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通志卷二百八十

译《吾学编》记载：周王朱橚在洪武三年被封为吴国王；钱唐设杭州防卫已有七年。太祖认为浙江是财赋重地，不可以封给藩王，于是撤销杭州防卫，改封朱橚为周王。《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四年辛亥，开始开科取士。当时除畿辅以外，加上各行中书省，共有十一处。考中者一百二十名，其中浙江得到三十一人，大约占四分之一。又有俞友仁，原为仁和人，成为首个藩国首科中式者，盛事就是这样。当时刘基、宋濂、章溢、王祎等都是浙江人，一时同为开国名臣，难怪他们彼此声气相通。《池北偶谈》记载明代两浙人物：刘文成，即刘基，是谋臣中的第一人；宋文宪，即宋濂，是文臣中的第一人；方正学，即方孝孺，是忠臣中的第一人；于忠肃，即于谦，是功臣中的第一人。《礼贤录》记载：刘基因母亲去世回家办理安葬之事，当时对亲近的人说：“从上天的征兆来看，必定有人能够拥有天下。”于是乡里以及邻近的郡县都一致心悦诚服。方氏虽然占据温、台、明三郡，但那里的士大夫都像仰望景星庆云一样仰望刘基。太祖有时派人拿亲笔信向刘基询问军国大事；这些信大多是太祖亲自书写的，都称呼御讳，信尾只称“叩首奉书于伯温老先生阁下”，而不直呼其名。《古今奇闻类纪》记载：诚意伯刘公病危时，对儿子说：“我家的封爵应当在中途断绝，但到第五代以后，应当能够得到武职，从此就可以传承下去了。”到了孙子刘荐承袭爵位后，果然被革除。弘治初年，下诏录用刘公的后代为处州指挥使，正好是第五代。当时嫡孙因罪被关在狱中，有司为他解除枷锁，给他戴上冠、穿上官服，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异的际遇。《玉剑尊闻》记载：章溢上奏，把处州七县的税粮定为比宋代制度每亩增加五合。太祖特意命令青田县的粮税只按增加五合起征，其余各县按章溢所拟定的办法执行。太祖说：“这是让刘伯温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能把这件事当作美谈。” 《仰山脞录》记载：章公章溢刚出生时，哭声像钟声一样，父母怀疑是不祥之兆，差点不想养育他。等到他长成儿童，便显得高峻庄重，不学乡里人的轻浮放纵姿态。至正壬辰年，蕲州盗寇侵犯龙泉，章公和侄子章存仁到山中避乱，存仁被贼人抓住。章公说：“我哥哥只有这一个儿子，不能让他断了后代。”于是挺身而出，对贼人说：“孩子年幼无知，我愿意代替他。”贼人早就听说章公的名声，正出重金悬赏求他；抓到章公后十分高兴，想向他询问计策。章公神色严正地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难道要做这种使全族灭亡的事吗？”贼人发怒，把他捆在柱子上，用刀磨他的胁部，说：“不投降就死。”章公说：“我始终不会向不义屈服。”贼人认为他壮烈，不敢加害。章公夜里欺骗守卫，乘机逃回，转移到闽中避难。太祖用束帛征召他，于是起用他为辅佐天命的功臣。《金华杂识》记载：宋濂曾从闻人梦吉学习，又拜吴莱为师。吴莱的老师是方韶父。永康人胡长孺、青田人余学古，余学古曾拜同乡王梦松为师；王梦松又拜王味道为师；王味道则是晦翁朱熹的弟子。学术源流有来由，就是这样。《碧里杂存》记载：宋太史宋濂请求归乡时，皇帝作诗两句为他饯行，说：“白下开尊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宋濂续写道：“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皇帝很高兴，赏赐白金、缗钱、彩帛和有花纹的绮，说：“给你做百岁衣。”从此宋濂每年都入朝一次。《菽园杂记》记载：宋景濂去世后，葬在夔州府莲花池山下。成化年间，墓地毁坏，巡抚池州的孙公孙仁为他迁葬成都。恰好蜀王府的宋承奉刚在成都东门外建成寿藏，孙公请求用那里安葬先生，宋承奉慨然答应，于是就在此安葬。《传信录》记载：方孝孺先生尚未出生时，他的父亲准备安葬祖父，已经选定了某一天。忽然有一天夜里梦见一个穿朱衣的人跪在面前说：“听说您要把尊父葬在某山的原野上，但我们九族已经居住在这里几百年，子孙繁衍不知有多少。请再延后三天，我将迁走躲避。”说完告辞离去。第二天开工，果然挖到一个墓穴，宽约六丈，里面有一千条红蛇共处一穴，长数尺，大概就是梦中的朱衣人。先生的父亲一向不信鬼神，堆柴放火把蛇烧掉，结果有一道烟笔直地飘到先生家中。当时先生的母亲才怀孕几天，先生便出生了，形貌十分奇异，舌头能够伸入鼻中。后来他为建文帝尽忠，遭到诛灭九族，大概是蛇的报应。《蒹葭堂杂抄》记载：天台人方孝孺年少时曾经过严陵钓台，写有一首古诗：“敬贤当远色，治国须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早见防，却向桐江钓烟水。”这首诗不只是写得好，也是天下第一等的议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名胜志》记载：刑部尚书魏泽被贬为临海典史。当时朝廷捕捉方正学的家人，不许收留任何一人，魏泽尽力设法保护，使他的孤儿得以逃出。谢文肃诗中所说的“孙枝一叶存”，指的就是这件事。魏泽字彦恩。《名胜志》记载：洪武初年，瑞安人卓敬十三岁，在山中读书。夜里回家遇到暴风雨，远远看见火光，便赶去那里，原来是一座小院，匾额题着“体元”。进去后看见一位老翁坐在长明灯下；老翁起身慰劳他，让童子烧枯叶取暖、烘干湿衣。卓敬秘密问老翁是谁，童子说：“先生不愿让人知道姓名，只自称逍遥翁。”卓敬又恭敬谨慎地询问，老翁说：“我家世代行医，往来于中条山，听说陶隐居在这里有丹室，我从南方来采药，不久就要回去了，你不必知道我的姓名。”于是给他一头牛，让他骑着回去。到了家，牛忽然咆哮，变成一只黑虎逃走。等到天亮再去寻找小院，已经找不到了。几天后，他才在县城西四十里的陶弘景丹室旧址发现一座古庙，正是雨夜所经过的地方。庙壁上有潘阆《夏日宿西禅院》诗，笔墨还很新。沿着原路回去，看见虎的足迹仍清清楚楚地留在那里。

译《闲中今古录》记载：象山人钱唐在元末隐居不出，年近六十时，看到天下将要统一，便赴京陈述王道。他先献上一首诗：“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声天地响。龙飞在天雨如膏，天地山河增气象。山人昔住东海山，山形如象山名丹。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隐遁松林间。一朝阴气蔽白日，天地昏暗人变颜。人既变颜心铁黑，山人铁心仍铁肝。山人名不挂唇齿，山人不与人相似。吴江江上吴山青，吴山有城高百雉。好风吹步上京师，铁杖麻鞋见天子。天颜悦怿天开明，谨身殿中承圣谕。致君尧舜端有时，山人事业当如此。”诗呈上后，立即授任刑部尚书。《镇海县志》记载：鄞人单仲友能写诗。洪武年间，他被征召到南京，献诗称颂皇帝；于是上奏说，本府名称与国号相同，请求改名。皇帝高兴地说：“那里有定海，海定了，波浪就会安宁。”于是把明州改名为宁波。当时是洪武十四年，皇帝赐单仲友回乡，后来他在家中去世。《慈溪县志》记载：陆俊进入胄监。明太祖视察学校，命他讲解《论语》，问：“治理国家首先应当做什么？”陆俊回答：“应当以恭敬的态度办事，并做到诚信，这三点。”皇帝很高兴，当天就命他出任汀州知府。《西园杂记》记载：宁海平民叶兑向太祖上书，论述军事，提出一个总纲和三项目标。大意是说：用兵的关键在于胸中先有确定的规划，应当向北断绝李察罕的招诱，向南兼并张九四的僭据，督促方国珍归顺，夺取闽越的上地；把建康作为都城，招纳江广地区来充实自己的力量。进取时越过两淮，窥伺中原而取得天下；退守时则保全一方自行防守，这就是确定规模的总纲。三项目标就是：第一取张九四，第二取温、台、处，第三取福建。当时伪汉虽已平定，但元朝李平章察罕正写信招诱太祖，所以叶兑才这样说。后来平定吴地、平定越地、平定闽地，然后北伐，统一天下，先后次序全都如叶兑所说。《余冬序录》记载：黄岩人徐宗实，即徐垕，洪武年间任兵部侍郎，奉命出使两淮，提出了许多建议。海州有一位节妇侍小花，十六岁时已经许嫁，但丈夫去世；她到夫家办理丧事，服丧奉养婆母，送婆母去世时又剪掉头发，发誓守节不改。采访使上报此事，有关官员却认为她不到五十岁，不符合条例。徐宗实上奏说：“根据事情实际情况采取适中的处理，才合乎义理；拘泥成文规定、死守一端，哪里能说是适宜？这个妇人既能在订婚之初为丈夫哭泣，又能在安葬婆母之后剪发，即使挖掉眼睛、割断耳朵，也没有比这更重的节行了。应当把她列入志向卓异者一类，怎么能同普通守节妇女相提并论？”朝廷议论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下令郡县表彰她。《万历野获编》记载：嘉兴有个王嘉防，字元礼。元末多次参加科举都没有考中，入明后凭明经科应聘到京城，授任翰林检讨。洪武十五年升任国子监右司业，与祭酒宋讷、左司业龚斆严格树立规矩和典范。三人都年高，须发洁白，太学数千人对他们肃然敬畏。后来因年老多病请求归乡，皇帝特许他致仕。他尚未出发便死在官舍，时年八十多岁。皇帝命礼部、应天府供给舟车，送他回乡安葬；出殡那天，又下诏让沿途官府祭奠他。如今乡里人已经没有能叫出他名字的了。《归田诗话》记载：洪武年间，临安县令王谦在年终举行乡饮酒礼，选取诸生中年轻俊秀的十人，练习歌唱《鹿鸣》等篇章，吹笙弹琴，调和音节。到了举行礼仪的日子，就在讲堂设宴，席地而坐歌唱；器具使用罍、爵，执事挑选巾服洁净的吏卒。宾主欢乐饮酒，父老感叹赞颂，俨然有古代的风气。后来便把它作为常例：凡宴饮如宴请朋友，就歌唱《伐木》；慰劳农民，就歌唱《南山》；祝贺新居落成，就歌唱《斯干》；送别服役人员，就歌唱《无衣》；接待使者宾客，就歌唱《皇华》之类，不使用世俗的歌舞伎乐。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双槐岁抄》记载：舟山之下过去有一座状元桥，童谣说状元会出在定海。洪武二十七年，县人张信果然应验了这句话。《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洪武年间，皇帝下诏选取出身良家、识字并能读《大诰》的女子。杭州江干的蔡氏应诏入宫，被任为女官。永乐初年，皇帝命蔡氏在杭州选取识字女子，后来她找到自己的外甥女张氏应诏入宫，张氏也被任为女官。《凤洲杂编》记载：洪武三十年，征召天下税户郑沂入朝召见，授任礼部尚书，并任用他的侄子郑榦为御史。永乐十二年，郑榦七十二岁，请求归乡。皇帝说：“让他教翰林院书写策书，礼部宴会时让正官陪同，教坊演奏歌舞。”郑榦辞别皇帝时，皇帝赐给他金线绣衣、楮帛。郑榦推荐侄子郑煁有才可用，皇帝说：“既然是御史推荐的，就授任御史。”后来郑煁屡次升迁，任大理寺丞。永乐十七年，北京首次接受朝贺，致仕御史郑榦和他的弟弟致仕官郑楷来朝，皇帝赐宴和楮币，并赐给他们《为善阴骘》二部。皇帝说：“他家里其他人，多数也各给二部。”永乐十九年，翰林检讨郑叔美以病告假，按惯例被罢官为民。仁宗即位后，他带着子弟来朝，仁宗看着年长者说：“这不是郑检讨吗？为什么戴着平巾？”吕震把缘故奏明，仁宗特地下诏给他冠带，准许致仕，又各赐钞二千贯，供应驿站和船只送他们回家。《都公谭纂》记载：郑尚书郑旸是浦江义门人。太祖有一天问尚书：“你家几代人共同居住，是怎样做到的？”尚书叩头回答：“只是不听妇人的话罢了。”皇帝深以为然。《崇祯浦江县志》记载：郑氏五皓是：监察御史郑榦、蜀府长史郑楷、詹事府丞郑柎、翰林检讨郑棠，以及清逸处士郑柏。一门之中，兄弟和堂兄弟学问优异、文章和品行都好，古今寻求这样的家族，也很少见。《万历野获编》记载：金实是金华人，永乐初年为生员。他上书陈述王道，提出四条总纲、五项具体内容，皇帝嘉许并采纳。又参加三道策试，都得到优评。于是命他进入文渊阁，参与编修《太祖实录》。书成后，授任翰林典籍。又参与编修《永乐大典》，晋升春坊司直郎。洪熙年间，升任卫王府长史。正统四年，充任会试同考官。他以生员身份参与纂修，是一奇；以东宫近臣身份进入藩王府，是二奇；以藩府外官身份担任评阅文章的重任，是三奇。当时官制早已确定，唯独金实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

译《天顺日录》记载：吏部尚书魏骥是浙江人。起初任松江教官，勤勉地培养人才。在学校读书的诸生，等到一更将尽，他一定带着茶前去看望；看见有人在读书，就供给一碗茶后返回。到三更将尽时，他一定带着粥前往；如果还有人在诵读，就供给一碗粥。他还称赞他们这样勤奋，但也不频繁前去，隔十天左右去一次，士子们都很感动。后来出自他门下的人，成为显贵官员的很多。《万历野获编》记载：仁宗刚即位时，原任宫僚、左春坊左赞善徐善述死于任上，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肃，命有关部门建立祠堂祭祀他。宣宗初年亲自撰文祭奠。徐善述字好古，是天台人，由岁贡起任桂阳州学正，升任国子博士；到去世时，考校乡试两次，会试两次。赞善只是从六品，却越级九阶追赠宫保，而且得到谥号、赐祠，储君亲自挥笔祭奠，实在是前所未有。《涌幢小品》记载：袁柳庄，即袁珙的父亲，号菊村。他的先祖中有袁天与，凭进士身份在德祐之难中殉死，全家都遭覆灭，共十七人，只有一个孤儿被救而免死。又过了一百多年，才有袁柳庄。《水东日记》记载：于节庵，即于谦的先祖中曾有显贵官员，但到了他的父亲时，年幼孤贫，流落在外；虽然知道先祖显贵，却不能详细考证。只知道黄鹤山有祖先的坟茔，兄弟的名字叫山寿、海寿。于节庵长大后，成为董镛先生的女婿。董先生收藏的书中有黄文献公黄溍的文集，其中记载湖南宣慰使于九思的行状，可以据此考察。于节庵能够知道自己的先世，就是因为得到这篇文章。董先生的儿子、中书舍人董璵谈到过这件事。《畜德录》记载：孙原贞因办理《实录》事务来到杭州，嘱咐各位学生供应笔墨纸砚。当时于肃愍公于谦也在其中，进言说：“设置学校，是将来培养贤才以供任用呢，还是只为供应办事书写呢？”孙原贞走下座位迎他上座，并向他道歉，于是两人结交为友。《水东日记》记载：于节庵以兵部侍郎身份巡抚河南，升任大理少卿，入京时不携带土特产去贿赂当权者。汴地人曾吟诵他的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玉剑尊闻》记载：于谦任兵部尚书时，寇盗侵犯西北，贵州苗族大举起兵，二广和四川又发生战争，警报接连不断。于谦眼睛看着、手指屈数，口头拟写奏章，两名属吏在旁边记录，常常还跟不上。《琐缀录》记载：景泰年间，朝廷任用官员，多秘密向于少保于谦征求意见。当时祭酒职位空缺，翰林徐有贞请求补任；他以门生杨宜是少保的内亲为由，托杨宜替自己请求，先后请求了四次，少保只好委婉地答应了。于是通过宦官向皇帝进言。一天退朝后，皇帝召少保到文华殿，屏退左右，告诫说：“徐有贞虽然有文才，但居心奸邪，怎么能任祭酒？如果听从你的意见任用他，将使后来的读书人都被他教坏心术。”少保无法回答，只叩头而已。退出来后汗流浃背。左右人远远听到祭酒的事，却不知道详细情况。徐有贞最终没有得到任用，于是怨恨少保，后来果然诬陷少保犯下重罪。《万历野获编》记载：宣德初年，在浙江增设杭州府、嘉兴府所属各县的劝农主簿。《菽园杂记》记载：吴文恪公吴讷任御史巡按两浙时，毁掉秦桧碑，并刻石记事说：“右边这块碑刻的是宣圣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赞文，由宋高宗撰写并书写；画像则是李龙眠所画。高宗南渡，在杭州建立行宫。绍兴十四年正月，才把岳飞的宅第改作太学。三月，高宗临幸太学，首先亲自撰写先圣赞，后来从颜渊以下，也分别撰写赞辞，以表达褒扬崇敬之意。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把这些文字刻在石上，并附上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的记文。秦桧说：‘孔圣以儒道设立教化，弟子都没有邪杂、背离正道的行为。如今士大夫的习气，有的还不纯粹遵循儒术，反而宣扬狡诈、权变、诡谲的说法，以侥幸求取功名利禄。’他的意思大概是针对当时主张恢复失地的人说的。唉！靖康之祸使汴都沦陷，当时的臣子正应枕戈尝胆，谋求恢复失地；可是秦桧极力主张和议，排斥众人的谋划，把一时忠义之士的言论全都说成是狡诈权变、诡谲欺骗的言论。先儒朱熹说他倡导邪说以误国，他的罪行上通于天，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正是这个意思。从前龟山杨先生在世时，曾建议停止王安石在孔庙配享，见识高明的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 吴讷不过是一介书生，幸而遇到圣明之世，充任掌管风纪的官员。这次在仁和县学得以看到石刻，发现秦桧的记文还和图像、赞文一同保存着，于是命人磨去他的文章，使邪僻的言论和奸污的名声不能夹杂在圣贤图像之后。但想到它流传已经很久，仍谨慎地记录下来，使后来阅读的人有所考察。《万历嘉善县志》记载：大理卿胡槩将要分拆县域时，命知府齐公政察看地形。齐公想把县治定在西塘镇，已经议定了。胡槩询问父老，陶庄里人袁颢当时刚成年，进言说：“建立县邑，最重要的是考虑国家的计划，其次考虑民情，再其次考虑地势。西塘偏僻地处一隅，不是扼守险要、控制交通的地方。武塘濒临海边，是通行要道，也是郡的东部屏障；地方有警，可以在那里扼住咽喉。又有商旅往来，百姓容易聚集。”胡槩非常赞同，于是带着车舆一同前往。自嘉兴向东来，先察看武塘，见四面的水流都直，胡槩不太满意。到了西塘，看见南北各水都汇合于文水漾，便召来袁颢说：“国家计划和民情，你说得对；地势又怎么样呢？”袁颢说：“西塘两条水虽然汇合，地势实际上倾斜不正；武塘的水道虽然直，地势却非常平正。只观察外形，容易得到虚假判断；考察事理，才能得到真实结论。古代太史察看土地，比较土的轻重，拿秤一称，优劣就判明了。”胡槩命人取两镇的土来称量，果然武塘的土较重，于是就把县治定在那里。

译《天启慈溪县志》记载：王母张氏的父亲是余姚张云航先生，具有隐德，擅长识人鉴定，常常认为女儿非同寻常，便教她经义。她嫁给慈溪王明白的儿子伯壎；伯壎任金溪县令，很有能干的声誉。张云航曾嘱咐女儿说：“生了外孙要告诉我。”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她告诉父亲，父亲看着他说：“来了。”于是取名为来。第二个儿子出生后，她再次告诉父亲，父亲说：“又来了。”于是取名为复。第三个外孙出生后，她告诉父亲，父亲说：“也足以和两个哥哥鼎足而立。”于是取名为鼎。来、复二人同时考中宣德丙午科，来任工部尚书，复任刑部主事，鼎任御史，最终官至广东佥事。张氏被封为太夫人，辅佐丈夫、教育儿子，一切都以古人为榜样。金溪去世后，她亲手写下箴言训诫，谆谆教导他们以竭尽忠诚、报答君主为准则。来出征湖广时，她亲手做了汗衫送给他，说：“不是因为缺少衣物给你，而是特意让你知道我还很健康，希望你能安心办好公事，不要因为我年老而挂念。”等他凯旋归来，她又告诫他不要自负夸耀，以保全居处美德的道理。母亲贤德，儿子们又都显贵，真是盛大的事情。《静志居诗话》记载：御史漏瑜隐迹于江湖之间，与年高德劭的旧友结交。宣德年间，他在乌墩参加九老会。当时赵嶬字伯高，九十一岁；吴焕字汝文，九十岁；赵岐字伯通，八十九岁；孙孟吉字兆祯；唐其谅，八十五岁；水宗达字朝宗，八十二岁。叔瑜与壶敏中、行钱郁耀、宇年，也都八十多岁。当时有人作诗记述此事：“桑榆暮年，整日清闲，又邀请志同道合者仿效香山九老。平常频频以酒互相酬劝，任凭心意在山林泉石间往来。心境高远，自然忘却尘世之事；这些年来，也不再被功名利禄束缚。不要说九老会不能与前代相比，养成的平和之气总是一样。”这件事流传下来，成为美谈。赵嶬是宋安定郡王的后裔，洪武年间任仪鸾司序班。赵岐是安康郡王的后裔。孙孟吉在革除年间任太常博士。唐其谅在革除年间由文史院出任天长县丞。郁任湖广石门知县。赵嶬、吴焕、孙孟吉、壶敏中都是乌墩人；赵岐是青镇人；水宗达是吴江人；唐其谅是凤阳人；郁是临安人。乌墩又叫乌戍，也叫乌镇、乌陀。青镇就是青墩。《宛委余编》记载《杭州耆老会》：正统年间，大理正卿郎子贞八十一岁，封吏部员外郎孔希德八十岁，礼部郎中蒋廷晖七十八岁，处士项伯藏九十三岁，孙适、郭文敏都七十三岁。另有稽勋郎中邓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居官员的身份参加此会，但年龄不足。《水东日记》载：商弘家中收藏一张宋代公文，其中凡是朝廷的文字都用朱笔书写。原来他的祖先本是西夏人，因为进献秘密情报有功，被送到浙江，意思与如今安置投降人员相类似。他们居住在淳安，族人很是繁衍，到现在大概已有四百年了。《菽园杂记》载：商文毅公商辂的父亲是府中小吏。商辂出生时，知府夜里远远看见吏舍中有光，寻迹查看，却不是火光。第二天他询问群吏，众人说：“商某生了一个儿子。”知府觉得奇异，便对他的父亲说：“好好抚养他。”后来商辂官至大学士。天顺初年，他罢官归乡；有一位精通太素脉的医生，商辂让他诊脉，医生说：“俸禄将中断十年，之后还会重新起用。”成化初年，商辂复出入阁，几年后退休。《玉剑尊闻》载：商文毅退休归乡后，刘文安定之见他的子孙大多贤能，感叹说：“我和您共事时，从未见过您笔下随意杀害一个人，子孙这样贤能也是应该的。” 《万历野获编》载：景泰帝由郕王即位后，向藩王府旧臣推施恩典，把审理正俞纲升为太仆寺少卿。俞纲是嘉兴人。又把伴读俞山升为鸿胪寺丞，俞山是秀水人。两县都靠近府城，而且同时有两个同姓的人。俞纲由生员因善于书写而被选用，俞山则由举人副榜出仕。第二年，俞纲便以兵部左侍郎入内阁；俞山第二年也升至吏部左侍郎，任经筵讲官。不久因更换太子，俞纲加太子少保，俞山加太子少传，二人都得到宫廷荣衔，属于二品，但没有正式授任六部卿官，却可以兼领两份俸禄。后来俞山秘密请求恢复原太子，未被听从，于是称病，以优礼退休。天顺元年去世。俞纲在天顺年间复辟后重新起用，任南京礼部左侍郎；成化二年退休，十四年去世，按例赐祭并安葬。景泰旧臣中有这种遭遇的，只有他们二人。俞纲字元立，俞山字积之。汤斌《明史稿》载：孝惠皇太后邵氏是杭州昌化人，知书达理。十四岁时，曾有七个人来聘娶她，但都死了。有一名指挥来聘，已经上马迎亲，却坠马而死。她的父亲邵林充任漕运士卒，带她到京师，送入掖庭。成化十二年册封为宸妃，二十三年封为贵妃。她生下兴王朱祐杭、岐王朱祐榆、雍王朱祐橒。世宗继承皇位后，尊她为寿安皇太后，并封她的弟弟邵喜为昌化伯。《嘉禾征献录》载：安妃姚氏，名妙庄，是嘉兴人。她的父亲姚敬在她出生时遇到异象。一次她洗脸漱口，看见洗脸水中两旁夹着羽扇，日月云霞灿烂，呈现五种颜色。她长大后端庄安静，家里贫穷，便学习纺织并经商。每次出门都一定等到正午以后，待市场喧闹声停息才去；行走和停留都必定走中道，眼睛从不斜视，众人都觉得奇异。她十五岁时，宪宗派宦官怀恩到江南选淑女，姚妙庄的名字列在名册中。她平素头发稀少，不到一尺长；一夜之间头发长到拖地。入宫后，生下第九皇子寿王朱祐稽。不久被册封为安妃。当时她的父母都已去世，只有叔父姚敬弟弟玉的儿子福员，穷得厉害，在市场上卖菜。皇帝下诏让有关官府访查她的亲属，按相貌寻找，终于找到了福员，立即授予锦衣卫千户。当时人编歌说：“不知是谁家的孩子，早晨还穿着破衣，晚上便穿上锦衣。”寿王在弘治四年被册封到藩府，封地在蜀地保宁，安妃也随同前往。不久去世，谥号端懿。福员的儿子姚锦、孙子姚承勋都世袭其职。姚承勋的儿子姚思孝没有儿子。工部尚书姚思仁，大概是福员的五世孙。

译《西园杂记》载：成化庚子年，浙江乡试填榜时，第一名录取了余姚人王华。当时按察使杨公子方认为王华只是儒士，压低他置于第二名，却把仁和人李旻列为榜首。第二年辛丑，王华考中状元。到甲辰科，李旻也考中第一名，接连出了两个状元，十分盛大。李旻参加乡试时，癸卯年冬十二月乘船出发，走到毗陵，同行两人喜欢饮酒赌博，互相争吵，其中一人拿刀刺向另一人，却误伤李旻的肩膀。李旻惊惧后悔，立即与二人分开，乘船返回；到家时已经除夕。甲辰年正月，亲友催促他整理行装，他便斋戒沐浴，到响卜祈祷，以决定是否继续赴考。走到清河坊北面，听到有人唱着“新状元花生满路来”的歌，李旻听见后便整理行装。初六出发，二月到达京城，第二天到礼部投递文章，却发现席舍图已经挂在礼部，不再收卷。李旻苦苦请求尚书说：“您只管去看看席舍图，若还有空缺，就收下我的文章。”李旻赶忙去看图，果然还缺一个名额，礼部正在收卷填图。尚书笑着说：“难道还要争出一个状元吗？”这一年春天，李旻果然考中状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六日〕 《闲中古今录》载：我们浙江的状元，从正统元年丙辰科的周旋、十年乙丑科的商辂、成化十一年乙未科的谢迁、十七年辛丑科的王华，到二十年甲辰科的李旻，共有五人。其中周旋与商辂、王华与李旻，都是同乡，先后在乡试中一人一科取得第一名，出了两位状元，确实值得称美。商辂、谢迁、李旻又都是乡试解元；商辂连续取得乡试、会试、殿试第一，是开科以来唯一一人。商辂和谢迁又都入阁，更是盛事。《玉剑尊闻》载：有人借王华同年之事诬蔑毁谤王华，别人劝王华应当赶快申辩。王华说：“如果申辩，就是我揭发同年朋友的短处，这怎么能玷污我呢？”最终没有辩解。王华的四世祖王性，任广东参议时死于峒苗作乱；曾祖王与凖精通《易经》，有一次占筮得到“震”变“大有”，说：“我的后代两代以后将会兴盛，而且这种兴盛能长久吗？” 《七修类稿》载：浙江省有十一府、七十二县、一个州，成化年间分县以后，共有七十六个行政单位。有人编成歌诀：“杭州九，嘉兴、湖州七；台州、严州都六县；宁波、衢州、温州五县；绍兴、金华八县；处州十县。” 《菽园杂记》载：浙江的银课，洪武年间每年征办二千八百七十余两，永乐年间增加到七万七千五百五十余两，宣德年间增加到八万七千五百八十余两。后来镇守太监李德、兵部尚书孙原贞上奏说，矿户实际缴纳银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余两，代为赔纳六万一千七百八十余两。正统年间减额，只征办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余两。景泰七年实际得到一万六千零六十五两。天顺六年为三万零四十八两。成化三年奉诏征办银二万一千二百五十两。成化五年因太监卢永上奏，减为一万零二百三十七两有余。不久又奉诏按照天顺六年三万零四十八两的数额征办。成化十九年又因太监张庆上奏，按照成化三年二万一千二百五十两的数额征办。此后规定，处州府所属各县征办二万一千二百五十两，温州府泰顺县征办九百九十一两八钱，共二万二千二百四十一两，比成化三年的额数多九百九十一两。弘治三年减免一万一千四百两，只需办解一万零八百四十一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四十八两〕 又禁止收取额外的耗银三千余两，这是采纳巡按御史畅亨的请求，而由刑部侍郎彭韶核实此事的结果。《续停骖录》载：天下税粮总计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一个布政司就有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占全国九分之一。《篝灯碎语》载：弘治四年，浙西发生大饥荒。退休的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余杭人邹康靖公邹干上疏报告，请求派官员实地勘察受灾地区，宽免今年的租税。敬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命有关官府带着绢帛、羊和酒前往慰问。《万历野获编》载：弘治五年壬子，浙江乡试第一场遇到大雨，号舍被水冲没，士子无法坐立，喧哗骚扰，纷纷散去；即使加以约束也无法制止。监临御史和监察宪臣都想停止考试。左布政使刘大夏说：“暴雨必定有停止的时候，可以让士子自己估量；能够作文的，听凭他们愿意留下，不要跟随众人离去，应以留下的人为准，阅看他们的文章并录入榜中。”于是留下的还有八百多人，便命令他们全部回到号舍。雨果然停止，于是仍按规定录取，足额取满。等到发榜时，人们都说这次录取得人，比其他科更好。《两湖尘谈》载：弘治初年，镜川杨公杨守陈以少詹事身份掌管翰林院事务，碧川杨公杨守阯以侍读掌管南京翰林院。士绅们相互谈论，认为兄弟二人分别掌管南北词林，是近世从未有过的事。碧川作诗说：“天风吹断雁鸿的行列，云霄之间分列着两座玉堂。小弟刚刚怀抱南署印信，大哥又执掌北门章奏。我们不是权贵之家的门客，而是都依靠皇帝的德光。仰望前代贤人，称道二赵；南北词林共同掌管，声名一同流传。” 《西园杂记》载：杨守陈任学士时，他的弟弟杨守阯、堂弟杨守隅、杨守随，以及儿子杨茂元、杨茂仁，都相继考中进士，一同在京城做官。好事者作了一副春联夸耀此事：“半壁宫花春宴结束，满床牙笏早朝归来。”后来杨守陈官至吏部侍郎，杨守阯官至吏部尚书，杨守随官至工部尚书，谥号康简；杨守隅官至大理卿，杨茂元官至刑部侍郎，杨茂仁官至按察使，都有贤能的声誉。兄弟和子侄一门在一时之间如此兴盛，江浙文献世家中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先进遗风》载：谢文正公谢迁刚入翰林时，有一名御史突然升任都御史，御史台中按惯例请求谢迁作文章道贺。谢迁知道此人一向不为公论所认可，最终推辞不作。《万历野获编》载：谢木斋谢迁任宰相，是因父母丧服未满而被召回起用的。当时是弘治乙卯年，他还任侍讲学士，官阶从五品。皇帝特意起用他，让他以少詹事兼学士入内阁值班；因服丧期限尚未满，他留在家中半年。到京刚刚到任，便升为正詹事。第二年又晋升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一时大臣升迁之快，没有比这更迅速的。《玉剑尊闻》载：雁山的五种珍品，指龙湫茶、观音竹、金星草、山药和官香鱼。朱太守朱谏没有做官的心思，曾说：“难道要用五斗俸禄来换取我的五种珍品吗？”

译《见闻纪训》载：归安人施相之，名佐翊之、名佑的兄弟，都曾任知州，退休后居家。兄弟二人的田产多少不一，因此产生隔阂，亲友每天为他们调解，却始终不能化解。同县溪亭严公严凤一向以孝顺友爱著称，侍奉兄长如同父亲。当时他偶然到翊之的船中，谈到田产之事，严公频频皱眉说：“我的兄长懦弱，我正为此苦恼；如果他能像您的兄长那样有力量，即使把我的田产全夺去，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翊之于是悲伤醒悟，便拉着溪亭一同到兄长家，边行礼边哭泣，深深悔恨自责；相之也流泪安慰他。二人都想把田产让给对方，于是终身友爱。《静志居诗话》载：项襄毅公项忠以功业显达，居乡时常常组织檇李耆英会，每月在寺院道观中集会一次。参加会集的有云南布政司参议金礼敬之、四川按察司佥事梅江文渊、福建按察司佥事戴祐元吉、漳州知府姜谅用真、武冈知州伍方公矩、砀山知县包鼐汝和、通判汤彦和、教授陈防福。主持会集的人是项公。会集始于弘治戊午年春天，所作诗文由文渊汇编成集。府学教授新淦人萧子鹏为文作序，把它比作香山会和洛社。《嘉禾征献录》载：沈氏是秀水人，聪慧而能写文章，年少时被选入宫，任女给事中。孝宗曾让六宫写《守宫论》，沈氏的文章最好，开头说：“秦朝无道，实在太过分了；宫禁又何必守呢？”皇帝很高兴，提升她为第一名。她的弟弟沈溥是贡士，参加礼部会试，沈氏赠诗说：“年少时便离开家侍奉宫禁，人间与天上都依稀难辨。早晨跟随凤辇趋入青琐宫门，晚上捧着鸾书进入紫微宫。银烛燃尽徒然满怀泪水，玉钗敲断终究不能归家。近年来盼望你登上仙籍，同我补列山龙衮衣之班。”当时人们争相传诵这首诗。《静志居诗话》载：南元善字大吉，喜好青紫之服，囊中藏书，精通书法，任绍兴知府。他认为窆石不是大禹的葬处，便在禹庙东南另建丰碑，题为“大禹陵”；此后朝廷在这里举行望秩之祭。《杭州府志》载：仁和县学的石经，正德年间巡按御史张承仁想把它迁置到府学。教谕李璧极力争辩。张承仁说：“我把它迁到府学，并不是出于私心，你为什么这样固执？”李璧说：“我任仁和县学教官，只知道守护学校原有的旧物，其他事情不是我所知道的。”张承仁大怒，想鞭打他。李璧说：“官职可以丢掉，身体和名节却不可受辱。丢官后如果仍迁走石经，就不是守护典籍的责任了。我的官职还在，难道可以用威势强行夺取吗？”张承仁认为他奇异，事情最终搁置。等李璧离任后，巡按宋廷佐便把石经迁到了府学。《万历杭州府志》载：正德十五年，御史唐凤仪巡按浙江。当时胡世宁刚被起用，接受湖广按察使的任命，还没有赴任。唐凤仪器重他，想为他建立牌坊。胡世宁谢绝说：“幸赖皇上宽仁，使我免于罪过，已经很幸运了，哪里还用建牌坊呢？”唐凤仪认为唐代仆射褚遂良是本地人，当时他进谏反对更换皇后，忠贞之举没有比这更大的。明代四川按察司佥事王琦、兵部郎中项麒也与褚遂良同乡，在当时都享有清正的声望。如果把建牌坊的工料转用来表彰这三位先贤，对移风易俗、教化百姓确实很有益处。于是唐凤仪在褚家堂南巷口建了“忠清里坊”。《禅寄笔谈》载：胡端敏公胡世宁志向气节清正高峻。他以昌化县生员身份参加乡试，考中第二名，后来考中进士。刚参加乡试时，按惯例牌坊路费为一百金，胡世宁因当年歉收，只接受五十金。他出身农家，靠耕田起家，一开始就这样明显不同于同辈。《今言》载：王阳明王守仁第一次见宁王朱宸濠时，假装表示愿意投效，以窥探他的叛逆谋划。宴饮时李士实也在座，朱宸濠谈到康陵时期政事的缺失，表面上忧愁叹息。李士实说：“世上难道没有商汤、周武王吗？”王阳明说：“商汤、周武王也需要伊尹、吕尚。”朱宸濠又说：“有了商汤、周武王，就会有伊尹、吕尚。”王阳明说：“如果有伊尹、吕尚，又何愁没有伯夷、叔齐？”从此王阳明才知道朱宸濠谋反的意图已经确定，于是派门生举人冀元亨往来朱宸濠府中，窥察他的动静，更详细地取得情报。于是他开始上疏说：“臣据守江西上游，连年盗贼兴起，请允许臣取得提督军务的权力，以便行事。”他的用意其实在于朱宸濠。司马王晋溪明白王阳明的意图，复奏说：“王某有根本之学，有实用之才，现在这份奏疏正相符合，应准许给他旗牌，使他可以便宜行事。江西境内一切大小、缓急的贼情，都听任王某根据情况安抚、剿灭。”因此朱宸濠叛乱时，王阳明终于能够起兵擒贼。只是他的奏疏把功劳归给了兵部尚书新都，因而新都不喜欢他。王晋溪看到王阳明的奏疏后也发怒，所以对他的封爵长期不予办理。《四友斋丛说》载：王阳明擒获朱宸濠后，把他囚禁在浙江省城。当时武宗南巡，驻跸留都；宦官诱使王阳明把朱宸濠释放送回江西，等待皇帝亲自征讨。武宗派两名贵近宦官到浙江省城传谕。王阳明责令宦官写下领状，宦官害怕承担责任，于是事情搁置。王阳明又在镇海楼设宴，酒喝到一半撤去楼梯，拿出两箱书信给他们看，都是这些人相互勾通的证据。他把书信全部交给二人，二人感激不已，回到南都后竭力保证王阳明没有别的罪过，于是王阳明免于灾祸。《绪山文录》序说：甲申年，阳明先生居住在越地。中秋之夜月色明净如洗，于是他在天泉桥宴请并聚集众弟子。酒喝到一半，先生命令唱诗，弟子们依照音调创作，声音齐整，仿佛金石合奏。过了一会儿，善于弹琴的人调理琴弦，善于吹箫的人吹奏竹箫；有人投壶计数，有人划船击棹而歌，远近相互应答。先生回头看着这一切，非常高兴，于是即席作诗，其中有句：“铿锵琴瑟声中，如曾点在春风里舍瑟而歌；即使有些狂放，也正合我的心意。”先生自辛巳年初回到越地时，身边侍奉的人还很少。后来四方来访的人日益增多，癸未年以后，围绕先生居室居住的人越来越多；每一室常常合在一起吃饭的有几十人，夜里没有睡觉的地方，只好轮流到席上休息，歌声通宵达旦。南镇、禹穴、阳明洞等山，以及远近各处古刹，无不成为志同道合者寄居游览的地方。《解颐诗话》载：王阳明曾游览一座僧寺，看见一间房门封锁得很严密，想打开查看，寺僧不同意，说里面有一名入定的僧人，关门已经五十年了。王阳明坚持让人开门查看，只见一名僧人端坐如生，容貌与自己极为相像，便说：“这难道是我的前身吗？”后来他又看见墙上有一首诗：“五十年前是王守仁，开门之时正是闭关之人。精灵消散之后仍然归复，才相信禅门之中身躯不会毁坏。”王阳明惆怅了很久，建塔将僧人安葬后离去。

译《见只编》载：刘方伯刘炌做官最为清廉。我曾看见他亲手抄录的私记，其中从县令直到布政司，每任官职都记下自己积存的钱财。一般来说，知县、知府积存的俸禄也有几百金；若任按察副使直到布政使，每任不过一百金而已。郑端简公郑晓为方伯之父威县公撰写墓志铭，说他由县令升任部郎，不久便去世，家中米缸里只剩下几斗糙米，连丧葬也无法准备。这种清白的家风，向来就是如此相传的。《四友斋丛说》载：章朴庵章拯的清廉操守质朴简约，与枫山相同。他退休回家时，带有四五百金的俸禄积蓄。枫山知道后很不高兴，说：“你这次回去，生财获利的机会很大。”朴庵面露惭愧之色。《见只编》载郑端简公郑晓的家规：即使宴请贵客，也不让歌妓登场；即使供给日用后有余，也不经营放贷取息的营生；即使子孙众多，也没有一个人进入歌妓之室。这条家规至今仍在实行，确实是士绅之家长久有益的规诫。《长兴县志》载：缙绅大族中，城里有三家：顾大司寇顾应祥、姚京兆姚一元、徐方伯徐中行。顾司寇的官位声望略胜一筹；但姚京兆的子孙众多而且文采彬彬，远胜顾司寇。姚京兆与徐方伯同时居乡，徐方伯家中常常宾客满座，姚京兆却闭门不随意交游。一家家法清严，即使孙辈还只是孩童，从乡塾回来，进门行礼也必定整理衣冠；从这些事情看，颇有万石君家的风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静志居诗话》载：韦南苕、商臣，世代担任藩司属吏，当时人把他们比作胡威父子。退休归田后，他们与蒋恭靖蒋瑶、刘清惠刘麟、孙佥事孙济、蔡同知蔡屺、唐主事唐枢、陈参政陈良谟、顾尚书顾应祥、吴太仆吴龙、朱太守朱怀干、张通政张寰、施知州施佑、李知县李丙、吴副使吴麟、参政龙等十五人，结成岘山逸老社。虽然有时连饭食都供应不足，但春秋两季一定赴会，仍然能够不改变其中的快乐。《静志居诗话》载：徐东滨与丰厓是同母弟兄，兄弟们都熟悉风雅。退休归田后，他在城门内修筑园林，名为“余春”。园中叠石造出小东山，与钱东畬太守、朱西村山人等结成小瀛洲十老社。后来倭人入侵，到处焚烧储积，于是他舍弃园址，把它改作仓库。《嘉兴县志》载：屠应埈居住在秋泾。有个乡人贫穷得厉害，拿自己的儿子孟元抵借银两，用屋基地和小坟地立契偿还。孟元的父亲本是长者，不肯接受，说：“我应当另行酬谢你的价钱，先前的银子不再追讨。”邻人感动得不得了。等屠应埈归来，邻人前来拜访，诉说孟元父亲的厚德。屠应埈说：“房屋已经卖了，你现在住在哪里？”邻人说：“搬到某处去了。”屠应埈命令儿子取回原先的契约，并替他修筑坟地。《玉剑尊闻》载：明代制度规定，不得同时追封本生父母。大绶任修撰期满考核后，上疏请求追封生父母，言辞情意十分恳切，肃皇帝准许了。大绶的生母去世后，按制度他不能为生母服衰绖之丧，于是上疏请假，不到朝廷；有关官员怜悯他的心情，代他向皇帝请求，最终获准为生母服丧。从此以后，朝廷大臣中凡是出继为人后者，都可以追封本生父母，也可以为本生父母服丧；人们推崇大绶的孝行，认为他能够赐予同类这样的恩典。《篑斋杂著》载：常山何侯何祉治理郡务时，有位参政万廷彩想把嘉兴的赋税增加十分之一，美其名为“湿润”。嘉兴赋税已有六十万余，“湿润”也有六万余。按照惯例，湿润银原本源自湖州守刘天和，因他厌恶取民过滥而设。后来有人想制定统一办法，规定在平米之外再缴十分之一；继任者严格核查，认为这项数额已经包含在官府征收之内，于是命令照数正额支取。万廷彩认为嘉兴、湖州相同，便向巡抚申明，想仿照湖州的办法，用嘉兴的湿润银代替浙东灾伤地区的漕运船费。公文下达到何祉处，何祉说嘉兴本来没有湿润银，不能与湖州相比，于是自行写文书陈述不可实行的理由。万廷彩大怒，认为他是在抗拒自己，督责更加严厉，间或还用言语侵辱何祉。何祉不为所动，后来又向御史陈述此事。御史和巡抚都同意他的意见，回复说停止办理。《万历野获编》载：我们浙江科举功名最为兴盛。嘉靖戊戌年，慈溪人袁元峰袁炜以乡试第二名考中会元，殿试为探花，刻了一方印记，文曰“天下一二三人”，此前从来无人能与他相比。到万历己丑年，会稽人陶石篑陶望龄接续此事；他的乡试、会试、大廷对策名次与袁炜完全相同。两人相隔五十年，又都是二百里以内的人。又过十五年，慈溪人杨昆阜杨守勤也以乡试第二名考中甲辰科会试状元，科举名次又胜过袁炜，而且还是同一县人，志趣也颇为相似。又有杨守阯，是鄞县人，以乡试第三名考中成化戊戌科会试第四名，殿试第二名，也分得了三个第一名中的两个，只少了乡试第一名。他的嫡兄杨守陈已经先考中浙江解元，正好补足这一缺憾。后来杨守陈、杨守阯同时在翰林院任官，又同为翰林学士，分别掌管南北翰林院印信；他们还与袁文荣同郡，也是浙江的佳话。《窥天外乘》载：有一个地方，前后发生的盛事彼此相合，如同符节相合。台州学政金贲亨有三个儿子，长子立爱，次子立敬，三子立相，都中式参加计偕。立爱、立敬都考中进士，立相下一科也考中；三人都在南京任官，并迎接父亲来奉养。又有王宗沐的三个儿子，长子士琦，次子士崧，三子士昌，也一同参加计偕。士琦、士崧都考中进士，士昌下一科也考中。《讨桂编》载：倭寇巢穴中，总制胡公胡宗宪寻找善于游说的人，众人没有响应。庠生沈维锜慨然请求前往。胡宗宪问：“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打动他们？”沈维锜说：“倭寇巢穴就是我的居室，应当以主人的礼节进入。”沈维锜家宅周围有数百亩田地，因倭寇侵扰而荒芜，国家的赋税也无从缴纳；他便诱导倭寇屯田，慢慢设法说服他们。胡宗宪采纳了他的意见。沈维锜穿着儒服进入倭寇群中，讲述主客之礼，交谈颇为融洽，于是向他们说明耕种的利益，并替他们筹划长远之计。同时暗中等待大军四面会集，后来终于歼灭倭寇，实际上这是沈维锜的谋划。

译《戒庵漫笔》载：蒋生名洲，字信之；陈生名可愿，字敬修，都是鄞县人，同为郡学的生员。嘉靖二十九年，倭人王直侵扰边境，没有一天安宁。言官上奏请求公布悬赏标准：“有能活捉王直的人，赏万金，封为伯爵；有能从海上招致王直投降的人，赏世袭指挥佥事。”人们认为这件事很难，没有人敢去做。蒋洲请求前往，又推荐陈可愿同行。嘉靖三十四年八月，以蒋洲为正使，陈可愿为副使，充任市舶司官员，率领若干人前往。九月，他们从鄞江桃花渡出发，到达马觜汇，遇到飓风，船只几乎倾覆，获救后到达小衢山；在那里遇到倭寇，二人率众作战，倭寇败退，但兵器、火药等大半消耗掉了，于是乘船返回舟山。蒋洲想到危急时刻只能依靠自己，便写信给家人，卖掉田产，准备所需物资；官府发给凭证加以记载。航行六日六夜进入大洋，又过四天到达五岛。五岛的首领前来相见，译者告诉他明朝使者礼仪十分周备，二人于是向他传达日本王的意旨。首领说：“日本王的权力在丰后山口，两国应当前往丰后、山口传谕；天使前去，我用船和人来引导。”他们又暗中得知王直所在之处，秘密派使者去劝王直前来，但王直态度十分傲慢。二人又秘密劝他说：“你即使不考虑祖宗坟墓，难道也不替老母和妻子儿女打算吗？如今中国已经知道你的下落，只是没有过分治你的罪，正在招募你归诚。你若趁此时归顺朝廷，怎么会只得到一个小小的将官职位，完全可以成为海上藩镇的节度使了。如今不过凭借区区几个岛屿和中国军队长期抗衡，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事了。何况倭人的情势贪婪狡诈，假如有一天中国下发一纸檄文说：‘有谁能把叛贼王直带来，赏金千两；恐怕到时候你的头颅会和贡使一起被送到北方。’舍弃污名而取得荣名，和让自己死去、连累老母妻子相比，哪一个更好呢？”王直醒悟，谨慎地拜谢答应，于是确定了归降的计划。二人和王直同行，两国使者先到平户；平户首领以礼相待，像五岛首领一样礼送他们。又听说大倭寇徐海将率众入侵，担心明军没有防备。嘉靖三十五年春，陈可愿先带着王直的儿子王滶、养子毛臣、叶宗满、王汝贤以及善于翻译和辨别事务的夏正等人回来报信。不久蒋洲走到博多，知道山口国荒乱，不可前往谋划，便先去丰后国。丰后王源义镇和山口王源义长是兄弟。源义镇以恭敬的礼节接待蒋洲，蒋洲委婉地向他说明边患的利害，源义镇承认罪责；正好山口国使者来访。蒋洲又到了山口，源义长接待时礼节更加恭敬，又与丰后共同禁止倭寇侵扰明朝边境，并派使者修好进贡以谢罪。嘉靖三十六年，蒋洲带着王直归来，回程平安，没有像去时那样遭遇盗贼。陈可愿回来时，正赶上徐海侵扰桐乡，桐乡陷入极大困境，都御史阮鹗困窘得不知如何是好。陈可愿和夏正劝说徐海，解除了桐乡之围，并设计擒获徐海等人。又有叶宗满覆没舟山的贼党，这些都是陈可愿利用贼寇攻打贼寇的办法。王直到了城下，仍然观望并持两面态度。当时王直的势力还很强盛，胡宗宪便与王滶等人同起居，关系十分亲密，于是授意夏正用好言说服王滶，以王滶交换王直，最终将王直擒获，依法处死。王滶逃亡后，徐海、叶宗满、王汝贤只减等论罪，判处戍边。王直临死时再次呼喊蒋洲、陈可愿：“你们误了我，你们误了我！”王直被诛杀后，其党羽便散了。当时有人嫉妒他们的功劳，又诬陷二人，胡乱散布谣言，二人最终被取消资格，不能得到赏赐。胡宗宪替他们输送粮食，使他们成为太学生。天启《平湖县志》载：沈坤居住在平湖西面的山麓，家境相当富裕。嘉靖年间，他因家门承担差役，负责收集银米。遇到年成饥荒，沈坤便把全部家产连同收来的银米都散发出去，以救济饥民。官府督促他交纳，他无力应付，甘愿获罪入狱。正值倭寇突然来袭，总督胡公招募勇敢之士，听说沈坤的名声，便把他释放出来留在幕府中。有一天在王江泾交战，我军失利，胡宗宪被包围。沈坤的儿子沈惟敬刚满弱冠，便单骑冲入包围圈，挟带胡宗宪突围而出。胡宗宪更加爱重沈坤，授沈惟敬千总职位，统领士兵三千人。父子二人设计伪装成犒劳军队的人，手拿官府公文，经过倭寇营地。估计倭寇追兵将要赶上，便弃船渡水逃走。倭寇得到酒后，高兴地争相饮用，因而醉死的人不计其数。《静志居诗话》载：嘉则沈明臣、文长徐渭同在胡少保胡宗宪幕府中，都受到胡宗宪的知遇。总督府防守严密，徐渭常戴着破旧的乌巾，穿着洗过的白布衣，不分时候闯入；有时出来亲近饮酒，深夜仍然开着防门等待他。沈明臣性情刚正不阿，胡宗宪远远看见他，必定起身站立。一次在烂柯山犒劳将士，酒兴正浓，乐声响起，沈明臣在席上作《凯歌》十章，吟到“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时，胡宗宪起身捋着他的胡须说：“这是怎样的沈郎，竟然如此雄健畅快！”便命人把诗刻在山上。《列朝诗集小传》载：茅顺甫茅坤自认为兼有文才武略，喜欢谈论军事。嘉靖末年，东南地区遭受倭患，胡宗宪任总督，因为与茅坤同年考中进士，便虚心向他咨询，分析敌情、设置间谍，采用茅坤的谋划很多。茅坤也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把囊中剩余的智慧全拿出来，仍然足以办理倭患。《欧余漫录》载：孙太初孙一元寓居武林南屏山，常常养一只鹤随行。他与给谏许杞泉之子许相卿友善，许相卿替他置办田地三亩，每年在万峰深处缴纳粮食，以供鹤食用，并写契约给他：“太白山人的鹤田，在九杞山书院南面，靠山面湖，左边是树林，右边是道路，纵横各一百步。计算每年收入粮食三石有余，用其中的余数作为道路费用，其整数收入归到杭州西湖的南屏山。歉收年份就减去一半，再由主人用润笔金补足。”租种田地的是主人邻居某人，交粮的是主人仆人某人，管理此事的是主人弟弟某人。主人是谁？就是山人的朋友杞泉子许台仲甫。后来孙一元打开鹤笼给鹤调养，鹤飞走了。于是借用唐人“想伊只在秋江上”一句，首尾作成六首律诗。两人的风趣，即使林君复也应当欣赏退让。《见只编》载：许九杞先生许相卿因敢于进谏而退隐，最受夏文愍公夏言器重。夏言第二次被召用，途经嘉禾，写信给许相卿，询问他应当出仕还是退处。当时藩司、臬司和郡县官员都把船停靠在水边，只等待夏言的到来，彼此相望。许相卿戴葛巾、系荔带，划着一只小船去见夏言。夏言问：“我这次出山怎么样？”许相卿没有回答，只说可惜李长源曾接受观察判官一职。夏言整理衣襟起身道谢，说：“我应当立即上疏辞职，以奉行您的明见。”不一会儿鼓声响起，夏言返回住所，众位前来迎候的人一下子四散离去。夏言怅然若失，最终没有辞职，后来终于遭遇灾祸。

译《静志居诗话》载：京尹查性甫查秉彝还是生员时，梦见自己在暗室中挨杖刑，抬头看见一块庙额高悬天上，上面写着“春回”二字。后来他任户科给事中，上疏弹劾严氏父子，被诏令廷杖六十，贬为定边典史，恍然想起以前的梦，于是作诗说：“九重天上春回之日，二十年前梦中的那个人。” 《谷山笔尘》载：山阴大司马吴兑是新郑高拱的门生。隆庆丁卯年，新郑被华亭徐阶排挤驱逐，门生旧吏没有一个敢为他送行，只有吴兑送到潞河，在船中握手流泪告别。《玉剑尊闻》载：吴司马吴兑驻守边塞时，烽火警报频频传来，檄书纷纷而至，将领官吏也接连聚集。他刚关上门准备睡觉，心里已经谋划好，睡醒后便可以凭案处理事务，随机应变而且处置周当。《玉剑尊闻》载：大司马郭宗皋非常贫穷，他的长子读书没有成就，也没有可以依靠的资财。故交和同乡都鄙薄他的落魄，于是他前往宣大军门求见吴兑，请求自荐效力。吴兑怜悯并收用他，存恤照顾得十分周到。每次与诸将大会，吴兑都当面吩咐说：“你们不要因为郭公子的困顿就轻视他、不与他提携，要把他当作我的儿子。”吴兑曾说：“我总领六镇，钱财流到没过脚踝，要成为富翁很容易。可是每当想到钱财多了，就会有更多田产、奴仆以及催租、责罚、诉讼之事，每年要发生上百件，守护它们十分劳苦，居住其中也很痛苦。如今虽然稍微贫穷，但少管事、少争斗，这种快乐反而更胜一筹。”他居家十多年，从未进入郡城，而郭宗皋却要去拜见长官。《韵石斋笔谈》载：项元汴号墨林，生活在嘉靖、隆庆太平之世，财力雄厚充足，购买搜求名家书法、绘画以及鼎彝奇器，三吴地区珍贵的秘藏纷纷流入他家。癸酉年，兵乱到达嘉禾，项氏世代收藏的东西全被千夫长汪六水掠走，荡然无存。《万历野获编》载：浙江东部的诚意伯、 新建伯两家都世袭爵位。刘氏传到后裔刘世延时，因性情狠戾、喜欢揭发他人而被驱逐，回到青田后遭禁锢，后来才得到释放。王氏封爵后不久又被夺去，到隆庆初年才恢复原有爵位；他的儿子王正亿获得世袭，儿子王承勋继承。《彤史拾遗记》载：神宗皇后王氏是余姚人，在京师出生，父亲名王伟。因女儿成为皇后，王伟被封为永年伯。万历六年，孝定太后为神宗选择配偶，册立王氏为皇后。王后性情端庄谨慎。神宗因太平日久、天下无事，中年后喜欢清静，便把所有章奏都留在宫中，不予批答。王后把这些奏章逐一封识收藏，每当神宗谈到某件事，便随即取出相关奏章给他。光宗在东宫时，几次处于危疑之境，王后调度防备十分周全，而且善于侍奉太后，得到太后的欢心。神宗宠幸郑贵妃，王后对此置之不问。宫中人人都称赞王后的盛德，把她比作孝贞皇后。王后与新建伯王守仁同族，当时王守仁的孙子王承勋正承袭爵位。神宗曾问王后：“你家中还有做官的人吗？”王后回答：“还记得新建伯的妾的侄孙王某在行走。”他当时正在京城，第二天神宗便召见他到坤宁宫，赏赐非常丰厚。当时人称余姚王氏有两位伯爵，听到的人都以此为荣。《玉剑尊闻》记载：孙文恪的妻子杨氏能作诗，诗文华美而又合乎法度；她教育几个儿子，像严厉的老师一样。孙鑛曾告诫他的朋友说：“凡是拿书札来的人，幸勿诡诈，幸勿戏谑。要先经过我母亲，再来见我，务必谨慎。”因此，子弟们所交往的没有坏人，所听到的没有坏话。《玉剑尊闻》记载：倪冻，字霖仲，是上虞人，户部尚书倪元璐的父亲。他任荆州太守时，张居正去世，群臣张扬议论得很厉害，有人嘱托亲近的人乘机说倪冻的坏话。倪冻笑着说：“从前见到我弯腰恭敬地侍奉他，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如果说我刚强不屈，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他对待群臣张扬反而更加优厚。当时有一千顷田地被豪门侵占，他全都征收回来交还原主。因此人们都佩服倪冻的深厚德行。《玉剑尊闻》记载：丁宾任句容县令时，正逢年成大旱荒。他乘轻便车、带着简少的随从，遍访下层人家，抚慰慰劳他们，来到一户人家，主人端上麦饭，食物粗劣难以下咽。丁宾吃饱后，按双倍价钱酬谢他。等走过邻家，邻家端出洁白精米和新韭菜。丁宾叹息说：“为什么相差竟这样不均？”于是责备那家人，并分出五斗粮食，送给先前进麦饭的人。《临海县志》记载：万历癸未、甲申年间，大宗伯秦鸣雷、冢宰何宽、少司空金立敬、少司寇王宗沐，都退居林下。当时人称他们为“四京堂”。他们仿效古代九老、耆英的故事，整天举杯聚会，谈论时事；谈到他人长短时，总是默然不置一言，他们的风度就是这样。《万历嘉善县志》记载：本县百姓李怀玉等人开始举行“真率饮”，以尊重年长而有德的人。恰好孙询退职归来，便改称为“耆英文会”。他们约定乡里中头发斑白、懂得礼让的人十二名，加上孙询共十三人，正好用来对应一年的月份，孙询所占的就是闰月。每月初一商议举行小型宴饮，从年初到年末循环进行。聚会当天不宰杀牲畜，不使用音乐，不说戏谑的话，不谈论政务。菜肴用鱼肉，水果用当时的时令品种；让子弟讲习礼仪、诵读法令，吟诗抚琴。那些习惯奢侈、厌恶俭朴的人不准参加。此后这种聚会没有再举行。到了万历丙申年，县令章士雅特别重视敬养老人，邀请本县士大夫中年老高龄者举行“耆英胜会”。当时参加聚会的有：盛唐八十八岁，曹德修八十五岁，吕洙八十一岁，姜圻八十一岁，孙岚八十八岁，张可大八十三岁，共六人。市井商铺全都张结彩棚，陈列华美筵席，奏起音乐。社学教师带领儿童歌唱《南山》诗章。本县把这看作盛大而罕见的典礼。《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壬辰年，孙立峰，即孙鑨，拜任吏部尚书。他是绍兴余姚人。左侍郎罗康洲，即罗万化，是绍兴会稽人；右侍郎陈心谷，即陈百年，又是余姚人。一时之间，三人共同掌管铨选大权，这是浙江最为盛大的事情。没过多久孙鑨离职，陈百年便以南京冢宰改任北京冢宰。孙鑨以前，平湖人陆五台，即陆光祖，也是浙江人。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盛事了。《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子都获得谥号，已经可以算作盛事，但还没有三代都获得谥号的。余姚孙氏第一代是右副都御史孙燧，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忠烈’；第二代是南京礼部尚书孙陞，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恪’；第三代是吏部尚书孙鑨，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恭简’。而且世代都以忠孝清白著称。孙鑨兄弟四人，都做到列卿这样的高官，声名品德没有辱没先人，实在是盛事。” 《静志居诗话》记载：刘蕺山先生刘宗周居家时一直穿紫花布衣服，士大夫争相仿效，紫花布因此价格大涨。吴江人赵士谔任会稽县知县时，曾去探问先生的病情，到床前后出来叹息说：“哪里料到今天还能见到管幼安这样的人。”万历丁巳年京察议论涉及刘宗周，赵士谔当时任考功郎，争辩说：“刘大行的清高节操，是一般人所不能承受的。”这是赵士谔亲眼所见的事实，于是此事才作罢。

译《象山县志》记载：万历末年，本县发生大瘟疫。忽然有一个人，戴儒冠，穿道服，容貌十分修洁，对人说：“西城内行祠后面有一棵樟树，大约几十围粗，枝干伸展覆盖到城外，是生长了一千多年的古树。它长久经受霜雪，树性清凉，可以消除疫气，为什么不削取树皮煎水饮用呢？”人们照他的话做，服用后果然痊愈。瘟疫于是平息。那人没有说姓名，后来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人们怀疑他是仙人一类，便给他画像，在行祠中祭祀，称他为“樟树先生”。《朱彝尊徐先生墓志》记载：崇祯三年秋，漳浦人黄道周来主持浙江乡试。发榜以后，他用勤学的道理勉励门下弟子。过了很久，黄道周因进谏论事获罪，出狱到杭州，喜爱大涤山，修建精舍，著书立说，门下弟子都跟随他讲学。后来，在忠节方面，有慈溪刘振之；在刚强方面，有钱塘姚奇引；在仆仆于经术方面，有海宁朱朝瑛；在仁厚方面，有仁和孟应春，字长民，余姚何瑞图，字羲兆；在书法方面，有嘉兴汪挺之，字无上；而徐先生伯龄，字节之，则以诗歌和绘画与他们并列争胜。《静志居诗话》记载：倪元璐尚书晚年在绍兴府城南面修筑房屋，窗户栏杆的式样全都亲手绘制。巧匠看见图样后束手无策，房屋建成后，才赞叹其工艺精巧。当时他正患眼疾，便取用程君房、方于鲁所制的墨涂满墙壁，默默坐在其中。堂屋东面有两层飞阁，匾额题为“衣云”。倚靠栏杆远眺，万沟千岩仿佛都在脚下。恰逢石斋黄公来到越地，给他施挂锦帷，张灯照耀四方。黄公很不高兴，对倪元璐说：“国势多艰难，我们这些人不应当宴饮享乐。”尚书说：“这是要同您诀别了。”黄公北行以后，倪元璐终于为寇乱所害而死。《池北偶谈》记载：宝应人乔可聘，字圣任。崇祯年间，他以御史身份巡按浙江，到了金华，遇到山洪暴涨，船不能前进，便寻找拉船的人。县令盛王赞大声呼喊说：“现在正是农忙时节！”乔可聘请求由自己下船拉纤，于是乔可聘改走陆路，并仍然向朝廷推荐盛王赞。当时人们称赞这两位贤者。《下方寺志》记载：余煌在“三元云卧”匾额上的题记说：寺院背靠山、面向水流，奇石陡峭如削，梧桐和竹子茂密葱郁，是山阴第一名刹。士人多租住僧房，把这里作为藏修之地。在此以前，山阴南石俞公咨益曾在寺中聚集门徒，罗万化、张元忭都曾跟随他游学。隆庆戊辰年，罗万化在廷试中考取第一。过了三年，到辛未年，张元忭在廷试中又考取第一。甲子年，余煌也在这里读书。第二年乙丑年，在殿廷唱名时，他也名列众士之先。余煌自己估量才疏学浅，哪里能够继承两位先生的美好足迹？但回想起在小屋中吟啸歌唱，前后科举功名相互辉映，于是修缮自己的居室，题名为“三元云卧”，也足以记载一时的盛况了。《西河诗话》记载：进士吴钟峦，崇祯末年任广西按察使。甲申年以后，他逃到舟山。半夜起身，想到自己不禁惊惶地说：“我的同窗马素修门下的学生李仲达，都已经殉节了。我年近八十一岁，早晚也会因疾病死亡，那时将凭什么到地下去见几位朋友呢？”他急忙叫仆人取火照看自己的脸，说：“我没有生病吧？”仆人说：“没有。”于是他展开纸写下几首诗，又写信邀请同行者到寓所饮酒。饮酒完毕，辞别众人离去，便在山中焚烧柴薪，把自己投入其中。他有一首诗说：“只因老友相从太急，所以临行前特意用火洗衣。”听到的人都流下了眼泪。吴钟峦字峦穉，是毗陵人。《池北偶谈》记载：顺治甲午年，浙江熊钟陵，字伯龙，主持考试。一榜中考取状元的有三人：乙未年为史大成，鄞县人；甲辰年为严我斯，归安人；庚戌年为蔡启僔，德清人。《象山县志》记载：康熙壬辰年五月初一，中午时分万里无云，但雷声非常猛烈。远望雷击在西山千丈岩下。第二天，有好事者登山寻找，找到一块小石碑，长一尺多，宽六寸左右，碑上刻有灵符。碑阴记载：宋代县令毛遇顺为了禳除灾害，立碑镇压此处。于是人们把石碑捧回去，远近争相传看，又争着用朱砂摹印碑文，贴在屋内，驱除疫病和疟疾，十分灵验。后来把它装入匣中，收藏在石窗庵里。《池北偶谈》记载：范忠贞，即范承谟，任浙江巡抚时，杭州西溪有老虎抓人，他派士卒前往捕捉。有一天，他亲自去向水月和尚占卜，把事情告诉和尚。和尚回答说：“山头上的大虫任凭你去打，门里的大虫却不要招惹。”范承谟没有领会，离开了。不久他调任闽督，遇到藩王叛乱，最终以身殉难。这才明白“门里的大虫”这句话的含义。《香祖笔记》记载：武林人陆圻，字丽京，晚年号讲山，隐居卖药；后来游历岭南，礼拜天然禅师，获得法名今龙。他又常游历温州、台州各山，没有固定住处。有人说曾在武当见过他，但始终没有详细知道他的踪迹。有人把这件事问洪昇，字昉思，洪昇用一首口号回答说：“您问西泠的陆讲山，他飘然远游，竟忘了回来。乘云也许化作独飞的鹤，往来于天台、雁荡之间。” 《香祖笔记》记载：会稽女子商婉人能作诗，精通楷书，常常仿照吴彩鸾书写《唐韵》，写作“卄三、先卄四仙”。武林人沈磵芳为此题写绝句说：“簪花旧体本来就娇美，颗颗明珠串联成篇。如今才知道吴彩鸾真正的韵书版本，卄三、卄四就是先仙。” 《芦浦笔记》记载：四明奉化县共有七乡，每乡都有一个以“管”为名的名称，如广平、松贤、履信、鸣雁、黄甘、嵩溪、灵泉、栖凤等，其他地方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天禄识余》记载：明州高亭盐场在海中，有时天气晴朗，能看见它像一匹白练横在天边。它的颜色淡白，便预示晴雨将要分界。当地人称它为“短篷”，也是蜃气一类的现象。《象山县志》记载：每年六月十二日必定有飓风，人们都说实在是锯门龙神在主持。早稻正在抽穗，常常因此被毁坏。康熙五十一年，地方当政者在南门外设置祭坛，准备牲畜和酒礼，面向锯门祭祀，果然风势平静止息，没有造成灾害。此后每年都祈祷，成为惯例。

译《芦浦笔记》记载：四明城北盐仓的西面有荆次飞庙，碑上没有记载神灵的姓氏。考察《淮南子》说：“楚国有个叫佽非的人，得到宝剑回国，渡江时行至江心，突然狂风掀起巨浪，两条蛟龙夹住船只。佽非对船夫说：‘像这样还能活下来吗？’船夫说：‘从来没有见过能活下来的。’于是佽非瞪大眼睛，挽起衣袖，拔剑说：‘武士可以用仁义来劝说，却不能被强行劫夺。这些江中的腐肉朽骨，我丢下宝剑就是了，我还有什么可爱惜的呢？’于是跳入江中刺杀蛟龙，终于砍断了它们的头，船上的人全都活了下来。”现在这座庙称为荆次飞。《侯图经》也说州城北面有蛟池。当地老人说：蛟龙曾经从江中来到这里，在此打洞居住，人们深受其害，所以就在旁边建立佽非庙来镇压它。这说明当地人确实把他当作楚国的佽非。然而我考察《吕氏春秋》说：“楚国有勇士佽非”，可见这是姓佽名非，怎么能用神的姓名作为庙名，何况还加上侯爵的封号呢？而且“次”和“佽”、“非”和“飞”都不相同，是好事者把斩蛟的故事附会到这里，为了镇压蛟池而强行命名，流传到今天，竟然没有人辨明。《汉百官表》说：“汉武帝太初元年，将左弋改名为佽飞，掌管弋射。” 由此可见，“佽飞”这个名称实际上始于这里。又据《宣帝纪》：“神爵元年，征发应募的佽飞射士，穿着防具。”这也是以才能和力气作为官名。如果依据《建隆中鄞令金翊纂异记》所说：“唐武德年间设置鄞州，到开元年间改鄞为明郡，县名奉化，城名甬东，地名句章，军号佽飞。”那么这座庙一定是因为军将对百姓有功，所以百姓为他建立祠庙。凡是在这里任职的官员，应当共同考察讨论，订正它的名称，这样或许可以防止神灵享用错误的祭祀。《墨庄漫录》记载：宝陀山距离昌国有两潮的水程。山下住着一百多户人家，以捕鱼和晒盐为业，也有人耕种。有一座寺院，僧人五六十名。佛殿上有两只频伽鸟，在梁栋之间筑巢，大小像鸭雏，羽毛深青翠绿，叫声清脆悠扬，如同敲击玉石。它们每年生育小鸟，必定把小鸟带走，不知道带到哪里。山中有洞，深度无法测量，洞中水声像敲击数百面鼓鼙，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洞的上面还有洞穴，阳光照进去，可以看见数十步以外。三韩等外国的群山隐没在遥远幽暗之中，海船到了这里，必定祈祷。寺中有钟、磬等铜器，都是鸡林商人捐施的，其中多刻有他们国家的年号，也有外国人留下的题字，颇有文采。洞前大石下面有一块晶莹洁白的玉石，称为“菩萨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枚〕 《居易录》记载：寒山子有两个人，天台山志都记载了他们。其中一个就是寒山、拾得所化现的文殊；另一个是道士李褐遇到的贫士。贫士离开几天后，又骑着白马回来，对李褐说：“你知道寒山子吗？我就是他。” 《因话录》记载：越州有两位著名僧人，一个叫清江，一个叫清昼，因此合称“二清”。《七修类稿》记载：宋代杭州有一位僧人叫参寥，唐代也有一位道士叫参寥，见于《孟浩然集》。唐代兰亭有一位僧人叫辨才，宋代也有一位高僧叫辨才，隐居在天竺，见于《淮海集》。《涌幢小品》记载：苏东坡说，杭州有西湖，就像人有眉目；王梅溪说，越地有鉴湖，就像人有肠胃。《临平记》记载：临平古来称为重要的镇，凡是镇都设有屯军，所以许村称为寨，其他地方也可以类推。可惜古代兵制如今无法考察，大概始见于唐代；杭州有八都，临平的曹信就是其中之一。到了宋高宗南渡，在杭州城外都设置了戎垒，临平大概是军事要地。德祐元年，元军果然从这里进入，在皋亭驻军。进入明代后，在安隐寺西面设置铺司，每铺设置士兵，配船一艘、士兵四人；有事就出哨海门，无事就驻防盗贼。这样既杜绝屯戍骚扰，又能严密防御，实在是良好的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二老堂杂志》记载：临安当地谚语说：“东门的菜，西门的水，南门的柴，北门的米。”大概东门一带放眼望去都是菜圃；西门则把湖水引入城中，再用小船分送给各坊市。严州、富阳的柴薪聚集在江边，从南门运入。苏州、湖州的米则从北关运来。《西溪梵隐志》记载：西溪有三座桥，桥旁多种柳树，浓密的树荫夹着道路。东西两岸民居靠近水边，花木环绕住宅，也称为花市。《香祖笔记》记载：宋代武林马塍培藏花卉的方法是：用纸糊成密室，掘地做坑，在坑上覆盖竹片并放置花卉，用牛尿和硫黄施肥，然后把沸水放进坑里。等热气蒸腾上来，就用扇子扇动，经过一夜花便开放。《辟寒部》记载：余杭万氏有一个水盆，不过是普通的瓦盆罢了。但冬月用水浇它，结冰后会形成花朵，连花梗、花萼、花蕊都像真的花一样，有时形成梅花，有时形成菊花、桃花、李花，甚至芍药、牡丹等名花，交替出现。万氏每年一定设宴一次，让客人观赏冰花。《梦溪笔谈》记载：钱塘人有一把剑，削断十枚大铁钉，剑身却没有一点痕迹。用力把它弯曲，能弯得像钩子；放开后铿锵作响，又恢复得像弓弦一样笔直。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灵宝剑。《紫桃轩杂缀》记载：唐代以前，从杭州到嘉兴，水路都是悬流。其南面水草丛生、低洼潮湿，一直通达大海。因此水路设置闸门，用来启闭；陆路设置栈道，用来通行。古代胥山碑说，石栈从钱塘向北抵达御儿的胥口，这就是证据。直到今天仍有石门、斗门的名称，但它们的遗迹早已湮没在田间道路之中。《后山谈丛》记载：浙西地势低洼，地下积水，所以春夏两季最怕下雨。谚语说：“夏旱修仓，秋旱离乡。”浙东地势高而干燥，雨一停就干，因此春天得到雨水就能耕作，只是常常忧虑雨水太少。《富阳县志》记载：富春当地传说，凡是靠近江边的地方，如樟岩山、赤松山、鹿山的山顶，石头上有纤绳缆船的痕迹，土中有螺蚌壳，检验起来没有不符合的。由此可见，鼈子门尚未开凿以前，富阳、钱塘曾是一片大水域；听说家堰尚未修筑以前，诸暨、萧山也都是泽国。

译《严陵志》记载，张又新所作《煎茶水记》说：陆羽曾与李秀卿评论水质，把水分为二十等，认为扬子江中南泠水第一，严陵滩水第十九。又记载刘伯刍说：“凡是比较适宜煎茶的水，有七个等级；扬子江中南泠水第一，严陵滩水不在其中。”张又新自己说，他曾取水比较，确实如刘伯刍所说。又说：“有客人熟悉两浙情况，说搜寻访查还没有穷尽，曾把这件事记下来。后来我任永嘉刺史，经过桐庐，到了严子滩，那里溪水极其清澈，水色深翠。家人们用陈旧发黑的坏茶泼入水中，茶水都变得芳香；又用它煎上等好茶，鲜美浓郁得无法形容，远远超过扬子江的南泠水。”这就是张又新所记的说法。然而欧阳修取陆羽《茶经》关于水的论述，说：“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山水以乳泉、石池中漫流的为上；江水要取离人远的；井水要取汲取次数多的。”张又新记载的两种说法与《茶经》不相符合，恐怕是张又新妄自增饰的。如今州城北面的玉泉，出自乌龙山山麓，泉水甘甜芳香，尤其适宜煎茶，大概就是所谓乳泉、石池中漫流的水吧？可惜在这以前还没有人知道这一点。《菽园杂记》记载：严州山中灌溉田地的方法，是使用水轮。制作时，先测量水面到岸边的高度，按这个尺寸制作水轮。轮子的辐条用细木杆制成，每根辐条伸出的榫头处系一只竹筒，但只在竹筒中部略加束缚，使竹筒两端可以活动，能够俯仰。把轮轴安置在岸边中部，横穿水轮。岸上靠近水轮处设置木槽，用来承接水。溪水流散缓慢时，就用石头把水约束到水轮下面；水流一急，水轮便转动如飞。每只竹筒装满水后底部变重，筒口朝上；水轮转到高处时，筒口便朝下，水倒入木槽，再分流到田中。不用人力，水利就自然充足，实在是有利的器具。《菽园杂记》记载：新昌、嵊县有一种冷田，不适宜种早稻，要到夏至前后才开始插秧。秧苗已经成行后，也不再浇水，任凭烈日暴晒土地，并不在意。到七月底、八月初得到雨水，土壤便松软湿润，禾苗茂盛生长。这时如果没有雨，才汲水灌溉。若土地受烈日暴晒不久就过早得到水，稻苗便会冷瘦，大多不能成丛生长。山阴、会稽有些田地用盐卤灌溉，或者用盐草烧成的灰培肥，否则禾苗不能茂盛。宁波、台州靠海的地方，田里的禾苗遭到盐潮就会死亡，所以修筑碶堰来抵挡海潮。严州给田地培肥多用石灰，台州则烧煅螺、蚌、牡蛎、蛤蜊的灰，不用人畜粪。用人畜粪培田，禾苗和杂草都会茂盛；用牡蛎灰则杂草死亡而禾苗茂盛，所以采用它。《嘉兴县志》记载：相河，俗名相家荡，距离城外东塔寺十多里。东塔的影子显现在湖中，真如寺的塔影映照在殿壁上，七层塔影全都具备，而且倒垂在其他地方没有，也是一个奇观。《静志居诗话》记载：“柿林，就是今天的新城镇。距离嘉兴府治西北三十里。‘近城’本来写作‘塍’。宋代曾鲁公曾任秀州新塍酒税监。” 《经锄堂杂志》记载：霅川自唐末、五代以来没有遭受兵火，这并不只是上天的幸运，大概是因为地势险要，能够防守。城外险要处，南路陆路应当防守何山岭，水路应当防守衡山；东门应当防守旧馆、升山，水路应当防守河口、毗山、青塘门；西门应当防守法华、仁王山，陆路和水路应当防守永寿；北门水路应当防守大钱等处。险要处如果不能阻挡敌人，才退守城池。把桥梁全部拆掉，搬走环城港中的石块，遍处设置木桩。陆路应当挖掘壕坑，用油泥和茭白根、菰葑填布，并暗中设置铁蒺藜、苦竹枪，使水陆都无路可走，船和马都不能靠近城池。先防守远处的险要，再防守近处的险要，最后防守城池，这就是三重城防。《静志居诗话》记载：王氏是永嘉的望族。他们的先世生了七个儿子，七个儿子生了二十八个儿子，二十八个儿子生了九十四个儿子，九十四个儿子生了二百零六个儿子，二百零六个儿子生了三百五十个儿子，三百五十个儿子生了四百九十个儿子，他们的枝叶也已经十分繁盛了。《浙江通志》卷二百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