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十一【省斋文藳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十一【《省斋文稿》十一】。宋周必大撰。试馆职策一道。近来淮南尚书省的札子说，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周某、程大昌一并召试馆职，札送本院的人选已经选定，今月二十四日早晨引入考试。现撰成策题一道，谨此抄录呈进；如果认为合适，乞请迅速批示下发学士院施行。奉御宝批示：依准。【绍兴庚辰九月】请问，祖宗以三馆培养天下英才，推选人才的意义重大，认为汉代的藏室、唐代的瀛洲都不足称道，所以一定要考察试验其人，然后才任命他们。那么，在这里任职的人，不只是像参加科场考试的进士那样以取得科第为目的。如今天下的事情很多，其中最重大的有三项：一是兵，二是吏，三是财。军队近年以来习惯于无事，训练不按时，供养不合道，将要姑息而不加改变吗？那样就会懈怠松弛、因循苟且，不能应付一旦发生的需要。议论者有的想裁汰衰弱之兵，革除冒滥之弊，振作更新军队，那么张皇失措、纷纷更改的忧虑也应加以考虑。吏员过多，文武官员处在候选状态的超过二千班，大都三个人守候一个官职尚且不够；如果把他们置之不问，就会造成滞留失职，这不是对待四方士人的办法。议论者有的想裁减任子、抑制流品，如果改变制度而扩大任用，又有少恩、变古的讥评值得忧虑。每年的收入有限，调度却日益增加，有司供给费用不能支撑，百姓的力量困乏而没有止境；如果一心只想爱护百姓，那么养兵、供给国家就不能作为终年的计划；议论者或许又想谨慎追收拖欠，严格征收商税和专卖税，以权宜办法救济，那么竭泽而渔、无鱼可取的忧患就应放在首位。这些都是今天的急务，我们的君主为此睡不安、食不甘，临食叹息，也正是学士大夫应当献策的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愿意听取最恰当的见解，以便拿来向皇上回复。【翰林学士洪遵撰】有弊病可以指出，并不妨碍治理；如果一点弊病也找不出，君子反而要感到忧惧。从前贾谊在文帝时代叹息流泪，而牛僧孺在文宗时代称说“没有太平的迹象”。汉朝本来应当衰落，却形成了礼义的风俗，大小刑罚都被搁置不用；唐朝本来应当强盛，但太和、开成时期的政治，也足以流传后世。善于观察时势的人，一定要从这些事情中考察。我们的君主亲自具备圣明神智，总理天下，晚食而早起，任用贤者、使用能者，以勤俭修养自身，以仁心取信于远近。凡是能够为百姓兴利除害的事情，只怕听不到；一旦听到，没有不实行的。道德纯厚，天下百姓幸运。然而考察天下事务，仍有可以进言的地方。大概消除祸患、抵御侮辱，没有比军队更重要的，但军队的选拔训练还不精；办理事务、完成功业，没有比官吏更重要的，但吏员过多的弊病还未清除；充实国家、宽裕百姓，没有比财赋更重要的，但国家赋税还未充盈。大臣谋划，侍从进言，台谏论列，已经十分详尽了。即使像樵夫那样卑微的人，难道能够默默无言吗？从战国、秦、汉以来，国家的兴衰治乱，很少有不取决于军队的；而军队的节制、训练和整齐，却取决于将领。如今不考察将领的才能与否，只问军队人数多少，可以吗？晋文公建立霸业时，只有七百辆兵车，但上下长幼都有礼，最终成就了大功。到了晋昭公时，兵车增加到四千辆，按理说诸侯应当震惊畏惧，不敢私下议论。然而子产却说：“晋国政令由多个门径发出，忙于相互欺骗还来不及，哪里有空讨伐这个？”由此可见，军队不在于人数多。李信、蒙恬率领秦军二十万人攻打楚国，王翦说：“没有六十万人不行。”那么军队有时又确实需要人数多。虽然如此，两种说法都对：军队少可以，但少而不精就不可以；军队多可以，但多而冗杂就不可以。如今六路军队驻扎各处，内部依靠三帅作为根本防卫；从长江往上，近处有京口、金陵，远处有荆襄、蜀汉，中间有九江、池州、鄂州，披甲士兵大约不下百万。然而训练不按时，供养不合道，衰弱者还没有清除，冒滥者还没有革除。若将领姑息而不改变，那么无事时就会劳烦我们的兵力，有用时又会触犯我们的法纪；若大力制定法制加以澄清裁汰，那么节省俸禄、削减军队的非议又会纷纷而来。如今的办法，没有什么比任用将领更优先。将领得到合适的人，军队自然就会精锐。从前李光弼替代郭子仪镇守朔方，营垒、士卒、旗帜都没有改变，只是一声号令，军队的气象便更加精明整肃。这不是明显的成效和重大的验证吗？近来诏书纷纷下达，越级制置、遥相规划，却没有裁汰一个士卒，没有免除一项弊病，反而使诽谤在下层兴起，使怨恨归于上层，这就有些不对了。虽然如此，这只是任用将领的功效，还不如驾驭将领更加紧迫。一丈高的墙，百姓不能越过；百丈高的山，儿童却能登上游玩。为什么？因为山势逐渐倾斜。明白这一点，就不能不使朝廷上下的等级形势严整。操船的人，船桨掌握在手中，用它面对三峡、泛舟洞庭，曲折回旋，无不如意；如果桅杆倾倒、船桨折断，即使处在狭窄港湾、断绝的水道中，也会覆没。明白这一点，就不能不使臂膀和手指般的指挥关系运转自如。只有朝廷上下的等级形势严整，姑息的弊病才会自行消除；姑息弊病消除，做将领的才会畏惧威权，忙于率领军队尚且来不及；做士兵的，也怎能不投石、跳跃，奋发自己的勇力呢？只有上下指挥运转自如，才能裁汰；能够裁汰，弊病才能革除；弊病革除，又有什么张皇纷更的忧虑呢？这就是驾驭将领更加紧迫的原因。如今朝廷清明，纲纪不乱。然而那些在外掌握户籍、军籍的人，仍然懈怠因循，不能振作士气；傲慢自得、斜眼旁视，不能体察皇上的恩德。假如边塞烽火燃起，插羽的檄文飞驰，即使军队精锐，也只足以助长他们的飞扬跋扈罢了。

译《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剥取桑树根皮，把门窗缠缚修补好。”在今天本来就应当急切办理。请借汉代的事作比喻。汉高祖被困在成皋时，跟随他的车驾的只有滕公。汉军自称使者驰入张耳、韩信的营垒，竟进入他们的卧室，夺取符印，指挥召集诸将并重新安置他们。韩信、张耳虽然惊惧，却无能为力。周亚夫驻军霸上，汉文帝慰劳军队，车驾先行，却不能进入；到了宣称“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文帝反而改变容色，凭式致敬，派人称谢。唉，韩信、张耳，是杰出的将领；而高祖的办法在兵败之后仍能施行，周亚夫只是平常之才，孝文帝却不能在京畿附近伸张威势，只是幸亏亚夫没有反叛的形迹罢了。假使他稍有顾望之心，难道不令人寒心吗？明主鉴察这两件事的得失，那么尊重君主、抑制将领的道理，就会在无言中传达了。官员冗杂的弊病，形成的时间很久了。有人说：“古代事务简单，所以官职少；后世事务繁多，所以官职详细。正因为简单才精干，正因为繁多才冗杂。”如今既然与古代不同，那么后世官职比前代更多，所以夏、商的官职已经加倍于帝尧时代，这本来就是如此。西汉的吏员，从佐史到丞相，共有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到了唐太宗，才得以裁省内外官员、确定制度，定为七百三十人。难道可以笼统地按照古今先后来评论吗？大体说来，创业之初，入仕的途径少，所以缺员很多；太平日久，入仕的途径增多，官员才开始冗杂。请放下历代不论，只拿本朝来验证。太祖赵匡胤开始建立王业，增加设置州县佐官。至于偏远地区和下等县邑，人们所畏惧前往的地方，往往强行授予官员。当时只听说以缺少人为忧患，没听说以官员冗杂为忧患。祥符以后，取士、任子、磨勘、迁补的制度逐渐增加。嘉祐年间，每年被吏部选为官员的人，监、省、寺的官员常常不止百人，评论者已经担忧太多。到了元祐，官缺与员额相比较，往往相差十倍，流弊延续至今，又更加严重。人们像鱼贯一样聚集在都城门外，到了铨曹，等待选官的人几乎超过二千人，往往几十个人争一个官缺，等五六年才能得到一个官职。士人到了这种地步，也可以说是滞留失职了。上面有长期失职闲置的官吏，下面就有受害而无处申诉的百姓，有司怎么能置之不问呢？议论者大略说：“考核功绩而升降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得到任用，愚笨的人退伏，贤能的人晋升，不肖的人被逐，或许可以有所好转吧？” 虽然看起来有道理，却还没有说尽。

译《尚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道，设置官职只有一百个。” 大概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各有五十人罢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礼记》说：“有虞氏的官职有五十个。”因此知道是这样。朝廷之上官职只有五十个，那么功罪可以当面看见，才能可以意会了解，然后考核功绩的办法才能实行。又何况舜任命九官之后，终身不迁徙，三次考核所提升的，不过是增加秩禄、晋进章服罢了。如今铨选制度，从判、司、簿、尉升到令、录、幕职，再逐级向上，就成为大县长官和副职。即使才能非常平庸，只要不触犯刑法，力量又足以得到公车荐举的人，都可以积累年月，逐级升到高位。我只是按照考阅来选拔，按照名册授官，纷纷而来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哪里知道谁贤谁不肖？所以说：“考核功绩看似有理，却还没有说尽。”那么怎么办呢？回答说：“官职设置有固定员额，不能削减；入仕的流数没有固定数目，为什么不澄清源头呢？源头常常清澈，支流尚且可能混浊；如果搅浑源头而使它混浊，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国家初年，取士大体只有科举和任子两条途径；从建隆到开宝，每年录取进士，多的三十人，少的有时十人；每年补授斋郎不过十二人，任用晋升的不过十五人罢了。两条途径的人数大致相当。近世奏名常常有数百人，而因郊恩进入文武官籍的几乎多十倍，其他杂流、泛补、休致、遗占等人数还不包括在内，可以说弊病很大了。如今准备裁减任子、抑制流品，本来是对的；然而骤然革除弊病就会引起许多怨言，轻率制定法令又容易动摇；拿满怀怨言的人去议定容易动摇的法令，利益还没有立即显现，诽谤就会跟着而来。这就是士大夫中的儒者乐于因循困守、不敢轻率发言的原因。每年允许转授恩荫，是祖宗的法制；等到它产生弊病，便改为三年一次的制度，贵显而亲近的人如宗室近支，尚且逐级增加或减少名额，关于少恩、变古的讥讽，起初也没有听到。到了今天，为什么偏偏要疑虑呢？应当命令掌故官员，考察各道郡县，究竟设置了多少官职、分掌多少职务？有多少人三年便可入仕？又有多少？大略根据官缺的数目，制定入仕名额的限制，或许可以实行。还有两点意见：国家寄禄官的等级，大概仿照古代元士而制定固定员额；四品以上，即使贵为侍从，有的七年、有的十年才允许转升一次。武官等级稍高的，没有军功也不能升迁。名位差别如此悬殊，制度这样严格。那些升到正郎、担任正使的人，实际上都是从荫补开始的，如今却同议郎、崇班一类人按照相同年限升迁，为什么不加以改革并扩大通行范围呢？这是第一种意见。假使文官阶级按照正郎看待，武官阶级按照正使看待，经历三次郊恩才允许一个任子；卿、监等横行列职，经历两次郊恩才允许一个任子；至于从槖、廉车，则经历三次而空缺其中一次。这是第二种意见。假以数年，使已经任职的人不必无休止地等待，使将来进入仕途的人有较容易晋升的希望，也就可以用来对待四方的士人了。这一制度一旦确定，杂流、泛补的恩荫加以抑制，并不困难。太公说：“太阳到了正中还不去除草，这叫错过时机；拿着刀却不割取，便错过获利的时机。”这句话是说应当及时行动；谋划这件事，现在正是时候。过去四郊多有营垒，饥荒连年，壮丁辗转迁徙，田地荒芜；又加上东征西伐，赏赐四处发放，确实曾经耗尽司府的钱财，拿出内库的储藏，治理财赋的困难，只有那个时候才是如此。然而百姓的力量尚且在下面富裕，国家的用度尚且在上面充足，这是为什么呢？百姓知道上面是不得已，并不是故意苛刻我们，所以赋税虽然屡次征收，人们也没有怨恨。自从国势安定以来，没有战争兵革的声响，不曾横征暴敛来伤害百姓的财产，也不曾频繁戍守来伤害百姓的力量。又承继后稷的农事，有辅佐农耕的方法，已经两次、三次获得丰收了，但充足富裕的回报仍然没有上缴给大农寺。想来，减损上面、增益下面的道理，应当日新月异、不断更新吗？从前文王建造灵台，百姓前来修筑，不久就建成；等到皇国父建造一座台，既不能迅速建成，筑台的人又跟着唱怨歌。建台这件事相同，一个使人喜悦而跟从，一个使人愤怒而怨恨，大概只是反求根本罢了。而且有子并不是愚人，他回答诸侯询问财用不足时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孟子谈论理财，也希望先整治政事。既然每年收入有限、调度日益增加、有司供给费用不能支撑、百姓的力量困乏而没有止境，那么确实有应当办理的事情。如今世上谈论财利的人，只说要谨慎追收拖欠、严格征收专卖税。征收专卖税不必再加以严厉，怎么知道呢？周代制度中，萍氏稽察酒禁，谨慎管理酒和群饮，违犯者就加以惩罚。大概因为酒醪是耗费谷物的根本，所以加以节制。汉代法令规定商人不得穿锦绣、绮、縠、纻、罽，不得持兵器、骑马，正是因为从事末业会使妨害农业的人增多，所以加以抑制。后世则完全不同：养兵、供给国家的计划依靠征收商税，酒类专卖的收入占十之八九。古代抑制商人，如今只担心商人不够多；古代节制酒醪，如今只希望人们饮酒。这样已经足够了，又想加以严厉限制，岂不是要使操持舟车的人多于南亩执锄扶犁的人，使喜欢沉湎酒宴的人全都成为闲散之民吗？至于谨慎追收拖欠的说法，更不能不加以辨析。汉、唐的郡守县令亲自走在田间小路，把百姓看作子女，本来就有以勤于抚养教化、拙于催收赋税而被称为贤能的人，史册具在，可以看见。如今乘朱轓车、系墨色绶带的官员，大都把拖欠赋税的有无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其他方面暂且不说。近年以来，县令催办赋税，部刺史曾经上报并提升他的秩级；二千石官员如果使常赋拖欠，地官也曾经考察弹劾并削减他的阶级。如今又想更加谨慎追收，百姓恐怕就没有剩余了。那么今天治理财赋最终没有办法吗？回答说：有。问是什么办法？亲自实行敦朴的作风来作为天下表率，可以；否则还有一条，就是选择合适的人而长期任用他。如今贤能之士在官位上，官职都得其人，对于掌管国家教化、使百姓富足的职位尤其重视，也可以说是选对了人。卿和副职总领纲要，郎官部门陈述法纪，所谓量入为出的方法，他们日夜思考，已经非常熟悉。然而京城的财物没有腐朽，太仓的粮食没有腐烂，议论者仍感到疑惑。从前刘晏处在军兴、水旱灾害之后，征收不涉及百姓而用度充足，难道如今处在安定太平的盛世，反而会有竭泽而渔、无鱼可取的忧患吗？大概是长期任用的办法还没有实行，所以富国的成效还没有形成。刘晏掌管度支时，盐铁、转运、铸钱、租庸等权力全都交给他；虽然职务屡次调动，他掌领使职却始终不变，凭借才能任用，前后大约十六年，因此能够彻底了解漕运的利弊，控制各种货物的价格，经营山海资源，排抑商人，知道怎样取而百姓不怨，知道怎样给予而百姓不缺。

译假如让教玉人雕琢玉器的人牵制善于书写者的手肘，信任不能专一，任用不能长久，那么刘晏不但不会因妄自作为而被诛杀，反而应当因旷废职守而被废弃。唐朝中途衰败，靠什么振兴呢？前事清楚明白，正是后人的借鉴。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才干没有声名的人骤然受到任用，座席还没有坐暖，就随意更换百人、抬轿换舁，不仅没有益处，轿子也会破裂。不仅如此，世间有丰年和灾年，是上天的运行规律，禹、汤也曾遭遇过。倘若战争和旱灾相继发生，天下的力量竭尽，这是汉代儒者反复忧虑的事情，也是史官特意记载来告诫后人的，怎么能够漠然忘记呢？以上三件事，都是急务。人们不怕不能知道，也不怕不能说，只要看能否竭力实行罢了。从前周宣王中兴，内修政事，外御夷狄；如今如果想削弱兵患、去除冗员、减少吏员、整顿常赋，正是充实那些应当修明的政事。至于疆场之事，就不是我能够听闻的了。管仲对东郭垂说：“我没有说讨伐莒国，你为什么说讨伐莒国？”东郭垂回答：“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揣测。”既然如此，疆场之事虽然不能听闻，也可以私下推测。中原抵御戎狄，守信最重要，应敌其次。国家能够守信，我认为就可以了。用礼仪招致他们，用恩惠结交他们，用金钱财物诱导他们。为什么琬圭之瑞玉虽然相互交换，而蹄林的马却常常饲养？难道不知道他们只是在恐吓试探、虚张声势，高高跃起却不敢前进吗？还是他们将要深思远谋，设法欺骗我们呢？这还不能确定，只应当坚定盟誓的约定，并修明政事来应对他们罢了。谁会害怕而长久不办，竟至于如此战战兢兢呢？或者还有一点可以进献：猛虎伏在山林之中，所以它的气焰有时能使人惊惧；而动物一旦在无事之秋咆哮，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跳跃横行，怎么知道不是防御的陷阱已经设在宫墙之内，强弩已经在道路中间发射呢？也应当激励我们的将帅，甄别我国的人才，均衡节制我国的财用，不要成为首先挑起战争的一方，以尽到自我治理的道理。假如出现警报，就观察时机而行动，以取得卞庄子那样的功劳，那么还会担心不能安睡、临食叹息吗？可以不必叹息了。《左传》不是说过吗：“处在安定环境中要想到危险；想到危险就会有所准备；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 谨以这些话作为规劝。《文忠集》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