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三

译序。《越州秋日宴山亭序》（唐）王勃。王子敬是琅琊的名士，常常怀念习氏的园林；阮嗣宗是陈留的俊杰，直到山阳聚会才尽兴。难道不是琴酒之间的深厚情谊，必定在美好的日辰得到征兆；对风月的高雅情怀，也常常在优美胜地流连。因此，遥望东山，林泉便激发了谢客的文章；南方多有才俊，江山也助长了屈平的气概。何况这里是扬子云的故地，岩壑依旧；又有宓子贱的美好政绩，弦歌之声仍然相继不断。红兰、翠菊俯身映照着砂亭；墨黑的柏树、苍翠的松树深深环绕玉石台阶。参差错落的傍晚树木，烟霭侵入橘柚园；明丽的秋荷，月光照在芙蓉水面。随后星辰回转、银河移动，露水下降、秋风高起；银色的蜡烛映掩着花影，玉杯美酒激发了兴致。一时间仿佛乘坐仙车，正深深排遣尘俗之怀；五次即席作文，更加触动了因缘情感而作诗的兴致。每人分得一个字，四韵便写成一篇诗。《在会稽与京邑游好诗序》（唐）顾云。天地造化的功力，东南的胜景，只有会稽最为知名。前代的词人才子，如谢公一类的人物，多有吟咏赞赏。湖山清秀，远远超过京城一带；群峰相接，万条水流汇聚。登高远望，目力所及的尽头，山色苍然、黯然，挺拔而淡远，早春温煦。景色有如图画，有如翠色，有如流水，有如寒冰，有如秋霜，有如明镜；有的像削成的玉石和利剑，有的像露出的姿态般窈窕，有的像霜后清丽而英秀绝伦。像这样的景象千姿万态，绵延在数百里之间。那么盘龙藏于泉中、凤凰栖于山间、玉石蕴藏在石中、珍珠隐藏在涧里，当然一定都有。这里确实是令人惊奇、使精神爽朗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人民有文教；虽然靠近闽地蛮夷之区，却也懂得礼节；虽然枕江临海，却不很受瘴气困扰。这样看来，这个郡邑是多么优胜啊！难道天地间的乐趣，都聚集在这里吗？至于土地所产的物品、风俗气候所熏染的情形、鸟兽草木的奇异、妖娆美丽女子的出现，以及前代圣人的遗迹、古代贤哲的盛事，传记中都记载得很详细，不必再重复。我这里只是粗略叙述它的胜景罢了。我虽然缺乏才华，但自从任侍从来到这里，早晚学习功业之外，游览所得到的感受，吟咏烟月、抒发情志，足以自得一时的兴致，也足以令人畅快了。然而有时倚着栏杆向南眺望，回头向西远看，交游的朋友远在他方，又有谁能和我共同欣赏呢？每每想起往年在京城洛阳之间，见到当时风俗中的人、浮浅之辈，他们多夸耀城外人家的水木、田园、庄舍，说极其奇特优胜，可以同名山大川相比；我常常和他们一同前往，往往也说确实如此。如今身在这里，才知道从前那些悠闲的妄夸之言，实在不值得听信。况且方壶、员峤、桃源、洞天，自称是真圣人的居处，不与喧嚣尘世相接，并不只是因为幽静隐僻罢了。至于人间所有可供游览观赏的地方，必须常常开阔显著、为人知名。像会稽的山水那样，深不可测，高不可及，只有这样才能孕育灵异、隐藏珍宝、产生云霞，尽显全部胜景。难道能在十亩之地、朝夕之间，挖成污浊的小池，栽成幽暗的树林，就算胜景吗？源流既然很近，根柢也就可以知道；深不过能藏青蛙，密不过能让乌鹊栖息，怎么能够产生奇景、成为胜境呢？如今的君子，大多崇尚奇异、喜好多事，把幽僻狭陋之处说得显赫高贵；即使这样说，实际也不足以验证。否则，就是人能够同造物者争功了。现在我叙述这件事，赠给朋友们；知道此事的人，如果愿意舍弃那些繁琐之处，来和我共同游览，也就是通达事理了。我随即把几篇粗陋拙劣的诗文寄赠出去，实在有损于诸位的观听；但愿能尽情享受其中的乐趣，作为笑谈的资助。《送台州崔录事二十一丈赴官序》（唐）权德舆。夏四月，临海郡掌管法纪的属官崔雅璋接受选部任命，从东门出发。这一年，刚到京师的我权德舆，寄居在同乡之中；只是想到自己屋舍空空，没有什么可以赠给他，便远远私下取用仁者的义理，再用言辞加以申说：“古代君子修养诚信，谨慎地面对独处；居处平易以养成正道，内在真实充实，即使外在的华美有时达不到，也能安然接受如同命运。大概正直修身而不一定求得任用，履行正道而不一定强求施行。处在今日却实行古道的人，实在很少，而雅璋就是这样的人。他说话一定实践，学习一定思考。四次接受任命为官，大都由会府任用；升进不苟且，交往不亵慢，简约严肃而办事周全，推诚置腹地治理政事。任期满后离职，便和弟弟亲自在茅山脚下耕作；亲睦姻亲，靠劳动生活，修治家法，考察农政，和乐而恭敬，有义有仁；从里巷兴起，影响到乡党，无论行动还是安静，都得到古代遗风的熏陶，默默无闻却未显扬；不改变自己的原则，宁可困顿艰难而终身困厄，也不以奇邪之行损害正道。头发已经花白还戴着冠帽，知晓他的人都为之叹息。”况且各郡的督邮，相对于天台的司辖，土地征收的多寡、赋税政务的大小，都是关键和枢纽，哪一样不是由此职位掌管的？我单单知道临海百姓受到的恩惠已经来不及感谢了。又何况那里琪树清风、石桥明月，羽人仙子仿佛亲自出现，留下的遗迹与无形的仙境相交融；境界如此优胜，超越形象之外的欢愉，哪里说得尽呢？如今大君子主持淛河，东方各诸侯府又多有俊秀贤能之士，而且还有雅璋这样的人，怎么知道他今日前往越地任职，不会成为将来大有作为的开始呢？几位君子为他远行送别，格外加厚礼意，斟酒为他祭路饯行，吟诗来抒发心志；赞美贤者雅璋而又思念仙山的情意，所以分别表现在诗文中。《奉国军衙司都目序》（宋）钱彦远。《诗经》说：“君王的爪牙。”意思是说，官吏和士卒锋利锐猛，能够搏击吞噬奇邪之物。所以军将都在前面树立旗帜，称为大牙；凡是军队各部接受约束、领取禀报和进奏的事务，都一齐趋往大牙旗下。近世重视武职，通常把刺史治所称为“牙”；因此随从士卒称为牙中兵，武官称为牙前将。俗语讹误流传，转而称作“衙”。唐代从开元到五代之间，衙将地位最为重要，都统率千人，同时兼任检校台省官职；他们如同春秋时代的陪臣，不是有才干、勇力和谋略的人不能授予。宋朝初年剪除诛灭奸雄，收敛威势、消除祸端，派儒臣守郡，才开始招募城郭子弟，有时也从里胥中杂行补充，只让他们管理仓库、运输粮饷、奔走侍奉、传呼指挥罢了。于是制定条教来平均劳逸，参照等级比例来区别轻重，考察年限来排列等级，这是十分爱护百姓的。天下本来是一体的，但各地有风俗和便利条件的不同，也随之略有差异。明州是汉代的鄮县，本朝赐予节度使名额；那里东临海洋，群山相连，田地贫瘠而狭窄，鱼虾等水产杂然出产；居民懒惰，只求苟且谋生，喜欢穿轻便的衣服、吃甘美的食物，却没有实际积蓄。衙将名额虽有一百二十人，但财产比其他郡贫乏；典吏乘机作奸枉法，重重盘剥粮食，诉讼于是纷纷发生。昭文馆学士陆君到任，第二年钱彦远得以担任通判官；适逢按察使发下公文，命令整顿簿册事务，又命鄞县主簿何世昌辅助他，较多地革除了几项旧弊，全部分条列出便利办法，符合国家法令；附近的人都认为便利，于是上呈文书。两位按察使办理完毕后，题名为《衙司都目》，于是我把事情的始末写在篇首。

译《越州鉴湖图序》（宋）曾巩。鉴湖又名南湖，南面靠山，北面连接州城漕渠，东西两面到达江汉。它是顺帝永明五年会稽太守马臻所开凿的。到现在已经九百七十五年了。湖的周长二百五十八里。凡是东南方向流出的水，都汇集到这里。州城以东，从城到东江，北堤有石闸二座，阴沟十九条相通；民田在南面连接漕渠，在北面和东西方向通入江中的，都由此灌溉。州城东六十里，从东城直到东江，南堤有阴沟十四条相通；民田在北面抵达漕渠，在南面靠山、西面靠堤、东面连接江水的，都由此灌溉。州城以西三十里有柯山斗门，通向民田；民田东面靠城，南面靠堤，北面濒临漕渠，西面连接江水，都由此灌溉。总计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的田地九千顷。并不是说湖只能灌溉九千顷田，而是田地直到江边的总数正好是九千顷。湖东面有曹娥斗门、藁口斗门，沿南堤向东流的水，经过这两处流入东江。湖西面有广陵斗门、新迳斗门，沿北堤向西流的水，经过这两处流入西江。湖的北面有朱储斗门，距离湖很远；大概是在三江上游两山之间疏通开设两座水门，按时观察田中的水势：水稍微涨溢，就放开其中一门；水大涨溢，就全部放开，使水流入三江的河口。所谓湖水比田地高一丈多，田地又比海高一丈多；水少时就泄湖水灌田，水多时就把田中的水泄入海，所以没有荒废的田地，也没有遭受水旱灾害的年份。自汉代以来将近千年，这项水利一直没有废弃。宋朝兴起后，百姓才开始盗占湖面改作田地。祥符年间有二十七户，庆历年间有二户，共改作田地四顷。当时三司、转运司还下文严厉责令州县，使田地恢复为湖面。然而从这以后，官吏越来越轻视法令，奸民逐渐兴起。到了治平年间，盗湖为田的共有八十多户，改作田地七百多顷，湖面几乎完全废弃。仅存的湖面，东面是漕渠，从州城到城东六十里；南面通若耶溪，从樵风泾到桐坞十里；这些地方水面宽度都不到十余丈。每年雨水少时，田地还没有受害，湖水却已经几乎全部干涸了。从这以后，人们争相提出办法。蒋堂认为应当设置惩罚，以禁止侵占耕种；设置奖赏，以鼓励告发者。杜杞认为，盗湖为田的人获利在于任凭湖水上涨；一下雨，便放声喧告以惊动州县，而斗门往往随即开启，所以为此立石测量水位：一处在五云桥，水深八尺五寸，由会稽县主管；一处在跨湖桥，水深四尺五寸，由山阴县主管。并且斗门的钥匙，都应交给州里保管。水势上涨时，就派官员观察测量，谨慎掌握关闭和开启。又认为应当赶快修治堤防；对于敢于耕种斗门水面的，应防止其禾苗，对其追究责任，迫使其恢复湖面，并加重处罚。还认为这样仍然不够。又认为应当加授两县县令以提举之名，考核他们的督察情况，并据此实行降黜或奖赏。吴奎认为每年农闲时，应当雇人疏浚湖泊，把淤泥堆积成丘阜；让县令主管役事，州和转运使提点刑狱负责督促管理、赏罚。张次山认为湖面废弃后，仅剩的部分难以很快恢复，应当扩大漕运水路及其他便利之处，使水路能够通漕并灌注民田；在各里设置石柱作为标志，石柱以内禁止耕种。刁约认为应当把湖面三分之一划给百姓作田，并把堤坝加高一丈，这样湖面可以不必重新开凿，而水利利益自然能够恢复。范师道、施元长认为，即使加重禁止侵耕的法令，仍不能使百姓不犯；如果把湖面划给百姓，那么谁能抵御侵占者？又认为湖水比城中的水高，有时高三尺六寸，有时高二尺六寸；若再加高堤坝使水位升高，水冲毁城郭房舍就是必然的。张伯玉认为每天役使五千人疏浚河道，使水深达到五尺，需要十五年完成；若达到三尺，需要九年完成。然而恐怕工程开始之日，外有浮议动摇，内有役夫溃散，那么即使有智者，也不能保证它成功。如果每天役使五千人，并把堤坝加高到八尺，一年就能完成；竹木费用总计九十二万三千，计算越地有二十万六千户，向他们征收赋税而恢复其租税，这样势必很容易筹足费用；如此便可以坐享水利之益，而百姓也不会因劳役而疲敝。陈宗言、赵诚又以水势高低难以处理为理由反对，并认为应当采纳吴奎的建议，用数年时间恢复湖面。当时都水司认为他们的意见很好，又认为应当增加赏罚的法令。他们的议论如此，可以说很广博了。朝廷未尝不听取采用，也制定了刑罚的法律，所以罚金从三百钱到一万钱，又到五万钱；刑罚从杖打一百到徒刑三年，条文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耕种湖面的人没有停止，反而一天比一天多；湖泊没有得到进一步疏浚，反而一天比一天荒废，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法令不能实行，而苟且敷衍的风气占了上风。过去谢灵运向宋文帝请求把会稽回踵湖改作田地，太守孟顗不答应；又请求把休崲湖改作田地，孟顗仍不答应；谢灵运甚至用言语辱骂他。可见请求把湖改作田地以获利，是越地由来已久的风俗。然而南湖从汉代经过吴、晋直到唐代，又延续到钱镠父子拥有此地的时候，它的水利从来没有废弃；所以有人凭借这块小小的地方抗衡天下，有人凭借数州作为镇地，也有人凭借一个国家自立为王。内有供给俸禄的颁发，外有贡品输送、问候馈赠的供奉，并不是只求安逸而已。因此，强化治理水土的政令，以尽力发展农业、使农民获利，也都有一定的法度，其中钱镠的办法最为有力，直到今天还多在人们中间流传，可见它的益处没有废止是有原因的。近世却不是这样：天下统一以后，居于太平承平的局面，在位者把兴办事情看得很重，却乐于因循守旧。而那些请求把湖泊开垦为田的人，言辞和气势往往足以打动人。至于整治水土、兴修水利，又要耗费钱财、动用众人，自古以来就是难事。所以郑国主持水利工程时，人们说这足以使秦国疲惫；西门豹治理邺地水渠时，人们也认为烦琐劳苦。既然原因如此，那么我大宋的官吏，谁肯承担难以承受的怨恨，招来容易受到的责难，来等待尚未显现的功效呢？所以议论虽然广博，却从未实行；法令虽然严密，却从未施行。田地之所以日益增多，湖泊之所以日益荒废，原因就在这里。因而说法令不能实行而苟且敷衍的风气占了上风，难道不是这样吗？千年湖泊的兴废及其利害，明明白白，很容易看出。然而自庆历以来三十多年，遭到吏治因循，直到湖泊已经废弃，世人还没有明白其中的原因；何况那些事情隐微难察、难以考究的，因苟且简略而在【疑】防防之中松弛败坏，又怎么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呢？

译如今主张湖泊不必恢复的人说：“湖田的收入已经很丰厚了。”这是那些游谈之士为了有利于侵占湖地耕种的人而说的。湖水完全废弃，湖上的田地就会干旱，这是眼前的祸害，是众人都看得见的。假如湖泊完全废弃，湖泊下游的田地也会干旱，这是将来的祸害，是众人尚未看见的。所以说：“这是游谈之士为了有利于侵占耕种者而说的，并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主张湖泊不必疏浚的人说：“不过是增加堤坝、壅塞水流罢了。”这是那些好辩之士替喜欢听苟且简略说法的人所说的。若按地势比较，壅塞水流使水位升高，必然会冲毁城郭，这是议论者已经说过的。若按地势比较，疏浚湖泊使湖底降低，然后才能不失去原来的状态；不失去原来的状态，然后才能不失去它应有的作用，这是议论者还没有说到的。况且山阴的石高四尺五寸，会稽的石高几乎是它的数倍。壅塞水流使水位升高，会稽得到一尺水深，山阴只得到一半。地势的低洼和隆起不能相同，因此增加堤坝并没有什么补益。这是好辩之士替喜欢听苟且简略说法的人所说的，又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采用，而要禁止侵占耕种、开设告发渠道，就有赏罚的法令；要谨慎掌握蓄水和泄水，就有关闭和开放的办法。要严厉杜绝胆敢耕种湖地的人，就防护其禾苗，追究其劳力，以恢复湖泊并加重对他的处罚，也有相应的法令。有人想把责任交给州县以及运使、提【疑】刑狱；有人想利用每年农闲时疏浚湖泊；有人想禁止在田石柱以内耕种，这些也都有相应的办法。想知道疏浚湖泊的深浅、需要多少人工、要用多少天；想知道增加堤坝、竹木的费用是多少，以及怎样使这些费用有着落；想知道疏浚湖泊的泥土积放在哪里，这些也都已经计算过了。想知道工程开工之日，若外有浮泛的议论动摇，内有役夫溃散，便不能保证工程完成，这一点也已经讨论过了。如果确实能够汇集各种意见，考察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采用可行的意见，并用自己掌握的条件加以润饰完善，使提出的意见一定实行、法令一定施行，那么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什么利益不能恢复呢？巩起初任防恩、通判此州时，曾向人询问湖泊兴废的情况，寻求能够实际说明利害的人。等到到任之后，才向两县询问图籍，向州府和河渠司询问文书，直到相互参验核对、图籍编成，考究完毕、文书齐备，然后才明白利害的实际情况，所以编次论述，希望使筹划议论的人有所考据。《重修睦州图经序》【宋】董弅 《周官》的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全面了解各地的数目。西汉得到秦朝的图籍，详细知道天下的险要关塞、户口多少以及各地强弱的情况。光武帝中兴后，依据司空掌管的舆地图来分封诸子。历代仿效周代，于是都以“职方”命名。唐代天宝年间建立制度，凡是地图，都命令郡府每三年编造一次，和户籍、土地册籍一同上报。省察本朝诏令，闰年各州上报地图。大中祥符四年，诏令儒臣编纂修订《图经》，颁发给州县，使它们遵照执行。距今已经一百二十八年了。这期间，州名有更改，军制有升降，户口有增减，税赋有增有减，都已经不同了。又自艰难以来，州县只急于征收赋税，匆忙应付闰年上报的制度，渐渐不能实行，大概是职方的职责废弛了。绍兴七年，弅来此地暂任官职，曾经访求历代沿革、本朝典章和前贤遗范，但大都散漫无稽，无法取作依据。向故老询问，他们说：“本州在宣和庚子年被盗贼占据以后，图籍散失，比其他州尤其难以考察。”于是他叹息说：“只有睦州作为州，山水清丽绝美，又有高贤留下的踪迹，长久以来因辑睦而得名。如今因严陵的纪号，自唐代起就是军事州；艺祖开创基业后，首先任命太宗为睦州防御使。先帝政和年间，把祖宗曾经潜邸所在的地方全部加以褒奖记录，诏令将其军升为节度。后来又出任节度，离开少府，把职务授给当今皇上；当今皇上曾以亲王身份遥领此镇。此后历代相继拥有天下，实际都类似太宗；大概本州两次成为真主兴王的地方。与少康的纶邑、汉文帝的代地相比，尚且有不足称道之处，但它的声望难道不更为重要吗？何况历代以来，文人才士不断出自这里，伟大的贤人和杰出的公卿来这里担任牧守的也接连不断，怎么可以不记载呢？”于是因通判军州事提出请求，便委托属官知建德县事熊遹、州教授朱良弼、主建德县簿汪勃、主桐庐县簿贾廷佐以及本郡人、前汉阳军教授喻彦先，共同查检筹集事实资料，分别按类别编排，因袭旧《图经》加以补辑，广泛搜集新近闻见附录其中，凡是本州的遗闻旧事，大略都具备了。这难道只是为了准备将来职方在闰年上报图籍的制度吗？又可以使治理政务的人彻底了解风俗的利弊，以先贤的美好功绩为师法；使后来的求学者阅读它，能够恢复辑睦之风、返回旧日风俗；使仕途显达的名流能够仰慕高尚风范、砥砺名节，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至于记载仍有不完备之处，就留待后来的君子补充。绍兴己未年春正月壬午，知军州事董弅作序。《游天衣诗序》【宋】王十朋 绍兴戊寅年冬十一月己卯日，冬至后第二天，游览天衣寺的共有八人，都是从前的进士、游宦于越地的人。黎明时整理行装，聚集在贺监的故居。天气已经很好，日光开始变得悠长。乘着竹轿走出蠡城南门，沿着稽山北麓的道路行进，在秦望山、鉴湖的岩壑之间徜徉。有一片绵延十里的松林，山林幽静深邃；山势转折，路径迂回，烟霭时隐时现。刚走时好像迷了路，不久便有钟磬声从翠微的尽头传来，原来就是天衣寺。千峰堆叠秀丽，双涧涵映碧色，其中朝阳峰、法华峰尤其苍翠峻绝。寺中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防之、白乐天、李公垂等作者的诗文碑刻，至今还没有损坏。又有化身普贤飞来的铜像，关于萧梁时期衣钵和两只乌鸦的故事，僧徒大都能够讲述。正拿着杖、穿着鞋寻访幽境时，有府吏奉使君之命送来百榼酒食。大家拜谢赏赐，举杯说道：“今天的聚会，大概不是偶然。过去王氏、谢氏在兰亭聚会，群贤全部到齐，可以说是雅集了；然而诗赋没有写成的有十六人，哪里比得上我们志趣相投、结伴游览更为尽兴呢？白衣人送来的酒，不是王弘的酒，而是楚元王的醴酒，不能不尽情欢乐。” 于是大家满饮举杯，酒杯飞传，彼此唱和接连不断，还夹杂着诙谐笑语。僧人劝我们游览云门寺，但夕阳已经逼近山边，于是最终没有成行。大家舍弃车子，联骑而行，探访梅花后返回。晚上在泮宫聚会。刚登山时，有人首先赋诗一章，同游者立即即席唱和。后来吟咏作诗的人很多，已经记不起篇目，便把诗作列写在招提寺中。诸位先生命我为此作序。《重修严州图经序》【宋】刘文富

译先王盛世，分封诸侯的制度尚未败坏，井田已经整治，疆界和治理规划修明；广大的八百诸侯国，各自都有土地地图，用来周遍了解它们的地域，这就是大司徒所掌管的事务。况且司徒掌管国家教化的职责，却又把职方的事务交给他兼管，难道也是有道理的吗？大概百姓的性情，有刚强柔弱、轻快迟重、缓慢迅速的不同；如果不辨明各自适宜的情况就施行教化，便会产生抵触，彼此不能相合。因此，修明教化而不改变当地风俗，整齐政令而不改变当地适宜之处。到了秦人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也各有地图；汉人入关以后，所收集的只是财赋和险要关塞的资料罢了。司徒辨别五种土地、十二种土壤，施行十二种教化制度的做法，已经没有了。汉代离古代还不远，却不能恢复先王制度，连郡国都难以治理，何况后世距离先王更远，却说要复古，岂不是疏阔吗？本朝沿袭唐代郡县的旧制，而经营治理比唐代更加完善。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诏令嘉奖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上呈新修各道《图经》，由此图籍大为完备。严州作为州，从东汉建安年间到现在正好八百年，其迁徙、废置都详细记载在经书中。郡中原有刻板本，中途却有遗漏，已经散失不存。淳熙甲辰年，太守陈公公亮刚到任时，怜惜这些典籍废弃散落，却无暇处理。过了一年，时气调和，年成丰收，诉讼简少，刑罚清明，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陈公在考核政绩之余，取出旧《图经》，命文富订正，准备再次刻印。私下认为，本州的风俗旧称“辑睦”，州名也因此而来；治理它可以不多事，只能用简约的政令治理，不能用繁琐的办法处理。所谓百姓安于简易的政治，扰乱它就会生出事端。因此，自陈公开府以来将满两年，他始终以宽政治理，只有顽民和奸吏才用法律绳治，所以本地人非常安定。顺应当地风俗施行教化，陈公已经掌握了这一点，这是尤其值得记载的大事。至于户数的增减、财赋的盈缩、事务文书的存废、官舍的兴废，则顺应情况便顺应，需要改变便改变，这些只是粗略事项。因此记载其中的大事，来告诉后来的治理者。丙午年正月丁未，迪功郎、州学教授刘文富作序。《会稽志序》【宋】陆游 从前夏禹在会稽防会诸侯，至今已经三千年。而我高宗皇帝驾御龙舟，横渡江面，顺应天意、顺势而动，重走夏禹的足迹，在这里驻跸多年，奠定中兴基业。群盗被削平，北朝与宋和好。于是采用唐代巡幸梁州的旧例，将州升为府，并以年号冠名。皇帝大驾向西巡幸以后，会稽府便成为辅弼京师的近藩，被称为东方诸侯之首。它的地位，大概相当于长安附近的陕、洛，汴都附近的陈、许。所任命的牧守，都兼领浙东安抚使。自丞相执政来此任职、离任后又拜为丞相执政的人，不能仓促数清。又有昭慈圣烈皇后以及永祐以来的四座陵寝，攒殿相望于郁郁葱葱的吉祥气象之中。前来朝谒的使者接踵而至，船只首尾相接，车马相撞。中原尚未安定，如今天下的大镇，只有金陵和会稽罢了。荆、扬、梁、益、潭、广各地，都不敢与之相比。这样看来，山川图籍本应广泛记载、完备编写，只是顾不上办理，竟延续了几十年。大卿沈公作宾、待制赵公不迹相继担任太守，都慨然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于是与通判军事施宿、安抚司干办公事李兼、韩茂卿，以及本郡士人冯景中、邵持正、陆子虡、王度、朱鼐等人，上参照《禹贡》，下考察太史公和历代史书，查阅金匮石室所藏典籍，并旁及《尔雅》《本草》以及道教、佛教的书籍，稗官野史所传的资料，关于神灵鬼怪、幽深怪异、恍惚迷离的说法；从秦汉晋唐以来的金石碑刻，到诗歌辞赋、残章断简，没有一样遗漏。即使父老口头相传、文字中没有记载的事情，也间或有层层出现的材料。积累劳作数月，才写成此书。虽然它以《图经》为根本，而《图经》出自前朝，不是藩郡可以擅自增益的。因此采用长安、河南、成都、相台等志书的体例，命名为《会稽志》。会稽作为郡，虽然治所迁徙不常，但郡名本来因山而得，又是大禹巡行过的地方，所以最终仍以会稽命名。于是请我为它作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中大夫、直华文阁致仕陆某谨作序。《赤城志序》【宋】陈耆卿 图籍流传，历史已经很久了。如今土地超过万里，县的户数不到万户，也必定应当有成书。何况台州是著名州郡，又称辅郡，延续经历千年，先后更换了几百位太守，难道竟因缺失亡佚而难以奉诏编修吗？还是因为安于简陋、因循简略，没有空暇过问呢？过去曾有四位太守，努力把力量用在这件事上。比如尤公袤、唐公仲友、李公兼等，事务繁忙，未能完成。最后黄公防把编纂之事交给我，和陈维等人共同编辑。黄公离任后，匆忙仅仅完成了初稿，还不完备。稿本束置了十年。再拖延下去，不只是不能完备，连已经勉强完成的部分也会丢失。如今青社齐公硕刚到任，想把它最终完成，却还未满一年，任期考核完毕，又再次把此事交给我。于是由郡博士姜容总领校核，县大夫蔡范以下分头订正；又再次委托陈维、林表民等人搜集增补。全书完成后，我考察沿革，查问异同，调剂大小详略，权衡文雅与俗语；凡是意旨不能理解的，依靠故老；故老不能说明的，依靠碑刻；碑刻不能判定的，依靠典籍；典籍中有漫漶不清的，便用道理裁断，再根据人情加以折中，务使事情成立。凡各卷所收的序引和按语，都是为了保存教化；典章制度的记载，并不只是为记录事情而设置。像这样编纂了半年，书才完成。唉！同样是一个州，并不是今天不能完成、过去就不能完成。有的人说：只是时机不同罢了。过去欧阳公谈论求学，感慨叙述吏治之道，认为官府簿书中不要求办理的事，就称为不急迫。难道只有求学如此吗？说到图籍，难道不是更被视为不急迫的事吗？然而没有什么比图籍更为深奥，也没有什么比簿书更为浅显。官府认为不急迫的事，本来正是君子认为急迫的事。如今齐公治理政务，剖析繁杂、清除烦琐，照察幽微、洞悉隐情；对于官府所认为急迫的事务，确实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对于君子所认为急迫的事务，更是十分用心。因此能够在半年之间，弥补千年的缺漏，增加十年来未完备的内容，洗刷几百位太守因袭旧弊的做法，完成四位太守所辛劳经营的事业。唉，这难道只是因为时机到了吗？书能完成，是时机；所以能够完成，是齐公的志向。他的志向一旦确立，时机自然会来。没有志向却说要等待时机，我从未听说过。难道不只是编修一部图籍如此，天下所有事情都是这样。《永宁编序》【永宁即宋代永嘉】留元刚。

译这部书并不是只取搜罗新旧资料、夸耀地形胜势而已。事变发生的时机、风俗发展的趋向，其中都将有可供考察的内容。看叙州自晋代以来共有多少位太守，谁贤能，谁无能；看叙州人士自本朝初年以来有多少作者，谁在前，谁在后；熙宁以后所改变的兵制，比古代好吗？建炎以后所增加的税赋，使百姓安乐吗？水利采取什么措施才便利？徭役制度采取什么做法才使百姓困苦？是非得失的痕迹，废兴沿革的原因，安危治乱的道理，都在这里。一句话的取舍，足以使万世取信。《宝庆四明郡志序》【宋】罗濬 四明旧有《图经》，成书于乾道五年，大概是直秘阁张公津任太守的第三年。此前，大观初年朝廷设置九域图志局，命州县编纂上报，书已经完成，却因兵火而失传。三山黄鼎得到所藏本，献给朝廷，张公于是让属官参照考核，整理为七卷，刻印在梓木上。然而从明州设置为州到现在已有四百三十三年，城池的迁徙、县邑的废置沿革，没有人知道确切情况。唐代刺史韩察确实迁移过州城，当时的石刻还存在，尚且没有见到它，其他事情哪里有空暇详尽考察呢？编作者的困难，本来就有待后来的人继续撰述。尚书庐陵胡公在宝庆二年奉命出任太守，上距刻印之年甲子，想使全书周详完备，却一直没有人撰述。第二年，政事修明，人心和顺，各项废弛事务都兴办起来，于是命校官方万里取旧《图经》，与泮宫中的士人重新订正。不久方君入朝，事情便停止了。又过一年，我调任外官，迟行来到铃斋拜见，尚书让专门承担这项责任，于是得以与士友共同讲论、共同校勘，又早晚向尚书请教，到仲秋完成二十一卷。图少而志书内容繁多，所以只突出“志”的名称，把“图”列在卷首。考据还不够精审，搜访还不够广博，以我浅薄的学问，哪里敢推辞批评；但在一百五十天之内，用力也已经很勤劳了。我私下曾认为，地图是用来使人了解地理事务的，方志是用来使人了解观览考察之事的，这是古人极为重视的。图志记载不详细，在郡国中尚且无法据此自我考察，又怎么能用来使天子了解天下呢？想知道政教施行的先后，必须考察学校的兴废；想知道财政用度的增减，必须考察财货来源和流向；考察风俗的盛衰，就应当想到谨慎修身、率先垂范；考察山川的流动与高峙，就应当想到为百姓兴办有利之事。每件事都加以考察，每件事都有益处，这就是所谓不出门户也能知道天下。如今官府大多困于簿书和期限考核，拿图志之事询问他们，往往都说这不是急务；这样还能够说是懂得事务的轻重缓急吗？尚书即将被召回，孔近将执掌六典八则的要领，依据九赋九式的条目，来辅佐圣明天子治理天下；那么收集图籍，本来就是宰相事业的一部分。天下如此广大，不过是推广到一个州罢了；尚书对此如此专心，确实是有道理的。《重编吴兴志序》【宋】傅兆 唐人权载之在《贞元十道录》的序中说，谈论地理的人只有魏公，并且因此称许他经世济民、谋划深远的事业。等到读到魏公论述六典中各地地域的次序、四方贡赋的名称和物产，以及州郡的废置、山川的险阻等内容，没有一项不完备，这才知道权载之并非妄加推许。如今编纂州县志书，虽然与《并载寰宇》一书体例不同，但条目细密周详，难道容易编成吗？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来编，就会详略失当，是非混杂，凭什么取信于后世？吴兴是东南最为繁盛的地方，如今又处于辅弼之郡的地位，山水清幽深远，人物贤能显贵，理应有大手笔来记载它的真实情况。左文质编的总记，有人认为失于琐碎繁杂；李宗谔上呈的《图经》，又未免有简略脱漏的弊病。正想向郡府请求编修时，一天太守李郎中偶然谈到此事，并说郡中有博学多闻的君子谭君监簿，慨然愿意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如今书已经完成，李郎中把刻书费用交给归安县令周君。不久李公奉诏还朝，富公寺正前来继任，又捐出钱财使此书最终刻成。兆和谭君是同年进士，很高兴这部书出自他的手，于是从周县令那里借来阅读，才知道李郎中除授之日已经有意编修此书。全书大体依据旧志，参照正史，补充遗缺、订正错误，没有一处不令人满意。全书列为二十卷，每卷都有目录，数千百年间的事情清楚明白、没有疑问，几乎不比《三辅黄图》逊色。我曾经认为，人的笔力根源于天性，充实于学问，就像驾船、挽拉千钧重物一样，力量有一定限度，不能勉强。绍兴以来，也有好事者续修《图经》、续编志书，并非不尽力；例如关于震州荻塘的辨析，大多也只是听信讹传便停止了。唉！谭君确实具有良史之才，怎么能轻易得到这样的人呢？将来他必定能凭借平素的学问，治理中原如同指掌之间。以我浅薄的学问和孤陋的见闻，不敢把自己列入权载之那样的人物之中。谭君的事业应当超过唐代魏公，由此可以看出，这部书是经过几位君子相继努力才定稿，又经过两位贤能太守才得以流传。这难道是没有原因和条件就能做到的吗？《丰清敏遗事序》【宋】朱熹 孔仲尼曾反复称赞水，说：“水啊，水啊！”他的话简约，而其中的旨意深远。孟子论述孔子取法于水的意义，于是直接说到水源不断涌流，昼夜不停，注满洼地后继续前进，最终流入四海；如果不是对道理有深刻造诣、默默体认，又怎么能够达到这种理解呢？圣人的内心，谁能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称说水呢？有志之士想在这个世上有所作为，又怎么可以不考察这一点，先树立自己的根本呢？然而自圣贤远去以后，学道不明，士大夫不知道从内心用功来树立根本，只凭意气、才力的强盛而希望在世上有所作为，这样的人大概也很少。他们见闻广博，辞令优美，议论正确，节操气概高尚，从外表看，难道不确实有超过常人之处吗？然而探究其内心、要求其实际，长久观察并等待其最终表现，若要寻求其内在充实，足以使人心满足，而且没有一点可以指摘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人在十人百人中也未必能数出一两个。唉！礼部尚书缙云清敏公，才真正可以说是有根本的人吧？看他平日闲暇时用来修养心性、调养志气、修治自身的情形，大概天下万物都没有什么能够牵累他的志向。

译因此，他作为儿子就孝顺，作为官吏就廉洁；入朝任职后，从上至宗庙以及君主自身，从内至宫禁和近幸之人的私事，从外至朝廷卿相这样的重臣，只要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就没有不说尽的。当时那些法家、拂士所做的事，有的迟疑周旋、迁就局势，用诡诈言辞来求得侥幸成功，唯独清敏公神色严正、直言诵说，没有丝毫顾忌回避。他退朝后从未把这些话告诉家人；而他的谋划见识明达，劝谏议论切中时弊，之所以不合于当时而最终在后世得到验证，反而是借助深文巧诋的笔墨才显现出来。等到他出任地方、施行政务，退居乡里，直到被流放迁徙到荒凉寒冷寂寞的边地，最终突然离开人世；那么他处置大小显隐各种事务时所表现出的，也全都清明纯洁，没有丝毫亏欠，这不就是所谓源泉滚滚流出、最终奔放到四海吗？孔子的感叹、孟子的言论，到这里更加可以看出并没有欺骗我。熹愚昧无能，生长于偏僻乡村，听到清敏公的名声并心向往之，已经很久了。只是遗憾不能完全了解他的行事始末；前年，清敏公的曾孙中散大夫公持节南来，我赶紧前去请求，他拿出这部书，并把作序的事交给我，我不能推辞。于是依次叙述上述道理，附在章贡李公的跋语之后。虽然对于清敏公美好的德行、纯正的操守、刚毅的品格和重大的节操，我没有能够有所阐发；但如果读到清敏公的著作，仰望高山，践行光明正大的道路的人，能够知道遵循根本而用力，那么这也是有助于世道人心的事情，并不只是我个人的私言。中散大夫公清贫刻苦、廉洁正直，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多次担任刺史、二千石，入朝居于郎省，都有显著声誉。然而他多次不能长久任职，大概是继承了清敏公的风范和功烈。绍熙二年夏四月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开庆四明续志序》【宋】梅应发 《四明志》写于乾道年间，叙述于宝庆年间，已经很详尽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续写呢？这是为了记载丞相履斋先生吴公治理鄞地三年的情况，包括民政、兵防、士人风习、军队实情，以及兴办、改革、补充、废止等大纲小目。他已经做过并且已经记载的，不再重复编入。古人说，过去那些出任镇守的旧宰相，大多不把民政放在心上；只有向文简公非常勤于政事，所到之处都著有声名。吴公不把安逸放在前面，而把困难放在前面，比文简公高出几等。又有人说，寇莱公所到之处多有游宴，张文定任性放荡，抓到盗贼也纵容遣散。吴公却慨然想到海道向东通达青州、齐州，防御外侮、平息盗贼的方法，周密防备，曲尽其详，世人未必完全知道。至于他切切关心田间事务，殷切盼望雨晴，出游一次、吟咏一番，这些也可以从书中看出。所以一并记载在后面，用来使后来者知晓。大概吴公的学问能够贯通体用，从自身推及家庭，从家庭推及国家，从国家推及天下；有根本的人本来就是这样。难道他会拘泥于一定要超过寇、张二公吗？不过，鄞地仍然还是旧日的鄞地。过去为什么贫乏？如今为什么丰足？过去为什么放纵而没有纲纪？如今为什么大致懂得理法？读这部书的人，必定能从书外得到启发。《新定续志序》【宋】方逢辰 郡之所以有志书，是用来记载山川、人物、户口、田赋，以及土地所适宜的一切情况。严州在浙右是著名郡，处在万山深处；那里土地坚硬而贫瘠，上面不能承受雨水滋润，下面又不能生出盐卤，遇雨就积涝，天晴就干枯。那里的田地土层浅、源流枯竭，夹在两山之间，一层层一级级，像横放的梯子。当地百姓困苦而能忍耐，风俗吝啬而质朴。户数虽多，每户田地不到百亩；赋税方面，土地不产稻米，只凭山蚕缴纳丝帛。官兵每月的廪米，大多从邻郡取来供给；百姓每天买米，则靠衢州、婺州、苏州、秀州客商的船运来供给。与浙右各郡相比，它的等级最为低下。它地位低下，却能成为著名郡而得到这个名声，不是因为田地，不是因为赋税，也不是因为户口，而只是因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那里还存在子陵的遗风。郡志自淳熙以后残缺不全，至今已经七十多年。吴越钱君可则以太府丞身份来任严州太守，在处理政事的空暇访求搜集资料，用来补足缺漏。编纂完毕后，写信请我作序。我认为，严州是我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建旄的地方，如今又是皇储赐履的封地，那么本郡的山川、人物、户口、田赋，职方氏都希望彻底了解。何况天子圣明，勤勉体恤百姓的隐忧，凡是州牧出任、入朝觐见时，必定详细询问这些情况。这部书的编成，不仅可以用来备作顾问之资，也可以对天子日夜忧劳、关心民间疾苦之事略尽微薄的帮助。《建德县经界图籍序》【宋】潜说友 建德县的经界整理，距离淳熙年间还不久，图籍却已经大量散失；而且过去曾诏令漕臣、监守等加以补修，那么从淳熙到今天，它的弊病又可以想见了。豪强大族用虚假的姓名逃避赋役，奸猾胥吏舞弄文书，改变赋税数额、侵吞削减赋税，难道只有严陵如此吗？宝祐戊午年，户部版曹才开始依据旧额向各郡征收。太守告院谢公向众人说明：“有土地就有财赋，这是固然如此。但如果笼统地按旧额责成县里征收，那么土地已经失去、税额却仍然存在的人，哪里承受得了？”既然如此，不如依据旧有经界重新修明吗？于是赶快上报朝廷，皇帝亲口答应了。说友作为学制附庸，奉行此事格外谨慎。于是询问众人的共同意见，选择乡里有声望的人；任用他们还不到一个月，九乡二十一都便各自把本地簿籍送上来。于是按照乡的大小，计算财力物力的多少，削减超出的，核实亏欠的；原来较轻的仍依其旧，原来较重的加以改革，不达到公平均衡就不停止。这样一来，旧有税额没有减少，新征的赋税却顿时减轻。义役的成规，借此用来使百姓得到休息；词科买均配，借此来应付上面的命令。积年的奸弊和老弊，既为之像风吹雪消、洗涤清除一样扫除；几十年来百姓苦于白白输纳的负担，也一下子消失，如同沉重的疾病离开身体。圣明君主和贤能太守的恩赐，难道不大吗？事情完成后，父老请求把这些等级和条则刻在梓木上，使它不要毁坏；我于是略述其大概。朱文公说：“三十年进行一次经界整理，才是最好的办法啊！”把这个主张加以润饰并推广开来，今后仍然可以有所期待。开庆己未年良月既望，宣教郎、特差知严州建德县、主管劝农事兼军政潜说友作序。《咸淳临安志序》【宋】潜说友

译恭敬地思考我大宋承受天命，全面统治万方，光明如太阳当空，微弱的火光自然熄灭。于是太平兴国三年，吴越把它的土地归入我朝职方氏所掌管的版图。这一年，杭州开始设置太守和丞。建炎年间升为府，于是成为行在所。按古代志书记载，杭州旧属会稽；大禹在这里舍舟登岸，所以得名。恭敬地听说光尧皇帝的大驾初次来到这里时，登临郡治，中和曾作歌诗，感慨追怀夏后氏的功烈。圣人的心跨越数千百年而与大禹神交，本来已经接近大禹遗迹之外的境界；大概也是看见流传的风俗教化，感到这里保存着教化所及的遗风罢了。试试看这里的情况：有车、船、橇、▯的遗迹，所以这里的人直到今天仍忠诚勤劳；有苗山封爵、表彰功德的遗迹，所以这里的人直到今天仍受到鼓励而行善；有织贝、橘柚进贡的传统，所以这里的人直到今天仍知道尊敬君主、爱护亲人。钱氏在这里生长，性情习俗自然形成；钱氏历经三世四王，最终仍没有失去臣子的节操。等到宋朝兴起，深切察知人心归附德化，如同百川奔流归海，无法阻挡，于是有一天果断舍弃原有基业，把命运交付给朝廷。忠懿确实忠诚，但杭州人又有谁不是忠懿【缺字】天地之间，燥湿风云，万物同出一气；杭州独能成为天下先导，是因为先王的声教浸润得深远，人们知道帝王正统所在的缘故。从那以后，我朝把杭州看作处在甸服之内，通常选派公卿大臣来尊宠安抚它，难道只是因为土地广大吗？关键一定是有特别看重的地方。深厚的恩泽和浓厚的教化，涵养浸润日久，更加牢固结合而不可解。南渡艰难之际，老人和孩子相互扶携，左手提着饭篮，右手提着酒壶，牛肉和酒沿路接连不断；人们在六龙车驾之下叩头，就像见到父母，发誓即使死去也没有二心。即使屡次经历巨大的震荡，也没有改变，直到因此使国运长久延续在这里。新邑沿着这一轨迹经历了三百年，杭州对国家的功劳很大，而祖宗对杭州的恩德也很深。开庆年间，群小误国，招致战争；一时的谋臣有的还倡议异论，几乎动摇国家根本。幸赖先皇帝坚定地实行自己的意志，独自倚重如今的太傅、平章国公，在外镇定八方，在内维系九鼎；宗庙社稷之灵，依靠他才得以安宁。最终扫除兵乱烟尘，再次安定天下。直到今天，八街九陌，四时都有歌声鼓声，人们往往一起叹息，不曾想到还能重新看到今日的局面。唉！我理宗皇帝对杭州有恩德，难道不又是很大的吗？杭州的福祉，就是中原诸夏的福祉。于是皇上能够厚重地继承前代功业，居天下之中谋划大事，不因愚臣无能，命我主持此州。幸而遇到朝廷治理太平，年年谷物屡次丰收，富庶喧盛之府转为简约安静，于是得以掩盖其中的缺点。闲暇时我察看旧官府的档案，阅读郡志，有时担心它记载疏漏而且错乱，于是加以修葺订正，增补充实。全书共编地图、表格和志书一百卷，并在卷首列入《行在所录》，以表示尊重王室。书成之后，进呈天府，以备对户口、赋税等数目的考察万一之用。《禹贡》称冀州，记载完毕后，解释者说，是把贡赋、徭役等事务记载下来；把属于天子直接治理的国家写入书中，谨慎郑重本来就是如此。九州如果能够统一，希望回归旧京。圣明的子孙，尚且能够想到我光尧皇帝怀念大禹的志向。云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兼知临安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两浙西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检行在赡军激赏酒库所、缙云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潜说友谨作序。《建德府节要图经序》【元】方回 建德府，即新定郡，设置遂安军节度，现今统辖六县：建德、淳安、桐庐、遂安、寿昌、分水。郡治在建德县，处于浙江上游，是新安江与东阳江的汇合处；按天文分野属南斗、须女，处在《禹贡》所称扬州的南部边境。春秋时属吴，后来属越，又属楚。到了秦代，处在鄣郡、会稽郡之间。汉代隶属于吴郡富春县、丹阳郡歙县。建安十三年，孙权从丹阳郡歙县分置新郡，治所在今淳安。晋朝平定吴国后，改为新安郡；直到东晋，都隶属扬州。宋、梁改隶东扬州，不久又恢复旧制。隋朝平定陈国后，废新安郡为县，纳入婺州，同时设置歙州。仁寿三年，在新安旧城设置睦州。大业初年，改睦州为遂安郡，改歙州为新安郡。唐武德四年，恢复为睦州，又分桐庐县设置严州。武德七年，废除严州，再把桐庐县隶属睦州。贞观元年，将天下分为十道，睦州隶属江南道。神功元年，州治迁到建德。天宝元年，改为新定郡。乾元元年，恢复为睦州。五代时属钱氏。太平兴国三年，钱氏献纳土地，睦州隶属两浙西路。在此以前，太宗曾以亲王身份兼领睦州防御使。政和八年，升为建德军节度。宣和三年，平定方腊后，改为严州，设置遂安军节度。高宗、度宗都曾以皇子身份兼领遂安军节度使。咸淳十年，升为建德府。其户口数目如下：绍兴己未年，户七万二千二百五十六，丁一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四；淳熙丙午年，户八万八千八百六十七，丁一十七万五千九百有三；景定壬戌年，户一十一万九千二百六十七，口三十二万九千二百有六。权奸贾似道掌国政时，朝廷内外苟且偷安、虚度时日，对户籍册籍漫不经心。如今经过兵火之后，户口增减情况还不知道。这里适宜的物产，由于万山丛集遮蔽，山地占八成，田地占二成，人们往往靠砍柴烧薪为生，依赖邻郡供米。土地狭小而人口稠密，土壤贫瘠而百姓贫困。浙西各郡都肥沃，唯独这里贫穷闭塞。又加上南渡后都城设在杭州，这里成为西南数百郡的交通要道，船只车辆必定经过，迎送劳顿疲乏，使本郡更加贫困。皇祐年间的指挥规定，每年向婺州输送绢三万六千匹，婺州每年归还本郡米一万五千石。户部督促缴纳绢，本郡以上缴征收下来的绢，年年没有亏欠；本郡负责督运婺州的米粮，各郡势力相当；若依恃险固而不偿纳，郡中事务就更加难以治理。本郡之所以闻名东南、为当时所瞩目，是因为严子陵的钓台在这里，也是三朝潜邸所在。真人兴起，天下六合归于统一。至元十三年，岁次丙子，二月二十六日，全郡官吏、军民奉前朝诏令，将本郡归附于大元圣朝。武略将军、兵部郎中王世英，武略将军、刑部郎中萧郁一同前来，军队秋毫无犯，市场也没有改变原有的营业秩序。宽大的诏书屡次下达，放宽征收、免除赋税，百姓因能安生而欢悦。行中书省所施行的每项政令，无不在宣扬当今皇上爱惜生命、施行仁政的仁德。从今以后，这个凋敝的郡或许能够恢复起来了吧？《延祐四明志》序　【元】袁桷

译成周时期划分疆域、治理土地的制度，在王畿内审慎施行；首先联合同姓诸侯来辅佐王室，至于四境之外，则一定借助异姓诸侯来控制险要。亲疏先后、疏远与亲附，各方面都把制度安排得极为周详，周代的制度怎么会如此完备详密呢？四方的地志，尚且担心不能全部了解，于是一定让外史掌管这些文书。周室灭亡、天下归入秦国后，书籍仍然保存着，一个小小的刀笔吏竟能收集这些书，据守汉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朝圣德神武，统一天下，首先命秘书监儒臣编纂《大一统志》；其深远的谋略与机密筹划，和古代圣人的意旨完全相合。然而郡志残缺散失，其中遗失而未完备的内容，便不能再彻底上达朝廷。马侯润甫本来曾任中秘官，对此是知道的。他到四明任职后，便说：‘明州旧有志书，如今这里是帅大府浙江东路七州的首府，应当推明州为首，关于险要关塞、户籍、物产、地利等，都应详细考察，以备询问。清正的风气和前代的德政，以及古代高门大族在宅第乡里的遗迹，仍然可以考查。’他认为我长期任史官，应该有所记述。我又曾听说，洙泗一带遗留下来的风俗，能够经久考察的，是道德教化的恩泽。若只惊叹于微小财利，却因此损害百姓，这是古人所不谈的；空泛的言说越来越多，农民却日益困苦，有人只记载山林、房舍的盛况，捧着书到朝廷，好像拿着符契一样争论不休，这大概正是古人无知而种下祸根的结果。管夷吾撰文训诫子弟，内容十分厚实，而在内政方面把鱼盐视为急务，儒者却责骂他。四明背山横江，每年又受水旱灾害困扰，因此河渠水利是治理百姓的根本。推究它的沿革，考察这里的山川，了解前代得到贤能之人的盛况、宫室与户口变化无常的情况，以及佛道遗文的盛衰，这些都足以增加人们长久的感叹。于是撰成十二门考察来记载这些事情，终于不敢因其荒残零落而推辞。马侯施政，和乐平易而又有恻隐之心，适合百姓的需要，百姓因此没有受到困苦。郡博士吴君廷献勤勉谨慎地奉行命令，询问搜集州县应办的事项，听闻的内容十分完备，因此得以编成此书。《赤城元统志》序　【元】杨敬德 所谓赤城《元统志》，是什么书呢？它成书于有元元统二年，向上是为了彰明前人修志删定的功绩，向下是为了引导后人将来继续继承和述作。赤城自汉代设置南部都尉以来，后来改为镇、县、州、郡，历时一千多年。守治这里的官员从屈侯开始，大约有数十上百人。尤侯袤、唐侯仲友、李侯兼、黄侯防，都有意编修郡志。积累十年仍未完成，直到青社齐侯硕请太史陈公耆卿执笔，才开始成书。又过四年，运使吴公子良和林君表民续修。再过三年，表民再次续修，书才完成。赵侯凤仪到任后，又聘请永嘉章君嚞，取已成的书重新改作，全部删去旧稿，命名为《天台郡志》。一千年的史事、数位贤侯的努力，以及陈、吴诸君子精心搜集考订讨论的成果，竟在一旦之间消失了，这就是当地人不得安宁，而今总管再三把这件事托付给我的原因。敬德以学识浅陋推辞，总管又说：‘你在禁林任职十年，都是太史氏的职责；如今郡志荒芜不治，难道不是你的缺失吗？’于是无法再推辞，便写道：‘郡志，就是古代诸侯国的史书。记载星野土地，辨明星辰运行的次序，灾祥祸福便可以考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祭祀山川，考察地势形胜，险要关塞便可以知道；核明版籍，按照土地出产征收贡赋，取用于民便有制度；评论人物，尊崇节义，以彰明褒奖和惩戒，教化便可以明白。这些是郡志的大要。城池、司府的沿革和废置，典祀以及异端所建的祠宇，土地、田亩、津梁、沟渠，没有不完备记载的。对于纷争和诉讼，也有依据可以稽考。举出大事，撮取要点，把天下郡国汇总上报，就是丞相府的图书。这样的记载必须传达真实、可信之后才能作为依据；如果遮蔽前人的直笔，妄自按照己意在其中增删，那还凭什么传信于后世？于是我和郡博士贡君师中、吴越世家钱君世珪共同汇集并参订此书，学正陈君大有加以教导，孟君梦恂负责校勘。自三志以后，始于亡宋绍定辛卯年，直到现在，共一百零四年的事情都完备记录下来，命名为《赤城元统志》，用以续接前志。唉！天地宇宙的事情没有穷尽，后世执笔修志的人还应当以此为鉴啊！《天台要览》序　【元】范理 世上本来就有名称相同而归旨不同的事物。天台这个名称，从古代就很著名，例如刘阮的传说、孙公的赋。隋唐以来，神仙、佛教、道教的说法前后不断出现。大概在那个时代，才华出众的士人和俊秀百姓生长在那里，不愿与世俗交往，往往借此托身逃避。说那里是神仙居处，正是这个缘故。后来称道天台的人，大多表现为道学方面的美善，以及在世间施展的文章事业，如潘时举从程氏学说中有所所得，徐大受得以参与听闻朱氏学说。其他如曹樵公、贺参政、黄秘监、贾节度这一类人，也各凭自己的长处显名，前后相继。大概到了赵宋以来，文教广泛施行。南渡以后，京城接近中原，避乱而来的俊杰又交错杂居。那些博学大儒兴起后，才学转而成为辅佐时政的工具，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我朝圣贤相继承传，长期受到涵养教化；他们为世所用，如徐文肃公以下诸贤，也都卓然有声，实绩显著，继此而起，文采盛美，足以承担皇上的任用，在当时显扬光明的人比比皆是。于是天台又有了文儒荟萃之地的称誉，从前所谓的仙风异流，全都逐渐消失了。至于他们出仕与退隐、显达与隐晦的踪迹，不能没有差别。但总的说来，山川神秀、孕育灵气，古今始终遵循同一条规律。旧志颇为浮泛而缺乏条理；近来我因到远方任官，眷恋故乡，便命儿辈抄录其中的诗赋，得到古今作品若干首，又亲手整理游览郡邑名胜的大略，分为山水、人物、词翰三志，命名为《天台要览》，收藏在箱箧中，作为政务之余查阅的资料，也用来慰藉身在异乡的思念。因此在篇首叙述梗概，使读者知道：天台虽然古今同样著名，但获得这一名声的原因却各不相同，情形就是这样。至于其他公署额设、版图财赋、旧闻事实，以及县邑长官和贤人的出仕退隐、古迹碑刻、雄文大篇等连绵不绝的内容，本来就有不能全部收录的。《桑海遗录》序　【元】吴莱

译近来我曾跟随乡里的先生学习，看到福唐刘汝钧写信给括苍吴思齐子善，谈到文丞相宋瑞的事情，说：‘从江西起兵之初，经过崎岖山谷，招募义士，农民和洞丁，来到军门，请求甲胄兵仗，不下数万人。其中尹玉确实是骁勇的将领。那些身着衣冠的指挥官，众人都到宫阙前感动哭泣，请求效死。后来掌国政的两位宰相互相阻挠用兵，军队没有宣谕，士卒没有犒赏，徘徊一个多月，只命令他们防守姑苏一路。张彦率重兵驻在毗陵，并且已有反叛的意图。尹玉最终因为截断太湖吊桥，首尾不能相救而溺死。不久独松关告急，朝廷下了四道诏书，政府发出六封文书，催促放弃聊摄、救援根本之地；一日一夜之间，仓促上路。到达行都时，独松关随即也被攻破陷落。又命令驻兵余杭，防守独松关。朝廷议论不一，众心离散。适逢下达任命尹京的命令，余庆急忙夺取他的印信，不肯交给他。汉惝跟随德刚向北逃走，军队入城后与权又截断江面逃走。于是当天任命为枢密使，又任命为左丞相，补任与权的职务，并且命令他到军前讲解和谈；他毅然请求前往。等到随行向北走时，中途四散奔逃，只能收集逃亡离散的人，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粮食。天下大势已经无可挽回了。’ 帝王与霸主交替奔驰，正统与伪统反复更迭，并不只属于一个姓氏。当时那些身为大臣元老的人，把改朝换姓看得如同阅览驿站传递的文书，更何况正值天下动荡之际，而宋瑞却因为异姓身份，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朝廷的权力，仍想凭一己之力阻挡大势，至死不屈。即使微子、箕子两人，在宗国危亡面前也将有惭愧之色了。’信中大略如此。后来我又看到淮阴龚开所作《宋瑞、陆秀夫二传》，内容更加详细。当唐末五代之际，藩镇跋扈，武臣骄矜，君臣父子的伦理不明；凭借土地和兵甲强盛的势力，几乎无不想自立为帝。前宋知道其中的祸患，一旦登上帝位，立即罢去各节度使的兵权，迅速任用儒臣治理天下，但最终仍不能完全收复石晋割让的土地。到了宣和年间衰乱之时，北方军队南下，形势急如从高处倒水，竟来不及凭借一道关隘、设置一个烽堠，于是逃亡溃败，无法守卫。南宋重新建立后，东南不过据守山海之间，内政没有修治，对外仍依靠江淮作为屏障。时间一久，南北夹击，下蔡的藩篱自行撤去屏障，荆襄被围，鄂渚告警，巴蜀遭到攻陷，广西的烽火也没有断绝。此时国势将尽，受敌之处很多，几乎如同从袋中取弹丸、在包围圈中追逐鹿，再也没有可以潜藏隐伏的地方了。值得庆幸的是，天下的学士大夫经过二三百年祖宗培养造就的恩泽，长期受到熏陶，忠臣义士有的以死守节，有的为国事而死，大概都没有什么可惭愧的。最终宋瑞、陆秀夫前后为国而死，精诚忠贞、慷慨激烈，确实有一种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不受古今限制的精神。唉！吴、晋、陈、隋改朝换代之际，哪里还有一个人像他们这样呢？龚开，字圣宇，年轻时曾和陆秀夫一同在广陵幕府任职。朝代更替后，他常往来于故都，家境更加贫困，旧友宾客每天都来问候。他站立时脚下是低洼泥水，坐下时连几席之地也没有。他常画唐代骏马图，风吹鬃毛、雾湿马鬣，雄健的股胫、兰草般的筋脉，各种姿态都描绘得十分完备。每拿出一幅画，人们往往用几十两金子换取。靠此才不至于挨饿，但他最终也没有向别人有所求取；而且他至死守节的志向高峻，仪表气度十分伟岸，文章议论更加高明。至于他写这两篇传记，大体类似司马迁、班固的笔法，陈寿以下的史家都比不上。这样的人，大概也没有辜负陆秀夫吧？所以我私下编列这两篇传记，作为开端；又向故老询问，从杂记中考证，题名为《桑海遗录》，并且等待太史氏采择。《义门诗卷》序　【元】黄溍 浦阳郑氏聚族而居，已经九代，有司向中书省申请旌表，称为‘义门’，并且免除他们家应服的力役和赋税，使其不必承担这些差役。如今集贤直学士揭公确实为此作了记，当时的名士往往赋诗赞美。有人说我和郑氏同郡，了解郑氏的人大概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于是请我作序。我家距郑氏不过两舍之地，和郑氏的父兄子弟交往，岁月已经历过两周，我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很深。集贤公所称述的，难道会有不当之辞吗？我又听说，古代有合族的办法，不是士人和庶民可以实行的；但是亲爱亲族的仁德，却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合族之中，没有比确立宗法更重要的；有的五世便迁出宗族，有的百世也不迁。五世而迁，圣人不认为这是过于薄情；百世不迁，圣人也不认为这是过于厚重。迁出是为了辨别族属差异，不迁是为了统摄共同血缘，这两者本来可以并行，并不相互矛盾。至于几百、上千人聚居在一起共同吃饭，即使古代公侯之家也没有这样的情形，后世士人庶民之家却有时能做到，难道不是很难的事吗？因此史书不应停止记载，而上级所以褒扬嘉许他们，后来也终于载入法令。到了本朝，史臣编次礼典共三十二类，旌表居于其中之一。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做法能够劝导人们亲爱亲族，也正是圣人没有废弃的。难道这不是所谓礼制因义而兴起吗？郑氏对于古人合族的办法，大概正是取其合乎义的地方而已。褒扬嘉许他们的事情，有司已经上奏并载入法令办理，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把情况上报太史氏；我便不再推辞，按照次序编排这些诗篇，把它们依据作者的本意系在卷末，姑且等待那些陈献诗歌以观察民风的人来查看。《石台纪游诗》序　【元】黄溍 宁海有许多大山，有的高到可以俯视云雨；在仙经和地志中著名的有天门、阆风、丹丘、桐柏，而南田则被称为福地。喜欢游览的人苦于这些地方幽深遥远、险峻绝壁，难以到达，唯独喜欢游石台。石台距县治只有五里，山上都是土丘，并没有奇特的岩石、陡峭的山峰，也没有水泉、花药、竹箭之类的美景。人们从山脚沿着起伏的山坡曲折上行，穿过繁茂的灌木登上山脊，便见五六块巨石相互堆压，像层层叠放的器物；石顶隆起，正方而平坦，可以坐十个人。从旁边看，四周群山如屏障排列；东北方山岭缺口处，海上霞光和岛上雾气缥缈可辨。我辅佐县政的第二年，才召集年高德劭的士人登上此台，剔除遮蔽物，寻找前人的遗刻。遗刻已经漫漶湮灭，无法辨认，只有庆元年间诸老的题咏还保存着。我们在那里徘徊很久，望见东麓杉树松树苍翠，屋脊椽木隐约可见，有人说那就是南园道院，于是前往叩访，在那里休息。大家一起饮酒赋诗，直到傍晚才离去，忘记了山势低矮、地点近便。是什么使我感到快乐，却不立志追求高远之境？不正是因为这座石台吗？古代君子，即使身处非常简陋的地方，也一定有可以游览休息的事物，用来培养自己的见识和听闻，抒发意趣和思虑。低与高、近与远，是事物本来就有的差别；如果不被外物所累，那么即使身处不同地方，也可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些诗是用来记载这次游览所得的，因此作序后将它们送归南园，作为石台的旧事。

译《送温州学正曹顺甫序》　【元】黄溍 曹君顺甫与我同郡，而且一同考取教官。我没有得到调任，顺甫却因多次考核合格，按序升迁为温州学正。他将要出发时，我作为督运官的文书任期届满，正从海边回来。顺甫对我说：‘希望你说几句话，记下这次送别。’我和顺甫同榜至今已经二十三年了。我资质低劣软弱，没有什么长处，不能使学业与日俱进，哪里还能增益顺甫尚未达到的地方呢？然而我曾听乡里的先生谈起干、淳年间师友兴盛的情形，没有一次不感叹人才聚集、学术分散。婺州的学术，陈氏首先重视事功，唐氏崇尚经世制度，吕氏擅长性理之学，三家之中只有吕氏得到了学术的宗旨。至于后来人人各自著书，彼此争立、竞相兴起，吕氏最终也不能把它们提挈起来归于一统。温州方面，王道甫的慷慨和重名义，曾与陈氏相合，但他的言论没有流传。陈君举以薛士隆贯通上下古今，加以调和斟酌，主张综合世事变化，和唐氏并不完全相合；他的学说仅存的部分也没有人传承。叶正则推尊郑景望、周恭叔，上溯程氏，好像和吕氏同出一源；但他以六经为根本，折中诸子，剖析秦汉直到五代，所有论述没有一项与吕氏相合，流传下来的只是文章罢了，实际学问本来没有关系。三代圣人已经相距遥远，在大道崩坏之后，仍能一定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一定实行自己所知晓的道理，难道不是卓然独立而无所畏惧的人吗？因此不能只把他们看作专门固执己见、闭塞自守，而加以责难。古代宗师相继沉沦灭没，后世又没有可以依托、承接遗风、接续声响的人，只把世上共同流传的说法当作可信，于是使已经分散的学术不能重新合一，未曾流传的学说也日益消亡，怎么知道在纷纷不同之中，不存在浑然相同的大道呢？考察师友学术渊源的根本，务必要合乎圣人的正统，用它来统一诸生的道德，这是学校最先看重的事。所以我敢把这些话告诉顺甫。虽然这不能增加顺甫尚未达到的地方，但我对顺甫的期望是很深厚的。将来顺甫退职归乡，和我在乡校游处时，希望还能听取他的学说余绪，以消除我的疑惑。《金华李节妇诗》序　【元】黄溍 节妇冯氏，名易安，是湖州录事汝弼的女儿，武宁县尹李如忠的继室。李氏是金朝的仕宦之家，如今登记户籍在东平汶上。高祖仲略，任山东路按察使；曾祖景云，任御史中丞。国朝至元年间，跟随军队攻下江南，于是把家安置在越地。李君最初娶特默齐氏，有一个儿子。十年后特默齐氏去世，当时录事君任越地管库，便把节妇嫁给李君。过了两年，李君因病去世，临死时对节妇说：‘你将怎么办呢？’节妇拿刀割断头发，发誓终身不再嫁。节妇当时二十七岁，有两个儿子。任刚满一岁，伏氏当时正怀孕，后来过了两个月才生下孩子。汶上的族人以及特默齐氏的娘家听说李君去世，便内外亲属一同南下，把他家所有积蓄都取走，带着他的孩子离去。节妇任凭他们所作所为，不与他们争辩，家中四壁空荡，只剩下两具棺材。街坊邻里没有不为她悲哀的。节妇有姨母侍奉山阴李君良佐，依靠他的力量，才把棺材安葬在城东蕺山脚下。录事君想到她没有衣食费用，打算把她改嫁；节妇抓破自己的脸，流血，想以死抗拒。录事君知道无法改变她的心意，便把她作为养女，为她招赘女婿供养。她守寡十九年，两个儿子长大成人，才把李君和特默齐氏的棺材迁葬到汶上祖坟旁。中书平章政事王公为此作了铭文。当时南北之间音信隔绝已经很久，宗族亲姻和乡里都以为她一定会改嫁；听说她来了，众人都大为惊讶，长声叹息，甚至流下眼泪。节妇让任留下奉守祖坟，自己和伏氏一同来到越地，以保存江南的祭祀。一时许多名人都为她赋诗，请我作序。我想如今德教广泛流行，妇女守义自持而受到褒奖表彰的地方到处都有。但像冯氏这样，起初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困苦，最终又能安排死者安葬而没有遗憾的，有几个人呢？我只是把她的事迹如实写在诗卷卷首，使读者知道她的贤德比其他受到褒表的人更加难得。《送周明府序》　【元】黄□ 古人修史，必定为奉行善政的官吏立传。西汉二百年间，史书所记的循吏只有六人。大概人才自古就难得，而尤其难得的是循吏。大元统一天下，我乌伤归属职方已经七十多年，若要寻找可以和古代循吏相比的人，清江周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了。在他之前任政的官员，务求接近百姓，有人甚至带着礼物钱财来求见，他们都不拒绝。周侯却一概严厉拒绝，可以说是严正了。但世上从来不缺少严厉的官吏。过去曾多次设局核查田地粮税，然而隐匿田产、飞洒并征的弊端始终没有革除。周侯命百姓自行据实申报，并亲自承担查验考核的劳苦，毫不畏惧；一个月后，簿书便井然有序。愚民喜欢争斗，豪强狡猾之徒诱使他们互相告发，并暗中操持其权柄以牟利，事情还没有办完，家产已经破败。周侯遇到前来申诉的人，便委婉地开导、调解并遣散他们；理亏的人都惭愧伏首，悔过认罪，受到冤屈的人则得以伸张。部使者和郡中长官多次把邻境的疑难案件以及多年未决的诉讼交给他办理，周侯往往只用几句话就断明曲直，没有人不服他的明察公允。官府既然没有什么纷扰，他便用余力大规模整治土木，营建尉署，修葺儒学，创建常平义仓，并分别储存公粮和私粮来充实仓库；修完旧有设施，又增建新的设施，各项废弛事务都得到兴办，这可以说是很有才能了。世上也从来不缺少有才能的官吏。只有使自己任内的百姓富足，离任后百姓仍然思念他，恩德深入百姓肺腑，这才差不多是循吏的作风，可谓极其少有。何况汉代的循吏都是郡国二千石官员，如今一个方圆百里的县邑也能得到循吏，岂不是更加难得吗？周侯任期届满，解下印绶，离任的日子将近，我们同道之士各自赋诗，表达私下的恋慕之情，请我把序写在诗篇开头。周侯最初由湖北、海南宪司属官进入湖南、广西帅府幕僚，因为招降两江叛乱蛮族有功，越级提拔为宣阃都司；历任江东繁剧郡的长官，任内功绩十分显著。他来到乌伤后，治理政绩为各县之最。宪府正交相上章向朝廷推荐他，他即将得到重用。因此借作诗序的机会，附带记述周侯事迹的大略，等待后世传写循吏的人采录。《送高节书院刘山长序》　【元】黄溍

译评论两汉士人，必定说到经术和名节。从公孙弘到张禹、孔光这一类人，都凭经术做到宰相，但他们贪恋俸禄、保全职位，免不了受到阿谀奉承的讥讽。如果没有名节，谁来纠正他们的过失？名节一方面，实在是严子陵首先倡导的。直到今天一千三百年，他的故居和垂钓游览之处，仍然为他建立祠堂；又在祠旁设置书院，按照释奠先师的礼仪奉祀他，他对于名教的功劳实在很大。古代的先师，诗经有毛公，尚书有伏生，礼经有高堂生，乐经有制氏。起初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身贤德才奉行他们所传的学说，而是祭祀这些人，表示学术有所本源罢了。唐代制度规定孔子庙，从颜子以下列为先师的有二十二人，其中有毛公、伏生、高堂生，却没有制氏。诗、书、礼还存在，而乐经已经亡佚。孔门高弟中，只有颜子、子夏列为先师。子夏传有《诗经》序，也传有《易》。颜子没有遗书可以流传，却因为德行而配祀先圣。后来又把子夏列入十哲，只特别推崇颜子，难道不是说讲习他的言论，不如取法他的德行吗？如今的道学，源头都出于濂、洛、干淳几位大儒，他们就是当今学者的先师；他们的著作已经立在学宫中，也已经升列从祀了。书院又选取前代史书所载的高人逸士，如严子陵这样的人，奉为先师。子陵只回答侯霸两句话，其他议论在世上没有流传，只是因为他贤德，便尊崇他。道理只有一个罢了，发为文章便是经术，落实于行为便是名节，难道会像诸子百家那样各自为学、彼此完全不能相通吗？建阳刘生仲宝被选任为余姚高节书院山长，余姚正是严子陵居住的地方。我听说仲宝的先祖少师文简公，曾在考亭受业，读《论语》到‘我本来不想说话’时，感慨叹息，认为学习不能只靠言语，因此一心致力于亲身实行。虽然他的出仕退隐与子陵不同，但修养美名、守持高节，面对子陵也可以无愧。仲宝家族世代相传的学问，必定不同于那些只把呻吟诵读、考取功名当作事业的人。诸生列坐时，仲宝进来便以先贤风范勉励他们，取法前代贤哲；退下后又以家学让众人共同居处讲习，这不是很好吗？仲宝出行时，同道之士临别赠言，共有若干篇，京兆杜君伯原甫确实为之作了序。等他来到钱唐，又请我作后序。杜君隐居在武夷山中，即使聘请他的使者到了门前，也不起身迎接，确实是善于学习子陵的人。姑且拿我的话请他评定一下，怎么样？《送杨仲礼浙西提举序》　【元】王士熙 杭州作为一个郡，在江左地区首屈一指。宋朝南渡后把这里作为行都，境内多山谷深潭，山势耸立形成大镇，水流汇聚成为广阔的渡口。奇瑰优美、绝胜无比的景观，以及博大宏阔、宽裕和厚的风俗，在各地形势中属于繁盛而重要的地方。我元朝奠定行省制度，把事务繁重、地位重要的地方交给官员治理；如今与其他行省相比，只有这里由丞相设置，丞相属官若不是清正刚强、符合当时声望的人，不能参与其中的职务。掌管文教的官职叫儒学提举。泰定三年夏，应奉翰林文字、天台人杨仲礼因选拔被任命前往。杭州的地方风气重视文章，士子们仪容整洁，出言文采灿然，下笔缜密周详。身处此地的人，必须明辨考察、陶铸贤良、淘汰浮薄，洞察他们的内心，这样才能使人信服。行省属官侍奉上级，都有等级威仪；即使大府连率也低头恭敬趋前应答，十分谨慎。提举官为五品，登阶向省中僚属作揖时，他们一定肃然改容，以礼相待。礼仪如此严肃，必定是为了尊重儒学；众人如此服从，必定是为了看重德行。不尊重、不严肃，就不会使人敬服；不看重、不敬服，也就不能使人信服。过去担任这一官职的吴兴赵先生、巴西邓先生，都是由侍从官出任，清誉美望为人人所信服。杨君长期在史馆任职，文章精美，构思繁富，言论议论堂皇，立志建立功业，是才资卓异、勇于进取的人。我曾和同僚私下详细谈论这件事；他这次出行，我不以事情容易来劝勉他，而是指出其中的艰难；不以路途近便来鼓励他，而是希望他谋求长远。这是朋友之间的情谊。《景定谏疏》序　【明】宋濂 我们婺州旧称礼义之郡，士人生长在那里，都存有气节、依仗忠义，而东阳尤其兴盛。自宋朝中期以来，以正直之道著称、列入国史的人很多。即使是平民和地位低下的人，没有担任谏诤官职，却常常有人上疏陈事。难道这些人都善于言论吗？这是因为长期受到德泽浸润，师友之间不断讲说，风俗形成后才达到这样的盛况。我年轻时喜欢读《宋史》，凡是本郡人的事迹有值得称道的，总要记下来。后来感叹士人能够有幸见载史书的只是这样一些，不幸而遗失不传的却很多。往年我在翰林任职，才看到东阳人贾廷佐上给宋高宗的奏疏。廷佐任桐庐主簿时，对秦桧主持和议十分愤慨，在绍兴戊午年上疏议论此事，言辞非常切直，但史书没有记载。直到他的第七代孙贾权才拿出来给士大夫看，士大夫作文称颂他的忠诚，廷佐的名声才显扬天下。他的乡人杜士贤，理宗时任武学生；景定甲子年秋天，因天象发生变异，朝廷求取直言，便上疏极力抨击贾似道误国。他的曾孙杜实今年秋天把奏疏给我看，事情和廷佐相类似。然而士贤没有任何官爵，却请求罢黜贾似道，逐条列举他的罪过，切直程度和廷佐相同；而杜实能够赶赴京师，遍求贤能的士大夫作文为其祖先申明，并将奏疏刊刻流传，这不是廷佐的后人所能相比的。我因此又感叹，忠义之士即使上天先前压抑他们，也常常扶植他们的子孙，使他们的声名光彩昭著而流传不朽。贾似道专权、威势炽盛到足以决定人的生死时，士贤没有被杀，只差毫厘而已。如今没有听说贾似道的后代有人成为士人，士贤的子孙却守护祖先遗业而没有衰落；听到他的事迹的人，即使乡野之人和幼童也都替他感慨仰慕。善恶公理昭明到如此地步，那么有志于忠义的人，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呢？这篇奏疏的流传，不仅可以补史官的缺漏，也足以作为臣子的鉴戒。士贤字希圣，后来考中武科，被授为武冈军新宁县簿尉，随后代理县令，又转任绥宁、盱眙两县县令，直到任职终老。《华川文派录》序　【明】宋濂

译义乌是婺州的上县，隋唐之间名士辈出，如娄幼瑜、骆宾王，尤其杰出。幼瑜的文章按卷计算有六十六卷，宾王的文章数量也超过十卷。然而这些作品都散失不存，如今偶尔能见到的，往往是编纂家从其他材料中采集来的。宋朝南渡以后，宗忠简公泽的文章多达五十卷；纫高居士黄公中辅也有十卷；香山喻公良能有三十四卷；香山的弟弟杉堂良弼，数量和居士相同；南湖何公恪、岩堂陈公炳各有二十卷。这三四位君子，事业虽然不同，但以文章有助于名教则是一样的。想来在那个时代，他们在士林中如鸾翔凤翥，和谐鸣唱，龟麟之士又前后相继。学者羡慕他们，未必不会家家传诵、户户阅读。然而远的相隔二百年，近的也相隔一百多年，寻找这些文集，连他们的子孙有时都不能保存，何况其他人呢？一个县尚且如此，何况天下各地呢？唉！著书立说的人如此勤勉，思虑如此长远，哪里知道一旦会像云烟一样消灭呢？因此，编纂汇集的功劳怎么可以轻视！居士的族孙铁岩公，从忠简公直到岩堂公，各自编选他们最精要的文章十多篇，汇集成一书，名为《华川文派录》。华川县是绣湖的别名，唐代因绣湖设置县，所以取这个名称作为文录的书名。书成后五十年，豫章张侯来任县令，读后认为很好，说：‘诸公的文章有幸保存于此，但还没有抄录副本；如果不幸亡失，不只是重视文献的人会惋惜，又将拿什么来激励我们的百姓呢？’ 他立即请县中士人傅君藻精心校勘，捐出俸禄刊刻，放置在县学中。后来来请我作序。从前乡里的先达吴公师道，怜悯前代修文之人离世日久、遗文逐渐湮灭，于是汇集婺州七县名人的著作为《敬乡录》二十三卷，其范围比铁岩公的书广得多。可惜主持此地的官员没有使它长久流传，兵火之后，手稿也不再保存。如今张侯如此恳切重视这部书，拿他和过去的官员相比，贤与不肖之间相差多么遥远啊！但是张侯用来激励士人的，不只是文章辞采；还应当像岩堂公那样耿介，像南湖公那样孝顺，像香山公那样质朴诚实、毫无虚伪，像杉堂公那样宽厚包容，像居士那样气节不凡，像忠简公那样竭诚报国，至死不变，这样才差不多没有辜负张侯。否则，手执文笔、濡墨挥毫，向人夸口说‘我能写文章’，难道不会被大方之家耻笑吗？张侯名允诚，以儒学修饰吏治，忠信严明，如同古代循吏。县务虽然极其繁重，他却从容处理，轻重处置都不失尺度。吏胥受到约束，只能拱手站在案旁，不敢说一句赞成或反对的话。各种弊端很快革除，因此治理成效十分显著；政绩在全县最为突出。谨作此序。《送乐仲本归定海序》　【明】王祎 至正戊子年，我和乐君仲本在京师相遇。仲本比我年长七岁，却不把我当作后辈，屈尊同我结交。过了很久，他对我说：‘四明的定海，西边有大浃、小浃两条水，一同向东流入海。小浃上游就是我居住的地方。那里的山水之乐，足以使我安逸地享受自己的生活。我将要回去进一步读书，以修治自己的学业；闲暇时就在小浃之间游泳游览。得志时，希望有所作为而显名于世；否则就乐天安命，终老在那里罢了。我这次回去，你难道没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听说从前新安朱氏、象山陆氏一时并兴，都把圣人之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但所学不能没有差异。虽然有鹅湖之会，最终也不能提挈这些差异而归于相同。陆氏之学传给慈湖杨简、洁斋袁燮，他们都是四明人。所以四明学者以陆氏为祖，以杨氏、袁氏为宗，不谈朱氏之学。直到东发黄震、果斋史弥卿出现以后，朱氏之学才开始在四明流行。黄氏从朱氏遗书中有所承受，史氏则传自湖南大阳先生岊、小阳先生枋。二阳先生的学说传自蜀人陆渊，而陆渊实际上是朱氏的高足弟子。如今国家兴建学校、设置教师、设科取士，一概采用朱氏的学说。天下学者推尊朱氏为大宗，四明陆氏的学说已经没有人讲习了。仲本曾受业于敬叔程先生，而程先生的学问又传自史氏。这样的师承传统，他大概已经用力研究了。陆氏的学说从前有人承传，所以还没有完全湮灭。仲本难道不可以兼顾两方面而一同用力吗？先儒说，陆氏以尊德性为主，朱氏以道问学为主。尊德性与道问学，从来不能偏废。这就是临川吴氏《学基学统》篇所由作的原因。怎样使二者相合，终究要看真正理解并切实履行到什么程度。对此，难道能不对仲本有所期望吗？仲本见识明达，行为果断，有志于圣贤之道，不因得失而使内心受到牵累。从他出仕和退处的选择中，就可以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回乡时，我私下表达爱护和帮助他的心意，想用言语说尽，却办不到。我自己谋求修养品德尚且没有闲暇，却还替仲本说这些话，是因为了解他很深，所以期望也很厚重，言语不过如此罢了。仲本大概也不会认为我的话背离正道吧。《玉泉隐居图》序　【明】贝琼 玉泉山距兰溪三十里，位于五峰之北，山峰陡峭，像青色的芙蕖，挺立插入半空，与金华东西相望。半山的石头都如雪一般洁白，像美玉瑶琨，又像束带，因此又名玉带。山顶有一座突起的山峰，叫露峰。峰下有泉水正中涌出，叫镜潭。潭水通向浙江，清澄得可以照见人影，有人怀疑神龙居住其中，所以又名玉泉。山中多有合抱粗的大树，空青、丹砂、千年琥珀等物，往往可以采得。从前舒元舆、金仁山曾隐居其中，这里并不只是神仙和僧道寄托之处。元代有王氏，是兰溪的大族，曾跟随窦文贞公学习九针补泻法，在京师客居二十多年，不喜欢做官，南归后在镜潭上方营建居所，自号镜潭先生，种杏树千株。花开时，远近一片灿烂，与日光霞气交相辉映，望去不亚于董林。族中子弟迁来跟随他的，错落居住在旁边，达到几十家；炊烟相连，鸡犬往来，和乐安闲，颇有太古遗风，世人却无法了解。​​我没有来得及认识镜潭先生，却有幸和他的儿子瑞庵交往。瑞庵多次游历三吴，一天拿着《隐居图》给我看，说将老死于此，请我作文来记述这件事。

译我观览这里后说：“天下的名山不止一座，但玉泉难道不是东南一带雄伟秀丽的山吗？至于镜潭林壑的美景，大概可以和终南山、少室山并列，适合游览的人长久前往，甚至不愿回来。然而卢鸿、李渤都把隐居作为出仕的媒介，并不像镜潭这样因为不出仕而隐居。唉！高官厚禄是人们所荣耀的，可是怀有才华却得不到施展，远离万物而独处，效法龙蛇屈曲盘伏，不能在当时留下声名，难道是人的真情吗？只是因为地位越高越危险，利益越多忧患越大，不如舍弃禄位来求得安宁；这正是《考槃》中硕人永远发誓不越出山林的心愿。”我遗憾自己不能超然离去，和同伴一同入山读书，取泉水洗药，每天忙碌在风尘之中，不知将要到达哪里。回头望见丹崖翠壁，遥远得仿佛在弱水三万里之外，竟不能亲自去一次，难道不让受惊的猿、哀怨的鹤感到惭愧吗？姑且写下这些话来表明我的心意；将来或许能够带上粮食前往拜候瑞庵，希望不至于成为玉泉的陌生客人，以致遭到山灵拒绝。《赤城诗集》序　【明】李东阳 诗这种东西，大而言之关系到时代气运，小而言之因各地风俗而异，但根本上都出自人的内心。古代道义相同、教化融洽时，天下作诗的人都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后来诗风发生变化，时代不同、地方不同、人的情况也不同，所以豳、郑、卫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国风》。汉、唐、宋的诗作，各代都不相同，也各有盛衰。到了元代，变化更加极端；其中贤人义士有的奋发激烈，写成因感受外物而抒发志向的诗篇，大概都是随各自的遭际而作成的，但这样的人也已经很少了。自从乐官不再以诗教人，使者也不再以采诗为职，诗这种东西表面上似乎不再关系天下轻重，但它实际所关涉的道理本来仍在。既然不能参与天下诗坛的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得来寻求诗道，那么这难道不都是君子的内心所发吗？浙江东部有一个州叫台州，是古代赤城郡的辖地。那里的人本来就有许多擅长作诗的。吏部郎中黄世显、翰林侍讲谢鸣治诵读当地流传下来的诗篇，都感叹说：“这是我们乡里的优秀文献，不能废弃。”于是辑录宋宣和年间至本朝洪武、永乐年间的诗人，得到几十人，每人收入若干篇，编成六卷，题名为《赤城诗集》。起初，宋理宗时有个叫林咏道的人，曾编过《天台集》，现在刻本已经不流传了。天顺初年，国子学录张存粹编辑《黄岩英气集》，但没有收录邻近各县的人。到这时才完整地编成一部集子。我得到它并加以观览，诗声大多感慨激烈，却没有失去正道。大概宋元末年，战争和饥荒不断，始终没有安定的居所；明朝初年天下刚刚统一安定，但君子仍然有感慨时事、哀悼往昔的情怀，有的在忧患疾病之后发出警醒世风、激励迟钝者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在集中看到。像唐代项斯、宋代杨蟠之类的人，都以诗闻名，但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详考，所以现存诗人从左经臣以下不过几十人。假如几百年间有像黄、谢二位这样的人，能够时时辑录诗篇，那么诗人一定不止这些。既然现在只剩几十人，到了这个时候才为他们编集，难道还算晚了吗？二位将把这部诗集交给友人按察副使林一中在福建刻印，又担心收录不全，准备继续搜集编成续集。如今文教日益兴盛，作者纷纷出现，正大力歌颂太平盛世；将来即使有继承二位志向的人，百世以后也未尝不可。《赤城新志》序　【明】谢铎 郡县有志书，就像家族有谱牒、国家有史书一样，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史书缺失，就无法彰明法度、留下鉴戒；谱牒缺失，就无法叙明伦理、敦睦宗族；志书缺失，一个郡一个县的典范事迹就无从考察，文献也不足以凭征。有志于世道人心的人，却不致力于此，怎么可以呢？不过，古人说撰述创作之难，没有比编志更难的了。这部志书固然不可不作，却尤其不能任意妄作。不作不过是缺失而已，缺失还会有后来人起来接续；妄作就是欺诬，欺诬便会混淆是非、杂乱真伪，即使有人接续，也无法把后续工作做好。所以与其妄作，宁可暂缺；而一旦编作，就必须谨慎。后世即使有司马迁那样的良史，君子仍然批评他记载帝王世系时，把尧传给四世孙舜，又把舜上溯到四世祖禹；即使有欧阳修那样善于修谱的人，君子仍然批评他绘制庐陵世谱时，从恂到琮二百多年只列为四世，从琮到观仅一百年却列为十六世。唉！贤能如这两位公，尚且在区区世代次序之间不能毫无遗憾，那么所谓撰述之难，怎么能不谨慎，反而苟且妄作呢？我郡的《赤城志》，创始于宋国子司业筼牕陈公，不久又有吴公子良等人继作。至元年间，才有章嚞这个人，把旧志全部改写，题名为《天台郡志》。当时已经有人察觉其中有妄作之处，不久便改成了《元统志》。然而这些书如今都不再流传，流传下来的只有筼牕的志书。从此以后，不仅各代很少有人编志，连旧日流传的志书也很少有人能够见到。成化庚子年，郡守刘忠公才交托教谕卢守仁接续编修，尚未完成，刘公便因任期届满离任。十年后，马岱公到任，又重新举其事交给我。我草拟稿件还不到一半，马公又因免职离去，稿子束置起来又过了五六年。如今郡守海陵陈公相到任，认为几百年来缺少的典章没有人继承，即使有人继承，也没有人肯费力把它完成，于是在处理政务之余，率领同知陆琪君、介监丞陈旅先生，不嫌弃我，又把这件事交给我。这确实是有志于世道人心、而不急急忙忙困在文书条例之间的人。何况我生长在这个地方，又怎么敢因为自己能力不足而故意违背郡侯的命令呢？于是我回头对陈公说：“筼牕创作并流传下来的旧志，今天本来已经不能再超过了，因此应保存它作为旧志。至于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内容，大概也有不必流传的道理；姑且另编一部新志，附在筼牕志之后，怎么样？” 陈公和陈先生都不赞成，认为不可以，于是取旧稿删削订定，编成二十三卷。又过了几个月，终于告成。唉！后人看待今天，正如今天看待过去；又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像司马迁、欧阳修那样的人暗中议论我们的后人呢？他们议论不议论，我不敢知道。然而，一个郡的文献不能在我这里失去凭征，太守陈公的心意也不能让它落空，于是我终于勉强完成此书，以等待将来评定。《鹿城书院集》序　【明】邓淮

译国家尊崇正学，以此兴隆世间教化。凡是儒学先贤中参与传授这一道统的人，大多都为他们建立祠堂。那么，程、朱、张子三位先生的高足弟子，长期致力于性命道德的精微义理，又同出于一个郡，若不特别推举并专门祭祀他们，凭什么来教化激励后来的贤哲呢？温州号称“小邹鲁”，已经很久了。邹鲁之后，经过一千多年，程、朱、张子才相继出现，倡导阐明道学，把它传给门徒。然而考察邻近各郡，少的或有二三人，多的也不过五六人，从来没有像温州这样众多的。如今考察可知，程门弟子有十一人，朱门弟子也有十一人，南轩门下有一人。他们相互传授，往来的书信都还存在，遗留下来的言论和议论也还有保存。何况本朝编纂《五经》《四书》《性理》等书时，他们语录、文集里阐发经注的内容，都被采录进去，那么他们对于道学的功劳也很大。因此我代理守护此郡时，日夜思念这些儒者，推求他们所师法的源流，就想创建书院，采集他们的事迹、问答，汇编成一册。同僚李增君、刘塘君、何鼎君都认为这件事很好。于是向侍御陈秉衡公、宪副林舜举公、赵栗夫公禀告，都得到许可，藩司、臬司诸公也没有异议。永嘉县令汪循君于是筹措经费，估量材料，在鹿城选择良址，于孟春占卜得吉，不到五个月书院便建成了。书院尊奉程、朱、张子四位先生，南向安置他们的高足弟子和门人，东西两侧配享。师友同在一堂，仿佛当年的气象，并不只是为了观赏壮美，而是借此阐明学术源流，彰显正学。父老们拄杖前来观看，都啧啧赞叹说：“从宋代直到今天，将近三百年，才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事。后来入其门、登其堂的学子，徘徊瞻顾，仿佛诸儒就在眼前，自然会不断产生景仰之情。”圣朝的学校遍布天下，似乎并不需要依靠书院；但前贤的遗迹关系到风俗教化，何况程、朱、张子门下的弟子，又不是其他人可以同样看待的。因此书院落成后，便选取温州有志于学的人，在书院中讨论学问，使附近的儒者受到激发、发扬善行；这样一来，本地正学的传承不必向外寻求，自然就有足够的老师了。这就是创建书院的原因。唉！书院虽然创立了，但诸儒的事迹、品行、问答还没有统一汇编，学者难以遍览。于是命郡县各位博士搜集编纂，几个月后才编成，又冒昧加以校订，刻印出来给同道者阅读，题名为《鹿城书院集》，使大家都能读他们的著作、思念他们本人，并进一步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既然如此，这部书院文集又怎么可以停止编纂呢？我邓淮狂妄僭越的罪责，确实无从逃避；但表彰正学、端正人心，我对此实在是诚心诚意的。《乡贤祠志》后序　【明】章懋 古人把有道德、有德行的人祭祀在瞽宗，又称乡里的先生，死后在社中祭祀；乡贤建立祠堂的传统由来已久。北宋时，金华曾在学宫祭祀梅节愍、宗忠简、潘默成三位贤人，又在丽泽书院祭祀东莱吕成公。到元代，又有四贤书院，祭祀何、王、金、许四位先生。后来遭遇兵火，众祠都废弃了。本朝成化初年，浙东佥宪辛公访说：“东莱已经从祀于孔庙，而四贤讲明道学，接续考亭的学统，功劳尤其大。”于是上奏建立正学祠，但宗公、潘公等人仍未能列入。弘治丙辰年，浙藩参议湖南吴公旬宣，所到之处都使政务有序，于是考察地方志，修明古典，认为这里是文献大邦，名公巨儒层出不穷；立德、立功、立言的人前后相接，几乎数不胜数。然而有道德、有德行的乡先生得到祭祀的，只有这样几位，难道不是典章的缺失吗？应该有人来恢复废止的制度。于是巡按侍御广东吴公巡视风俗、考察政务，洗雪冤屈、施惠于民，恰好来到这个郡，听到吴公的建议，也认为这有助于世间教化，不可拖延。于是命有关官员综合办理此事；同守薛侯敬之刚强敏捷而有作为，立志尊崇先哲，接受命令后十分谨慎。由于学宫地势狭窄，不适合安置神灵，于是在郡城南角选择土地，测量规划、营建施工，很快便有了眉目。吴公又认为本郡过去贤人很多，不能把祭祀人数限制在三人；而志书、传记中著录的贤人多达数百，也不可能全部共同祭祀。于是推选其中名望和德行最为显著的几十人，设位祭祀。已经入祀的人仍按旧例，又间或取东莱、四贤以及祠中诸公的遗事、遗文，分类汇集，编成《祠志》，希望人们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并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后来命我在末尾写下这篇文字。唉！过去我的家乡婺州号称“小邹鲁”，其他郡都不敢望其项背。为什么前代贤人已经逝去，美好的声教没有人继承，衰微不振竟然延续了一百年呢？山川如旧，风俗气象也没有改变，为什么今人就比不上古人呢？也是因为时代衰落、风俗流变，没有人来感发人心、振作士气罢了。古代教化风俗、引导百姓，并不一定靠详尽的条文教令和严厉的法令，大概还在于潜移默化、神妙地感化诱导，使人自愿趋向正道。过去庐陵有四位节妇、一位忠臣的祠堂，文丞相文天祥年轻时曾游览那里，欣然仰慕地说：“如果死后不能享受祠中的祭祀，就不是大丈夫。”后来文公果然以精忠大节闻名天下，比前人更加光耀，这难道不是受到祠堂感化的结果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这就是侍御吴公和吴公旬宣急于办成此事的原因。后世的人走近祠堂瞻仰神像，退下来再考察《祠志》，遥想数百年前的贤人，一定会在内心奋发激动，不能自已，思考怎样才能享受祠中的祭祀，就像文公当年那样。谁能说诸公举行这件事与风俗教化无关呢？不过，祥瑞既然出现，必定有先兆；运势没有永远向前而不回转。自然和人事的盛衰规律往往相互承接，而荒废百年的典章在一天之内得以恢复，大概不是偶然的，莫非我婺州将要恢复宋代的盛况，是上天在启示它吗？本地的士人君子，希望你们知道自我勉励，更不要辜负上天，也不要辜负诸公的期望！” 弘治《衢州府志》序　【明】吴宽

译衢州府过去有志书，自元代以来多次修订。如今太守姑苏沈侯又要重修，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年代已经久远，虽然山川依旧，但疆域有的已经分割；何况田地日益开垦，户口有的已经繁衍，加上人物的盛衰、官署的兴废、赋税的厚薄、物产的多寡，古今都有不同，难道能不重新修志吗？而且旧志把府和县的事情分别记载，彼此没有统属关系，沈侯认为这样不可。于是致仕教谕开化吾君冔开始接受沈侯的意旨，查阅旧籍、搜访近事来编修；教谕西安吴夔君又予以协助，于是完成了这部书，共若干卷。沈侯因考核政绩到京城，把修志的缘由来告诉我；衢州人在京游历的几批人，也都请我作序。衢州进入本朝后，隶属浙江，是浙江南部的边境，土地肥沃，百姓勤劳，号称良地。至于名臣贤士的产生尤其兴盛，本来来不及细说。只是宣圣孔子的正统后裔，从鲁地迁来宋朝南迁之后，被赐居郡城，建有巍峨的庙宇祭祀。因此衢州虽列为一个郡，实际上与孔子故里阙里南北相望；天下谈论世代显贵的旧家族，没有谁能超过它。这个地方因此更加尊贵，不只是通常所说的好地方而已。沈侯年轻时与他的弟弟一同登进士科，都列入朝廷官籍；后来出任此地太守，严格要求自己，勤于政事，爱护百姓，治理政绩十分显著。只是郡中事务繁杂，而这里又是交通要冲，案件诉讼和驿使纷纷满堂；沈侯在忙碌之余还能编写这部志书，比一般庸俗官吏高出好几个等级。那些做庸吏的人，自以为只要精通文书簿册就是能干，一定会责怪这是一件不急迫的事务；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它为什么正是急务呢？孔子能够谈论夏、商的礼制，却感叹杞国、宋国的史事不足以考证，正是因为文献不足；文献所关系的事情就是这样重要。那么今天衢州的文献已经足够了，后世也能够有所考证了吧？《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三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浙江通志》〕 钦定《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四 艺文〔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