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五十八【平园续稿十八】

译《安福县重修凤林桥记》造船连接成桥，是周文王刚任西伯时创制的，这是创造器物的智慧，人们直到今天仍然依赖它。汉代儒者著《尔雅》，却说：“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这番说法，用来说明尊卑等级可以，但与河桥有什么关系呢？郭璞已经错误地把它解释成周公的话，孙炎又跟着为之作解，离开《诗》《雅》的本义已经很远了。古代郡邑大多靠近江河，在水上架设浮桥，上面铺板，彼此连接延伸到岸边；人们往来其间，道路平坦如砥。与那些在风涛中争相渡河的“招招舟子”相比，危险与安全、劳苦与安逸，差别实在太大。安福是大县，是江西、湖南之间的要津。水源出于泸溪，汇流到凤林，河面宽三百尺。这座桥不知道始建于何时，姑且考察近代事迹：元丰年间县令上官颖、崇宁年间县令上官合，在二十年间相继增修。邑人欧阳安稷把桥命名为“上官”，是取其姓氏。绍兴庚申年，县令韩邦光再次修建，乡先生王庭珪命名为“凤林”，是因所在地而名。淳熙丁酉年，县令徐煇又修建，邑人刘浚改名为“济川”，这就近于谄媚了。一座桥在北门，才一百多年，已经四次修建又四次毁坏，为什么呢？官吏懒惰，财力耗尽，不能及时修葺；有时虽然修了，工程又不精良，所以容易毁坏。庆元改元，县令施广厚正好遇到桥毁坏，县尉陈章也能亲自承担责任，两人共同挑选材料，两次举起大船般的桥梁重新修建；又冶炼铁作绳，编竹作索，筹划长久之计。士民都出力相助，工程在季春重新兴起，仲夏完工。恰逢太守杨侯刚到任，首先捐助钱十万，又每年留下征商送州的余款，作为日后修缮的储备。陈章是我的故人之子，请我记述这件事。到现在已经过了几个月，他将要接受替代而离任，我怎能不写几句话呢？修桥利于通行的功劳，如果仅靠公家不能完成，即使完成也必然毁坏，这是事物的一般规律。郡邑没有永远不变的情况，守令也会更替；坐视不管，桥就会很快毁坏；尚未毁坏时赶紧修缮，费用就少。如今县令、县尉幸而尽职，二千石又设置储备以应后患，他们的考虑已经周全了。只是法律制度不能自行施行，关键在于继任者如何承接而已。因此辨明汉代儒者的错误，揭示凤林桥的旧名，使后人知道公共事业的利益不能由一个家族私自占有。好比渡过大河，不是一个县令所能独自筹划的。一定要随时使用这座桥，随坏随修，这才是百世不变的办法。二年三月十五日 《广德军重修谯门记》天子有五门，诸侯有三门，这是礼制。《绵》诗说：“于是建立皋门，皋门高大；于是建立应门，应门壮美。”当时古公居住在岐山，是商代的诸侯，所以郑氏笺说：“诸侯宫室外面叫皋门，朝堂之门叫应门，里面还有路门。”天子则加上库门、雉门，意义就很清楚了。这位儒者解释《尔雅》时也引用《周礼》的注，把天子、诸侯都说成有这三个名称。只有毛氏根据《戴记·明堂位》记载鲁国的文字，把库门说成天子的皋门，把雉门说成天子的应门，于是认为天子的外郭门叫皋门，正门叫应门，而诸侯的门应当称为库门、雉门，这与郑氏相矛盾。孔颖达没有加以裁断。既然说郑氏认为皋门、应门本是诸侯的正制，又说名称为库、雉，制度像皋、应之制那样兼有四门，这只是特别褒扬周公，以附会毛氏。我认为，《诗经》是圣人删定的，《明堂位》出自汉代儒者之手，古公又不是天子，所以郑氏笺说有可取之处。有人问：“鲁国史书为什么写雉门呢？”回答说：“礼制规定，天子、诸侯都有台门；天子外阙有两座观，诸侯内阙有一座观。春秋时期，诸侯僭越如同天子，大夫僭越如同诸侯，连两观也还僭用库门、雉门的制度，由此可知，经典借灾害来表示贬斥。” 书中又说应门，为什么呢？回答说：“在周王朝是王门，在岐地则是侯门。”郑氏本来就认为天子、诸侯共同使用这些名称，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本朝帅藩、督府参用周代制度，门有三重，此外还有两重。仪门之外，谯楼高耸，以高大为尊贵，大概是皋门遗制吧？考察唐代节度使进入辖境，州县修筑节楼，用鼓角迎接，如今于是把这种门称作谯门。它的数量，节镇有十二座，各郡使用十座，记载在正式法令中；通过观察漏刻来警示昏晓，大概是一州的耳目。广德是军的名称，隶属江东，实际上邻近浙西，素来号称乐土。熙宁戊申年，守臣朱寿昌大修谯门，紫阳南丰鲁公为它作记。过了六十年毁坏，绍兴甲子年，魏侯安行才重新营建。到庆元丁巳年又过了五十四年，梁柱倾斜、补缀简陋，不能长久。恰逢承议郎曾侯防奉命分符治理此地，他有超越常人的才能，使各种废弛事务都兴办起来。他认为天子驻跸吴中，郡是京城附近的辅郡，建筑应当华丽高峻，符合古义。正好年成丰足、人民和乐，于是买木材、雇工匠，暮春开工，季夏落成。建筑的宏伟华美，与最初创建时相同。外面两座亭子，东边用来宣诏，西边用来颁布春令；里面两座楼，左边叫架阁，右边叫甲仗。前后相互映衬，灿然一新，观看的人都赞叹佩服。曾侯因为我与他的叔祖原伯、先父仲躬同朝为官且友善相交，不远二千里来请我记述此事。只是南丰古文已经写在前面，我一再推辞不敢答应，但他请托更加恳切，只好考察各种说法的异同，并把年月记在这里。次年戊子三月。

译《万安县新学记》学校是用来彰明人伦的，人伦一日也不可废弃，学校难道可以一日废弃吗？不过，这属于王政。因此凡是治理国家，教育都应当放在首位；天下太平时，制度便能建立。王、虞、夏、商、周都在都城建立大小学校，诸侯国也一定要由天子命令施教，然后才能建立学校。天下动乱，学校便不修；礼制丧失，有时只好到民间寻求，所以在王朝任职的人往往有不喜欢学习的言论，甚至影响到大人物。郑国等列国，青衿之士不到学校，反而早晚聚集在乡校议论政事，就是这种情况。有人疑惑，《论语》一书，从帝王历数的传授承接、邦国政事的得失，到大的道德性命之理、小的饮食衣服之节，没有不涉及的，为什么唯独对学校几乎没有问答？难道没有深究过其中的原因吗？司马迁说：“孔子用《诗》《书》《礼》《乐》教育弟子，大约三千人；能够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一类的人，受到过学业教育的也很多。”所以当时，有人询问治理国家，有人询问为政，以至祭祀、朝觐、征伐、会盟、治理百姓、审理狱讼等事情，他们都已经熟习讲求，彼此切磋也达到了很深的程度，往往各随才器而有所成就；把这些用于实际事业，自然没有困难。由此可见，传授道理、培育人才，不在于辟雍、泮水这些学校建筑，而在于杏坛之上、洙泗之间。事情已经很久了，又何必再问呢？宋朝兴起，宋世祖正忙于多次征讨不服从的国家，却已经数次亲临国学，敬重推崇孔子，还亲自为孔子作赞。历代圣主继承这一志向，首先治理京师，使京师成为首善之地，再由内而外推广；到了庆历年间，学校于是遍布天下。在学校祭祀先圣先师，是古代制度。后世只有郡国设庙祭祀而已，恢复古制并推广到县邑，则始于本朝。作为太守、县令，怎敢不恭敬承行？吉州万安县自熙宁五年设县，到现在将近一百三十年，学校已经三次迁徙，士人却不以为然。庆元戊午年夏四月，知县事宣教郎玉牒师逌来到任上，首先开辟龙头书院，随即商议建造新学，亲自察看地基，拿出钱财并向百姓购买，得到土地二十余亩。第二年三月壬子日开工，到十月殿宇、学舍全部建成。经史阁、左右生斋，里面的库房、厨房、浴室，外面的门、窗、墙垣，都幽深、宽敞、明亮、高爽，几乎赶得上郡学。费用以缗钱计达数万，都是士人乐意捐输的，官府又拿余款相助，并且筹划长久供给的办法，细节无不周备。往来的人只看见它建成，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够建成。诸生请我记述此事。我想，孔夫子教育人，不能用一句话说尽；他论说出仕与退隐，也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然而一定要学业有成，才允许出仕，所以他称许漆雕开的回答，却厌恶那种像费宰一样的谄佞，哪里曾经让人只凭政务去学习呢？自从王道衰落、异端兴起，霸主之后有杨墨，杨墨之后有纵横家、申不害和韩非、黄老之学，以及诸儒各自专门的学派。到了汉唐以来，又设置科目选取士人，士人拘泥于时文，有时不能专心学习。如今国家开设学校，只彰明周公、孔子的教诲，只归向尧、舜、文王的道路。做士人的虽然借科举作为入仕的阶梯，但平日里父亲教导儿子、兄长教导弟弟，从洒扫应对开始，充实到孝、悌、忠、信；由见闻卓越、操守坚定，达到高明广大。内心所蕴含的既不被淫辞邪行所冲刷，那么表现在外的行为又有什么地方不能适宜呢？所以用于科举考试，不会写出驳杂的文辞；进而担任师儒，能成为正当的典范；面对百姓就是良吏，立于朝廷就是名臣，所有成就都不出于平日所学，以此来符合治理天下、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的德意。这就是贤明县令承接流风、宣扬教化、勤勉迁建学校的本心，难道不应当勉励吗？至于江山的胜景、建筑的完备，以及竹木和工役的多寡、宣劳协力者的姓名，县令很有文才，已经在碑阴详细记载了，这里不再说。庆元六年庚申正月初一。《墨池阁记》唐坰字林夫，是翰林侍读学士唐彦猷、讳询的儿子，钱塘人。熙宁四年，他上书迎合当时宰相的意旨，因荐举而骤然得到御史里行之职。第二年三月，提升为谏官；八月，又越级上疏议论当时宰相，获罪被贬为广州管库，后调任吉州太和县监盐酒税。唐公退食以后，在官署池边学习书法。几年后，山谷黄公任县令，作绝句说：“攀着栏杆的朱云头发将要白了，不知流落到哪一州。徒然留下从前学书的地方，小阁红莲任意开在秋天。”元祐年间，苏文忠公任杭州太守，林夫恰好前往武昌，苏公得到他父亲的旧诗，作和诗送行，其中有“听说黄门有父亲的风范”一句，说的是父子二人都擅长书法。如今县令朝奉郎卓洵任职三年，每年修葺县学，增加博士弟子员，共有四十人；把它与侯泮左序东偏一视同仁地加以教养、考课。东边接着林夫废弃的官署，旧池塘还在，于是开辟那里，建造三间房屋作为诸生休息之所，采用汉代张芝的故事，题名为“墨池”，表彰他学习书法的美德，请我为之作记。书法虽只是一种技艺，古人尚且不苟且从事；由此推而上之，增进道德、修习事业，难道只是取得翰墨上的功效而已吗？有人说林夫进取过于急切，退处又太快，这也值得取法吗？我说：“我的老师孔子曾说：‘如果不能选择中行之士相交，就一定要选择狂者、狷者。’林夫年轻时虽然不同于中行之士，但绝不是庸庸碌碌的人，所以陈襄字述古把他推荐到经筵，山谷又在他去世以后追念赞美他，苏公再次作诗为他送别，到卓县令又表彰并使他的事迹显扬。求学的人难道不应当知道取舍吗？山谷在元丰三年庚申年得到太和县，辛酉年才题写这首绝句；十一月己卯日，大概就是壬戌年这个月的二日。第二年十二月，他调任德平镇而离去，到了庆元庚申年，已经过了两个甲子。三月庚辰日，周某书。”

译《赣州赣县重修学记》本朝在各郡县普遍建立学校，县下有附庸县，也有支邑。人们说：支邑距离州城近的有一百里，远的则加倍甚至五倍。赋税、租税和征榷收入，间或可以移作他用；修建学校本来并不困难，而支邑的士人又以城郭遥远为由，所以庠序的声誉和读书声每天都在一州中振作。附庸县却不是这样，赋税、租税和征榷都由郡守统管。士人正聚集在郡学，做县令的便借口说学校只有名义而无实际，人们也不责备他周全。庆元三年冬，奉议郎司马□来任赣县县令，深刻驳斥这种说法。他认为，郡学教养士人往往受名额限制，如今十户人家中必有忠信之士，却说一县没有遗漏的贤才，这是欺骗下属。上级戒令不得横征暴敛，州府也不向县里额外征取财物，财用都有固定名目；有的被官吏侵渔，有的耗费在奢侈之事上，却说力量达不到办学，这是欺骗上级。作为百姓的师帅，难道应当这样吗？于是节省用度，核查隐瞒侵欺的财物，首先修葺大成殿，其次修饰讲堂、斋舍，凡重门、长廊，直到厨房、浴室以及所需器物，没有一项不齐备。旧有廪米每年输送二百斛，缗钱只有百数。经营三年，搜括六乡闲置田地的收入，把钱增加到原来的三倍。既然有了养士费用，便向州里请求恢复补充生员，请求按学规供给膳食；每月书考、每季考试，都遵守旧制，春秋祭祀也按规定举行。文风浓郁兴盛，于是成为外县的表率。任期将满，有人写信来请我作记。我听说作记有两种意义：不赞美圣人的道，就应当勉励诸生学习。从前皇祐年间，贤令大理寺丞王希肇整修庙学，太山孙复为之作碑记，说明孔子的道泽及万世，不需要借助后人的称述。到嘉祐年间，著作佐郎钱颐尤其号称贤令，学政更加修明，常常把上级的教化、士人的讲习告诉别人，临川胡彖大字书写在碑阴；读到那里，意思已经大半明白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姑且举出司马君的话，附在先贤之后，使后来的人知道温国公的后裔治理政事能够如此，并非庸俗官吏所能做到。还希望继任者承接其声教，不要使它毁坏。庆元六年十月初一。《梅州重修学记》南海属于郡，潮州是大潮州的属邑，程乡是其中最大的县。五代时伪刘政权把这里升为敬州，本朝为避今代祖庙的讳，改“敬”为“梅”。熙宁癸丑年曾归属潮州，十年后又恢复原状。绍兴丁巳年距今才三年，又适逢甲子一周。这里虽然偏僻地处岭外，但自唐元和末年韩文公任潮州刺史以来，首先设置乡校，认为刺史、县令如果不亲自担任老师，便命赵德督率生徒，程乡的秀民也一定在其中。到元符初年，接近三百年，刘忠定公又被贬到梅州，常常说，言语不虚妄，然后才能进入诚实之境；他恳切地教诲学者，可见上天让两位贤人施惠于这片土地，已经很久了。因此这里的士人淳厚，百姓质朴，修葺学校来教育他们，更是不可停止的事情。过去二千石官员从四方交替来到这里，尚未立即了解当地风俗，政事也不容易修治，所做的安排大多在数月以后；即使没有迁徙牵制，能够安心办理职事，也不过任期将满、时间已经迫近，正好合乎制度，却未必真正把教养百姓放在心上，做起来也很困难。如今刘侯却不是这样。刘侯是潮州人，梅州治理程乡，仍如同治理本郡。他初仕时就任这里的县尉，熟知当地风俗，周详了解财用；何况他的祖父、伯父两代都登科，所以崇尚儒学的心情迫切，施政也容易见效。他在庆元五年仲冬到任，到了第二年闰春初一，便增修装饰学宫，更新十哲塑像，遍绘从祀诸贤；凡斋舍、职事处、下属房舍、厨房浴室等，都比旧制有所增加；扩大校田，增加生员，另建小学四斋，弦歌诵读之声每天都能听到。前任陈自修开始把忠定公配享文公，到这时又分别为二人建祠，使人瞻仰、效法。那年仲夏朔日，召集僚佐和穿戴儒服的士人二百人，庆贺学校落成。于是教授林陶、掾曹姚得明、程乡县令李昌龄作歌诗三章，每章十句来赞美此事。第一章歌颂侯来任的荣耀，第二章赞美学校的新成，第三章希望人才兴起。他们歌唱道：“谁不治理国家，谁不守护自己的乡土？仿佛穿着锦衣，白日行走，光彩辉煌。侯说：皇上的恩德哪里敢忘？拿什么来报答呢？使百姓归向正道，说的是修葺乡里的泮宫，使乡里有光。”又歌唱道：“宣圣面向南方，佩珠旒、穿衮服；十哲整齐端坐，郡中贤人绘在长廊；六斋分列，小学矗立在旁；讲论经书、议论道理，春季祭祀、秋季荐享。我侯来到这里，完全遵循典章常法。”又歌唱道：“恭敬和乐的诸生，像振翅的白鹭飞来；诗书礼乐，休息、修习和收藏；勉励你们的学业品行，成为当时的俊秀贤良；不要因随波逐流而毁坏自己，不要因嬉戏而荒废学业。” 三年一次的大比，用来选拔士人进献给王朝。歌唱结束，众人都说：“确实如此，请把这些歌带来，让我们看到它们的美好并受到劝勉。”于是把这件事一并记下，留待以后参加计偕的人依循。歌唱《鹿鸣》，使诗歌传到上级，这难道不是本州的盛事吗？侯名涣，字伯顺，如今官为朝散郎。十月日，具位记。

译《梅州贡院记》《易》说：“顺应时势的意义，真是伟大啊！”时机尚不可为时，不去做是可以的；时机既然可以作为，难道还可以不做吗？从汉代到唐代，根据郡国大小规定贡士人数多少。本朝接续五代的乱局，乡里举荐寂寥，士人在州治应试，还没有围棘、糊名的制度。由广南向东，距离国都越来越远。起初合为一路，才贡送一名士人，涵养二百多年，人才才开始增多。梅州设置州治，恰好晚于其他州，按制度士人不满一百人，便与邻郡合并考试。贡院没有设置，是时势造成的。接连举行大比，人数达到几百人，被预先荐举的有五人，有时借用郡学，有时寄住驿亭，开始只是勉强办成，最后总要费力修葺。如今太守朝散郎刘涣节省用度、积蓄财物，开始新建考场，这也是顺应时势。选择地点测量地基，宽十二丈，深三十七丈；从龙川运来竹木，在汀州、赣州选择梓人匠师，建考堂五间，每间高二丈五尺；廊屋十四间，内外门各五间；封弥、誊录屋共十间。隔着街有一条溪，以编户作为界限，厚价补偿其地价，拆除障碍使水道贯通。登高可洞见山川秀色，汉中有百花洲，在洲上建造佳致亭。庆元六年六月开工，十一月丁巳日完工。按工计数的工匠有五千多人，杂役则招募闲散百姓。砖用了十万块，瓦大约是砖的两倍；钱以缗计有数千，米以斛计有数百。到了十二月初一，举行乡饮酒礼，派乌程乡令李昌龄主持；他是我的同乡，用书信说明事情的始末，并说：“本州只有一个县，从前一切差役都仰赖它，如今侯刚修建学校，又办成这件事，成规早已定在心中。所需余款出于州里的科调，一丝一毫都没有涉及属县。希望您记载事实，赞美它的美好。”我恭敬地听说，太宗皇帝端拱元年放榜，进士二十八人，其中有古成之。古成之家族原居广南，后来迁到梅州，他的四世孙古革终于考中绍圣进士。元符三年，蓝奎接着考中丙科；政和二年有刘中；绍兴十五年又有罗振。四邻都羡慕这里，指称它为士人之乡。又何况戊申年有士人来自维扬，而潮人礼部尚书王大宝在梅州本同属一州，在殿试传胪中列第二；丁丑年南省奏名，惠州人秘书郎张宋卿在梅州以淡墨题名第一。这同一路的两位贤人，学问超过常人，立朝持论，又都为当世所称誉。《诗》不是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好的德行使人遵行”吗？诸生将来取得高等科第、继承前贤时，希望不要忘记二千石成就你们的恩德。第二年正月，具位周某记。《文忠集》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五十九【《平园续稿》十九】宋周必大撰 记二 《太和县仰山二王行祠记》圣人使人成为完人，已经十分恳切；既用仁爱安抚百姓，又用政事惠及百姓，还担心上天降下灾害，人的力量或许无法应付，于是便对天地上下的神祇致力祈祷，《周礼》所说太祝掌管六种祈祷就是这样。到小祝又列出祈祷的名目：“祈求福祥、丰年；反常时节的雨水，祈求风调雨顺，消除旱灾；消弭灾害和战争，远离罪过和祸患。”何况百姓的愿望，还有超出这些的吗？自从佛教在中国兴盛，所以又到佛寺中祈祷。大概神能够变化无方，佛能够摄受有情；它们的道虽然不同，但精诚能够感通则是一样的。至于聪明正直、广大慈悲兼而有之的，只有袁州孚惠庙的二王如此。二王兄弟都是龙，自晋永嘉年间居住在仰山獭潭，到唐会昌三年，已经五百多年。有一位号称“小释迦”的僧人，名叫慧寂，从柳州来到这里，选择在此山建庵。二王敬重他的道行，把山施给他建寺，又迁移庙宇和田地。如今寺院以“太平兴国”为名，寺上方的庙基还存在。治平元年，郡人李观曾作记刻石。神归心于佛教，已经十分明显；巫祝倚仗牲牢来谋利，割取肥肉鲜肉，神或许已经厌弃这种做法。到了元祐六年，住山佛印禅师了元向神占问：“用血祭吗？” 还是吃蔬食呢？神说：“吃蔬食吧。”此后拜谒庙宇的人便用伊蒲塞作为供馔。张丞相商英恰好督运本路，又为它作记。它为众生带来的功利，一天天更新；从士人百姓直到郡县官府，有的在家中绘制神像，有的在僧舍塑像，有的在别庙附祀，前来祈求的人没有断绝。吉州太和县进士刘千龄认为，不设置行祠就不足以彰显威灵、安妥神灵，于是在县西北五里的登科冈背阴向阳处，建造正殿三间；乡人争相增益，左右夹建廊庑各十二楹。前面建门三重，后面建寝室七间，至于崇奉佛教、祭祀徐璠以及乐楼、享亭、下属房舍、厨房库房等，没有不具备的。庆元丁巳年正月开始，戊午年十月落成。建筑严整壮丽，观看的人都肃然起敬。知县卓洵接连几年祈求雨晴，神灵的应验如回声一般。刘千龄请我的故人曾寅亮代为求文作记。我考察，皇帝分命山川之神，各自主管一方、抵御灾患，这些都载在经传中，不能诬妄。然而诸侯祭祀不过境内，如今二王凭神龙整肃的威力，合大雄佛无边的力量，从袁州遍及江西，又从江西扩展到岭表，众人都受到他们的恩赐。这样的祭享，岂是一般神祠惠及一方所能相比的呢？考察唐代蓝谷神的名号列在祀典中，而《依悟真精舍诗》赞美他说：“如果年年有水旱灾害，诏令使者修治苹藻供品；因为土地清净，所以进献祭品不使用荤腥。愿借这首诗代替祭享神灵、迎送神灵的文辞。至于封爵的尊崇、事实的诸多记载，图志中都已经具备，这里不再说。”庆元六年十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