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一

译记 游赤松记　　　　　　　　　【宋】吕祖谦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至后的第二天，我和两三个朋友去拜访吕仲平的住处，登高向四面眺望，缥缈的赤松居所仿佛就在房屋后面。又过了两天，我叫儿子寻找藜杖，吩咐朋友准备行囊，正要出门时，抬头看见天边云气飘浮，雨意降临地面，兴致尽了，想要停止出行。随即又说：“一定会有人替我把云雨驱散的。”于是缓步走出北郭，走了约五里，市井房舍的烟火才开始断绝，山光野色渐渐同人相互接近，而晴朗的日光也时时照到身上。又走了约二里，到了季氏的住处。那里依山而居，茂密的树林和清澈的池塘相互映衬。季氏兄弟以及他们的知交陈岩夫，也赶紧收拾行装，想要一同住在山中。路上有值得观赏的地方，就停下来：一方面用来休息脚力，另一方面用来满足自己的兴致。又走了十里，到了小石桥，远望赤松山，只见层层雾气横在青翠山色之间，山势茂盛而幽深明丽；水声琤琮作响，像玉佩相互撞击应和。又走了约三里，进入山门，长松弯曲盘曲在道路两旁，仿佛不肯同世俗之士为伍。到了桥亭，坐在老树上；古老的山涧中，水流冲击横卧的石头，激起清澈的急流，水势澎湃汹涌，人的声息一概停歇，心神和目光因此顿时清醒。我们在漱玉处停留，在濯缨处饮水；往年雷雨时泉水冲击山石的声音，恍惚间仍然回响在耳边。又拖着杖进入小桃源，这时暮色已经充满山岩峡谷。我们在枕流处徘徊倚靠，四周一片昏暗迷蒙【“溟防”疑为讹字】，天和水连成一色。泉声和松涛，起初像暴风急雨突然到来，慢慢仔细听，又像车马奔驰、士卒奔跑而始终没有停息。云间不时有稀疏的星星点缀在林梢，与水中倒影相互映照，清澈得一眼望不到底。坐着打盹，神思清明，仿佛在游历钧天，自己却毫无知觉。夜将近半更，才去睡觉；梦魂所经历的，大概也不是人间世界。早晨起身后又到了那里，只见浩大的清气流动弥漫，天空洁净无尘，心胸开阔，精神愉快，久久凝视不舍。道士设下豆粥，我们随即寻找小路拜谒二仙祠。世间相传这里是黄初平兄弟寻找失散羊群的地方；也有人说，这里就是留侯所说的“愿意抛弃人间事务，想要跟随赤松子游历”的地方。这说法难道是真的吗？细雨稍稍落下，想回到观中，不久雨又停了。同行的人都想登山，便舀取丹井的水饮用，从山崖边返回。随着景物移动、视线改变，竟也忘记了脚下的劳累。青苍的山峰排列如屏，流水在下方；远望桃源的亭台楼榭，也还隐约可见。途中有时沿着山涧向上，观看瀑布泉水，踩着白石行走，想要追寻泉源，却无法到达尽头。于是又一同聚集在丹井上方，山势高峻而深远，向下俯视群谷，没有一处不呈献出各自的形态。道家说，这是葛真人炼丹的地方。他们的话虽然仿佛荒诞无稽、没有根据，然而在广阔的山谷和大河之间，又怎么知道没有葛天氏的遗民，离开世俗、忘却言语呢【“遗世忘。言者”疑有脱误或断句错误】？回去的路上，高处变得平缓，险处变得顺畅。山路迂回，道路转折，乌纱帽歪斜着；同行的人任意分散前后，远远望去的人，甚至会忘记他们是谁家的子弟。雨又下起来，我们在村舍中稍作休息。到了山下，雨也停了；太阳还没有到正午，稍稍休息后就吃饭。吃完饭，任意随着道路前往。道士大多关着门，时常能听到下棋的声音。为了再次寻访桃源，我们登上御风亭。林木交错遮蔽的地方，如今都已经开阔空旷。我们又沿着山路石阶行走，游览于尘世之外。高大的树木直倚云天，山涧流水清澈而气势雄壮。这里就是桃源渡口的起点。经过小桥，沿山而行，泉水冲击山石，没有风却像波涛一样轰鸣。走了约一百步，幽深的意味更加浓厚。把山涧横跨起来作为桥，桥上题名为“三峡”。惊涛怒流与巨石相互吞噬冲击，前面不知道它通向哪里，后面也不知道水流止于何处。这里清澈、深邃、幽静而优美，几乎同尘世隔绝，使人的凡俗情感和世俗忧虑不用扫除便自然消失。又走了几十步，经过盘石，来到深水急流边，景象天然超逸，不仅同所谓尘世之外的境界不同，也同所谓“三峡”的景象不同。横跨一座小桥，又走几步，来到高处俯临山涧。大石头侧立在小亭后面，亭名叫“泠然”。水流平缓，水满即止；众人停在上下游处，只见水石滚滚，片刻不停。望向山涧北面，山色秀美如画。下了泠然亭，再走几十步，又有一块奇石横卧耸立，不依傍任何东西而立。从奇石向前，登上栖碧亭，位置清幽稳妥，水声潺潺，心境和行迹都可以一同清静下来。奇石后面地势平坦如手掌，可以靠着高大的梧桐树坐下。丹井路也可以从这里上去，吟诵《招隐》《游仙》等篇章，徘徊登高远望，竟不知道太阳已经落山。不一会儿，暮烟四面合拢，不能再久留。于是重新寻访旧日游踪返回。仲平作了诗，和诗的人也各有所得意。到了夜里，又在枕流林外坐着，灯火久久越发昏暗迷蒙，泉水流淌得幽静深沉，仍然与夜间的气息相互协调。这次出游，本来只打算停留一天，但山中神灵并不厌弃我。天黑了下雨，下雨后又放晴；在丹井极目远眺，在桃源尽情游赏，而在枕流、过清之间，早晚几乎都同神灵相交。我从己未年到此，辛酉年共三日后才返回。于是把所游览的大概情形以及同游者的姓名写在一幅纸上，留作日后怀念。仲平也姓吕，是河南人，喜爱山水而从不厌倦。季氏兄弟中，长兄名元发，次兄名淳父，幼弟还没有取字。陈岩夫住在古括，也与我们一同住了两夜后返回。缙云人有沈伯明、子温、叔昭、子成。东阳人有李从仲、乔子疆、郭元简、陈仲益、许叔仪、徐正之、徐用之。浦江人有郑厚之、石介卿。永康人有章仲温；武义人有阮梦得、王性之。他们都想跟随我进山游行。祖烈是乔氏。年也让他跟在宾客朋友后面，希望他能够成长，也逐渐懂得其中的意味。《绍兴府修学记》——宋代陆游

译八卦有卦画，三坟有典籍，这是经学的源头。掌管典章教化有官员，养老有庠序，这是学校的开端。历代相隔虽然久远，从未有过改变。自周朝末年以来，世道衰败、道统微弱，风俗流转而不能返回正道，士人离散而没有统一的纲纪，学校也无人治理。自周襄王之后五代，差不多过了两千年，后来我大宋承受上天所授的命运，尊崇经学、兴立学校，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十二位圣君同心守护这一原则，偶尔有所懈怠；我曾经仔细考察过这件事。周朝强盛时，天子所居之地，已经同时建立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学校，又在党设庠，在遂设序。京畿之内有六乡，每乡有若干党，共一百五十六党；每遂又有鄙，数量大致与党相同。遂、序、党、庠，大概是相互对应、交错设置的。这样看来，千里京畿以内有序十二处，有庠三百处，这是多么兴盛啊！如今京畿以内的郡，每郡只有一所学校，与周朝相比还不到百分之二，而且还没有治理好。那么担任州郡长官的人，难道能不承担这项责任吗？会稽靠近皇帝行宫，是东方诸侯中的首位，理应用来宣扬圣人的教化、倡导各郡国，但这里的学校却不相称。给事中、括苍人王公信前来任职，看到本州政事已经办成、法令能够推行，百姓和万物都和乐，台榭不崇尚高大，池塘不追求宽广，唯独把学校放在首位；宴饮防卫不亲自过问，厨役传舍不加以修饰，却唯独把供养士人当作急务。王公到任不久，深邃的殿宇、高大的楼阁、幽深的房屋、曲折的长廊、讲说经学的厅堂、弦歌诵读的屋舍，都加以修葺和增建，不久便完工了。因为学校的饮食供应不足，就替学校出售常平田。因为士人的见闻不够广博，就替他们搜求四方书籍。食物已有多余积存，书籍也少有未见的了，但王公仍认为有所不足，说：“上丁日举行祭孔礼仪时，服饰和器物还没有恢复古制。”于是又重新制作冕、弁、衣、裳、带、绅、佩、舄等物，从州郡长官到诸生，各按身份制作应穿用的服饰。鼎、俎、尊、彝、豆、笾、簠、簋等器物，从开始安放祭品到接受祭肉，各按礼制规定使用，没有一样不合乎礼仪格式。王公于是斋戒净心、整肃仪容，来这里住宿。天刚亮时，他上下登降，作揖谦让，进退行止，跪下起立，俯首屏息，好像害怕不能完成礼仪。士人们都说：“王公亲自实行这些礼仪，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居住乡里时，不能笃行孝悌忠信；出仕以后，又不能勉力做到廉洁清正。这样不仅无颜见人，王公仰天俯地时，我们还有什么心情去见父兄长老？又有什么话可以教导别人呢？”陈自强和诸生把这番话带来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我年老多病，不能亲自参加祭祀、跟随王公行礼，后来欣喜于士人能够承受王公的教导，于是写下这篇文章。绍熙二年九月癸酉记。

译《书巢记》——宋代陆【原文疑误】陆先生年老又多病，却仍不肯停止读书，把自己的屋子命名为“书巢”。有客人问道：“喜鹊在树上筑巢，这是远离人的巢；燕子在屋梁上筑巢，这是接近人的巢；凤凰筑巢，人们认为是祥瑞；猫头鹰筑巢，人们认为会带来灾祸；麻雀不能筑巢，有时夺取燕巢，这是强暴的巢；斑鸠不能筑巢，等喜鹊把雏鸟养大飞走后，便占据喜鹊的巢，这是笨拙的巢。上古有有巢氏，那是尚未有宫室时的巢；尧的百姓为躲避水患而筑巢，那是避祸的巢；前代大山深谷中有求道之士，栖身树上如同鸟巢，那是隐居之巢；近来酒徒中有人爬到树梢，喝醉后大声呼叫，那又是狂士之巢。如今您有幸有房屋居住，窗户、门、墙垣都具备，和普通房屋没有两样，却称它为巢，为什么呢？”陆先生说：“您的言辞很有辩才，只是还没有进入我的屋子。我的屋内，有的书放在书箱里，有的陈列在面前，有的铺在床上当作枕席；上下左右四处看去，没有一处不是书。我饮食起居、疾病疼痛时的呻吟、悲伤忧愁时的叹息，从来没有不和书在一起。宾客不来，妻子儿女也见不到我，连风雨雷雹的变化，有时都不知道。偶尔有意想起身，却被散乱的书挡住，书堆得像积聚的枯枝，有时甚至无法行走，我就立即自笑说：‘这不就是我所说的巢吗？’” 于是陆先生带客人进去观看。客人开始不能进去，进去后又不能出来，于是也大笑说：“确实很像鸟巢啊！”客人离去后，陆先生感叹道：“天下的事情，听说的人不如亲眼见到的人了解得详细，亲眼见到的人又不如居住其中的人了解得彻底。我们这些人还没有进入大道的深奥堂室，却站在篱笆外妄加议论，这可以吗？”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来警戒自己。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陆务观记。《东阳陈君义庄记》——宋代陆游 东阳进士陈德高通过我的朋友吕友德来告诉我：“德高不幸很早就失去了父亲，考中进士后又总是被斥退。想起过去父亲教导我们这些人学习进德，大概是要让我们侍奉君主、教化百姓，以此扩大父亲的志向。如今我虽然竭力自勉，却不合有司的规矩；如果最终辜负了父亲对我的期望和托付，活着还有什么脸面享用祭祀，死后又有什么话去地下见父亲？既然不能在仕途上施展，不能成为及时雨、造成丰年，难道就不能退居下来造福宗族吗？”于是他想建立义庄，大体采用范文正公的规制，再略加增减以适应时势变化，谨向您请求，并且把各项条款刻在碑阴。我答复说：“您的志向多么美好啊！人对于自己的宗族，关系疏远了就防范，越疏远越加防范，最后甚至把他们忘掉。大概是以自身来区别亲疏，而不是以祖先来区别亲疏。看待哥哥的儿子，有时还不如看待自己的儿子；可是自己的儿子和哥哥的儿子，从我们的父亲看来，有什么不同吗？能够把父亲的心当作自己的心，那么自己的儿子和哥哥的儿子，便不知道有什么同异了。再向上推，大父的孙子是从父兄弟，曾大父的曾孙是从祖兄弟，再继续向上推，直到无服亲，虽然天下最仁厚的长者，也不能没有亲疏厚薄的差别。” 唉，制定丧服等级，确实不得不这样。假如推想祖先的心，他们爱护子孙，希望子孙衣食充足、婚嫁及时，希望子孙成为士人而不愿他们流为工商、降为皂隶，那么祖先对后代的心意本来是一样的。人死后如果有知觉，难道会因为相隔久远就忘记他们吗？义庄的设置，大概就是以此为根基。然而纵观天下，能够这样做的人有几个？不是因为认为义庄不好而不做，而是因为力量不足。像陈君这样，他的先人勤劳节俭而积累了富余财产，陈君却不敢把它私自占有。他的田地在塍头昭福寺旁，起初计划置田一千亩，如今已经达到十分之七，而我们在塍头的田只有这些。邻居们感念他的义举，都想在一年之内通过经营交易来完成目标，又养蚕、养牛、修筑陂塘，以增加衣食的来源，详细情况见碑阴。还有最值得忧虑的事：您的心意已经尽到了，但后人有的可能贪图独占利益，有的吝啬不肯出资，有的夸大铺张费用，有的凭借年长、出仕或有权势者的帮助而破坏约定；如果没有主管官员辨明是非，义庄就会毁坏而无法支撑。府牧、县长、丞掾、曹吏以及乡人、乡大夫、先生、处士，都必须共同维持并主持它，使它长久保持不变。陈氏只是平民，他的财产并没有远远超过一乡之人，但能在乡里这样倡导义举；我们这些在朝廷做官的人却有四【原文疑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即使我们暂时未必都享有优厚俸禄，听到陈氏的风范却不知道羞愧，反而还羡慕他，难道合乎人情吗？于是把这些话一并写下来留给他。陈君的先父名士澄，字彦清。据说开禧三年七月辛丑记。《严州钓台买田记》——宋代陆游 嘉泰四年，皇帝下诏说严州长久治理不好，任命朝散郎、直秘阁、浙西路安抚司参议孙叔豹为知州。孙公到任几个月，严州便治理得很好。孙公天性接近道义，不喜欢宴饮游乐歌舞的供奉，也不喜欢用对百姓没有益处的土木工程劳累百姓。处理政事稍有空闲，便在另一间屋中静坐，从夜里一直坐到天亮，洗脸梳洗后才出来，一年到头如同一天。只是他想到初次赴任经过七里濑时，曾在汉代严先生钓台下读到唐兴元年间崔儒所作的《钓台记》，记中说钓台上有平坦田地一百亩，足以努力耕种；下临清流，足以垂钓。如今投竿垂钓的地方还在，田地却没有了，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属县县令访查，原来田地也还在，旁边有流泉，即使大旱也不会干涸，足以灌溉；但有人竟占有它。孙公便传话要那人把田归还，想用钱买下田地，作为严先生每年祭享的供养。那人对此感到为难。孙公叹息说：“光武帝想和严先生共同治理天下，严先生尚且不屑一顾。一千多年以后，我难道还要强行取这百亩田来供奉祭祀吗？况且我的教化还没有取得信服，却突然希望人家停止耕作、让出田界，实在困难。”于是暂时搁置此事不再追问。后来正好有没收入官的田地，孙公又从旁边买下民田，凑足一百亩，免除各种杂泛征敛，把田租交给僧人供奉祠庙。

译他又在祠庙右边创建佛院，在楼上安置钟，在室内收藏经书，僧舍、客馆等设施大体都作了规划。每年的收入足以供养七名僧徒，砍柴取水的劳役又另有安排，这样严先生的祠庙就可以永远不废。于是请人磨制美石，来请求我写记。我说：“严州是著名的城邑。自从皇帝巡幸临安以来，朝廷士大夫出任州守以及奉命随行、到行宫供职的人，大多取道富春，进入祠下拜谒，都会发出仰望高山般的感叹，却又遗憾祠屋破败，椒桂没有按时供奉，往往叹息徘徊，很久才离去。等到他们一到任，便每天被文书、米盐、迎送宴劳等事务困住，忽然忘记了先前所说的话。寒暑更替两次，又乘车离去时，再次经过祠下，背负着违背初心的惭愧、满面羞惭的人接踵相连。如今听说孙公的举措，难道不会稍稍责备自己吗？”我二十年前也曾来治理这个州，也是自责者中的一人。因此很高兴讲述孙公的举措，并用来勉励后来者。开禧元年十二月辛未记。《上天竺复庵记》——宋代陆游 嘉泰二年，上天竺广慧法师在寺门桥南面修筑退居之所，命名为复庵。后面背靠白云峰，前面正对狮子乳窦，二峰之间有清溪环绕，周围又有美丽的箭竹和嘉木。共有房屋七十多间，寝居有房室，讲学有厅堂，中间建殿宇供奉西方佛像。殿前开凿大池，两侧排列馆舍，用来安置各地求学者。炊事、防卫、沐浴，都各有处所。床铺、被褥、巾帕、钵盂，像云一样布列、像鱼鳞一样整齐。又认为传授、讲习、诵唱梵呗十分勤苦，应当有游息的地方供他们在闲暇日休息，于是又修建园亭、引流泉水，和求学者共同享用。工程完成后，他命弟子了怀奔走到山阴镜湖边，向我请求文章来记载年月。我告诉他说：“只知道进取而忘记退处，只知道前行而忘记居止，只知向前奔趋而不懂回头顾后，这是士大夫的通病。所以朝廷对于请求归隐的士人，常常优礼相待，又命有关官员察看那些尤其不知止足的人，用来砥砺名节、敦厚风俗。士大夫尚且有不能果断退隐的，何况超脱尘世的道人？他们本来不涉足是非毁誉之路，以名山大寺、说法为职业，越老越受尊敬，时间越久归依他的人越多。即使一处坐禅数十夏，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像法师这样，历事三朝，名声大概传遍万千僧众。” 绍熙至嘉泰十多年间，诏书对他的褒奖录用如同太阳照耀天空，求学者归依仰望他如泉水流入深谷，没有人议论他的后退。然而法师慨然采取退居的举措，耗尽全部积蓄，毫不顾惜。虽然如此，在我看来，法师不只是把天竺寺众看得如同破鞋，加上年岁已高、功德完成、修行显著，已经要归向西方净土，那么复庵又不过是另一只破鞋罢了。生死去来本来无常，我已经非常老了，怎么知道不会先在宝池中等候法师归来？今天写这篇记，事情本身和我们彼此相视一笑罢了。开禧元年三月三日记。《智者寺兴造记》——宋代陆游 婺州金华山智者广福禅寺，是佛教徒所说的梁代楼约法师的道场。国朝开宝九年，开始改建为禅寺。自净悟禅师全肯传承第三十七代，经过二百多年，到庆元五年，仲玘实际来到这里。当时寺中事务废弛，无人举办，土地荒芜，栋梁弯曲，柱子腐烂，墙垣断裂，砖石残缺，似乎已经无法恢复。仲玘拄着拐杖四处看了看，说：“智者寺的形势，是天地造设得极好的，只是人事没有补足，因此逐渐毁坏到了这个地步。难道上天是要让我兴复此地吗？”于是询问研究地理的人，他们的说法与仲玘大致相合。寺院在金华山山麓，峰峦屏障高耸，树林山谷交错显现，日月光线时隐时现，风云吞吐变幻；而寺前的形势没有东西可以留住它。就像王公大人面向南方坐在帷幄中，前面应当有列鼎烹制的大牲畜供养，有盛大的礼仪和完备的音乐侍奉，宾客进退趋走，有摈相左右辅翼，将吏武士手执鞭挝、长矛，然后才相称。如今却高高独坐，而侍卫都奔走离去，威严和尊重岂不是稍有损失吗？于是开始商议在寺门前开凿大池蓄水，在池上架桥以通大道，并把门基增高到旧有的三分之五。这样，将来那些所谓奔走离去的人都肃然列队，恭敬办事，王公大人的尊严才算完全恢复。” 这样一来，寺院的安排营建、号令发布、赏罚施行，又怎么能少有批评呢？刚开始商议时，有人说门前有几十棵大树，必须全部移去才能兴修池塘；但树木由来已久，因此迟迟不能决定。忽然一夜之间刮起大风，树木全部倒下，好像有鬼神在帮助这项工程，也真是奇异。仲玘到来后，各项工程都开始进行：修建长廊高阁、空旷的厅堂宽大的殿宇，直到供僧众居住养老的房舍、厨房浴室、仓库粮库；环绕修筑墙垣，开通道路，没有一处不比过去美观而且便利，即使有能干的人，也无法超过。仲玘有高深的道行，是门徒所尊奉的人；他的才智和器度又如此卓异不凡。因此荐绅大夫多喜欢称道他的事迹。我又与他有旧交，并且曾经记述他在严州南山兴建寺院的盛况，所以仲玘这次又来请求我写《智者兴造记》。我的朋友宁远军节度使、提举佑神观姜邦杰也写亲笔信来帮助他。文章尚未动笔，姜邦杰便去世了，我尤其感慨。虽然年老昏耄，也不敢推辞。这次工程中池塘规模最大，所以特意把它写得详细。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记。《婺州稽古阁记》——宋代陆游 大观二年九月乙丑，天子已经大力兴办学校，选拔经学修养和品行高尚的人，于是下诏天下各州学校的经史阁都赐名为“稽古”。婺州稽古阁，原本把阁下作为讲堂，后来按照大观年间的诏书改名。绍兴年间学校毁于火灾，等到重新修建讲堂时，虽然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却没有时间建阁。到嘉泰元年，太守丁逢就在讲堂后找到旧日直舍的地基，用来建阁，并向当今参知政事许公请求，请他大字题写阁额。许公的书法宏伟，具有汉代法度，于是此阁一日之间便传遍天下。丁公任期届满离去后，曾公防来到这里任郡守，稽古阁的工程还没有完成。于是窗户、门槛、栏杆、瓦片、砖石以及髹漆丹彩全都灿然完备，又修建两庑直通讲堂，高大宽广，壮丽无比，丝毫没有吝惜力量。南山在阁上方，双溪在阁下环绕，烟云变化万千，早晚都呈现不同景象。阁后有仰高堂，过去祭祀资政宗泽、尚书梅执礼、中书舍人潘良贵；三人都是本郡人，有忠义大节，但祠堂低矮简陋而无人修葺。曾公拆除重建并扩大规模，才显得光彩焕发，与稽古阁相称。曾公根据乡人的请求以及州学教授潘梦得的叙述，写信给史官、山阴人陆某，希望我记载事情的始末。

译当时正值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事务重大而且繁多，加上奏篇有规定的期限，过了很久才得以按照曾公的请求写成。尧、舜、禹、皋陶的典籍所记之事虽然不同，但其中从未不同的，是稽考古道。稽考古道必须依据书籍；在尧舜以前的书籍，难道就是《易》的卦画以及三坟五典吗？《易》的卦画幸而流传至今，但三坟五典自楚国倚相以后，便没有听说有人能够全部读通，这是世人共同叹息的事。即便如此，如今读《易》却不知道伏羲的心意，读典籍却不知道尧舜禹皋陶的心意，即使典谟全都存在，对于稽考古道又有什么益处？所以我认为，士人如果能够玩味《易》的卦画，好像亲眼见到伏羲等人反复推究、尽心于典谟；又好像亲眼见到尧舜禹皋陶等圣人，那么能够亲见圣人却不能辅佐君主兴起圣人的政治教化，难道会有这种道理吗？那些放纵懒惰、怠慢人伦、不努力学习的士人，本来就不必谈论；学习却不能亲近圣人，也仍然等于没有学习。能够亲见圣人而不存疑，却不能被天下任用，那是命运如此。得志时不辜负所学，退处时安于自己的命运而不怨恨，这才可以仰承“大观”诏书和贤能太守重修阁宇的意旨。士人们应当努力啊。嘉泰二年闰月二十五日，陆某谨记。《分绣阁记》——宋代洪适 浙江以东，层层山冈和陡峭山峰盘曲幽深、重重阻隔，从会稽道出来，走了一百多里天姥山路，才得到一片平坦开阔的地方，共十五顷，用来设置天台郡。郡城依山修筑外郭，剩下的山麓以及耸立的山峰，荒废得不能居住的也有十分之一二，所以官署寺观和民居，很少有宏伟壮丽的建筑。十多年间，监州开始有人以员外身份设置，临时建署于城的东南角，距离黄堂七百多步。由于职掌审理狱讼，同僚往来拜谒请事，官吏抱着文书，衣袖相连，喧闹拥挤在街市和狭窄溪间，大家都认为很不方便，于是迁移幕曹的房舍作为现在的居处，与正员官署分列东西。然而建筑规模下部狭窄，华美深邃之处尘土满积，再没有高敞明亮、干爽高地的景观。唯独东边有一块斗大的空地，丛生着杂树，堆积着碎砖，是蚯蚓和毒蛇潜伏的地方，前后仍被指作废弃之地；于是除草砍伐，搬运整治，夯筑地基，修建楼阁。夏四月开始督促备料，过了一个月才停下斧斤。阁高四寻，横向和纵向长二十七尺，南北长度少于东西的九分之一。群山环绕，光彩下垂、景象呈献，因此可以用“分绣”来命名。离开繁杂公文登临远望，领略四季山岩的姿态，以及烟霭云彩时隐时现的变化，都能与心意相合。举杯邀请宾客，便有琴瑟、弈棋等乐趣，真是宽阔而有乐趣的地方。阁下相对栽种美竹，用来使眼目清幽。又在堂后开挖小池，池子只能容纳浮萍水藻，于是又修建了舞猗亭。有人说：“人生在天地之间，把百年看作片刻，何况仕途又不固定，座席刚坐暖便要被替代。如今您来这里已经十年了，又要这样离去，为什么还要修建这座阁呢？”我回答说：“人如果能够不把一生看作寄居，就会洗心自励，希望同前代贤人并肩；能够不把一任官职看作长久，就会勤勉尽力，一定要使自己的政绩美好。我年少而资质浅薄，如同鸿雁和野鸭一样，虽然来去与当地百姓没有牵系，但我早晚置身于此，也只是想使自己得到适意罢了。”绍兴十六年五月七日记。二十四年后，我的女婿永嘉人薛绍以左从事郎身份任郡推官，得到这座阁并加以翻新，请求更换旧匾，所以重新刻立这块碑。《昌化县儒学记》——宋代陈居仁 杭州是古代都城，自六朝以来，皇帝巡行之处称为行在，开始设置清府，因此它的地望名声尤其重要。昌化是它的属县。施行德政应当从近处开始，这里理应教化昌明、风俗转变，才俊接连出现，士大夫前后相望。然而昌化偏僻在山岩深谷之间，当地风俗只知道勤劳从事农耕，尽力经营桑麻。从唐武德年间直到我朝，竟没有人考中高等科举、登上显要仕途，难道是上天降下的人才特别不同吗？这是治理百姓的长官应负的责任。淳熙四年，钱孜任此县县令，刚到任便前往学校，拜谒先圣；只见有几间破屋，不能遮蔽风雨，塑像和祭设也逐渐坍塌剥落，他心中十分警惕。一年后政事办成，于是聚集材料、安排工匠，己亥年仲夏开始营建，仲冬完工。百姓不怕服役，工程也没有耽误时间；祭祀先圣有殿，讲学有堂，学习有斋舍，藏书有库，管理膳食有厨房。方圆百里的老幼争着高兴地先来观看，互相说道：“县令让我们受到恩惠，实在深厚；既使我们衣食丰足，又教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怎么能不想办法报答呢？”从此人们口头诵读、内心传承，耳濡目染接受先圣的教诲，尊长爱幼，一心趋向善行，仿佛唯恐赶不上，诉讼公堂也因此空闲。教化改变人，竟能达到这样吗！文翁治理蜀地，常衮治理闽地，韦景俊治理肥乡，都流芳后世、声名长存，久久为人思念。面对百姓的君子，为什么不也看看自己应当走哪条道路呢？唉，十步之内就有茂盛的草木，谁说靠近京畿之地就没有几个穿儒服的人呢？将来才俊必定纷纷兴起，超越众人取得显达美名，声名传到朝廷，文物制度也会昌盛有序，那就如同邹鲁之地一样，已经可以预见了。我赞美钱君的政绩，知道他抓住了根本，不在一时之间求取声誉，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因此特意写下这些话告诉后人。钱君名孜，是嘉禾人。《宝婺观记》——宋代叶适 宝婺观就是八咏楼，道士陈守正任职并补葺治理了十年，才把它完备起来。山势如果高峻而又靠近，游人便觉得逼迫而容易走到尽头；河流如果浩大而遥远，景象便空旷而难以穷尽，这都是游览观赏的弊病。金华山高达千仞，旁边绵延到三个县，曲折回环；其余的漫坡伏冈，树林茂密、田野繁盛，有的低下，有的高起，好像万匹马在平原上放牧，锦绣时隐时现，无法控制和把握。两条溪流宽广而绵长，溪水清澈，汇合后清凉，不受阻碍，缓缓流入江南。山地连绵，是果蔬生长之区和柘桑种植之园；日月风雨借此舒展姿态，雾气烟霭相互吞吐，而光彩气象、灵异声响回应于耳目，实在奇异。四面远望百里，既不空旷荡漾，也不逼仄迫近，有登临远眺的美处，没有游览观赏的弊病。浙江以东，这座楼可以称为最胜。过去沈约开始修建此楼，地方也因文章而显名；有才德的士人来到这里，一定有所收获，只是我不能知道罢了。近世大儒吕公出现，以义理著名；四方英俊之士每年有数百上千人，没有不登临这座楼的。他们所得有浅有深、有高有下，这些即使我有时知道，也不能全部说尽。山水最美好的精神存在于此，游览这里的人若能细密领悟为善的契机，就会反省、冲淡、收敛而内守，通达变化、领会教化而向外应物，宽厚施予而忘掉偏私吝啬，心胸明朗开阔而消除昏暗鄙陋；德行成就、性情安定，行动时快乐、静处时长寿的功效也就可以验证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译如果不是这样，豪放愤怒、借酒使性，便会激发成狂；因感触外物而悲伤愤懑，郁结成忧愁；以机巧的讽刺吟咏增加轻薄放纵；错误地品评题咏，显露荒诞笨拙。这样就不是游览观赏使人的身心受损，而是人反过来使游览观赏受到损害了，难道不可畏惧吗！唉，吕公去世已经很久，当年同游的人也都相继逝去，我也已经老了，不能再到这里来。因此借陈守正的缘由系述这些话，使后来的求学者有所考察。此观最初建于唐代，史书说是湏女的居舍，于是用它命名州名。太守洪迈请求赐予美名，所以称为宝婺。天象遥远，星辰运行的位置次序很难说清！然而祈福禳灾常常有效，福禄频频聚集，州人奉行承受，无敢不肃敬，难道不是因为地方优胜吗？陈守正以及随从者尤其不应因为人的问题而使游观本身受损。《绍兴府新置二庄记》——宋代叶适 嘉定七年，越州开始在诸暨县古博岭设置两处庄田。越州以西全是海，海水暴怒，堤防失守，冒宝盆一带的堤坝崩毁，白杨市在两县之间的地方都变成了大海。事情上报朝廷后，朝廷立即颁布常规法令，命太守赵彦倓修筑堤坝抵御海潮。从汤湾起，直到王家浦。赵公又增加留州钱一千多万，工程从秋天开始，到夏天才完工。越人感谢说：“过去是土塘，如今是石堤，应该可以长久免除灾患了。”赵公忧愁地说：“还不行。堤坝刚开始出现的孔穴只有几寸，若疏忽不察，积累年月后就会大面积溃决。如今虽然坚固，但以后恐怕还会这样，石头又能起什么作用呢？”起初，百姓杜思齐获罪，家产被没收入官。赵公请求向安边所买下这些田产，另行储存租税，用来准备修补完善，这是第一件事。越州地处京畿外围，百姓已经困苦不堪。卿相接连来任太守，但治理反而粗疏，城墙、营署没有不破败残缺的。聘问、宴飨等礼仪，没有不削减的。至于命乡里评定优秀士人，聚集奏乐为他们助兴，这是古今常行的礼仪；然而这里却寂静无声，已经几十年了。赵公又叹息说：“越州是东方诸侯的首领，简陋竟到了这个地步，何况还凭借尊贵而傲视世人吗！幸好我在这里，所有礼仪都大略备办起来，也唱起了《鹿鸣》歌。若到了将来又怎么办呢？”于是他又用杜思齐剩余的田产，再向傅氏购买田地，以备三年之用，这是第二件事。了解赵公的人请我写记。唉，政事没有抓住根本，就不可能成就末端的功效。抵御海潮的功劳很大，但灾害却起源于小小的漏洞；举荐士人的费用很少，但所关系的事情重大。设置这两处庄田，赵公已经懂得其中的道理了。不仅如此，还发行票券换取粮米，使票券、粮米、钱财三者相互流通，于是粮价不再昂贵。拿票券来取钱，即使天晚，也没有不支付的。天下因坐守仓廪而使子弟犯法的现象到处可见，这样便不必滥施刑罚了。勤于收取、节俭储藏，积累钱贯达到数万的有四十处。乙亥年大旱时，全部拿出来救济百姓，因此没有使这一年受到困苦。这就是抓住了根本。又还有末端的治理。著名山峰和奇异山岭，在扬州大概有成百上千处，唯独会稽以镇山为名；越州在东南一带所独有的奇特、高峻、秀美，也正是依靠山。那里有深泉和高瀑，百道水流争相奔流。过去的人疏浚水道造成湖泊，越地山水幽深曲折、妩媚动人的地方之所以在越中最为突出，也是因为湖。湖如今已经荒废了。赵公如果能进一步开凿，使它恢复汉晋旧貌，保存王谢遗迹，那么治理越州的美政就可以流传无穷。两处庄田又哪里足以完全说明赵公的功劳呢？然而天子已经召赵公回朝了。嘉定八年记。《温州学田记》——宋代陈傅良 郡学官拥有皇帝赐予的田地，从庆历四年开始。到这时宋朝兴起将近一百年，皇上用来嘉惠学校的办法已经完备。崇宁年间学制推行后，各郡都设置博士和弟子员；田地废弃、增广不能继续，掌权者又过分粉饰，于是甚至苛细征敛来供养学校。其间变故很多，往往一概废弛，许多地方学校官署的收入都不足以供给学生的廪膳。焕章阁司谏谢侯前来镇守永嘉，到任才几个月，便整顿废弛的旧业，平息积压的诉讼，百姓又恢复和睦。于是利用空闲访求乡里的士人，把他们招致学校。又得到公田，百姓私下把它作为有利可图之物，但不服从法令的人便把田归入学校。有司和全郡都惊叹不已。当时做官的人忙于其他事务，无暇顾及，只有谢侯特别重视学校政务。于是大家共同向博士李君请求，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本来就乐于称道这样的事情。大宋士大夫的学术，大致经历了三次变化：从建隆到天圣、明道年间，彻底洗去五代的鄙陋，开始懂得乡里的方向，但守旧循常的习气还没有改变。范仲淹开始和他的同道以名节抵抗这种风气，天下人纷纷跟随，人人都以不能显明自己的志节为耻。欧阳修出现后，议论和文章纯粹典雅，超过魏晋以上。后来周敦颐出现，又褪去外在的华饰，一切根本归于六艺，学者的经术于是差不多达到三代的水平，这是多么兴盛啊！” 这就是本朝人才之所以如此众多的原因。我曾经探求其中缘故，三位君子都集中出现在东南，仿佛前后相继，大概其中有天意；而且长期浸润、灌溉、培植，这种努力也十分勤苦。到了后来，年轻后进失去了老师传授，各自形成不同见解，不再致力于彼此扶持；但总的说来，学术的消长都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命数，并不是小事。然而议论者只担心官员冗多，许多应试士子又厌弃轻视学业，销磨士气的说法越来越盛。我们州的士人出生于邻郡而成长于此，最有声望，也常常在被议论的范围内。谢侯如今特别重视学校，其他政绩哪里足以与此相比呢？这正是我尤其乐意称道的事情，更何况还有李君的请求呢？谢侯名讳不详，是邵武人；李君名讳不详，是庐陵人。学田若干亩，刻在碑阴。《北山普济院记》——宋代陈亮 金华有许多美好的山水，游览的人往往依托佛寺、道观，来走尽体力所能到达的地方；他们不能到达的地方，便成为樵夫牧童私自占有之处，高人隐士也因此混迹其中，而天地自然的巧妙，有些并不是人力能够完全开发出来的。梁代刘孝标因为不合于当时世俗，弃官居住在金华北山，如今他的故居就是清修院。他曾经沿水溯流、缘着石阶而上，想把山水的奇景完全发掘出来，于是在紫薇岩结庐居住，吴会一带的士人多跟随他学习。岩中有石室，于是用作讲书的厅堂，就是所谓刘先生讲堂。直到今天，这座山还称为讲堂原；陈、隋以及唐代的往事，却已经湮没而无人过问。周显德二年，吴越王开始在岩麓建寺，名为九龙寺。本朝庆历六年，郡守关公曾命河南人许归用毡笔书写“紫薇岩”三个大字，刻在石上。治平二年，又改赐“普济院”的匾额。山中僧人因陋就简，寺院日渐趋于废坏。参知政事萧燧由从槖【原文疑误】来到此州，认为僧人奉钦有才干，命令他前往主持。奉钦一点一滴积累，勤劳不息。佛殿、法堂都按照规制建成，前面敞开三门，两侧以两庑辅翼；库房、厅堂、藏经室等也无不大致完备。

译翰林学士洪迈恢复了甲乙住持的旧制，免除各种科买摊派的骚扰，以激励奉钦完成事业。如今太守、秘阁殿撰赵师葵把寺额重新染饰，使之更加显扬，于是这座山的胜景不再被樵夫牧童私自占有，刘氏讲堂也因此重新显著起来。喜爱金华山水的人，到这里便可以没有遗憾了。奉钦凭一己之力，竟能在这样幽美胜绝的地方建立如此功业；假使天下都能各自施展力量，事业功效难道会有终止吗？奉钦请求写寺记，我肃然写下此文交给他。《鹿田听雨记》——宋代谢翱 从前我曾听南岳僧人说：“在岳顶观看太阳从海上升起，看云气在树木、岩石和岩屋之间生成，听风雨的声音，都与人间大不相同。”我曾怀疑他的话说得过分。近来我来到金华北山，住在东西鹿田，夜里听见风雨声浓郁湿重、郁积逼仄，有时铿锵如玉石相击，有时澎湃如水浪冲击，有时细碎飘浮，有时清冷高扬；有时散开，有时聚拢；有时奔赴，有时停歇；有时激荡，有时飞射；有时凌厉，有时【原文疑误】；有时沉降，有时漫溢；有时增加而泛滥。它经过空处，像车乘驶过；击打实物，像水满而溢；举动腐朽之物，像能胜过它们；振动树叶时，仿佛凭借树叶而发力；奔赴深谷时，仿佛山谷崩塌；在空中回旋、迫近轩窗时，仿佛狂涛和大风击打船只，把船推向破败的渔网。这声音无法一一追究、叫出名称。大概这里靠近洞天，山川鬼神、虎豹蛟龙、虫蛇鸟象以及烟云水石都聚集于此，所以声音郁积而不散。这里的石头有空洞、孔窍、石穴、低洼、裂缝、环状凹处、坑洼、石臼以及【原文疑误】峥口鼻等处发声，所以声音深沉急切。这里的林木有低垂、摇曳、枯槁、新生、坚硬、脆弱、繁茂、果实、树瘿、树液等不同状态，所以声音浮泛而又涩滞。风雨来临的形势各不相同，正当风雨席卷而发怒时，力量各不相同；它们散开并碰到万物时，所受的阻碍也各不相同，因此声音能够似有似无、变化万端而没有穷尽。而那些孤僻之人、孤苦之子抱膝拥被，感触至深而生出悲伤，继而哭泣，所以他们听到的才最真实。这样，我才相信从前乡里听僧人所说的话并没有错。然而僧人听这声音，与世间人听它不同；而我听这声音，又与僧人不同。如果知道我、世间人和僧人之所以不同，那么这风雨声大概一定还有与我不相同、却能深深了解它的人吧？这就是记。《赤城书堂记》——宋代王应麟 台州宁海县的先贤，有一位称为赤城先生的罗公。他的德行和功业，使他成为元祐年间的名臣；他的道德义理，又足以成为一乡的表率。他教化后人的影响无穷，经过二百多年，清正的遗风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听闻的人都受到激励。过去县学里虽有他的祠，却还没有专门祭祀他。县中老成博学的儒者、前进士胡元叔倡导并率领乡人，仿照古代闾塾的制度，就在罗公游息的地方创办书堂，使乡里的俊秀子弟在这里受到教养。又征求乡里的舆论，聘请笃学多闻的人才，前进士舒岳详细担任堂长，前进士孙钧、赵孟礼、胡三省，以及前太学生陈应嵩、刘庄生担任录事。用孝悌、敬慎、谦逊来训导他们，规约仿照蓝田、丽泽书院；又考订经书、校正史籍，培植学问、积累文章，使学问成为有实际用处的本领。学生们济济一堂，弦歌诵读声盛大悠扬，邹鲁之风仿佛又兴盛起来。我听说此事后感叹道：“教学的用意多么美好啊！古代建立教育，先从乡里开始；做官后退休归来教化闾里的人，称作‘乡先生’。上了年纪的长者，早晚坐在学塾里，便是乡里的左右之师。入内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出外诵诗读书；小处学习洒扫和应答，大处学习彰明美德、革新民心。上帝所赋予民众的秉性、百姓共同遵守的常道，以及师徒所教的伦理，都是冢宰所施行的德教。” 年少时就学习这些道理，不因见到奇异事物而改变志向，所以礼义兴盛，风气淳厚，成年人与少年都有士君子的品行。”从前有位正素戚先生在睢阳讲说道理，开始建造学舍。文忠富公、文正范公都曾在这里游学，为一代伟人。家传的纯正学问，延续到后代。正素先生的子孙，如维纶、舜宾、舜臣，世代相承地学习，睢阳于是成为四大书院之首，典籍也因此增添了光彩。如今宁海的德高望重者和博学之士，都能够效法仰慕前代贤哲，启发教导后进，使他们尊崇德性，寻回散失的本心，进而达到诚明；培养根本，并依据义理来应对事务，以孝悌忠信培植根基，再以余力学习其他知识。师道得以确立，善人日益增多，或许可以看到睢阳当年的盛况。《诗经》说：“有文采的君子，终究不可忘怀。”罗公正是这样的人。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德行值得实行，学子们应当努力啊！我因年老多病，不能作文；但居所与这里相近。将来海滨之地如果成为沂水、泗水一带圣贤门人的乡里，人人安于定居，孝友和睦，亲族相亲，互相任用、互相体恤，像成周时代那样，家家奉祀稷、契，户户都有曾参、闵子骞那样的人；行走在田野间，可以看到冀缺耕作、茅容耕田的情景，所到所居之处，才俊之士日益增多。把一家一户的教育推广为天下的法则，或许就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乐意为它写下这篇文章。” 《吴兴山水图记》　【元】赵孟頫 古人说过：“吴兴的山水清幽而辽远，如果不是胸中有悠然独往之趣的人，便不会认为这句话说得对。”南来的水发源于天目山，流到城南约三里处，汇成玉湖，浩荡无边，面积约百顷。玉湖上面有山，重重叠叠，形状像车盖，名叫车盖山。从车盖山向西，山势越来越高，名叫道场山。从这里往前，群山奔腾相连，实在无法一一描绘。它的北面有小山平缓绵延，叫岘山。山上多石，草木稀疏瘦弱，像牛毛一样。各山都临近水边，道路环绕山脚，远远望去，只看见草木沿着山麓分布。湖中央有巨石堆积，坡势倾斜，石块累累，芦苇丛生；水位涨落并不使它高低变化，所以叫浮玉。浮玉山南面有两座高低错落的小峰，叫上钓鱼山、下钓鱼山。再向南是长山。越过湖面向东，与车盖山相对峙立的，叫上河口山、下河口山。还有东西向的小山，从横向看，分散而不相连；从纵向看，却连成一片，仿佛邻近相接，分别叫沈长、西余、蜀山、鸟山，东北面叫毗山。远处树木朦胧之中，有山峰突起，像倒扣的锅。玉湖的水向北流入城中，在城东北与苕水汇合，又向北转东流入震泽。春秋天气晴好的日子，乘小船逆流而上，城南群山环绕，像用翠玉雕琢而成，浮在水面上，随着船身一起上下起伏。洞庭湖中的群山苍翠可见，这不就是所谓的“清幽而辽远”吗？《甬东山水古迹记》　【元】吴莱

译昌国，是古代会稽东面的海洲。东面控制三韩、日本，北面抵达登莱、海泗，南面到达今天庆元城，约三五百里。泰定元年夏六月，我从庆元桃花渡寻找船只向东航行。海边的山光秃秃的，没有草木；有的树木很小，仅像筷子一样，便砍下来卖给人煮盐。向东逼近海边，有招宝山。有人说，别处看见这座山上有异样的气象，怀疑地下有宝物；有人说，东夷带着海产来这里贸易，必经此山，所以山上设有炮台防守。曾有人登上防御设施，用蹠弩射击夷人，箭射穿船身，还深入地下约一尺。又制造大筒，用铁索拖入江水中，使夷船突然无法驶入。再往前到峡口，怪石嵌立在险峻之处，彼此分离而耸立。南面叫金鸡，北面叫虎蹲。再往前就是蛟门峡，水浪受束后猛烈冲激，有时浪头大如五石容量的斗瓮，跃入空中，又落下碎成雾雨；有时远望如雪山，水岸夹带风力发出声势，浪涛崩涌，船只摇荡不已。与上下文相接的一僧说：“这还只是其中很小的情形罢了。”秋风一起，海水更加汹涌，排空冲岸，远远看不清船只在哪里，只见帆樯直指天空。潮水向东上涨，风从西面吹来，水势彼此冲撞，船不能移动一尺；一旦撞上礁石，船将破碎解体，无法支撑。再向前就是三山大洋，山中多磁石，船板上的铁钉遇到它，有时船靠近山就像被胶粘住一样不能动。这就是昌国的境域。昌国境内多大山，四面都是海。人家大多居住在竹林、芦苇之间，有的散布在沙洲和海湾里，没有船就不能彼此往来。可耕田地很少，人们大多到海中捕捞鱼、蝤蛑、蛇母、禅涂、杰步等水产；腥涎、防味等气味冲鼻刺口，每年有时还要依靠其他郡县供应粮食。从东面乘船经过舟山、赤峙，转入外洋，遥望海岸上的客山。山上出产白艾，地上蛇很多。向东到梅岑山，是梅子真炼药的地方，梵文书籍所说的补怛落迦山，也就是汉语所说的小白花山。从梅岑山东行再向西转，便是观音洞。洞穴俯临海外，陡峭的山体中裂开一道巨大的石壁，呈紫黑色；旁边的缝隙分成两岔，乱石像断圭一样堆积，盘曲纠结。怒潮撞击石壁，昼夜发出鱼龙长啸般的吼声。再向西就是善财洞，陡峭的石壁几乎要咬住人的脚，泉水渗流滴落，像悬挂的缨络一样不断。洞口前方伸入海中数百步处有礁石。当地人说，曾有老僧手持蜡烛在洞穴中行走，走了将近半里，见到石室；石室有一个孔，透出的光大如盘盂。他侧头窥视，只见里面宽阔洁白，既不像水也不像土，于是连岩壁边际都辨认不清了。又从山北转过去，可以找到盘陀石；山势粗犷奇怪而且更加高峻，石块层叠如土堆。向东望去幽深遥远，仿佛可以看到高丽、日本的边界，隐约处在苍茫云雾之中。太阳刚升起时，大得像米筛，海面尽成赤色；它跳跃着从天边升起，天地四方顿时明亮鲜明。等到阳光照在海面上，薄云时而遮蔽天空，天空和水面相互映照，恍惚像铺展开的僧伽黎衣，时隐时现。向南望是桃花、望秦一带，群山嵌空而出，山石裸露，耸立在巨大的海水中，像世间层叠的太湖灵璧石；一寸土、一尺树木也没有，却天然可爱。向东南望是东霍山，山上有许多大树，徐市大概曾经在这里停船。当地人说，从东霍山转向北行，直到昌国北界的尽头，有蓬莱山。群山四面环绕耸立，围着小岛旋转分布，挺立得像千尺高的楼台。中间的岛上又有紫霞洞，与山相邻。洞中通透明亮，方正得像大车的车舆；潮水退去时，有人或许可以进去。有人说人不能到达那里，只隐约看见有神仙题写的墨迹，但漫漶不清，无法辨认。又有沙山，是细沙堆积而成；海上阳光照射时闪闪有光，用手抓取，沙屑便纷纷落下，渐渐形成低洼的洞穴，潮水经过后又把它填补起来，始终没有多少损耗。旁边有石龙，青白色，角、爪、鳞、鬣都具备，蜿蜒横跨空中，绵延三十里，船从它下面经过。向西转去，另有洋山，海中多大鱼。再向北就是朐山、岱山、石兰山，是捕鱼、煮盐的人聚集之处。又从北面向南，就是徐偃王战洋。世代相传，徐偃王战败后，没有去彭城，而是到了越地，把玉几、砚台丢弃在会稽的水中。再向南就是黄公墓。黄公手持赤刀，能够使虎畏惧；后来法术失效，因而被老虎吃掉。昌国本来是《禹贡》所说的岛夷之地，后来才归属越国，称为“甬句东”。越王句践想让原吴王夫差居住在那里，但夫差没有到达。海中的三座仙山，以及安期生、羡门子高一类的人，有的为躲避秦代的战乱来到这里，只是方士从来没有真正深入其中。有人说三座仙山在水底，有人说船一靠近山，风就会把船吹走，这些大概都是妄说。东方人士常常喜爱会稽的山水，所以把进入会稽称作进入东瓯。葛洪《抱朴子》也说，古代仙人最喜欢登临名山；能够进入海中大岛屿，像会稽东面的翁洲，已经是次一等的了，现在的昌国就是这样。那年秋八月，我从昌国返回姑苏。山海中奇异绝妙的景色，说明古人所说并非虚妄；有时展开观赏，宗炳即使卧着游览，也不过如此罢了。《鄞县义役记》　【元】黄溍 浙东各州县中隶属于庆元大府的有六个，所缴纳的田租，鄞县一县就占其中的十分之五；各种名目规定的赋役以及临时需要的费用，也照此征取，所以向百姓索取最为繁多。鄞县位于大海之滨，是浙东的一大都会；牧伯、守将以及其他官司，因转运漕粮、贸易和盐防等利益，凡是海上有事，都到这里处理，一切事务都催促办理，使百姓承担的劳役极其繁重。富户巧妙地自行隐匿逃避，贫户日益困削而无法接续，官吏战战兢兢，只担心防备或稍有迟误而获罪，于是公私双方都陷入困苦。天台周君担任县丞时，正逢国家重申并严厉规定役法；豪强富户以其他名目自行登记占有差役的，不敢不参加。周侯召集父老，教导他们实行义役。于是县西五十里的林村百姓中，轮到服役的三十五家共同商议，按照各家财力厚薄，分别拿出自己的钱袋，共筹得七千五百缗作为本金，推选五名主管人员，每天到有关官府听候征调。规定每年年终更换休息。方案上报县里后，周君会同县令及佐吏，将情况禀告庆元大府并确定要领；又在公堂设宴招待父老，以此劝勉众人，邻近乡里也争相羡慕仿效。这样出力均等，等待轮役也容易，奸猾的胥吏和强悍的差役无法从中插手，百姓也忘记了服役的劳苦。后来周君任期届满离任，父老们来拜访我，请求说：“希望有继任的官员能够知道并继承这项办法，使后人不要废弃已经取得的成果。”从前孔子称赞子产使百姓奉行义，义本来就是古代用来役使百姓的原则。如今田野里的百姓不吝惜自己的力量，相率听从官府而实行义役，难道不是上位者以义理来役使他们，才得以如此吗？这正是子产治理郑国的做法，也是孔子所赞许的做法，谁能够废弃它呢？能够托付给后世而长久保存的，难道不正在我的文章之外吗？周君名叫仔肩，是延祐五年进士；他在至顺七年二月来到这里，义役实行于至治元年正月，他在至正三年三月离任。” 《傅氏义田记》　【元】黄溍

译乌伤北部边境有一户以义著称的傅氏。族长某人来拜访我，说：“我们全族合在一起吃饭，已经五代了。过去有田四百亩，是为了供养众多的堂兄弟子侄。每年大约用八亩田的收入供一人吃饭，其余收入登记下来，用来支付宾客、祭祀以及各种日常费用。我担心时间久了难以继续，于是竭尽自己的私财，购得若干田地，另行储存其收入作为本金，再经营它的盈余，等将来继续购买田地来增加产业。这件事不能不告诉后代，以完成我的志愿。请您为此写下文章。”唉，义这个名称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亲爱亲族，是仁；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是义。这正是礼产生的由来。我听说，古代制定礼制的人，设置井田来使众人共享利益，设置比、闾、族、党来均衡他们的安定；然后又教导他们急难时互相救济，喜庆时互相庆贺，死丧时互相抚恤，疾病时互相照料，还担心这些仍不足以劝导人们亲爱亲族。于是又制定宗法：亲疏关系按丧服递减，五服之外同姓亲属只行袒免之礼。因此，祖先在上代迁移，宗族在下代更替，亲属关系逐渐疏远，而势力也日益分散。若以姓氏把他们联系起来而不加区别，以共同饮食把他们联结起来而不使其分离，那么即使疏远的人也可以变得亲近；所凭借的，是人的根本亲情。顺着这种情势，教化就容易施行；通达这个根本，道义就可以长久。圣人哪里需要另想办法来强行推行呢！” 《大雅》说：“给他饮食，使他成为君王的宗族。”这是王者治理天下的大政。田制败坏了，宗法废弃了，仁人孝子无法遵循先王宏大的礼制，只得各自凭心意行事，借助微薄的生养之物，来收拢圣人也不能使之重新合一的亲族关系。这也不过是取其“义”罢了。把这种义充分推广开来，仁德就会有无穷的用处。《礼记》说：“一家实行仁，整个国家就会兴起仁风；一家实行谦让，整个国家就会兴起谦让之风。”关键在于不要使它废替。把这些话引录下来，使人刻在石碑上，难道不是希望借此扶持我们的义，使它百世不坠吗？表彰傅氏的事实保存在旧记中，具体条约都写在碑的背面，这里不再记录。《永嘉县重修海堤记》　【元】黄溍 温州作为郡，俯临大海；江水流经郡城后面，向东与海相合，正对着北门。依江建有亭子，匾额题为“四时万象”，那里还设有候馆。使者巡视到此，地方长官没有一天不迎接慰劳。亭子西面是市区，各种货物都聚集在那里；江边原有一条大石堤，延伸数千尺。舍船登岸的人被泥泞阻挡，不能前行，于是民间在堤旁铺设石路，向外延伸到船只停泊处作为码头：一条供官船使用，一条通达商船。此前江水被沙洲阻塞，从江心寺西面逆流而上，水势奔突，无法抵挡，海堤屡次毁坏，修缮费用使公私都困苦。至顺二年秋，洪水暴涨，括苍山中的洪水波及郡境；狂风激起海水，水势风势相互助长造成灾害，海堤倾塌，道路被冲平，亭子也随之倒塌，永和盐食仓同样坍毁。洪水怒势未息，还将冲毁房屋、败坏城郭。县尹赵大讷认为不能再缓慢议论，必须立即兴工修建，于是让那些替官府服役的大户分担工程，有的输送钱财，有的贡献劳力；他筹划安排并劝导协助，而且亲自参与。根据潮汐涨落，选择时机利用空隙分派劳力。先排列巨木作柱，在上面架设横木和支撑；内里密集排列许多木材，围成三层，外面再装设木梢，以抵挡泼来的浪涛。接着填入石块，再堆积瓦砾，并在其中填实泥土，加上横木，以防倾斜歪倒；背面铺贴石块，方便行人通行。海堤、道路以及亭子的基址，全都采用这种方法，亭子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工程始于至顺三年春二月，至冬十一月完工，费用没有增加于旧日，而功效却增加了一倍。有人来请求我记下工程的年月。黄溍认为，《春秋》的笔法，有直截记录事实、用完备文字表现意义的做法，因此冒昧取用这一义例，叙述事情的大概，不敢沿袭近人的记事方式，错误地写成浅陋言辞而扰乱事实。续修郡志的人，或许还可以据此考察。” 《西湖书院义田记》　【元】黄溍 从前天下还没有学校，只有梁、楚之间有四所书院。如今江浙行中书省统辖的吴越各个偏远州县，没有不建立学校的；其中称为书院的，达到八十五所。大体上都是因为先贤在乡邑任职或仕于国家时留下的遗迹而加以表彰显扬；否则，就是好义之家创办书院，用来私下仰慕并学习某位贤人。唯独杭州的西湖书院，实际上是宋代的太学，规模制度尤其盛大。过去刻印的经史群书，有专门官员掌管，称作书库官。宋朝灭亡，学校废弃，但书板仓库都还存在。至元二十八年，原翰林学士承旨徐文贞公持部使者的符节在杭州任职，才开始修饰礼殿，将西湖书院过去祭祀的三位贤人奉置在殿的西侧，并把书院建置沿革的详细情况上报中书省，获赐书院匾额，设置山长；书库官所掌管的事务也全部归属书院。只是书院所受赡养的田地都贫瘠，而且远在其他州县，丰收年所缴纳的租税尚且常常不能足额，修缮、廪给等费用有时匮乏而无法接续，哪里还有余力顾及书籍呢？郡人朱庆宗的两个儿子曾在其中读书，于是捐出宜兴州泊阳村圩田二百七十五亩归于书院，按照诏令减租十二，折收米一百三十二石，另行储存，供书库使用。凡是书板磨损残缺的，就补修；有错讹的，就刊刻订正；尚未完备的，就增补完善。主教先向儒学提举司说明，再转报宪府，请有关官府免除这些田地的徭役；又担心后人不明白这项事业的由来而破坏既定规制，便征求我的文章来作记。从前苏文忠公记述李氏山房藏书，认为世间使耳目愉悦、适合实用而不破损、不枯竭，随着人的才分去寻求都能获得的，只有书籍。李氏既然取书而用，书本来就不会因此减少。既然书籍能够令人愉悦、适合实用，传播刻印多年仍不损坏，那么摹刻制造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哪里会有穷尽呢？过去像白鹿洞、岳麓这样的书院，如果不是朝廷赏赐，就无法得到书籍。如今一个平民却把心意放在学校上，不担心校舍不高大、粮食不丰足，却担心书籍不完整，这是仁人的恩惠。求学者应当有求必得，玩味书籍的精华，并且深入探究它的根本。苏公感叹古人得到书籍很艰难，而他们的学问却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后世书籍容易得到，学者反而更加苟且简略。苏公书院中的先贤应当显明诵读并推广他的这些话，把它写在记中，用来劝勉那些捆着书却不阅读、只作没有根基的空谈的人。《汤氏义田记》　【元】黄溍

译汤氏是龙泉的大族。宋代岐国公汤思退凭借文章取得宰相之位，族望更加显著。岐公的伯祖大中大夫汤稻，九代之后有武翼大夫汤节。武翼大夫生汤望，因为父亲的缘故把职位让给弟弟；汤望有个儿子叫汤镛，字伯韶。汤镛十三岁时，德祐年间宋朝失国，于是隐居不仕，人们称他为石屋处士。处士混迹民间，以经营生产为业，即使勉强供自己生活也十分俭薄，却乐于救济别人的穷困急难。他说，仁爱百姓要从亲爱亲族开始，于是置办义田来养活族人。义田共有二百亩，每年可以收谷四百石。选择族人中廉洁谨慎、能干而有才略的人，负责粮物出纳。每人每月发给五斗；遇有丧事，给二石，安葬时减半。生育子女，给一石；再生子女，按两倍增加。子弟开始入学时给钱三十缗，嫁女给钱与入学相同，娶妻减去三分之一。年满七十岁者每年给绢一匹；能够自己经营产业的，不列入救济。行为不检点而犯过失的，取消供给。大致仿照范文正公的成规，但略有增减。范公有设立义田的志愿三十年，等到任方面大员、实践政事并且官位高、俸禄厚之后，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志愿。岐公当时正显贵，却来不及办理；处士以平民身份做到这一点，实在很难。我曾考察三王时代的百姓，他们都有固定的产业，饮食、衣服和日常用品的需要，不必依赖别人。公卿大夫所接受的田地和俸禄都有等级，不能超过制度规定，那么又到哪里取得多余的田地，作为救济贫困的资财呢？至于合族亲睦的道理，又不只是衣食供养而已。如今田制和宗法废弃已经很久了，有人能够凭借义举，越过丧服关系已经疏远、亲族已经尽绝的范围，进一步增厚亲族之间的恩爱，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处士君有三个儿子：长子滨，次子溱，幼子京。溱先去世，汤滨和汤京继承父志，彼此协力，毫不懈怠，反而更加努力。汤京不远数百里，赶到钱塘，请我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这本来就是我乐于听闻、也乐于书写的事情。处士君的言行，前进士叶岘已经为他的墓写过铭文，这里不再叙述。《均役记》　【元】余阙 古代把天下的田地划分为井田来授给百姓。百亩一换田地的，授田数量加倍；两年一换的，再加倍，使供养均等。于是九种土地形成九种赋税：园圃和宅地二十税一，近郊十一税一，远郊二十税三，甸、稍、县、都都是十二税一，征收也同样均等。小规模的劳役按劳力分配：上等田一家出五人，中等田一家出三人，下等田一家出二人；大规模的兵役则按组织编制：比编为伍，闾编为两，族编为卒，党编为旅，州编为师，乡编为军，服役也因此均等。这三方面，是王政的大纲。大纲完备后，又设置刑法政令来防备民情，设置学校来引导民性，设置公卿大夫士来举用民间人才。制度详细，所以不混乱；根本深厚，所以不败坏。因此商、周两代都延续了七八百年才衰落。自从经界制度废弃以后，田地不再属于公有，百姓的供养便不均等了。供养不均等，土地和人口的数目就无法查明，赋税和劳役也就不均等了。供养、赋税、劳役都不均等，即使周公来执政，也不能说已经实现了治理。浙东是古代于越的土地。这里土地肥美程度适中，没有特别贫穷或特别富有的家庭；山谷之间，有的人只有一亩住宅地、十亩田地，祖孙相互扶持，甚至几代都没有失去产业。而且这里土地贫瘠，所以平民勤勉劳作、竭力自强；士人崇尚朴实节俭，厚重于诗书，不像吴地人那样兼并土地、凭势强横。大户人家每年收谷多达数百万斛，小民却都没有储藏。这本来是容易治理的地方，如果有贤能的长官为他们制定制度、引导利益，或许就可以治理得差不多了吧？可是我曾巡视各郡观察民风，发现平民中替官府服役的，往往是闾里下层的百姓；富人有田却不服役，严重的甚至到征收期限也不缴纳，保正只好借钱替他们交纳，以至于因此破产的多得数不清。这说明田地虽然接近均等，劳役却不均等。至正十年秋，藁城董公来到越地主持宪省事务，听到百姓的疾苦，便说：“井田制度我虽然不能实行，但劳役却不能不均等。”于是挑选所属官吏中清廉强干的人，把此事委托给他们：由衢州路经历王仲谦、西安县主簿张拜珠治理金华，青田县尹叶巴延治理武义，永嘉县丞林彬祖治理永康；兰溪达鲁花赤克烈苏、义乌县达鲁花赤额琳沁、浦江县达鲁花赤廉额哷布哈、东阳县丞蒋受益各自治理本县；义乌县又以衢州路录事范公琇辅佐他们，由总管陈巴延布哈总领其事。提前一个月，命令百姓以及僧人、道士各自登记申报所拥有的田地；凡是隐瞒，或申报不实的，没收其田。命令传达普遍以后，就以一名保正统领一保百姓，逐亩丈量登记，把田地形状、边界、亩数以及田主姓名甲乙等项依次上报官府。官府查对旧档案并进一步详细核实，称为“鱼鳞册”。把汇总田地的另一本册子作为右契，发给百姓收藏，称为“乌册”。按照田主产业登记其应缴赋税的汇总情况，称为“鼠尾册”。又据此征发劳役。各种役中，弓兵、隶卒、铺兵最为劳苦，由坊里正和主首承担，其次是馆夫、步夫。凡百姓田地多的，服劳苦之役；田地少的，服轻省之役；田地少到不足以承担劳役的，就出钱协助。奇零田地中不出钱协助的，作为预备，以应付意外的劳役。一个人如果拥有数个保的田地，就分别在各保服役；如果把田地卖掉，就由买主承接相应劳役。一州六县共有田二万六千四百二十四顷四十九亩，应服役者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八名。其中过去服役而如今恢复免役的四千三百名，过去未服役而如今开始服役的三千四百六十名；过去服役而今未恢复免役的，则周遍各处后重新开始服役。册籍完成后，一份留在县里，一份收藏于府，一份上交宪司。这样田野中没有侥幸逃役的百姓，公家没有遗漏的征发，强弱各有次序，赋役都有定规，上下和谐融洽，年年都获得丰收。大概董公待人有礼，所以属吏都尽力办事；他以合乎义理的方式役使百姓，所以贫民感戴他的恩德，乐意服役；富人也服从他的公正，忘记了服役的劳苦。因此制定这样的大制度，不必严厉整肃政令就能完成，不扰乱百姓就能实现治理。

译《传》说：“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才，并把这种恩泽推及万民。” 董公这次举措兼具礼与义，确实是贤者。今后继任的人，不要废止董公的政事；如果再推广他尚未涉及的方面，那么越地百姓将长久享受安乐和利益，这种福泽哪里会有尽头呢？所以事情完成之际，属下都希望刻石来表示永不磨灭。我曾参与最后的议论，了解事情的大概，于是前来请我作文。至正十一年，岁次辛卯十二月记。《活水源记》　【明】刘基 灵峰山的山顶叫金鸡峰，那里竹木很多，鸟类多是竹鸡，形状像鸡而较小，有花纹色彩，善于鸣叫。寺院坐落在山中，四面被群山环绕。寺前的山叫陶山，是华阳外史陶弘景隐居的地方。它的东南面叫日铸峰，是欧冶子铸剑的地方。寺院后面靠近崖石，有一座阁叫松风阁，奎上人居住在那里。有一股泉水，最初从石缝中流出，涓涓不断，冬天温暖，夏天寒凉；渐渐汇成小渠，冬夏都不干涸，满溢后向西南流去，潜行在沙土中，又从旁边流出形成四个小池。向东流到山脚，积聚成大池；又向东注入若耶溪，再向东北流入湖中。它最初成为水渠时，深不过一尺，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影；俯视水面，崖上的松树、菊花和花木全都映在水底。所以秘书卿白野公常常来这里，整天坐在水旁，把它命名为“活水源”。水中有石蟹，大小像钱；有小鲭鱼，颜色纯黑，住在石穴中。水鼠常来吃它们。水边多水松、菖蒲。有一种鸟，大小像八哥，黑色，红嘴，常在水上鸣叫，声音像竹鸡却清亮圆润。两只鹡鸰常从竹林中飞来，站在石头上，洗浴饮水完毕就鸣叫着飞走。我早春来到这里，天气很冷，各种水族都藏起来不出来；到这时，它们全都出现了。又有四五只虫子，大小像小指，形状像半枚莲子，整天绕着水面旋转爬行。阳光照在它们背上，颜色像紫水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虫。既喜爱这水的清澈，又喜爱它源源不断，能够使群生之物都依赖它而生活，白野公特别喜爱它，也就很自然了。《鱼乐轩记》　【明】刘基 至正癸巳年，鄱阳人程邦民以进士身份授官，任绍兴余姚州判官。第二年春天，他奉府衙檄令来到郡中，办理钞法和赈济事务，寄居在永福寺东轩。东轩是善启上人的居所。屋子宽不到一丈，但有花木竹石可以观赏。轩前用石砌成一座小池，养有六七十条鱼，每条都长五六寸，红鳞锦纹，出入于水藻之间，悠然自得；有时吐泡沫，有时游动，有时吹水，有时潜游，有时使水面泛起涟漪，逍遥自在，简直像身处江湖、乘着秋日的涛浪一样。程君观看后很喜欢，给这座轩题名为“鱼乐之轩”。有人质疑说：“《诗经》不是说‘鱼在池沼中，也未必快乐’吗？现在这些鱼岂不是被迫困在池沼中，而不是处在鱼真正快乐的地方吗？”程君说：“唉！果真如此吗？你只看到了一个方面，还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厌恶忧患而喜欢没有危害的环境，是一切生物共同的本性；本性会随着习惯改变，习惯形成之后快乐就会产生，难道只有鱼如此吗？野鸟被关在笼子里，刚到笼中时，惶惶不安，听到声音就跳跃，看到动静就惊惕，一刻也不能安生。等时间久了驯服之后，即使把它带到野外，放开它也不逃走，驱赶它也不离去，只是徘徊盘旋，害怕违背它所熟悉的环境；它悲鸣着，惊狂回望，迅速奔回笼中。于是笼子成了它的家，快乐也就在这里了。山林野外的宽舒自在，难道不胜过樊笼的狭窄拘束吗？但它既然已经习惯并沉溺于笼中生活，我受到拘束而它感到宽适，又怎么能不快乐呢？如今低洼水泽之间，密网不受禁止，丝网像云一样铺开；渔民和蛋民摇橹鼓桨，船行如飞；獭、鹙、鸧、鹜、鹭成群结队，凭着利嘴长脚潜入深水、掠过波涛，没有一处隐蔽之地不被搜捕；大鱼小鱼被送进厨房，幼鱼在胎卵中就遭受杀害，祸患天天降临，却没有地方躲避，这能说是宽舒自在吗？那么与其如此，又哪里比得上在这里生活更快乐呢？”质疑者无法回答，于是我把他的话写下来作为记。我想到程君所说的鱼之乐，实际上都是借鱼来谈百姓之乐，难道他没有看见孟子所说的“渊鱼丛雀”吗？程君懂得治理之道。凡是治理百姓、主持地方事务的人，都应当思考程君的话。《深居精舍记》　【明】刘基 深居精舍，是云门广孝寺上人浮林公退居的房舍。上人名允若，字季蘅，以文章和品行闻名当时，贤士大夫没有不与他交往的。深居距离云门十里，刚进入溪口，就有一块奇石从沙水中突起，形状像折断的柱子，下面又像伏着的野兽，名叫钓台。石缝中都长着树。从钓台逆溪而上，水色深碧，两岸都是粳稻；风吹过时，稻香阵阵。有三座山鼎足而立，像三头狮子，九座土墩错落在中间，称为九球。深居就在三狮子之间，它的后面叫柯公山。山上有水潭，潭中有白龟；传说有龙在这里兴云作雨，每逢干旱祈祷，总能得到应验。它的右面叫化尘山，相传葛稚川已经化为仙人，连他用过的木几也化成了鹿。外围的山叫秦望山，左面的山叫木禾山，木禾山比群山都高。前面的山叫鹅鼻峰，高度与木禾山相等，峰顶有巨石突起，远望像鹅的鼻子。大海在鹅鼻峰东北面，山上原有秦碑，如今已经不存在了。鹅鼻峰北面下方的小山叫望秦山，秦望山在望秦山北面，再向北是天柱山、玉笥山；再向东北是阳明山，这里就是禹穴。山下只有湖水。我到达深居后，与浮休公交谈得十分投机；又喜爱这里有美好的树木、水、石和花竹，而且环境幽静偏僻，没有无谓的人迹，即使盛夏也不出汗，因此留住了八天。离开以后，心里一直思念着那里。《松风阁记》　【明】刘基

译风、雨、露、雷都出自上天。雨露有形，风霜无形却有声音。然而风不能自行发声，必须依附于物体才会发出声音，不像雷在虚空中愤怒地轰鸣震响。正因为风依附物体发声，所以声音有大小、清浊、令人喜爱或惊惧等不同，完全随着物体的形态而产生。土石厚重坚实，即使风吹过也不能发声；山谷空旷，声音宏大而凌厉；水势摇荡而柔和，声音低沉而冲撞，都不得中和，能使人胆战心惊。只有草木适合风吹；草木中叶片大的，声音闭塞；叶子枯槁的，声音悲凉；叶子柔软的，声音懦弱。因此最适合风的，没有比松树更好的。松树这种植物，树干挺直而枝条弯曲，叶子细、枝条长，形态奇特高耸，潇洒而舒展，枝叶纷披而玲珑。风吹过松树，不受阻塞，也不猛烈冲击，疏通畅达，形成自然的声音。听它可以解除烦恼，洗涤昏暗污秽，使精神开阔、心情愉悦，安恬淡泊而幽静空明，逍遥于太空之中，与自然造化相融合。山林中的人喜欢它而不愿离开，实在是很自然的。金鸡峰有三棵松树，不知已经生长了几百年。微风吹拂时，声音像暗泉潺潺流过石滩；风稍大时，像演奏雅乐；大风来临时，又像波涛翻涌，又像鼓声震荡，隐约有节拍和节奏。方舟上人在三棵松树下面建了一座阁，命名为“松风之阁”。我曾经经过这里并停留，心情舒畅，仿佛将要留下而忘记回去。这里虽然在山林中，却离人居之处不远，夏天不苦于炎热，冬天也不受严寒。观赏松树可以使眼睛愉悦，聆听松声可以使耳朵愉悦。松树高傲自在，人也逍遥徘徊；没有外物扰乱心境，整日都可以如此。又何必到颍水洗濯来求得清白，登上首阳山来标榜高尚呢？我是漂泊四方的寄居之人，行止没有固定地方，却对这座阁不能忘情。因此将要与上人分别时，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记。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孝友堂记》　【明】刘基 这座堂名为“孝友”，是因为要敦厚人伦。陶忱仲和他的儿子陶凯都有孝顺友爱的品行，于是临川葛元哲请以“孝友”给这座堂命名。考察《尚书》说，君陈对兄弟特别孝友；《诗经》说，张仲孝顺友爱。这些人都是天子的大臣，并不以事业功绩来称述，而以孝友来称道他们，大概是因为修身、齐家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根本。所以说，一个人的父子兄弟关系足以成为榜样，然后百姓才会效法。孝友，大概就是所谓美德中的首要品德吧。陶君是台州临海人，过去是大户人家。八岁时母亲去世，继母不能爱护他；长大娶了吴氏，夫妻一同谨慎侍奉继母。继母始终不能容纳他们，于是陶君便和妻子搬到外面居住，辛勤劳作、纺织谋食；早晚都入门问安，从不懈怠。父亲和继母自己经营产业、维持生活，不让陶君参与。时间久了，家里日益贫困，父亲也将老去，继母所生的弟弟妹妹没有钱置办婚嫁。陶君于是把父亲和继母接到自己家中奉养，用自己的财产为弟弟娶妻、为妹妹出嫁，使他们都得到安置。继母因此深深感动并悔悟，家门之内变得和睦安宁。吴氏早年丧父，母亲沈氏没有能力养活自己，陶君也把她接来奉养，使她安享长寿而终。陶凯读书有文才和品行，因家贫以经学教授子弟，四方来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因此能够用学生所交的束脩收入，帮助父亲办理丧葬、供奉祭祀，一切都合乎礼制。上代祖先的墓地有被世家强占的，他都赎回并立碑标明。陶凯有一个妹妹嫁给顾氏，早早去世；陶凯替她抚养儿子和女儿，使他们长大成人。乡里都称赞陶氏父子孝友，无不如此说；士大夫也都作歌写诗来歌咏他们。于是栝苍刘基叙述完这件事，又说道：《诗经》不是说“百姓秉持常性，都喜爱这种美德”吗？孝友本在人心，只是百姓很少能够做到，是因为欲望使它昏昧。世道教化衰败，常伦遭到破坏，于是有人借来锄头耕作，就摆出施恩的脸色；拿起箕帚做事，就恶言辱骂。更何况，怎能希望他们在艰苦困顿之余奉养并不爱自己的父母？又怎能希望他们把恩惠施及异母所生的弟妹？像陶君这样，才可以说完全尽到了孝友之道。君陈、张仲把孝友施行于政事，陶君没有官位，不能把恩泽流布到百姓，只能在家庭中独自实行；他的儿子又能够继承这种天性，上天难道要使陶氏昌盛吗？儿子像父亲，孙子必然像儿子，世代绵延不断，难道会不昌盛吗？善行有后代继承，是上天的规律。陶凯字中立，如今以乡贡乙科身份任丰县教谕，与我交好。《敦睦堂记》　【明】宋濂 黄岩以西三十里有沣水。沣水上游有张姓大族，建有一座堂，名叫“乐善”。张氏中名遂的人，将它作为其子光祖和玑在年节时合族聚会的场所。诸孙奎等五人谨慎守护，不敢废弃。元至正壬辰年，祠堂被盗贼焚毁；过了二十六年，即本朝洪武丁巳年，奎的儿子昭和同族兄弟商议，认为自从这座堂废弃以后，亲属间的情义日渐疏远，兄长友爱弟弟的关系也开始乖离，恐怕祸根就要从这里萌发，怎么可以不赶紧谋划恢复呢？于是各自拿出钱粮，共同筹办，齐心协力，不懈怠，也不停息。又过了一年，堂建成了。举行了防护族人的礼仪后，改名为“敦睦堂”。大学生升遂来请我写记。过去先王盛世，治理百姓的措施极其完备：实行井田制来联结民心，设置乡、党、州、闾来统一风俗，兴办学校来教化暴戾之人、培育善良之民；又有按月登记、按年考核的办法，用来纠正不遵从教化的人。选用人才时，还一定考察他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姻亲的品行，把它作为人的表率。所以当时邻里之间的人，遇到喜事就互相庆贺，遇到忧患就互相吊慰，有疾病和灾难便互相周济防护，亲近得如同至亲。即使发生异常灾祸，或有凶狠暴虐、行为不轨的人，亲戚邻里也会随即把他扑灭。因此那时天下没有作乱的百姓，是因为百姓彼此亲爱和睦。时代久远了，法令制度毁坏，人们各自只顾自己的家庭，乡里各自形成自己的风俗。严重的，兄弟父子之间不相互借贷，遇到忧愁或喜事也不相互庆贺，安逸享乐不能同心；一旦事情触动内心，便勃然拿起兵器互相追逐。父亲不能制止儿子，哥哥不能劝戒弟弟。末世的动乱多从这里发生，并不是百姓的本性突然不同于古代，而是治理百姓的制度荡然无存了。治理百姓，并不是没有地位的人所能做到的；有志之士能够教化自己的宗族，使乡里和睦，难道不是善于学习古人的人吗？张氏大概就接近这种情形了。贤人君子难道一定要借助官位才能推行道义吗？居家而能使同姓亲属懂得礼让、不相争斗，勤勉学习，笃实行事，使顽劣愚顽者化为纯朴诚实，使愚昧之人不失去天性，这就是道义的推广，难道是小事吗？张氏子孙大多贤能，他们的乡里都称赞他们。将来东海一带的郡县，如果听说有民风淳厚如邹鲁之地，一定是张氏教化的结果。我姑且记下这座堂，等待那一天。金华张氏祠记　【明】宋濂

译金华县东三十五里有个地方叫苓塘，山川交错，风气深厚盘结。著名大姓张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有一位名隆、字亨仲的人，宋建炎初年从睦地迁来，以务农为本，家业逐渐丰足。他生了三个儿子：子政、子中、子成，都能继承前人的事业。子中的儿子文华，性情洒脱，崇尚奇异，乡里端明学士王公埜十分器重他。淳祐末年，王公调任沿江制置使，文华却僻居一隅，作了属辞而没有赴任。后来三房子孙日益增多，终于形成三个大族。出仕的人以文章议论著称于当时，退居家中修养的人循循有礼，端庄谨慎，无愧于士君子的品行。六世孙荣作为一家之长，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长久承借先祖的福泽，直到今天；有房屋来抵御风雨，有丝麻和膏粱来供给衣食，而先祖的神灵却没有安置之所，这不是违背祖先吗？”于是同族弟弟一同努力谋划。子侄中留镇、琮、侣四人，便捐出自己的住宅，建成三楹房屋，作为倡导。荣又给房屋加盖屋顶，四周筑起围墙，设置神龛和祭器箱笼；祭祀享用的一切器物，没有不精美良好的。正堂奉祀府君，旁边以三位儿子配享。由于年代久远、亲属关系疏远，不敢采用四时祭祀，只依照朱徽公所制定的祭祀先祖礼仪，在立春万物开始萌发时，陈设祭器和供品，举行三献礼。每月初一、十五举行序礼。三族分散居住在东西各处，不能人人到齐，只有正月初一早晨，无论尊卑大小都到祠堂下拜祭；随后又到别室行拜礼，以排列长幼次序。祭田有若干亩，让三族轮流掌管田租收入，用来供给祭祀和宴饮。工程始于至正乙巳年冬，至丙午年春天完工。荣率领宗族几千人，全都沐浴后穿戴整齐，进入祠堂奉行盛大的祭献。祭牲和酒都洁净清美，执事者严肃恭敬，进退周旋，仪态整齐而盛大。观看的人都很高兴，认为这是全县从未见过的盛事。事情办完后，荣派孙子愈来请我作文。宋濂听说，先王制定祭祀礼仪，上下尊卑、隆盛简略都有固定典章，不可随意越级实行。然而尊亲敬亲的仁心，出自人的本性和民间常情，并不因贵贱而有所不同。荣能够根据义理创制礼仪，使子孙不忘自己的根源，收摄人心、团聚宗族，确实都在这里了，这难道不是仁人孝子的用心吗？唉，人谁不是以祖先为根本？正当自己积累产业、使家业丰厚时，追溯自己的来历，却说“我不知道”；问到祭荐供奉的礼仪，又说“我还不能实行”。那么他对于报答根本、追念始祖的礼仪，究竟放在哪里呢？与荣所做的相比，应该羞愧得无地自容了。三族之人，应当尊敬荣，效法他的勤勉敬慎啊！经畬堂记　【明】宋濂 圣人的言论称为“经”；即使并非全都出自圣人，只要是圣人所取用的，也称为“经”。所谓经，是天下永恒的常道：大的方面，包括天地的道理、性命的根源、君臣内外的等级；细微的方面，包括鬼神的情状、气运的始终；显著的方面，包括政教施行的先后，以及饮食、衣服、器用的节度，冠礼、婚礼、朝见、宴享、丧礼、祭礼的仪式，无不完备记载；而它们的归宿都不违背道，并且可以施行于后世，所以称为经。《易》《书》《春秋》完整地采用这些道理，《诗》和《礼》则选择其中纯正的部分，辨别其中伪杂的内容，因此都称为经。《论语》本来就是圣人的言论，《孟子》以大贤之才阐明圣人之道，也称为经。其他诸子，正确的远远抵不过诡诈，醇正的远远少于瑕疵，哪里足以称为经呢？自汉代以后，圣贤不再出现，异端学说日益横行，小道和诡异之说、技艺方面的书籍，都借用了“经”的名义。一千多年间，时间越久，书籍越多，冠以“经”名的书遍布天下，学者被这些名目迷惑，趋附其中而沉溺的人非常多，于是五经和孔孟之道反而晦暗了。然而这并不是那些书的过错，而是学习五经、孔孟的人不能阐明其中的道，不能把它落实到事功之中造成的。五经和孔孟的言论，其中包含唐虞三代治理天下的成效；小范围施行，就有小的成效，大范围施行，就有大的成效，难道只是空话而已吗？世俗儒者不察觉这一点，反而急切地剽窃、拼凑、模仿经书的辞句来写文章，以取得名声和荣誉。即使贤如韩退之，教诲勉励他的儿子时，也有“经训”“菑畬”之说；他的意思不过是认为经书训诫足以作为写文章的根本罢了，这不是对学习经书的理解太浅陋了吗？学习经书只把它当作写文章的根本，那么经书又有什么用呢？把文章的作用看得高过经书，沉溺于那些书的人多，也就不奇怪了。我所说的学习经书，上等可以成为圣人，次一等也不会失为贤人；面对重大政务可以果断处理，处在富贵中能够坚定不移，处在贫贱中能够安贫乐道，身处患难仍能安定通达，以此使百姓得到生养；穷困时可以为后世立法，难道只是学习文章而已吗？钱塘的钱君质敏好学，取韩退之“经畬”的话为书斋命名。适逢我经过郡城，他到旅舍来，极力请我作文。我赞美他的志向，又担心他拘泥于韩退之的话，因此推演其中的道理告诉他，使他去追求更大的目标。见山楼记　【明】宋濂 见山楼是上虞魏君仲远所建。仲远住在县城以西四十里，他住处的南面有山势如龙，蜿蜒而行，将要上升时又回翔；旁边的支脉斜向西延，便成为福祈诸峰。有的像车，有的像旌旗，有的像奔马，有的像口渴的鹿饮泉，形态不一而足。山势向下延伸，成为阴阜、连坡和平林，一起一伏，又在前后相互环抱。东面远处的山峰时隐时现，在青云尽头宛如娥眉，向群山显出妩媚姿态。山下有大湖，方圆百里，水势浩荡深远，浸润三面，明暗吞吐，早晚景象万千。像屏风一样突兀耸立在湖边的山叫夏盖山，距离天空仿佛只有咫尺；岩石高峙，山谷张开，尤其值得欣赏，确实是越中绝佳的胜境。仲远心里喜爱这里，认为若不是建在高处明亮的居所，就不足以收揽山川精华、接纳清爽之气。于是建造这座楼，每天和贤士大夫一同登临，轮流饮酒酬答，吟诗唱和，精神畅快，心意舒适。卷起帘子远望，远近山峦争相呈现奇姿秀色；晴天含着青色，雨中满目苍翠。远远指点、呼唤群山，仿佛它们依次推门而入，使人涵养于太空清气之中，面对空明澄澈、碧净素洁的景象，简直像饮酒后驾着鸾凤车，招来偓佺、韩终，披散头发，飘然降临大荒一样。

译仲远派人来，请宋濂为此作记。自辛卯年战乱兴起以来，各地都化为灰烬，狐狸白天出没，鬼火夜间闪现，悲凉的风飒然袭人，令人不胜叹息。若不是圣明之主应运兴起，平定乱世、使天下恢复正道，那么有牙齿、有头发的百姓，谁不是要陈尸于枯鱼之肆呢？即使有美好的山川，也无暇观赏。如今仲远能够从容观览山景，也只能说是皇帝的恩力难以名状。过去太常博士施侯建造见山阁，荆国王文公为此作记，说我们从战火中脱身，沐浴在仁圣之君的恩泽中一百多年，施侯才得以登楼观赏、自我娱乐。仲远距离战乱不过三四年，却能超然立志于万物之上，修复旧日故事，使之如太平时代一般；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皇帝的教化神速，非前代所能相比。太平和乐将要遍及天下，难道这座楼的建成，就是预先显现的征兆吗？想不为它作记，也不可能。只是我的学识浅薄疏远，言辞没有精气神，不足以流传久远；还希望能请荆国王文公那样的人来写，使这座楼的胜景和雄奇雅丽的文章一同不朽。仲远名寿延，是郑国文贞公第二十四世孙；他的同族子弟都文质彬彬、喜爱学习，文章大家多聚集在他门下，仲远尤其号称出类拔萃，而且擅长作诗。这些话是我听丹涯先生说的。龙泉义塾记　【明】宋濂 至正十三年九月，括苍章君溢创建龙渊义塾。龙渊就是龙泉，为避唐代讳而改用今名。相传这里就是欧冶子铸剑的地方，直到今天仍有一条水叫剑溪。这里山深川阻，距离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县邑二三百里，近的也有一半路程，乡里子弟没有求学的地方。章君的先世曾谋划创建桂山、仙岩两所书院，却因没有固定产业而废止。章君对此深感忧虑，和诸子商议说：“没有田产就没有义塾，这怎么可以呢？”于是节省各种费用，把余下的钱拿出来，购买田地达到一百五十亩。他妻族的陈京兄弟听说后，带着曾祖父适斋先生遗留下的二百三十亩田来相助。章君说：“我的事业成功了。”于是就在官山北面创建燕居，奉祀先圣，以先师配享；春秋两季举行释菜礼。旁边排列四斋，名为逊敏、知通、敬乐、博约，用来安置学生。后来扩建敬义堂，每月初一、十五击鼓召集士人，申明五伦教化。大门上题写“龙渊义塾”。用砖铺设道路，使东西相通。前后灌木和美竹繁茂。聘请经学明达、品行修养高尚的人担任教师。诸生学业有进步的，每月给予奖励；才智聪颖而家境贫寒、不能携带粮食来求学的，资助他们；不遵守教诲的，予以处罚。田赋收入和支出，由主持义塾事务的人负责管理。日常用度登记在册，每月考核盈亏，每年两次核查数目；有余款就另行储存，再增购田地，以扩大义塾事业。石华、象汉两处又分别设置义塾，用来教育年幼学生，等他们长大后再到龙渊义塾学习。浙江行省参知政事舒穆噜公听说后很赞赏，下令本郡免除义塾的科差徭役，使它不承担任何差役。章君已经把教条列出并刻在石上，担心后来的人不能保持，便派人来请宋濂作记。我认为，古代建立学校，虽然制度有大小不同，但用来引导百姓、扶持世道的原则却是一致的。龙泉过去是浙东文献之乡，水心叶氏、正则西山真氏、希元先后以学问著名；声气相感、同类相求，取得高科、掌管重要藩镇的人接连不断，当时的文物确实很盛。不到一百年，继承者却很少了，难道是风俗有古今不同吗？也不过取决于学校的兴衰罢了。章君看到了这一点，不像时俗那样积聚财产、吝惜固守，把它作为肥家之计；他的志向十分宏大，功德也十分广博。陈京兄弟乐善好义，帮助义塾建成；如果没有适斋先生涵养熏陶的恩泽，难道能够达到今天这样吗？希望章君的子孙不辜负章君创办义塾的义举，使它能够世代相传，永无穷尽。蜀墅塘记　【明】宋濂 义乌县南四十里有一座塘，名叫蜀墅，周围三千六百步。东、西、北三面都是山，山水汇合成七十二条支流流入塘中，再从南面流出。南面有蜀山，突然从中间突起，于是依山修筑堤坝，拦水灌溉农田。山的东边堤坝长七百尺有余，宽度为长度的五分之四，深度为宽度的三分之二。西堤长度与宽度相等，且稍微加高加厚。堤坝中间剖木建成三个孔道，用来泄水灌田，灌溉田地六千亩有余。至正四年夏天，暴水冲坏堤坝，田地于是歉收。丹溪朱君震亨怜悯农民困苦告急，向县里报告。县尹周侯自强命双林巡检张某前来察看工程。震亨召集所有有田的百姓，逐亩踏勘，让他们出力，所出财物各有差等；又拿出一千名役夫的工钱，首先倡导。众人乐意听从，震亨筹划修补缺失，增加堤坝高度，拓宽基础，使堤顶逐渐收窄。堤坝西端凿石建成斗门，根据水势涨落按时蓄水、泄水。斗门上架设便桥，方便行人；把木制孔道改成坚固的石道，并且确定高低不同的孔穴，使需要用水的田地按先后有一定次序，不致混乱。又担心年久之后堤坝不坚固，便请求主管此事的人从卖鱼收益中拨出一部分，继续修葺。共用钱四千缗，役夫一万工。工程始于至正五年八月庚申日，经过三个多月告成。里中耆老朱仁杰等来对宋濂说：“震亨兴办这项工程，起初并没有一弓田地来谋求私利；他早晚辛劳、始终不放弃，是为了使我们的农民获利。我不敢忘记，愿您为他作记。”宋濂听说，海陵胡公瑗在湖学时，设置经义斋和治事斋，教授诸生，连水利之类的事务也无不学习并通晓，所以他的门人都能适应重用。如今震亨的学问出自金华许谦先生，许先生的六世祖实际上曾跟随海陵胡公游学；这种家学传承到许先生时尤其兴盛。震亨能够在实际行事中表现出可观的成就，实在是理所当然。世上的人正高谈性命之学，把世俗听者说得如聋如瞽；一旦遇到一点小小的利害，便颠倒失措。与震亨不为自己谋利、只使百姓得利相比，他们怎么样呢？震亨字彦修，才干出众。县里曾下达清查、括取田地的命令，只有震亨执行时没有扰民，据说如此。清风楼记　【明】王祎

译金华背靠山、环绕溪水而建城。按郡志记载，金华山又名长山，高达几千百丈，绵延数十百里。在它南面有一座山峰突起，形态卓异而圆润，名叫潜岳，又叫芙蓉峰。由峰脚分出众多山冈，蜿蜒散开，向南延伸二十里，连接到溪边，郡城就在那里。溪水从乌伤、武义两县流来，止于城下，汇合后向西流，世人称为双溪。城东南角旁边伸出的山冈，岩石棱角耸立，形势仿佛要同溪水争斗。城池据守其上，山冈斜向外伸，正对城角；山上建有重檐楼阁，就是所谓清风楼。指挥使徐侯镇守此地三年，威信施行，号令得到响应，军政安宁整饬。于是他巡视城墙，观察地形、估量形势，建造了这座楼。楼高五十尺，共有五间楹室。工程役夫取自正在轮值的士卒，木材取自官府所有的木料。不到一个月便完工。城中士女只看见修长的屋脊、宏大的栋梁，楼阁高耸、檐角飞扬，直冲云霄，却不知道经费从何而来。楼建成后，徐侯与宾客登楼游乐。前面的山像屏障，拥簇青色、排列紫色，环拱在几席之前。溪流像碧绿的白绢曲折流淌，环绕在脚步之下。百里之内的聚落炊烟，草原林木，田地、桑麻、禾稼之类，举目都能看尽。清风徐徐吹来，胸襟气度开阔清爽，使人产生超脱尘世的想法。因此取唐代严维诗中的语句，把楼命名为“清风”。郡城南面有一座楼叫八咏楼，它的东面过去有明月楼，再往东就是清风楼，彼此争奇竞胜，溪山景色已经尽收眼底。徐侯年纪正壮而且喜爱学习，有功劳却不自夸，乐于同贤士大夫交游，便让我作文记述。我听说君子建造楼阁、观赏美景，难道只是为了取得游览的适意、作为快乐吗？登上这座楼，应当想到国家政务的重大，看见百姓生活的艰难，不能不感慨万分。过去范文正公作《岳阳楼记》，认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享乐之后才享乐；这本来就是徐侯的志向。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拥翠楼记　【明】贝琼 四明山一带的奉化，依山建县。处士汪公幼海从城西迁居县治，向东三十步便与山相接。他仍然嫌房屋被高大的城墙遮蔽，不能看清远近山势，于是又在后园建了一座小楼，作为登临远眺的地方。南面横亘的大山，以玉几山为第一，宝麓山次之。玉几山西面是石棋盘，鲤湖在石棋盘以西五里。绝岭上有神龙居住。众山都环抱在几席之间。东面有长汀，七十二道曲折像巴蛇奔向深谷，鳞片收束、关节紧缩，蜿蜒曲折而不能舒展。世代传说这是唐代叶法善命龙开凿的，用来把水泄入海中。再向东三十里有山名金鹅，众水在东南汇合成为龙潭。龙潭上方有高峻的千寻峭壁，像屏风一样的叫南山。转向北望，青色山峰如锦缎般峭拔，与玉几山相对耸立，又名莲花岩。群山又交错伸展到窗户之外。看它们有的升起，有的伏下，有的向前，有的退后，争奇献秀，不只是海涛涌动、石笋排列而已；整天观赏也不会厌倦。广平舒汝临题名“拥翠”，曹南吴主一书写匾额，并快递书信到京师，请我作文作记。我只听说晋代谢灵运喜爱山水，每天纵情游览，甚至砍伐树木、开辟道路，寻尽奇景；他虽有游山的癖好，却还没有得到游山真正的趣味。如今幼海只占据观赏山景的要处，而全境的胜景都在一座楼中充分呈现。秋高气爽，树叶脱落，霜后天空放晴；迎来早晨天边飞动的云彩，目送傍晚归巢的鸟儿。瓯越一带的青山无穷无尽，我的兴味也无穷无尽。昔日遗留下来的景物如今显现出来，原本就是有待于合适的人来发现吧？因此不能不记下此事。追远堂记　【明】贝琼 追远堂，是天台林氏奉祀先祖的地方。考察林氏家谱，林氏始祖十一府君，名勋，五代时任盐铁使，转任督理台州诸军事，于是从闽地长溪县迁家到黄岩半岭。后来枝叶日益繁盛，分散居住在梅溪、团浦。宋代设置科举，有一年同年考中有司选拔的共有八人，分别是雪邨、勿斋、晓庵，他们都以文章才能著称。因此江南一带的士大夫大族，一定推尊天台林氏。到了六一学正，他说我们宗族的兴盛，不是一个人一代所能积累起来的，于是在梅溪建堂，把祖先牌位安置其中，每年祭祀；又防护族人的子弟，讲明尊卑长幼的次序，划出若干亩田地供给费用。有女子因疾病不能出嫁的，又增加田地四百亩。他的孙子国子生伯云，担心这些事实湮没，来请我作记。我认为，祭祀是用来追念远祖、继承孝道的。从祖、祢向上追溯，有曾祖；再向上追溯，有高祖。但还不只是到此为止。譬如水流，千回百折才到大海；追究它的源头，黄河并不是起源于龙门积石，而是发源于昆仑；长江也不是起源于汉水，而是由岷山导流而出。水没有无源而流出的，人也没有无祖而出生的。亲属关系近而有服制的，恩情深厚；亲属关系远而无服制的，礼数就简略。有能够追溯远祖而加以祭祀，不因远近而区别礼仪厚薄的，难道不是厚待祖先到了极点吗？只是古代受先王制度限制，大夫有宗庙却没有神主，士只有祖、祢共一庙，庶士和庶人没有庙；鬼神祭祀上下尊卑的区分截然分明，不得逾越。因此孔子说：“祭祀要合乎礼。”曾子关于追远的说法，大概是针对有国有家者而言，是说举行祭祀必须竭尽诚意，并不是说庶士、庶人可以越级祭祀祖、祢以上的先祖，以至于无穷。君子对此，制度虽不允许实行，内心却实在不能停止。于是伊川先生根据义理创立“三祭”的名目，使初祖、先祖和祢各有相应的类别，都可以接受祭祀。林氏世代相传四百多年，根源深、支流长到如此地步，而子孙能够把雪邨、勿斋、晓庵以及十一府君都列入祭祀，表达敬意，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这都是顺应本性的道理，对尊敬和亲近的人笃实行之，难道是强迫才这样做的吗？所以我重视他们的请求而作记，也希望读者心中有所警醒，改变浅薄风气，趋向厚重。溪云草堂记　【明】贝琼

译溪云草堂，是海昌郭子方的新居。海昌在崇德以南，崇德的水流经御溪，处在两地之间。旁边的支流又转向南流六七里，上游有种桑种稻的村庄，居民像星星一样分布，鸡鸣犬吠彼此相闻，仿佛置身尘世之外。子方选择其中的胜处，建造了几间堂屋，左边是读书室，右边是炼药处，于是题名为“溪云”。我曾经乘船经过那里，道路狭窄而曲折，只有一条带子那么宽，是鱼鳖居住、蝌蚪聚集的地方，实在怀疑它不能形成云气。大概是山川有神灵，正当将要下雨时，水气蓬勃上蒸，如烟如雾，又像海涛翻覆两岸，使林木都看不见；渔篷野艇在空蒙之中时隐时现，这就是第一曲。等沿着水流走到尽头，便看见早晚出现的云气更加浓郁茂盛，形态不止一种；想抓住它却无从下手，观赏它却无法捉摸；它在面前排开又在身后重新聚合，在上面断开又在下面续接，凡是草堂的篱笆都是云，窗户门户也都是云，即使山川间升腾的云气，大概也没有超过这里的。坐着休息片刻，尘埃和野马般的俗事都不能来到我面前，沿溪居住的人也没有知道的；子方独自占有这番景致。他为我的到来感到高兴，于是在堂上设酒款待，请我作文作记，我便把所见写成这样。又想到天下万物，本来从无形而产生有形，有形之物最终又归于无，更何况云气忽然升起、忽然消散，来去没有定准呢？既然他勉强给它命名，我也勉强用言语来落实它的形态，这并不是真正通晓道理。只是云气随时变化，却无人知道它的神妙；滋润万物，却无人知道它的功德。君子应当从云的变化中领会伸展和收敛的道理，这样就同云合而为一了。子方还要努力啊。《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浙江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二 艺文【四】记 武康县义仓记　【明】黄淮 国家施恩养育百姓，以巩固国家根本，常常担心民间受饥饿困厄，不能顺利生活，因而使圣上忧虑，早晚不得安宁。又想到太祖开国时，过去设置的预备仓经过多年逐渐废弛，于是慎重选拔朝廷大臣，授予玺书，分条规划有关事务，分派到各道去办理，仍命藩司、宪司中清廉敏干的重臣作为辅佐。刑部署郎中事员外郎刘广衡奉命前往浙江，与右布政使方廷玉、按察使副使王豫共同整顿预备仓政务。巡行到湖州时，召集郡守赵登及僚属同知刘祯、知县丁倬等，宣扬皇帝的恩德旨意；又召来区、里长和乡中耆老百姓，让他们聚集在庭院中，反复恳切地训示告诫，讲得更加详细。县中富裕有余的人家，仰听圣上声音，感激振奋，愿意拿出粮食交给官府轮流储备。不到十天，便得到谷物五千九百石。敕使同藩司、宪司因百姓效行义举而高兴，用酒果慰劳他们，用丝帛奖赏他们。当日便登记姓名上报。不久便召集工匠、备办材料，建造仓房三十楹，以备储藏。谨慎遵照敕书及有关规定，选取忠厚公正的耆民和富裕淳良之家，严肃谨慎地掌管仓粮及出入数目。府里委派通判贺泰，县里委派主簿夏安，总管这项事务，重申戒约，安排周详完备。总的原则是以杜绝私心为根本，里社平民都欢欣感悦，仰戴圣恩，认为这是皇帝使他们生存成长的恩赐。郡县官员以事情办成而高兴，请求作文记述，并刻在石上，以长久昭示后人。古代周成王时期，县、都都设有储积，用来防备灾荒。自汉代以来，常平仓、社仓、义仓，大体都仿照周代制度。时代不同、事情变化，制度更改不止一种。皇上远考古代典章，近承祖宗成法，派遣使者巡行各地，修复旧日政务并加以发扬，使他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办理事务，务必让百姓得到实惠。皇帝的诏令广泛颁布，效行义举的百姓云集响应，仓廪充实，赈济和借贷由此得到供给。《传》说：没有在上位的人喜好仁德而在下位的人不喜好义理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敕使同心协力、合乎义理，能够称职完成使命；皇帝使者光彩显赫，远近都仰望。郡县官吏恭敬谨慎地奉行，不烦扰百姓而事情就能办成，防范约束有方，侵吞渔利的弊端依法消除。都应当把这些义民的姓名写下，一并刻在碑阴，希望观览的人以他们为榜样而奋发兴起，后来能够有人继续他们的事业。梅长者祠堂记　【明】方孝孺 天地间最和谐的气，按时令得到它就成为春天，太阳得到它就成为和暖的风，万物得到它就成为薰和之气，都是用来生长养育万物的。它的化育极其隐密，作用极其醇厚。它体现在上天的德性上，就是仁，是至善的德性，是敦厚的教化，是不用言语的教导。具备这种道理的人，在唐虞时代称为八元，在周代称为仁人，到汉代才开始称为长者。这个名称取义于他们能够长养培育人才，先亲身实行，崇尚根本质朴，有使国家长久昌盛的道理。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一定重视这种人。汉代大臣中，只有塞侯张欧等人被称为长者。考察他们的行为，像曹懿侯的清静安宁，万石君一家父子谦逊谨慎、不喧哗，丙丞相守持德行而不自夸，大都属于长者一类。长者发挥作用，似乎迂缓却不偏曲，行动舒缓却不迟滞，宽大忠厚，合乎圣人的尺度。君主能够任用他们，国家一定兴盛，后代也一定安定。他们的利益，不像才智之士的功效那样短浅而容易穷尽。那些孤立突出、炫耀智术的人，任用他们办事，声势威望交错显现，并非不可喜爱；然而他们刻薄少恩，执行法令不留余地，也不能体察百姓的隐情。喜欢他们的人还没有长久，厌恶困苦他们的人已经很多了。像商鞅对于秦国、王猛对于苻氏，事情还没有转过脚跟，大乱就发生了，难道是他们才智不足吗？长久敦厚的道理衰微了，人们也就不再感念长者的德行。所以天下可以没有有才能的人，却不能没有长者。不幸缺少有才能的人，事情不过是废弛；不幸没有忠厚的长者，国家依靠谁而不灭亡呢？任用长者，如同日常享用梁肉；才智之士的功效，如同药石。根据我听到和看到的情况推断，国家有忠厚之治，后来一定不会衰败；家族能够长久存在而不坠落的，一定有长者的子孙。台州宁海有梅氏，考察图谱，过去有一位名盛、字昌图的人，仕晋时任章安县令，升任南昌别驾；知道晋朝将亡，便在这个县隐居。他常诵佛经，有一只灵鸟降落在他居所旁边，仿佛在专心聆听；一年多以后，郡县才知道这是凤凰降集，便把事情上报。宋文帝听闻后下诏褒奖他，他上表称谢说：“这大概只是因为看到了陛下的德行吧，我有什么功劳呢？”皇帝感叹称赞他为长者，又命郡县把他的居所改建为丹丘寺。距今已经八百多年了，他的子孙很多，成为县中的大族，而丹丘寺也没有废弃。宋淳祐年间，他的孙辈中信奉佛教的良阜，建造重阁、塑造佛像来奉事。年代虽久，却一直没有人记述这件事。刘宋立国还没有多少年，宋朝社稷便成为废墟；而长者的名声流传千年，至今仍未衰竭，这就是他所作所为值得称道之处。难道对他的称颂只是因为一句善言吗？宋文帝知道他是长者，却不知道任用长者可以使国家长久，因此宋文帝的国祚不长，本来也是应当的。然而长者的恩泽延及子孙，并且更加显著。上天对于善人，施予的恩泽实在深远。建祠奉祀他，不只是寄托尊祖之情，也能使听闻长者遗风的人摒弃浮薄、趋向忠厚，难道不足以成为天下人的劝勉吗？既然如此，长者虽然没有像塞侯等人那样在当时发挥作用，但他的遗泽所及，未尝不同。于是我作诗来系述此事。巾山草堂记　【明】方孝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