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七

译《跋余姚海堤记》【元】黄溍 经书叙述大禹治水，详细记载疏浚、导流的功绩；对于海，只说水流入海而已。太史公的《河渠书》、班孟坚的《沟洫志》，谈到海也只是保存记载而不加论述。余姚位于天下东南，土地一直延伸到海边，居民多有海患。从前余姚作为县时，宋庆历年间，知县谢景初曾修筑海堤二万八千尺；庆元年间，知县施宿修筑海堤四万二千尺，其中石堤五千七百尺。他们在海防水利上所费的力量，都是古人未曾达到的，可以说很难了。本朝把县改为州，四十多年后，叶君恒来任州判官，修筑石堤，前后按尺计算总共二万四千尺，比起前人不是更加艰难吗？前代儒者胡文昭公以经义治理事务，分斋教学，所治理的事务无不完备；水利尤其重要。自从世俗儒者专门发表高论，轻视具体事务，或者把经义说成无用之言，互相诋毁，这种迷惑不是太严重了吗？叶君凭借经义入仕做官，又善于处理政务；至于水利，更能做古人未曾做到的事，并把它大书深刻、登载下来，已经记述得很详细。我只是特别推重他能够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这是因为他懂得先儒求学的道理，使经义光明显著地流传于世，果然不是空话。《题北山纪游卷后》【明】宋濂 同郡许存礼君把《北山纪游卷》拿给我宋濂看，请我在卷后题记。卷中的诗，都是乡里的前辈司理叶公、侍讲黄公、太常胡公、礼部吴公、修撰张公所作。礼部吴公的两篇《纪游》文章也载在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长吴公也各有赋咏，可惜没有来得及采录；因此我查找他们的遗稿，缮写下来补入其中。我听说权德舆称东阳是山水佳地，如今单从北山来看，潜岳的山峰如宝莲花，挺立在中央；三洞、双溪的胜景前后映带，确实很美。像这些前辈诸公，都是文章大家、鸿儒硕学，同生于一个时代，同出于一个郡，难道不是更加可贵吗？人物固然借山川之灵气而生，山川也专门依靠人物而显得重要。诸公中显达在上位的，已经成为文化的仪表，声名流传四方；隐居在下位的，也能把芳名传播到朝廷，成为当代的儒学宗师。这不正是人的杰出才能，又进一步彰显了地灵吗？侍讲黄公的诗大概是最先倡作的，写于至大庚戌年。从庚戌年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诸公没有一个还在世。我偶尔曾在山中采芝，经过诸公唱和酬答的地方，只见岩石红、山涧碧，仿佛他们的余音仍清晰呈现在眼前，心中不禁感慨万分。唉！北山的雄伟秀丽，依旧和从前一样，没有改变；它不断产生祥瑞征兆，应当永远不会停止。哪里知道不会有才俊伟人接连兴起，继承诸公的道路呢？长篇大作和短章小诗，应该不止这些；这卷书只是它的开始罢了。许存礼还应当继续搜集，留待将来。《跋刘南坦岘山图》【明】杨慎 兰亭中贤士们无论年长年少都聚集在一起，竹溪六逸也没有忘记宾客往来；哪里比得上香山诗坛、月泉吟社呢？消解九种忧愁，排遣五声叹息，具备四种美事，同时兼有两种难得。当地是稻田交错成畴，乡里实实在在有桑梓和道路。春天出游，秋日游乐，早晨前往、晚上归来。山堂仍沿用岘山叔子的名称，图画兼摹天目王孙的旧作。遥想古昔，在今天继续其事。如今我以猿鸟为伴，以魑魅为所防御。面对文章图卷，我心怀敬仰，打开卷册却迟疑徘徊。想迈步遍游九州，却徒然有曹子建凌云的志向；精神上相隔千里，却忧愁没有长房缩地的法术。狼跋之歌由此兴起，鹤的长鸣也随之引长。

译《书马君所藏新建墨迹后》【明】徐渭 古人评论王右军，说他的书法掩盖了他本人的成就；新建却不是这样，而是他本人掩盖了他的书法。如今观看这些墨迹，不是没有飘逸如凤凰飞舞、盘曲如蛟龙的姿态。假使他本人的成就稍微逊于书法，那么他的书法也就会流传了。可是现在世人看重他本人，超过一镒之重；称许他的书法，却只像一铢那么少。书法受到重视或被忽视，原来确实如此吗？不过，他的字还能被人称作“这是新建王先生的书法”，也算幸运了。马君是博古通今的君子。你收集先生的书法如此之多，究竟是看重先生的书法呢，还是看重先生本人呢？国朝 《杭州府学宋石经跋》朱彝尊：宋高宗皇帝亲笔书写的石经，绍兴十三年，知临安府事张澂摹写并刻在石上。淳熙四年，诏令知府赵磻老在太学修建楼阁，题名为“光尧石经之阁”，把石经置于阁下。洪迈、曾惇、杨冠卿、叶绍翁、李心传、陈骙、王应麟、潜说友都作了详细记载。宋朝灭亡、学校废弃后，这里成为肃政廉访司的治所。西域僧人杨琏真伽在行宫旧址修建白塔，取石经的石头来垒塔。杭州路廉访经历申屠致远竭力坚持不可这样做，但石经已经损毁十分之一。元至正年间，在治所西侧修建西湖书院，用来祭祀先师，设置山长掌管书库。后来明代常熟人吴讷、干州人宋廷佐先后巡按浙江，有的把石经覆盖在廊下，有的用砖瓦砌护。崇祯末年，廊屋倒塌，于是把石经嵌入墙壁中。《左易》二书，《六诗》十二碑；《礼记》原有《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五篇，如今只剩《中庸》一片石碑。石经南面还有宋理宗亲笔大书的御制序四碑。右面是《春秋》《左氏传》四十八碑，缺少第一卷。总计共有八十七块碑。各部经书虽然不是完整的版本，但书法非常精工，是学习古法书法的人应当收藏的。至于秦桧的一篇跋文，已经被吴讷捣碎了；其中文字见于学士院《中兴纪事本末》，君子不取其文。《咸淳临安志跋》朱彝尊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知临安军府事、缙云县开国男、处州人潜说友君，辑正《府志》，增补旧闻，共一百卷。我先后从海盐胡氏、常熟毛氏得到宋刻本八十卷，又借抄十三卷，其中七卷最终缺失。宋人保存下来的地志，如宋次道的《志长安》、梁叔子的《志三山》、范致能的《志吴郡》、施武子的《志会稽》、罗端良的《志新安》、陈寿老的《志赤城》，每每遗憾它们过于简略，只有潜氏这部志书最为详尽。若再合并《吴越备史》《中兴馆阁录》《续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梦粱录》《大涤洞天志》等书，大概就足以征考文献了。可惜后来编写《通志》的人没有亲眼见到这部书，以致旧闻散失，实在可叹。《梦粱录》跋。朱彝尊过去曾从古林曹氏那里借抄《梦粱录》，那是杨礼部《南峰节文》的抄本，只得到十卷。后来我留在京师，听说棠村梁氏有定本，卷数是原来的两倍，便赶紧抄录下来，收藏在箱笥中。辛巳年，我寄居昭庆寺僧楼，取出此书从头到尾读完，嫌它行文拖沓，不知删裁。还不如泗水潜夫的《武林旧事》简洁而有要旨。即便如此，自曾端伯编《类说》、朱藏一编《绀珠集》、陶九成编《说郛》以来，都是从千百篇中选取一篇，因而说部中能够完整保存的书已经很少了。于是赞助徐舍人在吴地下令刻板。《至元嘉禾志》跋。朱彝尊《嘉禾志》共三十二卷，是至元年间由经历单庆延和郡博士徐硕编纂辑录成书的，为它作序的是郡人郭晦、唐天麟。嘉禾编修志书，始于宋淳熙年间，郡守张元成延请名人伯纪修撰。后来岳珂来任郡守，又请乡里前辈关栻、表卿续修。岳珂改任他职，修志中止，只保存了五卷。这部书大概是沿袭关栻旧本并加以增补的，关栻分为二十五门，徐硕扩充为四十三门，但官师治绩、经籍目录都缺失了。吴越钱氏建国后，曾改秀州为开元府，这部编书却没有记载，也未免过于疏略。然而所采录的碑碣、题咏占全书的一半，借此考证旧有制度，足以令人欣慰。徐硕此外没有什么事迹可考；郭晦列举宋淳祐十年方逢辰榜进士。唐天麟字景仁，是宝祐四年文天祥榜第四甲进士，自称纳轩叟，居住在嘉禾。《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祎石桥寺诗》跋。朱彝尊。石桥寺在衢州府西安县南三十里，是道书所称的第八青霞洞天。康熙壬申年冬天，知县鹿君祐邀请我前往游览。我从寺中登山，寻找仙人对弈之处。前后山洞开阔，右边有一块高耸的碑，碑上是唐嗣江王祎题写的五言诗。诗刻于贞元三年正月，碑末题署为：“朝散大夫、使持节、衢州诸军事、守衢州刺史、赐紫金鱼袋韦光辅建。”文中说，刺史韦公在石桥寺桥下，把外祖信安郡王的诗刻在石上。考《新唐书·表》：唐太宗第三子为吴王恪，恪的第三子为琨，琨的儿子就是祎。《旧唐书·传》说：祎年少时承继江王嚻的后嗣，被封为嗣江王，后来改封信安郡王。景云、开元年间，他两次任衢州刺史。诗题称“嗣江王”，应当是他在景云年间初任刺史时所作。成都杨用修不知道“薄烟羃远郊，遥峯没归翼”这两句是王祎的诗，怀疑是仙人遗句，错了。文 《祷仇王神文》。唐代白居易。

译长庆三年，岁次癸卯，八月初一为癸未日，过了十七天是己亥日，朝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国白居易，谨慎地派遣朝议郎、代理余杭县令常师儒，备清酒祭品，恭敬地祭告仇王神。我曾听说，神是主管土地、守护山川、驱逐禽兽、给活人降福的。余杭县从去年冬天直到今年秋天，老虎肆虐不止一次，神知道这件事吗？被害死的人不止一个，神怜念他们吗？我白居易和常师儒身处牧民治县的职位，惭愧于没有政绩教化，不能使老虎渡江出境，因此特来向神祷告。神庙中享受血食供奉，如果没有人便不能建立，那么人是神的主类，禽兽是神的属类。如今纵容属类残害主类，对神有什么好处？对人又有什么罪过？如果一夜之后神确实有知，能够显示神威、施展威灵，使猛兽伏服、禁止暴害，这就是百姓的福分，也是神明显赫的表现。如果人的祷告神听不见，兽害不能消除，那就是没有神了，人还能指望什么呢？唉！神既正直聪明，为什么不鉴察这件事呢？《祈皋亭神文》。唐代白居易。长庆三年，岁次癸卯，七月初一为癸丑日，过了六天是戊午日，朝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国白居易，备酒醴、香果，明白地祭告皋亭庙神：去年秋天阳气失常，今年夏天雨水太少，实在担心发生灾害，使杭州百姓更加困苦。白居易忝居奉行诏令的官职，惭愧没有治理的才术，既然遇到时序失常，便不敢安居无事。所以昨天祷告伍相神，祈求城隍祠神灵，虽然似乎应验了日期，却没有降下充足的雨水。因此选择吉日恭敬办事，改为向神祈请。恭敬听说明神从阴神那里承受灵气，从佛法那里获得善性，聪明正直，清洁安静而慈仁，没有什么幽隐之处不能通达，有所感应就必然回应。现在我斋戒清心来祷告，请神明鉴察：如果四境之内五日以内雨水充沛，庄稼茂盛丰熟，我岂敢不增修神像陈设，再次进献馨香，奏歌舞、鸣钟鼓，备办祭物来报答？这样不只是百姓的福分，也是神明的光荣。如果神独自寂寥居处，神灵之气没有回应，长官恭敬祷告而神不答复，百姓仰头盼望却一无所知，只眼看着农田枯槁憔悴，那么不只是百姓的困苦，也是神明的羞耻。请神裁定此事，我恭敬地等待神的命令。《悲剡溪古藤文》。唐代舒元舆。剡溪一带绵延四五百里，有许多古藤，藤株和残根紧贴着土地。即使春天已经进入土脉，其他植物都开始萌发成活，唯独古藤感觉不到春气，完全断绝了生长的意愿。我认为根植于土地的东西，春天到来一定会萌动；这种藤也根植于土地，春天却已经呈现将死的颜色。于是我问溪上有道德学问的人，他们说：“溪中纸工很多，刀斧随时砍伐，把藤皮剖剥下来供给他们的行业。”唉！藤虽然是植物，也会温暖就繁茂、寒冷就枯萎，得到养护就生长、遭到摧残就死亡，似乎也有天地之间的一条生命。如今被纸工砍伐，不能萌发生长，这是天地的气力被人损伤，导致一种植物遭受如此严重的病害。以后我经过几十上百个郡，直到东雒、西雍，所见到的书文都拿剡纸互相夸耀。我醒悟到过去所见剡藤死亡，原因正是这个。这个过错固然不在纸工，而且如今九州各地的读书人，自称能够窥见文章门户的人，数量多得和麻竹一样。他们听自己说话时，个个自我安重，似乎手里握着骊龙的宝珠。即使偶有明白醒悟的人，这类人也极少，不能胜过众人的也都收手无言。那些自以为胜过众人的人，果然认为上天的文章都归于自己，于是轻视傲慢于圣人之道，使《周南》《召南》的风骨折入《折杨皇华》的声色之中，使言偃、卜子夏的文学陷入淫靡放荡之中。并肩执笔写作的人，动辄多达几千几百；这几千几百人笔下的文字，动辄多达几千万言，却不知道其中是错误，天天任意自然地残害藤的生命，比桑树、苎麻那种随风披靡、衰败拖沓的状态还要严重，却没有看见停止的迹象。这样说来，那些写绮丽文章、发表荒诞言论的人，谁不是在使用剡纸呢？纸工贪图利润，昼夜砍伐古藤来贩卖，即使把天下都变成剡溪，仍然不够供应，何况只是一条剡溪呢？由此看来，我恐怕后来的日子里，剡溪再也不会有藤生长了。大体说来，人世间的费用，只要能够按照事物的道理去安排，存在不枉费的办法，那么过度消耗的过错就不会横行牵连到万物。万物供人使用，也有一定的时节；在合适的时节砍伐，就不算夭折阻滞。我认为如今那些错误地写文章的人，都是使剡溪藤一类事物夭折阻滞的人。藤的生长有尽头，而错误文章的写作没有尽头；无尽的损害万物，并不只限于剡藤而已。这就是我取剡藤来寄托悲哀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开湖祭祷吴山水仙五龙三庙文》。宋代苏轼。杭州的西湖如同人的眼睛，湖中生长茭白、葑草，就像眼睛长了翳。翳病长期不医治，眼睛也将要废坏。河渠会有船只胶着不能通行的苦处，鱼鳞水族也失去解除罗网的恩惠。六个池塘将变成枯井，千顷土地也再没有丰收之年。因此我们利用赈济百姓所剩的资金，兴办开凿疏浚的工程。工程在一百天内奏效，所担心的是淫雨连绵而千人在野外施工；所忧虑的是疾病流行，希望神明暗中帮助，与人共同谋划并协力完成。让鱼龙向前冲破坚塞，使菰苇解开拆散以迎接锋锐水势。这样就恢复了唐代旧日的景观，使四面山地都成为水泽的边际。百姓将永远受益，更应当勉力事奉神明。我将大规模合奏音乐来报答神明，哪里只是用一樽薄酒来祭祀呢？《谢吴山水仙王五龙三庙文》。宋代苏轼。西湖淤塞，是多年积累的祸患，眼看着历任百官经过，只能熟视叹息。唯独我愚昧无知，妄自认为并不难办，向神祷告，暗中借助神力，事情没有违背平日的祈愿，全部出自神明幽冥之中的赞助。大堤横亘如云，老葑草像席子一样被卷走，经过的时间还不长，工程已经完成过半。后续工程告成，还要由后来贤者修缮；神明最终帮助了此事，没有违背百姓的愿望。用酒肉来报答神明，我惭愧祭品并不丰厚。《祈雨吴山文》。宋代苏轼。杭州这个地方，山地和水泽各占一半；十天下雨就会水灾，一个月不下雨就会旱灾，所以遇到水旱而屡次向神祷告，实在太过烦扰神明。如今停止下雨的祷告还不到一个月，又要以旱灾来告知神明了。官吏因自己的德行不足而惭愧，神明却以不厌倦为德，愿神明最终完成赐福，使今年能够获得秋收。《祈晴吴山文》。宋代苏轼。庄稼已经大熟，这全是神明的赐予；若在将要成功时受到损害，绝不是神明的意思。晒谷的场地变成泥地，躺着的稻穗长出了芽。农民在田野哭泣，怎么忍心安然旁观？神生前是楚地英杰，死后成为吴地豪杰，刚烈之气永不泯灭。请神看着这海上波涛，把雨转为晴。哪里值得劳烦神明多说呢？这里有洁净的酒，除了神明还能向谁祷告？《戒弄潮文》。宋代蔡襄。

译牛宿、斗宿所分管的地域，处在吴越之间，这里的江潮最为雄壮。秋风一来，江潮更加猛烈，于是当地形成了习惯，在此观看游玩。有些善于游水的人，争相表演弄潮游戏，把父母所生的身体投入鱼龙出没、深不可测的深渊，自以为可以炫耀夸诩。有时他们沉溺而死，精魂永远沉沦地下，妻子儿女在水边遥望哭泣。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什么不终于听从天命？死后无人吊唁，更加被人伦所遗弃。我推及自己不忍的心情，向你们申明无穷的戒诫。今年所有观看潮水的活动，仍依照惯例；但军人和百姓若敢擅自弄潮，必定予以科罚。《严州祈雨祝文》。宋代陆游。新定建郡，处在溪山之间，雨晴稍有失常，就往往会使庄稼受害。戊申年水势泛滥，正向神明祷告，未满二十天，又因旱灾来告神。官府的政务没有办法调和阴阳，却只知道烦扰神明，众人纷纷赶到庙庭，疲惫不堪地急忙叩拜。神明本来不会因为官吏的罪过而抛弃百姓，难道官吏独自面对神明就没有惭愧吗？还请神明尽力完成这件事，以遮盖我们的惭愧，并请神明监察降临。《丁未严州劝农文》。宋代陆游。我听说，农事是四民的根本，粮食又是八政中最优先的事项；丰歉没有定数，应当有所储蓄。我们的百姓生逢圣明时代，百谷顺利成熟，能够向上侍奉父母、向下养育子女，各自顺遂天性。太守有幸得以用礼义谦逊同大家共同从事农事，所以召见年长者，慰劳询问并劝勉督促，把诚意传达给众人的心中，并不只是为了应付法令、把它当作一种文书形式而已。如今土地肥力正开始发动，春季农作正当其时，你们要告诉子孙：不要从事末业，不要喜好纠缠不休地打官司。深挖田沟，扩大农具，努力耕作，迅速除草；丰年要安然度过，也要忧虑歉年。太守也应当放宽期限，减少追捕差役，告诫不要兴办劳民工程，节制宴饮游乐，和百姓共同享受太平无事的快乐，并为将来做好储备，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戊申严州劝农文》。宋代陆游。我听说，治理政事的办法，以务农为先；使百姓的衣食大致充足，刑罚自然就会减少。我自我警戒，奉朝廷命令来执掌郡政，虽然诚心还没有感通天地以求得丰收，但在治理上总是存有安抚百姓之意。酒食肉类，哪里曾经无故损害乡村的财物？哪怕一铢漆、一寸丝，也不敢随意营求私利。所希望的是追呼差役不要扰民，及时开垦荒地，春天耕种、夏天除草，向上侍奉父母、向下养育子女，辛勤劳作于南亩，完成耕耘培土的功业，不触犯主管官府，共同享受舒缓长久的日子。现在土地肥力已经发动，农事将要兴起，我特意召见老人，来宣扬圣上的恩泽。清心少事，本来就是守令应当做的；让土地荒废、让百姓游荡，也是父兄们的耻辱。回去后相互告诫，恭敬地努力遵守承行：上则减轻皇帝深重的忧虑，下则形成整个辖境的美好风俗。《定海劝农文》。宋代陈造。国家特别重视农业和粮食，凡是设置官职、治理政务，无不包含劝农的意思。又命令守令每年二月率领众人到郊外，召集父老，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们。国家对你们的期望十分迫切；你们辛勤耕田，屡屡享受丰年的快乐，这本身就是对你们的劝勉，难道还嫌多余吗？不过，除了勤于农事之外，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这里不能不说。国家规定的赋税不能缺交，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却最终害怕缴纳，致使官府不得不反复追捕，有时还要施以鞭打。自己已经拥有田产，却把它借给别人；在户籍上隐瞒出入，妄图不被发现，最终也不可能掩盖。为了争夺细小利益而互相殴打辱骂、喧闹争讼，荒废耕种，耗尽家中财物，这些都是积久成习、迷误而不肯回头的行为，不能不痛下决心改过悔悟。官租没有缴纳，官吏在上面忙乱催逼，里正、里长也在门前来往催促，酒食酬谢怎么可能避免？有的人挨了杖打仍免不了缴租，损失该有多大？托名寄放产业，已经触犯刑法；每年有时拿出粮食，人人各有自己的打算，终究未必能够保全。不忍受一点小小的怨愤，想要伸张意气，却免不了低头低声地站在胥吏面前，拿钱求他们通融，还担心他们拒绝；得到的有多少，失去的却多得多。以上三种弊病不除，即使勤于务农，恐怕也不能享受农业的利益。你们如果认为我说的不是欺骗，就彻底改变旧习，不扰乱官府法令，心中安闲无事，竭尽全力从事农业，晚年享受丰收的快乐，也让县令得以稍微休息，免于忧劳，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你们这些父老要教导子弟，也要把这些话告诉乡里人，不要忽视。《诸暨劝农文》。元代黄溍。我听说，古代凡是建立民社的地方，必定把农事放在首位，抚慰、教导、劝勉、率领百姓，都有相应的办法。我朝遵循会稽旧有的典章，郡邑守令全都把劝农列入官衔，可见这件事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近来我刚接受任命，便请年高的老人上来，询问当地风俗和土地情况，他们都说本州土地向来贫瘠，加上山为衣襟、湖为腰带，旱涝各半，年年歉收，百姓多有因饥饿而受困的情况。如果不懂得尽力发挥人的作用，而把一切都听任于天，怎么可以呢？从前魏文侯派李悝尽力开发土地，一百里见方的土地可以作为田地六百万亩；治理田地勤勉，每年增加粮食一百八十万石，不勤勉，每年减少粮食一百八十万石，勤勉与否所造成的利害差距竟如此之大。既然如此，想要尽力开发土地，也只在于尽力发挥人的作用罢了。如果真能率领你们的子弟，竭尽四肢之力从事南亩耕作，就会看到丰年收入日益增加，积蓄已经增多，即使有旱涝，也可以不必担忧缺粮。何况如今圣人的仁德居于上位，广泛养育万物，至和之气的感应一定会带来丰年；鼓励并帮助百姓取得成就，本来就是治理百姓者的责任。现在春耕正要开始，我亲自拿起耒耜，来劝勉你们务农；你们还要努力，不要把这些话当作文书形式而漫不经心地听取。议 《天台法门议》。唐代梁肃。评论说：修习佛教教诲的人，只需专心实行罢了。所谓戒、定、慧，就是这条道路。它开始于发起修行之心，完成于微妙觉悟，贯通于三乘，通达于万行，这样修行所应做的事就完备了。从前法王佛出世，凭借一道清净之法，用一种声音演说佛法；由于众生根机和感应不同，听到的内容也更加各异，所以五时五味、半教满教、权教实教、偏教圆教、大乘小乘等义理，分别流布于各部经典之中，呈现出灿然纷异的流派。概括它们最终的归宿，没有超出一个真实之理。所以佛经说：“虽然讲说种种道理，其实都是为了佛乘。”又说：“打开方便法门，显示真实相状。”以众多水流汇入大海作比喻，以不二法门作标志，使自利利他两方面都得到成就，共同归于种种秘要。这就是天台教法产生的由来。到了鹤林示现涅槃之后，佛法的罗网便散开了；神足通隐没之后，各宗的道路也发生分歧。各自执取权宜所得，彼此互相矛盾；又有人在其中另立说法，有时以三昧示现出生，有时四依菩萨出现，应对根机各不相同，持论也各有区别。因此《摄论》《地持》《成实》《唯识》之类分道并作，关于非有非空的论说，没有办法贯通为一。后来离开圣人的时代越来越远，佛法之风向东传播。说法的人被文字束缚，不知道自己解脱；修禅的人把本性看作虚无，不能牵合诸相。又有人认为这个不是那个，尚未证得却自称已经证得。

译那些流传慧解之道的人，忘却了反省自身、约束身口的事情，放荡而没有章法。这样一来，佛法门径的统绪几乎要断绝了。后来教法没有永远陷于衰败，至德之人相继出现，慧闻、慧思相继振兴佛法。佛法的雷声尚未普遍震动，所以木铎又在天台大师手中重新受到上天的托付。大师具有舍利弗、须菩提那样的超绝悟性，具备帝尧、后舜那样的美好德相，赞扬龙树遗留下来的论说，承继南岳的微妙见解。此后运用三种止观，成就一件根本因缘，把万法总摄于一心，在八教中开示十乘观法。戒、定、慧的学说，空、假、中三观，平坦明白，都可以提出而实行。因此，教法没有遗漏任何法，佛法没有遗弃任何人，人没有废弃自己的心，心没有舍弃修行，修行有所证得，证得又有它的宗旨。大师的教门因此兴盛。所以大师在世时，光明照耀天下，成为帝王的师范；去世之后，往来于上界，辅佐弥勒。随顺普门而开合，示现降德，成为如来所役使的人。他的阶位、境界和智慧，大概无法用言语称量。唉！应化之身虽然已经离去，正确的言论却没有坠失。学习它的人，尚且足以抗拒折服百家之说，彰明三藏佛法。何况能够听闻而思考、思考而修行、修行而信受、信受而不停止的人呢？这种人即使说尚未证悟，我也一定认为他已经接近证悟了。如今世人真正信仰佛法的很少，游历禅门的人有的以为没有佛、没有法，也没有什么罪与善可以教化；中等资质以下、放纵追逐爱欲的人，以及出入于士大夫衣冠之中的人，把这种说法当成最高深的道理，而且觉得不刺耳，所以投奔其门下的人像飞蛾扑向灯火，又像蜡烛烧毁土块、落入空谷，哪里知道自己最终会被烧焦腐烂，却没有能力自行逃出？这种做法看似想要增益自己，实际上反而是在损害自己吗？众魔和外道造成的祸害大体相同。由此看来，这一宗派的根本教训、这种教法的旁支救济，对于天下万物来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自智者大师传法五代以后，到今天台湛然大师中兴这一宗道法，他对我说了这些话，所以我记录下来附在篇末。《复鉴湖议》。宋代徐次铎。徐次铎私下考察会稽、山阴两县的地势，大体是东南高、西北低。东南都到山地，北面抵达大海，所以凡是水源，多从西面流向东南。如今汇聚的水流有平水溪、上灶溪、攒宫溪、宠瑞宫溪，都在会稽；兰亭溪、南池溪、离渚溪，都在山阴。其他由一条支流、一个坑谷流出的水源，总共有三十六处。在还没有湖的时候，三十六源的水大概向西北流入江中，再流到海里。东汉永和五年，太守马臻开始修筑大堤，蓄积三十六源的水，命名为镜湖。堤在会稽境内的，从五云门向东到曹娥江，共七十二里；在山阴境内的，从常禧门向西到西小江，共四十五里。因此湖的形势也分成两部分，分别隶属两县：隶属会稽的叫东湖，隶属山阴的叫西湖。东西两湖以经由稽山门的驿路为界。出稽山门一百步有一座桥，叫三桥，桥下有水门，用来分隔两湖。湖虽然分成两部分，实际上彼此相通。总长三百五十八里，灌溉民田九千余顷。湖面地势高于民田，民田又高于江海，所以水多时就把民田的水排入江海，水少时就排出湖水来灌溉民田。两县以及湖下游水道的启闭，又有石牌用来测量水位。一处在五云门外小凌桥的东面，如今春夏水深一尺七寸，秋冬水深一尺二寸，由会稽负责。一处在常禧门外跨湖桥的南面，如今春夏水高三尺五寸，秋冬水高二尺九寸，由山阴负责。会稽地势高于山阴，所以曾南丰记述杜杞的说法，认为会稽石牌处水深八尺五寸，山阴石牌处水深四尺五寸，这样会稽的水位几乎是山阴的数倍。如今石牌所测深浅却正好相反，大概是现在立石的地点和过去不同。如今会稽石牌立在临堤水浅的地方，山阴石牌立在湖中水深的地方，所以水位深浅与过去不同。实际上会稽的水位曾经高出山阴二三尺，这从三桥闸可以看出；城外的水也高出城内二三尺，这从都泗闸可以看出。至于湖下游的石牌，立在都泗门东面、会稽和山阴接界处，春季水高三尺二寸，夏季三尺六寸，秋冬两季都是二尺。凡是水位正常时，就坚固地关闭斗门来蓄水；如果水势超过限度，然后打开斗门泄水。从永和年间直到我朝宋代，几千年来，百姓一直享受它的利益。祥符年间以来，湖边百姓才开始有人侵占湖面耕种作为田地。熙宁年间，朝廷兴办水利，有卢州观察推官江衍，被派到越地调查利弊。江衍没有长远见识，不能建议恢复湖面，于是设置石牌来划分内外。石牌以内为田，石牌以外为湖。凡石牌以内的田，起初都逐亩丈量，令百姓缴纳租税，称为湖田。政和末年，郡守方侈为了增加进奉，又废弃石牌以外的湖面作为田地，把收入缴给少府。从此环湖百姓不再顾忌，湖面不被改作田地的已经没有多少了。隆兴改元十一月，知府吴芾因遇到饥荒，向朝廷请求，将江衍所立石牌以外被盗占为田的湖面全部恢复，共二百七十七顷四十四亩二角十二步。计算工程、丈量土地，先从禹庙后面的唐代贺知章放生池开始疏浚，一百多天完成工程。每年约定在农闲时施工，到农事兴起时停止。然而徐次铎出入田间小路，向父老询问，亲自察看地势，测量高低，这才知道吴芾没有掌握恢复湖面的要领。

译地势要高，必定要依凭丘陵；地势要低，必定要依凭川泽，哪里有营造陂湖不顺应高低地势，却只想凭借畚箕铁锹来取得功效的道理呢？马臻只知道顺应地势所趋，横向修筑堤塘，阻挡三十六源的水，所以湖不费力就自然形成了。经过的年岁久了，泥沙淤积填塞的地方，确实可能有一些；但湖被废弃改作田地，并不只是因为淤塞。大概由于年岁久远，湖堤塘岸逐渐毁坏，斗门、堰闸以及各种私设的小沟，又经常不按时启闭、没有节制，湖水全都流入江海，湖边百姓才得以填高低洼之处，盗占湖面作为田地。假使堤塘坚固、堰闸牢靠，斗门按时启闭，暗沟禁止通行，那么湖面坐着就可以恢复；百姓即使想盗耕一小块田，也不可能得到。绍兴五年冬天，孝宗皇帝的灵驾出行，府县害怕漕河浅涸，便把各处斗门全部堵塞，并加固各种堰闸。那时正值霜降后水涸之际，一个多月没有下雨，湖水只减少一二寸，湖田却长时间被水浸泡。事情结束后，才扒开堤岸、打开堰闸，放开斗门，湖水才得以排走。这就是恢复湖面的关键，也更加清楚可见了。斗门、堰闸、阴沟都能泄水，作用是相同的；但泄水最多的是斗门，其次是各处堰，再其次才是各种暗沟。如今两湖中的斗门、堰闸、暗沟之类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姑且只说其中著名的。会稽境内的斗门共有四处：一是瓜山斗门，二是少微斗门，三是曹娥斗门，四是蒿口斗门。闸共有四处：一是都泗门闸，二是东郭闸，三是三桥闸，四是小凌桥闸。堰共有十五处，城内有两处：一是都泗堰，二是东郭堰；官塘有十三处：一是石堰，二是大埭堰，三是皋步堰，四是樊江堰，五是正平堰，六是茅洋堰，七是陶家堰，八是夏家堰，九是王家堰，十是彭家堰，十一是曹娥堰，十二是许家堰，十三是樊家堰。山阴境内的斗门共有三处：一是广陵斗门，二是新迳斗门，三是西墟斗门。闸共有三处：一是白楼闸，二是三山闸，三是柯山闸。堰共有十三处：一是陶家堰，二是南堰，都在城内；三是白楼堰，四是中堰，五是石堰，六是胡桑堰，七是沉酿堰，八是蔡家堰，九是叶家堰，十是新堰，十一是童家堰，十二是宾舍堰，十三是抱姑堰，都在官塘。两县北面又有玉山斗门八间，这就是曾南丰所说的朱储斗门。它离湖最远，离海最近，地势极低，泄水最快。其中三间隶属会稽，五间隶属山阴。至于其他地方，百姓各自在田头挖堤增沟，以及古代的各种暗沟和其他缺口穴洞，难以全部详细列举，大体都是泄漏湖水的地方。吴芾舍弃这些而不加察看，只琐碎地从事于开挖疏浚的末节，错了。因此吴芾所开复的湖面才过几年，就又全部成为田地。直到如今，有的每年把收入缴给官府，有的成为慈福宫庄田及荡地，每年把收入缴给庄园；有的成为县公田及荡地，每年把租赁收入缴给县府，作为供应日常用度的钱；有的属于告成、天长、千秋、大禹等寺观，借着租种吴给事积土成山的土地，将其包租开垦为田，并占有荡地。因此湖面几乎全部废弃淤塞，水流能够通行的地方，仅剩纵横交错的支港可以通船而已。每年田地还没有显出受害，湖港却已经先行干涸了。过去的湖本来有利于民田，如今的湖反而成了民田的祸害。大概春水泛滥上涨时，民田用不着湖水，而耕种湖面的人害怕湖水损害自己，便往往向官府请求打开斗门；官府不答应，他们就十人百人结成群，扒开堤岸，把水放进民田之中，所以百姓常在春天再次遭受水涝灾害。到了夏秋之间，雨水有时失期，又没有蓄积的水可以用来灌溉，于是两县没有一年不发生水灾旱灾，监司、府、县也没有一年不进行赈济。这些利弊清楚明白，实在很容易知道。既然如此，湖难道可以不恢复吗？那些道听途说的人却以为恢复湖面会缺少上供、使百姓失去产业，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湖田上供每年不过五万多石，而两县一年遇到一次水旱灾害，所减免、发放的赈济粮以及劝募所得，几乎不止十余万石；得失多少，已经相差悬殊了。湖面改作田地，即使包括荡地也不过二千多顷，耕种湖面的百姓最多不过几千家；为了二千顷、几千家的小利，却使两县湖下九千顷田地、数万家百姓年年遭受水旱和饥馑而不加怜恤，这种利害的轻重也相差太远了。何况湖还没有改作田地时，湖边百姓难道全都没有谋生的产业吗？假使湖果真恢复旧状，水常常充盈，那么鱼、鳖、虾、蟹之类就吃不完，茭、荷、菱、芡的果实也用不完；即使允许百姓在其中捕捞采摘，利益自然广泛，哪里值得担心失业呢？徐次铎论述完毕后，又有人援引旧说来质问他：“按照你的说法，不必把湖挖深，必须把堤加高；但又怕堤太高壅塞水流，万一决口溃破，必定冲毁城郭，你将怎么办？” 这又是不懂地势和利害关系。水流湍急的地方，有时地势狭窄，容纳不下水，于是会有冲击决口、泛滥溢出的祸患。如今湖的水源不过三十六处，而湖面广大，超过三百里，凭这样的地方容纳这些水，绰绰有余。何况从水源流出的地方向北到堤岸和城郭，远的四五十里，近的也有一二十里，水势本来在冲击堤岸之前就已经平缓了，怎么会有问题呢？况且这道堤距离汉代已经如此久远，必定是有所损坏而没有增高。如今如果确实把堤加高二三尺，计算其地势，才正好与过去相同；过去不担心它决口，现在反而担心，为什么呢？《诸暨泌湖议》。明代黄镗。

译诸暨的湖共有七十二个，各湖都丈量土地、升科纳税，供应粮食和差役，唯独这个湖田，宋、元以及我朝相沿把它作为湖而不作为田地，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曾经多次考察它的地势，仔细观察水势，询问众人的意见，便断定这个地方只能作为湖，不能作为田。为什么呢？县城东面的水，发源于嵊县、会稽、山阴各界，不下十多条，全都注入这个湖；浣江发源于浦江、义乌，分为东西两条江，又在三江口汇流。三港的水道狭窄，旱季干涸时，两江之水由三港舒缓顺流进入钱塘江；如果遇到连绵大雨一早即至，两江之水暴涨，淤塞在三港，水反而从东南方向倒流注入这个湖。这样看来，这个湖实在是众水聚集蓄存的地方。如果把它占作田地，就一定会有水流壅塞、洪水横溢的祸患，诸暨县将受到严重损害。历代以来，中间经历了不知多少位老成而考虑周全的人，最终都放弃肥沃土地，把它作为官湖而不作为田地；并不是他们见识迟钝，而是利害十分明显，地势决定了它不可改作田地。《武林山辨》。明代邵穆生。武林是杭州著名的山，郡名也因此而来，但古今都含混不清，没有明确指出究竟哪一座山叫某某山。旧志把如今武林门右边的土丘、俗称祖山的地方当作武林山，说这座山原先名为武林，为避唐代讳字而改称虎林。成化年间的志书引用杨正质《虎林山记》，说钱王时祖山在城郭外面，有一只奇异的老虎，因此山自己取名虎林，并不是为了避讳。又引用宋代楼攻愧的诗：“武林山出武林水，灵隐后山无乃是。”而且宋代淳熙志书说《汉书》明明记载武林山是武林水的发源地，怎么会有为了避唐讳而改名的说法？显然不可能是城内那座没有水的小山。于是夏公断定灵隐寺后山向北的高峰就是武林山，与薛公《通志》的说法相同，可惜说得偏狭而不全面。《一统志》列有武林山，这就对了；下面说它又名灵隐、灵苑、仙居，于是把灵隐山、飞来峰两座山合称为武林山，这也对了，只是承认其说而没有明确指出范围。至于僧人契嵩《武林山记》和泗水潜夫《武林旧事》，直接把飞来峰当作武林山，似乎正确，却又局限而不够广。近来田公《西湖游览志》、陈公《万历志》都不列武林山，只在灵隐山下说灵隐山又名武林山，岂只是彼此抵牾、含混不明，连名称的表述也不正确。现在我提出三点来辨析这件事，以等待请君子考订。凡是郡邑中著名的山，必定以郡中最好的山水作为祖山；蚂蚁土堆一类的小土丘，不足以充当祖山，这是确定无疑的。只是灵隐这个名称始于东晋，在先秦两汉时它叫什么呢？我的愚见是，凡称为山的，是以山的整体命名；高耸的部分叫山峰，像脊梁的部分叫山岭，至于冈、陵、丘、阜，也各有区别，但一个“山”字就足以概括它们。因此，武林山这个名称，指的是杭州南北天竺、灵隐诸峰；在慧理到来以前，这就是它的祖名和总名。自从慧理到来以后，才有飞来的名称，有天竺的名称，有灵隐的名称，有灵鹫的名称；既有天竺，又有三竺的名称；传说来自五印度之后，又有中印度的名称。至于莲花佛国、白云、白猿、狮子、香炉等名称，都是继慧理之后产生的武林山支名。至于南高、北高、五云、双桧、乳窦、月桂等名称，则是后人名称泛滥的开端。至于形胜、乌石、灵苑、仙居、龙门、杨梅、西源、善住、兴正、瑞云、庆化、集庆、秦亭等名称，则是当地人私下给予的称号。本来各有专名，武林山却因为没有专指而变得含混，就像称呼儿子的名字，却不详记其祖父的名讳；又如子孙少而都隐晦不称，父祖的名字反而会流传；子孙既多而且都著名，父祖的名字便会因年代久远而隐晦，久而久之就被忘记，这是通常的道理。所以，吴山、秦望山因名称沿用已久，并不是武林山；定浮山、龙凤山因是沿江分出的支脉，并不是武林山；九曜山、南屏山、玉皇山、大慈山因为越过山峡，并不是武林山；黄鹤山、皋亭山、临平山、超山因距离遥远而与之相对照，并不是武林山；孤山、独山因孤立而不能形成山林，并不是武林山；黄山、安乐山、七十二贤山、焦山的水山，是武林山脉的根源所在，也不是武林山。此外，南、西、北三面的诸山，像旗帜聚集、峰峦高耸，如同武库中森然排列的兵器，其中总有一座必须称作武林山。比如罗浮山有七十二峰，都称为罗浮山；黄山有七十二峰，都称为黄山；武夷山有三十六峰，都称为武夷山，这是可以辨明的第一点。然而，这个意思过去没有高明之人明说，实际上却可以看出来。罗处约《灵隐碑》说：“浙江水的右边有一座山，名叫武林。”卢襄《西征记》说：“杭州之地北面环绕着天目山。” 杨太守孟瑛开浚西湖的疏文说：“杭州南面跨连吴山，北面环抱武林。”其中“环”和“兠”二字，说明的并非一两座山。罗公本来就是才子，杨公极其精通堪舆，卢公又长于游览，所以他们的见解如此高明，这是可以辨明的第二点。而且要寻找武林山，就一定应当寻找武林水。杭州南北两山的水，有哪一处比三竺、灵隐的溪流更大呢？南面水流从扪壁岭流出，汇合双桂、永清、月桂诸坞的水；北面水流从石人西源流来，汇合白沙、韬光诸坞的水，正与旧志相合。旧志说：“武林山有两条水，南面流出的叫南涧，北面流来的叫北涧。”如果只把灵隐寺所在的山当作武林山，就只有北涧而没有南涧；如果把飞来峰当作武林山，飞来峰并没有水流出形成涧；如果把灵隐、飞来两峰所在的山都当作武林山，那么南涧便只说发源于天竺诸峰，范围也不完整。何况旧志说西湖汇集武林山的水，秦代称为武林水，到汉代才有金牛、明圣等名称。南北两山凡是有水流入西湖的，都属于武林山，这是可以辨明的第三点。起初从人们共同的模糊认识中寻找，后来以高明之人的卓见加以验证，最后再考察现存的地势形貌；对于武林山一事，我还有什么可疑的呢？本朝

译《辨析西湖不与江相通》毛先舒按语：过去郡志说，西湖原来与江相通，这是错误的。学使田汝成曾经辨析过此事，但还没有说得十分清楚。按《水经》说，浙江水发源于三天子都，向北流经余杭，向东流入大海，原文从未说它与西湖相通。注文说，浙江流到钱塘县，又向东流经灵隐山，山下有钱塘旧县，浙江从县城南面经过，县城南面江边有明圣湖，也从未说江水与湖相通。现在灵隐距离江已经很远了，但山川名称古今屡有变化，也许当时灵隐山一直伸到江岸，统称灵隐；这就如同古代吴中也称会稽，浙江也称广陵一样。又《水经注》说秦始皇将要游览会稽，取道余杭的西津；西津也未必正是西湖。至于骆宾王“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诗句，登上灵隐山的最高处，哪里不能观海上日出、面对浙江潮呢？难道一定要湖与江相通吗？况且诗人写景，常常在虚实之间运用；就像这首诗末尾说“待入天台路，防余渡石桥”，难道可以拘泥于这句话，就说天台的石桥也在灵隐吗？杨巨源诗说“曾过灵隐江边寺，独宿东楼防海门”，意思也与此相类。如今又相传大佛头是秦始皇系船的石头；这或许是好事者附会，也或许秦始皇东游时确曾游幸西湖，但都不能确定，总之与“西湖同江相通”的说法没有关系。山陵和山谷虽然有所变迁，但大体的地势形势仍然存在。西湖南面稍微接近江边，却还有慈云岭、万松岭两座大山隔在中间，其他地方距离江更远，古代必定没有西湖与江相通的道理。又有旧说西湖本来通海，既然通江就等于通海，这一点也无须再辨析了。考 《吴越考》【宋】潜说友 杭州之地本来究竟属于吴还是属于越，各家说法不同。认为属于吴的，晏元献公《[OCR疑误：“▯要”]皇朝郡县志》和《乾道旧志》都是这样说的，但没有记载理由。只有《淳祐志》引用《吴越春秋》的记载说，越王勾践入吴称臣，群臣送他到浙江临水处设祖道；又记载吴王夫差被越国打败后逃走，停留在秦余杭山；又据《史记》楚威王讨伐越国，全部夺取越国原来从吴国取得的土地直到浙江，于是认为吴越必定以浙江为分界。认为属于越的，杜佑《通典》、欧阳忞《舆地广记》都说，春秋时属于越，越国战败后才归吴。东阳王象之根据这一说法，认为钱塘旧属越国，直到夫差败越后才开始归入吴国。各家虽然都知道这里是越地，却不知道分界在哪里。只有《太平寰宇记》引用《吴地记》说，越国西北边界到御儿；这样看来，吴越以御儿为分界。两种说法各有依据，如今精细考察，应以后一种说法为正确。春秋鲁定公十四年五月，于越在檇李打败吴国。杜预注说，檇李城在嘉兴县南面。《史记·世家》又记载，吴王阖闾十九年讨伐越国，越王勾践在檇李迎击吴军。贾逵注说，檇李是越地。根据这一点，檇李以南全都是越国境内，杭州也在其中。这是杭州属于越地的第一条证据。《吴越春秋》说，勾践向吴称臣以后，夫差赐给他诏书，扩大他的封地：东到句甬，西到檇李，南到姑末，北到平原，纵横八百多里。并且说越国原本是兴起于方圆千里的国家，我虽然封给你的土地还没有包括它的全部国土；这说明所封之地都是越国原有的疆域。又《越绝书》《越地记》说，语儿乡原是越国边界，本名就李；吴国把越地划作战场，直到柴辟亭。《吴地记》说，柴辟亭到语儿、就李一带，是吴国侵犯越地并把它作为战场的地方。这样，吴越疆界就很清楚了。这是杭州属于越地的第二条证据。至于《淳祐志》所引用的三条说法，也都有可以辨析之处。第一条说越国群臣在浙江为勾践举行祖道送行，便认为吴越以浙江为界；却不知道当时勾践退守会稽山，浙江以西全都属于吴国，所以群臣在江边停止祖道是适宜的，而且原文也没有

译说他们把勾践送到了国境上。第二条说夫差逃到余杭山；《姑苏志》说，阳山又名秦余杭山，在长洲西北三十里，夫差逃居此山并死在那里，因此葬于此，至今仍称为夫差墓。又《越绝书》《吴地记》说，秦余杭山距离毗陵县五十里，有湖水靠近太湖。如今余杭距离长洲太湖非常遥远，难道能因为名称偶然相同，就强行把两者合为一处吗？况且越国在东南，吴国在西北，吴王不向西北逃往苏州、常州，反而向东南逃往余杭，绝无这样的道理。第三条说楚国讨伐越国，全部夺取越国原来从吴国取得的土地直到浙江；这里的句子其实包含两层意思。“所谓故吴地”，是说越国过去从吴国夺取的土地；“所谓至浙江”，是说连同越国原有的土地一起全部夺取，怎么能笼统地说都是吴国原有的土地呢？《皇极经世》因为这句话界限不清，所以在“楚灭越，尽取其地”下面写道：“向东开拓土地直到浙江。”这就说明浙江以西本来并不是吴国境界，而是楚国因夺取越地才向东拓展到那里。把这三条说法综合起来，前代志书的错误便可以完全明白，不再有疑问了。《三江考》【明】张元忭 《嘉泰志》说：“《禹贡》所说的三江已经汇入，震泽于是安定。”韦昭说，三江就是松江、钱塘江、浦阳江。可见“江”的名称由来已久。《越绝书》说，浦阳是越王勾践军队战败后，众人怨愤聚集的地方，所以称作浦阳；距离山阴五十里。如今当地人把钱清当作古代的浦阳。郦道元《水经注》说，浦阳江发源于乌伤县，向东流经诸暨，与泄溪汇合；向东回转、向北转折，流经剡县，县城东门正对江面，江面宽一百多步。又说，柯水向东北流经永兴，与浙江汇合，称为浦阳江。《汉书》说，潘水就是浦阳江的别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水流可以与之相应。又说，浦阳江向东北流经始宁县的嶀山，嶀山北面就是嶀浦；又向东流经上虞县南面，到达王莽时期的会稽郡地，称为虞宾；又说，余暨南面、余姚西北面，浙江与浦阳江一同流入大海。又引用阚骃《十三州志》说，江水流到会稽，与浙江汇合，从临浦向南通到浦阳江。这些说法并不一致，彼此相互抵牾。谢惠连《西陵遇风》诗说：“昨日从浦阳水边出发，今日住宿在浙江水边。”《韵谱》说，水流相互汇入之处叫作“汭”。又说，水的北面叫作“汭”。浦阳江向北流入浙江，两水交错相汇，称作“汭”，是合适的。始宁就是今天的上虞县，嶀浦、嶀山都属于嵊县，虞宾属于上虞，又与余姚相接。江临平湖位于浙江以西，水源与上述不同。余暨就是诸暨，距离余姚二百多里，说余姚西北面的浙江流入大海，是不对的。大概这条江向东北流，从山阴、会稽溯流曹娥江，才到达上虞、余姚、嵊县；说它向东回转、向北转折，流入上虞、嵊县，这样才对。郦道元没有亲自到过浙东，所以错误如此。后人于是把这条江认作上虞江，错误就更加远了。按地理考察，从浦阳江到曹娥江有一百多里，难道当时曹娥江的名称尚未显著，也称作浦阳江吗？或者是山陵谷地变迁，旧有水流不再沿原来的河道流动吗？《十道志》说，浦阳江有琵琶圻，岸边有曹娥碑；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曹娥江就是浦阳江。《文选注》说，浦阳汭经上虞；谢康乐《山居赋》说，浦阳江从嶀山东北流经太康湖；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如今山阴三十里外有柯桥，桥下是柯水；这样看来，浦阳江与柯水同一水源，经由萧山流入浙江，古今并没有改变。

译如今按《上虞县志》考察：曹娥江最初实际称为浦阳江，它的源头来自东小江，而东小江也由浦江流来。《十道志》说，婺州的浦江，江水的源头就出在这里。由此可知，浦江是一条源流，分成两条支流：一条由诸暨直流到山阴、萧山之间，称为钱清江；郦道元所说的流经诸暨与泄溪汇合、在余暨南面与浙江一同入海、到会稽与浙江汇合、从临浦向南通浦阳江的，都是这一支。另一条曲折向东流到嵊县，从始宁城门流出，然后转向北方，到达上虞、会稽之间，称为曹娥江；郦道元所说的向东回转、向北转折，流经剡县、始宁、虞宾以及余姚西北的，都是这一支。谢康乐亲眼见到这些地理情况而作《山居赋》，又亲自作注，不应当有误。谢惠连说“昨日出发，今日住宿”；如果走钱清江，似乎不必隔夜。余暨是萧山的旧名，并不是诸暨；在曹娥投水以前，这条江本来就应当有名称。况且现在的曹娥庙正位于运河渡口，所以“曹娥”这个名称特别著名；如果稍偏南或稍偏北，便又不称曹娥江。说当时曹娥之名尚未显著，也称浦江，与郦道元的说法似乎也不十分抵牾。只是郦道元本人确实没有到过浙东，只根据书籍摘取概括，因此难免有些混淆错误。《南湖考》【明】陈善 余杭位于天目山群山之下，苕溪一带向下贯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大禹筑塘，名为西海险塘；各条水流一齐泄入苕溪，不能迅速排出，以致居民被水漂没。东汉熹平年间，县令陈浑开辟南湖，面积一万三千七百多亩，用来分散水势，使水逐渐泄流入海。原来税粮按各县分别摊派缴纳。到了唐代宝历年间，县令归珧发誓至死筑塘，终于成就大功。到宋代崇宁年间，蔡京想请求把湖地租佃耕种，县令杨时上奏阻止了此事。这三位县令都对南湖有功，百姓为他们绘像祭祀并享受血食，建祠称为三贤祠。本朝初年永乐年间，军民计划把粮田移作耕地，播种耕作，不能蓄水，以致塘堤决口，居民房屋被水漂没。事情上报朝廷后，朝廷命尚书夏原吉、通政赵居亲自前往勘查核明，原先移作田地的粮额并没有一升一合，于是将湖中土地一概铲平。成化年间，土豪徐果等围占湖地改成田地，巡按吕钟将他们治罪并押解进京，田地勒令退还官府。弘治年间，水利郎中臧某到湖边勘查丈量，规定各处围占的湖田每亩加征谷一石，每块耕地每亩加征谷三斗，每块荡地每亩加征谷二斗，都等到秋收后另设仓库收存。所筑的围堤也全部挖毁，务必使地面平坦，意思在于蓄水以利耕作，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加征谷物。豪强百姓趁此混乱侵占湖地牟利，又不缴纳谷物，防范因此严重失效。正德年间，水利郎中沈某经过本县，了解到南湖蓄积天目山群山的水势，是保障三府的水利设施。他下令查追各家侵占湖田所得的稻谷，修筑堤坝、建造水闸，将庄房和竹木全部拆毁，疏通开浚湖道并收归官府，在三贤祠内立碑，最终仍不能完全禁止侵占。嘉靖十八年，豪家徐衢等又行侵占，本县知县陈天贵上报巡按御史傅凤翔、通判王宗尹；二人亲自到湖边，斟酌水势，商议在湖南五亩塍修筑一座滚坝，使水逐渐蓄满、逐渐泄出；编派徭役，每坝一人负责守护，并沿湖立碑，永远禁止侵占。所围土堤一律铲平。适逢陈知县因升迁调任离去，最终没有完成成效。嘉靖二十三年，奸民张景魁暗中把湖田献给外戚邵氏，作为防坟田；事情上报朝廷后，敕令邵氏退还官田。后来又有豪军张洪、张镛假托播种粮田的名义，申请租佃庙山头田七十三亩，混杂侵占半塘湖心田一百多亩，合计已经超过二百亩了。在此以前，徐衢等侵占的田地又转手交易。南湖的疏浚与淤塞，关系三郡的利害；奸民谋划侵占，危害已经很大，却又反复转卖，把不属于自己的田地当作己有。可是治理这一地区的官吏却听任他们藐视法律、肆无忌惮，不加追究。嘉靖三十四年，县民葛臣等把此前侵占南湖的危害上报水利道王询；富阳令桂軏、本县令吴应征勘查得知：余杭南湖原有上下两个湖，以便蓄水和泄水。如今上湖已被民间侵占殆尽，只有下湖还依靠它蓄水。可是人们又不断要求承租，不能让这种势头继续发展。估算原有湖荡约一千多亩，近来尚未租佃的还剩三分之二。如果不趁现在修筑堰坝、蓄积水势，给居民留下的祸患将无法尽述。南湖本来就是用来蓄水的，堰坝不修，水就会泄掉；一旦泄尽，湖就会干涸。湖荡泥土深厚而且土质肥沃，耕种就会成为肥田，不耕种就会长满茂盛的野草。因此豪民希望堰坝不修，乐于让湖水迅速干涸。湖水干涸时，他们每年收取肥沃土地的丰厚产出，独自享受利益；湖水泛滥时，他们却坐视水势奔涌、洪水漫溢，不承担水灾的损害。余杭一县只得到了不修堰坝的利益，而钱塘安乐乡十六里百姓，实际上遭受了剥肤般的灾害。因此，本乡百姓往年都自行出资出力修筑堰坝；石坝容易倾倒毁坏，奸豪又从中暗地掘毁，湖下百姓几乎都要葬身鱼鳖之腹。这片湖是利益集中的地方，而靠近湖边的都是豪强之家。如今如果不修筑堰坝，势必会被他们全部侵占才肯罢休。将来没有这片湖，就不会有安乐乡十六里的百姓。因此，要平息争讼，关键在于停止请求租佃，同时修筑堰坝。堰坝修好，水就可以长期蓄积；水既蓄积，湖地就不能用作田地；既然没有租佃耕种的利益，豪强自然不会纷纷请求租佃，居民也可以免除年年为此申诉争讼的困扰。况且请求租佃的理由不过是为了军饷罢了。如今查得徐后等人各自侵占湖田，多次经过勘查结案，已经承认缴纳租价和税粮；等到追征时却捏造说是荒荡之地，拖延不缴。如今官有的湖田全被权势豪强私自侵占，税粮却丝毫没有入官。况且南湖在尚未耕种租佃以前，国家赋税并没有听说减少损耗；南湖被请求租佃以后，军饷也没有见到充足。奸民蔑视法禁，不断侵占。上湖已经淤塞荒废，下湖也日渐填塞，于是沿湖几家姓氏独自享受利益，而浙西三郡都受到危害。近来群奸想要掘开滚坝，下游居民向上申诉哀鸣；事情交给有关部门查勘后，便采纳耆民费钱洪等人的建议：应把坝加高三尺，避免水流向南，保全三府田地；仍按原议，先把马涧水滩两处内外的深沟趁时填塞，厚厚培固塘基，不要让它坍塌。滚坝全部依照水利道所定的办法修筑，东池使用大长桩木，钉入坚实地层，然后再加上大石，务必使它坚固，可以长久保存。又把五亩塍两旁的空地招募勤劳诚实的农人耕种，免除他们的租税，责令他们防守塘坝。如果有奸人肆意制造事端、盗掘坝体泄水，立即报县捕拿审问，并上报处置，以警戒奸邪。

译又在湖的东北堤岸以及五亩塍一带设置石碑二十座，碑上刻写察院的禁令告谕，永远不许侵占。若有人倚仗豪强势力，仍像从前一样围田盖屋，允许任何人检举告发，按照往年奏准的条例从重审问治罪。划定界限，遵照执行。因此，这是为预防祸患而事先防备，操劳费心；主持此事的人不避开居民的讥谤，不疑虑重重，务必要一举清除积弊，使后世长久受益，不要让陈、归、杨三位君子独自专享先前的美名。真正希望主持此事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姑且写下这些，等待结果。本朝 《西湖考》王晫：我杭州西湖的名胜天下第一，它的盛况从唐宋延续到今天，笙歌与画舫没有一天空缺，甚至异域之人也有看到图画便羡慕的。然而天下以“西湖”为名的湖泊并不只有一个，这一点不能不知道。比如浙江所属的湖州、衢州、严州、宁波、温州都有西湖。长兴县有西湖，在县城西南五里，一名吴越湖；相传吴王筑吴城时，把土运到这里，后来形成湖泊，灌溉田地达三千顷，这是湖州的西湖。龙游县西南有西湖，宋代马天骥仿照杭州西湖开凿，作为游览之用，这是衢州的西湖。严州府城西南有湖，唐代刺史侯温开凿，也名西湖。宁波府治西南有月湖，十景是四明山游览观赏的胜景，宋代文人多有题咏，也称西湖。谢灵运有诗说：“侧耳听去，声音幽深美好；环绕洲渚，也玲珑可爱；仰头看高大树木的梢头；俯身临视深邃的大壑。”这是为温州府城西面的西湖所作。曾读元氏《掖庭记》，说燕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腰有吕公岩，皇帝曾在夏天到北山之下避暑，说：“西湖中荷花、蒲草、茭白、芡实很多。” 又有开州城西南的一处湖，夏秋时节湖水达数百亩，清澈鲜明如同天空，称为“西湖”；这样，北直隶就有两处西湖了。旧西湖在华亭城西南角，一片水曲折环绕，积水约一百多亩，上面有西湖道院。按旧志，西湖在府城西南二里，周长三里，晋代是陆氏的养鱼池。颍州西北也有西湖，长十里、宽二里，景色十分优美；宋代晏殊、欧阳修、苏轼相继任太守，都曾在这里宴饮游赏，这样江南也有两处西湖了。河南归德府、睢州有西湖；开封府则有两处西湖，一处在许州，周长九里；一处在鄢陵，周长二里。至于孔武仲诗中“亭下湖光凝不流，及百尺楼台醮新绿”的句子，都是咏写汝宁府城西面的西湖。又说汝州城西有西湖，一名龙塘坡，湖水四季不枯竭，灌溉田地一千多顷。湖广沔阳州东南一百五十里有西湖，景陵县西湖就是唐代陆羽传中所说的“景陵县西湖有鸿雁聚集在陂桥上”。孝感县有西湖村，宋太祖尚未显达时曾到那里索酒，村中老妇拿酒进献，说：“[OCR疑误：▯]禁令非常严格，这是私自酿造的酒，幸好请秘密收藏。”后来宋太祖登基，便解除西湖的酒禁，以报答她的福德。福州府城中的西湖，湖上过去有一座山，越王无诸时，一夜之间飞到了临海郡。漳州府城西面的西湖，泉水极其甘美，可以避除瘴疠；湖上有绿萝掩映的幽美胜景。古谚说：“圆山一声长啸，西湖便会干涸，这时就会有公卿出现。”大概指的就是这里。长泰县西面又有西湖池。考察四川成都崇庆县的西湖，湖中亭台馆舍环绕，是一州的胜景。汉川的西湖有金龟亭。伪蜀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广汉太守孟彦晖上奏说：“有一只九寸长的金龟在西湖荷叶上游动。”并绘图献上。叙州富顺县有西湖，《舆地纪胜》说：“西湖周长三里，湖中有洞，幽深曲折。过去有人进入洞中，看见两个女子在洞里梳头，便把石镜送给她们；这个人因此获得百倍财富。”另一种说法说，湖水清冽，有许多好鱼、菱角、芡实、蒲草、荷花，充满湖中。范石湖《吴船录》说：“从青城县走二十里到周家庄，再走十里到蜀州郡圃内的西湖。湖面极广，正值芦花盛开；叫来湖船泛游，把缆绳系在修长的竹子和古树之间，景物极其野趣，是西川的胜地。”至于广东潮州府治西面的西湖，绵延十多里，山色湖光历历如画。宋代陈尧佐曾有诗说：“城郭附近水连着山，公务之余独自往来游赏。”廉州府城有西湖，湖上有平湖书院。宋代寇准、苏轼、苏辙先后被贬到这里，苏轼曾有“西湖平，状元生”的话。琼州府城西面有西湖，一名顿崖潭。天下西湖中最大的，没有比广西桂林府的西湖更大的；它环绕浸润隐山六洞，面积宽达七百多里。按范成大志书说：“隐山六洞都在西湖中。隐山上有六洞：一名朝阳，二名夕阳，三名南华，四名北牖，五名嘉莲，六名白雀。”泛舟湖上停船后，从西北登山，先到南华洞；出洞向西走到夕阳洞，走到尽头有石门，可以出去到北牖洞；出洞十多步到朝阳洞；再向西到北牖穴口，洞口狭窄，侧身进入，里面有穴道通向嘉莲洞。西湖之外已有四座山峰险峻高耸，碧玉般的千峰倒映在水面上，已经十分奇绝；而湖心又浸润着隐山诸洞之外另有奇峰，其美妙连绘画也无法表现。《广舆记》记载，云南也有西湖，在府治西面，周长五里，就是滇池的上游；蒲草水藻常青，人们多划船游赏。同样都叫西湖，唯独杭州西湖，喜爱它的人把它比作西施，嫌恶它的人却把它看作销金锅。又有人为它解释说：“西湖每天消耗一寸黄金。”有人认为它每天都能产生一寸黄金，于是议论纷纷，而西湖依旧如此。唉！造物主也忌讳名声，西湖尚且如此，何况人呢？说 《鉴湖说上》【宋】王十朋

译苏东坡说，杭州有西湖，就像人有眉目一样。我也说，越地有鉴湖，就像人有肠胃一样。这两个湖对于东南地区来说，都不能不治理，而鉴湖的利害关系尤其重大。从前东汉太守马臻开凿这座湖时，它位于会稽、山阴两县交界处，周围三百五十多里，灌溉田地九千多顷。湖面比田地高一丈多，田地又比海面高一丈多。水少时，就把湖水泄入田地；水多时，就把田水泄入大海，所以会稽、山阴没有水旱灾害。从汉代以来，历经六朝、东西两晋、隋、唐、五代以及钱氏政权，一千多年间百姓都享受它的利益。到了本朝建立以后，才有盗占湖地改作田地的人，但当时危害还很小。祥符年间有十七户盗占湖地；到庆历年间，已改作田地四顷。当时三司、转运司还严厉责令州县恢复田地为湖。此后官吏因循敷衍，禁令防范不严，侵占盗用越来越多。到治平、熙宁年间，盗占田地的有八千多户，改作田地七百多顷，湖也逐渐荒废了。然而官府从未停止禁止，百姓也不敢公开盗占。政和末年，有小人向州内结交权贵，专门谋划应奉取悦之事，于是建议废湖为田，每年把收入输送到京师。从此奸民和豪族公开侵占强行据有，再也没有顾忌。所谓鉴湖，只剩下一个名称，而水旱灾害年年不断。如今侵占湖地改作田地二千三百多顷，每年得到租米六万多石。官吏只看见六万石的利益，却不知道九千顷田地遭受的危害；即使知道九千顷的危害，也不知道湖泊废弃后，危害并不止九千顷而已。鉴湖开凿有三大利益，废湖为田有三大危害。天降大水、大旱并不常有，但小水、小旱哪一年没有呢？自从废湖为田以后，雨水稍多，田地就被淹没；放晴不久，水又已经干涸。有人说，祸患虽然殃及九千顷田地，但官府实际上得到湖田六万石的收入。唉，怎么想得这样不深呢！发生灾害必然要申诉，申诉后必然勘查，勘查后必然减免赋税；得到的是湖田的租税，失去的是正常赋税，这样得到的究竟有多少？失去常赋而用少量湖田收入补偿，尚且可以；九千顷民田的损失无法计算，又拿什么来补偿呢？君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收入本来就很广，难道要贪图六万石收入而使百姓受苦吗？况且湖田今天暂时有收入，将来同样会和九千顷田地一起遭受灾害。湖泊全部废弃后，把湖改成的田地还能耕种吗？如今遭受水旱之害的，不只是九千顷田地，连湖田也已经受害了。没有湖泊，九千顷肥沃田地和那六万石收入所依靠的田地，都将变成黄茅白苇之地。越地人靠什么生活？六万石收入又从哪里来？这是第一大害。鉴湖三百五十八里之内，蓄积着三十六条山源流来的水。即使遇到大涝，水也不会造成灾害，是因为湖能容纳这些水。如今废湖为田，三十六条山源的水没有容纳的地方。万一连日下雨，洪流滔天，水无处归宿，就必然会漂没房屋、冲毁城郭、使百姓遭受水灾。这一点我曾听说，绍兴十八年，越地发生大水，五云门都泗堰水高一丈，城池没有毁坏只能说是幸运。假如将来湖泊废弃得比现在更严重，而洪水又超过往年，危害将会怎样？这是废湖为田的第二大害。自从越地有了鉴湖，年年没有水旱灾害，百姓衣食充足，所以当地风俗称为容易治理。自东都以来，守会稽、令山阴的官员，很多以循吏著称，史传中记载的无法一两个列举完。这并不一定是过去的太守、县令都贤能，大概是百姓生活在丰年，家家温饱，他们行善自然很容易。近些年以来，诉讼大量兴起，百姓流亡，盗贼增多，都是由于年成不好造成的。去年秋天发生灾害，山阴、会稽两地因此发生的诉讼尤其多。这并不是过去的百姓都善良，而今天的百姓都顽劣鄙陋；礼义产生于温饱，盗贼起因于饥寒，形势本来就是这样。这说明废湖为田，不只是耕种者受到危害，诉讼和盗贼也都由此产生，这是第三大害。自祥符、庆历以来直到现在，提出恢复鉴湖建议的人很多，但湖泊最终仍不能恢复。并不是湖不可恢复，而是反对意见能够动摇恢复湖泊的建议。反对意见之所以能够动摇建议，也是因为提出建议的人没有深入考察其中的利害。提出建议的人说：湖泊废弃，就会使九千顷田地受害，不能不恢复。反对者说：九千顷田地虽然受害，但正常赋税并没有损失；把湖改成田地，官府所得利益反而更多。只要提出建议的人最终能够压倒这些浮泛的议论，使人明白三大危害，从而驳倒反对意见，那么恢复鉴湖就必然势在必行。《鉴湖说下》【宋】王十朋 废湖有三大危害，这是确定的；但也有三件难事：一是会受到反对意见的动摇，二是工程用工多、费用大，三是郡守更换频繁。如今侵占湖地改作田地的，都是权势之家、豪强家族；他们侵占已久，一旦要夺回湖地、恢复湖泊，他们必然聚众游说议论，妄自陈说利害：“这是劳民伤财，会损失官租，还会有摊派征发的烦扰，也没有堆积土方的地方。”他们争相提出各种异说，用来阻挠官吏；官吏本来就陷于因循苟且的习惯，又被有势力、善言辞的人煽动，改变主意而希望成功，可能吗？这就是受到异议动摇的第一难。过去有人计算过疏浚鉴湖的工程：每天役使五千人，挖深到五尺，要十五年才能完成。这是张伯玉的说法。用工如此之多，历时如此之久，费用会有多大？如今不疏浚湖泊，财用尚且不足，何况兴办这样巨大的工程，岂能没有无法估量的费用？这就是工程用工多、费用大的第二难。太守、县令治理郡县，任职长久才能办成事情。何况鉴湖的开凿恢复，不是一年一时能够完成的。如今担任太守的人，有的任职一年就升迁，有的半年便突然调换。他们没有时间过问湖泊的利害，也没有时间治理，不论知道还是不知道，都来不及处理。

译其中有些人慨然有志于开凿恢复鉴湖，工程尚未施行，离任的期限却已经逼近了。后来者见解不同，屡次改变前人的议案；太守如此频繁更换，却想兴办浩大而长久的工程，行得通吗？这就是郡守更换频繁的第三难。湖泊不能不恢复，却受困于三件难事，难道终究没有办法开凿恢复它吗？我认为，要制止浮泛的议论，不能不把利害关系向朝廷说明。就像过去在天下推行经界法时，本来有许多不愿此事、并加以动摇的人；但经界法最终还是推行了，百姓也享受到它的利益。这是因为朝廷支持此事，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何况只是一个鉴湖呢？反对者不过说：劳民伤财罢了。劳民伤财用于无用而不急迫的事务，当然不可以；但鉴湖能说是无用而不急迫吗？自从湖泊废弃以后，每年多有灾害，贫民艰难度日。如今利用农闲招募百姓疏浚治理，官府出钱，百姓出力，双方都有利益。百姓虽然劳作却不感到厌烦，钱虽然花费却没有白费。他们又说：官府会失去湖田租税，百姓会受到摊派征发的烦扰。鉴湖开凿以来已有一千多年，过去没有湖田租税，国家也没有因收入不足而受困，难道今天偏偏会缺少这一点收入吗？何况湖泊恢复后百姓的利益增加，正常赋税不会损失，百姓没有灾荒诉讼，官府也没有勘查、减免赋税的烦劳。比较两者所得，究竟哪一种更多呢？至于钱粮费用，全由官府支出，不向百姓征取；竹木等材料虽然取自百姓，却全部按价值赔偿。如果胥吏借机骚扰百姓，就严加依法惩治，还会有什么摊派征发的烦扰呢？很多人说湖泊可以开凿恢复，但土方无处堆放，过去吴文长常常谈论此事。如今湖边空地本来就很多，选择适宜便利的地方，按照远近，把淤泥堆积成土丘，并不值得担忧。阻挠疏浚湖泊的人不过提出几种说法，而这些说法都可以驳倒，还有什么浮泛议论值得忧虑呢？所谓每天役使五千人、挖深五尺、十五年完成，是把三百五十里湖面全部计算在内的说法。我认为如今疏浚湖泊，不必一下子把三百五十里全部恢复。自熙宁以来，提出建议的人主张两处都保留，划定牌内、牌外的界限。现在界牌还在，但牌内的湖地也已经被侵占改作田地了。为今日计，应先恢复牌内的湖泊；这样用工本来就少一些，牌界以外的地方则可以逐步治理。所需费用，除由本府筹划外，还应向朝廷请求，乞取湖田的收入之米，用作雇工兴办工程的费用。朝廷拿出六万石米，并不算多；湖泊得到这笔米来办理工程，费用就会十分充裕。恢复鉴湖，必定要经过长年累月；有长期兴办的工程，却没有长期任职的官员主持，那么意见稍一动摇，工程就必然半途而废。又应当请示朝廷，在越地设置“开湖一司”，命守、倅兼任提举、主管之职，如同兼管劝农、学校事务之类；又命两名知县分别负责督办。过去会稽、山阴知县都兼带“提举鉴湖事”之职，守臣既然主管此事，就必须承担责任；即使官员调动不常，后来任职者也不得不接续办理，并不是因为他们方法相同，而是职务使然。又让倅在任期终了时负责管理此事，县令在任期终了时负责督办工程，这样责任就更加有所归属。命监司负责督察，等到湖泊修复之日，凡是主持此事、督办工程的人，都依次加以奖赏。这样，鉴湖就不必担心不能恢复了。从前议论恢复鉴湖利弊的人很多，没有谁比曾子固说得更好。子固说：“认为鉴湖不必恢复的人说：湖田的收入已经很丰厚了。这是那些贪图侵占湖田耕种的人所说的游谈之辞。假如湖废弃了，湖田也会干旱。认为鉴湖不必疏浚的人说：只要加高堤防、壅塞水流就够了。这是好争辩的人替那些喜欢听取苟且简便办法的人说的。按照地势来比较，使水位壅高，必然会冲毁城郭。这两种说法既不能采用，而想要禁止侵占湖田，就有蒋堂所制定的赏罚办法了。” 想要谨慎地蓄水和泄水，就有杜杞关于开闭水闸的办法。想要彻底断绝佃户侵耕，就拔掉他们的禾苗，责令他们出力恢复湖面，并加重处罚，这又有杜杞的办法。想要知道疏浚湖泊的深浅、所需工役多少、所需日数多少，以及增修堤防所需竹木费用多少，使这些费用有着落，伯玉已经计算过了。确实能够汇集各种意见，考察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再由我们加以润色实行，那么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什么利益不能恢复？子固过去任越地倅时，最了解鉴湖的利害，所以一并记下大概。有谁能够实行子固的话，又不放弃我的两条意见，那么鉴湖大概就可以恢复；否则，姑且保存这些意见，等待马臻再生也可以。《浙江潮候图说》　【元】褧伯宣 凡是流入海中的水，没有不与潮汐相通的；但浙江的潮水独独不同，这是地势造成的。浙江江口有两座山，南面叫龛山，北面叫赭山，一同耸立在江海交会处，称为海门。下面有沙潬，横跨江面东西三百多里，好像伏着的栏槛。潮水进入江中时，起自浩渺的水域，突然受到收束，受到沙潬的逼迫阻碍，回旋冲激，折转奔向两山之间，拗曲而怒，不能泄出，于是奋力向上冲腾，好像白色彩虹横贯天空，又如奔雷震响大地。观看的人胆战心惊，涉水的人心中悸动，所以这里是东南最险要的地方，不是其他江河可以相比的。推究潮水消长的原因，有人说是天河激涌，有人说是大地机关开合；推测早晚潮汐的规律，有人说依附阴气而随从阳气，有人说随着太阳而响应月亮。地理志、论潮之书，言论各不相同、说法各有区别，怎么能够统一呢？大概圆形的天体运行，由大气托举；方形大地静止，由大水承载。气有升降，地有浮沉，于是产生潮汐。月亮有盈亏，潮水有起伏，所以在朔日、望日潮势盈满，在两弦日潮势较虚，在朓、朒时潮势消息，在朏、魄时潮势消退，潮水大小因此有一定规律。月亮是阴气的精华，是水所依附的地方；太阳是阳气的根本，是阴气所跟随的对象。所以白天潮汐到来的时候，太阳通常处在子位；夜间潮汐到来的时候，月亮必定处在午位，于是时刻便确定了。卯、酉之月是阴阳交会的时候，所以潮水大于其他月份。大梁、析木是银河的渡口。朔日、望日以后，是天地变化的时候，所以潮水大于其他日子。寒暑变化的关键在丑、未两时。一暗一明，便有两次潮、两次汐；一朔一望，便有两次亏、两次盈。这是天一地二的规律。月亮运行在上方，水流分布在下方，进退消长相互作用而生成。历法数术可以推算，丝毫不会差错；这就是大地上最可信的规律，冥冥中得到神明的辅助，自古至今不会改变。《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