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八【承明集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八【承明集六】宋周必大撰写 东宫故事二 淳熙三年六月四日 《春秋左氏传》记载：鲁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在沛地打猎，用弓召唤虞人，虞人没有前来，齐侯便派人捉拿他。虞人申辩说：“从前我们先君打猎时，戴旌旗用来召唤大夫，用弓来召唤士，用皮帽来召唤虞人。我没有看见皮帽，所以不敢前来。”齐侯于是释放了他。孔子说：“遵守大道不如遵守自己的官职。”君子认为这话说得对。我听说，君主应衡量人才而授予职任，臣子应衡量能力而接受职务。既然授予职任，就必须依照名分考核实际成效；既然接受职务，就必须竭尽节操守住自己的官职。这样以后，上面没有被废弃的政事，下面没有尸位素餐的人，国家的政务就能治理好了。从前孔子那样圣明，他的道本来可以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社会风俗达到成王、康王的盛治。然而他做委吏时，只做到出纳钱粮准确；做乘田时，只做到牛羊肥壮成长。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正在这里，能够守住自己的官职，道也就会在其中实行。后来升任大司寇，代理宰相事务，首先诛杀少正卯来惩治扰乱政事的人，请求治理陈氏的罪行来彰明王法。不到三个月，卖羔羊和小猪的人不再虚抬价格，男女行路时在道路上分开。国内做到路不拾遗，国外使齐国归还侵占的疆土。这难道不是守住官职的功效吗？自汉代以来，君主不能衡量才能而授予职任，臣下也不能衡量能力而接受职务。英俊之才有时沉沦在低级官职中，平庸之人有时窃居高位。因此，做主管财政的官员，不知道节省出纳；做太守、县令的，很少留下遵循善政的声誉。处在应当进言的位置，却闭口不言；遇到可以施行的时候，却退缩不做。正当职位卑微、俸禄微薄时，就说：“我还不能有所作为。”于是便什么也不做；等到职位尊贵、俸禄丰厚时，又说：“我不敢擅自作主。”于是也不肯做。唉！这竟然还不如那个虞人，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不过，君主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如果能够探究根本、返本溯源，以此教化天下，那么即使是虞人这样的卑微之人，也将守住自己的官职而不失职，何况士人呢？何况大夫呢？六月十六日 唐高祖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开设天策府，设置属官。李世民因为天下逐渐平定，于是又在宫城西面开设文学馆，延请四方有文学才学的人。他发布教令，任命王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元通、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谘议典签苏勉、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大学助教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都以本官兼任文学馆学士，分成三班轮流值班，值宿时供给珍馐美食，恩遇礼遇优厚。李世民在朝见和处理公务的空闲，总是到馆中来，带领各位学士讨论文献，有时直到半夜才睡。又让军中直官阎立本为他们画像，褚亮为画像作赞，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能够入选其中的，当时人称作登上瀛洲。我听说，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周太仆正时，告诫他说：“从前文王、武王在位时，聪明圣明，大臣小臣都怀有忠诚善良之心。他们身边侍奉、驾驭车马的仆从，没有一个不是正直的人，以便早晚辅佐君主，无论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大臣任用正直的人，本来是常理，没有什么可疑的。那些侍御仆从之类的小臣，也任用正直的人，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大臣进见有固定时间，议论有一定节度，礼数虽然隆重，感情却比较疏远；开始虽然恭敬，时间久了就会懈怠。不像小臣，君主平日闲暇、游宴休息时，他们没有不参与的。假如这时能让正直的人侍奉左右，那么在从容闲暇、安乐休息之中，就能拾遗补过，无论做什么都没有不是有益的。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出入起居无不恭敬吧？”如今太宗正处在藩王府第，当战争刚刚平定、各项事务还没有完备时，就已经能够聚集英俊人才同他们交游，分成三班轮流值宿。朝见和处理公务的空闲，总是讨论文籍，有时直到半夜才睡。想来古今成败、政事得失、人的贤能与否、百姓的真实和虚伪，上面没有什么不询问，下面没有什么不直言；志趣相同、意气相合，所得益处一定很多。这确实是得到了成周遗意的人。后来太宗达到的太平治理，差不多赶上成王、康王，虽然由于太宗天生圣明，也有赖于各位贤人在从容闲暇中拾遗补过的帮助。唉，盛大啊！七月三日 《后汉书·光武纪》记载：光武帝每天早晨临朝，直到太阳西斜才退朝，多次召集公卿、郎将讲论经义政理，直到半夜才睡。皇太子看见皇帝勤劳不懈，乘机进言说：“陛下有禹、汤那样的明智，却失去了黄老之道养护性情的益处，希望您保养爱护精神，安闲自得地休养。”光武帝说：“我自己就喜欢做这些，并不感到疲劳。” 我听说，天因为每天运行而健行，日月因为每天运行而光明，水因为每天流动而不枯竭，人的四肢因为每天活动而没有疾病，器物因为经常使用而不被蛀蚀。因此，从天子直到百姓，虽然贵贱尊卑各有不同，但不可不勤勉这一点是相同的。从前周公作《无逸》，历数商、周的君主：中宗治理百姓时心怀敬畏，所以享有国家七十五年；高宗不敢荒废安逸，所以享有国家五十九年；文王从早朝一直到太阳过中天西斜，顾不上闲暇吃饭，他享有国家也达五十年。那些即位为王后生于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听闻百姓劳苦，只知道沉溺享乐的，也没有谁能够长寿。他们的利害得失，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很容易看见吗？只有光武帝亲身成就大业，兢兢业业像唯恐赶不上，每天早晨临朝，太阳西斜才退朝，讲论经义政理，直到半夜才睡，所以能够明察谨慎地处理政体，总揽权力纲纪，可以说懂得了商、周三位君主勤劳的意义。享国长久，不也是理所当然吗？显宗却劝他用黄老之道养性，安闲休养，这难道是《无逸》的宗旨吗？七月十二日 《汉书·帝纪》班固赞语：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马、服饰和器用，都没有增加；有不便利百姓的地方，就立即放宽禁令以利于民众。他曾经想修建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需花费百金。皇帝说：“百金，是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为什么要修台呢？”

译我听说，尧舜时代，殿堂高三尺，土台阶只有三层，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椽木不加刮削。禹也把宫室低矮简朴看作美德，把高大的宫宇和雕饰的墙壁当作戒律。这是帝王恭敬节俭的心意，历代都把它作为榜样。臣民之家，财力如果有余，尚且能够修治住宅、营造台榭，作为瑰伟奇特的景观；君主拥有四海九州的财富，具备百官群臣的供奉，难道会不能拿出百金来修一座台吗？这是因为君主用心筹划，与臣民不同：土木工程兴盛，财用就会耗尽；财用耗尽，赋税就会加重；赋税加重，百姓的力量就会困竭；百姓力量困竭，祸乱就会发生。因此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以坐万人，下面可以竖立五丈高的旗帜，四周修筑驰道和阁道，来象征天上的银河。不久盗贼遍布天下，秦朝因此灭亡。隋炀帝没有一天不修治宫室，两京以及江都的苑囿亭殿，虽然很多却越来越感到厌倦，于是下诏在汾水原上营建汾阳宫。不久义军四起，隋朝国运就倾覆了。由此看来，汉文帝不修露台，并不是厌恶台榭，也不是吝惜百金，而是爱惜民力，想保全万世的根基。皇上正在向尧、舜、禹三位圣君看齐，差不多可以做到了吧？七月二十三日 《三朝宝训》记载：淳化二年，秘书监李至进呈新校定的御书。太宗于是对李至说：“嗜好不可不谨慎，不必到很远的古代去验证。就说近世的符彦卿，多次担任节度使，把射猎奔驰当作快乐，因此身边亲近的人窥测到他的心意，争相把鹰犬进献给他。符彦卿喜欢并借用这些东西，他的下属于是放纵横行、侵扰百姓。所以知道，君主如果淡泊无欲，不让嗜好显露在外，奸邪谄媚之人就没有机会从中进入。”我年长以来没有别的欲望，只喜欢读书，用来鉴察古今成败罢了。”李至拜舞称贺。我听说，人一出生本来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活动，是本性产生的欲望。圣人使天下人的本性得以成就，所以淡泊而没有特别嗜好；普通人随着感情追逐欲望，所以纷纷受到迷惑。要知道圣人与愚人的区别，特别就在于有没有嗜好。何况君主享有四海的财富，居于亿兆百姓之上，一皱眉，下面没有不害怕的；一笑，下面没有不欢喜的。如果不能清心寡欲，使嗜好显露在外，那么造成的危害就无法说尽。因此郑伯喜欢勇武，郑国人就赤手空拳与虎搏斗；陈国夫人喜欢巫术，百姓就滥行淫祀。如今符彦卿不过是一名藩镇将领，把射猎当作快乐，起初并不是过分的举动，但弊端最终竟发展到扰害百姓。做君主的，难道果真可以不慎重考虑自己所崇尚的东西吗？纵观前代开创基业、传之后世的君主，以及继承帝位、承奉宗庙的君主，天下平定以后，往往嗜欲纷纷兴起：不是沉溺声色，就是聚敛财利；不是从事游乐，就是沉溺安逸享乐。于是谗谄面谀的人窥探他们的私欲，迎合他们的恶习，使已经安定的事业重新危险，已经治理的功业再次衰败。这是古今共同的祸患。只有我朝太宗不是这样，他亲手平定僭伪势力，亲身造成太平；功业已经成就，德行已经盛大，却仍然淡泊无欲，只读书来鉴察成败。他曾经对宰相说：“朕亲身承受连续几朝发生叛乱之后的局面，振奋精神寻求治理；严寒酷暑、风雨交加，也从没有只顾自己安逸。如果拿饮酒享乐来娱乐自己，那么正当办理的事务就会壅塞，百姓向谁申诉呢？”这话多么伟大啊！奸邪谄媚之人即使想窥测圣意，又从哪里能够进入呢？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八月八日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皇孙出生，太宗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官员。太宗说：“贞观以前，跟随朕经营天下，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来，纠正过失、匡正错误，是魏征的功劳。”太宗赐给魏征佩刀。太宗对魏征说：“朕的政事比往年怎么样？”魏征回答：“陛下威势和恩德所达到的地方，比贞观初年远得多了；但使人喜悦服从这一点，却比不上从前。”太宗说：“远方畏惧威势、仰慕德化，所以来归服。如果不如从前，怎么会达到这种局面？”魏征回答：“陛下从前以天下还没有得到治理为忧虑，所以德义每天都有更新；如今把天下已经治理看作安稳，所以不如从前。”太宗说：“如今所做的仍和往年一样，为什么会有不同？”魏征回答：“陛下在贞观初年，担心人们不敢见常规、不能引导他们进言，所以勉励他们进言；中间阶段，您能够欣喜地听取并采纳；如今却不是这样，虽然勉强听从，脸上仍有不情愿的神色，所以不同。”太宗说：“这件事可以说给朕听听吗？”魏征回答：“陛下从前想杀元律师，孙伏伽认为按法律不应判死，陛下便把兰陵公主的园子赐给他，价值百万。有人说赏赐太厚，陛下说：‘朕即位以来，还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是为了引导人们进言。’司户李雄妄称隋朝资财，陛下想杀他，采纳戴胄的劝谏而停止，这就是欣然听从。” 近来皇甫德参上书劝谏修建洛阳宫，陛下对他发怒，虽然因为臣的进言而停止修建，却只是勉强听从。”太宗说：“不是您，魏征就不能说到这一步；只是这个人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处境罢了。” 我听说，自古君主治理国家，往往开始时锐意进取，中期懈怠，后期放纵，这是历代共同的祸患。姑且拿唐朝来说，值得称道的有三位君主。明皇起初采纳姚崇、宋璟的意见而平定祸乱，后来又接受韩休、张九龄的主张而达到太平。等到时间久了，专门信任李林甫，堵塞视听，甚至说既然有谏官，明主在上，群臣顺从还来不及，哪里还用多说？最终使明皇听不到自己的过错，逐渐发展到逃往蜀地。宪宗起初听从李绛、白居易的忠告，后来采用崔群、裴度的高明谋略，削平僭越叛乱，再次振兴唐室。等到时间久了，却坐受皇甫镈欺骗而不怀疑，深深厌恶裴潾的进谏并加以贬谪，最终轻信方士，服食金丹，未能善终。唯独太宗不是这样。他使远方肃静、近处安宁，不超过一个月；制服残暴、停止杀戮，不必等待百年。功德已经这样盛大，哪里还需要群臣进言呢？然而他仍把魏征尊为师友，待魏征如同骨肉，褒扬尊崇、赏赐供给，几乎没有一个月空缺。他既询问从前政事的好坏，又考虑后来治理的得失。唉！像太宗这样，可以说是善于求取劝谏了。魏征也能随时针对事情进言，深刻切实而明白，不把担心失宠当作念头，不害怕逆耳之言，一定希望君主慎终如始，依据旧事来鉴戒新事。唉！像魏征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接受忠言了。君主成为贤明的君主，臣子成为良臣，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八月二十五日

译《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年，太宗对房玄龄说：“朕遍观前代，平定乱世、开创基业的君主，生长于民间，都能洞察人情真伪，很少有走到败亡的。至于继承世业、守成守文的君主，生来富贵，不知道民间疾苦，动辄走到灭亡的地步。朕自幼以来，经历经营、多遭艰难，完全知道天下的事情，尚且担心有所不及。至于荆王等诸弟，生长在深宫，见识不能达到远处，哪里能够想到这些呢？朕每吃一顿饭，就想到耕种收获的艰难；每穿一件衣服，就想到纺织绩麻的辛苦。诸弟哪里能够学得像朕呢？应当选择贤良辅佐作为藩王的辅弼，希望他们经常接近善良之人，能够免于过错罢了。” 我听说，商代的高宗、周代的文王，有的曾经长期在外劳作，因而接近百姓；有的穿着粗劣衣服从事安定国家、经营田地的工作，施惠于鳏夫寡妇，因此享国长久，被称为贤君。后世的人却处在安逸中，沉溺游乐和田猎，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只顾享乐，因此基业逐渐衰败，给后世留下笑柄。周公作《无逸》，把这些事表明出来，都是用来作为帝王借鉴的。唐太宗的心意，难道不是从这里有所领悟吗？他曾对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说：“你们辅导太子，常常必须为他讲说百姓之间的利害之事。”又对魏征说：“自古以来，侯王能够保全自己的很少，都是因为生长在富贵之中，喜好骄傲安逸，不懂得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又对荆王元昌、吴王恪、魏王泰说：“自汉代以来，帝王的弟弟、儿子覆亡的事不止一例，都由于生长在富贵中、喜欢骄奢安逸造成。你们应当引以为戒，深入思考，选择贤才做你们的师友，接受他们的劝谏争辩，不得自作主张。”这些话他反复诚恳地说了一遍又一遍，如今又把同样的话告诉房玄龄，可以说深得周公《无逸》的意义了。《诗经》说：“把谋略留给子孙，使后代安乐并辅翼他们。” 太宗大概做到了这一点。九月十三日 真宗咸平五年十月，召集近臣到龙图阁看书。皇帝说：“朕从幼年到现在，读过经典，其中听错了好几次。在东宫时，只把搜集书籍当作急务，书中散失的部分，多方访求，颇有所得。如今已经汇编成正本，除三馆、秘阁之外，又在后苑龙图阁各保存一部。只是遗憾校对还不精确，例如《青宫要记》《继体治民论》，明明是同一本书，却列有两个书名和篇目，大概是当初求书时只追求数量多，不嫌重复，实在没有意义。” 我听说，君主专心研究经典，是最急迫的事务。因为修养自身、整齐家庭、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根本都在这里；而且圣明帝王已经实行过的事情可以作为法则，昏君乱臣过去的错误可以作为戒鉴。这就是为什么要急切勤勉、广泛观察而择取要旨，不敢懈怠。《尚书》不是说过吗：“王者应求取广博的见闻，这正是建立政事；学习古代训诫，才会有所收获。不以古人为师而想使国家长久，这是从未听说过的。”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如今没有空闲远求历代事例，姑且从本朝来看。太祖刚得到天下时，外有五代的僭伪诸国，内有前朝跋扈的将领，正是四分五裂的时代。于是即位当月，首先亲临国子监；下个月又亲临，并下诏增修装饰祠宇，以及塑绘先圣、先贤、先儒的像，亲自为文宣王和兖公撰写两篇赞文，并且想让所有武臣都读书，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按照常情看，难道不会疑惑正是用武之时，不应把这件事放在首位吗？但太祖的圣明谋虑卓然超绝，独自超出历代帝王，从而扫除唐末的弊病。既然如此，建立万世基业、追慕三代盛治，不正在于此吗？真宗凭借深明睿智的资质，继承安定太平的基业，他留心儒学，原本就是有来由的。后来在澶渊击败北狄，在灵夏安定西戎，武功卓著雄伟，都是从早年读书所取得的功效。这是我宋朝的家法，所以特意把它表明出来。某月某日 唐宪宗对宰相说：“太宗凭借神圣的资质，群臣进谏仍然要反复多次，何况朕昏昧，从今以后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卿应当反复进言十次，不要只说一两次。” 我考察唐太宗接受劝谏以后，能够继承这一点的，大概只有宪宗吧？宪宗知道李绛多次议论朝政得失，就提拔他在身边任职；看见白居易的诗篇有规劝讽谏之意，就召他入翰林；如今又这样告谕宰相，确实懂得太宗的用心。然而，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朝廷考察贤良方正，本来是为了求取刚直切实的言论；等到牛僧孺等人直言进谏，宪宗反而斥退驱逐；甚至连考官也因之被贬谪，这是他不能继承太宗的一点。裴均违反约束，进献银器，李绛等请求退还，宪宗不但不听，还下令进奏院：“从今以后各道进献，不得报送御史台。”这是他不能继承太宗的第二点。李绛多次说吐突承璀奸邪，承璀已经出任淮南监军，宪宗却突然夺去李绛的宰相职位，召吐突承璀任中尉，这是第三点。淮西平定以后，宪宗逐渐骄奢，皇甫镈、程异了解他的心意，多次进献羡余财物，并都得到同平章事的职位；裴度极力说不可，宪宗却怀疑他结党，这是第四点。宪宗相信方士的说法，寻求金石炼成的药物，起居舍人裴潾论说这没有益处，便被贬为江陵令，这是第五点。唉！宪宗号称能听取言论、接受劝谏，尚且不能克制自己，失去了当初的心志，何况那些本来就没有这种意愿的人呢？如此看来，贞观之治能够比肩成王、康王的盛治，而元和之政却不能善终，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淳熙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资治通鉴》记载：唐宪宗在延英殿召见群臣，李吉甫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当享乐。”李绛说：“汉文帝时，兵器没有沾血，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贾谊尚且认为这像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不能说是安定。如今法令不能制约的地方有河南、河北五十多个州，战马和边地尘土相接，近处接连泾、陇，烽火屡次使人惊恐；加上水灾旱灾时常发生，仓库空虚。这正是陛下早起晚睡、忧勤政事的时候，哪里能说是太平，仓促享乐呢？”皇上欣然说：“你的话正合朕意。”退朝后对身边人说：“李吉甫专门谄媚取悦，像李绛这样才是真宰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译我听说，喜欢意见相同、厌恶意见不同，是普通人的性情。喜欢相同，谄媚阿谀的人就日益增多；厌恶不同，正直宽厚的人就日益疏远。谄媚的人增多，正直的人疏远，国家想不混乱，能够办到吗？君主应当对此特别加以考察。如今宪宗既然知道李绛贤能，又知道李吉甫奸佞，明确表示升降黜陟就可以了；却让他们同时居于宰相职位，这与把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器皿、让牛和骏马共食一槽有什么不同？他们必定不能共同谋划，这是一定的。我曾考察古今，善于这样做的没有超过汉武帝，而最善于这样做的没有超过本朝太宗。汉武帝说汲黯是近古以来的社稷之臣，不戴冠就不召见他，这固然知道他的贤能。汲黯当面指责张汤用法深刻苛细，又当面斥责公孙弘怀有欺诈、粉饰聪明，汉武帝却忽然不再察觉，反而任用公孙弘为丞相、张汤为御史大夫，把汲黯弃置在外郡。这样看来，谄媚阿谀怎么会不增多，正直宽厚的人怎么会不疏远呢？我朝太宗却不是这样。他在京城任职时，贾琰、窦偁同在幕府。贾琰善于谄媚，多方逢迎，窦偁常常厌恶他。太宗和诸王宴饮射箭时，贾琰在旁边，多次称颂太宗的德行。窦偁斥责他说：“贾氏子巧言令色，难道心里不惭愧吗？”太平兴国年间，太宗提拔窦偁为参知政事，他入宫谢恩时，皇上对他说：“你自己想想，为什么能到这个职位？” 窦偁说：“陛下因为我过去在藩王府中的旧交，所以出于恩遇提拔我。”皇上说：“不是这样，你曾经当面斥责贾琰，朕是因为欣赏你的正直才赏识你。”如此，谄媚阿谀还有什么理由敢于进用，正直宽厚的人又有什么忧虑而不能被听见呢？所以说：“善于这样做的没有超过汉武帝，而最善于这样做的没有超过本朝太宗。”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九【承明集七】宋周必大撰写 东宫故事三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 《说苑》记载：子贡问孔子：“如今的臣子中谁最贤能？”孔子说：“我还没有看出来。当年齐国有鲍叔，郑国有子皮，都是贤人。”子贡说：“那么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孔子说：“赐啊，你只知道一个方面，不知道另一方面。你听说过推荐贤人叫贤能，还是亲自出力叫贤能吗？”子贡说：“推荐贤人叫贤能。”孔子说：“对。我只听说鲍叔推荐管仲，子皮推荐子产，却没有听说管仲、子产推荐过别人。” 我听说，臣子的功劳有两种：一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另一种是凭借众多贤人的力量。凭借自己的力量，虽然可以说非常辛劳，但施加给世人的利益有限；凭借众多贤人的力量，虽然可以说十分安逸，但施加给世人的利益却无穷。这一点不可不辨明。从前春秋时期，齐国有管仲辅佐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正道，功劳很大。等到他去世以后，齐国很快就不再振兴。郑国有子产，爱护百姓如同母亲，以礼治理国家，晋、楚虽然强大，也不敢出兵侵犯，功劳同样很大。等到他去世以后，郑国也随即衰弱。这两个人，只是运用自己的力量，所以功劳不能流传到后世。至于鲍叔知道管仲贤能而推荐他，因此造成齐国的霸业；子皮知道子产贤能而推荐他，因此造成郑国的兴盛。这两个人能够运用众多贤人的力量，所以功劳不止于自身。假如管仲也能继续寻求贤人并推荐给齐国，子产也能继续寻求贤人并推荐给郑国，那么齐国的霸业、郑国的强盛，即使延续百世也可以。我们的孔夫子评论臣子的贤能，真是抓住了关键啊！二月二十三日 《三朝宝训》记载：真宗咸平三年，在崇政殿接见太子太师张永德，从午时一直到未时，又继续了几刻钟才结束。我听说，唐朝最盛的时候，没有超过三位君主。考察他们达到治理的原因，都是把亲近文儒、勤勉信任政事作为根本。比如太宗做秦王时，开设天策府，设置属官十八人，分成三班轮流值日宿卫。朝见和处理公务的空闲，总是讨论文籍，有时直到半夜才睡，所以能够成就贞观之治。后来有明皇，设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有的编修书籍，有的侍奉讲学。当时有人认为这是没有益处、徒然耗费，张说说：“自古帝王在国家无事时，没有不崇尚宫室、扩大声色享受的。如今天子却独独礼遇文儒，阐发典籍，所得益处很大，所受损失很小。”皇上重视他的话，所以能够达到开元盛治。再后来有宪宗，他曾在延英殿和宰相讨论治国之道。天晚了，暑气又盛，汗水透过御衣，宰相担心皇上身体疲倦，请求退下。皇上挽留他们说：“朕进入禁宫后，能够相处的只有宫人和宦官。我乐于和卿等共同谈论治理国家的要旨，根本不知道疲倦。”所以能够成就元和之功。到了我朝真宗继承太平安定的运势、守成前代盛大的基业，仍不自满自足，勤于询问访求，召见旧臣，经过很长时间还没有结束。拿唐朝三位君主相比，也可以无愧；咸平年间的政治超过唐朝，难道没有原因吗？某月十二日 唐代李晟收复京师，皇上思念李晟的功勋，制定纪功碑文，让皇太子书写，刻在东渭桥旁，使它与天地一样长久。又命太子书写碑文，赐给李晟。贞元五年九月，李晟与马燧在延英殿觐见，皇上赞美他们的功勋，下诏说：“从前我英明的祖先扫除隋末的荒乱，有勇猛之士、不怀二心的臣子，彰明文德，恢弘武功，于是绘制他们的容貌，排列在这座阁中。中宗时，有桓彦范等人显著建立辅佐拥戴的功绩；明皇时，有刘幽求等人申明辅翼奉行的功勋；肃宗时，有郭子仪扫除灾乱。如今有李晟等人保卫安定朕身，应当按照年代先后，各自把画像绘在旧臣之后。仍命皇太子书写朕的这道命令，把它记在墙上。”又命皇太子书写这篇诏文，赐给李晟，刻石立在宫门左边。我听说，高贵的爵位、丰厚的俸禄以及对将帅的宠爱优待，足以使人一时富贵，却不足以荣耀后世。至于君主既亲自制定纪功碑文，又亲自下令绘制画像，又命皇太子书写后赐给他，这难道只是当时的宠遇吗？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荣耀。考察唐朝中兴时期，所谓将帅本来不少，能够以功名始终如一、有声誉而没有瑕疵的，只有郭子仪和李晟两人罢了。他们穷尽富贵、达到极高的地位，确实相差不多。至于皇帝亲自撰写褒奖赞美的文章、太子亲笔书写的恩宠，这是李晟所拥有而郭子仪所没有的。我还曾推究其中的原因：李晟虽然出身军中，但天性忠义，仰慕魏征的为人；皇上每次顾问他，他必定极力直言、不顾自身，尽到大臣的节操。而郭子仪多谈军政，其他方面却没有听说。评论将帅之事，他有余力；评论大臣之事，他却不足。两朝给予他们的待遇，本来就有轻重不同吧。六月三日 孟光问郤正：“太子学习什么，以及他的性情和爱好怎样？”郤正回答：“侍奉父母恭敬谨慎，早晚都不懈怠，有古代世子的风范；接待群臣，举止都出于仁慈宽恕。”孟光说：“像你所说的这些，家家都有。我如今所问的，是想知道他的权变谋略和智慧机巧怎样。”郤正说：“世子的道，在于承顺父母的心意、竭尽欢心。既然不能擅自妄为，那么智慧机谋就藏在胸中，权略应时而发；这些有没有，哪里可以预先设定呢？”孟光说：“天下还没有安定时，智慧和谋略最为重要。智慧和谋略虽然有天赋的成分，但也不是靠力量就能勉强造成的。储君读书，难道应当仿效我们这些人，竭力博闻强识，以等待君主询问，像博士探究经义、讲习考试来求取爵位一样吗？应当先致力于最紧要的事情。”郤正深深认为孟光的话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