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通志卷八十

译《玉海》记载，嘉祐三年诏书说：“国家建都于河汴，依靠江淮六路所供的租粮，各自运到真州、楚州；度支司所需的数额，全部汇集到京师。由发运司总管纲运事务，由转运使负责每年的收入。荆湖地区的船只可以回载，海盐经淮河、汴河运输的船队不必经过江路；到了冬季河道封冻，役卒也能稍得休息。近年因循旧习，这项事务竟然废止了。现在命令各道按照年度定额，运往真州、楚州、泗州的转般仓，再把盐运回本路。《发运司》一司的制度，开始于淳化年间，至皇祐以后完备；它根据六路的丰歉情况，实行平价粜粮法。一名官员驻在真州，督运江淮等路的粮食；另一名官员驻在泗州，催促从真州到京师的粮运。” 谨按：转般法开始于裴耀卿，完成于刘晏。宋朝旧制，江湖地区的运粮船到仪真，进入转般仓，再装载盐返回。又由运粮船从仪真进入漕河，经汴河到达都城，六路八十四州的漕粮都运往京师，共六百万石。这样看来，浙东西两路的米，确实先进入转般仓，然后又由运粮船经漕河进入汴河。《宋史·河渠志》记载：浙西运河，从临安府北郭务到镇江江口闸，共六百四十一里。淳熙十一年，臣僚说：“疏浚运河，从北关到秀州杉青，各处都有闸堰，本来可以蓄水。只是沿河上塘有几处小堰，因年久失修而低陷，无法遏制水势。加上沿河下岸的泾港很多，水流入长水塘、海盐塘、华亭塘，又从六里堰下的私港漫流，全部进入江湖，这是因为私港深而运河浅。如果修整加固运河下岸一带的泾港，自然就不会泄水。”谨按：运河就是江南河。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将要东巡会稽，于是征发百姓开凿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八百多里，后代沿袭并加以修治，把它作为转运通道。宋孝宗淳熙八年，疏浚行在到镇江的运河；当时都城定在临安，因此尤其把漕渠作为首要事务。《续通鉴纲目》记载，元至元十九年开始海运。《元史·食货志》记载：元朝都城在燕地，距离江南极其遥远，百司庶府的繁多事务、卫士和编民的众多人口，无不依赖江南供给。起初，伯颜平定宋朝时，曾命朱清、张瑄等人把宋朝的库藏、图籍从崇明州经海道运入京师。至于运粮，则从浙西进入江淮，由黄河逆流到中滦，再陆运到淇门，进入御河运抵京师。后来又开凿济州河、泗河，从淮河到新开河，经大清河到利津河；有时开通胶莱河道以连接海运，但劳费很大而没有成功。至元十九年，伯颜回忆起经海道运送宋朝图籍的事情，认为海运可以实行，于是向朝廷请求，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人建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经海道运到京师。谨按：元初实行海运时，原本把江南、江东、湖广、江西等地的粮食合在一起运输。后来江东的宁国、池州、饶州、建康等地运粮，大多命令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矶，容易走沙、涨水变浅，粮船全都损坏，这种情况年年都有。湖广、江西的粮食运到真州后装上海船，船身大而船底小，也不适合在江中航行。于是把嘉兴、松江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年办理的粮食，用来充作海运。嘉兴是浙江行省的大府；松江在元初称华亭府，原是嘉兴的属邑，后来升为府。因此海运的便利，只是浙中粮食特别多。看顺帝至正年间海运不到，转而向张士诚、方国珍征粮，也更能说明这一点。那么元代的海运，实际上就是浙江的漕运，毫无疑问。《续文献通考》记载：至元二十年停止新河事务，设置海运万户府二处，以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蒙古岱为万户府达鲁花赤。《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十九年设置京畿、江淮都漕运司，各司仍设置分司，督理纲运。二十年又采用王积翁的建议，命阿巴齐等人扩大开凿新河。但新河要等潮水才能进入，船只多有损坏；而蒙古岱说，海运船只却都能到达。于是停止开凿新河，设置海运万户府。《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八年，撤销江淮漕运司，并入海船万户府，由海道办理漕运。《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二十四年，设置行泉府司，专门掌管海运，又增设万户府二处，总共四府。二十八年，采纳朱清、张瑄的请求，把四府合并为都漕万户府，只命朱清、张瑄二人掌管。其属官有千户等，分为各翼，督理每年的运输。《续资治通鉴》记载：大德五年增加海运，次年海运粮食一百二十万石。《续文献通考》记载：大德七年，因为江浙年成不好，减少海运粮四十万石。《元史·武宗纪》记载：大德十一年，中书省上奏：“通常每年海运粮食一百四十五万石，如今江浙年成歉收，不能达到这个数目，请仍按旧例，由湖广、江西各运五十万石，并经海道运到京师。”皇帝同意了。《续文献通考》记载：皇庆元年，增加江浙海漕二十万石。《元史·兵志》记载：延祐元年，枢密院官员上奏，中书省说，江浙春运粮食八十三万六千二百六十石，选择日期开船出海，运到直沽，请预先调派军人镇守拦护。诏令按年按调派军一千名，命右卫副都指挥使伯颜前往镇守。延祐三年，海运到达直沽，枢密院官员上奏，调派军士五百名巡逻镇守，皇帝同意。《续文献通考》记载：延祐五年，增加海漕四十万石。《元史·英宗纪》记载：至治三年，减少海道每年运输二十万石。《续资治通鉴》记载：拜住说，海运粮食比世祖时期骤增了数倍，如今江南民力困顿至极，而京仓已经充满，请求减少二十万石，皇帝同意了。《续文献通考》记载：泰定二年，海运江南粮食一百七十万石，直达京师。当时朝廷讨论海漕事务，康里回认为仓廪积粮正充足，奏请减少粮额，以减轻东南百姓的负担，朝廷准许了他的奏议。《元史·文宗纪》记载：天历二年，命江浙行省第二年漕运粮食二百八十万石送往京师。《续文献通考》记载：至顺元年，江浙行省说：“今年夏秋连降大雨，大水淹没了许多民田，税粮达不到旧定额。明年的海运，本省只能提供二百多万石。”

译《元史·文宗纪》记载：至顺二年，中书省大臣说：“明年海运粮食二百四十万石，已经命令江浙运输二百二十万石、河南运输二十万石；现在请命令江浙再增加二十万石。”皇帝同意。《续文献通考》记载：运输粮食每石都有脚价钞。至元二十一年，发给中统钞八两五钱。至大三年，因为浙东船户到平江装粮，路远而费用多，增加为至元钞一两六钱，香糯一两七钱。四年又增加为二两，香糯二两八钱，稻谷一两四钱。延祐年间，根据路程远近斟酌，又提高了价格。温州、台州、庆元的船运输糙粳、香糯，每石十两五钱；绍兴、浙西的船每石十一两，白粳价格相同；稻谷每石八两；黑豆每石按糙米、白粮的标准发给。《元史·食货志》记载：最初海运路线，从平江刘家港入海，经过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出海后沿山东半岛山脉航行，到达淮安路盐城县，经过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驶入灵山洋，转向东北航行；沿途浅沙很多，航行一个多月才到成山。计算水上航程，从海上到杨村马头，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人说这条航路险恶，又探听到一条新航道：从刘家港出海，到撑脚沙，转过洋觜到三沙洋江，经过匾担沙大洪，又经过万里长滩，驶入大洋到青水洋，再经过黑水洋到成山，经过刘家岛到之罘沙门岛，驶入莱州大洋，到达界河口；这条路比较直。第二年，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航道：从刘家港入海，到崇明州三沙出洋，向东进入黑水大洋，到成山后转向西到刘家岛，再到登州沙门岛，从莱州大洋进入界河。船只航行要看风向和风期；有时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比前两条航道最为便利。《元史·顺帝纪》记载：至元四年，江浙海运粮食数额不足，调拨江西、河南五十万石补充。《续通鉴纲目》记载：至正十九年，江南海漕不通，派兵部尚书伯颜特穆尔向张士诚征收海运粮。伯颜特穆尔到杭州后，命张士诚交纳粮食，命方国珍准备船只，由丞相达实特穆尔总督此事。共运粮十一万石到京师。谨按：元朝自世祖采纳伯颜的建议后，每年从东南经海道运输粮食供应京师。江浙粮食分为春、夏两运。起于至元十九年，到天历、至顺年间，由四万石增加到三百万石以上。百姓没有陆路挽运的劳苦，国家获得了充足的储蓄，论者称这是一个朝代的良法。然而海上风涛不可预测，没有一年不发生事故。顺帝至元以后，每年运输的数额逐渐不如从前。至正元年，江浙只运二百八十万石；三年又只运二百六十万石。并且海运船数年不能到达大都。至正十九年，伯颜、特穆尔到江浙征收海运粮，张士诚交纳粮食一十一万石，至正二十年运到京师。这一年又派王宗礼到江浙。二十一年运粮到京师，数目与上一年相同；二十二年运粮到京师，比上一年只增加二万石；二十三年仍运粮十有三万石到京师。这一年又派博啰、特穆尔前往征收，但粮食最终不再运来。从此江浙海漕便停止了，年年如此。又考察元代海漕，船只中有仙鹤船、哨船，每三十只船编为一纲。大体有船九百余只，漕米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人。又把船纲分为三十纲，每纲设置押纲官二人，由常选正八品官担任。航船者另外雇募水手，把他们迁置到扬州，并加以教习。负责此事的人则设置专门官员，由三品官担任。又专门任用朱清、张瑄等人，给他们加官秩而不更换其人。立法十分完备。《续文献通考》记载：明洪武十三年，海运粮食七十万石到辽东；二十二年，命令海运粮米六十万石供给辽东；三十年，海运粮食七十万石到辽东。《名山藏》记载：洪武年间海运供给辽东七十五万石，共役使官军八万余人，运军都允许附带装运自己的物资供私人使用。航海侯张赫、舳舻侯米寿，都因海运功劳受封。谨按：元代海运除浙西秋粮外，有时还用江淮财赋府的年度粮食充运。洪武十三年海运，只有直隶江南各府的秋粮；当时嘉兴、湖州二府仍属直隶，尚未隶属浙江，所以可知海运粮食也包括嘉兴、湖州二府。洪武十五年以后以及永乐年间运往北京的海粮，多数来自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明从信录》记载：洪武三十年，停止向辽东的海运。《明法传》记载：永乐元年，命平江伯陈瑄督运海粮到北京。《宪章类编》记载：成祖即位后，江南运粮船分为两条路线：一条从江河入海，驶出直沽口，经白河运到通州，称为海运；一条从江河进入淮河，再进入黄河，到阳武县后改走陆路运到卫辉府，再运到蓟州，称为陆运。《续文献通考》记载：永乐六年，海运粮食六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石到北京。《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永乐八年，旧定漕运额二百五十万石不足以供给国家使用，特意命令江浙、湖广三省各布政使自行督运，共三百万石有余。《名山藏》记载：永乐九年，防通河建成。《何乔远〈宋礼传〉》记载：防通河是元至元年间根据寿张县尹韩仲晖的建议，从东平安民山开凿河道到临清，引汶水截断济水，连接卫河，作为转运漕粮的通道。但河岸狭窄、水浅，不能承载重货，因此元朝终世仍以海运为主。成祖时期，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奏说，旧防通河四百五十余里，淤塞的只有三分之一，疏浚它很便利。皇帝命宋礼前往治理。宋礼认为防通河的水源必须依靠汶水，于是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策略，修筑堽城坝和载村坝，横贯五里，拦住汶水，使它不向南流入洸水，而向北流归海；又汇集各泉水，使其全部流出汶上，到南旺分为两道：南流接通徐州、沛县，占十分之四；北流到临清，占十分之六。又勘察地势设置水闸，按时蓄水和泄水。从分水处向北到临清，地势下降九十尺，设置水闸十有七座，通达到卫河；向南到沽头，地势下降一百一十六尺，设置水闸二十一座，通达到淮河。《通漕类编》记载：永乐十二年，命北京直隶等地各卫选派官军运粮。

译谨按：这是改由官军运输漕粮的开始。疏浚防通河后，命都督贾义、尚书宋礼率领舟师运输。由于大型海船载重一千石，工艺粗劣，往往损坏，于是制造浅船一千艘，运输粮食一百万石，以抵充海运数额。平江伯陈瑄继而在湖广、江西制造平底浅船三千艘，分别派官军就近把粮食运到淮安等仓，称为支运。每年共四次，运量可达三百余万石，海运、陆运二法都停止了。又考察：洪武年间海船有一千料的，也有四百料的，称为钻风海船。永乐年间改行海运后，于是把四百料船改称浅船。所谓浅船，是因海船而得名。《通漕类编》记载：永乐十三年，命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秋粮，除去留存本地的、运往南京供内府等项的粮食外，其余原本拨给太仓海运的数额，全部改拨淮安仓交纳收受；仍命令浅河船在防通河运输，以三千只船运淮安粮到济宁仓，以一千只船运济宁粮到通州。谨按：一年之中运输四次，这就是所谓支运。从此以后，海运不再实行。《续文献通考》记载：永乐十三年，命浙江都司分派官军，从淮安运粮到徐州，并设置仓库收纳囤积。《明防典》记载：永乐十六年，命浙江布政司的税粮，由粮里自行准备船只，运到通州河西务等处入仓。《从信录》记载：起初命令百姓运输。《明防典》记载：宣德四年，命浙江百姓把粮食运到淮安仓储存，再由官军支运。《从信录》记载：把转运改为支运。《明漕运志》记载：尚书黄福与陈瑄催促漕粮运输，建议淮安仓仓廒都已具备，适合恢复由官军支运，于是命令浙江百姓把粮食运到淮安仓，再由官军支运。百姓就近入仓后，劳力大为减少，于是按照路程远近、粮食多少，从民船中抽取十分之一供官军使用。《明泳化类编》记载：宣德六年，命浙江拣选拨发民丁，并从各军卫所增加拨派军士，与现有运粮军士分班轮换，集中运输。《续文献通考》记载：宣德七年开始实行兑运法。《明漕运志》记载：陈瑄说，江南百姓运粮到仓，往返要耽误一年，妨碍农业；而浙江官军每年乘船到淮安装粮。如果命江南百姓把粮食就近交给附近卫所的官军，由官军运到京师，并给他们路费和损耗米，那么军民双方都方便。皇帝派侍郎王佐到淮安，与陈瑄、黄福商议，大家都认为可行；又命群臣会商，吏部尚书蹇义等条陈官军兑运民粮的加耗标准，按路程远近区别：浙江每石加七斗；百姓运到淮安交给官军运输的，只加四斗。如果兑运没有完成，仍命百姓自行运到仓；不愿兑运的，也听任其自行运输。官军兑粮既增加损耗米，又发给轻赍银，作为过洪闸时被盘剥的费用，并且可以附带装运其他物品来资助军队，军士都乐于从事；百姓又多以远途运输为困难，因此兑运的多，支运的少了。《从信录》记载：把民运改为兑运。《续文献通考》记载：正统元年，命兑运粮食增加损耗米；浙江百姓自行运到瓜州的，兑运者每石加三斗七升，运到淮安的每石加三斗。《海盐县图经》记载：正统六年，命江南巡抚周忱兼任嘉兴、湖州二府巡抚，奏请建立民军兑运法。《彭韶〈周文襄传〉》记载：嘉兴、湖州二府过去经内河运粮，军民各半。军运由官府打造浅船，按长、中、短分为三运：长运到淮安常盈仓，中运到徐州广运仓，短运到临清广积仓，支米时一尖一平下船。民运则自行雇船装运，正粮一石要交平米二石，还要负担船钱；往返经年，常常耽误农业。周忱先创立加耗米的办法，也称平米：每正粮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等到起运时再酌情拨发。到这时，他奏请让百姓和军队在淮安、瓜洲等水次对船交兑，由卫所发给通关文书，交还后注销。在淮安，正粮一石兑给平米一石五斗；在瓜洲，兑给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各地运粮船的官军没有渡江的，到仓交兑时，另加渡江船钱米二斗。丰年米价低，兑给时加七五升；凶年米价高，兑给时加六五升。衬垫用的芦席折合米五合。拨运多出的粮食存积在仓中，称为余米。第二年余米较多，就命令加六征收；再下一年余米更多，只命令加五征收。除按以前规定拨运外，若还有余粮，就命令各县建仓一所，名为济农仓，把历年拨运剩下的米运进去，以备赈济，以及农民缺粮、运夫遭风或被盗时使用。人人都称便。万历《杭州府志》记载：正统七年，巡抚侍郎周忱修筑浙江下塘堤岸。新运河在武林门外北新桥以北，通达苏州、杭州、常州、镇江以及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府。宋淳祐七年大旱，河道干涸，安抚赵与𤍘上疏说：下塘水道有两条，一条从东迁到北新桥，如今已经断流；另一条从德清到苕溪，进入奉口，到北新桥之间有积水，导致商旅无法通行，米价上涨。于是雇募乡里的壮丁，从北新桥到狗𣲙开挖，拓宽三丈、深四丈；从狗𣲙到奉口，拓宽一丈，百姓都说便利。到这时，通判易輗分条上奏利弊，周忱相机筹办，从北新桥向北曲折向东直到崇德县界，修筑塘岸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丈四尺，以防风水。又建桥七十二座，使水陆通行、漕船更加便利，如今称为下塘。《续文献通考》记载：正统十三年，命浙江每石增加耗米三斗六升。《明防典》记载：正统十三年，命令给白粮船编列字号，送交沿河各官催促督运。民运规定：浙江供用库白粳米三万二千石，按本色缴纳；酒醋面局白糯米六千七百石，按本色缴纳；光禄寺白粳米一万九千石，其中九分按本色、一分折色，每石折银一两；白糯米八千五百石，其中八分按本色、二分折色，每石折银一两一钱。《明漕运志》记载：浙江漕粮之外，嘉兴、湖州二府还向内府运输白熟粳米、糯米，向府寺运输糙粳米，命百姓运输，称为白粮船。万历《杭州府志》记载：景泰五年，浙江按察使陈璇奏请由军余集中运输。此前，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百姓运输困难，陈璇奏请把浙江各卫的军余编入运输队伍；军余不足，就从操守、屯田军中选补。此事交户部议处，户部认为屯田军不动，其余可以同意所议，于是发文给浙江及兵部尚书孙原贞等，务必妥善处置。皇帝同意。

译《通漕类编》记载：天顺六年建立交兑法。户部题准：一州一县只许同一个卫交兑，兑运不完才允许同别的卫交兑。分派水次时，不许把一州一县分给三四个卫，也不许把一个卫分给三四个州县；不许把远处派给近处，也不许把近处派给远处。《明漕运志》记载：永乐至景泰年间，运船大小没有定制，数量最多。天顺以后，定为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只，官军约十二万人，并允许附带装运土产，免征税钞。《通漕类编》记载：浙江都司有船二千四十六只，其中杭州右二百四十三只、杭州前二百二十三只、台州二百八十九只、宁波一分三百一十只、温州五分二百九十三只、处州二百五十只、绍兴二百七十七只、宁海五十只、金华四分二十五只、衢州五分五十二只、严州一百只、海宁五分三十四只、湖州六十四只。土产起初限带一石，后来增加到六十石。《续文献通考》记载：成化六年，命浙江每石增加耗米四斗。《明防典》记载：成化六年，命运送糙粮、白粮米的船只由官府建造；每船签派纳户五六名，最多不超过十名，负责驾船运粮到京，粮食由收粮衙门查验，确认没有糠、谷、沙、土后，免于晾晒扬净，立即收受。《宪章类编》记载：户部议定漕运事宜：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向内府运送白熟粳米、糯米以及各府部的糙粳米，每年十六万石，均由官府供给船只。现在沿途砖厂、钞关必欲让运粮船像民船一样带砖缴钞，遇到水浅守闸时，又遭运军逼迫；到达扬村等处后，又被揽头包揽，巧立名目刻剥，因此滞留日久，困于负债。请停止带砖缴钞的规定，并禁止包揽侵害；仍发文给总漕官，命军船、民船都鱼贯而行。若有粮米漂失而应补纳京仓的，改为缴纳通州，省去脚价以补足数额。皇帝同意。《吾学编》记载：成化七年停止江南民运。《续文献通考》记载：都御史滕昭议请停止，由瓜洲、淮安兑运的里河官军，雇用江南船只在江南水次交兑；百姓增加渡江费用，浙江等地每正粮一石之外，加渡江米一斗。《从信录》记载：兑运改变为长运，遂成为定制。《续文献通考》记载：成化八年确定集中运输粮食，每年四百万石。《明防典》记载：每年运输米四百万石，其中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浙江六十万石，每石加耗米六斗六升，另加两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其中四斗随船作为损耗，余下三斗六升折银一钱八分，称为“三六轻赍”。后来从三斗六升中减去二升，只征收三斗四升，改称“三四轻赍”，其中仍扣留银二分。谨按：成化八年以前，漕运年度定额尚未确定。宣德八年集中运输五百余万石，正统二年集中运输四百五十六万石，景泰二年集中运输四百二十三万五千石，景泰七年官军兑运二百九十二万九千五百五十石，天顺四年集中运输四百三十五万石。各直省数量多少不同，浙江集中运输的数目已无法考核。到这一年确定每年集中运输四百万石，其中浙江六十万石，从此年度定额确定。《明泳化类编》记载：成化十年开始实行改兑法。《通漕类编》记载：此前，应天、苏州、松江、浙江、江西等地的粮民自行把粮食运到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交纳，官军到仓支取，再运送到京仓、通仓。到这时议定抽取支运米七十万石，改命官军分别到水次交兑。《明防典》记载：改兑七十万石，其中浙江三万石，每石加耗米四斗二升，其中折米二升换银一分，称为折易轻赍。凡改兑都没有尖米和盘剥费用，折易轻赍；如有不足，就从本总所属各卫所兑运轻赍银中扣补。《明防典》记载：成化十一年，停止百姓把粮运到淮安等仓，命军船直接到水次领取兑粮，运送到京仓、通仓。这是改兑的开始。谨按：历代漕运，都根据道路远近作为标准。明初都城在金陵，贡赋沿江运到京师，路近而容易。自永乐迁都北方后，道路遥远，漕运制度共变化三次：先是海运，其次海运、陆运并行，最后确定为漕运。漕运制度也有三次变化：最初是支运，其次是兑运，支运与兑运参用，最后支运全部改为改兑并确定下来。但白粮仍由百姓运输，明朝一代始终没有改变。《名山藏》记载：成化年间，确定各卫所船军运输漕粮，分为十二总。十二总是：湖广、江西、浙江、直隶中都、山东各一总，南京、江北直隶各二总，另有遮洋一总，共十二总。由文武大臣各一人表率协助督理。每总设把总官，统辖各卫所；各卫所由指挥等官统领军队。每艘军船十人，十人中又选一名有力量的人任旗甲，统领运输。自永乐到此时，这一制度才完全确定。《通漕类编》记载：浙江总共运输粮六十六万五千三百十一石三斗四升。浙西总辖四卫三所：杭州前军二千二百七十七人，浅船二百七艘，领漕七万一千五百八十三石一斗；杭州右军二千四百九十七人，浅船二百二十七艘，领漕七万八千四百九十九石三斗四升；绍兴军二千七百六十一人，浅船二百五十一艘，领漕八万六千七百九十八石八斗三升；海宁军一百三十二人，浅船一十二艘，领漕四千一百四十九石七斗四升二合；严州所军一千一人，浅船九十一艘，领漕三万一千四百六十八石九斗二升。

译湖州所军六百六十人，浅船六十艘，领漕二万七百四十八石七斗三升；海宁所军六百四十九人，浅船五十九艘，领漕二万四百二石九斗七升。浙东总辖四卫二所：宁波军三千一百七十九人，浅船二百八十九艘，领漕九万三千六十七石七斗；台州军二千八百八十二人，浅船二百六十二艘，领漕八万四千三百七十二石八斗；温州军二千七百九十四人，浅船二百五十四艘，领漕八万一千七百九十六石四斗八升；处州军二千九十人，浅船一百九十艘，领漕六万一千一百八十六石四斗；金华所军三百八十五人，浅船三十五艘，领漕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石二斗八合；衢州所军六百八十二人，浅船六十二艘，领漕一万九千六十六石一斗。谨按：成化年间改兑制度确定以后，造船数量比原定额逐渐增加，所以船数与天顺年间不同。《明防典》记载：成化二十一年，命各司、府、州、县的正官以及守巡、管粮等官，把原定兑运的军粮全部征收完毕，并限于十二月运到原定水次仓交兑。民粮已经到达，而负责领取兑粮的官军来迟或故意刁难的，负责领兑的官员一律等到兑粮完成之日参问治罪。《明防典》记载：弘治五年命令，运粮官旗的借贷，属于三年以前的，全部革除；近年的，只按律令收取利息。确有贫困、卫所缺少脚价的，准许从太仓酌量借银，完成缴纳后于下一年送还。《续文献通考》记载：弘治八年命令各地兑运，每年由布政、按察二司以及府、州、县管粮官督促所属征收，年终到运粮水次，等候正月交兑。各该分巡、分守、管粮官员，以十分为考核标准。《明防典》记载：弘治十三年，命各地兑运衙门解送样米，浙江限于七月以内送到部。《明防典》记载：弘治十七年命令，浙江领运官的行粮限于十二月以内，都在本地按数发放。如果本地缺粮，就从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应兑的粮米中关支；如果那里也缺粮，布政司每石折银四钱，发给运输军士。《名山藏》记载：漕运巡抚李蕙请求把轻赍余银储存在库中，允许第二年缺少时借用并偿还，并将此定为法令。谨按：弘治年间议定折耗轻赍银，计算耗米和锐银，略有盈亏便分别处理。大体说，米是用来供远途运输的，明定增加的耗银，是用来支付雇工、租船和铺垫等费用的。总之，只要正米没有亏缺就算完事，正米以外的各种余利全归旗卒，官府并无所得。自从李蕙提出请求后，制度逐渐发生变化。《明实录》记载：正德二年，疏通水次仓储。《漕运考》记载：过去百姓把粮运到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等待卫军支运。后来改为附近州县在水次交兑，已经把七十万石支运粮改为兑运。但七十万石之外，仍有交兑不完的粮，百姓仍运到四仓，长期没有支销，导致粮食陈腐。请把浙江、江西、湖广三省正兑粮三十五万石折银解送京师，命三省卫军到临清、德州等仓支运。这样折银后，各仓米粮不会腐坏，三省漕军便于支运，每年漕额之外又得到三十五万石的折银，可谓一举而数善兼备。命令有关部臣议处，照准所请。谨按：弘治十八年诏令，漕运米以十分为率，其中二分照例折银，以减轻百姓困苦。到这时，三省便议定折银三十五万石。《通漕类编》记载：正德五年，命漕运衙门把漕运水程和日数列成图表，发给各帮官收掌；每天把经过或停留的地方填入一格，连同原发的帮票一并送交有关部门查考；事情办完后送到总漕衙门查验缴销。《续文献通考》记载：正德十年，命轻赍银由各司、府、州、县每年随正粮一并兑完，才准发给通关文书。《明防典》记载：嘉靖元年，命百姓运输白粮，按照兑运事例办理；每年十月底前征收完毕，委派官员在十二月以内运到瓜洲，听候集中运输，由郎中催促集中运输。《明防典》记载：嘉靖三年规定，运输军士的行粮，浙江总各卫所每运输粮三十石七斗二合，扣除军士一名。查明各运所承担的正粮数额后，按数发给。《续文献通考》记载：嘉靖八年，命浙江定额起运给内府各监局及吏部等衙门的细熟白糙粳米、糯米等，每年十月底前征足，派官员在十二月以内开船前来交纳。又命兑运的军民粮交纳芦席，按十分之三计算，其中十分之二缴纳实物，十分之一折银。每领取一份折银，又规定每米二千石缴纳楞木一根、松板九片，也按十分之三计算，其中十分之二缴纳实物，十分之一缴银。每块松板折银二钱五分，都随粮收受，并发给通关文书。这些银子另存于太仓银库，以备修仓等项使用。《明防典》载：嘉靖八年规定，轻赍银两解送到漕司，验明兑收；每帮先发给十分之三，作为沿途起剥等支出，其余十分之七装入封套，封存后运到京城，等事情办完再扣除核算。【《名山藏》载：世宗初年，漕运总兵杨宏上奏说：轻赍银两随军，军士遇到紧急情况便有帮助；如果储存在漕库，等到运抵后才发放，那么在尚未发给时，军士已经花费很多，后来又把这笔钱作为羡余扣除。轻赍银两本来也是由米粮耗费而来，所以应当用它支付轻运船只的租赁费用；如今却把羡余米预先悬定为筹数，是违法的。科道官员纷纷上章驳斥，认为这将成为奸人冒领侵吞的开端。户部认为双方都有道理，请求银两到达时仍照旧验明费用后发领，只是不要扣除羡余米来抵补船料，并兼作各种什物费用。大学士费宏说：外卫军士终年劳苦，京军幸而有羡余，应该给他们。皇帝下诏全部发给军士，军士都很欢喜。过了很久，仓库又把收入中的每八升扣作一时湿润费用，仓储每年损耗却没有出处。户部尚书孙交酌情请求增加三升，作为每年损耗一升，满三升即停止；不足三年支取的，归入实额以待使用。皇帝命令把这些规定定为成例。《明防典·嘉靖八年令》：浙江由官军兑运的粮食，限定在三个月以内经过淮河。《通漕类编》载：嘉靖十七年规定，运军的月粮，由各该巡抚、巡按官先将应征并存留的粮食依期征收发给；如果来不及征收，或因灾害受损而停征、豁免，准许从各仓库其他款项的钱粮中通融拨付。按例应由本地关支的行粮，即使分派到别省兑运，仍由原地发给。如果原议定在水次随时支取，都必须预先按期征完，与正粮一同兑运，不许先把正粮发尽而使行粮落后。

译《明防典》载：嘉靖二十四年，因旱灾，诏令浙江所属州县以及各卫所的田粮，分别改征折色。【谨按：漕运的年度定额确定以后，按例不得改征折色。浙江改征折色，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万历杭州府志》载：嘉靖三十二年，南关抽分工部主事刘秉仁议定《漕艘规则》。【南关榷事书载：本厂兼管浙江，总漕船的成法都已具备，但各船所用物料尚无定数。每年虽经布政司委派府佐估计，却只在船只完工之日把各项价值随意增减，而且船式不一，也妨碍责任落实。于是议定，将船身长短、宽窄，板木厚薄、尺寸，物料价格和数量，酌情制定定则，详细呈报漕运衙门，并在船厂立碑，永远作为定法；仍将书名定为《漕艘规则》。凡主管官员、旗军、商人、工匠，每人发给一册，使他们相互稽查，上下都有依据遵循，对漕运政务很有帮助。】【谨按：运船的价格和物料，正德十四年规定，军户办理三成，民户办理七成。嘉靖二十四年规定，军户三成、民户七成，船料由有关官府按期征收扣留，在八月以内发给并开工。浙江省遵照实行，但船式仍不能统一。到这时，才有了定则。】《明防典》载：嘉靖三十八年规定，浙江粮船在北新关设立船厂，由工部抽分主事兼管打造。《明防典·嘉靖四十四年令》：官军的行粮，即使分派到别省兑运，仍由原地关支。如果征收不齐，浙江每石折银五钱，准许从库中储存的其他款项银两借支补足。《明实录·隆庆元年》：在南直隶以及浙江的杭、嘉、湖增设一名御史，专门管理漕运。《续文献通考》载：隆庆元年规定，浙江都司设置一名佥书，专门负责督理漕务。【漕运都御史张瀚上奏说：西浙漕运近来多次误期，请将东西两名把总合并为一人，每年轮换；一人负责领运，一人预备次年运务。户部复议说：浙江转运漕粮比别省繁重两倍，由两名把总分别负责，似乎难以变更；只是浙江都司佥书的职事较为清闲，可以委派一人并赐给专敕，督理运务。】《明实录》载：隆庆二年，御史蒙诏上陈漕运事宜，获准施行。【一，专责成：西浙新增加的都司官与把总职责相互关联，遇事无人肯专任；应责令都司提前办理，责令把总及时督率。二，议私兑：浙直士大夫近来设立自行兑粮的办法，明明违反禁令，又使漕军困苦；应令各地仍按旧制由官民共同兑运为便。三，足船兑数：漕运制度规定每船不得超过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近来船数增多，有的一船竟承受七八百石，又加上私货而加倍，导致船只多有沉没；应全部清查补足。四，重民运：江南粮长的差役有三害，在家受催征之苦，在途中受逼勒之苦，到京受完粮、掣验之苦；应令京漕两解户通融抵数，互相代运。所载米粮可以租用轻便小船，不必拘泥于大型长船；各粮长分别发给小批，以便完成报解，不得牵累。】《续文献通考》载：隆庆三年规定，两浙巡盐御史兼管浙江杭、嘉、湖三府的漕务。《明实录》载：隆庆三年，因杭、嘉、湖三府发生水灾，湖州漕粮改征折色六成，杭州、嘉兴改征折色三成。《明实录》载：隆庆四年，户部复议漕运都御史陈炌等提出的漕政防务，获准施行。【一，疏浚浙江海宁、崇德等地的河道；一，清查补足每船缺额军士，务必达到原定十人的数目。凡行粮、月粮两项以及钞赏等款，都要使军士得到实际利益，以安定其心；一，严格督促浅夫，每日守候在河道下游，帮助牵挽漕船，以免运军雇人的困苦；一，湖州府县地处偏僻、山路阻隔，应将各仓迁置于府城。】《明实录》载：隆庆五年，漕运都御史王宗沐上奏请求优恤运军，皇帝准行。【宗沐上奏说：漕粮漂失亏欠，虽有河流决口的原因，也有许多贫困军士侵耗粮米、凿沉船只而自尽；应先议定优恤办法。各运船的轻赍银两，浙江原议每船按三成、六成分配，改为三成、三成；命有关官府把扣下的米数发给军士。各军兑粮完毕起运后，责令五船同坐共负责任，使人人都乐于使用船只，漂失损坏也可逐渐减少。】户部复议施行。《明防典》载：隆庆六年规定，民运白粮由粮长设置船只，与官运各帮同时开程、经过淮河、进入闸口；漕务参政负责督促催办，并与军船一样牵挽。【《明漕运志》载：礼科给事中陆树德说，军运是把粮食交给军士以储备军粮，民运是用来供应官员俸禄。人们知道军运的苦处，却不知道民运更加困苦：船户索取，运军欺凌，洪闸守候，入京入仓后弊端百出。把白粮交给军队带运很方便，户部议定只是重申禁令，却没有实行。《通漕类编》载：王宗沐在改折奏疏中说，国家财赋依靠东南，兑给军队的粮食由六省共同供给；而白粮的困苦，只有苏、松、常、嘉、湖五府最为严重。请求每年按数将十万石分配给五府，照白粮多寡分摊并改征折色，以稍微减轻沉重负担，定为规制。如果奉诏下达户部，再加以查议，把二十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八斗定为改折数，以处理这几个郡的负担；对朝廷来说不过是四十分之二，对各郡来说确实可以得到一分宽减。如今新规把分派责任交给漕司，请允许我将这二十万石有余轮流停止运输，以抚恤没有军士、没有船只的卫所，给它们休养；这样不仅供运的郡民可以省下数万的利益，疲困的卫所总旗也可以得到休养恩惠，这就是一举两得。】《通漕类编》载：万历元年规定，官军兑运粮食，浙江限定两个月内经过淮河。【谨按：漕运开仓、开帮、过淮都有规定期限。隆庆四年规定，开仓期限为十月，兑粮完毕后开帮期限为十二月底，至于过淮；嘉靖八年浙江限三个月以内，这一年又改限为两个月。此后漕运有冬季兑粮、冬季开帮的惯例，而过淮日期没有改变。】《通漕类编》载：万历元年规定，民运白粮照军运办法，每船准许携带土产四十石，经过钞关时免纳税。《续文献通考》载：万历四年规定，浙江样米限于四月由头帮解送总督衙门收存，等运粮到达之日再转发各仓核对。《万历杭州府志》载：万历五年，督理浙江粮储右参政滕伯轮撰《船粮规制书》。【嘉靖四十四年改由粮道督造浅船，凡是佥选旗甲、支发粮科、征收兑运等事务，弊端纷纷集中，滕伯轮尽心筹划，撰成此书。】

译《续文献通考》载：万历七年规定，轻赍银两照议定的单数分为三成、七成：三成发给本帮，作为船只和沿途挖贴等费用；羡余中一成兑给回南的旗军，其余等到完粮掣验、通关之日，查明没有拖欠，也一并交给运官领回分发，不必扣存。《通漕类编》载：万历七年规定，每白粮一石，里河脚价银一分五厘，水脚价银九厘，经纪银五厘，扣除省银四厘五毫，解送银库。《明防典》载：万历九年规定，每年解送北京的白粮，必须由殷实粮户本人负责缴纳；船只准许粮长自行雇用五百料的中船，每百石定给银三十三两。经过钞关时，所带土产免纳税。粮食运到丁字沽以北后，由河西务主事按照军粮所定脚价拨船，负责起剥、经纪、搬运和过坝，不许像以前那样寄存囤积。粮食完纳之日，将解户批单发给部运官领回，类同缴纳。《续文献通考》载：万历九年规定，浙江漕船以前因瓜洲车坝而用杂木作船底，五年更换一次；后来因修建闸坝而免除车盘，改限七年更换。如今改用楠木，计价一百二十七两，必须驾运十年才准另造。《续文献通考》载：万历十二年规定，两浙巡盐御史仍兼管漕粮，只负责行文督催，免除押送到镇江的责任。《明防典》载：万历十三年规定，浙江二总的轻赍余银，原议每船三两，如今增加一两，共四两；其中扣除的省银照旧扣除。《通漕类编》载：万历十五年规定，将原来派给浙东、浙西总，属宁波、处州、衢州、杭前、杭右、严州六卫所，原本运输淮扬二府、兑运正粮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四石三升的军船一百五十只，全部改回本省，按原数拨运；锦衣总所属广洋、龙江右、豹韬左三卫原先兑运浙江粮的军船，则按数改运苏州府吴江、嘉定二县的漕粮。《续文献通考》载：万历二十八年，巡漕佴祺陈述漕政五件事，皇帝准行。【一，议定水次并帮，以便明确责任：原定一州一县只准在一卫交兑，兑支不尽才准到别卫交兑；不许把一州一县分作三四卫，也不许把一卫分作三四州县，更不许把远处分派给近处、近处分派给远处，以免顾此失彼。一，议定处置漕船，以便办理新运：漕船是转运的首要事务，如今军卫和有司官员有的以料银不足为借口，有的以船底板未到为推诿，拖延误运；现在应严格催促料银，限期补追。每年运粮过淮之日，各把总应将正在运输和存放在卫所的船数一并呈报，以便查核、办理新运。一，申饬按例摊派：漕运总兵官应专门访查各总运官员摊派旗军的弊端，不许徇情纵容。一，申饬押运空粮船：漕储道选派粮食完备、才能足任的指挥一二员，填写长坐文书，命其随帮押船返回；有中途偷偷逃归、在途中经商违法的，立即按弃运私逃的条例治罪。一，申饬发放行粮、月粮两项：前项粮银除扣留解帮人员的标银外，其余一切钱粮都要等船到后全部发领；如果一时正饷不全，就从库中其他钱粮借给。】《归安县志》载：万历三十六年，浙西发生水灾，湖州知府陈幼学上疏请求救济，命令改征折色漕粮。《归安县志》载：崇祯十三年，湖州府发生水灾，知府陆自岩上奏请求蠲免、改征折色，皇帝准行。《江南通志》载：崇祯十六年，应天巡抚黄希宪请求改运白粮。【黄希宪《请改运白粮疏》说：白粮是上供的急需物资，历年都由佥派粮户负责解送、舂米、办理、兑纳，这种做法沿袭已久。近来弊端丛生，要想找到体恤百姓、充裕国库的长久办法，没有比均匀征收米粮、由官府运输更好的。由官府运输，百姓没有雇人雇船的费用，这是第一项便利；官府没有佥派差役的困难，这是第二项便利；钱粮由官府自行支出，吏胥无法抽扣，这是第三项便利；船上都是官府役夫，船户不敢凌虐，这是第四项便利；催促装运都是官府事务，沿途不敢抛弃拖延，这是第五项便利。况且米粮均匀征收，苦乐的差别自然消除，巧拙之情也自然改变；粮食不必诡寄飞洒，差役不必挑易避难，这是第六项便利。然而其中还有五件应当议定的事：白粮正耗米、舂办夫役和船只等米，一概计入平米中派征，这种派粮办法公平，可以实行；原来编定的耗米之外，另加二成，以补沿途消耗；按平米一石计算，不过合勺而已，这种加耗很轻，可以实行；民间办理粮食后全部交仓，不再区分漕粮和白粮；县官从完纳的米中选择干燥洁净的，交给协部官支用舂办；交割给总管部门，办完后开船启行，可以先免除漕船堵塞耽搁的弊端，这种征收办理速度可以实行。】运船以前一向由民间雇用，改为官运就必须使用官船。计算每船供船头、舵手、水手的安家衣食等费用，以及买办、包索、遇浅起剥、遇急流增添防护等费用，每船需用米五十石、银三百二十五两。按原来编定的夫役、船只贴役米计算，扣除支出后米还有余；按原来编定的夫役、船只贴役银计算，扣除全部支出后银还不足以抵补有余的米。对于不足的银，临时调剂即可，不必另增经费。至于押运、交纳过程中发生的侵盗、漂失，每船都有明确责任；遇有亏欠，就限期赔补，以严刑峻法约束其后果。既然不能再追问粮长、里长，责任自然另有所归。《浙江通志》卷八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卷八十一。漕运【中】。国朝。本朝定都燕京以后，每年输送浙江漕米，以供应军队和国家的需要，制定为固定数额。其中有正兑米，有改兑米。正兑米收入京仓，改兑米收入通仓。至于白粮，是用来上供的。供御膳，并发给百官俸禄；漕运各项费用用来征收银两、解送户部，以备转运等费用。设置专员以强化责任，设置弁丁以供轮流派遣。船只数量有定额，运输有固定期限；有行粮、月粮来优恤旗丁，有条例来考察官吏。所有有关事务，分列如下。年度定额。浙江正兑米600000石，改兑米30000石，每石加耗4斗。又有该米252000石，其中改折灰石：正米13323石7斗，耗米5329石4斗8升；每石折银1两2钱，共折银22383两8钱1分6厘，解送户部充作军饷。除此之外，实际兑运正米587310石8斗，耗米234924石3斗2升；改兑正米29365石5斗，耗米11746石2斗。遇到闰年，减征正耗米363石5斗8升，折银436两2钱9分6厘，增加到灰石钱粮项下，解送户部充作军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石、千石〕 以上合计征收正兑、改兑漕粮的正耗米863346石8斗2升；遇到闰年，共减征正耗米363石5斗8升。杭州府。钱塘县漕粮正耗米20455石8斗3升4合，遇到闰年减征米8石6斗1升。仁和县漕粮正耗米46992石5升，遇到闰年减征米19石7斗3升5合8勺。海宁县漕粮正耗米49502石6斗9升8合，遇到闰年减征米20石8斗8升5合2勺。富阳县漕粮正耗米5219石8斗3升，遇到闰年减征米2石2斗5合。余杭县漕粮正耗米10963石1斗2升，遇到闰年减征米4石6斗3合2勺。临安县漕粮正耗米4385石2斗4升8合，遇到闰年减征米1石8斗4升1合。于潜县漕粮正耗米2192石6斗2升4合，遇到闰年减征米9斗1升9合8勺。新城县漕粮正耗米2672石2斗6升4合，遇到闰年减征米1石1斗2升4合2勺。昌化县漕粮正耗米1507石4斗3升6合，遇到闰年减征米6斗3升9合8勺。合计杭州府所属漕粮正耗米143891石1斗4合，遇到闰年减征米60石5斗6升4合。嘉兴府。嘉兴县漕粮正耗米84403石8斗4升4合，遇到闰年减征米35石5斗9升3合6勺。秀水县漕粮正耗米73644石7斗6升，遇到闰年减征米30石9斗2升3合2勺。嘉善县漕粮正耗米82482石5斗5升4合，遇到闰年减征米34石7斗7升6合。海盐县漕粮正耗米46624石8斗3升，遇到闰年减征米19石6斗2升8合。石门县漕粮正耗米44559石6斗6合，遇到闰年减征米18石7斗1升3合8勺。平湖县漕粮正耗米48551石6斗3升6合，遇到闰年减征米20石4斗7升5合。桐乡县漕粮正耗米37702石2斗1升，遇到闰年减征米15石8斗7升4勺。合计嘉兴府所属漕粮正耗米417969石4斗4升，遇到闰年减征米175石9斗8升。湖州府。乌程县漕粮正耗米100272石9斗8升4合，遇到闰年减征米42石2斗7升8合6勺。归安县漕粮正耗米85221石9斗3升4合，遇到闰年减征米35石8斗7升7合8勺。长兴县漕粮正耗米48280石2斗6升，遇到闰年减征米20石3斗2升2合4勺。德清县漕粮正耗米48812石3升6合，遇到闰年减征米20石6斗9合4勺。武康县漕粮正耗米10861石7斗1升8合，遇到闰年减征米4石5斗6升6合8勺。安吉州漕粮正耗米8037石3斗4升4合，遇到闰年减征米3石3斗8升1合。合计湖州府所属漕粮正耗米301486石2斗7升6合，遇到闰年减征米127石3升6合。凡是临时改征折色，有的是因为救济灾害，有的是因为拨作军饷，都按照当时市价折征，数额各不相同。顺治八年，户部复议批准：江南、浙江发生水灾时，灾情在三成以下的不议；四成至七成为轻灾，每石征本色六斗、折色四斗；八成至十成为重灾，每石征本色五斗、折色五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