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通志卷二百七十九

译《东斋记事》说：秦始皇下泰山时，突然遇到暴风雨，便在树下休息，于是封这棵树为五大夫。一开始并没有说是什么树。后来东汉应劭撰写《汉官仪》，才说是松树。五大夫大概是秦代爵位的第九级，就像曹参获赐七大夫爵位，后来升为五大夫一样。后人不了解这一点，便说被封为大夫的松树有五株，所以唐人咏松诗中有“不羡五株封”之句，这大概是沿袭旧说而没有考察的缘故。绍兴上虞县有个村市叫五夫，老人说这里有焦氏墓，后来焦氏五个儿子都官位至大夫，因此得名。近代好事者有的提出不同说法，认为这里是秦始皇封松为五大夫的地方。绍兴年间，王十朋任幕官，采集听闻，作《会稽风俗赋》，其中有“枫挺千丈，松封五夫”的句子，并在下文注释说：“上虞有地名五夫，是秦始皇封松为五大夫的地方。”大概越地人只知道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颂德，却不知道封松是在泰山，不在会稽；王十朋又没有仔细考察。我曾经经过那里，看见道路旁一座古石塔上有刻字可读，原来是会昌三年余珠所记：“草市名叫五夫，是因为焦氏在这里建立坟茔，孝行感动上天圣明之主，所以得名。” 由此才知道五夫这个名称确实是因焦氏而来。可惜王十朋没有看到这段记载。《西溪丛语》说：从前秦王在余杭舍舟登岸，于是说：“杭州不是从舟字取义，而是从木字取义。”这是依据诗句“一苇杭之”的意思。《七修类稿》说：钱唐这个名称，按《史记》记载，秦始皇渡江，下至丹阳，到了钱唐。历代地志也都有钱唐县。到了唐代，为避国号，才开始加“土”旁。 《辍耕录》说“唐”字从土，是误以为用钱换土来筑塘。考察《释文》，“唐”是道路的意思。杭州在五代以前，道路只到西北一带，逼近钱湖【即西湖】，所以称为钱唐。《吴郡图经续记》说：西汉的会稽郡，包含今天两浙的全部地区。东汉的吴郡，包含今天浙西的全部地区。晋代的吴郡，包含今天杭、秀、睦三州的境域。唐代的苏州，包含今天秀州的地区。自钱武肃王把苏州分出设置秀州，用来屏蔽原属苏州的地区，合计也只有五个县。《懒真子录》说：汉代的郡非常大，单以会稽郡考察，吴就是苏州，乌伤就是婺州，毗陵就是常州，山阴就是越州，由拳即古代的檇李，就是秀州，太末就是衢州，乌程就是湖州，余杭就是杭州，鄞就是明州。由此考察，今天浙东、浙西的地方，原来只是汉代的一个郡。《西京杂记》说：朱买臣任会稽太守，带着章绶回到舍亭，当地人还不知道他的身份。他认识的钱勃见他衣着暴露，便慰劳他说：“莫不是疲乏了吧？”送给他一把纨扇。朱买臣到郡任职后，召钱勃为上等宾客，不久又升任掾史。《嘉兴县志》说，《相贝经》是朱仲上献给严助的。朱仲曾向琴高学习经书，严助任会稽太守时，朱仲送给他一枚直径一寸的贝，并献上《贝经》。其中的文字非常奇异，记载在《纬略》中。《水经注》说：太尉郑弘是山阴人，年轻时以苦节自守，常亲自砍伐树木，用来换取粮食和膳食。他每次出入溪流渡口，常常感受到神风为他送行，只凭船自行运送，不劳烦手持杖楫。村人贪图借助风势，常常跟随他往返，也有人因此滞留不前，同伴们便相互说：“你不想赶上郑公的风吗？” 《泊宅编》说：越州上虞县曹孝女的墓在江岸上，有两株大树，一株繁茂，一株枯死。繁茂的树枝干曲折回转，枯树的外形像是抱着父亲尸体的样子。《嘉泰会稽志》说：汉元嘉元年，上虞县令度尚要立石碑，嘱托魏朗撰写碑文，过了很久仍未完成。当时度尚的弟子邯郸淳二十岁，聪明而才思丰富，却还没有名声，于是让他来撰写。邯郸淳挥笔立刻完成，魏朗来到度尚处，度尚把文章给他看，魏朗大为叹服。蔡邕听说后前来观看，正值夜晚，便用手摸着碑文阅读，题写道：“黄绢幼妇，外孙虀臼。”后来魏武帝看见这八个字，对杨修说：“懂吗？”杨修说：“已经懂了。”魏武帝说：“你暂且不要说，等我试着自己想。”走了三十里后才领悟，于是让杨修解释。杨修说：“黄绢就是有颜色的丝，幼妇就是少女，外孙就是女儿的儿子，虀臼就是承受辛物的器具。”合起来就是说“绝妙好辞”。魏武帝说：“我的意思也正是这样，只是你有智慧而我没有智慧，相差三十里。” 《晋中兴书》说：陆纳任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想去拜访他。陆纳的兄侄陆俶奇怪叔父没有准备，又不敢询问，便私下准备了十几个人的饭食。谢安到后，陆纳只摆设了茶和果品而已。陆俶于是陈设丰盛的饭菜，各种珍馐美味都齐备。谢安离开后，陆纳用杖打陆俶四十下，说：“你既然不能为叔父增光，为什么还要玷污我一向清素的操守？” 《南史·羊欣传》说：羊欣的父亲羊不疑，任乌程县令。羊欣十二岁时，王献之任吴兴太守，非常了解并喜爱他。羊欣曾在夏天穿着新绢裙白天睡觉，王献之进入县署时看见了，便在裙子上写了好几幅字后离去。《能改斋漫录》说：越州剡县的沃洲、天姥，号称山水最奇绝的地方。自从异僧帛道猷从西天竺来此，作诗说：“连绵山峰数十里，修长竹林环绕平津。茅屋隐约看不见，听到鸡鸣知有人。”后来支道林的门徒相继居住在那里，共有十八位僧人。至于戴逵、王羲之这样的名流，也有十八人。大概《道经》说：“两火一刀可以逃。”因为名山很多，可以用来避世，所以晋、宋时期隐逸之士大多居住于此。《防溪诗话》说：修禊聚会时，每人各自作诗，写成两篇的有十一人，写成一篇的有十五人，诗没有作成而被罚饮一觥酒的，总共有十六人。《兰亭考》记载：侍郎谢瑰，镇国大将军掾卞迪，行参军事印邱髦，王献之，行将军羊模，参军孔炽，刘密，山阴令虞谷，府功曹劳彝，府主簿后绵，前长岑令华耆，前余姚令谢滕，府主簿任儗，任城吕系，吕本，彭城曹礼，共十六人。诗作不成，罚饮觥酒。《德清县志》说：晋车骑将军沈充居住在县南的前溪村，乐府中有《前溪曲》，是沈充创作的。宋主续作《为七曲乐府解题》说：“这就是前溪舞曲。”按县南有前溪坊、后溪坊，是南朝聚集乐人的地方，江南的歌伎大多出自这里，唐代还有数百家在此学习音乐。

译《德清县志》说：陆市在县城东南，晋永嘉年间被洪水淹没，直到今天那里仍是溪流和水泽。水下有很多台阶基址、房屋础石，每逢天晴水位下降，都清清楚楚可以看见。船行时竹篙触到水底，砖石互相撞击，发出铿锵声。夏天在河中洗浴的人，有时能得到铜、铁、陶、瓦器物。《册府元龟》说：陈文帝在梁朝末年避难于临安县。骆牙的母亲见到陈文帝的仪表，知道他不是平常人，便对他十分厚待。等到陈文帝即位，骆牙任越州刺史，诏令追赠骆牙的母亲为长安国太夫人。《陈书·后妃列传》说：高祖宣皇后章氏，名要儿，是吴兴乌程人。本来姓钮，父亲景明被章氏收养，因此改姓章。她的母亲姓苏，曾遇到一位道士，道士送给她一只小龟，光彩呈五色，并说：“三年后会有征验。”到期以后，皇后出生时紫光照亮屋室，因而不知小龟去了哪里。皇后年轻时容貌仪态美丽，手指甲长五寸，颜色红白相间；每逢穿着期功之服，总有一片指甲先折断。高祖先娶同郡钱仲方的女儿，早年去世，后来才聘娶皇后。皇后善于书写和计算，能背诵《诗经》和《楚辞》。高祖登上帝位后，立她为皇后。皇后的亲属没有人在朝廷任职，只有族兄钮洽，官至中散大夫。《全唐诗话》说：贺知章八十六岁时卧病，上表请求做道士并回乡。唐明皇准许了他，把他的住宅改为道观，赐名千秋观，又任命他的儿子曾为会稽郡司马，赐给他鉴湖、剡川的一曲水面。皇帝下诏命人在东门供应帐幕，百官为他饯行。皇帝亲自制作送行诗并写序说：“天宝三年，太子宾客贺知章懂得知足止步的分寸，上疏请求归老，解下官印辞去荣位，志向在于入道。我因为他年事已高，便顺从古人挂冠的做法，使他得以实现游仙赤松子的愿望。正月五日他将要回会稽，于是在东路为他饯行，命六卿、众尹和大夫在青门供应帐幕，以礼宠送他的行程。这哪里只是尊崇德行、敬重年长者，也是为了激励风俗、劝导世人，不让二疏的事迹独自光耀于汉代史册。于是作诗赠行，诗说：‘抛弃荣华期望入道，辞去老职终于拔下簪冠。难道不珍惜贤达之士，只是因为他有高尚的心志。身处环中而得到玄妙要旨，身在方外而舒散幽深情怀。唯有青门的饯行，群英面对深深离别而惆怅。’又说：‘筵席摆开百壶酒为之饯行，诏令允许二疏归乡。仙人记录中题写金色名册，朝廷章服换成羽衣。悄然承受圣上的文采，行路之人也满目光辉。’” 《水一方人札记》说：大历年间，颜鲁公【颜真卿】任湖州刺史，在公务之余每天与群士讨论。他所编纂的《韵海镜源》，州学和放生池都有长兴县丞潘述、县尉裴循参与。看颜鲁公《杼山妙喜寺碑》可知，这一位县丞和一位县尉既通晓文字学，又能同名流唱和酬答，必定不是庸俗的官吏，只是他们的事迹如今没有概略可考了。《泊宅编》说：乌程县东面几十里处有泊宅村。从前颜鲁公任湖州刺史时，张志和驾着水上浮居的船只往来于苕水、霅水之间，这里就是张志和停船的地方。《续仙传》说张志和是越地人，而《唐史》认为他是婺州人。《榕阴新检》说：黄子野，字仲唐，是侯官人。他的父亲在杭州经商，子野十三岁时跟随父亲前往。后来父亲到别的郡去，把子野留下看守住宅。正好王伾尚未显达时在罗刹江翻了船，子野外出时看见了，奋力挥臂呼喊：“能把人救活的，给他一百金！”于是渔人救起王伾，子野立即把家中财物给他，价值一百金。后来王伾任散骑常侍，派人召见子野时，子野却已经逃走了。《摭言》说：白乐天【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江东的进士大多赶到杭州参加取解考试。当时张祜、徐凝都到了。张祜说：“我应当成为解元了。”徐凝说：“你有什么佳句？”张祜说：“《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金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徐凝说：“好是好，只是没有野人那句‘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张祜惊愕不已，徐凝果然被选中。《西河诗话》说：钱塘湖中有一条堤，穿过湖心。著志书的人起初称它为白堤，后来称为白公堤，说是白乐天任刺史时修筑的。等读到白乐天《杭州春望》诗中“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便会发现这条路并不是他开凿的，却反而说“谁开”；而且诗下自注说：“孤山寺的道路在湖中洲岛之间，草绿时望去像裙腰。”可见此堤在前代已经存在，他特意作注来证明自己的诗，并非最初开筑。张祜的诗也说：“楼台映着青色山峰，一条小路伸入湖心。”这首诗不知作于何时，但白乐天出任杭州刺史是在长庆末年，而陆鲁望常把张祜推为元和诗人，因此可知此堤不是长庆以后才修筑的。我曾考察此堤名为“白沙堤”，白乐天《钱塘湖春行》中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由此推想，这条堤原名白沙堤，有时去掉“沙”字单称白堤，有时去掉“白”字单称沙堤。比如白乐天有诗说：“十里沙堤明月中。”这样一沙一白，后来便多有误称。《宣室志》说：东阳郡濒临浙江，有一座山周围数百里，江水曲折环绕着它，船只行驶迂回滞缓，人们很以此为苦。常侍敬昕在太和年间出任该地长官。一天夜里，云气昏暗，暴风雷电大作，震动房屋，江水上涨泛滥，人们无不惊惶疑惑。到天亮天气才放晴，人们前去察看，发现山已经被劈开，从中分成两半，相距数百步，江流因此变直，贯穿其中。原来弯曲环绕的地方，全都用石头填塞，于是再没有江流盘绕的忧患。《桐庐县志》说：章八元的儿子章孝标、孙子章碣，祖孙三代都以诗歌闻名。他们的乡里称为“章邑里”，是因他们的姓而得名。《林间录》说：唐宣宗尚未显达时，唐武宗多次想杀他，宦官仇公武保护防卫他，把他剃去头发装扮成比丘，让他外出游历。宣宗到了杭州盐官，安禅师是江西马祖的高徒，一见到他就觉得不同寻常，所以宣宗在盐官停留的时间最长。

译《秀水县志》引《唐遗事》记载：宣宗还是光王时，为躲避祸害跟随香严闲禅师，改名琼俊，剃发出家为沙门，又跟随闲禅师进入吴地，拜见盐官安国师，任掌书记。不久隐迹于嘉兴水西。没过多久，武宗去世，于是作诗说：“殿阁连云接爽溪，钟声还与鼓声齐。长安若问江南事，报道风光在水西。”把诗写在驿路行人背上，派人送往长安给朝臣看。于是朝廷迎接他回去即位。不久下诏把水西改为资圣禅寺，寺中至今还保存着宣宗遗像和他亲笔书写的寺额。我来此任职时，访得他的诗，江浙左丞周公伯温【周琦】便把它书刻在石上，以流传不朽。有人认为宣宗隐居的水西是宣州的水西，不是这里。然而《唐遗事》说，宣宗即位后首先兴建兴唐、资圣两座寺刹。如今寺名与盐官相合，盐官今为海宁州，而海宁与嘉兴相近。由此看来，这里确实是宣宗隐居和建寺的地方。宣宗与闲禅师在庐山吟咏瀑布诗，闲禅师得到前两句：“穿云透石不辞劳，地远方知出处高。”宣宗随声续道：“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这是前后两件事，所以一并记载下来，使后来阅览的人能够详细了解。《东观奏记》说：大中十二年，宣州叛将康全泰驱逐观察使郑薰。当时萧寘任浙西观察使，辖地与宣州相接，于是提拔武臣李瑑代替萧寘，特意设置镇海军节来镇抚那里。《因话录》说：李约字雅度，号冲远，很有山林隐逸的情趣，居住在湖州。他曾得到一片古铁，敲击时声音清越；又养了一只猿，取名山公，曾经常带在身边。《闻奇录》说：傅弘业任天台县令时，有人打猎捕获一只野兽，形状像猪，鼻孔朝上，尾巴很长，尾端分叉。傅弘业认出它说：“这是蜼。”下雨时，它会把身体悬挂在树上，用尾巴堵住鼻孔，后来果然验证了这一点。《西湖游览志余》说：欧阳修《五代史叙列国》写道：“听老年人说，吴越曾经称帝、改元，但寻求其事迹却找不到，因此很怀疑吴越后来自己讳言了这件事。”宋代王顺伯收集临安府的旧碑，其中石屋崇化寺经幢题有“天宝四年”，明庆寺经幢题有“天宝五年”，九里松观音尊胜经幢题有“宝大二年”，水月寺经幢题有“宝正元年”，招贤寺经幢题有“宝正二年”，小明庆、金牛、玛瑙等九座经幢都题有“宝正”，贡院桥柱题有“宝正六年”。直到今天，寺中的石塔上凡是有吴越王及其年号的地方，都被镌刻铲削得模糊，大概是吴越向宋朝纳土时改掉的。《两湖尘谈》说：钱氏建立国家后，有州十三个、军一个，即杭州、苏州、湖州、秀州、衢州、睦州、婺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处州、福州；衣锦是军。钱镠在位时一共三次改元，分别是天宝、宝正、宝大，都见于封落星石刻。把有关文书同当地金石刻辞互相考察，可以确定当时朱梁在丁卯年篡夺唐朝，武肃王这一年仍使用唐朝天祐年号，第二年才改元。壬申年以后使用后梁年号，直到后唐发生变革，又改用后唐年号。到了壬辰年，又使用后唐年号。这一年武肃王去世，他的子孙直到汉、周时期都不再改元。《吴越备史》说：武肃王在梁开平四年八月修筑捍海塘，然而潮水猛烈、江流湍急，昼夜冲击，版筑工程始终不能完成。

译他上表向上天祷告说：“希望怒涛退去一两个月，使我能够建立数百年的厚业。” 他在胥山祠祷告说：“希望平息忠愤之气，暂时收敛汹涌的潮水。”又把一首诗装入函中放在海门，说：“请代我传话给龙王和水府诸神，钱塘暂借给我，用来修筑钱城。”于是采集山南的竹子，命令造箭人制成三千支箭，用鸿雁和鹭鸟的羽毛装箭羽，以丹朱涂饰箭身，再把精炼的火炼钢铁制成箭镞。箭制成后，用芦苇铺地，把箭分放在六处。祭帛使用东方青色九十丈、南方赤色三十丈、西方白色七十丈、北方黑色五十丈、中央黄色二十丈。鹿脯、煎饼、时令水果、清酒、枣脯、茅香、净水各六份。布置香炉，在丙夜三更子时，逢丁日进酒三行。祷告说：“六丁神君、玉女阴神以及从官兵六千万人，请以这支丹羽箭射蛟龙、灭妖怪，使大海干涸、深渊枯竭，令众多精怪鬼神不得妄加干犯。只愿神君辅助我、帮助我，使我的功业早日完成。”祷告完毕，第二天招募五百名强弩手射击潮头，每人使用六支箭。每次潮水到来，就射出一支箭，射到第五支时，潮水便退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五代史·吴越世家》说：开平四年，吴越王游览衣锦军，作《还乡歌》说：“三节还乡啊，挂起锦衣。父老远道而来，相互追随。牛宿、斗宿没有孛星，月亮也没有欺骗。吴越一王，乘着驷马车归来。” 《嘉靖临安县志》说：钱武肃王穿着锦衣回乡，盛情宴请父老，山林都覆盖着锦绣，所以称为临安。共有十处以“锦”为名：衣锦营、衣锦山、衣锦南乡、衣锦北乡、锦溪、锦桥、昼锦堂、昼锦坊、保锦坊、衣锦将军树。《吹景集·吴越备史》记载钱镠题写湖州婴兰堂的诗，起初怀疑郡中原有碧澜堂，认为是传抄错误。等读到古乐府《作蚕丝》说：“柔桑感阳风，阿那婴兰妇。”才知道江南养蚕业特别兴盛，吴兴的唐人或许正是采用这句诗中的名称来命名厅堂。《葆光录》说：宝正年间，正值秋收之时，一天蝗虫遮天蔽日地飞来。武肃王防御、祝祷完毕后，把蝗虫投入浙江，数量多得无法计数。《临安图经》说：功臣寺有一条沟，名叫千人沟。相传钱氏征发一千人，用一天时间修成。《菽园杂记》说：两浙田税每亩三斗。钱氏国被废除后，朝廷派方防核定两浙的杂税。方防全部规定每亩缴一斗，皇帝因此还责备他擅自减低税额。方防说：“把每亩税定为一斗，是天下通行的法令。两浙既然已经成为皇帝的臣民，怎么能还沿用伪国的法令？”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每亩缴纳一斗税，是从方防开始的。《钱氏家乘》说：钱沛，字子▯，父亲钱硕亶，在朱梁时被追赠尚书检校司空，娶陈氏，生有三个儿子：钱湛、钱滉、钱沛。钱沛因武肃王的功劳，被追赠尚书左仆射，娶童氏，童氏被追赠赵国夫人，并在武林建立庙宇。钱沛有两个儿子：钱宇、钱宙。钱宙字遵古，喜欢读扬雄《太玄》，在镜山择地筑屋，最终死于锦军城，唐朝追赠他为太尉。钱宙的儿子钱宽，在开平四年被追赠太师。《十国春秋》说：庄穆夫人吴氏，是安国县人。父亲吴仲忻，任浙西观察判官。夫人嫁入钱氏后，闺门整肃，孝顺恭敬，礼数周全。武肃王性情严厉急躁，她常常和颜悦色地劝谏他。武肃王常游奉国寺，命人载一百缣绢，准备拿来散发施舍。夫人说：“妾身一向深知织机纺织的辛劳，怎么能突然因为游赏而浪费财物？这不是体恤百姓的做法。”于是没有接受，事情也就停止了。夫人每年春天一定回衣锦军，成为惯例。武肃王对她说：“陌上花开，可以慢慢回来了。”当时人们采用这句话作成歌曲，直到今天还在流传。《十国春秋》说：恭穆夫人马氏，父亲马绰，任雄武军节度使。马绰起初因旧日恩情娶了武肃王的妹妹，不久武肃王又替文穆王【钱元瓘】娶马绰的女儿。马氏天性聪慧，勤于职事。武肃王常禁止宫廷内外蓄养歌舞伎乐，但文穆王年过三十仍没有儿子，夫人为此请求，武肃王于是允许文穆王纳妾，后来生了儿子，夫人把这些孩子都一视同仁地抚养。《吴越备史·顺德夫人吴氏》说：吴氏是钱塘人，名汉月，是中直指挥使吴珂的女儿。她幼年时温婉贤淑，侍奉文穆王。她性情仁慈宽厚而且节俭，平时穿布衣和练帛衣。每当听说文穆王处理政事，有人要被判重刑，夫人总是皱眉，以仁慈宽恕劝说。吴氏诸将有人升迁授官，她都严厉拒绝。等他们入朝应对时，她常加以训诫勉励；如果有过错，必定当面责备。因此吴氏诸将终其一生都不敢过分骄纵放肆。《挥尘录》说：吴越忠献王钱佐去世，他的弟弟钱倧继承王位，不久被大将胡进思废黜。当时忠懿王钱俶任台州刺史，胡进思迎立他。元丰年间，钱俶的孙子钱暄任台州知州，他的儿子钱景臻从郡中入京，选中迎娶仁宗的女儿。靖康末年，他南迁，于是择地居住。几年后，诏令在台州赐给他宅第供其享用；二十年后，他享年八十六岁，死于天台。他的儿子钱恬居住在那里，又过了二十年，官至少师，年龄也在八十岁以上。少师的儿子就是钱处和，钱处和的女儿又从台州被选为王妃。钱处和担任执政后，营建豪华宅第，南北相望、数量很多。一家人的盛事，常常集中发生在这个地方。《玉壶清话》说：钱昱是忠献王的长子。他读书过目不忘，在吴越故国时与赞宁僧录比赛列举竹子的事类，钱昱列举出一百多条，撰成《竹谱》三卷。他尤其擅长书札，宋太宗拿来阅览，非常喜爱，对身边人说：“钱氏诸人的书法，大多学习浙地僧人亚栖的字体，体势轻浮柔弱，缺点仍然流于俗气。唯独这个孩子不是这样。”于是赐给他御书金花扇以及行草书《急就章》。《西河诗话》说：宝叔塔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僧人宝叔所建，塔名中的“叔”字是“形”字传写错误；另一种说法认为钱王俶入朝觐见时，百姓建塔保护他，称为“保俶”，后来“俶”“叔”音近而误。但这些都没有根据。考察这座塔非常古老，郡国志说：“宝石山有七层宝塔，王僧孺称赞它的工巧绝非人工所能达到。”可见它由来已久。而且这座塔是因山得名，“宝叔”是“宝石”的误写。大概这座山本来多石，有巾石、甑石、落星石、缆船石，山脚旧名叫石塔头，就是这个意思。南屏山的回峰，是因山势回环环抱而得名。吴越王妃在山上建塔，原名回峰，俗称雷峰，是因声音相近而造成的错误。可是淳祐、咸淳旧志却虚构一个雷姓人来承担建塔之事，实在可笑。宋代有道士徐立之，在塔旁筑室，世人称他为回峰先生，这可以作为证明。

译《文公谈苑》说：钱镠时期，释迦真身舍利塔出现在明州鄞县，就是阿育王所建的八万四千座塔中的一座，而在此震旦国只有其中的十九分之一。钱镠建造南塔来供奉安置舍利。钱俶在位时，天火多次发生，延烧到这座塔。有一个人奋不顾身穿过烈焰，登上第二层，把舍利塔拿了下来。太平兴国初年，宋太宗命人把塔取入宫禁，在开宝寺北面划地建造十一层佛塔，用来安葬舍利。最初建塔时，找到浙东工匠喻浩。喻浩不吃荤，先制作塔的模型进献，一个月便建成一层。梁柱若有榫接不合、尚未安稳的地方，喻浩便四处察看，拿木槌撞击几十下，梁柱就都牢固整齐了。他自己说，这座塔七百年内不会倾动。有人问为什么塔的北面略高，他说：“这里几十步以内是大河水气滋润浸润的地方，经过一百年，北角会稍微下沉，塔就正了。”喻浩后来请求剃度为僧，几个月后便死了，世人很疑惑其中有异。《六研斋二笔》说：上虞有舜井，相传舜的儿子出生时，井中涌出泉水。秦始皇将它封塞，筑起两个土墩，各高一丈。晋、宋时期这里成为佛寺，乡野之人耕种锄地时，常得到古代的砖和砌石。吴越宝正三年闰八月十四日，钱王派人携带火粮、畚箕和锄锸，开挖舜井，得到防记宝物一百二十多件，全部由西都上直厢虞候盛瑗、东都上直厢虞候孙弘、西都随身虞候闾丘稔负责，主持祭祀的是内直殿十将于轩。十六日凿开西井，十九日得到银环六枚、赤珠一颗、金盒一只、古文钱二千三百四十枚、琥珀珠一颗、当十大钱三枚、当五十大钱二十四枚、太平钱一百枚、直百三铢二十四枚、大钱二百五十四枚、五铢钱九百六十枚、货钱二百八十枚、半两钱三十枚、石狮一只。石狮背上刻着“重华井，天明可开”。腹内有一颗水精珠。东井得到银塔一座，高一尺；塔的各层中有金瓶舍利二颗、散金瓶二只、金铃六只、铜铃一只、银环六枚、银铃一只、水精珠十四颗、琥珀珠九颗、大小杂珠三十五颗、小琥珀狮子三十只、玛瑙珠七颗、玉人一尊、玉环一只、铜镜三面、铜炉一只、小玛瑙珠六颗、玉瓶一只。以上合计三十四件，并且用石匣盛放，石匣上题写：“唐元徽四年在这里造塔镇井，有重华石一片，宽三尺，厚九寸，左右有深二寸的绳索痕迹；官府命令制造深沙神一尊，脚踏四块石头。”宝正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派钱文殷祭祀神灵并镌刻石碑。《宋史·后妃列传》说：李宸妃是杭州人。祖父李延嗣在钱氏政权任职，官至金华县主簿。父亲李仁德，最终官至左班殿直。李氏最初入宫时，庄重少言。真宗任命她为司寝。她怀孕后，随皇帝到砌台游幸，玉钗坠落，李氏认为不祥。皇帝心想，如果玉钗完好，应该生男孩；身边人取来一看，玉钗果然没有损坏。不久李氏生下仁宗，被封为崇阳县君，升为才人，后来又为婉容。仁宗即位后，册封她为顺容。章献太后为她寻找亲属，找到她的弟弟李用和，补授三班奉职。李宸妃默默处在先朝嫔妃之中，从未自认为特殊。直到章献太后在世期间结束，仁宗仍不知道自己是她所生。后来燕王对仁宗说起此事，仁宗才追尊她为皇太后。《山栖志》说：杨亿在至道年间任处州知州，曾写信给李起居说：郡斋高远仿佛在云霄之间，石阶盘旋曲折，牵着马艰难攀登，山间雾气沾湿衣服，满眼都是烟霞。《东轩录》说：鞠咏考中进士后，凭文章受到王化基的赏识。后来王化基任杭州知州，鞠咏考取名次、脱去布衣，任大理评事，出知杭州仁和县。他将要赴任时，先把书信和所作诗寄给王化基，感谢过去对自己的奖掖提拔，也表达如今又成为属吏，可以凭文章相互唱和取乐的意思。王化基没有答复。鞠咏到任后，王化基一点也没有给予礼遇，反而对他的职事考核得非常急切。鞠咏大失所望，从此不再希望与王化基相知，只专心办理吏务。后来王化基入朝任参知政事，首先推荐鞠咏。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鞠咏的才华，不必担心他不能显达；我所担心的是他气性高傲，所以故意压抑他来成就他的德行。”鞠咏听说后，才认为王化基是真正了解自己的人。《默记》说：张君房所著的《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科名定分录》《潮说》《脞说》，在他任杭州钱塘县知县时刊刻成大字版发行于世。《青箱杂记》说：天圣年间，丞相王随以给事中的身份任杭州知州，每天与林逋唱和诗作，亲自访问他的住处，看见房屋破败简陋，便拿出俸钱为他修缮。林逋写启文致谢，大意说：“承蒙府主给事派人送来留题唱和的石碑一片，拜受赐予，使它成为遮蔽风日的轩亭；简陋的茅屋因此改换颜色，猿猴鸟雀也惊异相交。如此极其简陋的居处，怎么能获得这种不朽的盛事？我私下想到，近来清正贤能的大官出镇藩服，也常常顾念山野之人；即使想到我的房屋衰败，也不过亲自来一次，拜访一下茅舍罢了，从没有迂回玉趾，遍览四面土墙，在高官显贵云集时抒发风雅的幽深情思，并相继唱和，最终编成诗轴。还特意构造别处坚固润美的石材，刊刻群贤宏丽的诗文，珠联璧合、华美交错，雕饰繁缛、彼此辉映，载运树立在空旷的树林中，装点这片空林，实在可以压倒山水的清辉，激发斗牛之间的宝气了。” 《清夜录》说：范文正公【范仲淹】镇守钱塘时，兵官都得到推荐，唯独巡检苏麟没有被记录推荐，于是献诗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立即推荐了他。《严陵志》说：范文正公为严先生祠堂撰写碑记后，把文章拿给旴江人李泰伯看。李泰伯读后赞叹吟咏不止，起身说：“您的文章一发表，一定会名传当世。我冒昧地想改动一个字，使它更加完美。”范公惊讶地握住他的手，向他请教。李泰伯回答：“‘云山江水’这句话，意义非常宏大，但后面接‘德’字，似乎局促。想换成‘风’字，怎么样？”范公当时凝神静坐，几乎要低头下拜。按《孟子》评论伯夷、柳下惠，都用‘风’字来说，所以‘风’字是不能改的。《庚溪诗话》说：蔡天启【蔡肇】曾任睦州知州，到任谢表中写道：“城楼寂静，一片叶子落下便知道秋天；岛屿曲折环绕，两道水流汇合形成‘字’形。”他又有诗说：“重重山岭巧妙分开丁字形的水流，腊梅迟迟开放，仿佛隔了两年才见花。”人们说这很能描绘桐庐郡的景物。

译《能改斋漫录》说：滕宗谅任湖州知州时，兴办学校，花费民钱数千万，工程尚未完毕便离任。有人说钱款收支不明，通判以下的官员都不肯在账簿上签字。胡宿字武平来继任知州，说：“滕侯所做的事情不对，你们为什么不早说？等他离任后才非难他，难道是想分担诽谤吗？”于是众人惭愧地签了账簿，最终完成了滕宗谅的事业。《豹隐纪谈》说：吴兴有“水晶宫”这个名称，图经中没有记载。刺史杨次公九月十五日夜里作绝句说：“江南地暖少有严寒之风，九月冷暖正好适中。溪水之上有玉楼，楼上有明月，清澈月光正好构成水晶宫。”后来林子中听说滕元发得到湖州，作诗祝贺说：“清风楼下两溪逢春，三十多年恍如一场新梦。想知道玉皇香案前的官吏是谁，正是水晶宫主、谪居人间的仙人。”于是把“水晶宫”作为典故。《耆旧续闻》说：陆太傅陆轸是会稽人，神采秀美奇异，喜欢作方外之游。他七岁时还不会说话。一天，乳母带他到后园去，他忽然吟诗说：“从前家住海上三座仙山，常在日月宫中往来。无事便引得天女发笑，却被贬谪下来在人间做官。”后来他官至兵部郎官，极力请求退休归居稽山。宋元宪公【敏求】、杜祁公【衍】都是当时名流，都作送行诗，诗中多涉及神仙之事，大概因为这就是陆轸的高雅志趣。他曾观察众多孙辈，指着中指农师佃的弟弟陆倚说：“这个孩子有仙人的风姿和道骨。” 《防斋笔谈》说：郎简侍郎与杜祁公关系极为亲厚，郎简比杜祁公年长十多年。杜祁公把他当兄长侍奉。杜祁公年老辞官后，居住在乡里，在径山脚下修建别馆，喜欢服食养生，懂得养生之术。他就在径山涧旁种了几亩菖蒲，每年采来自己服食，山中人把那里称作菖蒲田。《癸辛杂识》说：吴兴六老之会始于庆历六年，参加者有郎简，工部侍郎，七十九岁；范说，司封员外郎，八十六岁；张维，卫尉寺丞，九十一岁；刘余庆，殿中丞，九十二岁；周守中，大理丞，七十二岁。当时太守马寻主持此会，胡安定任湖学教授，为此写了序。《梦溪笔谈》说：钱氏统治时，钱塘江筑有石堤，堤外又栽种十多行大树，称为滉柱。宝元、康定年间，有人建议砍取滉柱，认为可以得到数十万份良材。杭州帅臣认为可行，砍伐后旧木露出水面，全都朽坏不能使用，滉柱也被砍空，石堤受到巨浪冲击，每年都崩塌决口。杜伟长任转运使时，有人献策，建议从浙江税场以东向后退数里修筑月堤，以避开怒水。众多水工都认为这样便利，只有一个老水工认为不行，暗中告诉同党说：“如果移堤，每年就没有水患了，你们这些人靠什么衣食？”众人乐于从中获利，便附和他的意见。杜伟长没有看穿他们的计谋，耗费数万巨资，而江堤的灾害仍然年年发生。近年才开始讲求月堤的好处，潮涛造成的灾害稍微减少，但仍不如滉柱的功效，只是费用太多，已经不能再实行了。《墨客挥犀》说：孙元规【孙沔】任杭州知州时，能够查出奸邪、揭发隐伏，号称神明。有个僧人在元夕夜晚于市中燃烧头顶求取布施，说要用来修缮新寺，左右施舍的财物堆积如山。孙沔出门看见后，勒马不走，观察他的情形很久，入内后叫和尚上前，追问他的奸诈情状。和尚惊恐地叩头伏地。又有一个和尚醉倒在路上，被巡逻者捉住。孙沔问他原因，和尚回答：“这是我的野性嗜好，不能自己禁止。”孙沔又问：“还能喝酒吗？”和尚说：“官家赐的酒，怎么敢不喝？”于是孙沔给他一壶酒，和尚一饮而尽。孙沔告诫巡逻者说：“赶快扶师父回寺院，不要让小人侵扰侮辱他。”和尚第二天击鼓登座，对众人说：“我是西天竺人，混迹于此，不幸被这个人识破，不能再留下了。”于是结跏趺坐而死。他辨别善恶，都是这一类事情。《咸淳临安志》引沈括说：治平年间，杭州南新县有百姓家剖开柿木，里面出现“上天大国”四个字，书法类似颜鲁公，笔力很强。“国”字中间仍然排列成“大口”，完全像颜鲁公的笔法。横画正好是木头的横向纹理，斜画正好是木头的斜向纹理。木头从中间直剖，恰好对着“天”字的中线，而“天”字没有剖开。上下两横和一笔长脚，都横向突出半指多，像木头中的节疤。把两块木头合在一起，就像契券相合。我亲自见过这件事。《湘山野录》说：余杭有个熊万卷，是佛教僧人中的真正儒者，学问深奥，著有《典类》一百二十卷。他居住在慈坞的延庆寺。当时儒生都拿着经书来向他求学，他平时喜欢阅读《唐韵》。学生们暗自讥笑他。有一天，他在法堂出题：“以枫木成为琥珀作赋。”学生们不明白，请教他，他也不说明；过了一个多月，查遍经史百家仍找不到答案。熊万卷说：“这个字在‘东’字第三版，请仔细查找。”学生们查阅后，果然在“枫”字的注释中看到：“黄帝杀死蚩尤后，丢弃他的桎梏，变成枫木脂流入池中，千年后化为琥珀。”此后学生们才开始敬重这部书。《避暑录话》说：沈文通【沈遘】喜欢处理政务，每当觉得身体有病，服药却没有见效，就急忙取来难以决断的诉状，接连批判数百份，落笔如风雨，心情便欣然舒畅。《闻见前录》说：王荆公【王安石】任明州鄞县知县时，读书作文，每隔两天处理一次政务；修筑堤堰，疏浚陂塘，以便利水运和陆路；借粮给百姓，规定利息偿还，使新粮旧粮能够相互调换；建立学校，严格实行保伍制度，县里的人都认为便利。《清波别志》记载：苏文忠公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拿出私人财库中的五十两金子，帮助官府筹款，在城中设置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由僧人主持。三年间治愈病人一千名，便赐主持僧紫衣。后来两浙漕臣申请规定：从今以后，管理病坊的僧人任满三年，按其医治人数，赐给紫衣和祠部牒一道，朝廷同意了。又将病坊改名为安济坊。病坊原在众安桥，后来迁到湖上。《春渚纪闻》记载：东坡先生任钱塘知州时，有人控告一名欠绫绢钱二万而不偿还的人。苏轼召他来询问，他说：“我家以制扇为业，恰好从今年春天以来，所制的扇子卖不出去，并不是故意欠债不还。”苏轼说：“姑且把你制的扇子拿来，我替你卖。”扇子送来后，苏轼取出二十把白团夹绢扇，用判笔在上面写行草字并画枯木竹石，一会儿便全部完成，随即交给他。那人抱着扇子道谢离去，刚走出府门，好事者便争着用一千钱买他手中的扇子，很快全部卖完，于是把欠款全数偿清。

译《泊宅编》记载：杨孝本，字行先，居住在处州城西的一座园子里，环境十分幽深。他学识渊博，品行高尚。东坡被贬到惠州时，路过此处而喜爱这里，便留下住了一个多月，称他为玉岩居士。他一生没有娶妻，苏轼每次来拜访，都直接进入他的居室，曾开玩笑称他为元德秀。居士说：“我其实是阳城的后裔。”所以苏轼诗中说：“众人说我是元德秀，自称是阳道州，都是因为没有妻子。”后来居士因经学明通、品行修洁而在太学任官，七十岁退休，以奉议郎、直秘阁的身份兼领宫观祠禄回乡。《梁溪漫志》记载：东坡镇守余杭时，遇到游览西湖，常常让旌旗和随从从钱塘门出发，而自己却从涌金门出发，带着一两个老兵乘船横渡湖面而来，在普安院用饭，游逛灵隐、天竺之间，并随身带着公文。到了冷泉亭，便凭案处理政务，下笔快如风雨，处理争执和诉讼，谈笑之间便办妥。随后又同僚吏痛饮，傍晚时骑马回去，道路两旁点满灯火，任人观看。太守属下有一位老僧，绍兴末年已九十多岁，幼年曾在寺院做苍头，能够讲述这些事情。《默记》记载：朱先生，失去姓名，是杭州人，考中进士，赴礼部应试时遇到一位奇异的僧人慈上座。慈上座把《易》数传给他，并说：“你应当传承我的术数，足以用来养活自己，不必做官，因为你的命薄。”于是传授给他，这些术数都很灵验，朱先生便不再参加省试。慈上座告别时说：“以后你见到胡钉铰，就知道我在哪里了。”后来章丞相主持国政，极力想招致朱先生，还准备入朝推荐他的学问，诏令特许他参加殿试。朱先生不得已赴试，却触犯了庙讳，特意列入第五甲。有一天，他戴好冠帽衣带，替他做衣带的人很有士人风范，询问后才知道就是胡钉铰。朱先生惊讶地问慈上座在哪里，胡钉铰说：“你既然已经做官，便不可能再见到上座了。”朱先生坚持请求前去拜见，胡钉铰说：“上座对于人才，只要一动念便能知道，哪里能知道他的住处呢？”朱先生很不高兴，意志消沉而得病，回乡后去世。他所著的书，后人仍能得到，名为《三宫易》《六遇易》。《遯斋闲览》记载：赵阅道赵抃是宽厚的长者，从不与人发生抵触。他家在三衢，住宅十分狭窄。弟侄中有人想使他高兴，便出高价买下邻居老翁的住宅，以扩大赵抃的宅第。赵抃听说后很不高兴，说：“我和这位老人家三代做邻居了，怎么忍心抛弃他呢？”于是命令立即把住宅还给老人，也不追回买房的钱。《笔谈》记载：熙宁七年，嘉兴僧人道亲号通照大师，游览雁荡山，到了瑞鹿院，看见一个人穿着布短衣，沿着山涧行走，身体轻快如飞，踩着树叶而过，树叶都没有动。他心中怀疑是异人，便下到涧中向那人作揖，两人一起坐在石头上，询问他的姓氏、族属、乡里和年龄，他都不回答。那人须发洁白而面色却像年轻人，对道亲说：“现在是宋朝第六位皇帝，再过九年，他将会生病，你可以拿我的药献给天子。这种药臣下不能服用，服用它会承担重大责任，应当好好保管。”于是从袋中取出一粒药丸，有指头那么大，紫色，沉重得像金锡，把它交给道亲。又说：“将有一年发生大疫，吴越尤其严重。你的名字已经列在死亡簿上，现在服下我的药，努力修行善业，应当可以免除这场灾祸。”说着又从袋中取出一片柏叶给他。老人说：“谨慎保管这药，到癸亥年亲自到宫阙献上。”说完便离去了。南方发生大疫，两浙病死的人有十分之五六，道亲却完全没有患病。到元丰六年夏天，他梦见老人催促说：“时候已经到了，为什么还不献药？”梦中他被雷霆驱逐，惊惶起身，径直前往秀州，详细叙述事情的始末，告假入京，到尚书省献药。执政亲自询问，认为这是妄言，不接受他的献药。第二天把事情奏报皇帝，皇帝立即派人追赶道亲，将他送到内侍省询问情况，道亲便按所遇之事回答。没过几天，皇帝果然身体不适，于是派干当御药院梁从政带着御香和赏赐的一百千装钱，同道亲乘驿马前往雁荡山，寻找那位老人，但在道亲遇见老人的地方没有找到他，只得焚香返回。皇帝不久便康复了。《墨庄漫录》记载：衢州防事下原来有一处土势隆起的地方，生长着成丛的细竹，传说是古墓。那里原有一块碑，碑文说：“五百年后刺史为我守墓。”历任刺史相承传闻，都害怕而不敢怠慢。绍圣元年，齐安人孙蕡公素任知州，向身边人询问，身边人便如此回答。孙公命令毁掉它，官吏大为恐惧，全府叩头进谏。孙公说：“即使土中有贤人的遗骨，也应当按照礼法迁葬。”于是撰文亲自祭祀后将其铲除。向下挖了一丈多，完全没有发现其他异常，只有两座石峰，长五六尺，坚硬瘦削而温润；下面又有大树根盘踞，众人的疑惑于是消除了。石上刻着：“干符五年五月三日安置于此。押衙徐讽在龙山发现此石处，得到二石，刺史季某题。”又刻着：“开宝七年，在防事前重叠峨嵋山，将季公之石从郡斋文会阁移来安置于此，刺史慎知礼题。”当时孙公正修建州治南面的韶光园，重建清泠台，厅堂落成后，便把两块石头移到厅堂下面，命名为“双石”。孙公可以说是刚毅正直、信守自持的君子。《入蜀记》记载：临平山是太师蔡京安葬其父蔡准的地方。他把钱塘江作为水势，会稽山作为朝案，山形像骆驼，墓葬在骆驼的耳朵处，并在骆驼的山峰上修塔。葬师说：“骆驼背负重物就能走远。”然而苏轼的乐府早已说：“谁像临平山上的塔，亭亭而立迎接西来客，又送别远行人？”可见临平山早就有塔，应当是蔡氏安葬后增修，或者迁移了旧塔。蔡京的太子少保制书说：“借祝圣之名来修饰临平山。”说的就是这件事。《春渚纪闻》记载：余拂，字君厚，是霅川人，住宅在汉铜官庙后，溪山环抱。有看住宅的人说，这个地方应当出大魁。余君厚的父亲朝奉君说：“与其让好处只归一家，不如把它推广给一郡。”于是把住宅迁到后面，把原来的地方改作乌程县学。不到两三年，余君厚考中南宫第一，莫俦、贾安宅又相继成为天下魁首。《宝庆四明志》记载：政和七年，郡人楼异被任命为随州知州，入朝辞行时，建议在明州设置高丽司，称为“来远局”，建造两艘大型船和百斛船，以供应三韩每年的使节往来；又请求把州中的广德湖开垦为田，征收每年租税来补足费用。答对皇帝后，改任明州知州，又请求把温州的船场迁到明州，以便利工役，并建造高丽使行馆。

译《清波杂志》记载：政和末年，婺州知州黄搏上书说：“六经所说的治理，贵在未乱之前防备；兵家所说的胜利，贵在尚未交战之前取胜。国家的城墙、军队、器械和守御，只特别重视西北，却忽略东南。臣认为，东南有了防备，西北才可以取得完全的胜利。”大观初年，朝廷曾下诏说：“东南长久安定，兵力少而形势弱，人心容易轻视并动摇，应当申明告诫，加强守御。”有关部门执行失序，不久便废止了。况且东南百姓和物产都很富庶，城墙可以守御，却十座中有七八座不完备。不致力于增修城墙，却急于运输粮食；军队名额不足，不急于招募补充，却急于轮换戍守。臣认为，应趁形势宽裕，讲求事情利害和先后次序。这些话如此切中当时的弊病。朝廷只命令监司和守臣研究办理而已，间隔不到两年，便发生了方腊之乱。州县无法制服，于是命童贯、谭稹率领陕西各部的精锐士兵进讨，经过一年才取胜。《铁围山丛谈》记载：钱塘龙华寺有傅大士的真身，还收藏着所谓敲门椎、诵《金刚经》的相板和藕丝灯三件物品，是吴越钱王从婺女双林寺取来的。藕丝灯是梁武帝时期的物品。误传说它是用藕丝织成的，实际上并不是。灯上所织的纹样，确实是《华严会》中佛教徒设置法会的形象，共有七种，就是所谓“七处七会”。其中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类，幻妙到了极点，无法形容。政和以后，这些物品被索取收入禁中；宣和初年，既然大力排斥佛教，便又把藕丝灯赐给宦官梁师成。梁师成的财产被籍没后，藕丝灯便不知去向。《韵语阳秋》记载：宋代大观年间，吴兴人卲宗益剖开蚌，里面有一颗珍珠，显现出罗汉的形象，偏袒右肩，抬头向左看，衣服纹理也全都具备，于是把它奉送到慈感寺。临近溪流，建炎年间，宪使杨应诚和客人传看把玩时，珍珠忽然越过栏杆跳入水中。众人祈祷佛祖寻找，搜寻一次便找到了。《鸡肋编》记载：婺州义乌县有一位叶链师，本是蓓蕾村农家的女儿。她随嫂嫂在溪中洗纱时，看见一只大桃子漂在水上，便取来送给嫂嫂。当时正是仲冬，嫂嫂认为桃子不合时令，又像是别人吃剩的，便丢弃不取。女子于是吃了桃子，回家后便断绝饮食。一年以后，她的性情变得通达聪慧，起初不识字，却能拿笔写出有楷法的字。徽宗听说后，把她召到都城，收入禁中，赐号链师。《崇祯义乌县志》记载：宗忠简公宗泽与同舍生林迪交好。林迪先考中进士，后来多年没有音信往来。他在莱州的别县任官时，带着家人来拜访宗泽，宗泽接待了十多天，他才离去。后来林迪托人以病相告，宗泽前去探视，他的病已经十分危急，却还能说话，问道：“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宗泽说：“我来替你料理后事。”林迪又问：“子女怎么办？”宗泽说：“嫂嫂应当抚养儿子，儿子应当教育，女儿应当择选好人家嫁出去。”后来事情全都如宗泽所说，宗泽把林迪的女儿嫁给修职郎康森，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康森的弟弟康劦，以此进一步表示亲爱友好。林迪的儿子林懋后来跟随宗泽讨伐贼寇，取得官职，任文登县令，死在任上，家贫不能运回遗体，宗泽亲自前去吊唁，还拿出丰厚的俸禄资助他们办理归葬。宗泽这样重义行善的事很多。《谈薮》记载：曹泳侍郎的妻子厉硕人，是余姚大族的女儿。曹泳势盛时，乡里人争相奔走，唯恐落在后面，只有厉德斯这个哥哥不这样做。曹泳很愤怒，任越地帅臣时，厉德斯担任里正，曹泳便暗示县官威逼治罪，但厉德斯始终不屈服。《海宁县志》记载：刘一止主持浙江考试时，想选取通晓时务的人，同僚担心没有这样的人。刘一止拿出试卷给他们看，说：“这个人应当列为第一。”于是拆开封号，发现是张九成，众人都心悦诚服。《耆旧续闻》记载：陆辰州陆子逸，是左丞陆农师陆佃的孙子、太傅公的曾孙。他晚年因疾病而闲废，选择在秀野修筑住宅；秀野是越地优美的山水之处。他放任旷达地生活在那里，不再有追求荣华的念头。面对客人时整日清谈而不知疲倦，尤其喜欢谈论前辈的事情，滔滔不绝，使听者倾倒。《钱塘遗事》记载：宋太祖驻军陈桥后，从仁和门入城；高宗由海道经过杭州，听说县名为仁和，非常高兴，说：“这是京师的城门名称啊。”从此便有了在此驻跸的意思。《鸡肋编》记载：临安府城中有七宝山。车驾驻跸时，御史中丞辛丙、殿中侍御史常同、监察御史魏矼、明震、周纲都住在山上，人们于是称它为五台山。绍兴四年举行大享明堂，又修建射殿，作为享祀的场所。当时殿柱大的每根价值二百四十千，总木材价格六万五千余贯，由此可见其雄伟壮丽。《云麓漫抄》记载：凤凰山分为左右两翼，大内在山的左腋。后面山势的第二重包围处是相府，第三重包围处是太庙，第四重包围处是执政府，山势包围的尽头是朝天门。端诚殿在山的右腋，山势的第二重包围处是郊坛，第三重包围处是易安斋，第四重包围处是马院。《北窗炙輠》记载：邓光祖任严州某县知县时，正值绍兴年间，国家刚在钱塘创建都城，所需木材很多，期限又紧，地方上沸腾混乱。邓光祖却毫不慌张，慢慢召集各里正，分别交代任务，把朝廷下发的木材颜色、尺寸和规格各抄一份给他们，命令各人详细查明所属地域。凡是寺院、庙宇、驿站和官道，只要有木材符合所下发的规格，就全部供应，不得砍少一根。木材交来后，他才命工匠前去查看，全部合格，于是命里正砍伐。官府只需供给粮食，不久木材便大量集中，所得数量反而超过规定。其他郡县都不管青苗和百姓，任意砍伐，残害人家的坟墓和百姓住宅的要害之处，众多官吏又趁机索取钱物，处处骚扰不安。只有邓光祖丝毫没有侵扰百姓，而且没有派出一个官吏，所得木材却超过各县。《愧郯录》记载：中兴以后，浙右的大寺院如径山、净慈、灵隐、天竺，宫观如太一、开元、祐圣，都得到诏敕和札文，任命主持为禅席主首。《七修类稿》记载：余杭径山、钱塘灵隐、净慈、宁波天童、育王等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竺、湖州道场、温州江心、金华双林、宁波雪窦、台州国清，以及福州雪峰、建康灵谷、苏州万寿、虎丘，为禅院十刹。钱塘上竺、下竺、温州能仁、宁波白莲等寺为教院五山。钱塘集庆、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宁波宝陀、绍兴湖心，以及苏州大善、北寺、松江延庆、建康瓦棺，为教院十刹。《芦浦笔记》记载：四明六县共有僧舍大小二百七十六所。仅鄞县一地，城内二十六所，城外八十所。天童寺每天供一千名僧人用饭，育王寺也不少于七八百人。出行仆役所说的数目也是这样。天童寺每年收入谷三万五千斛，育王寺三万斛。

译《咸淳临安志》记载：临安西湖旧传南北两山的僧寺大小合计三百六十所，后来被军营、禁苑和权势人家的园圃包占，如今保存下来的不到一百所。《杭州图经》记载：附郭两县所经营的寺院，其中钱塘县二百七十所，仁和县六十五所，合计三百三十五所。外面的七县不在统计之内。《枫窗小牍》记载：绍兴二年五月，临安发生大火，被烧毁的有一万三千多家。六年十二月又发生火灾，再烧毁一万多家。人们都认为这是中兴的开始，改元建炎竟导致了这种灾祸吗？然而周显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起火，蔓延到内城，忠懿王躲避到都城驿。第二天早晨又烧毁镇国仓，忠懿王哭泣祈祷，火才熄灭，计有一万九千多家。只是临安的扑救，比汴都疏忽。东京每隔三百步设置一处军巡铺，又在高处设置望火楼，楼上有人观察火情，楼下驻扎一百名士兵，并配有水桶、洒帚、钩、锯、斧、杈、梯、绳索之类的器具。每次发生火灾前去扑救，很快便能熄灭。《苇航纪谈》记载：绍兴庚寅年，天台发生水灾，主簿防基冲出一口朱红色棺材，正好位于防治水灾的地方。主簿朱公命人把它移到山东掩埋。役夫挖掘时，忽然看见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相逢，朱主簿把我移葬山东。”不知道它属于谁，于是便把它移葬了。《陶朱新录》记载：绍兴乙酉年，永嘉发生火灾。前几天，有一头熊从楠溪江岸跳进一只小船，渡到城下，起初一点也不怕人。于是命猎人将它杀死。当时高开府高世则住在城中，对通判赵允蹈说：“熊字可解释为‘能’，火灾在郡中，应当谨慎防火。”不久大火便烧毁了官府和百姓房屋的十分之七八，唯独州治保存下来。《桐庐县志》记载：桐庐县三个大字，是宋代徐铉所篆写的。起初秣陵人刁衎与徐铉共同在江南任职，刁衎任桐庐县令，前往京师向徐铉求得这三个字，悬挂作为县衙匾额，并把徐铉的墨迹收藏在敕书库。皇祐年间，县令刘斁担心墨迹损坏，于是摹写其字刻在石上。吴郡人张伯玉为此事作记并刻在石上。南渡以后，两块石刻都在县衙内，但墨迹已经不存在了。《青箱杂记》记载：近世有好事者，因为潘阆游览浙江、以吟咏潮水而闻名，便用轻绡描绘他的形貌，称为《潘阆咏潮图》。《西湖游览志余》记载：乾道、淳熙年间，寿皇以天下奉养，每次陪同德寿三殿游览湖山，都乘坐大龙舟。宰执和从官，直到大宦官、应奉诸司以及京府弹压等，各自乘坐大船，总数约有几百艘。当时太平日久，皇帝乐于与民同乐，凡是游览、观看和买卖都没有禁令。彩绘船桨和轻便小船来往纵横，像织布一样密集。至于果蔬、羹酒，关扑游戏中的宜男玩具，闹竿花篮，画扇防旗，糖鱼粉饵，时令花卉和泥制婴儿等，都称为“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销金绫缎、犀角镶嵌器物、髹漆器、藤织品、窑器和玩具等物，无不陈列。先贤堂、三贤堂、四圣观等处尤其兴盛。有的人划着轻舟追逐游船求售，歌妓舞女精心妆扮，自我炫耀，等待召唤，这些人称为“水仙子”。至于吹奏、弹唱、歌舞拍曲，杂剧纷纷上演，撮弄杂技、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戏水踏滚、木拨盆等各种杂艺和散耍，以及呕唱、息器，训练水族和飞禽，水傀儡，贩卖道术、烟火，起轮走线、流星火爆、风筝等，数也数不清，总称为“赶趁人”。各种声色娱乐多得使人的耳目都来不及应接。《南宋相眼》记载：洪皓买了一名妾，是东平人，她的母亲曾在明节皇后的宫中任事。她说，显仁皇后生太上皇时，梦见一位身穿金甲的神人自称钱武肃王，醒来后便生下太上皇。钱武肃王活到八十一岁，太上皇也活到八十一岁，在这里建都也并非偶然。洪迈又说，显仁皇后是会稽人。绍圣年间，苏丞相苏颂退休居住丹阳，有一位老婢女韦氏出家为尼，曾在苏丞相家服侍，她的妹妹就是显仁皇后。苏颂带她入京，恰逢哲宗选取二十名室女分赐诸王，显仁皇后也在入选之列，进入端王宫中，后来端王即位，她侍奉皇帝一次便生下太上皇。《雪履斋记》记载：张俊有一名宠妾，是钱塘妓女张秾，颇通诗书。张俊的文章，张秾都参与其中。柘皋战役时，张俊写信嘱咐张秾照管家事。张秾回信给张俊，引用霍去病、赵云的事来坚定他的心志，并说今天的事情全在宣抚使身上，不应把家事放在心上，应当努力报答国恩。张俊把她的信上缴奏报皇帝，皇帝非常高兴，亲自写下褒奖诏谕赐给张秾，又加封她为雍国夫人。《南宋相眼》记载：绍兴壬午年七月，临安访求岳飞的坟墓。岳飞墓在钱塘门外，当时民间私下称为贾宜人坟。《养疴漫笔》记载：孝宗临幸天竺和灵隐，有一位名叫辉的僧人随行。看见飞来峰，孝宗问辉：“既然飞来了，为什么不飞走？”辉回答：“动不如静。”孝宗又看观音像，见其手持数珠，便问：“拿它做什么？”辉说：“念观音经。”孝宗问：“自己念又有什么用？”辉说：“求人不如求自己。”孝宗十分高兴。《桃源手听史》记载：越王浩被罢相后回乡，路过慈溪县时，县令蒋鹗远道迎接。见面后，县吏以下的人都在庭下罗列跪拜。越王回拜，蒋鹗局促不安，请求免礼。越王说：“阁下与他们有官职上的名分，我与他们只是乡里的关系。” 《入蜀记》记载：秀州崇德县有个市民吴隐，忽然抛弃家业，寄居在旅店中。他整天默默坐在一间屋里，屋中只有一张卧榻。客人来时，就和客人一起坐在榻上。有人带酒来访，他也不拒绝清谈，往往谈论一整天。吴隐没有求学，到了这时偶尔与人谈论《易》数，却都能达到精微深奥之处。他还能够预先知道人的吉凶、寿命长短，见过他的人没有谁能测度他。《农田余话》记载：李息斋擅长画竹，曾任嘉兴知州，所以吴地下多有他的竹画。他的儿子李遵道任台州黄岩州知州，也特别擅长画竹木，技艺超过他的父亲。

译《陆象山集》记载：杨慈湖杨简任富阳主簿。乾道八年，陆象山经过富阳，停留半个月，准备告别离去。他想到平时有疑惑，希望见杨简一面，却没能做到，于是又留住一晚，召集众人在双明阁，多次提到“本心”二字。杨简便问：“什么是本心？”陆象山说：“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辞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这就是本心。”杨简说：“我小时候就懂得这些话，究竟还要说明什么？”陆象山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说法。第二天，有个卖扇子的人到公堂上争讼，杨简判明是非曲直后，又问陆象山：“刚才审理卖扇子的诉讼，是的知道是对，非的知道是错，这就是您所说的本心。”杨简忽然大彻大悟，作揖告辞，拱手端坐直到天亮。天刚亮便面向北方行弟子礼，终身以师礼侍奉陆象山。《入蜀记》记载：毛德昭，名文，是江山人。他极其刻苦求学，中年时患病失明。失明以后仍然整天端坐，默诵六经，直到数千字也不停。《秀水县志》记载：薛元鼎，字升云，是莆田人。淳熙年间任户部左曹郎。当时有掌管户部的人提出贡籍的办法，薛元鼎奉命前往秀州，想把一州一年的收支情况全部核查，作为天下平衡赋役的标准。议论者认为，这个办法如果实行，百姓将受到其害。薛元鼎到了秀州，回来后把自己详细考察的始末、源流奏报说：“只看见郡县困窘受束缚，没有看见有余。”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说：“你确实是真正有才干的人。”舆论也因此更加推重他。《四朝闻见录》记载：庆元元年，韩侂胄想驱逐赵忠定赵汝愚，于是打算把天下不依附自己的人全部排斥出去，称他们所学为伪学。朱文公离开京城后，寄居西湖灵芝寺，送行的人逐渐减少，只有平江水川人李君杞从容前来叩问，得以学习穷理之学。《金华杂识》记载：朱晦翁经过婺州时，曾游览武义王臣家，在墙上题写：“摆脱凡俗浅近，去游览高明境界；不要作婴儿般的姿态，而要有大人的志向；不要只作终身的谋划，而要有忧虑天下的胸怀；不求别人知道，而求上天知道；不求与世俗相同，而求与理相合。”又题写“三槐堂”匾额赠给他，直到今天墙间墨迹仍清晰可见。《天启慈溪县志》记载：从慈溪县夹田桥到西渡头，驿路跨越十五里，计二千三百一十有六丈。吴潜创建并使用石板铺砌道路，路宽七尺，东西两端设置石牌。张寺丞张即之题写“相公衢”三字。《新定续志》记载：乡会所是用来笃厚乡里桑梓情谊的地方。唱第完毕后，乡里在朝任职和在京做官的人，在湖山之间设宴，为新贵庆贺，是最盛大的聚会。严州是恭圣皇后成长的乡里，皇后的兄长有杨惠节、王次山，字仲甫；皇后的侄子有敏肃王杨谷，字声之，忠宪王杨石，字介之。每次集会必定共同结盟，后来节度使相继不断，官帽服饰交相辉映，大都继承先人的志向。如今节使蕃孙的儿子杨镇，因为娶了帝姬而更加显贵，这个聚会也更加尊贵、更加光彩。《宋史·后妃列传》记载：理宗谢皇后，名道清，是天台人。她的祖父谢深甫曾任宰相，有拥立杨太后的功劳，杨太后很感激他。理宗即位后，杨太后命令从谢氏诸女中选人，只有谢道清尚未出嫁。她的兄弟想把她送入宫中，几位叔父和伯父却不同意。适逢元夕，县中有喜鹊来在灯山上筑巢，众人认为这是后妃降临的吉兆，于是把谢道清进献入宫。当时贾涉的女儿也在被选之列，理宗本想立贾氏为皇后，却说：“谢氏女端庄稳重，应当正位中宫。”于是决定立谢氏为后。谢皇后被立后，贾贵妃专受宠爱；贾贵妃死后，阎贵妃又凭姿色得宠，谢皇后处之泰然，丝毫不放在心上。杨太后深深称许她。开庆初年，元兵渡江，理宗商议迁都平江、庆元，谢皇后劝谏不可，担心动摇民心，于是作罢。度宗即位后，尊她为皇太后。《宋史·后妃列传》记载：度宗全皇后，是会稽人，理宗母亲慈宪夫人的侄孙女。她幼年随父亲全昭孙任岳州知州。开庆初年，任期届满回京，途经潭州。当时元兵围攻潭州，有人看见神人守卫城池，不久潭州独自没有陷落。过了一年战事平息，她到达临安。正逢忠王商议纳妃，臣僚说全氏女曾随父亲往返江湖，历尽艰险，处在富贵地位后，一定能够完全做到相互警戒、彼此辅助，理宗于是下诏召全氏入宫。理宗问她：“你父亲过去在宝祐年间死于王事，每当想起都令人悲哀。”皇后回答：“妾的父亲固然值得悼念，但淮湖的百姓更值得悼念。”皇帝深感惊异，对大臣说：“全氏女子言谈很有气度，应当配给嫡长子，承继宗庙祭祀。”景定二年，册立为皇太子妃。度宗即位后，册立为皇后。《万柳溪边旧话》记载：尤庄定公尤焴曾在临安西湖旁修筑园圃，花木并不繁盛，却清疏潇洒。度宗游湖时，临幸他的厅堂，亲笔在楹柱间题写：“五代之中三次登上宰辅，历朝多次掌管诏令。”这确实是事实，朝廷士大夫都为此感到荣耀。《癸辛杂识·外集》记载：昌化章氏兄弟二人，都没有儿子。哥哥抱养了族人的儿子，不久妻子却生了儿子。弟弟说：“哥哥既然已经有了儿子，为什么不把抱养的孩子给我呢？”哥哥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妻子说：“不能这样。没有儿子时把孩子抱来，刚生了儿子就把他丢弃，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宁愿把自己亲生的儿子给弟弟。后来两个孩子都长大成人，长子名翃，次子名栩。翃的儿子樵槱、栩的孙子铸鉴，都相继考中进士，于是成为名门。《万历义乌县志》记载：朱良祐，字元德，积累善行，喜好修身。他的孙子朱杞生了九个儿子。长子大任，是漕贡进士；次子梦魁，是咸淳戊辰进士；次子应魁，是太学内舍正奏名；次子荣翁，是浙漕进士；次子淳，是咸淳庚午进士；次子叔麒，也是戊辰进士；次子天与，任广德判官。因此有“九子七登科”的赞语。朱杞被赠为婺州路判官。《崇祯义乌县志》记载：龚氏出自晋国大夫龚坚。到陈太建年间，名孟舒的人被授为河南观察使。其二十一世孙龚实开始迁居义乌，生有六个儿子：世宏、世隆、世广、世恩、世昌、世英。兄弟友爱， 모두跟随吕东莱学习，成为当世名儒。乡里的前辈喻良能任工部时，称他们为“六瑞”，杨忱为此作《六瑞堂记》。孙辈明之、应之、恺都出仕显达。从明之到永吉，共七代官宦不断。

译《嘉靖金华县志》记载：金华在宋代，王、李、潘、唐号称四大族。现在考察太原王氏，从王登开始到第七世孙王兰，考中进士的有十四人，考中乡举的有十人，通过诸科或袭荫做官的有五十九人。晋昌唐氏，从唐尧封开始到第七世孙唐珪，考中进士的有五人，乡贡十二人，通过诸科入仕的有二十五人。坦溪郑氏，从郑卞开始到第六世孙郑凤，进士一人，出仕者四十二人。眉山苏氏，从苏迟开始到第八世孙苏伯衡，出仕者十七人。龙门倪氏，从倪允才开始到第六世孙倪材，进士六人，出仕者共四十人。其余如清岗时氏、括苍潘氏、琅琊王氏，来不及全部叙述。世代做官的门第之盛，即使汉代杨氏、袁氏，晋代王氏、谢氏，唐代崔氏、柳氏，也不能超过它。《癸辛杂识》记载：“省元和状元出自同一郡，自古以来都认为是盛事。”绍熙癸丑年，省元徐邦宪、状元陈亮，都是婺州人；宝庆丙戌年，省元赵时观、状元王会龙，都是天台人；淳祐甲辰年，省元徐霖、状元留梦炎，都是三衢人。《金华府志》记载：宋光宗绍熙癸丑年状元是永康人陈亮；宁宗嘉定庚辰年状元是金华人刘渭；度宗咸淳甲戌年状元是义乌人王龙泽，世人称为“三魁”。孝宗淳熙元年，右丞相是金华人叶衡；淳熙九年，左丞相是金华人王淮；理宗嘉熙三年，平章军国重事是东阳人乔行简；淳祐四年，左丞相是兰溪人范钟，世人称为“四相”。《湛渊静语》记载：“陈同甫在绍熙癸丑年考中大魁，滕强恕第二名，朱质第三名，乔行简第五名。当时前三名和第五名都是婺州人。” 《金华府志》记载：东阳在南宋有五位状元：厉仲祥，绍熙元年进士第一；周师镜，嘉定元年进士第一；杜幼节，嘉定十六年进士第一；俞葵，景定三年进士第一；俞仲鳌，咸淳四年进士第一。《山房日记》记载：方蛟峰方逢辰得到皇帝恩准、接受任命时，方一夔当时作诗祝贺他说：“飞凤翩翩飞下九重宫门，先生的出处关系到斯文。不把钟鼎富贵换取朱绂官服，愿卧在桐江观看白云。处士一生完全是晋代的隐逸之民，千年之后仍然像殷代皇家。恩义如天一样广大，决定把三峰请求赐给您。”后来方蛟峰坚决隐居不出仕，虽然这是他一向确定的操守，但也可以想见前辈以善意责勉后人的风气。《朱彝尊洞霄宫提举题名记》记载：杭州洞霄宫自熙宁初年设置提举。高宗南渡后，特意改为内祠，提高了它的规格。提举凭此领取祠禄，每年都有任职者。考察国史，参照野史，可以考见他们先后次序、爵位、籍贯和姓名。邓牧心撰写的《大涤洞天志》没有记载建炎以后主持这座祠观的人，因此补录下来。从建炎到咸淳，共有一百一十五人。龙图阁直学士、将乐人杨时中；观文殿学士、开封人耿南仲，字晞道；述古殿直学士、上蔡人谢克家，字任伯；资政殿学士、开封人吕好问，字舜徒；观文殿大学士、邵武人李纲，字伯纪；资政殿学士、襄邑人许翰，字崧老；资政殿学士、宋城人路允迪，字公弼；延康殿学士董耘；资政殿学士、瑞安人许景衡，字少伊；徽猷阁学士、缙云人詹乂，字持国；资政殿学士、任城人李邴，字汉老；资政殿学士、曲阜人颜岐，字夷仲；资政殿学士、真州人吴敏，字元中；观文殿大学士、邓城人范宗尹，字觉民；资政殿学士、滁州人张守，字子固；观文殿学士、祁门人汪伯彦，字廷俊；端明殿学士、河南人富直柔，字季申；资政殿学士、吴兴人叶梦得，字少蕴；显谟阁学士、丹阳人翟汝文，字公巽；端明殿大学士、齐州人吕颐浩，字元直；端明殿学士、安阳人韩肖胄，字似夫；资政殿大学士、绵竹人张浚，字德远；资政殿学士、分宁人徐俯，字师川；观文殿大学士、姑苏人朱胜非，字藏一；端明殿学士、解梁人赵鼎，字元镇；端明殿学士、海州人胡松年，字茂老；资政殿学士、德清人沈与求，字必先；端明殿学士、云州人折彦质，字仲古；资政殿学士、仪真人刘大中，字立道；资政殿学士、上虞人李光，字泰发；资政殿学士、毗陵人孙近，字叔诣；端明殿学士、余杭人何铸，字伯寿；资政殿学士、济南人王次翁，字庆曾；端明殿学士、浮梁人程克俊，字元吁；资政殿学士、上饶人余尧弼，字致勋；端明殿学士、宁国人章复，字季常；端明殿学士宋朴；端明殿学士、鄞人史才，字德夫；资政殿学士、金坛人汤鹏举，字致远；观文殿大学士、吴兴人沈该，字守约；资政殿大学士、建康人王纶，字德言；资政殿大学士、浮梁人汪澈，字明远；资政殿学士、莱州人…… 州人辛次膺，字起季，任资政殿学士；寿昌人叶义问，字审言，任资政殿学士；宜兴人周葵，字立义，任观文殿学士；宜兴人▯芾，字子礼，任资政殿学士；仙游人叶颙，字子昂，任观文殿学士；兴化人陈俊卿，字应求，任观文殿学士；寿春人魏杞，字南夫，任观文殿学士；婺源人王炎，字晦叔，任资政殿学士；鄱阳人洪遵，字景岩，任观文殿大学士；四明人史浩，字直翁，任资政殿学士；鄱阳人洪适，字景伯，任端明殿学士；金华人叶衡，字梦锡，任观文殿大学士；温陵人曾怀，字钦道，任资政殿大学士；温陵人梁克家，字叔子，任资政殿学士；德清人李彦颖，字秀叔，任资政殿学士；吴郡人范成大，字致能，任观文殿大学士；金华人王淮，字季海，任资政殿大学士；华亭人钱良臣，字师魏，任资政殿学士；临江人萧燧，字照邻，任资政殿大学士；侯官人黄洽，字德润，任端明殿大学士；永春人留正，字仲志，任观文殿大学士；吴兴人葛泌，字楚辅，任端明殿学士。

译邵武人任希夷，字伯起，任资政殿大学士；上饶人施师▯，字圣与，任观文殿学士；庐江人王兰，字谦仲，任观文殿大学士；余干人赵汝愚，字子直，任观文殿大学士；龙游人余端礼，字处恭，任观文殿学士；临海人陈骙，字叔进，任端明殿学士；泉州人传伯夀，字景仁，任端明殿学士；江阴人邱崈，字宗卿，任端明殿学士；昆山人卫泾，字清叔，任观文殿大学士；临海人钱象祖，字伯同，任资政殿学士；嘉兴人娄机，字彦发，任端明殿学士；南丰人曾从龙，字君锡，任资政殿大学士；天水人赵善湘，字清臣，任资政殿学士；东阳人葛洪，字容父，任观文殿大学士；鄞人郑清之，字德源，任资政殿大学士；庆元人宣□，字宗禹，任资政殿学士；邛州人魏了翁，字华父，任端明殿大学士；邵武人邹应龙，字景初，任观文殿大学士；增城人崔与之，字正子，任资政殿学士；浦城人徐荣叟，字茂翁，任端明殿学士；永嘉人林畧，字孔英，任资政殿学士；余干人刘伯正，字直卿，任资政殿学士。黄岩人杜范，字成已，任观文殿大学士；兰溪人范钟，字仲和，任观文殿学士；侯官人陈韡，字子华，任资政殿学士；庆元人应防，字之道，任资政殿大学士；嘉兴人李曾伯，字长孺，任资政殿学士；隆州人李性传，字成之，任端明殿学士；金华人王埜，字子文，任资政殿大学士；浦城人徐青叟，字直翁，任观文殿大学士；威州人谢方叔，字德方，任观文殿大学士；濠州人董槐，字廷植，任端明殿学士；建宁人蔡抗，字仲节，任端明殿学士；龙游人马天骥，字德夫，任观文殿学士；新安人程元凤，字申甫，任资政殿学士；闽人林存，字以道，任端明殿学士；浦江人高定子，字瞻叔，任资政殿学士；宁国人饶虎臣，字伯武，任端明殿学士；金华人厉文翁，任观文殿大学士；溧水人吴潜，字毅夫，任资政殿学士；嘉兴人沈炎，字若晦，任端明殿学士；闽人许应龙，字恭甫，任端明殿学士；都昌人江万里，字子远，任资政殿学士；醴陵人皮龙荣，字起霖，任观文殿学士；金华人马光祖，字庄父，任资政殿学士；眉州人杨栋，字元极，任观文殿大学士；天水人赵与筹，字德渊，任资政殿学士；潼川人姚希得，字逢原，任观文殿大学士；叙州人程公许，字季与，任资政殿大学士；溧水人吴渊，字道父，任观文殿大学士；乐平人马廷鸾，字翔仲。《贤奕编》记载：赵子固，即赵孟坚，曾得到姜白石收藏的定武本、没有残损的《禊帖》。他乘船连夜泛舟归来，走到霅水的升山时，忽然起风，船翻了，行李和被褥全都沉没，没有剩下任何东西。赵子固当时正披着湿衣站在浅水中，手里拿着《禊帖》，对人说：“《兰亭序》在这里，其他东西都不值得过问了。” 《至正直记》记载：小字《兰亭》，在南渡以前从未有过。贾秋壑得到一只石枕，光滑晶莹，十分可爱。贾秋壑想把《兰亭序》刻在上面，众人都认为难以办到。忽然有一个刻工说：“我能把它的字法缩小，刻成小本的体制，原有的规模格局都应当保全。”贾秋壑非常高兴。刻成以后，宛如定武本，只是缩小了而已；原本缺损的地方也都完整了，真是神工。现在世上流传的，又是这次刻本的后代摹刻本。世人也称它为《玉枕兰亭》。《仙里尘谈》记载：朱希真居住在嘉禾，家中悬挂着琴、筑、阮咸一类的乐器，屋檐间养了许多珍禽；又用篮子和瓦罐贮藏果实、肉干和腌肉，客人来了就任其挑取，用来助兴饮酒。他曾经喜欢在烟波之间吹笛。他的诗说：“青罗包髻白行缠，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阳城里住，卧吹铁笛过伊川。”由此可以想见他的风姿情趣。《至正直记》记载：四明人王厚斋任尚书，学问广博，常常把小册子放进衣袖，进入秘府后，凡是见到书籍中的奇闻异事，就用笔抄录下来，再藏进袖中带出来；晚年编成了《困学纪闻》。《清溪暇笔》记载：朱子对《春秋》和《礼记》没有写成完整的书。慈溪人黄东发，即黄震，把这两部经全部作了集解，义理非常精密完备；朱子尚未完备的内容，也附在《日抄》中。后来程端学有《春秋本义》，东汇人陈澔有《礼记集说》，都不能超过它。永乐初年编修《五经大全》时，诸儒都没有见过《日抄》，所以一点也没有采用其中的内容。《兰溪县志》记载：盛夬，字正卿，是市西柳巷人。他学识广博，富有文才，官至太学博士。吴碧溪曾得到宋高宗大字草书《桂花诗》的碑本，正卿见到后，能够考证出它是哪年哪月哪一天赐给某人的。吴师道深深赞叹他的博学见识。《池北偶谈》记载：宋末浦江人吴渭发起月泉吟社，创作《田园杂兴》近体诗，由名士谢翱等人评定高下。诗作流传下来的有六十位作者，风格清新峭拔，自成一家。《戒庵漫笔》记载：月泉诗社由吴清翁吴渭主持，于丙戌年小春月望日开始，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正月望日收卷，月底结案。共收到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选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公布榜单。第一名给公服一套、罗一匹、绢七丈、笔五帖、墨五笏；第二名给公服一套、罗一匹、绢六丈、笔四帖、墨四笏；第三名给公服一套、罗一匹、绢五丈、笔三帖、墨三笏；第四名至第十名，各给春衫、罗一匹、笔二帖、墨二笏；第十一名至第二十名，各给深衣、布一匹、笔一帖、墨一笏；第二十一名至第三十名，各给深衣、布一匹、笔一帖；第三十一名至第五十名，各给笔一帖、墨一笏、吟笺二沓。以上所发的物品，都在绢端、笔帖、墨上刻“月泉诗赏”字样，并以“潜斋记”作编号；全榜人员还各赠本社新诗一册。《至正直记》记载：宋末的钱牌，长三寸有余，宽一寸，大小不一，都铸有“临安府”三个字；正面铸有贯文，写着“壹伯”之类的字样；上端有小孔，用绳贯穿，以便携带到远处。《浙江通志》卷二百七十九。《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浙江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卷二百八十。杂记【下】。《山居新语》记载：元至元年间，杭州仍有禁火令。高彦敬、克恭任江浙行省郎中时，知道杭州百姓借助手工业谋生以供衣食；如果禁火，百姓房屋狭小，夜间做工点灯时必定要遮盖隐藏着使用，因此多次发生火灾，于是就放宽了禁火令。杭州百姓因此得以安宁，这与廉叔度在成都任职时废除禁火令的用意相同。《至正直记》记载：罗太无是钱唐人，原为宋朝宦官，侍奉三宫。进入京城以后，因病获准赐居宫外，闭门谢绝人事，喜欢读书，擅长辨识天文、地理和各种技艺。武夷人杜伯原曾向他请教，因此得到他的秘传。罗太无的侄子后来官至司徒，权势炽盛，公卿无不谄媚依附。遇到岁朝日，司徒请见太无，太无却闭门不接纳。司徒大声呼喊，用头撞门。太无在门内直呼司徒姓名，说：“世人说你是泰山，我却说你是冰山。我年老而且有病，希望请求辞官归乡。如果你上奏让我回杭州，就是敬重我。”司徒于是特意上奏，批准了他的请求。太无把积蓄的金帛和珍玩都分送给邻坊故人，只留下几十部书，捆在车后。他告诫司徒说：“我不依靠你，你也不要依靠我。”司徒再三挽留，他终于到了杭州。过了一年去世。司徒不遵守他的告诫，仍旧不断专权，后来因妄自接受湖州人的田土而获罪，流放远方，最终死在那里；太无却得以在乡里安度晚年，可以说很有先见之明。杭州七宝寺，就是罗司徒所建。《辍耕录》记载：汪佛奴是歌女。嘉兴富户濮乐闲用中统钞一千锭买她为妾。一天桂花盛开，濮乐闲置酒，佛奴捧酒敬他。濮乐闲内心有所感触，悲伤地流泪说：“我已经老了，不能长久活在人世，你应当好好侍奉后来的人。”佛奴也流下眼泪，发誓不会有二心。后来濮乐闲果然去世，佛奴独自住在尼姑寺中，一生操守清白。《元史·文宗本纪》记载：至顺三年十月，命浙江行省铸造铜器，制作和宁宣圣庙的祭器，共一百三十五件。《农田余话》记载：至正庚寅年，江浙乡试贡院中一片惊叫喧闹，大家以为看见了大蛇，有人说看见了怪兽，始终无法测知它在哪里，所以试场就以“角端”为题。《乐郊私语》记载：海盐的私盐贩子常常手持兵器，驾着快船往来贩卖，即使官吏和士兵也不敢触犯他们。至正丁酉年，滦城人范防卿因荫补任芦沥巡检。他为人温厚，是个儒者，但尤其擅长骑射；无论什么鸟兽，只要还来不及飞逃，他都能射中。即使是海滩上跳动的小鱼小蟹，他射它们也百发百中。有一天夜里，他每次把火把挂在竹竿上，竿子升到三百步高，然后从暗处射火，火没有不被射灭的。于是亡命之徒心中害怕，不敢再贩私盐，境内因此肃静。此前，本路推官陈春曾平反数百人的盐案；到这时，本路大官说：“如果巡官人人都像范防卿，哪里还需要陈司理来平反呢？” 《乐郊私语》记载：海盐州学有至元六年知州赵孟贯、贾禧重修的碑，至正六年知州叶彦中再次重修，又立碑三通。历任州守都有治理声誉。赵孟贯字子唯，是台州黄岩人。他的祖先子英任宋宗室少卿，南迁时以宗室身份随行，任黄岩县丞，于是就在这里安家。他有六个儿子，都凭文学才能取得显贵官职。到了他的孙子，师渊任太常丞，师夏任判宗，二人都在紫阳门下受业，并且与其结为姻亲。因此能够以礼义使家族世代相传。贾禧字吉甫，是宛丘人。他治事正直，群属和老吏都肃然敬畏，如同在家中侍奉尊长。叶彦中字大中，是松阳人。他才思敏捷而有风操，任江南行御史台架阁管勾，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可记。至于崇尚道德、尊重学术，则是三位君子的共同美意。《辍耕录》记载：武林钱思复先生，即明善，十六七岁时，带着诗作到州桥寓所拜见息斋李公。拜见李公后，李公回拜，命他就座，他推辞了。李公再次命他坐，说：“孔子的座席，童子也可以在角落坐下。”他才不敢再推辞。徐永之任江浙提举时，来拜访他的客人，无论亲疏贵贱，他都一定送到门外。凡是客人请他止步，他就说：“不可以。”妇女送人或迎人，都不越过门槛。前辈谦逊自抑、提携后进，就是这样。《兰溪县志》记载：金仁山先生，即金履祥，笃厚地遵守名分和情义。有位故人的儿子因受牵连获罪，母子被分配到相隔很远的地方，十年间互不知消息。先生倾尽财产设法赎回他的儿子。后来那人显贵了，先生始终没有自己说起这件事，只是在相见时慰问他罢了。《农田余话》记载：金华人黄晋卿，即黄溍，早年任湖州长兴县吏，因为文书事务受到鞭打，于是弃吏读书，发愤求学，后来考中进士，成为当世著名的儒者。《双槐岁抄》记载：四明人陈桱曾编写《宋鉴纲目》。他的先祖陈显任户部尚书，曾议论蔡京的奸邪，从此不再出仕。陈显的孙子陈伸任吏部尚书，上奏辨明伪学，劝谏韩侂胄不要北伐，于是辞官。陈伸的儿子陈德刚任工部尚书，请求恢复济王的官爵，端平年间被贬职而死。陈德刚的儿子陈著任太学博士，上书议论贾似道的奸邪，被出任临安府判官。陈桱就是陈著的孙子。《涌幢小品》记载：顾圭是上虞人，在方国珍之乱中遇难。乡人把他的尸体埋在江岸，尸体虽被风涛冲散，坟墓却独自完好。过了七个月，他的遗孤打算迁葬，打开坟墓看时，尸体面容还像活着一样。第二天，这片地方全都被江水淹没了。《兰溪县志》记载：吴绮，字季可。兰溪升格为州时，季可还没有成年，却赶到官府办事，众人都赞赏他的才干。明初，越国公胡大海攻下兰溪，巡游部队四处出动，居民纷纷逃藏。季可看见旗帜后对人说：“希望能见到总兵，让我安心办事并供应军饷。”他被带到帐下，胡大海认为他言语豪壮，便授给他一根大杖，说：“违反军法、肆意抢掠的人，就用这根杖打。”军士都感到害怕，百姓因此得以安定。《严州府志》记载：张士诚命部将刘真据守桐庐，谋划筑城，拆毁安乐塔和牛山，临江修筑栏杆，取用砖石，又挖地开河以取土。百姓苦于劳役。刘真性情残酷，凡是筑土不坚固的，就把人和土一起筑进城中，死者相互枕压。后来刘真登上凤凰山，俯视说：“从这里就可以观察城中的虚实了。”筑城的事于是停止。如今市中心和横港一带隐约隆起的地方，都是新城的城基。《水东日记》记载：洪武庚戌年，太祖将要大规模封赏功臣，派使者到台郡，访求唐代和陵所赐的钱牌。武肃王钱镠的十五世孙尚德捧着铁券和五王画像进献。太祖给予优厚的恩宠待遇，后来又把铁券和画像还给他，按礼厚待并送他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