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五【承明集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五【《承明集》三】宋代周必大撰写 《经筵故事》一 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进呈。天禧二年八月，仁宗做皇太子时，哭泣了好几天，以至于减少膳食。他说自己将要出宫，不能每天侍奉在皇后身边。真宗安慰他说：“这只是特别加恩罢了，还没有出宫。”仁宗才高兴起来，恢复了平常的膳食。臣恭敬地思考本朝历代圣主的德行，虽然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但其中最为重大而显著的，是孝。仁宗皇帝身在东宫，本来还没有远离亲人身边，却已经忧戚成这样。由此推想他后来用来奉养亲长心志的情形，不问也可以知道了。他享有国祚最久，使世道达到太平，难道没有缘由吗？后来元祐年间的讲官范祖禹汇集当时政事三百一十七件，总编为训诫典则，并把这件事列为第一篇，可以说是知道最先应办的事务了。臣实在仰慕这种做法，也以能够如此而感到幸运。如今正值庚子日南至，臣得以和百官在德寿殿下按次序站立。臣看到陛下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实行侍奉亲人的礼仪，从大次拱手徒步走入殿内。登上殿后，拜伏无不恭敬，侍立无不敬谨，众人都看在眼里，赞叹不已，都说这是尧舜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事，难道不是盛大吗？不过，臣心想陛下仍以不能早晚侍奉在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身边为遗憾。因此先前认为每天朝见会耽误政务，便采用五日一次的制度；后来又因为慈训催促，确定每月四次朝见的仪式，情意恳切周到，可以说已经极其深厚了。希望陛下充实天性中的孝思，把仁祖的话铭记在心，进则以承顺颜意为快乐，退则以继承先志、完成先业为念，使人心喜悦而上天的意旨得到满足，那么享有万年长久的福报，就一定可以实现。《尚书》说：“如今嗣王刚刚承受上天的使命，应当更新自己的德行，始终如一地时时更新。”《易经》说：“只有圣人长久坚持他的道，天下才能教化成功。”这就是陛下的志向，也是微臣的愿望。隆兴元年二月十一日进呈 刘向《说苑》记载，有人对赵简子说：“您为什么不改正自己呢？”简子说：“好。”左右的人说：“您并没有过错，为什么要改？”简子说：“我说‘好’，未必是因为已经有过错；我是要借此求取能够进谏的人。如今我拒绝进谏，就是拒绝进谏的人。进谏的人一定会停止进言，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臣听说，禹称说丹朱的骄傲来告诫舜，周公称说纣王的昏乱来警醒成王；进言的人不疑虑，听言的人不发怒，古代君臣相处，大概就是这样，难道要等事情发生以后才进言，等过失显露以后才劝谏吗？春秋末年，距离古代还不远，所以赵简子身为一国大夫，尚且能因为规劝而思考尚未显露的过错，可以称得上贤明了。那个唐德宗，哪里配谈论这些？段平仲一有所陈说，话还没有说出口，就预先猜测他的意思，随即斥责他；这样还可以和他吐露忠心、尽情进言吗？恭敬地思量陛下检点自身，唯恐有所不及，听从劝谏就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言论即使很多，也一定听取，事情即使有诬妄，也不拒绝。有这样的君主，谁忍心辜负他呢？这正是臣希望仿效古人，并希望陛下有所改变的地方。谋划事业没有比勤勉更重要的；但与其按时批阅文书、处理事务，骑马射箭，以勤勉于小事，不如经天纬地、保全大业、成就功勋，以勤勉于大事。使国家富强没有比节俭更有效的；但与其减少饮食、穿洗过的衣服，只在自身生活上节俭，不如爱惜国家财物，充裕百姓的力量，以天下为对象实行节俭。正直的人和端方的士人，难的不在于对他们表面敬重，而在于采用他们的意见；左右亲近的臣属，不担心他们没有才能，而担心他们有所倚仗。以上这些事情，知道并不难，实行才是困难。陛下不要因为臣的话荒诞而口头答应，却不加改变；如果能够加以改变，那么德行就会一天比一天更新，天天更新，又不断更新，还会有什么过错呢？乾道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进呈 《唐书·魏征传》记载，太宗问：“做君主应当遵循什么道才能明察？失去什么才会昏暗？”魏征说：“君主之所以明察，在于兼听；之所以昏暗，在于偏信。尧、舜开辟四方门户，使四方都能见闻，使四方的声音都能通达，即使有共工、鲧，也不能堵塞视听；即使花言巧语、言行不一，也不能迷惑他们。所以说，君主能够兼听，奸人就不能壅塞蒙蔽，下面的实情就能通达上面。” 臣考察汉、唐诸位君主，没有比文皇帝更盛大的了；他治理天下的美政，差不多可以比拟成王、康王。考察其大要，不过在于兼听罢了。当时司门每天值班，没有门籍而有急事奏报的人，命令监司引导到仗下接见，不得阻拦。又设置两匹立仗马，需要骑乘的人听任使用。因此即位四年，国家富足，刑罚清明，达到太平盛治，这难道不是明察四方、通达四方声音的功效吗？不过，太宗刚开始执政时，魏征认为圣哲治理天下，其应验如回声一样迅速，几个月就可以见效，难道不是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吗？封德彝却说：“三代以后，浇薄奸诈日益滋长；秦朝任用法律，汉朝夹杂霸道，都想治理却不能成功，不是能够治理而不想治理。”这两种说法，如同水火不能相容；即使想要兼听，又怎么能兼听呢？唯有太宗看出魏征的话可以采用，信任而不怀疑；知道封德彝的话不能采用，拒绝而不接受，这才是他成为圣君的原因。仰望陛下勤于求取治道，迫切希望听到言论，每天临朝于昕朝，延请接见群臣，即使严寒酷暑以及休假之日，也召来询问访察，从未稍有懈怠。凡是文臣武将、官职大小的臣子，即使是草野间一个卑微的人，也都能够把实情自行上达；与文皇帝相比，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至于言论有是非，国家治理或荒乱就取决于此。圣明的君主既然已经扩大了尧舜的聪明，必定还会辨别邪正，决定听从或违背；在任用或舍弃人才时表明自己的好恶。这样，贞观时期的治理，我将要看到了。八月十七日进呈 《贞观政要·求谏篇》记载，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上书奏事的很多，条目也很繁多。朕把它们全部粘在宫室墙壁上，出入时都观看。之所以勤勉不倦，是想完全了解臣下的实情。每当思考怎样达到治理，有时到三更才睡。也希望你们用心不倦，以符合朕的心愿。”

译臣听说，君主迫切求取言论，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知道的；勤于处理政务，天下的事情就没有治理不好的。能够做到这些的，难道只有唐太宗吗？我看他曾对侍臣说：“朕每当闲居静坐，就自我反省，常常害怕上不能符合天意，下被百姓怨恨。只是思考着让正直的人进谏争辩，希望使耳目能够向外通达，使下面没有冤屈和阻滞。这不就是迫切求取言论吗？”又说：“朕每夜常常思考百姓中的事情，有时到了半夜还睡不着。朕把都督、刺史的姓名记录在屏风上，坐着、躺着都常常观看；他们在任上有善政，也一并记在姓名下面。这不就是勤于处理政务吗？”古人所说的“不是只要知道，还确实要去实行”，太宗就是这样的人。既然如此，他治理天下的美政差不多可以比拟成王、康王，难道没有原因吗？仰望陛下圣明却不自居有功，有才能却不自我夸耀，连樵夫的议论也一定询问，狂妄人的话也加以选择，可以说是使下情通达了。天未亮就起床求衣，深夜还批阅奏章，并把监司、郡守的姓名列在御屏上，可以说是在思考如何达到治理。与太宗相比，难道逊色很多吗？不过，吴兢进献《政要》时，他的表文中说：“希望陛下舒展天子的明察，选择善言而实行，并由此推广开来，触类旁通、不断扩展。” 大概只有言行能够持久，思考能够不知疲倦，然后才能达到巍巍的教化。希望陛下因吴兢的话，思考唐代的盛况，长久坚持这条道路，使天下教化成功；那么使四方都能看见、使四方的声音都能通达，就可以继承虞舜；在位者都节俭正直，就可以继承文王。又哪里只是效法贞观而已呢？乾道八年正月十一日进呈 《尚书·洪范》说：“恭敬，就会按时下雨；治理，就会按时放晴；明哲，就会按时温暖；谋虑，就会按时寒冷；圣明，就会按时刮风。” 臣观察天与人相距虽然十分遥远，但人的意志思虑在这里萌发，吉祥的应验却在那里显现，为什么竟如此接近呢？所以，齐景公说了一句话，荧惑星就退回本位；周成王到郊外去，风雨便使禾苗兴起；只要先王能够端正自身、处理好政事，确实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吗？仰望陛下具有神禹的智慧，传承《洪范》的学问，凡是修养自身、施行政治，以及表现于举止、行动、言语、沉默之间的，都与吉祥征兆相符合。近来雨雪偶然失时，寒气没有应验，陛下上畏惧上天，下忧虑百姓，知道各郡施行和籴不善，便增加粮价，减少征购数量；圣明的训诫恳切周详，刚刚向外颁布，上天的云气随即应和而来。先下蒙蒙细雨，继而下纷纷密雨，百姓欢呼起舞，都说来年的丰收或许可以希望。假如不是陛下在容貌、言语、视听、思虑之间，都有敬奉天意的表现，那么即使每天祈求释迦、老子，遍行禳灾祈福的仪式，臣知道其效果也不会这样迅速。周人的颂诗说：“敬啊，敬啊，上天实在明察，天命并不容易保有！”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它升降察看众人，每天都在监视这里。希望陛下敬慎地实行五事，常常以此回应上天，那么五种祥瑞就会齐备，并且各按次序到来，一定能够辅助我国。向上说，日月星辰完整无缺，寒暑调和；向下说，甘露降临，百谷成熟；追及帝王盛世，并不困难，难道只是各种草木繁茂而已吗？淳熙二年【某】月【某】日进呈。《唐书·李绛传》记载：李绛在浴堂殿拜见宪宗，宪宗说：“近来谏官的论奏有不实之处，都是防止诽谤讥刺，想要把其中最严重的贬黜，你看怎么样？”李绛说：“臣下向君上进言，难道容易吗？君主尊贵如天，臣下卑微如地，加上还有雷霆般的威严。他们白天衡量、夜里思考，起初想陈说十件事，忽然删去五六件；等到将要上报时，又害怕而删去一半，所以能够上达的只剩十分之一二，为什么呢？是因为担心遭受不可预测的灾祸，而自身又没有什么好处。即使君主开怀接纳、加以鼓励，尚且担心达不到现在的程度，何况还要责罚呵斥他们，使正直之士闭口不言，这对国家并无好处。”皇帝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还不知道进谏的益处。” 臣听说古代进谏并没有固定的名额，上至公卿，下至平民、工匠、商人、盲人、樵夫，只要有所见解，没有不能自行上达的。因此下面的实情能够通达上面，上面的德行也能在下面彰显。西汉的大夫掌管议论，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多到几十人，大概保留了古代的遗意吧。唐朝兴起后，太宗最把听取言论当作急务；即位之初，多次召魏征进入卧内，向他询问政治得失。魏征忠诚恳切，恭敬正直，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尽情进言的，于是使朝廷没有缺失的政事，百姓受到恩泽，君主获得显赫的称号，自己也得到美名。宪宗中兴，实在令人欣慕。当时有李绛这样的人，以君主比不上太宗、自己比不上魏征为羞耻；他陈述治国之道、论说政治体制，反复说了数千上百句话，宪宗全都赞许采纳。回头看贞观时期，似乎也没有什么惭愧的了。然而李绛仍说臣下进谏困难，大概是为了坚定皇帝听谏的意志，扩大进言的道路。最终他拒绝李锜的贿赂，驳斥辟光琦的主张；记录成败，就设置屏风来作为警戒；表彰整饬政务，就刻碑来记载。进谏得到实行，言论得到听取，都写在史册上，流传后世，臣下的言论也一同获得荣耀。仰望陛下像虞舜一样喜好询问，像汉高祖一样听从劝谏，精心选择台谏官，严格实行轮流奏对的制度；在殿舍当值的人频繁加以召见，从偏远地方来的臣子当天就引见，哪里只是继承汉唐用人的美政，实际上已经得到古代进谏没有固定名额的意义了。如今拾遗、补阙的职位偶然空缺，希望圣明的陛下赶快选择厚重而诚信正直的人，使他充任这一职位。厚重，就懂得大体；诚信正直，就没有邪念，自然会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尽。李绛认为困难的事情，臣私下以为已经容易做到了。淳熙二年　月　日进呈 《三朝宝训》记载，太祖建隆三年二月下诏：“从今以后，五日一次在内殿起居时，翰林学士和文班常参官轮流奏对，都必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者刑狱冤屈滥用、百姓疾苦；全都要访察后奏报。事情有紧要迫切的，不必等候轮流奏对，可以随时到閤门上奏章。”

译臣听说，《尚书》记载虞舜的治道很多，却把询问四岳、开辟四门、使四方都能看见、使四方声音都能通达列为首要。即使具备上等圣人的资质，如果不喜欢询问，治理也会有未尽之处；这正是帝王的首要事务。唐太宗曾对萧瑀说：“朕年轻时喜爱弓箭，自以为完全懂得其中的奥妙。近来得到十几张良弓，拿给弓匠看，弓匠却说：‘木材的中心不正，纹理就多有歪斜；弓虽然刚劲，但射出的箭不直，不是好弓。’朕凭借弓箭平定四方，尚且对弓有所失误，何况治理天下呢？”从此下诏，京官五品以上轮流留宿中书内省，每次召见都赐座交谈，询问外面的事务，了解百姓的利害、政教的得失。弓是有形之物，治道却没有穷尽。有形的东西尚且有时难以了解，无穷尽的道理哪里容易探究？所以凡是关系到治乱、牵涉邪正的事情，如果不是广泛询问、广泛求教，那么没有弄清楚的地方一定很多。我们太祖天生将成为圣人，又曾经历各种艰难，本来已经通晓古今变化，广泛通达事物的道理。然而即位不久，远远考察虞舜，近近效法太宗，把咨询当作急务；因此创立基业、垂示传统，使国家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历代圣主守护至今而没有废弃，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所以臣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并写出来。淳熙二年八月九日进呈 《三朝宝训》记载，淳化五年五月，太宗对宰相说：“各州长官所承担的责任尤其重大。朕现在选拔京官三十多人，发给他们印纸，亲自在前面写上‘公务、刑政、惠爱’六字；到百姓中任职、奉行法令、铲除奸邪，才可以列为政绩。本官的月俸之外还发给缗钱，命令知审官院钱若水分发给他们。朕因为所写的字中有‘奉法除奸’，又担心群臣不明白，借机生事，所以又让钱若水告诉他们，铲除奸邪的关键在于奉行法令。朕在盛暑中写这些，难道不劳累吗？这是因为替官职选择人才，以使百姓安定罢了。” 臣听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治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百姓，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且能够归顺。政令刑罚所造成的教化浅薄，德行礼制所达到的归服深厚，这是圣人所论述的治理政事的要道。汉代荀悦对此有所领会，所以他说：“荣誉和耻辱，是赏罚的精华。用礼教所规定的荣誉和耻辱加在君子身上，是从内心改变他；用枷锁、鞭打、扑责加在小人身上，是从外在形体改变他。”范晔说荀悦通晓政治体制，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吧？恭敬地思考太宗皇帝在天下已经平定之后，致力于安定百姓，尤其重视治理百姓的官员。有犯法的人，他从未稍加宽恕，百姓固然惊惧而知道畏法了。他又想在劝善惩恶之外振兴风俗，在德礼之中达到使人知耻而归服。因此太平兴国九年，他对宰相说：“刺史的职位，最接近百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姓就会受害。”于是举出后汉秦彭任颍川太守的事例：秦彭用礼义教导百姓，百姓怀念爱戴他，太宗深为赞叹。后来到了淳化年间，太宗亲自书写三十多份印纸，列出条目，命审官院分赐给京朝官。当时凌防等人确实得到这种赏赐，后来多次主管藩郡，所到之处都有治理的成绩，卓然成为宋代名臣。如今秘阁还保存着当时的御书数件，其中赐给凌防的也在内。历任官职的考核成绩，都详细载在卷中，用来给后人留下训诫，实在是盛大的典章。仰望陛下留意守令，为祖宗增光；凡有任命，都一定召见询问。奸诈贪婪、暴虐的人已经斥退，衰弱无能、庸碌鄙陋的人也无处容身。如果趁清闲宴饮之时，特意下诏让秘阁把太宗所写的文字进呈，考察采用旧例，亲自挥写御笔，选择一二十名奉公守法的官员把它赐给他们。使得到的人把它当作荣耀，更加知道自我勉励；没有得到的人把它当作耻辱，为自身不及别人而羞愧，那么一定会有像凌防等人一样杰出的人陆续出现在各郡国，承接皇恩、宣扬教化，稍稍符合陛下爱护百姓的心意。淳熙年间的年号，也一定不会逊色于淳化年间。淳熙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进呈 《前汉书·张敞传》记载：渤海、胶东盗贼同时起事，张敞上书请求治理。天子召见并任命他为胶东相，张敞辞谢这个职位，自请治理难治的郡，因为若没有赏罚，就无法劝善惩恶。他请求把追捕盗贼有功的官吏，一律比照三辅中最优异的官吏加以奖赏。天子答应了他。张敞到胶东后，设置赏格，招降盗贼，并命令他们互相捕杀。免除罪责的官吏中，追捕有功的，就把姓名上报尚书，调补为县令的有几十人。因此盗贼解散，彼此转相捕杀，官吏百姓都安定下来，境内于是平定。臣听说，治理小股盗贼与面对大敌不同。大敌有时可以在两军交战之间决定战机，有时可以在千里之外推测敌情；兵法可以使用，智谋策略可以施展；只要将领选得合适，就没有不取胜的。小股盗贼却不是这样，聚散没有常规，来去没有定处，就像盗贼白天隐藏、夜间行动，又像猿猴左跳右跃；我方人马虽多，却无处施展；本领虽强，却没有机会发挥。战胜他们不足以称为武功，不能取胜却祸害不止。如果不是方伯、连帅中选得合适的人，把剪除盗贼、安抚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就没有办法。近来江湖盗贼不满数百人，而四面围剿的军队将近数千人，从夏天到秋天，耗费了大量钱粮，使民力困竭，至今还没有平定消灭，正是因为各郡国的守、相没有像敌将那样的人。臣听说盗贼不穿铠甲，不携带粮食，有时砍伐山林开路，有时沿小路夜行，一天之内可以奔驰二百里；到达乡村后，安坐着抢掠，吃饱酒肉。等到耆长、里正报告给有关官署，官署再报告诸军，诸军背戈穿甲，沿官道安排住宿，召集丁壮，转运粮草，过了几天才可能遇到盗贼；盗贼已经休息很久，而我方却疲于奔命。所以他们常常安逸，我方常常劳苦；他们常常取胜，我方常常失败。乡民又因为徭役烦重，耽误收割，往往对州县产生怨恨和敌视之心；盗贼又拿出剩余财物引诱他们，于是奸民反而给盗贼提供便利。官军的一举一动多半都被他们传告盗贼，所以盗贼所到之处总能设伏截击，原因就在这里。如今听说江、鄂两路的军队，折损、受伤和患病的人数很多，战事旷日持久，怎能不令人忧虑？近来前一批将领已经因软弱怯懦而被淘汰罢黜，后来的人知道了这种惩罚，一定会锐意立功；如果因此能够攻破盗贼，当然很好；但如果不制定方略，只求追逐袭击，又重蹈前面的覆辙，将来后患怎么办？如今两路缺少统帅，希望赶快选择像张敞一样的人，乘驿马分别镇守，齐心协力，铲除奸党，把祸患消灭在尚未萌发之时，从而减轻九重宫阙的忧虑。臣谨慎地只是因张敞的事而冒昧进言，希望圣明裁察。第二天，吕企中任隆兴府知府，不久王佐任潭州知州。淳熙二年闰九月二十五日进呈 班固《前汉书·武帝赞》说：孝武帝刚即位时，卓然罢黜诸子百家，表彰六经，于是广泛询问海内，选拔其中才俊，让他们建立功业；号令、文章都焕然可观，值得后世述说，后代也能够遵循宏大的事业，从而具有三代的风气。

译臣听说，六经的实质，在三代施行；六经的名声，在两汉反而造成弊病。什么叫实质？士大夫从致知、格物开始，达到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凡是这些都能在亲身实行中体现出来，这就是实质。什么叫名声？辨析《诗经》中的草木虫鱼，却不知道敦厚的风俗；学习礼乐的声音和尺度，却不能显现中和的功效；诵读《尚书》而流于虚妄，却不能通晓事理、洞察远方；学习《易经》而流于刻薄，却不能使心地纯洁精微。平日无事时，分章析句，自以为有所收获；等到用事情来检验，能不失去操守的却很少。追逐名声造成的弊病如此，难道是孔子整理六经、示范万世的本意吗？难怪邪说和偏邪的行为会由此兴盛。汉朝兴起，承受秦朝的动乱；汉高祖创业，文帝、景帝休养百姓，表彰这种道理，形势上还没有闲暇。到了孝武帝，才正是时机。他起初罢黜黄老、刑名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征召文学儒者数以百计，似乎是有意于此了。然而一概以贤良对策来选拔人才，董仲舒潜心于大业，这是真心注意六经的实质，却把他安置在江都而不任用；公孙弘多诈而无情，只是追求六经的名声，却让他做丞相并封侯。颠倒到如此地步，哪里谈得上表彰六经呢？史官只看到他与严助、枚皋、吾丘寿王等人辩论应答，便认为义理文章焕然可观、值得后世述说，这也太疏略了。延续到后世，孔光、张禹之流最终贻误国家，汉朝的事业于是衰败，大概就是由此开启的。说后代能够遵循宏大的事业，可以吗？那么武帝不是表彰六经，反而是废弃六经；这一点不能不辨明。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进呈 《三朝宝训》记载：太祖时期，齐州防御使李汉超兼任关南兵马都监，在任十七年，施政简易，官吏百姓都信任爱戴他。境外有紧急情况，他就骑马迅速赶去，所以边地之人畏惧服从，不敢窥伺。太祖加授李汉超为应州观察使，任齐州知州，仍兼任关南巡检。臣听说，长期任用官员有利，频繁更换官员有害，起初并不曾有内外大小的区别。然而对于将帅来说，这种利害尤其重大，因为国家势力的强弱、边境事务的安危，全都系于此，哪里可以和百官、各主管官署以及郡守县令只不过有迎送费用、簿书交接麻烦的事情相提并论呢？看太祖、太宗任用郭进镇守西山，前后达二十年；贺惟忠在易州十多年；董遵诲在通远军十四年。其他如隰州的李谦溥、庆州的姚内斌，也都不少于十几年。假使车轮刚刚推动就立即停止，席子还没有坐暖就马上更换将领，那么士卒凭什么信服他的号令，夷狄凭什么熟知他的威名？朝廷深宫中的忧虑，什么时候才能稍稍宽解呢？不仅如此，一军之中，从副将以下，难道没有智谋可取的人、勇敢无比的人、公正廉洁而使人信服的人、勤勉能成事的人吗？只有主将长期任职，才能了解这些人；了解了这些人，才能举荐与他们同类的人。因此任用一名名将，就可以得到数名名将。看真宗朝雄州团练使何承矩因年老患病，多次上表请求解除边任，真宗下诏让他自行选择替代者。何承矩极力推荐西上閤门使、河北安抚副使李允则，真宗立即任命李允则知雄州兼河北安抚使，后来果然建立了功勋。假使何承矩不是因为长期在河北任职，又怎么能够了解李允则并推荐他呢？后世的将帅很少听说有长期任职的，也没有听说有边地臣僚推荐自己继任者的。臣希望以祖宗的制度为鉴，或许可以一举得到两种好处。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进呈 《春秋左氏传》记载，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子产说：“治理政事如同从事农事，要日夜思考它，思考事情的开端并完成它的结局；早晚都实行它，实行时不要超越正道。思考就像农田有田界一样有边际，过错就少了。” 臣听说，农夫从事耕种，开始时竭尽耕地开垦的辛劳，接着施展播种的力量，然后禾苗由萌芽到抽穗，由抽穗到结实。等到时间久了，收获粮食，积聚仓廪，一年的功业才算完成。本来没有在开始时勤劳努力、后来却草率鲁莽的道理。国家治理政事，和这有什么不同呢？规划既已确定，各项施行就随之展开。一天有一天的功效，一年有一年的成果，这是必然的道理。春秋时期，郑国本是小国，子产担任国相。他执政一年，使都城和乡邑都有章法，上下都有服制，田地有界限沟渠，居民按伍编组；忠诚节俭的人得到任用，奢侈放纵的人被处死。对于长期积弊，难免有所更改；对于众人的情绪，也难免有所违逆。因此当时百姓还唱起要杀死他的歌谣。到了三年以后，年轻人受到教诲，田地得到治理，政绩日益显著，成效日益形成。先前想杀他的人，如今只怕他不能长久留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施政有次序，始终不知疲倦罢了。小国的辅佐者尚且能够这样，何况凭天下之大来治理政事，本来并不困难。如果日夜思考，早晚实行，那么什么事情不能办成？什么愿望不能实现？也只在于努力罢了。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进呈 《资治通鉴》记载，唐大历十二年秋天，久雨成灾。河中的盐池大多毁坏，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担心盐户减少税收，便上奏说：“雨虽然多，却没有损害盐池，仍然有祥瑞之盐生成。”皇帝怀疑事实并非如此，派谏议大夫蒋镇前往察看。蒋镇回来奏报说：“祥瑞之盐确实如韩滉所说。”又上表祝贺，请求把这件事交付史官记载，并设置神祠，赐予美好的名号。皇帝听从了他，赐名为“宝应灵庆池”。京兆尹黎干又奏报说：“秋雨损害庄稼。”韩滉上奏说黎干所说不实。皇帝命御史前往察看，御史回来奏报：“受损的总共有三万多顷。”渭南县令刘澡阿附度支，声称县境内的禾苗唯独没有受损。御史赵计的奏报与刘澡相同。皇帝说：“雨水广大普遍，怎么能唯独渭南没有受损？”又命御史朱敖前去察看，发现受损三千多顷。皇帝长久叹息，说：“县令是治理百姓的官，即使没有受损也应当说有损，竟然这样不仁吗？”于是把刘澡贬为南浦县尉，把赵计贬为澧州司户，却没有追究韩滉。

译臣听说，在想要治理好国家的时候，上天心怀仁爱，君主往往把灾异当作警戒；到了无道的时代，已经无法扶持，天意便漠然不顾，最终走向衰败混乱。因此，野雉飞上鼎、天风吹倒禾苗，都是重大异常现象；高宗、成王却借此兴盛国家。那五代时王氏僭窃的政权、西蜀骄纵奢侈淫逸，自行断绝于上天，然而龟、龙、麟、凤四种灵瑞，以及前代不能招致的祥瑞，全都聚集而来。灾异和祥瑞如此不同，由此可以察知上天的心意。代宗对待韩滉，不也很奇怪吗？雨水毁坏盐池，反而把它说成祥瑞；既然已经怀疑它是假的，所派的使者却因为害怕韩滉而证实他的说法，又跟着把它神化；上下互相欺骗，却不认为这是错误。当时连绵大雨损害庄稼十分之八，京兆尹已经说明实情，渭南县令却因为韩滉的缘故，单独说没有受损。等御史查验时，又不据实报告。谏官、御史，是君主所信任的人，难道竟会害怕一个度支，荒诞虚妄到这种地步吗？实在是因为代宗没有察觉盐池祥瑞的欺诈，从而给群臣欺骗的机会。后来虽然贬黜了刘澡等人，却不追究韩滉，岂只是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大概也是不懂上天心怀仁爱的用意。过去楚庄王看到天上没有灾异、地上没有灾祸，便向山川祈祷说：“上天难道忘了我吗？” 君子认为，楚庄王能够向上天寻求自己的过错，安定时不忘危险，最终成就霸业，他比代宗贤明得多。《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六【《承明集》四】宋代周必大撰写 《经筵故事》二 淳熙四年三月十五日进呈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初年，太宗对萧瑀说：“朕年轻时喜爱弓箭，自以为完全懂得其中的奥妙。近来得到十几张良弓，拿给弓匠看，弓匠却说：‘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木材的中心不正，纹理就多有歪斜；弓虽然刚劲，但射出的箭不直，不是好弓。’朕这才醒悟。朕凭借弓箭平定四方，用弓箭很多，而拥有天下的时间还短，尚且没有领会治理天下的道理；连弓都看错了，何况治理天下呢？”从此下诏，京官五品以上轮流留宿中书内省，每次召见都赐座交谈，询问外面的事务，了解百姓的利害、政教的得失。臣考察唐太宗年纪刚过弱冠，就跟随高祖在晋阳起兵，擒获王世充，诛杀窦建德，使隋朝转变为唐朝；大小几十次战斗，全都亲自进入战阵，所抵挡的敌人无不被击破，所攻打的敌人无不被消灭，弓箭的威势震动华夏和夷狄。难道他竟不能辨别弓材的好坏，还要等弓匠的话之后才有所领悟吗？这番话，不过是姑且借弓来说明治理天下的困难罢了。仰望陛下天生神武，追踪太宗；前日宴饮射箭，发箭必定命中靶心，群臣左右都高呼万岁。臣因此推求太宗的话意，私下有一点进献。进退周旋都合乎礼，这是修养自身、端正心志的道理；内心志向端正，外在举止挺直，这是用德行治理政事的方法；持守谨慎坚定，这是信任任用忠良的办法；安定之后才发出号令，这是不轻易发布命令的意思；宴饮而受到赞誉，这是礼乐同时修治的效果；一张一弛，这是文治武功并用的策略。遵循这些原则实行下去，可以威服天下，可以安定四方，可以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那么君主治理天下的道理就掌握了。淳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进呈 《汉书·贾山传》说：“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如果言语切直，就会不被采用而自身陷入危险；如果不切直，又不能阐明道理。切直的言论，是明主所希望听到的，也是忠臣不顾死生、竭尽智慧的原因。所以土地肥美，就善于滋养禾苗；君主仁厚，就善于培养士人。雷霆所击打的，没有不摧折的；万钧重物所压的，没有不粉碎的。如今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权势的沉重，也不只是万钧。君主开辟道路求取进谏，和颜悦色地接受，并采用他的意见、显扬他的身份，士人尚且害怕而不敢尽情进言，何况再用威严震慑他、用沉重权势压迫他，那么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孟贲的勇力，哪里有不被摧折的呢？这样一来，君主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听不到过失，国家就危险了。古代圣王制定制度，史官在前记录过失；乐工诵读箴言劝谏，盲人诵读诗歌劝谏；公卿接连进谏，士人传达意见来劝谏过失；百姓在道路上议论，商人旅客在市场上议论，然后君主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过失就改正，见到合乎义的事情就遵从，这就是能够长久拥有天下的原因。” 臣听说，汉文帝是汉代最贤明的君主，所以当时群臣进谏的尤其多。比如贾谊、张释之、冯唐、爰盎、晁错，没有不因事情而冒犯皇帝的威严，竭尽自己的见识。这正是所谓土地肥美就善于滋养禾苗，君主仁厚就善于培养士人。贾山在这时谈论治乱之道，借秦朝作比喻，还说雷霆所击无不摧折，万钧所压无不粉碎。他希望皇帝开辟道路求取劝谏，和颜悦色地接受，大概是因为顺从心意就高兴，违逆心意就发怒，这是人的常情。何况君主身居九重至尊之位，政务万端，思虑或许有不周全，施政或许有不到之处；如果不借助进谏争辩，又怎么知道政事的过失呢？所以古代进谏的道路有七种：史官记录过失，这是第一种；乐工诵读箴谏，这是第二种；盲人诵读诗歌劝谏，这是第三种；公卿接连进谏，这是第四种；士人传达意见以劝谏过失，这是第五种；百姓在道路上议论，这是第六种；商人旅客在市场上议论，这是第七种。后世已经废弃其中六种，能够进谏的只有公卿罢了。如果再有谗佞奉承、当面阿谀，以讨取容悦为事，那么美善的言论从哪里进来，过失又从哪里改正呢？这大概就是贾山能够从下位磨砺、规劝上位，而汉文帝能够扩大进谏道路的原因吧？到了唐代，李绛曾经告诉宪宗说：“臣下的生死取决于君主的喜怒，敢于开口进谏的人能有几个？” 即使有人进谏，也都昼夜思考，早晨删削、晚上减省，等到能够上达天听，十件中已只剩两三件了。’所以君主孜孜不倦地求取谏言，还担心不能得到，何况要怪罪进谏者吗？皇上认为他说得好。唉，绛的言论就是山的言论啊。因此臣特意把它表章出来。淳熙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进呈。唐正元二年正月，诏书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必在于亲近百姓；亲近百姓的职责，没有比县令、长官更切近的了。他们把君王的恩泽引导施行到下面，又探求百姓的疾苦，使朝廷听闻。得失之间，关系十分重大。况且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生，罪责实在在于我；何况方圆百里的安危、万人百姓的性命，都交给长吏，难道是容易的事吗？如今京畿以内凋敝残破，也已经太严重了；每当想到这些，便怆然伤怀。没有慈惠，不能救济疲困的百姓；没有才干技艺，便无法赈济粮食匮乏。台郎、御史是当时选拔很重的人才，难道不能分担我的忧虑，救济百姓的弊病吗？前些日子详细延请群贤，亲自询问良策，尚书司勋员外郎窦申等十人，都因器量才能、专心治理政事，深知百姓的疾苦，懂得教化的根本，暂时离开朝列，前往治理通邑。窦申可任长安县令，郑▯瑜可任检校吏部员外郎兼奉天县令，韦武可任检校礼部员外郎兼昭应县令，贾全可任咸阳县令兼监察御史，韦正伯可任蓝田县令兼监察御史，崔淙可任华原县令兼侍御史，王仓可任检校比部员外郎兼美原县令，李曾可任▯厔县令兼监察御史，荀曾可任三原县令兼侍御史，李绲可任富平县令兼殿中侍御史。

译臣听说，宣扬教化、承接皇恩流布的责任，在于太守和县令。单从这两种官职来说，县令与百姓尤其亲近，责任也尤其重大。责任既然重大，官职就不能轻视。因此正元年间的诏书，亲自派遣这十人，有的任台郎，有的任御史，大概是想加重他们的职权，要求他们取得成效。早于此时，有汉代的制度，例如让郎官出任治理百里的县令，县令入朝成为三公，就是这样。晚于此时，则有本朝建隆四年的诏书，例如任命大理正奚屿主管馆陶，监察御史王佑主管魏县，就是这样。三者时代虽不同，道理却相同，全都是为了百姓而已。中兴以来，赋税、俸禄和养兵的费用日益扩大，所以理财催收赋税的政务更加紧迫。上级官司督促外台，外台督促州郡，州郡督促属县，到了县里便不能推辞了。因此做县令尤其难以称职。所谓把君王的恩泽施行到下面、探求百姓疾苦上达朝廷的情况，绝无仅有。大概是因为铨选部门授官，专门任用因关升、改秩而来的人，他们纷纷到来，才能与否无法辨别，大多疲弱软弱，少有强干果断；大多贪污混浊，少有清廉正直。这就是民力困顿，财用更加匮乏的原因。近年虽然曾经选拔大县，把任职权归于堂除，但只是任用符合资格、可以做县令的人，所以都是靠求取而得到，并非朝廷精选后任用。通过求取而得到官职，这是替人选择官职；选取人才而任用，这是替官职选择人才。两者的得失不可同日而语。臣认为应仿照汉、唐旧法，考察太祖的旧例，从员郎直到升朝官中，选取那些曾经被提拔任用、后来闲置的人，分别给予差遣；至于等待次序任用的人，以及因公家牵累、偶然被废置的人，暂且以三十人为标准，让他们分别治理繁难的大县，稍微给予事权，并优厚地用赏赐加以勉励。他们资历声望已经很高，绝不会有求做县令的道理；这样就是朝廷选择任用他们，奔走竞争求官的人自然无从而来；奔竞者不来，真正有才干能力的人就显现出来了。这是爱护百姓的首要事务。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进呈。《三朝宝训》记载：咸平元年，张齐贤、王沔共同编定。诏令大臣交相陈述利害，真宗问宰相：‘哪些意见可以听从？’吕端说：‘立法崇尚宽缓，忌讳严厉急迫。《周官》说刑罚公平，国家使用中等的法典，这是常规制度。然而利益不足百姓，便不改变法令；确实应当改革的，就应当听从众人的意见。’于是诏令尚书省召集官员讨论。臣听说箕子告诫武王说：‘你有重大的疑问，就同卿士谋议。’成王命令君陈说：‘谋划政事，没有什么不艰难；有废止，也有兴起，都要出入于你们的师长和谋臣的审慎考虑，众说相同，就反复推究。’大凡建立政令、办理事务，哪里能免于更改调整？如果不是广泛询问利害，朝令夕改的事情就会很多。古代贤明的君王曲尽群情，就是这个缘故。到了二汉，凡有疑难事务，也一定总集公卿、博士的意见，大概本于此。如今编定的诏令，是万世不可磨灭的典章；张齐贤等既然交相陈述利害，真宗于是命令集体议论，大概因为事情体制极其重大，按道理应当广泛询问，这难道不是周、汉遗留下来的用意吗？至于只是提出不同说法，起初并没有确切论断，例如近来臣僚请求改革荐举制度、增设长平之官，大多纠缠烦琐，有害无益。明主尚且采纳草野之人的意见，所以把它交给外部，暂且委托吏部、户部详加审察就可以了。却让侍从、台谏和两省官员集合到御史府议论，传闻之间颇为混淆视听，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况且如今的荐举，不过是一封奏章、几十字的言辞，还担心监司、郡守只有空文而没有实际；何况条目错杂，分数繁多，官吏舞弊、文书具备，将比前日多百倍。况且常平的旧制度已经极其严密，借贷、兑换的罪过，即使遇到赦免也不宽宥；各州由通判主持，责任并非不重。如今却想在官员已经很多的时候，突然增加数百名冗官，他们的职权未必能超过通判，只是徒然造成纷扰。这些都是利害关系显而易见的事情，不必等到众人议论之后才看得出来。臣希望从今以后臣僚有所献议说明时，暂且分别交给所属曹部，让他们条分缕析地具文上报；只有大的变革，才命令集体议论。这样就可以增加国家制度的庄重，也不失去咨询众议的本意。淳熙五年七月某日进呈。开宝二年，太祖皇帝征讨太原回来，驻军镇州，驾临龙兴观，到道士苏澄隐居住的地方。苏澄隐年过八十，平素有节操品行，通晓儒、释诸书，名声传到京师。皇上到了镇州，首先访求他，对他说：‘朕在京师建造建隆观，想烦劳您主持它，可以吗？’苏澄隐推辞说：‘帝王之乡繁华汇聚，不是山林之士所能居住的地方。’皇上说：‘您年老而容貌不衰，您的养生方法可以让我听听吗？’他回答说：‘臣的养生，不过是专心思虑、炼养气息罢了。帝王养生，就不同于此。老子说：“我无为，百姓自然淳朴；我无欲，百姓自然端正。”无为无欲，精神就能凝聚于太和之境。从前黄帝、唐尧享有国家长久的年命，就是得到了这个道理。’皇上很高兴，赐给他一套衣服、银器五百两、绢五百匹。臣恭敬地思考，太祖皇帝正当东征西伐、统一天下之时，在无暇顾及事务的情况下，特意降下清明的询问，甚至询问黄帝、老子的道理，可以说没有自居圣人，而向草野之人求教了。但苏澄隐只是称述老子的话，不知道帝王应对世事的方法，所以他所说黄帝、唐尧之所以享国长久的原因，并未完全合乎道理。太祖只赐给他器物钱帛，而没有加授恩命，大概也知道他的说法平常。臣试着推演说明如下：从前黄帝修养德行、整治军队，调理五气，种植五谷，抚育万民，测度四方，教导熊、罴、貔、貅等军队防备虎患。他先同炎帝在阪泉交战三次，又同蚩尤在涿鹿交战，披山开道，从未安宁居处。东到大海，西到空峒，南登熊湘，北方驱逐荤粥。即使想要凝聚精神、处于太和之境，难道能够做到吗？唐尧对内亲近和睦九族，对外使百姓平章，协和万邦，使黎民变得善良，命四子治理四时，整治百工而使各种功业兴盛。洪水滔天，试用鲧治理九年，他的施政设施大概都可以考察。既然如此，他们所以享国长久，实在是由于勤劳而得到回报，并不只是无为无欲。过去周公作《无逸》，说商代中宗、高宗、祖甲以及周文王，都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勤劳而不懈怠，所以天降给他们长久的年寿。

译后世如汉光武帝，也清楚地知道这个道理。他每天早晨临朝，直到太阳西斜才结束，多次召集公卿、郎将讲论经义政理，到了半夜才睡。皇太子乘机进谏说：‘陛下有禹、汤那样的明智，却失去了黄老之术养性延年的福分，希望您保养爱惜精神，宽心防护，自求安宁。’光武帝说：‘我自己以此为乐，并不觉得疲劳。’后来他享国长久，差不多可以同商、周相比，这难道是清楚的成效和重大的验证吗？臣因此详细论述这些，用来推广太祖经营四方、为后世留下无穷福泽的意旨，也辨明黄帝养生的说法只是出于道家一流，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并且作为劝勉圣主勤于政务的话。淳熙五年九月七日进呈。《三朝宝训》记载：太祖干德二年七月诏书说：任用官员的道理，以考察实际功绩为根本。沿袭旧途、安守职掌，是主管官署通常的职责；提拔久困、振兴停滞，是前代贤人的美好谋略。只是那掌管铨选的部门，停止在只凭资历年限用人，担心有英俊人才沉没在下级官吏之中。想到选拔人才，按道理不应停滞固守。从今以后，平常调选、赴部听选的官员，委托吏部南曹，选取历任中考绩较多而没有过失的人，观察他们的才能，询问他们的吏治方法；能够担任升迁任用的，具列姓名送交中书门下，引见考验后上报，当按照才能量度而甄别奖赏。臣听说古代的铨选部门，是任用人而不是任用法，所以蔡廓做吏部尚书时，从黄门、散骑常侍以下的官员，全都委托他自行选择，他还认为权力太轻，已经不肯接受。唐代制度规定，六品以下的常参官，允许吏部按照资历量度后注定；其中才识较高、可以充任御史的人，就把姓名送交中书门下，听候诏令任用。事权达到如此程度，难怪能够得到那么多人才。本朝大体上是任法而不任人，担任铨选职务的人，从来没有真正进用贤能、黜退不肖，不过是察看胥吏的奸弊而已。如今恭敬地读太祖皇帝干德年间的诏书，才知道国初自有斟酌适中的制度，只是近世因循，偶然没有施行罢了。现在如果命令尚左、尚右、侍左、侍右，每逢文武官员赴部听选时，把历任考绩多而精力强健的人，仔细核查其才干，详细询问其吏治本领；偶有可以准备升迁任用的，就允许长官、副长官和郎官共同考察，每年选几人申报三省，引见考验后恭请圣上裁决。这样也足以稍微收取堂除所遗漏的人才，稍稍劝勉到部听选而清廉退让的人。而且历任有功而无过，本部官员推选已经精审，三省又接着加以审察，然后上达圣听，等待旌表恩宠。这样一来，具体节目固然不止一项，即使想容纳私情而错误举荐，难道做得到吗？何况这确实是遵行皇祖的训诫，并不是打开侥幸求进的门路。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进呈。汉宣帝的赞语说：‘孝宣帝的治理，赏赐确实，惩罚必定，综合考核名声与实际。通晓政事、文学、法理的人，都精通自己的才能。至于技巧、工匠和器械，从元帝、成帝年间以来，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他们。这也足以知道官吏称职，百姓安于自己的职业。’ 臣观察宣帝，是汉代中兴的君主；他的施政次第，史书中记载完备，本来不能一两句话说尽。然而其大要就在于亲自选择刺史、郡守，考察他们的言语行为；如果名声和实际不相符合，一定查明其中缘故，施行赏罚，这就是综合考核功效所以形成的原因。臣试以黄霸、赵广汉二人的事来说明。黄霸与赵广汉都曾治理颍川，又都入朝任京兆尹。黄霸能够寻绎吏民的言语，用来参考他们暗中的行动，像鸟雀攫取肉食一样，能预先知道道路旁发生的事情；某处的树木、某亭的猪，他也能默默记住。赵广汉则制作缿筒，让吏民互相告发，设置钩距，交叉核验牛马的价格；官吏有一铢一两的奸弊，没有不知道的。所以班固在二人的传记中，都说他们聪明，称赞他们精力强。现在看来，赵广汉治理京兆，尤其号称强干明察，黄霸似乎比不上他。然而宣帝却任用黄霸为御史大夫、丞相，赵广汉不过做到京兆尹而已。难道不是因为黄霸外表宽厚而内心明察，治理政绩最终能够长久；赵广汉专门致力于果断勇敢，不能容忍持重为难，所以不能重用吗？黄霸做丞相时，把鹖雀指为神雀，张敞上奏弹劾他；他越职荐举乐陵侯史高，尚书召他来询问。黄霸做丞相五年，并非没有过失，但宣帝始终没有加以责罚，直到任期终了。赵广汉一任司直，萧望之便举劾他，宣帝立即交给廷尉，判处腰斩；即使吏民数万人守在宫阙前哭泣请求宽赦，皇帝也不听。唉！赏赐确实、惩罚必定，综合考核名实，明辨竟然达到如此程度，群臣谁能欺骗他呢？这就是官吏称职、百姓安于职业的原因吧。淳熙六年春进呈。后汉交趾刺史没有清廉品行，吏民怨恨反叛。三府选贾琮为刺史。贾琮到郡后，询问他们反叛的情况，众人都说京师遥远，有冤屈也无处申诉，所以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贾琮发文书招抚他们，免除徭役，使百姓安定。百姓歌唱说：‘贾公来得太晚，使我们先反叛；如今见到清平，官吏不敢吃饭。’ 又有张霸任会稽太守，刚到任时，盗贼尚未平定，郡境不得安宁。张霸发文书宣布捕盗，明确实行有功必赏，盗贼于是束手归附，不劳烦士卒出力。儿童歌谣说：‘丢掉我的盾，放下我的矛，盗贼全都消灭，官吏也都休息。’ 臣听说太守，古代称为郡将，意思是平时虽然以治理百姓为职责，倘若盗贼在境内发生，就应当承担将帅的责任。看贾琮治理交趾、张霸治理会稽，都是推究盗贼发生的原因，自己谋划平定的办法，哪里曾经烦扰朝廷，劳师千里，骚动邻近道路呢？臣私下听说郴州、桂州之间，自从前些时候李金作乱以后，余下的风气还没有消除，人们喜欢抢劫作乱。做太守、将帅的，倘若趁闲暇时一并施行威严和恩惠，使人们产生畏惧和爱戴之心；检查官吏，使百姓没有受到侵扰的怨恨。他们即使喜好作乱，又有什么理由发动呢？即使有极其愚昧无良、不可理喻的人，那么他们聚集一定有端倪，布置一定有踪迹，自然可以随即用郡兵诛杀，这才算称职。怎奈平时熟视无睹，完全不加留意，等到盗贼成百上千聚成群体，像鸱鸟张翼、狼回头那样猖獗，然后才军书交驰，请求调兵遣将？对公家来说，是劳累人员、耗费钱财；对乡里来说，则有许多人遭到践踏伤害。臣认为，这虽是小规模盗窃，行动已经成功并将其擒获，但与其奖赏那种焦头烂额才取得的功劳，哪里比得上预先堵塞烟囱、搬走柴薪的办法呢？希望下诏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时常切实谨慎地察看溪洞，弹压茶商，深思预先防备的方法，竭力以苟且应付为戒。军营士卒和乡兵，应当补足他们的不足并训练他们的技艺；守城的器械铠甲，应当修葺毁坏之处，整治朽坏钝劣之物。凡是酋豪中凶悍狡黠的人，以及作乱后逃亡的人，都要及时分别处置，不要让祸患滋长蔓延。仍命令帅臣、守臣、监司每季度逐项开列所辖地区盗贼有无萌芽，预先采取措施上报；以后如果不像所说的那样办理，必定归于惩罚。这样或许可以同心协力、履行职责，共同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这才是上策的防备。淳熙六年某月某日进呈。

译前汉《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露秘密，有气魄，敢于前往。皇上曾想教给他吴起、孙武的兵法，他回答说：‘只看谋略怎么样罢了，不必学习古代兵法。’臣考察从汉代到现在，谈论将帅的人大多推重卫青、霍去病，大概汉武帝想要驱逐四方夷族，诸将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只有这两人每次出兵都能取得胜利，斩杀、俘获敌军甲士动辄以千万计，怎么能不称为名将呢？然而读他们二人的传记，他们平时并没有高谈阔论，临阵时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奇谋秘计。他们所急切关心的，是匈奴没有消灭，就没有心思顾及家室；忠义之气在心中激荡，所以勇于摧毁攻陷敌阵，并且身先士卒罢了。这就是子夏所说的‘虽然说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是学习过的’。像赵括那样，从小学习兵法，自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挡；曾经同父亲赵奢谈论军事，赵奢不能驳倒他，却不认为他善于用兵。赵括的母亲问其中缘故，赵奢说：‘战争是死地，赵括却把它说得轻易；不用他就罢了，如果用他做将军，一定会使军队失败。’后来果然如此。赵括学习兵法却失败，霍去病不学习兵法却取胜，那么做将领不在于纸面上的言语，确实清楚了。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进呈。《舜典》说：三年考核一次功绩，连续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无能者，升进贤明有功者。臣听说古代设置官职、划分职责，虽然有时不尽相同，但任职长久就能取得成功，频繁更换就会荒废事务，道理是一样的。从前唐尧、虞舜任用稷、契、皋陶、防等人，终身任用而不更换。想来三年考核功绩、三次考核后升进贤明之人的时候，不过是给他们增加爵位品秩和服饰章采罢了。至于鲧治水没有成功，按理就应当流放或诛杀，却还等待九年以后才黜退他，难道不是深知频繁更换的害处，仍然希望他或许能够取得功劳吗？后世竟把不等待任期届满就提拔当作得到人才，作为鼓励事功的方法，臣私下对此很怀疑。卓越绝伦的人才，十人中不过有两三人，大抵多是中等之才。他们任官以后，倘若不让他们长期任职，就会坐席尚未暖热，已经瞻前顾后地揣摩权术，怀着观望向背的心思谋求快速升迁。对于国家公事，不过是迎合文书、经营自己，赶快了结眼前事务。即使有才智的人，也会随风而倒，事功究竟从哪里得到鼓励呢？所以臣私下认为，只有长期任职才可以；使他的心安定，心安定了，就可以让他充分施展自己的全部才智，不再有苟且应付的念头，这才是鼓励事功的方法。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进呈。汉文帝十三年六月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事务，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如今辛苦劳身从事农业，却又负担租税，这就使根本和末节没有区别了。用来劝勉农业的办法还不完备。免除田地的租税，赐给天下孤儿、寡妇布帛和丝絮，各有一定数额。’ 臣听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一年到头辛勤劳作，用来供养君子。他们付出的劳力很辛苦，因此文帝多次下诏，察看并勉励耕种。起初赐给租税的一半，后来全部免除。太仓的粮食最终多到因久藏而红腐、不能食用，这难道不是厚待根本所取得的成效吗？臣私下观察，陛下想到驻跸之地商贾聚集，希望有办法使物资流通、百姓宽裕，于是出自圣心，全部免除征税，只稽查而不征收；古以[缺文]《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