘愿成为卑贱之人也不以为耻，实在令人悲哀。几年来，朝廷屡次降旨严禁，但这种风气仍未止息，是因为还有人制造赌具，而有司的禁约又没有尽力执行。各种工匠技艺，只要能够获利谋生，什么事情不能做？却偏偏违反条文、触犯法律，制造这种败坏风俗、迷惑人心的器具，这种罪过难道还可以说吗？我曾经思考，赌博风气之所以盛行，是父兄赌博，子弟在旁看见便跟着学；家主赌博，奴仆在旁看见便跟着学；甚至妇女女子也沉溺其中而不觉得奇怪。总是因为赌博的人多，所以随风而倒、跟着沉沦的人也多。假如严格禁止，使人不敢再犯，日积月累，后来的子弟无从看见，也就无从学习，这种风气自然会止息，不必烦劳反复颁布条文、教令和号令。凡地方大吏、有司，都负有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责任，却悠闲疏忽，把它看作寻常小事，怎么能推辞失职的罪责？现在特意制定本地方官员劝善惩恶的办法，以清除赌博的源头。今后查获赌博案件，必须彻底追查赌具的来源。制造赌具的人家，若审查明确、确有证据证明出自某县，就将该县知县依照失职的条例革职，知府革职留任，督抚、司道等官各降一级留任。如果本地有私造赌具的人家，而该县能够缉捕惩治，知县加二级，知府加一级，督抚、司道等官记功两次。将这套劝惩办法永远定为条例，从雍正庚戌年开始，着令该督抚通行晓谕，使所有人都知道。特此谕告。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恭敬奉到。

译上谕：民间借贷这件事，是为了调剂彼此有无，救济一时急需，本意原是好的。但有些贪图利益、营求私利的人，往往乘人匮乏，勒索重利。比如借贷米谷，不仅加三成利息，竟有加五成的，或者多到加一倍。小民偶然困窘，只顾眼前，等到庄稼收获时，一年辛苦所得却不能再归自己所有。即使遇到丰收年，也仅仅够用来偿还债务；一遇歉收年，就束手无策，必然利息上再生利息，多年也不能清结，还要连累子孙。而那些倚仗资财谋取利益、乘人危急多取利息的人，却把这种行为看成理所当然，完全没有怜悯体恤之意。贪婪成为本性，刻薄形成风气，这也是社会风气和人心的祸患。人的生活本来就有缓急之分，《周礼》所说三物六行，讲孝、友、睦、婣之后，又讲任、防。可见同乡同里的人，有急难就彼此信任依靠，有困苦就互相赈济防护，这是乡邻风俗的美德，也是王化首先应当推行的事情。一个人以仁厚存心，也正是长久享受福泽而不衰的原因；这就是仰赖天地神明赐予保佑和吉祥征兆的根本。天地神明赐予保佑和吉祥征兆的根本；自古以来，贫穷、通达、富贵等处境都没有恒常不变的。幸而富贵有余，这就是 上天待我格外优厚，就应当想到救济他人、使万物获利，体恤灾民、扶助困苦，以广泛实行善事。仰头报答 上天的恩德。如果把上天厚待我的资财，专门用作剥削贫人的工具，不仅上天俯察之后必定加以谴责，即使反过来扪心自问，难道自己忍心这样做吗？凡是贪婪鄙吝的人，往往被利益弄得昏了头，以为这样可以致富，却唯独不想想贫富自有一定的数，善恶也有丝毫不差的报应。假如为富而不仁的人都能拥有丰厚资财、让子孙长久享用，而乐善好施的人反而终身贫乏，自古至今有这样的天理吗？我曾见不义之财，取得似乎容易，但享用不久，就因意外灾祸而耗尽，或者败在不肖后人手中。由此可知，刻薄的行为，损害别人其实正是损害自己；仁厚的风气，利益别人也会反过来使自己受益。这种盘剥、狠恶、刻薄的风俗，如果不加以晓谕教化，突然用官法惩处，恐怕反而会堵塞借贷的道路，不是便利穷民的办法。所以特意把天道报偿、循环往复的道理委婉而详尽地说明，用来使贪婪的人醒悟。使刻薄的人唤起良心，革除这种弊俗。凡是借贷银钱、米谷的，加一成、加二成利息，尚且属于按情理可以实行的范围；如果太多，就确实是为富而不仁了。着令该地方有司把天理人心时时训谕所属百姓，以改变他们残忍刻薄的习惯。倘若劝导已久，仍有顽劣愚昧、恶性不改的人，继续为富不仁、放高利盘剥借贷，就确实查访一两人，加以惩治，用来警戒其余。这样或许可以转变恶习，止息贪婪风气。如果有无赖棍徒，借着我的这番劝导训谕，或借机图谋抵赖，或借端强行借贷，扰害善良而生活温饱的人家，更应加重惩罚，不得宽贷。但这一切全靠地方有司奉行劝导时公正、勤勉、诚实。特此谕告。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恭敬奉到。上谕：我听说外省百姓中生活稍微宽裕的人家，每逢丧葬之事，大多讲究虚文，奢侈浪费，花费过度。严重的甚至招集亲朋、邻里、族人，大摆筵席痛饮，称为“闹丧”。还有人在停灵的地方连续多日演戏，到了出殡时，又在路上扮演杂剧、使用各种戏具。从来侍奉父母的道理，无论生前侍奉还是死后安葬，都必须依照礼制。能做而不做，和不能做却偏要做，都是不孝。由此可知，各自遵循身份本分，才能各自尽到孝道，起初并不在于以奢侈浪费相互攀比。何况正当哀痛迫切之时，却顾不上悲哀，反而聚集亲朋、饮酒演戏，彼此沿袭成为风气，还安然不觉得奇怪。这不仅不合道理，在情感上又怎么忍心？这件事对风俗人心关系很大，不能不严加禁止。着令各省督抚等通行明确晓谕。今后民间遇到丧葬之事，不许继续沿袭聚众饮酒、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陋习。违犯者依律审究处理，务必切实力行，不得姑息宽纵。特此谕告。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恭敬奉到。上谕：“我听说吉礼与凶礼各有不同的道理，不得互相干涉。因此，娶妻在三年服丧期之外、订婚却在三年服丧期之内，《春秋》仍认为是不对的。《礼记》说：‘大功服丧期将尽时，可以给儿子举行冠礼，可以嫁女儿；父亲服小功将尽时，可以给儿子娶妻。’自己虽服小功，已经举行卒哭祭之后，也可以举行冠礼和婚娶。妻子服三年之丧，创伤深、悲痛重，凡是还有人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应该有所改变。然而愚昧百姓不懂礼教，起初是皂隶、编氓之家担心服丧以后不能嫁娶，便趁父母病重、殡殓尚未完毕时成婚；后来商贾中的中等人家也有许多这样做的，士大夫也偶尔这样做，八旗又跟着仿效。我实在怜悯这种情形。从今开始，从在朝为官的士人，下至家中有生员、监生的人家，三年丧期未满之前不得嫁娶；违者夺去爵位，剥夺服色。至于极其贫困的皂隶、编氓，父母卧病在床、呻吟不止，必须依靠儿媳供应柴水、料理饮食的，听凭先迎娶进门，替父母盥洗进食，等父母病愈、丧期结束以后再正式成婚。古代礼制不施行到庶人，大概就是这一类情况吧？曾子问说：‘亲自迎亲时，女子正在路上而女婿的父母去世，女子便改穿布制深衣、戴缟制总，以快步赶去服丧。’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商贾中的中等人家，不必用士大夫的礼制来约束他们。但人的本性都是善的，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有所观感而受到激发，不忍心让自己与庶民奴隶等同。特此谕告。”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恭敬奉到。上谕：民间的恶习，没有超过赌博游戏的。有的人一旦沉溺其中，子弟就欺骗父兄，奴仆就背叛家主，逃亡盗贼的根源，很少有不是由此产生的。又有市井奸徒，十五人为一群，聚众结党、争强斗狠，在乡里制造祸患；有的强行争夺市肆，有的欺凌挟制富人，早晨刚受到官法惩处，晚上又逞凶作恶。他们的恶行并不比劫盗轻。至于耕牛是农事的根本，百姓依靠它生活，所以只有 郊坛 宗庙 社稷 岳渎这样重要的祭祀，才使用太牢；而愚民竟任意屠宰耕牛，牛肉价格还低于羊、猪，没有比这更悖逆的了。因此，

译皇考即位执政之初，就制定严禁，严格告诫百官：查访缉捕制造赌具的奸徒要治罪，屠宰耕牛的要处罚，执法始终不变。于是斗狠、赌博的恶民都屏息收敛，不敢出来作恶。京城内五城的街道巷陌和市肆中的盗贼日益减少，京城外商旅安然，夜间行路、住宿，少有遇到劫盗的。田地更加得到治理，乡村安然入睡。经过多年，这才达到这种状况。我承继各种政务肃清之后，所以各项政事都采取宽大政策，希望中外官吏和百姓欣然向化，在不知不觉中迁善远罪。然而所宽宥的是灾害，所体恤的是善良之人，并不是说那些坚持作恶、始终不改的人都可以放纵释放。近来听说奸民散布流言，迷惑众人的心志，胡乱说步军统领缉获赌博之事已经奏闻，而我置之不问；又说屠牛之禁也已解除。从前周公制定散布谣言之刑，严惩扰乱民众的人，认为不这样就不足以安定民心、成就教化。命令步军统领和五城御史暗中查访、严厉缉捕制造这种谣言的人，依法处刑。各直省州县如果不能治理境内违反这三项禁令的人，该督抚立即参奏究治；如果有失察之处，我也不能替大吏宽免。皇考曾多方鼓励告发赌博，因此告发赌博的隶民，可以加赏，并由有司议定叙功；但执行不当，间或有人制造事端，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从今以后，各地都要真心实意地查禁；如果不能禁绝赌博以及制造赌具，就一定以不称职论罪。打降以及屠牛也是如此。若恶习重新滋生，将会毁坏 皇考已经造成的治理教化，我对此更加恐惧。你们各位大臣都要共同警惕。特此谕告，钦此。【谨按：浙江地方风俗，各郡所属各县虽然有所不同，但相互观感而受到激发、低声相应地向往教化的心意却没有不同。近百年以来，恭敬承受】【圣上的训诫屡次颁布，教诲谆谆切切，恩惠与威严并用，从多方面进行教化引导，简直像当面训示、亲耳提点一样，使家家知晓、户户明白。因此，浙江十一郡的百姓无不感恩戴德，返归质朴淳厚，形成政令相同、风俗一致的治理局面。雍正五年，恭敬奉到上谕，命和硕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等传谕各省大吏，将历年奉到的谕旨中凡是切合百姓生活日用的，都恭敬谨慎地刊刻，通行颁发给所属地方，命百姓抄录记载，使偏僻县邑、远方乡村都能听闻圣训，各自顺遂地生活，各自恢复本性，以此仰望完全实现】【圣明君主教养天下各方的至深用意。随后即恭敬遵照办理，刊刻颁行；但仍担心小民中有人尚未抄录，或时间久了偶然遗忘记载，所以现在特意恭敬记载在】【风俗门中，用来垂示训诫于万世。】《浙江通志》卷一百 钦定《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卷一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