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通志卷八十七

译的地方。白杨山上有两个洞，是采铜的地方。《太平寰宇记》说：铜山高一千三百尺，在安吉县东三十里。《括地志》说：吴国采鄣山的铜，就是这里。石郭山在鄣山南面五里，《舆地志》说：过去吴国在郭山采铜铸钱，就是这座山。《三国志·吴志》说：嘉禾五年，铸造大钱，一枚抵五百枚。【《通典》说：钱文为“大泉五百”，直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下诏令官民缴纳铜，按铜的价值计算，设置惩治盗铸的法令。赤乌元年春，铸造当千大钱。【《通典》说：直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所以吕蒙《定荆州》说：“孙权赐钱一亿，钱既然太贵重，只是徒有名义，民间以此为患。”【《大学衍义补》说：后世铸造大钱，就是从这里开始。】《资治通鉴》说：吴国赤乌九年，吴人认为大钱不便使用，于是停止铸行。【《册府元龟》说：诏令：“谢宏过去陈奏铸造大钱，说可以扩大货币流通，所以听从了他的意见。现在听说民众认为不便，就停止铸造；已经铸成的改作器物，官府不要再拿出来流通。私人家中有大钱的，命令缴入官库，按价偿还，不得有丝毫亏枉。”】《晋书·食货志》说：“元帝渡过长江后，使用孙氏旧钱，轻重不一、杂行于市。大的称为比轮，中等的称为四文。吴兴人沈充又铸造小钱，称为沈郎钱。钱既不多，因此逐渐贵重。孝武帝太元三年下诏说：‘钱是国家的重要财宝，小人贪图利益，不断销毁钱币，主管官员应当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南齐书·刘悛传》记载：建元四年，奉朝请孔顗上奏《铸钱均货议》，大意说：“三吴是国家的关隘门户，近年遭受水灾，但粮价并不昂贵，这是因为天下钱少，并不是谷物丰收而价贱；这一点不可不察。铸钱的弊端，在于钱的轻重屡次变更。钱重了，流通困难；流通困难就会成为负担。钱轻了，弊端在于容易被盗铸，而盗铸造成的祸害更深。民间盗铸屡禁不止，是因为官府铸钱时吝惜铜料、爱惜工力。所谓吝惜铜料、爱惜工力，就是铸造没有实际用处的器物来流通交易，务求钱轻而数量多，使工料节省、容易铸成，却没有周详考虑它所造成的祸患。自汉代铸造五铢钱以来，历经五百多年而制度没有改变，说明五铢钱的轻重适中，可以作为法式，符合货币的需要。若官府铸的钱已经流通到民间，就应严格禁止剪凿、轻薄、破缺以及没有外郭的钱流通。官铸的小钱，按铢两称量，熔化后铸成大钱。货币既然均衡，远近就会一致；百姓乐于从事本业，市场交易没有争执，衣食物资也就日益增长了。” 《隋书·食货志》记载：梁初，只有京师以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地使用钱币，其余州郡则把谷物和帛也混合用于交易。交、广一带完全以金银作为货币。梁武帝于是铸钱，钱肉、钱孔和外郭都周整，钱文为“五铢”，重量也与“五铢”相称。谨按：五铢钱的轻重适中。因此《通鉴纲目》说：“使用五铢钱而没有改换的有两段时期：一是西汉元狩五年以后，二是东汉和隋代；两者都一直使用到本朝代结束而没有改换。”东莱吕氏也说：“从汉到隋，只有五铢钱最为适中，所以始终不能替换。从唐到五代，只有武德年间最初铸造的开元钱最为平允，所以也始终不能替换。”

译《唐书·食货志》记载：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直径八分，重二铢四参，轻重、大小都适中。钱文采用八分、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干封元年，改铸干封泉宝钱，直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一枚抵旧钱十枚。过了一年，旧钱大多废止。第二年，由于商贾往来不通，米帛价格暴涨，又恢复流通开元通宝钱，天下都可以铸造。开元十一年，下诏各地增加铸钱，禁止出售铜锡以及制造铜器的人。贞元十年，州县禁止钱币流出境外，商贾全都断绝往来。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求允许钱币往来，于是京师商贾携钱到四方贸易的不可胜数；诏令又恢复禁令。洪遵《泉志》记载：会昌年间，扬州节度使李绅在新钱背面加铸“昌”字，以表示年号，并把钱进献朝廷。朝廷下令：铸钱的地方，各以本州郡的名称作为背文。越州把“越”字铸在钱孔下方，浙西把“润”字铸在钱孔上方。晏殊《类要》记载：睦州有铜官山，唐代曾在这里设置官署开采铜矿。谨按：浙江设置铸钱官始于唐永泰元年，当时刘晏充任东都、淮南、浙江诸道铸钱使。宋代自开宝年间平定江南以后，江浙不久又设置铸钱监，由发运使兼任提举。景祐二年，开始设置江浙诸路都大提举坑冶铸钱官一员，任命魏兼担任。元丰二年，三司上言：江浙等路提举坑冶铸钱官，统领九路，水陆巡按不能周遍，希望增加一员，分路设置提举；朝廷准许，于是确定为两司。到元祐元年，采纳淮南提举李深的请求，把坑冶和铸钱事务合并为一司。绍兴二十七年，在行在设置提领诸路铸钱官，任命户部侍郎荣嶷担任。元代钱币和纸钞并行，顺帝至元十一年，浙江行省设置宝泉提举司，所辖有铜冶场三处，每处设置提领、大使、副使各一人。明代设置布政使和宝泉局大使一员，后来便裁撤了。《文献通考》记载：五代承袭唐代制度，使用唐钱；两浙自行铸造铜钱，也按照唐代制度。《吴越备史》记载：晋开运三年，钱忠献王召集左右近臣商议铸造铁钱，以增加将士的俸禄和赏赐。王弟弘亿劝谏说：“铸造铁钱有八种害处：新钱流通以后，旧钱都会流入邻国，这是第一害。铁钱只能在我国使用，不能在别国使用，商贾就不会往来，百货也不能流通，这是第二害。铜禁已经非常严格，百姓尚且仍然盗铸；何况家中有锅釜，野外有农具，触犯法令的人必定更多，这是第三害。闽人开创铸造铁钱的做法，不足以作为法式，这是第四害。国家财用幸而充足，却自行显示出贫乏，这是第五害。俸禄和赏赐本有定额，却无故增加它，便会开启贪得无厌之心，这是第六害。法令一旦改变并产生弊端，就不能立即恢复，这是第七害。钱币关系国家姓命，随意改变它不合适，这是第八害。”王深深赞许他的意见，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十国纪年》记载：周显德四年正月，忠懿王钱俶开始商议铸钱。【《玉海》记载：太祖平定吴国后，沿用旧制，在鄱阳开设铸钱监；钱俶入朝，又得到杭州铸钱监，不久便废止。】《宋史·食货志》记载：太祖初次铸钱，钱文为“宋通元宝”。各州那些轻薄、小而劣质的钱，以及铁钱、镴钱，一律禁止。太平兴国年间，下诏各地把七十七文钱当作一百文使用。由于福建铜钱数量少，命令建州铸造大铁钱，与铜钱并行。不久停止铸造，但官府和私人拥有的铁钱达十万贯，不得流出本州境界。每千文铁钱只能折合铜钱七百七十文。外县与两浙相邻的，也不使用铁钱。【《大学衍义补》记载：太平兴国以后铸造“太平通宝”，此后每逢改元必重新铸钱，并以年号作为钱文。】《宋史·神宗纪》记载：熙宁六年七月，下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等六路，各设置铸钱监。《宋史·地理志》记载：建德府，原为严州，属新定郡，设有铸钱监一所，名神泉监。【《元丰九域志》记载：熙宁七年设置神泉监。《新定续志》记载：神泉铸钱监在朝京门外，如今已经废弃。】《玉海》载崇宁三年九月诏令：“东南十所铸钱监中，舒、衡、睦、鄂、韶、梧六监铸造小钱，其余铸钱监铸造当十钱。” 《宋史·食货志》记载：崇宁四年，命令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和两浙都把折十钱按折五钱使用，旧有的折二钱仍照旧使用。崇宁五年，两浙盗铸尤其严重，小平钱更加短缺，市场交易因而滞涩，于是命令把折五钱、折十钱上缴朝廷，小平钱留在本路。不久又下诏，广南、江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使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原先新设的铸钱院和招募的钱户一律停止。随后又废止铸造当十二钱的命令，全部改铸小平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把重宝钱按当三钱使用。大观二年，允许江南东西路、福建、两浙铸造并使用铁钱。大观三年，下诏两浙铸造夹锡钱扰害百姓，东南各地铸造的这种钱全部停止。《宋史·高宗纪》记载：绍兴二十七年八月，又在行在设置提领诸路铸钱司。绍兴二十九年六月，又设置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举坑冶铸钱官。《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庆元三年，湖州旧有的铸钱监重新在天下流通；到这时由官府自行铸造，于是又恢复设置神泉监，把征收来的民间铜器铸成当三大钱，仍暂时隶属于工部。只有严禁钱币直接运往行在；而建州、韶州、饶州、赣州都由提举所泛舟入湖，再由江进入漕渠，运送到京城府库。【《宋史·食货志》记载：庆元三年恢复神泉监，又在浙江、福建、广南设置市舶司。船舶商人往来，钱币财宝由此流出，所以从临安出城直到江海各处都有禁令。】《续文献通考》记载：淳熙九年九月，下诏临安府和各路提刑司严格执行禁止奸民熔销、凿改现钱以及私自铸造铜器的禁令，并下令殿步司一体施行。嘉靖《仁和县志》记载：县中的平安桥，宋代有金锡库，也就是铜钱局。

译《大学衍义补》记载：至正十年，下诏铸造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行使用。【王祎《泉货议》说：铜钱的制度，自五帝、三王以下，历经各代，没有人改变过，是最古老的制度。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应顺应百姓认为有利的事情来使他们获利；既然百姓认为有利，居上位的人为什么不去实行呢？如今外任宰相得以奉行皇帝命令处理政事，既然已经考察民情，便在江浙省、府所在地铸钱，几个月之间，国家财用颇多依赖它来供给，可见其功效确实不可否认。然而所铸的是当十大钱，只能在杭州城内使用，不能远行流通。我私下认为，关于钱法的议论有两点：第一，广泛开设铸钱炉监；第二，停止铸造大钱。考察史传，汉代各郡国都可以鼓铸钱币，县官往往就在铜矿所在地铸造。钱唐也因当地产铜而设置铸钱监，天下共有九十九座炉。宋代铸钱总共有二十六监，而各路铸造的数量多少各有差等。这些制度都不能废弃。贾谊所说‘事情有招致祸患的，法令有引发奸弊的’，如今若让平民掌握制造货币的权力，这是说不能让百姓私自铸钱，并不是说官府不应广泛铸钱。周景王、楚庄王想铸大钱时，他们的大臣都认为不可行。】汉代的赤仄钱一枚当五枚使用，王莽的大钱一枚当五十枚，蜀地的直百钱，后周的当千钱，唐代的乾元钱，后唐的永通钱，宋代熙宁年间的钱，都不过是一时苟且应付的做法。张商英说，当十钱从唐代以来造成的危害非常明显。大钱的材质轻而获利重，获利重所以盗铸者多；材质轻所以人们不珍爱。小钱耗用的材料多而利润均等，材料耗用多所以盗铸者少，利润均等所以贸易公平。由此说来，鼓铸不可不广泛开展，铸钱监局不可不多设；大钱不可不停止铸造，小钱不可不多铸。现在的办法，没有超过这一方案的。况且如今江浙地域广大、物产众多，省府铸钱当然应当照旧。浙东、浙西、江东、闽中诸路，应各自斟酌当地情况分设监局，或者一州、二州共设一炉。凡铸造的钱，必须以汉五铢、唐开元、金大定、宋大观以及现今至正小钱为标准，不再铸造大钱。铸钱炉监广设，铸钱就多，百姓容易得到；小钱多，称量物价就公平，百姓也知道珍惜。容易得到，钱的使用就不会匮乏；知道珍惜，钱币流通就可以长久。推广开来，这种制度将遍及天下，而准则也不只适用于浙江一省。】《续文献通考》记载：宝泉提举司于至正十一年设置，共有九处。浙江行省有一处，所辖有铜冶场三处；每处设置提领、大使、副使各一人，主管浸取铜料的事务。《法传录》记载：洪武七年，下令户部和各省铸造洪武通宝。【《续文献通考》记载：钱制共分五等：当十钱重一两，当五钱重五钱，当三钱、当二钱的重量都分别与其面值相应，小钱重一钱。浙江有铸钱炉二十一座，每年铸造一千一百六十六万四千文。】《泳化类编》记载：永乐九年，下令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造永乐通宝钱。《续文献通考》记载：宣德九年，下令南京工部以及浙江等布政司铸造“宣德通宝”钱。《明会典》记载：弘治十八年，下令南北直隶府、州以及十三布政司查验、盘点洪武、永乐、宣德等钱，并铸造“弘治通宝”。《续文献通考》记载：万历四年，经题准，通令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隶开设铸钱局。每府发给镟边样钱一百文，各地按照样式铸造后呈报样钱。又经题准，通令天下开铸制钱，与本地原有旧钱一同流通使用。责令各地巡抚、巡按官设法经营管理，务必便利百姓，不得造成劳扰。万历十三年，铸造“万历通宝”钱。谨按：纸钞制度的兴起，自宋代创制交子、会子开始；金、元承袭这种制度，把它作为纸钞。元代刘宣说：宋绍兴初年，军饷接济不上，便制造这种纸钞来吸引商旅，作为沿边购买粮食的办法。它比铜钱容易携带，稍有滞碍，就使用现钱，仍然保留古人所说的“子母相权”之意。赵孟頫也说：纸钞是宋代创制的，施行于边郡；金人沿袭使用，都是出于不得已。所谓纸钞，成本不过三五钱，却用来购买价值千钱的物品，使用者没有选择权；流通时间一久，便不可能没有弊端。元代自世祖颁行中统交钞，以钱数作为面值；后来制造至元宝钞，一贯当五贯钱使用。至大年间，浙江虽然铸造当十大钱，但实际上也印造和使用交钞，最终导致物价上涨、纸钞贬值，甚至十锭料钞连一斗粟米都买不到。明初设置宝源局，各行省设置宝泉局；但考虑到元代使用纸钞省事便利，仍设置宝钞提举司，制造大明宝钞，命令民间通行。后来制定倒钞法，洪武二十六年又下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币并行，一贯纸钞折合钱一千文；又因为铸钱扰民，撤销宝泉局。当时两浙百姓重视钱币而轻视纸钞，有人用钱一百六十文折换纸钞一贯，由此物价暴涨，钱法也更加败坏而无法实行。永乐年间也是如此。到宣德三年，停止制造新钞，但仍设置钞关，借此征收纸钞、疏通钞法。此后才开始使用钱币，钞法逐渐废除。由此可知，设置纸钞制度终究不如全面鼓铸钱币完善。浙江虽然不是产铜之地，但从元代百姓苦于使用纸钞、乐于使用钱币这一点看，钱法有利于民生，确实是万世不变的良好制度。】本朝 《大清会典》记载：国家开设铸钱局铸钱，颁行天下。除户部铸造外，各省、镇有时设置铸钱局，有时停止，随时更改确定。设置官员监督铸造、采购铜料和搭放钱币，都有既定制度。私自铸钱以及使用废钱，禁令尤其严格。谨按：浙江的山中产铜很少，所以开局铸钱有时实行、有时停止。雍正四年，钦奉 上谕，按价格收买黄铜器皿，以供鼓铸之用，命令浙江省设置铸钱局开炉；又再次严格申明禁止熔销毁坏钱币的禁令，因此 国家钱币得以流通，私自铸钱也自然可以彻底杜绝。于是遵照《大清会典》的既定制度，分项收铜、开局设置官役、鼓铸和搭放钱币，并把禁令列为六条，详细列在下面。收铜 康熙十四年，议准：各省产铜以及产白铅、黑铅的地方，如果有百姓呈报愿意开采，就由督抚选派有能力的官员监督采矿。

译康熙十八年，复议批准：各省采铜、采铅事务由道员总理，府佐分管，州县官专门负责，任凭百姓开采；其中八成允许百姓自行发卖，二成缴纳官府，并造册按季度报告。靠近坟墓的地方不许开采；如果事情有不便之处，由督抚上奏说明后停止。道员、知府等官员每征得铜铅十万觔记功一次，四十万觔加一级；州县官每征得五万觔记功一次，二十万觔加一级。所得多的按数议叙；上司索取逼迫的，从重议处。采铜铅时，先允许地主报名开采；地主无力开采的，允许本州县人报名开采，并允许雇用邻近州县的工匠役夫。若有越境开采以及衙役扰民的，按照光棍例治罪。【浙江开采铜铅共涉及六县：富阳采铜、白铅，余杭采铜，武康采铜、黑铅，山阴、会稽采白铅，诸暨采铜、黑铅；听任百姓开采，由官府抽税。属于杭州府的，由杭严道总理；属于湖州府的，由嘉湖道总理；属于绍兴府的，由宁绍道总理。】雍正四年九月，户部等钦奉 上谕：制钱是民间日常生活必需之物。过去因为钱价昂贵，朕已经再三尽心筹划。如今鼓铸日益增加，但钱币并没有明显增多，钱价仍然没有下降。这一定是奸民图利，熔销制钱打造器皿。若不禁止铜器，钱价终究不能平稳，也就无法便利民间使用。从前九卿议定不许制造黄铜器皿；已经制成的铜器，凡愿意出售的，都作为废铜交给官府，并发给价钱。朕考虑这样执行，终究不能完全消除积弊，而且细小物件也难以集中交官，最后仍会流于有名无实。今后京城以内，除三品以上官员准许使用铜器外，其余人等不得使用黄铜器皿。限定三年，命令他们把所有黄铜器皿全部出售，由官府按应得价格发给钱。旗人就在本旗交出并领取价钱，汉官和民人在五城所属之处交出并领取价钱。不论轻重多少，一律随到随收，不许发价人员有丝毫克扣。违犯者从重治罪。这样或许可以永远杜绝熔销钱币制造器皿的弊端，使国家钱币流通、民间使用充裕，实在大有裨益。”}], 着九卿详加议定后具奏。钦此。钦遵此旨，臣等会议认为：雍正四年正月，大学士、九卿等议定，为了杜绝销毁制钱的源头，应当严格制定黄铜器皿的禁令。今后制造器皿，除红铜、白铜不禁，以及黄铜制的乐器、天平、法马、戥子和五觔以下的圆镜也不禁之外，其余一切器皿，无论大小、轻重，都不许再用黄铜制造。已经制成的黄铜器皿，一律作为废铜交给官府，并按价给付。防禁令已经依照议定施行，并通行在案；但半年以来，民间所有黄铜器皿交官领取价钱的很少，而铜器店铺仍然照常出售，我 皇上心里切实顾念民间，对百姓的事情没有一处不加以照察。特地下达谕旨，命令臣等共同确议。臣等谨慎议定：今后京城内三品以上官员准许使用黄铜器皿；民间使用的乐器、圆镜、戥子，仍照臣等原议办理。除此以外，其余文武各官、军民人等所用的一切大小器皿，都不得再用黄铜制造。所有旧存的黄铜器皿，除箱柜上的铜制附件外，其余不论轻重、多少，全部交给官府领取价钱，按照成色估定足铜、铅的觔两，依照户部规定的每觔一钱一分九厘九毫三丝的价格发给。若有把低成色铜冒充好铜，或对应该领取的价钱故意刁难、扣克的，冒报银两的，依侵盗钱粮例治罪；扣克银两的，依克减官价例治罪。收买铜器所需银两，酌情向户部支领。所收铜斤由主管地方每季解交钱局，用来鼓铸，并把实际发给的银两数额造册报送户部。宽限三年；如果超过期限仍把黄铜器皿藏匿而不交出出售，依私藏禁物例治罪。小铺收买零星铜器的，限三个月内全部交官领取价钱，违者立即依私藏禁物例治罪。打造铜器的店铺，如果仍用黄铜制造器皿，依销毁制钱为从律治罪。这样，旧日的器皿就能全部收缴，新造的铜器也可以断绝；销毁制钱的弊端既清除了源头，又截断了流向，将来制钱数量日益增加，钱价自然会趋于平稳，这对于钱法确实大有裨益。请通行各直省，一律依照京城的条例办理，也都以三年为期限收缴，使各地的黄铜器皿全部禁止，这样就永远不会再有销毁制钱的弊端了。奉 防依照议定办理。雍正五年四月初九日钦奉 上谕：制钱是民间日常使用不可缺少的物品，向来钱价很高，民间深感不便。朕为此筹划谋算，日夜焦虑劳心。朕因此想到，鼓铸日益增加，而制钱的数量却没有明显增多，必定是有人销毁制钱来制造器皿，所以命令京城和直隶各府，以及各省督抚驻扎的省城，不许铸造黄铜器皿。凡是有黄铜器皿的，都要交给官府，按照数量给付价钱。这样做无非是希望制钱充足，使百姓获得谋生的好处，而不至于有缺钱使用的困苦。近年来，京城内外多次捕获销毁制钱的奸民；钦差官员在甘肃地方，也发现有人毁钱制造器物。由此可见，如果不严格禁止铜器，毁钱的弊端就一定不能消除，制钱也一定不能充裕，钱价也一定不能平稳。这些事情相互关联的情势，确实是明白而不可否认的。京城现在奉行此令十分谨慎，黄铜器皿都已经陆续交纳并领取价钱。可是听说各地省城都没有设置收买铜器的公所，也没有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员，那么民间即使有铜器，又怎么交纳呢？这都是各督抚怠慢、因循敷衍、不肯切实奉行的缘故。因此再次颁发谕旨，命令各省督抚设立公所，并在属员中挑选廉洁谨慎、老练稳重的人，专门负责此事。

译先由司库拨出数千两银子作为价款，以后再陆续发放。凡是交纳铜器的，按照觔两给付颁定的价格，不得有丝毫扣克，也不得使用过重的秤使交纳者受亏损。制钱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而器皿却不一定非要用黄铜制造，这个道理十分明白，这件事也很容易晓谕。各省督抚如果能够把朕便利百姓、利用物资的深切旨意，诚恳周详地晓谕民众，又能核实给付价钱，那么民间交纳铜器的人自然一定会踊跃争先。着各督抚把所收买铜器的觔两数，每年年终奏报；发放的价款报户部核销。如果办理此事的官员有侵吞、扣克等弊端，督抚立即题报，从重治罪。直隶各府委派官员办理的地方，也一体照此遵行。特此谕示。钦此。浙江总督臣李卫钦奉此旨。谕旨屡次恳切发布告示，反复开导。于是就在省城以及嘉州、湖州二府府治各设一局，委派官员掌管。其余各府、州、县，责成印官以及佐杂等官分别收取。凡民间交纳铜器的，公平称量验兑，依照规定价格发给价款。把所收铜器的觔两汇总核查后题报。雍正五年十一月，户部为钦奉 上谕一事：我 皇上因为各省设立收买铜器的公所，担心各州县距所设公所遥远的地方，民间交纳不方便，于是命令民间交纳铜器，可以抵作应交的正赋钱粮。奉 上谕：应当如何举行？可以施行于哪些省份？又应当怎样交纳、扣抵？关于生铜、熟铜定价的事项，也要详细议定后具奏。钦此。臣部议定：各省如有未完的旧欠钱粮，命令督抚酌量在各省百姓所欠的钱粮中，以二十万两为限，准许欠户交纳铜器，扣抵应当缴清的旧欠钱粮数额。如果银两抵扣完毕后，仍有人交纳铜器，督抚再行具题请示。防这次交纳的熟铜，照颁定价格计算，每觔一钱一分九厘九毫三丝；生铜的价格比熟铜减二厘，每觔按九分五厘九毫四丝四忽计算。各州县官在绅士、百姓交纳时，按照铜的生熟、成色和觔两，依所定价格折算抵扣。若有奸民销毁制钱，充作废铜片块，再打制成器皿物件，查获之日，依律治罪。收铜的州县官不得丝毫扣减价款，也不得使用过重的秤收兑，使交纳者受亏损。每季把所收铜器的觔两数目报明督抚，解交公所；督抚于年终奏报。没有民间欠款的钱粮省份和州县，以及没有旧欠钱粮的粮户，有把铜器交官的，都按照生熟铜的成色给付价款。所收铜器存放在公所，于年终奏报。如果各省地方官现已收买黄铜器皿，应当解交公所，由掌管官员按生熟铜的觔两给付价款。如果地方官有不遵守的情况。谕旨：借捐买等名目，用低价收买民间铜器的，督抚立即指 名题报，交户部严加议处即可。奉 防依照议定办理。设立钱局。顺治六年，命令浙江设局鼓铸钱币。顺治八年，议准各布政司只开设一个钱局，其余全部停止。顺治十四年，题准各省铸钱局一律停止，只命令宝泉局鼓铸。顺治十七年，重新设置各省钱局。康熙元年，命令停止各省钱局。康熙六年，浙江总督赵廷臣条议各省炉座，仍命令照旧鼓铸，以补充国储而救济百姓的困苦，户部议定依照该督所请，各省炉座都按照旧例开铸，奉 防通行施行。防通行。康熙十三年，停止浙江铸钱局。康熙三十五年，浙江巡抚线一信奉文开设，浙江钱局设在杭州府大仓前。康熙三十八年，停止炉铸，因而把钱局改为永济仓。雍正八年正月奉 防开铸建宝浙钱局，设在仁和县羲同二啚地方。这里原来是祖山寺的基址，并占用民地十亩有余。【局门前有牌坊一座、头门一座、炉神庙一座、库丁班房八间、堆放沙泥的房屋三间、二门一座、大堂三间、青选堂三间，左右两间用作贮存钱币的库房。】【库官住房三间，东边平披各五间，用来收贮铅、铜等物资；厨房三间。大堂东侧建炉房五座，分别编为“宝、裕、升、平、世”五字号；大堂西侧建炉房五座，分别编为“泉、流、富、有、年”五字号。钱局外四周建造营房六处，用来安置巡查的兵丁。】官员和差役。顺治元年，命户部汉右侍郎一人督理京城和各省的钱法；各省镇开炉鼓铸钱币，命布政司总理，并由就近的道员和防守官员分管。浙江承宣布政使所属衙门原有宝源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后来裁撤。康熙三十五年，浙江巡抚线一信奉文开局鼓铸，设置督局官一人，负责早晚稽查工匠的出入。雍正八年，浙江总督【臣】李卫奉文建立宝浙局，委任监督鼓铸官一人、协理鼓铸官一人、协办官一人、库官一人。【在局门外把守，委派把总一人；巡查营兵二十四名；局书二名；钱局库丁十六名。每座炉设置炉头一名、匠头一名、上炉匠一名、倒火匠一名、翻沙匠六名、刮沙匠三名、刷灰匠二名、采钱匠二名、杖钱匠三名、滚钱匠二名、磨钱匠十名、敲铜匠一名、煤熯匠一名、踏糙匠一名、拣选匠四名、穿数匠一名、省眼匠一名、淘沙匠二名、杂用小工四名。】鼓铸。顺治二年，经题请批准，京城和各省铸钱时，每文重一钱二分，每七文折合白银一分。顺治八年，议定并批准铸钱，每文重一钱二分五厘，不许轻重违反规定。顺治九年，经题请批准，各省铸钱的本钱和利息，责成各有关衙门按季度报送户部，年终汇总报告，奏请核销。顺治十年，经题请批准，铸造制钱务必精工；钱背铸“一厘”二字，户部钱加一个“户”字，各省都加一个字，浙江加“浙”字；铸造不合式的钱币，要追究查办。顺治十八年，议定并批准没有“厘”字的旧钱，每觔给价七分，收回销毁后重新鼓铸。又经题请批准，铸成“康熙通宝”样钱，颁发给各省钱局，依照样式铸造。顺治钱仍旧准许流通使用。

译康熙七年，浙江开铸钱文，每文重一钱四分，以二万文作为一秤，共计钱二十串。每秤使用水铜一百七十五觔，另加耗铜一十八觔十二两，共用正铜和耗铜一百九十三觔十二两。炭、礶、工食、物料等项合计用银五两七钱九分。康熙二十三年，议定并批准鼓铸制钱，每文足重一钱。行文通知各省铸钱，都按照新的式样鼓铸。康熙三十五年，浙江开铸钱文，每文重一钱，以二万文作为一秤，共计钱二十串。每秤使用红铜六分、白铅四分，按比例配用正铜铅一百二十五觔，另加耗铜铅十一觔四两，共用正铜铅和耗铜铅一百三十六觔四两。炭、礶、工食、物料等项合计给银二两六钱八分五厘。【每年动用库中存银二十余万两，发给商人采买红铜、倭铅配搭鼓铸；设置炉二十座，每日铸钱二十秤。】康熙四十一年铸钱，仍按每文重一钱四分。雍正七年正月，户部奉…… 上谕说：各省收买铜器、鼓铸钱文一事，朕屡次降谕，命各有关督抚酌量所收铜器，认为可以鼓铸的，就奏报上来。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处上奏？你部再行文通知各省：凡所收铜料可以设局开炉的，就应当鼓铸，使钱法流通，不必限定必须筹足一成、二成兵饷后才开炉铸钱。钦此。雍正八年，浙江开炉鼓铸钱文。每发给黄铜一秤，其中生铜、熟铜各九十六觔二两，另加白铅十觔十三两二分五厘、黑铅四觔十二两。【铸钱定例：每发黄铜一觔，加白铅九钱、黑铅四钱。】铜铅每一百觔加耗九觔。铸出钱一秤，合计重一百七十四觔十五两四钱，缴纳钱二十千文。每千文重八觔十二两，如有偏轻，就加以补足。铸钱一秤，给工料钱三千四百一十六文；每秤另收加铅钱一千六百二十五文，给付铅钱工料钱二百七十七文五毫五丝。每钱一串，缴纳补串钱二文。【雍正八年四月，浙江总督兼管巡抚事务，为遵照谕旨行文办理此事。】据布政使程元章、盐驿道副使王钧会同查勘认为：浙江省奉文设炉开铸，应当把从前所设置炉座所需的炉头、匠役，以及炭罐、铜觔、人工、物料等各项，逐一详细议定查核。康熙七年浙江省开铸钱文，每秤用铜一百七十五觔，另加耗铜一十八觔十二两，计给炭罐工料等银五两七钱五分；钱重、铜足，钱文形制完备，民间直到现在仍在流通使用。后来康熙三十五年再次开炉鼓铸，奉行不善，改变钱质使其变轻，掺和铜铅，减少用料和价格，以致所铸钱文不能流通，官府钱帑和民间资本都亏损而无法抵偿。如今奉命议定开铸，应当先以钱式为主：每文应重多少、每串用钱多少，并且考虑南北民情土俗以及各地流通钱文的不同，务必使其与现在民间流通的制钱相等，才没有积压滞流的忧虑。此前已经备文详细请示题报，现据户部批复中所说：康熙七年浙江省鼓铸，每二十串铜价十二两五钱九分三厘，工料银五两七钱九分，共用银一十八两三钱八分有余。如今按废铜价格合计，每二十串铜价为十九两七钱八分四厘有余，再加工料五两七钱九分，铜本合计共银二十五两五钱七分四厘有余，比康熙七年浙江省所用工料，每二十串多用银七两一钱九分四厘有余；即使比照京局，也还多用银一两九钱九分一厘有余。应下令确实访察当时价格，据实核减。至于耗铜，每一百觔都按九觔计算，浙江省不便独自不同，应下令仍按照原议执行。现在查得浙江省开铸所用的都是收买来的废铜，分为生铜、熟铜两种，定价发给；比照康熙七年所用铜本，原本就多用银七两一钱九分四厘有余。这一次确实是铜价上涨，并不是工料过多；而且各种所需的沙、石、料物都要从外省采购，水运脚费也多有支出。炭罐必须选用干燥而厚实的，价格自然加倍；铸出的钱文务必合乎式样、做工精良，还必须增加滚钱匠的工种。再如浙江省食物等项的价格与其他各省不同，匠作人工也难以核减。又查生铜、熟铜器物进行鼓铸，先前曾经设炉熔炼检验，渣滓泡沫很多；如今每一百觔加耗九觔，确实不够，难以核减。除一面严令加紧办理外，另行选择日期开铸。此外，所有鼓铸的工料费、增加使用的耗铜等项目，拟请仍按原题报的数额准予核销，以免鼓铸受到耽误。】【这样，国宝也就可以流通了。为此咨文户部查照施行。】

译【雍正九年正月，户部为遵照谕旨发文事，咨覆浙江总督。咨文称：浙江省鼓铸钱币，难以预先确定数额。咨请户部按照江西省已经批准的数额，先行试铸，核实后报销。如今已经铸造一个多月，每秤实际需要工料银三两四钱一分六厘，比江西省每秤工料银二两六钱五分八厘有余，虽然数额不同，但各省物件的价格本来就有高低，匠作人员的工价也有贵贱，所以不能完全划一。不过，与京局每秤发给工料钱三千七百九十六文相比，确实节省很多。请按照三两四钱一分六厘的数额报销，实在难以再减，拟应将上述情况咨明等情报来。查浙江省鼓铸工料，先前该督曾请按照江西鼓铸的成例暂行试铸，等铸造见效后核实报销。本部曾行文命令迅速办理鼓铸。如今该督既然说每秤实际需要工料银三两四钱一分六厘，本部核算后，认为比京局所需工料节省银三钱八分，应令该督从铸出的钱文中支取所需工料银两；如有浮报冒领、短少发给的情况，据实查究参奏。雍正九年正月，户部为遵照谕旨发文事，咨覆浙江总督。咨文又称：浙江鼓铸虽然是生铜、熟铜各一半均匀配合，但因民间使用的器皿铜质本来较高，如今经过火炼，铅气逐渐消失，铜性变得燥烈，以致常有缺损，必须回炉重铸。不仅浪费工料、折耗重量，而且还耽误鼓铸，似应酌量增加铅，以使铜性润泽。请增加铅配合。每年约需铜六十九万二千三百斤，遵照部行规定每百斤折耗九斤，得到净铜六十三万斤。经过仔细试验，每斤铜须加黑铅四钱、白铅九钱，共应加黑铅一万七千二百七斤有余、白铅三万八千九百四十二斤有余。除去折耗外，净黑、白铅共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七斤有余，应增加铸钱五千八百四十九串九百九十文。不过浙江不是产铅之地，价格实在难以预先确定，现委派闲散官员前往产铅的省份采购，核实确价后报销等情报来。应令该督将前项所需铅斤，迅速委派人员前往产铅地方，按照数额采购运来供应鼓铸；所购铅斤的价值，报部查核。】雍正十二年四月户部为钦奉 上谕：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内阁奉到 上谕：鼓铸钱文，专门是为了便利百姓使用。铜料太重，就会助长销毁；钱本太轻，就会增加私铸，本来就应当随时更定，筹划变通，这样才可以平抑钱价而杜绝各种弊端。顺治元年，每文铸重一钱；顺治二年改铸为一钱二分；顺治十四年增加铸重为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为销毁弊端很多，又改为每文一钱的重量。后来由于私铸竞相兴起，康熙四十一年又恢复一钱四分的制度。此后铜价逐渐上涨，以致铸钱成本越来越重。如今宝泉、宝源二局，每年按定额铸造钱文，每串需要工本银一两四钱有余，每年计算亏折银约三十万两。朕认为钱币重量大、铜料多，只会助长销毁，而且销毁钱币的奸民不需要很大的本金，便可以随时熔化，实在难以缉捕查拿；这与私铸必须有财力的人，同时还要设置炉座器具，较容易查拿，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按照顺治二年的成例，每文铸重一钱二分，销毁者无利可图，私铸者也困难，似乎权衡得当，可以长期实行。再说，如今五省采购洋铜，三省采购滇铜。朕认为，与其令三省办理铜料并解送户部，不如就近令云南省铸钱，将铸成的钱文就近运到四川永宁县下船，再由水路运往汉口，搭附漕船解送京城，这样可以节省京局铸钱一半的费用，似乎好处很多。至于户、工两局，每年需要铅斤，每斤部定价格为银七分有余。听说贵州铅厂生产很旺盛，每年出产四五百万斤，每百斤厂价一两五钱。如果酌量给予水脚费，令贵州巡抚选派能干人员按数解送交给京局，似乎比商人承办节省得更多。再者，既然黄铜已经禁止使用，红铜自然会增多。其实黄铜就是把红铜和白铅掺和熔炼而成的，如果不一并禁止，仍然会给鼓铸造成不便。所有红铜器皿应当如何分别饬令禁止？云南开铸钱币、贵州解送铅料应当如何斟酌制定规条？以及现铸钱文是否应改为每文重一钱二分，这些事项着九卿详细妥善地斟酌定议后上奏，不得轻率，也不得拘泥。钦此。钦遵。臣等会议认为：钱币重量大、铜料多，以致奸民肆意销毁，这就是把 国家有用的工料白白送入奸民谋取利益的贪欲深渊。要消除这种弊端，应当先清除根源。应将现行每文一钱四分的规定，遵照顺治二年的成例，改铸为每文一钱二分。这样钱本稍轻，销毁制器和购买铜料私铸都无利可图。而且每文节省铜铅二分，即每串节省铜铅二十两。统计每年需要铜铅七百一十万斤，可以节省铜五十一万斤，计算节省银八万九千二百五十两；节省铅五十一万斤，计算节省银二万九千五百二十五两。两项共节省银十二万八千七百七十五两，在 国家库藏既能大为节省，销毁和私铸的弊端又可以完全消除，因此铸造每文一钱二分的钱，权衡得当，确实可以长期遵行。至于改铸每文一钱二分，铜铅虽有所节省，但铸钱数量仍照旧额，所有工料仍应照旧发给，等待 命令下达之日，户部行文钱法衙门，按照成例鼓铸，并将鼓铸的样钱颁发给开铸的钱省，各省一律照样铸造。至于现行每文一钱四分的钱，如果分别提高价格，恐怕不便于民间使用；重新铸造，也对 国家的财政没有帮助，因此仍应一律通行使用。如有不肖奸民谋利，私自销毁钱币，应令所属地方官员不时巡查，严加捉拿治罪。奉 谕旨，依照议定意见办理。搭放 顺治十三年题准，铸造的钱币搭放给兵饷、工食，令州县扣算，并刻入由单，填写在收支簿册中。顺治十四年题准，征收钱粮时，银七成三分，银两全部起解；钱币充作存留使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钱〕 康熙七年复议批准，存留的驿站官役俸禄、工食及杂支等项目，都按照银七成三分的比例收取和发放制钱。该督抚查取所属各地征收流水底簿，逐项核对，年终核得收支数目，造册报送户部；如果奉行不力，指名题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钱〕 康熙十年，命令各直省存留的钱粮，按照数额收取钱币，使上下通行，这样才不会阻滞。有不收制钱的，以违犯制度论处。

译雍正五年十二月，户部折奏：查各省兵饷，多的达到一百四十万余两，少的三四十万两，其余都在百万两左右。内外兵饷较多的省份，以一成钱搭放，需要钱十五万余串，可得到净铜一百四十余万斤，可以开铸；以二成钱搭放，需要钱三十余万串，可得到净铜二百八十余万斤，可以开铸。兵饷较少的省份，以一成钱搭放，需要钱三四万余串，可得到净铜三四十万斤，可以开铸；以二成钱搭放，需要钱五六万余串，可得到净铜五六十万斤，可以开铸。兵饷在百万两上下的省份，以一成钱搭放，需要钱十万串上下不等，可得到净铜一百万斤，可以开铸；以二成钱搭放，需要钱二十万串上下不等，可得到净铜二百万斤，可以开铸。臣等按照各省兵饷搭放一成、二成钱文计算，除云南省现在已经开炉鼓铸外，其余省份应使用多少斤净铜、可以开炉鼓铸的事项，另列清单录呈。呈皇帝御览。【浙江省每年需要官兵俸饷银一百万八千七百四十五两八钱有余。以一成钱搭放，共需钱十万零八百七十四千五百八十文，可得到净铜八十八万二千六百五十二斤九两二钱，可以开铸；以二成钱搭放，共需钱二十万零一千七百四十九千一百六十文，可得到净铜一百七十六万五千三百零五斤二两四钱，可以开铸。】雍正八年，浙江开设宝浙局，铸出的钱文按九一比例搭放兵饷，并包括府县俸禄、工食及鼓铸工料等项目。禁令 顺治四年，命令各省不许私自铸造伪钱，并严禁前代旧钱流通。顺治十年题准，官炉中夹带私铸钱的，按照枉法计赃的罪名定罪。顺治十八年议准：私铸者中的首犯及工匠，处斩，家产没收入官；总甲、十家长以及知情者，一律处斩，家产没收入官；不知情者，枷号一个月，责打四十板，徒刑一年；从犯及知情而买用私钱者，立即处绞刑；告发并捕获罪犯者，按照成例给予奖赏。所属地方官明知而任由私铸的，按照首犯论处；不知情而失于察觉的，降三级调用。如果经纪铺户贩卖、掺和私钱，枷号一个月，责打四十板，流徙尚阳堡。内外各级官员，都按照各自职掌，依照新例处分。康熙三年题准，失察私铸的，该州县官以及吏目、典史、卫所官各降三级调用；知府、直隶知州、捕盗同知官各降一级调用；司道、都司各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运使按照司道的例处罚；分司按照知府的例处罚；大使按照典史的例议处。康熙七年题准，掺和私钱十文以上的，按照成例治罪；九文以下的，仍然枷号、责打，免于流徙。又题准，私铸者的邻居和保甲，不论知情或不知情，都枷号一个月，责打四十板，徒刑一年。康熙十二年复议批准，销毁制钱的，犯人与失察的官员，都按照私铸的条例治罪。雍正三年五月十七日钦奉 上谕：制钱是日常生活中必需的物品，必须使它在远近各地流通，才便利百姓使用。京师钱局每年鼓铸，制钱本应日益增加；如今虽然还不至于缺乏，但听说各省没有得到流布，民间使用不够，这一定是有人销毁官钱用来私铸。而且听说湖广、河南等省私铸之风尤其严重，因此特颁发谕旨，令直隶及各省督抚告诫所属地方官，进行察访查拿，严格禁止，不得让奸徒漏网。如果稽察稍有疏忽，仍重蹈前弊，一经查访发现，一定将地方大小官吏分别从重治罪。你们督抚不可把这当作具文，必须切实奉行，严加禁止。私铸治罪的条例应如何严格制定律条，着三法司详细议定后上奏。特谕。雍正三年二月，刑部复议批准：各省如有熔毁小制钱的，仍按康熙年间的条例治罪。所属地方官如果徇私，与本犯同罪；不知情的，也按照私铸条例降三级调用。房主和邻居，不论知情或不知情，也按照私铸条例枷号一个月，杖打一百，徒刑三年。载入定例，遵照执行。雍正四年二月，刑部等议定：私铸不能彻底禁止，应通行直隶各省，严行晓谕经纪、铺户等人。今后私钱不许掺和一文；从前已经收买的，每一贯私钱按官钱半价折给，收存入库并报送户部。雍正六年正月钦奉 上谕：雍正二年，朕就谕令李维钧，听说直隶沧州地方有偷铸私钱的匪徒，应当严行查拿。李维钧回奏说，已经严格查察，该地方并没有私铸，并且极力作保上奏。如今步军统领阿齐图奏称，本月内接到内务府咨文，说番役因公前往沧州，捕获私铸的钱的回子刘七等人，移送前来。随即派千总江进禄带领番役前往沧州，将私铸的同伙全部捕获，并缴获铸钱器皿等物。由此看来，沧州奸民私铸的弊端由来已久，而地方大吏全无察觉，如今才暴露出来。阿齐图派遣官员，将匪徒及其同伙全部立即捕获，不使漏网，实在值得嘉奖。着将阿齐图及其所派官弁交给有关部门议叙，番役加以赏赐。对于私铸一千人的案件，交刑部严加审讯，定罪拟刑后具奏。私铸钱文，严重触犯法律法纪；而且私铸不停，钱法就不能统一，销毁制钱等弊端也都由此产生。怎样便利民间使用，关系重大。京畿附近尚且有这种奸民，各省远方更难保证一定没有此弊。着通行晓谕，再严加申饬。如果直省督抚中有像这样疏忽纵容、不肯切实查拿的，朕会留心访察，秘密派遣京官缉捕。一经查出，必将该督抚按照溺职条例处分。钦此。雍正七年二月二十日，户部奉到。

译上谕：钱是国家的宝物，固然贵在流通以便利百姓；但必须权衡轻重，使它达到平衡，才能便利民间使用，而不产生囤积、私自销毁的弊端。近来听说马兰峪地方每银一两可兑换大制钱一千零二十多文，又听说奉天以及直隶几个府也这样，钱价过于低贱，民间交易时，物价必然受到损亏，而且恐怕奸弊也会由此产生。着该督及奉天府尹严令地方官向居民和市肆普遍晓谕，今后每银一两只准兑换大制钱一千文。如果晓谕之后仍有超过一千文兑换的，就把查出的钱铺人员治罪；并着户部行文各省督抚，转令各地方官，每银一两兑换的制钱不得超过一千文，使民间使用便利、国家货币流通，作为长久平准的固定规则。特谕。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钦奉 上谕：国家的制钱关系到小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必须使它流通充裕，才能满足使用、使百姓富足。然而每年都鼓铸，钱却没有增多，京城之中康熙钱文很少，这一定是奸徒暗中销毁造成的。我的皇考爱护百姓，日夜焦劳，留心钱法，多次颁发谕旨严加防禁，命令内外官员查拿代为销毁的弊端；但眼下仍然钱少价高，可见有关官员奉行不力，已经十分明显。应将此谕通行晓谕：凡京城内外所属地方官，务必秘密缉查、严行捕拿，不得稍有疏忽纵容。如果仍把它视为具文，发觉之日，必将所属官员加重处分，绝不宽贷。特谕。《浙江通志》卷八十七。《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浙江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卷八十八。驿传【上】古人以道路相互连接，使四方通达；旅舍则提供馆舍，而传递紧急文书的事务，由行夫主管，这就是驿递制度的起源。浙江旧时设置三十六驿，设道臣专门管理；后来根据地势裁减合并，并由盐法道兼管其职，特别严格禁止骚扰，立法十分完善。皇上的仁德所到之处，远方也受到恩泽，近处百姓安宁；德化流行，比设置邮驿还要迅速，传达诏命的作用更加 明显了。见《志·驿传》。《大清会典》记载：直省设置驿传，专门供往来的公差人员持兵部勘合、火牌使用，验明后按数供应。在京城的称为会同馆，在外地的称为水马驿。所需的马、驴、车、船、夫役及各种器物等，根据地处交通要冲还是偏僻之地，酌量设置，各有规定的数额和钱粮。有的设置驿丞专门管理，有的由州县官兼管，有的令武职官员兼管，都责成各该督抚、驿道稽察整治。至于旧设驿站，如果相隔遥远、往返不便，允许该督抚勘察明确后，根据里数远近题请增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