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四

译序 《两浙观风诗》序　【明】王守仁 《两浙观风诗》是浙江士大夫为佥宪陈公所作的诗。古代天子巡行诸侯国时，就命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间风俗。后来巡狩制度废止，陈诗的制度也消失了。春秋时期，各国君主和大夫相互会盟、防守、访问、馈赠，仍然各自赋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并互相祝颂。今天所谓观风之作，大概也有祝颂的意思。帝王巡狩，并不只是陈列诗歌、观察风俗而已。天子刚到方岳之下，就要按礼制祭祀山川；朝见当地诸侯，考察律历、礼乐、制度、衣服和贡纳，以观察百姓的喜好和厌恶；召见百岁老人询问政事得失，奖赏有功者，惩罚有罪者，这些都是为了施行王政、兴建治功，意义也实在重大。汉代的直指使者巡行，唐、宋的观察、廉访、采访等官，以及今天的按察官，虽然都称为观风，实际上都是代替天子执行巡狩之事，所以观风本来是帝王的事情。陈公以著名进士身份入仕，从秋官郎升任佥浙臬，掌握刑罚以及生死荣辱的大权，代替天子在一方观察风俗，这不是既荣耀又重大吗？唉，这也确实很难。陈公刚到浙江时，正逢旱灾，百姓无法生活；饥饿的人仰头等待哺食，陷于困境的人呼喊盼望解救，患病的人呻吟，忧郁的人怨恨，不能平反的人鸣冤；弱者、强者、跌倒者、咬噬者、横行作乱者、狡猾偷盗者，都乘机钻空，接连不断地出现并四处爆发。在这种时候，如果陈公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我看形势就危险而危急了。幸亏陈公才智明达、神威果断，不惊慌、不激烈，安抚、柔化、抚摩、剔除弊病，终于取得了成效。不到一年，饥饿的人吃饱了，陷于困境的人得到解脱，呻吟的人唱起歌，怨恨的人感到快乐，蒙受不平的人得到申雪，跌倒的人重新站起，咬噬者受到驯服，作乱者归顺，盗窃者安定下来；经过涤荡、剖析、清理，最终都化为无事。于是修复废弛的政务，振兴衰废的事业，询问百姓疾苦而使他们得到休养；慰劳农民，劝勉读书，以兴起教化。后来登上会稽山、天姥山，进入雁荡山，登临金娥山，观览江山的形势胜景，感慨长叹，凭吊伍子胥的忠义，礼敬严光的高节，仰慕遥远的高尚足迹，在仿佛之中承受遗风，这当然也是大丈夫得志而推行道义的一种快乐。然而陈公刚开始任职时，对百姓忧患的忧虑，也已经无所不至了。陈公只忧虑百姓的忧患，所以百姓也以陈公的快乐为快乐，彼此欢欣鼓舞来歌颂陈公的德行。这样看来，今天观风之作，难道只是表现我们对陈公的深厚感情吗？还是也表现陈公对我们百姓的深厚恩惠呢？不过，陈公忧虑百姓的忧患，他的恩泽已经没有一天可以忘记；百姓以陈公的快乐为快乐，对他的爱慕也已经与日俱深。凭陈公这样的才干器识，天子难道会让他长期留在外地任职吗？那么陈公终究会有离任的一天。既然如此，可以快乐的事情还能有多少，而可以忧虑的事情最终又由谁来承担呢？这样看来，今天的观风之作又不只是歌颂陈公对我们的厚爱，还要借陈公寄托对继任者的希望，希望他们也能像陈公一样。这样，陈公虽然离去，但他忧虑百姓、爱护百姓的事业仍然有永久的托付，也因此不会失坠。《送南元善入觐序》　【明】王守仁 渭南南侯任越地太守时，越地的弊病已经延续几十年了。巨大的奸恶之徒和首恶之人盘踞其中，根深蒂固，历任贤能的太守接连而来，却没有能够除掉他们。政务积弊，事业毁坏，风俗也因而衰败。到了南侯任职，便果断地剪除弊端，使一切焕然一新。禁绝奸恶、贪婪、残暴之事，不许它们施行；狡猾虚伪、淫靡奢侈，以及懒惰苟安之徒，也都感到违逆失常、处处不便。他们相互煽动，暗中编造谗言、接连散布诽谤。城狐社鼠般的奸徒又结党互比，推动散布各种毁谤，于是谤言大肆流行。士大夫中替元善担心的人劝阻说：“诽谤太厉害了，何不停止呢？”元善像没有听见一样，坚持得更加坚定，推行得更加果断。他还说：“百姓并不是没有是非之心，只是蒙蔽昏昧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是因为学问没有讲明、教化没有彰显。我难道可以没有责任，却只把过错归给百姓吗？”于是他每天到学宫，召集生员，用圣贤的志向来激励他们，用修养身心的学问来启发他们。士人也被习俗污染所蒙蔽，哄然惊疑，说：“这是迂阔的言论，难道要废掉我们的事务吗？”于是又彼此煽动，诋毁非议他。士大夫中替元善担心的人劝阻说：“百姓的诽谤像刚燃起的火，士人又在上面浇油，谁能让它不烧成灰烬呢？何不干脆停止吧？” 元善像没有听见一样，坚持得更加坚定，推行得更加果断。于是他又整修稽山书院，集中那些才智出众的人，每天对他们谆谆教诲，勤勉不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时期，大家真诚地受到感动，思想也彼此信服。三学以及各县的士人，也逐渐受到触动，每天都有所觉察，每月都有所领悟。于是争相奋发说：“我们如今才知道圣贤之道确实可以实行。若不是南侯到来，我们恐怕早就停止了！南侯真是我们的老师。”于是百姓的诽谤也逐渐消退。他们起初还说：“南侯对我们，利害各占一半；我们对南侯，恩爱也各占一半。”到这时恩惠遍及、泽流四方，政务越来越便利，大家互相悔恨说：“我们起初不知道南侯是在爱护我们，反而以为他是在加害我们；起初不知道南侯是在拯救我们，反而以为他是在劳累我们。我们难道没有人的良心吗？南侯真是我们的严父、慈母。”这时南侯将要入朝觐见，百姓惶惶不安，请求挽留却不能成功，便和许多士人商量说：“失去慈母，我们将靠什么来哺养？离开严父，我们将依靠什么？”士人说：“唉！父亲和母亲生养了你们的身体，南侯和我们的老师却实实在在生养了我们的心。我们难道可以一天没有老师来治理我们吗？”于是大家共同托请阳明子出面，恳求挽留南侯。阳明子说：“三年一次入朝觐见，是重大的典礼，南侯怎么可以留在这里呢？不过，这件事关键在你们士人和百姓的内心。顺承老师的志向而不违背，是子女善于奉养父母；离开老师朋友而不背弃，是弟子善于学习。否则，即使留在父母膝下侍奉，拿着几杖，也仍然是不善奉养，甚至像手持武器闯入家室的人一样，哪里一定要靠挽留南侯才行呢？”众人都默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说：“您的话是对的。”于是彼此看着，迟疑着退去。第二天，师生又相继前来，请求说：“我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希望把您的话转告给南侯，或许可以使南侯早日回来。”不久便有办法加速诸生的教化，慰藉百姓伸长脖子盼望的心情。《台学源流》序　【明】金贲亨

译台州，古代是荒远之地。经历汉代直到吴国，才开始有人因幽深的操守和坚贞的忠诚闻名当世。晋、唐之际，具有节操气概和文学才华的人，也清楚地出现在典籍中，但还没有听说有所谓圣贤之学。到了宋代治平、宣和年间，有徐氏二位先生出现，才开始传授胡氏之学，成为本地人的宗师。紫阳朱夫子亲笔大书表彰他们的墓，并称许他们把道学传之后世千古。于是二位先生的名声更加显著，士大夫和学者仿佛耳目一新，另有了见闻。不久石克斋子重潜心研究伊洛之学，与晦庵结交，指挥他的门徒杜良仲等前往拜师，仿佛古代贤者撤去讲席而亲自授业。于是有识之士如虹霓般仰望、如赶集般趋赴，只怕不能早晚亲近考亭。当时能够吸收并充实自己容量的人，共有若干。宋太史景濂说朱晦庵把道统传到江南，而台州尤其兴盛，难道不是有根据的吗？其中像赵然道兄弟，又是同时出入朱学、陆学两门的人。朱晦庵后来拜访鲁斋王氏，等到我们台州人见到鲁斋，就像见到晦庵一样；接受雕琢而成才的人又有若干。自此考亭之学形成后，代代相传，直到今天仍未衰落，这就是他的功劳。唉，台州还是同一个台州，但孕育英才贤者，前后却突然大不相同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因为圣贤之道存在于人心，有人倡导便有人应和，天地间太和元气的通达不会困厄终止、不会不大为亨通吗？安定是一位老师，紫阳是一位老师，象山是一位老师，鲁斋王氏又是一位老师。他们的教法与我们本地贤者所学习的东西，是否相同呢？各随所见而有所见，各随所趋而有所趋，我不敢断定它们相同。是否不同呢？他们都以圣人为宗旨，以自己的内心作为权衡，在洛学中检验高下，希望不会有所差错。过去逊志先生曾说：“前人没有传下来的东西，是后死者的责任。”他想撰写一部记载乡里的书，作为乡里的规范，可惜没有成功。我的朋友竹江赵渊君想继承他的志愿来编写，也带着遗志去世了。嘉靖戊申年暮春，我前往竹江，住在赵君墓旁的小轩中，住了两夜，忽然警醒而有所感触；不顾自己荒疏浅陋，回去后便谋划编写此书。于是咨询年高有德者，考察传记志书，搜寻发掘偏远隐微的资料，经过十八个月书才完成，题名为《台学源流》。借此可以看见，山海之间的地区屡次受到大贤君子的教化，这是本地人的幸运；也可以看见我们台州贤人很多，使后人有所观摩效法，并且由下游追溯源头，不至于在趋向上迷失，同时也算完成先正的志向，履行后死者的责任。这部书共七卷，传记三十八篇；另有十五人因疑惑而无法考定，只附列姓名以待后考。我又私下在各卷末尾缀写一些浅陋的话，借此请有道德的君子指正。《四明文献志》序　【明】张邦奇 《四明文献志》九卷，连同补志共十卷，是少司空菫山李先生所作。凡是出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或曾在这里任官的人，他们的言论足以激励世人，文章足以阐明道理，这叫作“文”；道德足以修养自身，行为足以作为风俗的榜样，功业足以有利于民生，这叫作“献”。志书以品行事功为先，以文章辞采为后，这是本末的次序。四明自汉代以来，文献大概各代都不缺。到了庆历五先生，他们的光明德行和美善品行成为乡邦表率。及至濂、洛之学流行，辅助传播这一学说的士人比其他郡更多。官府也能够敬重、推奖、选拔他们，以倡导激励风教。所以四明的文献在天下最为兴盛。南山黄公曾经编录成书以流传和表彰人物，实际上简略记载文章辞章，记载乡贤却没有涉及名宦。菫山先生于是遍考各种书籍，旁征博采并询问父老，又用自己的见解加以裁断，编成这部志书。与黄公的《录》相比，内容更加详尽广博。这样之后才看见我们四明之士的文章德业，灿然光明，仿佛登上泰山、东岳，探看群山争奇聚秀，实在无法穷尽。只是贤哲年代久远，风气日益浇薄，士人只谋求眼前利益，念头达不到天下大事，迎合市井儿童的见解，忘记仰慕高尚德行的本心。这样继续下去，我还怎能对所谓文献有所希望呢？况且士人立身，是为了把自己寄托于时代；如果衡量百世之后，竟然不能在本乡的名录中取得一席之地，难道不可悲吗？侥幸逃过一时评议的人，不值得一提；而等到临近死亡时才得到定论，才是令人畏惧的。看了这部志书，谁不会奋发振作，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呢？先生立志编纂此书的功劳，因此显得格外重大而重要。先生以进士身份入仕，历任官职直到上卿，所到之处都留下声望和政绩；年纪刚到五十岁，便辞去政务，又把心力用在编写这部书上。大概君子的道理，就是无论居于何处都使实际事务得到治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嘉靖《宁波府志》序　【明】张时彻 宁波古代是会稽郡，过去有《会稽志》，颇能考证本郡的事情。在它以前有张津的《乾道图经》，以后有罗濬的《宝庆志》、袁桷的《延祐志》、王元恭的《至正续志》、杨实的《成化志》、黄润玉的《简要志》。如今流传的是《杨实志》。到现在长期缺失，大概已经九十五年了。又遭遇火灾，我的朋友戴鲸感慨文献无从考证，于是总合辑录，题名《志征》，内容更加详尽核实。威远周君到任后，拜访我请求说：“我希哲没有什么才能，惭愧地任职掌管此地，不了解本地疆域的缘故，屡次向熟悉掌故的人询问，却没有听到什么。俗话说：‘不熟悉做官的事务，就只看自己已经办成的事情。’如果连自己的政事都无法考察，我凭什么治理政务呢？”他希望我谋划这件事，我本来极力推辞，却推辞不掉，于是召集文学之士。大家商议说：“从前《吕氏春秋》由众多贤才共同完成，尚且难免有庞杂的讥评；《淮南子》采集各家言论，仍然受到邪僻诡异的讥刺。诸位能够避免这些问题吗？”众人都说：“岂敢不尽力！”又说：“志书如果不以司马迁、班固为法式，体例就不完善；不表述沿革，废置就无法分辨；不区别疆域，地理形势就不能明白；

译不综合经制，保守和治理就没有纲纪；不详记土地，徭役赋税就没有标准；不记录人物，褒贬就没有条理；不采录艺文，著述就不完备。诸位能够辨明这些吗？”众人都说：“不敢不尽力！”于是分门别类，让各人充分搜集自己的见闻，探访幽深隐微，搜求散失文献，订正错误，核实名目和事实。大概从历代国史、碑铭、志状直到稗官小说，凡是可以作为凭证的材料，都加以采录；又向年长者求证，用天理民彝加以裁断，以整理王朝典章，严明治理纲纪，彰明万物法则，端正人伦关系。始于嘉靖己未年九月十六日，至庚申年五月六日完事，共分五类，列五十目，编成四十二卷。我仔细观览后，不禁叹息说：“我因为编这部志书，更加重重叹息政务习气不如古代。古代的政务统一，如今的政务纷乱；古代的疆域安宁，如今的疆域扰乱；古代的徭役简少，如今的徭役繁多；古代的赋敛宽舒，如今的赋敛苛急。这些都是由上层造成的。古代崇尚节俭，如今崇尚奢侈；古代崇尚质朴，如今崇尚浮华；古代致力于根本、努力于实业，如今却追逐末技、沉溺声色；古代行为有内在根本而显出枝叶，如今言语反而满是枝叶。” “这些都是由下层造成的。由上层造成的，我没有办法改变；由下层造成的，又不能挽回转变，那么将用什么来洗涤相互竞争的浮薄风气，使社会返回淳厚质朴呢？”俗话说：“阻挡狂暴的洪流，要用千钧重石；治疗奇异的重病，要用价值百金的药剂。”既然如此，想要恢复驺虞、兔置那样的盛世，消除《鸿雁》《苌楚》所表现的悲哀，难道是平凡之人所能希望达到的吗？唉！生活在这里、在这里做官的人，读到这些，可以深长地思考了。过去我稍有知见时，登临山川，远远追想古代，看到旧志中的错谬，常常感到遗憾。等到退居田间，多次把这些话告诉当权者，大都认为迂阔空泛而不值得过问，甚至以有所嫌疑为借口，于是我便放置下来不再说了。如果不是周君主持政务，首先倡导这件大事，谁能够无所凭借而开创此事，留下不朽的良好规划呢？但我私下仍感到惭愧。子长司马迁、孟坚班固，都是世代相传的史家，才华雄视千古；可是他们写书都历时多年，一个因受腐刑而发愤，一个因续写史书终于由女弟代成，评论者仍有人认为其中有缺憾。如今凭我的疏漏，在几个月之间完成此书，想要一点错误都没有是不可能的。读者还希望共同为我订正。这件事由海道副使谭纶公倡成，继任郡守曾镒君接续办理，郡丞侯国治君始终协助赞成，对我帮助很多，所以一并记在这里。《西湖游览志》序　【明】田汝成 海上的人往往谈论蓬莱三岛的美景，恍惚渺茫，没有踪迹可寻。哪里比得上西湖重重青山、浅浅碧水，环抱着秀丽的城郭，陆路水路都可以到达游览？何况帝都富丽华美的装饰，即使海上人所称说的珠宫贝阙、琪树琼花，也不过如此。西湖美景冠绝天下，声名传到海外，实在理所当然。然而天下的名山大多都有志书，唯独西湖没有，难道不是典章上的缺憾吗？从前五岳山人黄勉之常对我说：“西湖没有志书，就像西施没有画像，霓裳舞没有曲谱。您为什么不编一部呢？”当时我恭敬地答应了，但此前五六年一直在外做官，没有空闲。等到服丧期满除服后，才暂且来游览西湖。风景没有改变，但好友已经去世，他的话仍在耳边，自己违约却已很久了。于是想到古人因遇吉祥而授琴，用来舒解郁结；听到笛声便作赋，用来感发幽隐之情。我虽然不敏达，私下把山水比作笙歌，打算通过撰写志书来兑现诺言。一件事情兼有两种意义，正好符合我的心意。于是广泛汇集见闻，再次考证行迹，辑录撰写这些文字，叙述山川，附载名胜，揭示纲要、统摄条目，编成二十四卷，题名《西湖游览志》。把删削后留下的材料兼收并蓄，分门别类汇集，共编成二十六卷，题名《西湖游览志余》。有客人批评我这部书多写游乐宴饮、歌舞之事，容易引导人宣扬奢侈，不是用来助长教化的。我认为，志书是史书的一种体裁。史书如果不如实记录，读者将凭什么考察呢？所以泰山、华山、终南山，守国的人依靠它们作为坚固的屏障；武夷山、雁荡山，修道的人把它们看作超脱尘俗的地方；岳麓书院、鹅湖书院，讲学的人把它们开辟为讲授学业的场所。西湖在这三方面一个也不具备，却想避讳游乐宴饮、歌舞之谈，借用雄奇景观来装饰，只会增加虚浮伪饰，史家是不这样做的。客人又批评我这部书题名虽系于西湖，却旁及城市，名实不相符合。我认为，西湖是南北两山的秀美精华；南北两山是西湖的屏障和根本。灵气滋养、美善酝酿，条理贯通于其中。如果不追溯山川的根本、不分辨源流枝脉，西湖的整体就无法彰明。所以旁及城市，正是为了完整描绘西湖。学使文谷孔公曾经阅览此书并称赞说：“这大概就是郡史了。”他想把褒贬都记载清楚，准备刻印流传，却因服丧离职。侍御纪山曹公也想刻印流传，又因服丧离职。到这时，侍御剑泉邬公巡按两浙，政务严肃、风气清明，博学雅正、崇尚文教，关心艺文。布置政务之余，访求到这部书，阅览后很赞赏，对郡守严公说：“这确实是郡史，可以流传了。” 严公恭敬地答应了，把此事交给副守丘公总理；民部秋轩薛公、水部洪宇公、王公都在杭州征收税赋，听说这项盛举，也捐出资财。不到四十天，刻版印刷就完成了。我私下惭愧自己才力微薄、见识浅陋，删改编订没有方法，文字又像符篆般难懂、粗鄙可笑，辜负了上官的雅意；这些书稿只配拿去盖酱缸，必将招致通达之人的讥笑。如果有人肯补正其中的缺略、纠正其中的错误，汇编成另外一部集子，使它承受我的荣耀，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吴兴掌故集》序　【明】徐献忠 我自嘉靖丁亥年游历吴兴以来，喜爱那里的风土人情，安然居住在那里。于是编写这部《掌故集》：从正史到稗官小说等书，以及旧日记录中所载的内容，有的已经散失，再加上我个人浅陋的见解，凡是可以供志书采录叙述的，全都记录下来。吴兴处在水乡泽国的上游防地，当地风俗一向朴实厚重，完全没有奇技淫巧和奢靡放荡的习气。自汉代以来，流寓此地的人以及宋室南渡时的诸位贤者，大多居住于此，大概是有缘由的。当地原有的风俗节俭吝惜，又加上君子遗留下来的风尚，所以直到今天仍以崇尚礼节著称。不过我因从事笔墨工作而年老衰惫、才疏学浅，实在有许多惭愧和辜负，只能姑且附列在野史一类之中罢了。山中空寂，白昼漫长，我在灌园采药的闲暇，把编成的记录放在几案上阅读；千百年来的旧闻，一下子便可以尽览，这当然是山居生活的一大乐事。因此作序并收藏此书。《海塘事略序》　【明】吴鼎

译我读河渠方面的书，每每为治水的艰难而长叹三声。原来民居逐渐被海水吞没，人们把责任推给天命；百姓却要问：掌管我们的人难道不仁慈吗？于是有人起来堵塞海患，倾倒林木、竹楗、石块和木桩，参加背柴运料的劳役；又用隐晦的文章加以讥刺，当时议论纷纷，也真令人畏惧。俗话说：“淹没时只求保命，逃出来后便索取钱财。”可悲啊，百姓实在不能作长远的打算。我曾向东眺望海涛，向北俯视三吴，沿着钱塘的石塘防线和天然险阻巡视。父老说：“若不是武肃王钱镠，这里岂不早已成为浩荡的水乡了吗？”钱镠也真是个大丈夫，果真能够向潮水射箭使其退却吗？关键还要看他安抚百姓、驾驭局势的方略如何罢了。后来遗民经过他的墓，流泪哭祭并在祠中奉祀他；与他当年任人怨恨而建立的功业相比，哪一个更多呢？我于是又感叹：有建立功业的人，最终不会被世人遗忘。海盐处在钱塘下游，海水更加容易决口，渐渐逼近城郭。当时并不是没有武肃王那样的才智，只是拘泥文法、牵制于习俗而苟且偷安的人不肯办事，反而说：“不要妄动，以免造成扰乱。”这就好比住在水中的破墙下，墙基还没有来得及崩塌，便因此说它安稳。海盐的海塘与此有什么不同呢？过去听长者说：永乐年间海水泛滥，人民漂流淹死，良田房舍被毁达数万计；官民迁徙，艰难奔走以救灾，多年来在县中谈起此事，实在有令人伤心的地方。唉！假使当初及早治理，拿出数万金，竭尽三吴的力量，还是应当把它修好。小水流不堵，最终便会成为滔天洪水，到那时后悔还来得及吗？我曾私下筹划此事：沿海郡县屡屡防御水患而没有止境，如果拿出数年修筑的费用，一次大规模治理，凿开山岭、填平沟壑，从三江之口起，向南连接海盐，向西南直到海宁，再接连钱塘，延伸数百里，石堤像鱼鳞一样密列；若不是怀山襄陵那样的洪水大势，也不容易毁坏。这样虽然劳费极大，却能获得百世安定的利益，确实是上策。不然，趁灾患还不深，修缮加固险要处的旧堤，同时开渠、疏浚盐碱地，使海塘坚固，百姓的饮食也便利，除去祸害、兴办利益，费用少而日后负担轻。像焦廉访替海盐筹划的办法，也可以使当地安定百年吧？如果等到水势泛滥已经很大，才仓促征发闾左百姓的徭役，用沙聚成堆、用灰聚成团，想要阻挡洪流，这和用手去遮挡有什么不同？真可以说是毫无办法了，唉，实在难以说尽！我过去有幸与焦公同官，深知他宏大而非凡的功劳，也知道他不受众人议论迷惑；海塘的方略，全部具列如下。后来若有君子想要推广实行，可以拿来阅读参考。《桐乡张节妇诗册序》　【明】王世贞 已故茂才冯公与张太夫人诀别时，亲手拉着她说：“你要为我的身体殉死吗？那就应当为我的心愿而死。”如果不是这样，又有谁能代替我做你儿子的父亲呢？冯公诀别后，太夫人悲痛欲绝，不愿独自求全。后来她又说：“既然已经说定了，为死者而死固然可以，为活着的人而活也可以。我不忍心看着冯氏的后代无人照料。”当时冯公的父母已经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即如今的大夫孜，当时才三岁；另一个孩子还在母腹中。太夫人走到堂上哭着说：“要跟随冯公去死吗？如果没有我这个未亡人，谁来代替你做孩子的父亲？”她进入内室哭着说：“要跟随冯公去死吗？如果没有我这个未亡人，谁来代替你做孩子的父亲？”刚停止哭泣，便更加日夜辛劳经营生计，把自己生活所剩的全部拿出来奉养冯公的父母；又把奉养父母之后剩下的财物，用来供养大夫孜和所谓遗腹子。他们都送到外傅那里学习，修习文业，后来文雅有成。冯公的父亲去世后，只剩下他的母亲朱氏；朱氏年老，甘心接受太夫人的奉养，忘却自己孤苦无依。大夫孜的兄弟年幼，太夫人共同以义方之训教导他们，使他们忘记失去父亲的孤独。冯公去世后，太夫人头上不戴一寸首饰，身上不穿一缕华美丝帛，三十年如一日。如今隆庆二年，大夫孜考中进士。恰逢朝廷下诏旌表天下节烈妇女，大夫孜到宫阙之下上书陈述母亲的事迹，有司复核没有异议，皇帝说：“准许。”于是依照旧例旌表她的门第。大夫孜因进士身份任职于苏州太仓，官秩相当于二千石。太夫人不因儿子的显贵而自称诰命，只以节妇相称，前来接受奉养；此时已经六十岁。大夫孜谋划为太夫人设宴庆贺，把酒食进献给她。太夫人推辞不吃，说：“家中不幸，才使我获得这个名声；假如我饮宴庆贺，又把你父亲置于何地呢？”大夫孜坚持进献，她才请把酒敬给冯公的母亲，说：“我没有立即到地下去追随冯公，是因为姑母还在；姑母幸而身体健康，饮食起居照料我，使我得以活到今天。”她刚饮了一杯，便又把酒敬给大夫孜，说：“我没有立即到地下去追随冯公，是因为你们兄弟还在；你们幸而长大成人、显达光耀家门，使我得以活到今天。”说完又说：“不过，你们将来怎样报答我呢？”随后又说：“不要把我当作需要报答的人。天子采纳你的陈言来旌表我，我又拿什么报答你呢？你只要一心精诚地侍奉天子，不要使天子因我这个母亲而惭愧于你作为州县官、作为百姓父母官的身份。百姓就是你的赤子，你要用我抚养你的方式去抚养他们，不要使我因做你的母亲而留下遗憾，这就足够了。”大夫孜拜了两拜，说：“谨遵母亲教诲。”于是州中的荐绅士人受到大夫孜恩泽，又敬仰太夫人的节行，合写诗篇加以歌颂，请王世贞为此事作序。《万历金华府志序》　【明】王世贞 全国除两京以外，成为大藩镇的有十三个，而浙江最为重要。浙江的大郡有十一个，其中占据上游的有三个，而金华最为重要。金华这块地方的建置起源，在秦代还只是一个县；后来辖地逐渐扩大，人口也逐渐增多，分割出许多支邑，由郡统辖，这就是“金华”之名的由来，大概从梁武帝时开始。此后有时称郡，有时称州，而州中最著名的称为婺。婺宿是女宿的星名，女宿所统辖的是扬州分野；扬州分野名城多达数十上百，而金华以这样一个小郡与之相应，这不也显得格外明白显著吗？宋绍兴甲戌年，洪文安公来任通守，编纂了志书。元至正改元时，瞻思以佥廉访事身份来分署，又续修此志。然而大体只是草创，具备采集叙述而已，各县也还没有全部归属其中。到元末明初，天地广大精气偏聚于此，文明也特别兴盛，四周各县陆续归属，加上郡城，合为八乡。像亭邑这样的聚落有数百多个，山岭仿佛培土而更加高耸，河流仿佛疏浚而更加深远，平原低湿地仿佛开辟而更加广阔。当时的俊秀才杰，如黄文献、宋文宪、王忠文等人，又纷纷出来为它增饰光彩，于是金华郡的声名便传遍天下。

译到成化庚子年，周宗智来任太守，又续修了志书。大约过了近百年，如今太守王懋德到任，政务成效已有起色后，才阅读前三部志书，于是叹息说：“周志以前的内容已经考核得很详实了，我担心其中还有遗漏而未采录的材料。周志以后的情况每天都在更新，我又担心它最终散失而无从记载。”于是他同僚丞廷龙、倅之梦、司理键共同筹划，又把修志之事请示于巡抚司马徐公、按察侍御王公、分守徐公、分巡胡公、督学乔公，他们都答复准许。于是下令金华县令，聘请左给事中陆凤仪主持修志局，把任务交给章一阳等十名诸生。大体上的搜讨采集由陆君负责，而王侯实际上从中主持。经过一年，书稿完成，共三十卷，从建置到艺文，分为三十八门。王侯说我曾任兰溪县令，且新近与金华有关，便请人来问我作序。我私下认为，志书记志，详于地理而略于人物；志书兼具史意，则详于文章而略于地理。如今这部志书所记的分野、灾祥、山川、土田、官师、人物，文采井然，三才之理已经完备。过去宋国祭祀先代，以夏、殷之后为对象；这是天子之国所降承的礼制。至于如何举行这种礼仪，孔子能够说明，却因祭祀宋国的材料不足而受到阻碍。如今，一个小小的越地支郡，经过将近两千年而日益昌盛、日益文明，这是谁的力量呢？君子说，金华凭借文献而闻名，是从洪公开始的；帮助洪公的是瞻思和周宗智。金华凭借文献成为天下第一，并且世世代代不衰替，则是王侯、陆君以及当时卿大夫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不推辞，写下这篇序。《括苍汇纪序》　【明】何镗 我的郡是括苍，自汉武帝始元年间开辟回浦地域以来，已经将近两千年了。宋代以前本来没有汇辑成编的志书，往事大概没有详细记载。绍兴年间，才开始编写《处州图经》；嘉泰初年，郡人陈百朋才开始编写《括苍志》。到元代皇庆年间，曾两次修辑，但都湮没无存，无法考见。只有成化壬寅年，郡守肥乡郭令主持，训导刘宣广泛采编，刊刻收藏在郡斋中，这就是如今所称的旧志。然而各县各自成编，在郡志前冠列一套，和体例并不相称。又从成化到现在，已经大约一百多年，人文和政务制度大都缺略不载。于是关中乔公任督学，往来浙江东西两地，感慨文献无所凭证，便上记大中丞府、监察院的檄文，传令各郡依照宾礼，召集本郡乡大夫和才俊之士，考核辑录旧事，搜集散佚，作为后世行事的借鉴，意在使文献事业日益兴盛。于是把本郡十县的事务交给我，郡守新昌熊君与各县令长共同协力完成这一盛举，于夏历四月开馆，分门汇编成纪，各县分别汇聚材料，再由郡统一统摄；这样经营了八个月，事情完成后交给刻工付梓。第二年春季三月刻成，我为它作序。序文的大意是：治理国家、经营郊野，考察地形、审度形势，聚米推演、悬图象示，以告知地理事务，第一纪为《舆图》。绘制井田、划分疆界，于是辨明都邑与乡鄙，安排四方土地作为居处；谨慎地守护封疆，第二纪为《沿制》。建立正官、设置副贰，设参、傅、伍、帅等官属，施行法令以掌管治理，第三纪为《秩统》。星罗棋布的官署依次排列，森严的堂阶井然，以此施政、教化百姓，成为小民所仰视的所在，第四纪为《次舍》。承接政令、宣扬教化，实在全靠师帅；使百姓富裕、教导百姓，善恶功过都取决于此，列为第五《官师表》。深山大泽，是龙蛇藏身之处；云气蒸腾、豹变成文，可以由此观察国家的光明，列为第六《选举表》。顺应时运宣扬谋略，只承受皇帝的恩宠利益；功劳可以比同山河，恩泽还及后代子孙，列为第七《封爵表》。名山镇岳、泽薮水草丛生之地，产生货财，也有利害得失，要看治理者如何裁成，列为第八《地理纪》。土地出产的物品、百姓提供的劳力、国家所收藏的财物以及追捕征发，都有相应的制度，列为第九《食货纪》。承受上天的光明，以质明无疑；执掌事务恭敬谨慎，以报答恩德并接受福祉，列为第十《禋祀纪》。凭借地利人和防备意外，守住险要、预作谋划，谁敢来侮慢我们，列为第十一《保圉纪》。使人敬畏的堡垒和祭祀，也只是为了怀念有德之人；使百姓安居，使人民归顺，成为众人的口碑，列为第十二《治行纪》。虽然没有年高有德的老成之士，仍有先贤典范；先民有所作为，其法则并不遥远，列为第十三《往哲纪》。百姓都秉持常性，也彰显妇女守节至死不改的品行，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列为第十四《闺操纪》。匠心独运而有所心得，精心雕琢使之成章；即使是芹菜献曝那样微小的长处，也把其中所藏显露出来，列为第十五《艺文纪》。前代的教训并不遥远，应当以此阻止祸乱；略述滔滔江河般的大事，从蚁穴般的细微处折冲防患，列为第十六《大事纪》。天地广大无边，什么都可能存在；六合之外的事情，姑且保存而不加论述，列为第十七《杂事纪》。全书编成十五卷，总计三十多万字，题名为《括苍汇纪》，用以送归郡阁收藏。书中所解释编次若有错乱不合，留待博学多闻的君子订正。《盐政一览序》　【明】崔富 煮海制盐的办法，在于使商旅流通，减少转运，充足边疆军饷，从而便利百姓而已。大明占有天下，建立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其余地方则衡量土地的广狭，设置提举司、盐课司，分别统领盐务。两浙盐课各有专门职责；以松江分司来说，灶丁将近三万人，不能说不多；盐场超过五千荡，不能说不广；而每年额定盐数总计七万六千八百引有余。假如上下同心，尽力办事，国家就会有多余的财用。无奈人们苦于登场煎盐，数万人的盐场中，亲自在灶边煎盐的才三千一百七十五人。盐荡被大户吞并，凭三千一百七十五人，即使全都下手煎制，到了旺月柴薪不足，盐又从哪里制成呢？雾气横布、烟霭斜笼，日积年累，人们只看见盐灶在煎盐，却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煎、谁在卖。小户只能勉强糊口，大户争相肥饱自家，最终能够向官府缴纳盐课的有几人呢？因此关单年年空发，客商经年累月坐守，徒有煮海之名，实际已经弊病不堪。皇上即位第五年，完全了解这一弊端，已经命监察御史专门治理，又命少监、都御史总理盐务。客商没有盐，便设法补足供给；灶丁没有粮，便设法赈济供应；盐场、盐团缺少盐盘，便设法煎制供应，以至于草荡、斛斗之类的事务也没有不尽心查究的。一个月之内，各种废弛的事务全都兴举起来，盐法也焕然一新。盐本身并不会争斗，只有涉及利益才会争斗，所以才产生无穷弊端。何况八场的事务分散在案牍之中，没有汇集记录在册，难免顾此失彼。于是我在督理盐课之余，旁搜博采，编成这部书。虽然其中没有深谋远虑，我只希望打开书卷的片刻之间，一个分司的事务无论大小、始终、本末，都能不待思考便呈现在眼前；这样对于国家煮海制盐、充实边饷的办法，未必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海塘工竣序》　【明】沈懋孝

译浙江西部所属各县靠近海边的有二十多城，只有盐官城距离海边极近。城外秦驻诸山像簸箕排列、袋口束拢，吞纳大海之水；地势狭窄，水流回旋湍急，潮汐借此上涨，形势特别险恶，与其他地方不同。夏秋之间时常有飓风，往往提前数十夜便发出声响；潮水乘着风势沸腾奔荡、冲击崩决，不到片刻，房屋、财产、人畜便全部毁灭。这就是设置捍海石塘的原因。然而石塘在盐官，屡次修筑又屡次溃决，长期以来总是东南水患的根源。万历三年五月末，盐官海水泛滥，半夜风雨夹带潮水涌上来，水势高过城墙，幸而风向转回才平定下来。于是捍海塘全部破坏，塘石漂入海中的不计其数，这才开始商议修筑，并认为历经十多年、耗费数百万缗也未必能够完成。防中丞徐公刚到任，便开始筹划、测度工程；藩伯舒公素来以才干声望著称，曾巡视河道于徐州、沛县之间，后来奉命镇守浙西，于是协助中丞主持这次大工程。石塘新建和修筑共近三千丈，内侧又修土塘以辅助石塘，同时疏浚内河以防冲决。工程始于万历四年七月，至五年九月完工，费用仅超过十万。于是嘉兴太守黄君率同僚属吏记述徐公、舒公的功劳，请我为此作序。我认为天下有三大防务：守疆界的官吏负责边防，掌转运漕粮的官吏负责河防，镇守东南土地的官吏负责海防。这三种防务，都是天子守护天下的责任。河防的疏浚和堵塞，还不像海防那样不能靠背柴、捧土、投下木桩来抵御。边疆形势飘忽，震动冲击，兵锋锐利，固然十分危险，但敌情来时有征候，退去也有形迹；至于海患，难道是人的力量所能完全禁御的吗？所以海塘对于防海，其重要性超过边墙，紧迫性高于河堤。万一海塘尚未完工，或完工不够迅速，东南数十郡遭受漂没、淹毁、荒芜的灾祸，哪里说得尽呢？所以说大禹的明德已经流传久远；我与你正冠整衣，早晚吟诵歌颂的，究竟是谁赐给我们的呢？我曾推论徐公、舒公的功劳不在治河、守边之功以下，这并不是奉承。徐公敏捷通达、精明干练，年力正强，历任内外官职已久，曾任典属国，熟知边疆琐务；又两次任治河使者，在河运漕运方面有功，如今又把这些才能施用于捍海。天下有三大防务，徐公的谋划确实周审。近来他登上枢铉、参与大政，若把治理河海的办法用于筹划边防，正如垣公之于牛、臯陶之于马一样相称。我不才，也愿扬声称颂并乐于谈论此事。《唐贺秘监碑序》　【明】沈恺 我曾乘船登上湖心寺，向南眺望四明诸山，隐隐约约如同图画；向北回望石虹，衣襟般环绕着碧绿的水流，仿佛染成一般。到了云气含聚、阳光沐浴的时候，景象顷刻间变幻出不同姿态，几乎无法尽收眼底。沈恺于是看见这些景色，感叹说：“想来这里一定有异人居住在宫室之中，不然山水怎么会清丽到这种地步呢？”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是唐代秘书监贺知章的旧宅，相传三十里外有个地方叫贺家湾。拨开荒草，发现了断碑，往往还可以看到遗迹。那种高洁的风标和清雅的气息，仿佛仍存在于烟云水石之间。听说贺监原是鄞县人，唐代进士，历任官职至太子宾客、秘书监。天宝初年，他梦见自己在帝王宫殿中停留数日，醒来后请求出家做道士、回归故里，皇帝下诏答应了他。皇帝把他的住宅改为千秋观，他又请求周官湖数顷作为放生池，皇帝下诏赐给他剡川一曲。他归乡后纵情于诗酒，自号“四明狂客”。至于秘书外监和夫人，谁不想要富贵呢？秘书监是显贵的官阶，做黄冠道士又是儒者所不赞同的流派。可是他辞去荣华、沉溺幽寂，逃离儒者仕途而归老乡里，难道这只是他的真情吗？出仕而不忘隐逸，是通达；入隐而不妨碍保全自身，是安定。通达便能安然处世，安定便无所不足，对外物的期望也就轻了。从前胡华子居住在楚国，梦见自己捕鱼四十年，竟不知道还有城市。孙叔敖听说他贤能，便向楚庄王推荐，庄王召见他。庄王同他谈了几天，他请求回去。回去后又梦见自己做楚国官员，入朝与庄王谋划议论政事，出朝治理百姓，车舆、饮食都十分称心。醒来后叹息说：“孙叔敖大概会败坏我的志向吧！”不久，庄王召他担任执珪，因为他不能很好地侍奉庄王，左右近臣便在庄王面前说他的坏话。庄王召他责问，胡华免冠谢罪，于是又叹息说：“孙叔敖真把我毁掉了！”便舍弃官职离去。庄王派人追赶他，把他的官位恢复。孙叔敖说：“既然不能追我回去，就也不能恢复我的官位。”庄王派人去察看他的住宅，才发现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贺监梦游帝王宫殿，与胡华子梦见捕鱼，事情虽不同，情怀却相同。只是胡华子梦见捕鱼时醒了，梦见做楚国官员时却没有醒悟，等到做了执珪，因不能善待近臣才离去，也已经晚了。至于贺监所处的金马门显贵职位和清华之选，本来已经十分称心；他只梦游帝宫一次，醒来便借此托辞归乡，从此不再返回。他比胡华子贤明得多，也已经十分明显了。《天台山志序》　【明】顾久成 史书没有比志书更好的了，因为天地、人物、礼乐、刑名等内容，深奥、幽微、繁多而复杂。然而图籍、簿册和度数保存其中，虚名可以考核，实际事物可以记录。假如一部志书擅长三长，难道宁可缺少四善吗？志书没有比山志更难写的了，记载山岳有几个难处：猿猴栖息、熊在巢穴，鸟道曲折、蛇路盘旋；穿蜡屐所能到达的地方从未有人走过，樵夫斧头所能到达的地方也一向少有人到。即使有幽深奇异的景物，又凭什么能够亲眼看见？雁荡山在宋代道路偏僻，黄岩海路到明代才有人登临，这不正是证明吗？所以真正亲见的记载难以详尽。自韩愈在落雁峰悲恸痛哭，王阳明在羊肠坂回车以来，文人墨客往往心中快意，躺卧着游览山水，写尽济胜之具。丹椒翠幕、月下石阶、天边悬崖，只在登高远眺的篇章中标举其奇异，偶尔从牧童樵夫口中询问奇景。他们说得如同梦境，大概只是听闻而相信罢了。既然不是亲眼所见，便更加偏离山的真实形貌，山的真相也由此隐没。所以传闻难以凭据。时代更替，山陵变虚、谷地变实，呼声随方言而改变，字形也因俗传而讹误。石门被苔藓遮蔽，谁能看见神清洞的洞门？潜入水底，哪里能窥见小有之天？有的古代存在而今天消失，有的此处并非真实而彼处才是。文士有所怀疑却无法核实，乡野老人沿袭旧说而不知真相。要加以辨析，实在不容易。所以考证难以精确。

译翻越山丘、寻找沟壑，另寻胜景和水流，攀援树木藤蔓，都必须耗费很长时间。有时官车结伴出行，又遗憾车马不能通行；拄杖步行游览，又担心所带粮食不能接续。不是事务匆忙而没有闲暇，就是即使缀辑记录也只能怅望而无力完成。编纂言论虽然遥想广泛搜求，又怎能借挥笔作文来舒展胸怀呢？所以撰写山志难以丰富。能够兼备这些条件的，难道不就是无尽大师所作的《天台志》吗？大师是佛法中的龙象，坐镇大道场，以舌上珠玑般的妙语成就宏大的佛事。他认为旧志不够广博，担心灵异遗迹无从查考，于是清晨折竹编写，黄昏燃松抄录编纂，写成数十万字的山志。从名山本身直到一切文章中涉及天台山的内容，没有不采集其旧事、摘取其中精华的。至于天台宗教法的真实文献、高人的遗韵，更加详细记录。不久，他因请求将书藏入金陵，托我作序。我接受书稿并最终读完；过去认为困难的事，如今都变得容易了，可以说已经贯通地脉、暗中照见山灵，在清都刻立远方的幽室，使宏大的法理流传于法界了。他住在山中三十年，持锡杖走遍千峰，遍寻不死之庭，走尽无人之境；有胜景必定窥探，有险地无不涉足。这与那些眼睛没有见到奇景、耳朵听来的大多虚妄的人不同。又把藤萝封盖处的文字，全部搜罗收入；树上悬挂的钱币，也都用来考查索引。并且每天探寻、每月考察，描摹神态形貌，因此琪树、金松，都一并拿来核对桐君的记录；墨池、茶圃，也同时考定管子的题咏。无论巨细都不遗漏，名称与实际也没有差错，又哪里会有考察不精选、不完备的地方呢？唉！阅读应劭的记载，就像登临泰山；翻阅王履的图，就像来到仙掌山。还可以说，地理因文章而显得奇异，景境因言语而显得秀丽。至于郦道元注《水经》，旁涉广通各种异书；谢灵运作《山居赋》，广泛陈述奇异物产。千年以后，仍可与登山游览的吟咏相等，与丹青图画、简册文字相配。志书能够达到这样，已经伟大了。大师所作的《天台志》，大概就是这样吧？至于精确阐释教义、贯通宗旨，弘扬佛教宗风；让法雨飘洒在松树门枢之间，让慈悲的云气降落在藤萝帷幕上，花朵飘落于座旁，乐鼓声响在空中。这又是因为地灵而人杰，超过章山的书笥，与海藏同样长久流传。杨衍曾记载伽蓝，慧远曾游经庐山，他们的著述都很著名。难道能比得上这部志书吗？它的名声寄托在尘世之中，而义理却存于方外；它将使断食服芝的高士默默牵引瑶梯，使餐风饮露、体味大道的人们共同登上宝筏吗？《吴兴艺文补序》　【明】韩敬 艺文，是郡县志中的一个方面；《吴兴艺文补》，又只是艺文中的一个方面。我的朋友遐周、康侯，都具备优秀史才，为什么不取全志来承担呢？他们说：“这很难说。”关中新都，官员虽有史官之名，却不任史职；北地琅琊，那里的人虽有史才，却又不担任史官。于是中原的菽粟，大多变成了稗草；周行的车辙，只能局限在野外。野外的材料、稗草般的文章，寄托于史书而史书又因此失传，反而不如都邑的簿册、山水的经籍：它们不追求史书的名声，却具备史书的体例。然而《武功志》简略，也有人认为它过于仓促；《随州志》宏大，也有人批评它迂阔；甚至《青州雍纪》卓异华丽、详备铺陈，也有人指责它杂乱。不仅任史困难，就是主持编志也困难。又不只是这些。过去以索取粮米钱财之事惩戒小人，如今反而用来怀疑君子；过去以天刑人祸的恐惧劝诫宫廷，如今反而用来警戒草野之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文采雕琢、文献事业衰微，而拿笔记录的人辛劳，反不如袖手旁观的人安逸呢？既然如此，艺文难道就应当独自流传吗？回答说：“为什么要孤立呢？文章这种体制，与日月一同高悬；它的作用，则与万物一同鲜明。经纬交织既已具备，工匠的规矩自然相合。” 历代治理者，应当由此编织、铺陈其中宏大的内容：核验典故，宣扬政理，罗列人才渊薮，考察舆地图方；至于细小的内容，也可以吹奏宫商之音，救助草木生命。假使艺文不完备，就像穿着绣衣、佩戴玉饰的人，可以免去戴冠而授给几案、张设筵席，却反而不设置醴酒，那又凭什么陈设雅会、酬答众人的心意呢？我郡自赤乌年间划定地域以来，直到石马浮出水面划分疆界，历代都作为京畿屏障；封疆之内的骚人墨客，历来分虎符、簪彤笔的贤才，以及漂泊居住、随处为家的士人，全都携带辞赋登高，能够合掌依韵吟咏。缥缃典籍的事业，如彩霞蒸腾般灿烂；搜集汇编的困难，却如晨星伴随月亮一样稀少。九灵山长于是以客卿、寓士的身份，留心地方掌故，开辟荜路、搜罗英才。虽然采辑还受限于一方，错漏脱误有时混杂于类别之中，但总的来说，它如同竹筏沟通迷海，如同斧斤凿开阻塞山岭。开始这项事业的勤苦劳作，不能忘记祭祀赞颂。遐周选拔英华，公族取其裁定，便如梁父山先行封禅；若两位先生同心协力，则百谷都会归于君王。我这不厚重的弁岘之灵，也得以凭文字与雍、齐诸纪相抗衡。若因此有人承担修撰郡志的任务，也将成为千百代考订文献的根基。此书的编成，曾与郡守陈公商议；陈公治理郡政不亚于颜真卿、苏轼，又孜孜不倦地征集文章、核实文献，把搜罗旧文作为事务。想来这部书可以托此而不朽吧？我独自笑着对康侯和两位后辈说：即使这个世界真有可以分给人的大官俸禄，尚方所赐的笔墨，浪漫散淡的文士、衰老闲散的老人，仍会倚着渔蓑、牧笛而傲视它们；史书本来就不能由这种人来主持。我曾看过《成都旧志》，其中用修先生所辑的艺文部有四十多卷，后人因为它繁琐冗长，把它全部删削。志书不能任意编写，也正是如此。如今想使册府长存、笔冢不坏，只要恢复艺文本来的面貌，不妨使它独立于国史、郡乘之外流传，这样流传得会更久远。这本来就是两位先生只称“名补”而不称“志”的用意，也正是当年把掌故编成书、称“录”而不称“志”的用意。然而它不是稗官之作，也不是野史；真正有志于史学和志书的人，大概始终不能脱离它。《吴兴艺文补序》　【明】陈以诚

译吴兴是江左清雅欢乐之地，六代以来名贤甚至跟随君主上书请求任郡，风流政绩辉耀于湖山之间，文章事业也日益丰富。当时在此地做官游宦的人，大多能够编纂地方旧事，例如《吴兴郡疏》出自晋代太守王韶之之手，《入东纪》出自梁代主簿吴均之手，《杂录地纪》出自唐代刺史张文规、颜真卿之手，《统纪》出自宋代长史左文质之手。难道只是因为公务之余，他们偏偏在这个地方有更多闲暇吗？还是因为学问优长的才能，偏偏只授予这几个人呢？后世刑名、钱谷等事务更加繁重，任职当地的官吏往往连磨墨的时间都没有，甚至无暇睡觉、解手，于是国家册府掌管文献的权力旁落而无人收拾，寄居当地的官员和闲游宾客便起来承担这项工作。幸而沿着这一脉络，使山泉云树不至于埋没在荒草乱石之中，使耆老故旧、衣冠人物仍能生动地留存在残碑断简之内；这对于一郡文献的关系，实在不只是重大而已。我每次阅读云间徐伯臣先生的《掌故集》，都见其引证广博、采摘精严，只是《艺文一录》仍像草创而不完备。幸而近来博览之士董遐周、闵康侯、韩圣开、韩仲弓诸君，志同道合，广泛搜求、博考互证；从正史直到稗官，从家乘直到杂部，有的人虽不是湖州本地人而事迹与本郡有关，有的文章虽寄托于其他题目而辞藻却涉及本郡，他们都急切地加以表彰，编列在序文和纪事之中。唐末以前，由董君主持政务；宋元以后，闵、韩两位共同承担这一事业，几乎搜尽蝌蚪古文的藏书，并且兼采仙家、佛家的旨趣，实在是文献宝库中的盛大景观。可惜啊，伯臣没有留下来，遐周又早早去世，我才得以在公务间隙欣然看到它编成，遥望晋、唐诸公，他们不是亲自编纂而是负责流通传播，劳苦与安逸相比，哪里只是相差十倍百倍呢？我独自想到颜鲁公在郡任职时，既把《地纪》刻在石柱上，又以余力修成《韵海镜源》一书；至于广泛招致才俊，连同子侄、方外之士、白足僧人，都能挥尘入席参与。唐末政治衰败，战乱接连发生，却仍有这样一片洞天福地，使做官和隐居的人都能如此逍遥，难道一定要遇到嵩山、少室山的仙人，才会在白日生出羽翼飞升吗？古今为官之道的苦乐竟相差到这种地步，因此我为《艺文补》作序，连连感叹。《万历绍兴府志序》　【明】张元忭 绍兴古时称为荒服之地，自大禹会合诸侯、勾践称霸以来，直到建炎年间皇帝驻跸，随从衣冠之士迁来的多是贤圣后裔。明朝兴起后，文教更加昌盛，人才济济，超过邹鲁而成为东南之冠。郡中有志书，始于宋嘉泰年间；到如今已过去四百多年，没有人继续承接它的声响。弘治、嘉靖年间，戴训南任太守，曾两次编修，但最终没有完成便离去。我的先父既编纂了县志，于是又把心意放在郡志上；戴训南等两位公的遗稿，曾经购买后收藏在书箱中，其他采集的材料也很多。我这个晚辈在父亲身边，私下得以听闻此事。同年友人宛陵萧侯在万历癸未年任郡守，一到任便询问地方掌故，得知志书久缺，惊讶叹息。第二年甲申，恰逢我居父丧，他急忙来同我商议，我以才力不足推辞。又过一年乙酉，孙太常文融也因母丧归家。萧侯说：“太常和太史都在服丧居庐，难道是偶然吗？”于是重申先前的请求，态度更加恳切。我和文融推辞不能获准，只得取八县志书及各类史传，略加编纂次序；文融守礼居丧，不进入郡城，于是我们各自在庐中办理此事。萧侯又说：“事务不分工承担，时间久了也不会有功效。”于是把疆域等志类交给文融，把职官、选举和人物志交给我；我们又互相参订，合力编志，竭尽精力不停，寒暑经历一年，书才完成。全书共五十多卷，总括为十六纲：疆域、城池、署廨、山川、古迹、土产、风俗、灾祥、田赋、水利、学校、祠祀、武备、职官、选举、人物，最后以《序志》结束。志书就像史书一样，自古以来编史的人都是多人共同撰写，再由一人裁定取舍；只有《新唐书》由欧阳修、宋祁分工编撰，于是分任其事，但其中常有枝蔓抵牾，留下后世讥评。如今这部志书也按类别分工，而我与文融不拘泥于表面事实、违背内心判断，必定考察事情的内情而求得正确结论；文章虽然不敢与欧阳修、宋祁相比，但所谓枝蔓抵牾或许少一些。我又认为，这部志书的完成有两项所得，也有两项失误。此前的各位太守，难道如渭南罗氏、戴氏、曾游等人没有谋划过吗？但最终没有完成，为什么呢？参与的人多，议论就难以统一；时间拖得久，机会和防备就容易错失。如今专人负责而快速完成，这正是所得之一。然而搜集还不够广泛，彰扬、考辨还不够精细，这也只是因为参与的人少而时间仓促罢了。即使执笔者自己尚且不能在心中满足，何况旁观的人呢？唉！志书是一郡共同的事业，也是千百世的功业；我怎敢把它当作我二人的私有之物？我希望高雅博学的君子能够考察它的缺漏，攻正它的瑕疵，加以弥补润饰；这才是帮助它发挥所得、纠正其失误的办法。难道只是依靠我们二人吗？实际上是我郡的大幸啊！至于详细内容已经具载于《序志》中，我不再另行说明。《吴浙水政图志序》　【明】屠应埈 屠应埈说：“我曾游历燕、蓟、兖、豫之间，看见中原的水系以黄河为宗主；然而河堤毁坏、河道断裂、防线消失，这大概有天意在其中，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长江、淮河以南，吴越之间，三江五湖内外相连，如衣襟和衣带环绕；肥沃的滨海滩地和广阔平原一望无际地展现在眼前，其他池塘、山道彼此贯通，水流分股引入、亭蓄水源，河渠数量多到亿万计。这些地方全都要靠人力疏浚、修堤，作为防备水旱的措施。何况土地濒临东海，两岸障防的费用每年数千万；只要稍有侵蚀决口，官吏不能及时修治，便会有水势泛滥、人民沉溺、土地反复冲毁的危险。又有渔船和海商往来其间，小则发生剽窃，大则勾结东夷，成为中国的祸患。因此国家制度规定，由宪臣总管江南十五郡的水政；职责专一而事务繁剧，比其他官员的重要性要高出一倍。”皇帝即位第十二年，下诏对有关官员说：“财用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水泉灌溉是五谷生长的条件。近来东南数郡旱涝失常，财货来源淤塞沉没，租税又高于其他郡，百姓流离迁徙，朕对此忧悯不安，担心有关官员不能务必选拔才俊去治理水利、兴办有利之事，不要沿袭旧有常规。”于是铨曹制定仪制，部郎朱君上被提拔为按察佥事，前往办理此事。朱君到任后，巡视各处山川形势，考察财用长久之计，测量土地、均平田野，广泛讨论利弊，汇集编成图志，间或把书稿给我看。”

译（朱君）读到这里，不禁感叹道：“唉！水所造成的利害，实在太大了。大禹治理扬州时，那里的田地所纳租税竟相当于天下总数的十九分之一，军国费用都靠它供给，难道不是由于治水工程不断修治、积年勤劳逐渐形成的吗？凡是治理政务的人，起初没有不勤勉整治的，后来却渐渐松懈怠惰。至于兴修水利的人，如果只是剥削百姓来供给赋税，一说到水政便漫不经心地冷眼相看、讥笑它，这同向夏天索取冰、把枯木当作荣耀有什么不同？对国家又有什么用处呢！明朝兴起以来，负责东南治理的臣子中，夏忠靖、周文襄最为出色。杨廷献治理盐城，百姓至今还依赖他的功绩。至于修筑白苎海堰的费用，如今究竟是真是假、实情如何呢？水政的纲要有三项：疏通水源，分泄水流；加高低洼处，增设堤障；这三项水政的纲领。因此，要考察河川湖泽的源头，衡量输纳水量是否适宜，顺应水流汇聚奔注的趋势；大河不使其泛滥，小水能够流入，这是从开始就要考虑的。平原和低湿地形势不同，山地土壤用途各异；深挖沟渠，疏浚水道，使蓄水、泄水都不受阻塞；干旱时不致淤塞，水流断绝时也不致造成灾害，这就是疏导水利。江南的土地疏松，水势容易泛滥，冲破堤岸便成为灾患。田间小沟之间，本来设置了陂岸；因破坏而废弃的，就加倍修薄筑坚，使四处漫流的水受到逼束而不能流入。至于防御海潮的工程，不采用只具形式的空文，而是每年征集揵石，逐渐完成工程，不让奸吏豪强从中侵夺牟利，这就是预先防范灾患。” 这三件事都便利而容易遵行，百姓欢悦，便能长久安宁。形势上没有阻碍就不要不去施行，但有关部门往往怠惰而不办事。那些掌管监察的臣子也同样贪图安逸、害怕劳苦，一年竟不能巡视一两次。郡县到了水患泛滥汹涌之时，百姓顷刻间就要拼死寻求救援，却竟连他们的旌节都见不到，还能对他们有什么指望呢？朱君是天子选拔派遣的人。我一向同他共同防治水患，他又是多么刚强坚毅、毫不退缩，符合君子之道啊！编写图志，辨明水源流域，具备治理规划；论述周详而考虑长远，这三点都很完备。吴、浙的水利事业，或许将要兴盛起来了吧？所以我等待朱君的作为，也一并寄望于后来主管水政的人。赠别驾蔡半山平定盗寇序【明】王健 温州古时是百粤之地。郡属有平阳、泰顺二县，实际向南与福建相接。听说那里多高山深洞，山势如笠而顶部尖锐、下部宽广，洞口狭窄而内部宽阔；洞中有的出产矿物，风俗民气也因此形成，所以当地人多强悍，轻易改变了本性。虽然最终受到圣化浸润，读书人也相继兴起，但遗留的旧俗仍然存在。又因为矿产，粗野狡诈的亡命之徒逃亡聚附在那里，一旦争利而稍有失意，便互相呼啸，砍伐荆棘，挖凿矿石，结成祸患。官府追捕严急，他们就像狐狸、老鼠一样潜伏逃避，躲入绝境。我离开他们便来，他们早晨消失、晚上又出现，像这样持续了好几年。到了嘉靖辛丑年仲夏，才更加猖獗，掠夺居民向北而去，直到直抵蒲圻营地。事情上报后，别驾半山蔡公奋然同副守无亭彭公谋划说：“事情不能因困难而回避，这是臣子的职责，何况我的职掌本来就是捕盗呢？”于是日夜兼程，奔驰一百多里，率领民兵向前逼近贼巢，搜捕剿灭。不久擒获首领及其党羽数人，其余盗贼像鸟兽一样四散；于是分头追捕，过了几天，擒获的盗贼增多，卷旗而归。街巷居民于是安宁无事。鹤泉生王健说：“世人常说缝掖之士不可同他们谈论军旅之事；如今看半山平定盗寇，难道可以说果真如此吗？破除邪曲、革除雕饰，一扫如鹰击鸟噬般的严酷治理，使百姓同官府彼此安定、相安无事，难道不是君子最深切的愿望和最大的志向吗？不过，事情有时正好遇上变故；如果只在事变发生后才谋划，眼看田里有禽兽却站着不管，不肯把积弊留给自身，也不用汤药、醴酒、针石、毒熨等方法及时治疗，那就不是懂得处理缓急的人。所以古人谈论盗贼，认为守令不能在事情初起时治理，势必滋长蔓延而难以收拾；这项责任确实不能推给别人。把往日所谓的赤子百姓杀灭，难道不是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在万不得已时忍心这样做吗？然而真要这样做，确实又非常困难。投笔从戎，本来没有学习过军事；懦弱则无法振作士气，迟钝则无法识别时机。因此，能在事发后很快出兵，解除祸患又能准确深入要害的，才是古今少有的人才。过去我读传记，见太叔兴起兵后使萑苻之盗无处藏匿，韩升卿在朝歌设伏而使当地安宁，私下曾感叹二人在当时谋划十分成熟；若不是他们智勇兼备，也没有人能够办成此事。在事物刚刚萌芽时制服它，在最先发生处拔除根本，就像蔡公这次的举动，哪里能多得见到呢？我又听说，打猎禽兽免不了践踏田地，砍伐有毒之木有时反而使身体瘦弱疲惫。如果真想使庄稼长好、尊重生命，不如培植灵秀的幼苗，扶助本来的元气。那么，从今以后抚恤、安抚并振救这些百姓的责任，恐怕就要靠蔡公更加深厚的用心了吧？《鸿烈》中的训言说：“事业足以应对紧急，谋虑足以洞察形势，德义足以使百姓归附。”这三点，蔡公确实兼而有之。因此，他向藩司请示，筹划并依靠僚属，作长远谋划和深思熟虑，自然会有可行的办法。像我这样见识浅陋的人，哪里值得参与了解呢？盗寇兴起时，我们县因邻县震动而惊恐，人人战栗。等到蔡公凯旋归来，父老相继设置香案，环列迎候，庆贺平安。代理县令、经历王用宾和典史王钦认为不能没有文字记述，于是来到我这里，便有了这篇序。《碧岩志》序【明】郑明选 地理志起源于《九丘》和《山经》。《九丘》已经亡佚，而《山经》还保存着。后来又有《水经》和《地理志》。这些著作对内囊括神州，对外罗列四方荒远之地，地域广大而文字简约。其中山峰丘峦、草木岩石的胜景，人物的产生，适宜的风俗物产，以及古今兴废的遗迹，直到诗人学士所游览题咏的内容，搜集起来难以周全，不能没有遗漏。因此，好事之人选取名山巨镇，各自编写志书。所记地域专一，文字也就可以铺陈，记载更加详尽了。我郡弁山有三处岩洞，碧岩最为优胜。我年轻时曾登临，山上有龙口、炉峰、舍身岩、鹦鹉石、七星石和瀑布；山下太湖浩荡无边，洞庭、马迹等数十座山，大小错落在湖中，看来即使住上两夜也不能离开。然而一直没有专门为它编志。近来穉通张君创作此志，我读了志书和地图，先前所见的山水胜景，森然排列其间，仿佛又亲自看见了。游览有三难：一是地方，二是时机，三是体力。即使有喜欢探奇好怪的人，地方相隔遥远便不能游；地方不远而时机不合，也不能游；有了地点和时机，但体力不能胜任，也不能游览。名山无穷无尽，人的足迹却有限，想一一走遍，哪里能够做到呢？”

译不过，志书并不只是为游览者编写的。游览者依据志书寻找景点，容易靠双脚走遍；没有亲自游览的人依据志书阅读，也可以在精神上相遇。志书是把地形摄取到一张纸上，把景物聚集在笔端。人们阅读志书，双脚没有踏上那里，却仿佛已经到达；眼睛没有亲自看见，却仿佛已经看见。因此，没有登上泰山，也能知道有天门、日观；没有登上太华山，也能知道有箭括、车箱。能够这样，是从志书中得到的。孙兴公仰慕天台山的奇景，远隔千里为它作赋，他并未看过赤城山的标志，也未踏过石梁的险处；然而能够构思成篇、写出铿锵如金石的文句，正是从志书和地图中得到的。所以山川，是大地的文章；图志，是人的文章。大地的文章极其精妙，不是人的技巧所能创造的，但没有人的文章，也不能流传久远。碧岩是最优胜的地方，对我这个湖州人来说又很近；然而我没有再登临，便知道再次游览很难。志书完成后，将使千里之外的人也能像在几案席前一样看见此山；这正是此山借以远播声名的依托。不过，大自然常常隐藏许多奥秘，怎么知道此山的胜景不会藏在深僻之处，前人的脚步和眼睛没有到过，志书也没有记载呢？后来如果有人探访搜寻幽深之处，接续此志而发现新的景观，这也是此志所等待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里〕 《补孤山种梅序》【明】张瀚 人能使事物显出光彩，使奇异之物更加奇异，借助人的灵性，古往今来都如此；风光没有穷尽，景物虽会变迁而人心不改，兴会总能长久更新。由此可知，有所补充才能完整，没有亏缺才算圆满，谁不是造化转化的结果呢？眼前的水光山色，靠的是人的功劳；要把雪月风花留在本地。往昔孤山的隐逸老人，曾在瀛屿栽种梅树，千枝在寒雾笼罩的月色中淡淡摇曳；几株高峻的梅树，又在野水烟霭中令人流连。自从仙鹤飞去、人不再回来，山便空了，梅树也少了。庾岭的春色长久寂寞，罗浮山的梅梦也不再来。即使骑马乘车，能够喧闹于长堤前欣赏景色，又怎奈暗香疏影，只能孤独地映照这夜间清光？因此，同社诸位君子点缀冰花，补种玉树，使梅种不移于海上，而山中的胜景已经聚集。灌溉岩隙中的梅树，使它们长成玉龙，纷纷披散，或俯或仰；堆置在涧水岸边的梅树，如白凤栖息，横斜错落。幽静的情怀扶助瘦削的枝干而同样美好，清冷的趣味栽植寒枝而共同流传。西泠桥畔重新开放玄圃，倒映清波；六一泉边再次开启琼楼，邀来皓月。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让梅花作风霜中的伴侣，同岸花江柳争艳，也要留下山泽间清瘦的景致，使溪边饮水、岩居之处增添生气和光彩。倘若高雅之人扶杖扫石，正好可以读《易》说《诗》；有韵致的士人带酒举杯，也足以吟风赏月。使千古以来的胜景不再陷于寂寞，把六堤的美好景色尽数收入其中。这岂只是隐士林逋的功臣，也将成为坡仙苏轼的胜友。我暂游湖上，遥想孤山隐士的踪迹，骑着月下的驴子，想问山中如今谁是主人？指着云间的仙鹤，来看亭边还有几株梅花。于是痛快地叙述这项美好的计划，借此同好事者相赠如此。《续处州府志序》【明】叶志淑 国家一定要有志书，因为志书记录国家的事情，承继史书的遗法，足以取信于当今、流传给后世。因此君子总是用心研究。考察古代，王国之志见于《尚书》，侯国之志见于《春秋》，志书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周官中的职方氏掌管天下地图，周密了解各地利害，然后根据情况施政，便都适宜。酂侯萧何进入关中，首先收取秦国的图籍，凭此了解天下险要和强弱，辅佐汉高祖成就帝业，因此功居首位；志书对于实际应用的作用，就像这样。处州相当于古代的侯国，汉、唐以来设置的县不止一次，沿革没有定规，有时隶属会稽，有时隶属临海，许多事情附记在郡志中，一直没有专门的处州志。宋、元以后，像绍兴年间的图经、乾道年间的《括苍志》以及皇庆年间的续修本，距今又经历很久，其中详情已经无法得知。明初统一天下，拥有四方，凡风俗、山川、典章、人物，以及贡赋、军兵等事项，全都应当载入志书。成化癸卯年，郡守肥乡郭公于是命学官编纂郡志。到万历己卯年，差不多已近百年；新昌熊公奉学宪檄令，诚请乡中名达何宾岩先生任总裁，又征召府学及十县诸生三十四人，分门类校正，历时八个月完成，这就是所谓的前志。到现在又超过二十年了，其间建置事务以及仁人贤者的美好规制，有许多值得记载；如果这些不记下来，后人能够免于遗忘吗？宣城许公起初以郡丞身份来到括州任职，八年间车马几乎走遍十县，对于各地土俗民情、利弊以及兴革，没有不彻底了解的。他想到文献足以作为凭据，这样考察考证才有依据，续修府志实在不能再拖延。后来他升任郡守，便感慨说：“续修志书，现在正是时候吧？可以完成我的愿望了。”于是急忙发檄给各县，要求把情况全部详细陈报。因为我在编修前志时曾列入校修人员，科举时又以熟习文献著称，于是把总修的任务交给我。我也勉强承受他的美意，搜集材料、编次修订，另编续志，附在前志之后。许公又亲自加以诠释编排，历经三时而完成，分为八卷，汇为两帙，续在前志末尾，刻成后收藏在郡阁，等待后人合并修订。还有一点我想说明：志书虽然以记录为名，实际也寄托着观览感发的作用。因此，读题咏可以知道山川的形胜；读碑记可以看见创建工程的规模；看陂堰、桥梁、渡口对百姓的便利，便会生出救济饥溺的想法；看矿坑冶炼和征税给百姓造成的困苦，便会杜绝祸患逐渐产生的根源；看官员的政绩，就知道郡守应当比肩龚遂、黄霸，县令应当匹敌卓茂、鲁恭，从而学习苏轼、胡宿治理地方的方法。观看前代贤哲妇女的节操，士人便会砥砺名节，百姓便会端正淳厚，女子便会仰慕贞洁。至于观看武功，就会有人承担保卫国家的重任，取得平定战乱的功绩，而且历代都不会缺少这样的人。上面政治昌明，下面风俗美善，确实是移风易俗、教化引导的功劳。它对我们括州的益处，绝非浅薄微小。难道只是从空册籍中取些资料而已吗？这就是太守许公续修志书的深意，我因此加以表明并写出。《崇祯处州府志序》【明】王一中

译括州郡志，前面创修的本子已经湮没无存，只有成化壬寅年郡守肥乡郭公命学博刘宣编辑的情况还大致清楚。万历己卯年，新昌熊公奉学宪檄令，诚请前辈宾岩何公总裁修辑，征召郡、县诸生三十多人，开馆编纂，分门校正，满一年才完成汇编。癸卯年，宣城许公又托乡绅罗阳叶公增补缺漏，称为《续志》。如今只有《汇纪》和《续志》还收藏在郡阁，前郭公旧志已经漫漶，无法考察。壬申年，郡守滇南朱公胸有长才、具有远大谋略，刚到任便遇到火灾肆虐、水神所致的灾害接连发生，于困顿中抚恤百姓，焦心劳苦到了极点。后来他搜阅郡志，感慨自癸卯年至今又过了三十多年；天道以三十年为一世，其间建置沿革、吏治民生以及贤良的规矩和美善的行为，都有值得记载的地方。若再缺略不修，前代的事迹岂不更加沦落，后代又怎能保证不遗忘呢？于是同郡丞溆浦舒公、司理平乐王公商议。王公见我废居山中、无所事事，便亲自到我住处，托我编修。我推辞说自己才力不足，但辞不掉，只好请求朱公允许我另续一编，附在旧志末尾。朱公认为应统合修订、合刻成全书，便预先发檄十县县令和教官，广泛搜集应修志书的各类材料，汇报后集中编纂。到了约定日期，朱公乘车北上，各县的报告却仍然参差不齐。甲戌年朝觐回来后，守道温陵诸葛公督促完成前志《汇纪》；由于校辑人员众多，仓促间难以召集，只命二三名生员参与陪同分校。又因督学巡按郡中时正值隆冬，白昼短，刻工少，到乙亥年夏天才得以完工。参照旧志，各县各编一册，似乎没有统一条理；不如将材料汇总分类、分支排列，才符合郡志体例。汇纪中建置、次舍、武职等项目缺如，续志虽应补辑，其中杂乱污秽之处也应删汰。本次刻本比《汇纪》稍为完备，比《续志》略加严谨。大体上，舆地、山川等类依照旧籍；官员虽已离去，但恩泽留在人心，自然不能忘记。只是前代贤哲的褒扬，各人都有自己的用心，把贤哲之名并列起来，似乎又没有区别。况且立德、立功、立言，自古都是志书所记，因此有的因隐居潜德而记，有的因出仕显达而记，有的因德行厚重而记，有的因文章著名而记；兼收并录，但不溢美夸饰。总要像苍松翠柏、奇花异卉，点缀在山岩丘壑之间，采撷无所遗漏。只是恐怕耳目所及仍有不够。若再铺陈过分、阿谀徇私而缺少事实，不用说读者会在心中非议，也恐怕当事者要求核对，虚假一旦被揭穿，必定茫然失措。正如卢橘、黄柑并非上林苑所有，乌有先生又何必索取它们原来的面目呢？所以全书的编排都听从各县的报告。按各类分别列章，核对事实是否相合；我没有才能，哪里敢凭个人私意妄加刻画呢？志书完成后，我私下对今昔交替很有感触：疆域规模依旧，但水灾、火灾接连发生，灾害损伤屡屡上报，于是山陵和深谷的形势迅速变迁；土地田产依旧，但收成增减没有常数，征收输纳更加急迫，于是流离迁徙和拖欠赋税的人越来越多；户籍、学校依旧，但谋生没有办法，振作没有契机，于是人口的增减、科举进取的兴衰，也不断发生变化。水灾火灾、旱灾水涝，是天造成的；征收输纳的缓急，上面可以控制；至于策励勤劳、振作懒惰，兴办人事以挽回天灾，则本来就是人自己施政的责任。把灾害转为祥瑞，是我们向上天祈求的；放宽赋税、保护百姓，是我们向上级呼吁的；努力生产、振作兴起，又难道不是希望我们自己振奋作为吗？这次修订、校正、镌刻，工费全都出自郡守朱公捐资，没有动用官民半文钱，也没有借用十县的资助。朱公修造河桥、修葺城堡、赈济灾民，所费已经很多，士民共同感戴他的恩德。这项事业用一年的时间谋划千秋的大业，他给我们括州留下的恩惠，将更加长久。司理王公同心协力、共同成事，功劳也很大；前任郡丞舒公事先协同谋划，现任郡丞临川许公大力襄助这项盛举，终于看到它完成，也都应当记载下来。本朝 《曹江孝女庙志序》吴兴祚古代帝王治理天下，什么能比孝更重要呢？有人说：孝是子女本分中应当常行的事，不幸因为孝行而获得名声，并不是做人子女者所安心的。考察古今传记和志书，除大祭日月星辰、四方山川之外，到周姬氏才开始命大宗伯制定五祀的礼法，却没有涉及孝子；这也是因为孝是子女本分中应尽的责任，所以不列入五祀。唐天宝年间，才开始下令为孝妇、烈女，由有关官员在各地设置祠宇，酌情举行祭祀。然而考察当时得到祭祀的孝妇，从太姜到曹世叔之妻只有七人；得到祭祀的烈女，从齐姜到淳于缇萦只有十四人。像我国越地的孝女曹娥，东汉距唐朝并不远，又有邯郸淳的碑文、蔡中郎的赞文、王内史的书法，为什么最终仍未列入祀典呢？由此可知唐朝礼官的疏漏。圣明的天子弘扬祖先、遵循法典，推行教化、形成民俗，尊崇孝行、表彰贞节。曹江的祭祀已列入国家的两种祭典，但旧祠规模仍不相称。我们乡里的前辈、总督淮漕尚书沈公，已经捐出俸禄增修祠宇，又置办祭田；还重新访求旧志，打算另行辑成一书，以扩大人们崇孝的心愿，只是志书尚未完成。十多年时间转眼过去，祠庙经风雨侵蚀，也不免倾圮衰败。继任的君子以部郎身份督理北新，又大费心力经营，祠庙才焕然一新。于是咨询老人，购买搜求遗留书册，完成前志。但征集文章、考察文献时，感到资料残缺，犹如杞、宋两国遗文难考。又过了十多年，他出任粤东观察使，才在公务之余获得残编；深夜再次订正疑误，才付梓刊行。我读了它的详略和编排次序，仿佛编年记事体，不禁肃然说道：若不是曹娥至孝，她的神灵怎么能够流传到今天呢？只是国家有史，郡县有志，祠庙通常只用记事体。然而考察郡志的起源，又源于《风俗通》一书。风俗中最重要的，没有超过孝行的。把祠庙用志书体例来编写，并不是古法；但对于至孝的祠庙，如果不用志书体例，又怎么能充分表达感通的诚意？怎么能彰明历代帝王诰敕的典制？怎么能记载名卿士大夫传记、碑铭、联额和诗歌的盛况呢？它不能不以“志”命名，大概正是前任尚书、现任观察使这对贤能父子的苦心，也是仰承我国 皇上以孝治理天下这一大纲维、敦厚风俗的根本。我是越地人，考察越地的节义文章，历代都有传世的人物。其中享受庙祀的孝行者，实际只有曹娥一人，她开创了东汉孝女的先例。宋代又让朱娥配享，明代又让诸娥配享；直到今天，江以娥命名，地以娥命名，渡口也以娥命名。哪一样不是曹娥纯厚孝行所造成的呢？志书实在不能不编。

译《旧浙江通志序》毛际可浙江省有通志，就像古代各诸侯国各自有史书一样。自司马迁撰写《史记》以后，成为古今取法的典范，而郡国志却很少听闻。东汉以后，有《南阳风俗》《襄阳耆旧》等记载，记述郡国的志书才逐渐完备。因为志书是史书的一种体裁。浙江旧时没有通志，明嘉靖年间，华亭徐阶首先创修，武进薛应旂继而汇集完成。总共修改七稿，才告竣工。到现在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我国 皇上登基建立纲常以来，平定天下、功业告成，四海之内都顺从，于是 下令修纂《一统志》，用来推广教化、统一制度，这是极为盛大的典礼。征集文章、考察文献，必须以通志作为征信依据。于是督抚诸臣把这件事下达给藩司以及郡县长官，各地先后以文书进献。康熙癸亥年七月，于棘院设局，延请年高有学识的人集中编修。处理政务稍有闲暇，便共同搜集、编写、摹录，立志公正谨慎。从秋天到冬天，经历了两个时节。大体以薛志为底本，又加以删削润色，并且严格遵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功令，又以秦志、豫志为准绳，试着概括列举它们的异同，再加以综合核查。例如薛志只记载都会，而这部志书则完备地列出历代帝王。这是国书不同于私人史书的地方。薛志把形势、官制、物产等条目统归杂志，而本志则分门别类、确定名称，条理清楚而不混乱，也如同支流各自形成脉络、列宿各自排列经纬一样。至于把祥异附在星野之后，是因为客星进入牵牛、岁星进入南斗，正是祥异得以应验的缘由；这一义例同豫志相同而不同于秦志。本朝的兵制，置于历代各项之前，是为了尊崇 声威、彰显武力，与秦志、豫志略有不同；这也不妨改变文章体例以创立义例。又如名宦、人物，只记美德而不列缺点，是因为其宗旨专在教化世人。褒扬善行要充分，贬斥恶行则从简，这是各志相同的原则。引申触类，难以一一说尽。然而难道只是夸耀学识深厚、炫示见闻广博罢了？从前萧何进入秦地，首先收取图籍，因而周详了解户口、险要关塞等数目；朱熹任官所到之处，也必先考察当地志乘，有见识的人认为他懂得务实。如今距离薛志已有一百二十多年，其间民俗更加繁富，风尚更加淳厚，士人习气更加端雅，今昔之间不能没有差异。这是在 圣朝人口繁庶、物资富足、教化兴盛，本来有其逐渐发展的过程。然而前事不能忘，后事才能作为借鉴。考察旧有掌故，可以明白利弊的源流；阅览旧府藏，可以详知补救措施的缓急。它的益处难道会浅薄微小吗？这次修志，督抚和藩司诸公在上面提纲挈领，几位名儒在下面依次办理。我等又冒昧为之订正疑误，综合起止，不徇毁誉，不存私恩私怨。仍然担心挂一漏万、品评不详，怀着如临悬木般的惶恐，数月之间始终如一。虽说是一国的史书，却不敢僭越仿拟史官的删削笔法，或许可以同《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相比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贞女堕楼诗文序》毛奇龄贞女名叫孟余，是宗弟、祥符知县毛会侯的女儿。她成婚三天后仍然被称作女子。有人说：从前荀爽的女儿嫁给阴瑜，虽已身死，仍称荀氏之女。有人说：祥符的父母官毛会侯曾把贞女之事上报有关部门，因为她是父母官的女儿，所以称为贞女。贞女字方，翰林毛渭仁的儿子奕昭，正好与毛家世代交好，两家订下婚姻，所以并没有辜负婚约。只是奕昭长期患肺痨。正当会侯奉召应博学鸿儒科来到京师，又重新任祥符知县时，第二年夏天，奕昭到祥符官舍成婚，竟带着重病前往。会侯起初对此很为难，但既然已经到了这里，便没有返回的道理，于是让他在病中勉强完成婚礼；刚脱下礼服，便让他住到外舍。那时，他在病中起居需要扶侍，服药调饮，洗去污垢、擦拭秽物，给贞女增添的劳累，不必说也知道。病情危急时，奕昭哭着说：“我这次来，后悔一百次也来不及了，难道我敢因为三天婚姻耽误你一生吗？”女子说：“你没有读过《芣苢》的诗吗？丈夫患有恶病，尚未成婚的妻子都不忍离开，何况我们已经成婚三天呢？”不久奕昭病危更衣，女子不进食，父亲强迫她才开始吃。女子年少时曾因吃蒸羊肉而得病，差点死去，从那以后长期断绝不食羊肉。到这时她忽然吃了蒸羊肉，认为这样可以迅速死去。恰逢会侯因政绩卓异再次被召，将要赴京参加考选，而诽谤流言正好传来。会侯平日很忧郁，女子察觉父亲不高兴，便故意做出和悦的神色，舒缓自如地像平常一样。她起初想自杀，有陪嫁婢女同她一起起居；到了这时防范稍稍松懈，她常坐在内室，泪水纵横，沾满面颊。母亲来到后强行替她擦拭，说：“没想到只是有些小寒气，竟然就咳唾到这种地步！”这时正是二月换下冬衣，女童请她挑选那些已经洗涤的衣服，她说：“我还能再穿这些吗？”女童觉得奇怪，追问原因，她便随口用别的话岔开。康熙二十年三月六日，天黑时她登上楼，叫女童拿着灯跟在后面，以表示自己没有疑心；走到窗栏处，便纵身从楼上坠下。楼高离地约二丈，下面铺着石头，摔下去必定粉身碎骨；但她的肢体竟没有损坏，只是口中吐出紫黑色的血，眼睛黑白混浊，几天之间一直像有鬼神在保护她。唉，真奇异啊！祥符乡里的三位老人推戴会侯，为会侯刻石颂扬其离任后的思念，并把这件事一同上报有关部门，加以表彰。虽然女子年纪还小，尚未达到旌表的条件，但她没有改嫁之意是可以知道的。祥符士绅都有诗作，于是我写下这篇序，也借此等待后来作诗作文的人。《颜鲁公石柱记释序》朱彝尊湖州的石柱，到宋初时字迹已经漫漶不清。欧阳永叔说它笔势奇伟，不是颜鲁公不能写成。于是宋次道收集颜鲁公刻在金石上的文章，编成十五卷，其中保存了《石柱记》。孙莘老任湖州太守时，搜集境内碑碣，修筑墨妙亭加以贮藏，共有三十多通，这篇记就是其中之一。文中记载山川、陵墓、庙宇、住宅，还旁及屏风、竹帐、雉尾扇等物。只是唐代设置六县，而这篇记遗漏了其中两个；或许当时确实有记载，只是次道编集时残缺了，也未可知。我友人郑元庆，字芷畦，已经辑成府志，又另行注释《石柱记》一卷刊行，考证详尽核实、见闻广博，确实是不可磨灭的著作。墨妙亭建成后，苏轼为它作记，蒋灿书写，一时诗人接连题诗至今。亭中遗留的碑石因为府治低洼潮湿，已经用来填塞淤泥。岘山的碑沉入江底，尚且希望将来深谷变成山陵；亭中的各块碑没有沉入水中，如果有贤能的太守发掘出来重新树立，又怎么难以同孙莘老一起流传呢？又怎么知道石柱不能再次被人看见呢？

译《武林创建三浙书院序》陆葇上面推行政令，下面形成风俗，没有比教育更好的办法了。教育和学习相互促进，便能取得功效。古代国学之外，术称为序，党称为庠，家称为塾。选择百姓中秀异善良的人，使他们每天学习诗书礼乐，在学校中和乐恭敬。于是受到观感的人都会奋起，产生悔过向善的心，不敢自行走上邪僻道路。教育日益兴盛，风俗日益美好。如今 圣明时代崇尚文教，万国都一致向慕教化，学校辉煌兴盛，乡学、社学无不修治兴办。弦歌诵读之声洋溢四海。中丞悚存金公抚治浙江的第二年，特意在四通八达的道路旁创建三浙书院，招收众多士人训导启发他们。成百上千的读书人背着书箱前来，接受试选后进见。贫寒鄙陋的儒生，也都得以来到面前，抒发平日积蓄的才学。多么盛大啊！从前唐开元十一年设置丽正书院，任命张说掌管，聚集文学之臣，侍讲、修书，供给优厚，天下受其影响，于是有鳌峰、西溪、梧桐等书院的创建，但仍不算兴盛。到了宋代，理学在东南倡行；到了元代，教授制度在西北推行。设置山长等书院长官，置办官田供给粮食，书院于是遍布天下。明代沿袭这一制度，创新建、修废弃，前后相承而不衰，一直到今天。然而武林自徐子方创建西湖书院以后，很少有继承者。有的苦于文书事务繁忙，有的困于道义修养未成，等待后来承接前人事业，常常看不到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了。历代书院之所以建立，有的是先贤讲学授徒的地方，后人仰慕其风范而继承；有的是良吏教化留下的遗迹，人们终身不忘而设祭纪念；有的是阐明道理、崇尚志向的儒者隐居授徒，由门弟子为他建立；有的是同乡中喜好义举的人捐资兴建，用来教导乡里的子弟；有的是声望高、主动退隐的老人，归乡后讲学著书，同时启发后辈；有的是一县县令、一郡太守选择地点创立书院，修明经术，使教育施行于一方；有的是掌握兵权的大臣把圣贤之道作为自己的责任，率领属下，设置讲堂斋舍，聚集四方前来求学的士人，阐明道统、彰显圣贤传承，有时还向朝廷请求匾额和经书，以便永久流传。建立方式虽不相同，但兴办学校、传播教化的心愿是一致的。然而学校兴盛有广有狭，教育传播有远有近，只有掌握兵权的大臣创建的书院，处在省会区域，招集乐于群居求学的贤才，规模宏大而能迅速满足需求，学校兴盛、教化广布；这就是三浙书院特别兴盛的原因吗？自古以来的书院，只有白鹿、嵩阳、岳麓规模最大，大概是因为学生众多，声势广盛。由今天看过去，难道又有多少逊色呢？我本是从海边贫寒之地起身，遗憾自己观光求学来得晚；同乡孙子啸夫，是贫寒鄙陋之人中的极端者，长期困顿于尘埃之中，中丞提拔了他，使他冠居三浙士人之列，于是传令让我作序。我不敢以浅陋推辞，只好这样称述它的盛况。《敕修两浙盐法志序》【臣】李卫 臣奉 敕令编纂修订《两浙盐法志》，进呈 供皇帝阅览，并请求 钦赐序文，奉 圣旨，依照有关部门的议定，命臣撰写序文。臣自认为愚昧浅陋，这次所修志书，谨慎遵循现行事务的 条例，上体察 皇上的仁德，下详察百姓的疾苦，分条析理，共计一十六门。凡是各种程式、典 章、考课等，连同经费，全都载入 《会典》的内容，务必彼此相合，不造成异同；仍恐怕编纂不恰当，哪里敢冒昧从事？接到撰写序文的 命令后，惶恐更加迫切。恭敬地想到，我 皇上圣明神武，德行深厚、教化成功，天上呈现日月合璧的吉祥征兆，地上献出黄河水清的祥瑞。这些最大的祥瑞使天下光明和乐，万物各得其所，而皇上仍然 视百姓如同自己受伤，凡是关系到国家制度的事情，必定详加审察、筹划安排，明确公布法令和守则。食货是八政之一，盐又是食货中的一项。有关部门制定盐法考核纲要，纲纪秩序长期遵奉；如今又 命各直省盐法衙门编纂志书，因地制宜，流传久远。圣人替百姓劳心，真是没有止境。大概我 朝的盐法始于 世祖章皇帝洞察明末加派、妨碍商贩、危害百姓的弊端，制定按盐引征收课税的制度。圣祖仁皇帝尤其想到盐法上关系 国家赋税，下关系百姓富裕，慎重选用廉能官员加惠于商人和灶户，规定极其详尽。我 皇上刚继承大统，就 谕令各省转运道臣体恤商人、充裕 国家，又 谕令巡盐使臣节制费用、爱护养育百姓。后来又针对两浙盐务，命臣兼理，这些都足以看出 盛朝 圣圣相承、制度尽善。我 皇上聪明睿智，精心继承先业；仅盐法一事便纲举目张，恩德 广大，恩惠深厚，灿烂显著。诏令如同日月运行于天空，谁能不感动而受到激励呢？考察前明旧志，成于嘉靖丁酉年，修于万历甲寅年，虽然体例完备，但都是主管此事的人搜集见闻、自行编次，哪里比得上本志的沿革、损益，都是由 皇帝亲自裁定，作为万世法则呢？臣忝居封疆之职，又蒙受兼任之责，早晚只感到惧怕，唯有 发誓谨慎、公正，加意整理剔除，来仰承 圣天子体恤商人百姓的深意；至于此前官吏的陋规、各商人的滥费，也蒙皇上全部从宽处理，并予以免除。命令下达以来，大官清正，小官廉洁，越发争相警惕。各商人因为既已革除杂派，又 免除了积欠，万户千村欢声如雷，踊跃缴纳赋税。国家赋税，只怕落后于期限；又请求设置盐义仓，积蓄粮食以备赈济。大概上面喜好仁德，下面就喜好义举，是有来由的。这次会 奉上谕恭敬地为成书作序，用来进一步宣扬 圣德，使天下明白知道，在大治之世，百般制度都得到修整，而一切这些百姓 共同拥戴 皇上的仁德于亿万年吗 《宁波府志序》【臣】李卫疆域是天下各地共同具有的，而全省的险要实在都系于这里，那么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制度经过前代多次变更，而处置得当直到今天才大为完备，那么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典制了。凡沿革损益、文物典章、人民物产，只要关系地方的，无不记载，这就是志书的体例。可是，如果在细小处详细，在重大处简略；轻视繁琐却简略重要内容；夸耀数量、争奇斗胜，搜求奇异，而对于地方要务、国家根本制度却毫无阐明，又怎么能够彰明国家法令、流传法守呢？宁波府辖六县，各县都濒临大海。蛟门像蹲伏的虎一样雄踞海口，招宝山屏障大洋；西南从岭南、广东，东北到辽东，延伸长达一万四千多里。商船番舶随着潮水出没，无不取道蛟门，直经招宝。对内连接各省，对外控制东倭，是全省的门户，实际也是东南的一大关键。上天设置这样的险要，难道只是为了成为一郡的形胜吗？我 朝廷定都建国后，考察并权衡地势

译命令提督等大员驻扎在郡城，兼管水陆两军，于是宁波便成为军事重镇。又特设总兵官镇守舟山，内洋、外洋都驻宿重兵，分布如星罗棋布，彼此联系承接。武器铠甲都有定额，炮位、船舰都有定制，分班操练、会合巡汛都有固定期限。海边日出之乡的百姓都畏服威势、感怀德政，渔民、盐商和商贾没有早晚遭受警报之忧。到今天将近百年了，这难道不是宏大的制度，是前此数千百年从未筹划到的，也是此后数千万世都应永远遵守的吗？与前代相比，前代不在海外设置防备，只一味从事巡哨；不在远海要害处扼守舟山，却把防务泛泛地交给沿边各汛，其得失相差究竟如何，难道还不明显吗！如今 天子登极第八年，命令各直省一同修纂《通志》。我承任浙江省的编修事务，正开始办理编纂；宁波郡守曹秉仁所修的郡志恰好完成，请我作序。我读了这部书，见其中记载海防、兵制、舆图、疆域、山川、建置、形胜等篇，来龙去脉都备载无遗，纲目也全部陈列，而且能够阐明其中的意义。圣朝安定内部、抵御外敌的谋略，保卫百姓、畅通商业的制度，其中最重大的事务和最重要的典章，已经没有什么可疑问的了。至于记载户赋，便阐明顺庄的便利；记载海渠，便说明塘、堰、坝、闸的益处；记载盐政，便详述惠待商人、体恤灶户的用意。其他人物、官制和物产等事项，也无不繁简合宜、详略得当。后来阅读这部书的人，就会知道玉帛来会、风浪不惊，全都由于 圣朝经营筹划、处置安排极其完善。从岭粤直到辽左，都将把这个地方作为屏障和辅翼。它所关系到的，难道只是一郡吗？至于考察古迹而找到依据，闻知遗风而懂得受到激励，这又是我对本地士大夫和百姓的期望。这篇文字，就由我题写在这部编纂之首。《陈氏三节序》　潘思榘士君子立身自守，志向清洁，行为芳美，于是归之以“节”的美名，使其人受到尊重，并作为训示世人的榜样。所以地位显达而居上位的，守的是臣节；穷困而处下位的，守的是隐节；不幸遭逢变故、发出义愤的，守的是忠节、烈节。刘虞对于汉朝，韩滉对于唐朝，可以说是纯正的忠臣。庄光对于富春，陶渊明对于柴桑，可以说是高尚的隐士。臧洪、陈容同日并命，张巡、许远守全城而以身死国，可以说是忠臣烈士。然而有的生在不同年代而隔世相逢，有的共同遭难却风俗各异，从来没有一家之内接连出现两位、三位，并且都卓然以节义著称的。因此这件事虽然出自闺门女子之中，而其[原文“▯”字不清]足以同士君子争辉。有心关注世道人心的人，乐于把它记载下来。武林陈先生是浙江人，侨居广东，博学而擅长作诗，尤其精通医方。我居住在南方时，因不能适应当地水土，凭此与先生结交，熟悉地知道他家门内的品行。从他的母亲到曾王母，三代都以苦守节操著称。既已拜受 国家授予乌头绰楔的典礼，又来请求我作几句话。他家在百年之间，接连有三位寡妇。丈夫去世的眼泪还未干，所依靠的丈夫又接连遭逢不幸。[原文“死防”疑误]的威势，幼小的孩子还能依靠谁？这一天的天道，几乎像是无法追问了。后来前后[原文“恤纬髽而持戸”文字疑误]，频繁地承受丧服之苦；拾取亡夫遗书，亲手交付后人，只抱守这种防伤至苦的节操。这样一代传给一代，用以挽回荒漠中的鬼神，并在尚未泯灭之处延续一线生机。这本来就是臧洪、陈容、张巡、许远诸公所经历的事情虽不同而心志相同，岂是寻常旌表门第之事可比吗？四季有冬，阴气穷尽而严寒凝结，霜雪接连降下，万物都不堪忍受这种苦楚。到了春天，阳光迟迟，和风惠畅，美好景色令人喜悦，其可爱也比平常时节格外不同。如今陈氏一家百年之间，有三人以节操著称，她们所承受的痛苦很深；但谁知道硕果之后花朵会更加繁茂，璞玉剖开之后才会显出美玉。陈先生读书砥砺品行，家道将日渐壮大昌盛，也正是春天将至的时节。我把这些话写在门楣上，等待它的应验。三位寡妇姓王、方、汪，都是名门之女。《陈氏三节序》　万国宣国家深厚的仁德恩泽和宣扬教化、维系风俗，浸润传播了一百多年，所以即使山角海边的人，也都知道崇尚礼节、看重廉耻。不只是读书明理的士大夫努力向善、接受教化，即使闺房妇女和巾帼之中，也有人能守志甘贫，深明大义，教子有成，从而上承圣朝的褒奖恩典。圣朝褒奖赐予的典礼，往往并不少见。那些幽微的光辉和潜藏的德行，积累日久便更加彰显；它们所起的是扶持天地纲常、树立人伦楷模，使一乡一国受到观感而奋发兴起的作用，关系实在不浅。若是一门之内三代相继，甘心守着孤帷，遭遇特别艰难，节操也特别苦烈，那更是天下少有的事。如今在陈氏家中看到了这种情况。陈生陈梓是钱塘人，侨居岭南。母亲汪氏、祖母方氏、曾祖母王氏，三代都以苦守节操著称。她们内在的仪范和美好的操行，传记、志书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却独独感慨上天所以成就美玉般的人才，不在安于常态、处于顺境之中，而在濒临危险、屡遭困穷之时。困穷就会求变，求变才能通达，这是天道。陈氏的苦节一次接一次，孤鸾寡偶，形影相对共处一堂，苦雨残灯，空帷之中无人诉说，几乎呼天而天也没有回应，这才真是困穷到了极点。如今 朝廷钦定褒奖节妇孝妇，使荣耀及于三代。她们的子孙接连不断、人才济济，奋发立志读书，在[原文“防庠”疑为学校名称，字形有误]求学并领取廪饩的人，早已各自显露才华，将要飞翔于仕进之路，光大门庭。唉！困穷到了极点便转为亨通，行善没有不得到报偿的，天道确实如此昭明而不差错吗？《易经·节卦》上六说：“苦节，贞。”九五说：“甘节，吉。”大概就是说苦尽而得甘。到了六四则说：“安节，亨。”上面既有甘节的道理，下面也能安于节制；安定下来，其中自然含有亨通之道。陈氏几代苦守节操，理应获得亨通。我掌管此地司法刑狱，职责在于辅佐教化，想到节义对于风俗教化关系尤其重大，所以因陈先生请求题言，替他写了这篇序。《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四 【史部，地理类，都会议县之属，《浙江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五 艺文【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