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五【奏议二】

译论用人 臣听说，建立政权、谋划事务，人才是最急迫的；然而平时选择人才还容易，遇到缓急而求取人才就实在困难。何况，一种官职容易找到相应的人才，通达多方面事务的人却难以得到。善于治理赵、魏的人，未必能治理滕、薛；有文事才能的人，未必有武备才干。如果不是平时广泛储备人才，预先确定品类，一旦任用的人所长不相合，所任事务又超过他的能力，就如同让骏马去捕捉老鼠、让蚊子去背负大山一样，事情大小虽然不同，错误却是相同的。臣仰想到陛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今天最先要办的事，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臣希望陛下深切诏告执事大臣，广泛荐举朝廷内外文武人才，不限人数，不拘资历次序，分别列出他们的才干，总汇成一部名册。比如哪些人能统领军队，哪些人能镇守边疆，哪些人能经营财赋，哪些人能巡视考察利弊，哪些人能任监司，哪些人能任郡守，都依类推扩，详细议定等级项目。还要在其中分别记载各人的所长。假如某人可以统军，还要另行列明他是有智谋、有勇力，还是适合担任统帅；某人可以治理郡县，还要辨明他是性情中和，还是节俭果断，或者适合安抚雅俗，或者适合治理事务繁剧的地方。每一类人才各列一格，每格储备数人。以后有新发现的人才，就接续上报，收藏在禁中，副本存于两府。平时没有事情时，预先加以审查核实，遇到任用时，便按照名册选取。这和已经天寒了才寻找皮裘、已经口渴了才挖井相比，利害相差太远了。请陛下裁决。论知县俸禄 臣看到汉代诏书中说：‘官吏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能够尽心治理，百姓就会依赖他，所以要厚待他的俸禄。’这正是为了百姓。如今治理百姓的官吏，没有比县令更直接的了，但俸禄却非常微薄，往往把本来处于中等生活水平的人逼入贪官的行列，这不合古代的义理。查绍兴年间的令文，外县知县的供给不得超过十五贯，上要奉养父母，下要养育子女，靠什么糊口？于是他们编造名目，借机增收，前后相承，所得反而更多。如果不是仰慕董葵挂鱼那样的廉洁，安于粗饭饮水那样的俭朴，那么有的人害怕违背众人，有的人乐于援用成例，很少有人能够自立。一旦偶然因其他事情被狡猾的胥吏和奸民抓住把柄，便低头屈心，只希望侥幸苟免，又怎么能指望他抑制豪强、禁绝吏奸、革除弊害呢？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的制度，堂除知县允许支给俱给钱四十千。州县有大小，所负任责却相同；再拿郡守来说，有堂除的，有部阙的，有大藩，有小郡，供给数额都规定为同一等级，难道县令独独不是这样吗？臣愚昧地希望圣上仁慈，把此事交给重修敕令所，将天下知县、县令的供给参酌近来制度，增加他们应得的部分，同时禁止他们不应得到的部分。既然有办法养成他们的廉洁，就可以要求他们清廉；或许能够使人人尽心治理，稍微符合陛下为百姓着想的意旨。请陛下裁决。论县尉捕获盗贼的赏赐 臣私下看到，按现行法令，选人曾经任职一任，才可以注授县丞；有荐举者关说升迁改官，才可以任职县令，这是因为县令所承担的是直接治理百姓的事务。如今初次任官的人做县尉，偶然捕获强盗七人，不必等到任期考满就可以改秩；其中没有任职经历的人，即使被注授监当，也可以按亲民官资序办理；又有曾经任过县令的人。这样看来，选择县令反而轻于选择县丞，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从前山东、江北的盗贼，大多凶悍狡猾而勇猛果敢，他们党徒并不多，却能横行州县；提高赏格，或许可以用来表示劝勉。如今江湖、闽、广一带山长谷深，荒僻之地无知的百姓，春夏归农，秋冬便四处抢掠，到处都有。即使县尉勇猛，能够擒获俘虏，技艺高强，能够夺取长矛，仍然还没有立即熟悉治理县政，何况弓兵格斗捕获，或者由司狱、傅保代为奏报，其中的弊病还很多。如果不稍加整顿，臣担心会有子产割断学习制度而受到讥讽的事情。希望下诏主管官署制定法令：凡县尉捕获盗贼、应当改官的，吏部先发给公据，等候任职并经过六考以上，才允许收用。这样他们既没有经营求取荐举的劳苦，考第又稍多，可以免去从初等逐级迁转的迂曲名义；表面上推迟期限，实际上加厚赏赐。重要的是让他们稍微熟悉民事，不至于只学会处理政务的形式。请陛下裁决。秘书少监《碧琳堂对劄子》一首 论汉儒【乾道六年九月十三日】臣愚昧无能，承蒙陛下误听，擢升我列于朝班；又取汉宣帝的话，亲自撰写赞书，明确表示好恶，使臣下知道趋向所在。以臣的荣宠际遇来说，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臣冒昧因训词涉及的内容，推演圣意，冒昧陈述一二，希望陛下明察。臣听说，儒者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孔子曾把这个道理告诉子夏，不可不加以辨别。二帝三王时代，稷、契、伊尹、周公，道德高尚完备，功业光明，这是君子儒。春秋战国之际，以诈谋相互夸耀，以功利相互倾轧，这是小人儒。即便如此，二者的是非黑白还容易辨别。到了西汉却不是这样。所谓社稷之臣，竟然在于周勃的鄙朴、汲黯的少文、霍光的不学；至于身穿儒服、只知守禄保位的，则是公孙弘、蔡义、韦贤等人所造成的，是非黑白竟颠倒到这种地步。宣帝察觉并憎恨这种现象，所以说：‘庸俗的儒生不通达时务，喜好崇古而非今，使人迷惑于名与实，不知道应该守持什么，这种人哪里值得委任？’大概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虽然如此，汉代儒者多有虚伪，高帝确实也有开启这种风气的地方。创业之初，叔孙通穿着儒服在彭城投降，知道皇帝厌恶儒服，便改换服装，穿短衣。他所守持的就是这样，其实是借儒者身份来希求进用罢了。皇帝很快就相信了他，鲁国两位隐士不肯来，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所以臣说：汉代儒者多有虚伪，是高帝开启了这种风气。假使宣帝知道这一点，必将寻求真正的儒者加以任用，又何至于杂用霸术呢？我们艺祖皇帝却不是这样，最初创业时，是赵普这位书记；后来统一天下时，也还是赵普这位书记。规划始终不变，真是凛然有帝王辅佐之才，哪里会像叔孙通之流那样迎合时俗，把求取进身当作资本呢？历代以来，卿相中有许多著名儒者，这是太祖任用人才所产生的效果。臣希望陛下以汉代为鉴戒，以太祖为法则，那么名与实一定不会混淆，士大夫的趋向也会全部归于正道。请陛下裁决。《垂拱殿轮对劄子》一首

译论听取言论、考核实效【乾道六年九月十五日】臣在三天之内两次得以仰望圣颜，冒昧陈述盲人般的浅见，以表达自己恳切不尽的情意。臣听说，政事衰败没有比隋朝更甚的，而功业隆盛没有比唐朝更盛的；文皇帝平定乱世没有比五代更极端的，而治理迅速没有比我艺祖更快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唐文皇善于听取意见，艺祖善于考核实际成效，所以如此。臣仰见陛下振作精神办理政事，没有声色游乐的享受，没有打猎游玩的嗜好，没有偏爱宠臣的私心，喜好询问、听取意见，只求治理国家的道理，总核名实，只想继承祖宗功业。然而朝廷内外的大臣，很少有人帮助陛下大有作为。直言敢谏的节操没有听闻，而阿谀奉承的习气依然存在；激励奋发的风气还没有形成，而庸懦鄙陋的习俗反而更加盛行。平常尚且如此，遇到缓急又能依靠谁呢？唐文皇之所以革除隋末政治而亲自达到太平，艺祖之所以改变五代风俗而安坐便达到至治，他们施政的次序，史册都有详细记载。臣希望陛下诏令经筵官，选择当时听取谏言、考核实效的要点，逐条上奏，拿今天比照古代，勉力实行。这样或许风俗能够一变，不辜负陛下勤勉治理的心意，那么功业何必担心不能隆盛，治理何必担心不能迅速见效呢？请陛下裁决。《内引劄子》一首 论四件事【乾道七年四月六日】臣恭敬地蒙受圣恩，获准在便殿应对，不敢泛泛地提出无益之论，徒然冒犯圣听，谨慎列举四件事，希望陛下选择采纳。第一，重视侍从官，以储备将相人才。臣不再远引祖宗故事，姑且以绍兴初年说起。当时近臣往往是天下最优秀的选择，所以议论施政都很有可观之处，中兴的功业不能说没有成就，也不能说没有助力。只是自秦桧专政以后，搜罗收集庸懦鄙陋之士，充数占位，人才衰弱，原因就在这里。陛下忧劳勤政十年，培养人才十分迫切，凡是侍奉左右的，没有不是亲自擢用的；他们能不能、贤不贤，难道能逃过陛下圣明的鉴察吗？臣希望陛下再加留意，每进用一人，不要只取他一时的长处，还要考虑他是否可以供将来使用，这样人才就会显现出来。第二，增加台谏官，以扩大耳目。臣听说，人主深居九重，所依靠而周知朝廷内外利害、辨别臣下邪正的，就是台谏官。然而好名之人容易失于激烈攻讦，拘泥古法之人容易失于迂腐疏阔，听取他们未必见到好处，违背他们又难免被归罪。若一定想得到合适的人，本来就很难。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为难以得到便使这些官位空缺，可以广泛询问、详细考察而后任用，或者命忠诚可靠的大臣荐举，务必得到端正之士，以扩大圣明的耳目，这确实是辅助治理的大事。第三，选择曾任监司、郡守的人补充郎官的缺额。如今郎官分别掌管中台各职，奉行朝廷政令，比汉代的职责更加重要了。然而六曹二十四司中，只有户部、刑部略有正式官员，其余大多由他官兼摄。天下这样广大，曾经任监司、郡守的人本来很多，希望下诏两府选择符合资格而有才干的人授予这些职位。这不但可以振作郎官的职守，也足以作为日后侍从官的人才储备，这是当前又一项急务。第四，监司、郡守要长期任职，以求事功完成。官员频繁更换的弊病已经很严重了。且以任期两年的人来说，到任半年才开始了解当地风俗，离任前半年已经怀有归去的心思，中间真正留心政事的，只有一年。如果又不等任满便选调更换，弊病怎么会不产生呢？文书簿册因交接而断绝，迎送劳费，不过是小事罢了。臣希望陛下坚持长期任职的主张，深切察知频繁更换的危害；如果有治理成效，就增加官秩、赏赐钱财，等待他把事情办成。这样或许可以革除苟且简略的风气，堵塞侥幸求进的希望，使循良之吏逐渐出现在世间。臣的心志不敢欺骗陛下，忘记自己狂妄浅陋，冒死陈奏，请陛下裁决。《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奏议三】宋周必大撰 《权礼部侍郎后殿劄子》三首 论治理成效【乾道七年八月六日】臣听说，政事如同农事，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享受收成；事情的本末先后不可颠倒。因此，一天有一天的成效，一时有一时的功业，虽然前面辛勤劳作，后来享受丰足的成果，这是必然的道理，没有什么可疑的。勾践谋划伐吴，可以说很困难了，但范蠡不过说了三句话：保持盈满要靠天，挽救倾覆要靠人，调节事情要顺应地。从勾践刚即位到第七年，深思力行，没有超出这三点。一旦天时已经应验，人事也已经尽到，范蠡奋然说道：得到时机不可懈怠，时机不会再来；上天赐予而不取，反而会成为灾祸；盈缩转化，后来会后悔。顺应天时本来如此，只有谋划不能改变，这难道是可以屡次试验而随意说说，骤然施行又屡次改变的吗？陛下天性圣明，锐意图治，日月流逝，如今已经十年，焦心劳神更加厉害，而最大的愿望仍未实现。时间最容易过去，时机最容易失去。臣希望陛下以农事为准则，以越国的言论为念，确立一定的规划，务必规定实现的期限。如果说一年安抚百姓，就从春天到冬天，考察安抚百姓的成效如何；两年使国家富裕，就从春天到冬天，考察富国的成效如何；三年使军队强盛，就从春天到冬天，考察强兵的成效如何。由此推扩开去，凡是谋求恢复古制、实现治理的方法，都可以按次序逐年逐月求取成效；这样陛下十年的辛劳，也就不会白费了。孟子说：诸侯中有实行文王政教的，七年之内一定可以在天下施行政令，何况陛下身居天子之位呢？区区勾践，本来就不值得说道。希望明主留意，幸请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