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五十四【平园续稿十四】

译《杉溪居士文集序》登上文章的名册，本来就很难；在文章之中，诗又尤其困难啊！刘梦得说：“内心的精微之处，发出来就是文章；文章的神妙之处，吟咏起来就是诗。”司空表圣也说：“文章难，诗尤其难。”他又曾用饮食作比喻：饮食不能没有盐和梅，但它的美味常常在咸、酸之外。这两种说法，前辈是有所取法的。古代用四种技艺教育士人，在庭前教诲子弟，都把诗放在首位。本朝苏氏自己编定《东坡前后集》，也先列诗篇，它的源流已经很远了。如今杉溪居士刘公，大概在这些道理上有所领会吧？起初我年轻时，听到刘公一有诗作，便立即亲手抄写、口中吟诵。品味《清江引》，就想进入技巧之上而达到神妙境界；吟唱《出塞行》，就像看见旗影、听见鼓声一样。读《大堤曲》《长相思》，又像望着归来的船只、面对斜月，听见有情人和思妇的切切诉说。其他如描摹物象、赞美今世而感怀古代、登临时的比兴、酬答赠送和送别饯行，也都凌驾于前代贤者，超过同辈。大概他从天资得到的，是气质和顺、内心平和；从自身努力得到的，是学问丰富、功力深厚。所以对于所谓最难的诗，他既然已经做得优异，那么他的制诰有体制，议论有根源，铭志能够叙事，偈颂多能通达义理，本来就只是余事了。他用文采修饰王道，成为诸儒之冠，统领并规范乡党，确实是有原因的啊！刘公名才邵，字美中，世代居住在庐陵。二十四岁时，在大观三年以甲科释褐。宣和初年，又考中词学第二名；两次任职馆阁，一次掌管外制，两次入直翰苑，官至工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请求归乡后优迁为显谟阁直学士，奉祠，死于家中，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孙子、承议郎刘恪，汇编刘公文集为二十二卷，交给他的儿子、国学生刘千龄。到这时刘千龄请我作序，所以我追述所见所闻，题写在卷首。杉溪公是他的自号。嘉泰元年二月一日。《汉兵本末序》临江自三位刘氏以来，研究汉代史取得成就，这门学问盛行起来。如今徐筠孟坚已经撰成《汉官考》四卷，季天麟仲祥又惋惜司马迁、班固没有写兵志，于是穷究军事的始末，分类编成一部书，用史家原文作注，条理完备。凡中外各军，以及将帅姓名、奖赏功劳、惩罚罪过、由戍守、编制、考核，到兵器、马政等，全都相互参照讨论，没有遗漏。季天麟多次请我为他的意旨作序。我看《周礼》虽然分设六职，但小宰用官府的六种联系来统合国家政务，把军旅之事与祭祀、宾客等七项事务并列；司马名义上主管治兵，所涉及的多是坐、作、进、退，而徒役、旗帜、车甲之类分散在六官职掌中，大师统率众人的礼制又在宗伯那里。后世只图一时便利，古代制度于是消亡。人们只知道井田一毁坏是四民的祸害，却不知道国家的兴衰、治乱全都出自军队，这是国家的祸害。人们只把秦国开通阡陌归罪于秦，却不知道改变内政、首先造成这种局面的其实是齐国。古代卿大夫之家称百乘，诸侯国称千乘，天子则称万乘；制度始于四丘组成一甸，甸中有战马、兵车、牛、甲士和步卒，因此军队和田猎共同训练，文事和武事遵循同一道理。汉朝承接秦朝之后，兵农幸而没有完全分开；如果想恢复古制，仍然容易着手。到了汉武帝穷兵黩武，又加上横征暴敛，国家还怎么能说不缺兵呢？将帅每每难得其人，是有来由的。因此我借汉代的过失，旁及先王遗留下来的用意，使求学者有所考察。嘉泰元年二月既望。

译《求斋遗稿序》庆元戊午年春天，永丰人邓傅之十九岁，带着文章来拜访我，说：“尧帝时代教化已经明备，即使是康衢上的小孩子击壤而歌、老农唱歌谣，也都可以传诵，何况卿士呢？那种音乐的和谐，上可以使飞凤来仪，下可以使走兽起舞，何况普通百姓呢？”我对此感到惊异，便以礼相待。从此他多次来访，总是把我当作师友，恳切请教。我询问乡人，他们都说邓传之天资早熟，积累学问勤奋笃实。他十三岁写祭祀叔祖的文章，十五岁写《登山赋》，语言多有老成苍劲之气。十六七岁时，他跟从儒学前辈曾丰防度学习，县令黄景说岩老讲授诗文；又侍奉族伯约礼文范，当时文范任职永嘉。他因而出入叶适正则门下，归来后写《求斋记》，大意是想向内心求取本性，在外部收回散失的心志。他又论颜子的快乐，认为快乐只在广泛学习、修饰辞藻、组织文章，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的志向如此，我正期望他取得远大成就。忽然他因病来告，我急忙送药给他，没想到讣告很快就送来了，实在可惜。后来有一天，他的父亲亲自搜集遗稿四帙，请我在卷首题字。邓传之继承六经学问，尤其喜爱读《易》，有《系辞说》一卷。他评论《史记》《汉书》中的名臣以及诗、赋、记、序、箴、铭、杂说，都出入于经传，推阐义理。科举文章也没有荒废。我听说李观元宾在贞元壬申年考中进士，第二年考中词科，又过一年，二十九岁时去世。韩退之替他撰写墓志。后来李汉编纂《韩集》，其中铭志十二卷、将近七十篇，都是从元宾开始的。由此他的文章和品行更加彰显，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二十一篇。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继续进步，难道会比不上元宾吗？可是他没有得到一项官职，只留下遗稿；当时又没有韩退之这样的文章家，谁能使后人相信呢？姑且详细叙述事情的始末，稍稍宽解他父亲的悲痛。嘉泰元年二月二十日作序。《仲并文集序》【辛酉年夏】江都人仲并，字弥性，从小就卓异不群，潜心求学，竭力排斥王氏偏颇的一家之说，只以六艺和孔子、孟子为老师。他的笔势轻快飘逸，俊美的声名传播很广。绍兴壬子年考中进士。高宗正急切求取人才，甲寅年，丞相朱胜非执政，松年和一两位侍从相继推荐他入朝应对。皇帝一见便加以褒奖，特意改授京官。词臣王居正起草制书说：“学问能够辨明是非邪正，大概可以算作孔子所说的可以共同求学的人。”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以及他对自己的期望，都认为可以很快跻身公卿。有人怀疑他年少资历浅，应该先试以政事，补任外官后离京。绍兴三年丁巳，丞相张浚执政，又与求、与义再次以他的名声上奏。召他到京城，但枢密使秦桧很不以为然。他立即称病，出任京口通判。从此在闲散退处中蹉跎了二十年。孝宗初年，提升为丞光禄寺，晚年任蕲州知州。他的议论和才略，既未能完全得到任用，平生著述也多散失。他的外孙、南安太守孟猷喜爱学习、喜欢修养，学问有渊源，于是搜集编成《浮山集》十六卷，请我作序。我妻子的娘家与仲公有姻亲关系，而且我曾经和他同朝为官，熟知他的才华，所以乐意替他说几句话。文章体裁很多，吟咏性情的作品，没有比诗更重要的；仕途上的应用文字，没有比笺启更急切的。作诗，如果构思深远，文辞有时会不协调；次韵作品写得多了，句子有时会受到牵制。仲公的古诗、律诗，像王良、造父驾驭骏马、驾驶轻车，有奔驰超越、绝尘而去的气势。他和作险韵诗，如同从茧中抽丝、在泥中盖印，越写越新。他送妹妹的长诗，孝顺、友爱、慈爱洋溢在字里行间，几乎想要上接《风》《雅》，多么盛美啊！他的四六文叙事，虽然宏大奔放，但关键处确实严密；对偶虽然工整，却不受骈俪格式的拘束。最后那篇《蕲州谢上表》，用古文来写今体，自成一家。凡是安定国家、抚育百姓、根据旧制而开创新局的思想，都不愧于前代贤哲。这是由于学问广博、见闻丰富，并不只是天才迅发而已。他其他议论时事、分条陈述利害的文章，深切明白，务求能够实行。《庄安常行状》所说的“三长”，以及杂著题跋，都清雅可爱。他又凭余力出入佛学，写戏曲歌词，没有一样不超过常人。他的才学达到这样的程度，幸而早早被君主所知，却不能从容任职禁省，歌颂国家大业，这大概是命运吧。即使如此，才华富足的人命运往往薄，文士常常如此，难道只有仲公一人吗？姑且详细写下这些，以慰藉南安太守因思念父母而生的凯风寒泉之情。

译《程洵〈尊德性斋小集〉序》自元祐年间起，苏文忠公有诋毁伊川程氏的话，程氏门人又怨怒，竭力排斥苏氏，于是学问和文章便分成洛学、蜀学两派，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错误的。绍兴甲寅年，我从湘中回到庐陵，婺源人程洵允夫任录事参军，带着一封长信和自己的文章来访；他把苏氏、程氏合为一家，我心里暗暗感到惊异。后来才知道，他与朱熹元晦是中表亲，从祖先以来就相互讲学；他又特别喜爱眉山苏氏的文章，撰写《三苏纪年》十卷，偶尔拿来给我看。其中苏氏父子的仕进、退居、诗文先后以及前辈议论涉及的内容，大都编纂完备。不久，程洵因病死在任所。又过了多年，他的族人、法曹程万里拿出《君尊德性斋小集》一编，其中合有古体、律体诗一百多篇，记、序、书、铭各二篇，论说四篇，志、表、行状、祭文、叙事、札子共五篇，表、启五十一篇。大体上议论正直平允，文辞气韵和润精粹。他曾记载同乡老师李缯的话说：“道有远近，学习没有止境，不能因为看见眼前近处便自行停止，一定要达到深远境界然后才有成就，这就是程氏的学问。”又说：“文章用来承载道理，万物各有其理，文辞只需把这种道理表达出来，这就是苏氏的学问。” 程君所得到的学问确实根本在李缯之学，难道会没有渊源吗？可惜他长期困于科场五十年，凭恩科入仕，任衡阳县主簿，调转一次便停止了，不能在世间显扬。因此我为他的书作序，来告诉后人。《帝王经世图谱题辞》汉代司马谈父子贯通经传，驰骋于古今，认为当时六艺的书已经数以千万计，所以有儒者学问广博却少有要领、劳苦而功效很少的话。唐代韩愈文章不停地吟诵，编书不停地翻阅，然而也只是记事时提取纲要，编纂言论时钩取幽深的意义。何况离古代越来越远，各种说法日益繁多，才学又赶不上前贤，当然会用力劳苦而见效甚微。这就是这部图谱创作的缘由。虽然分门别类编排事物的书本来很多，但能够旁搜远绍、把不同的事物会通为一体的，却很少。金华人唐仲友，字与政，对于书没有不读的，对于义理没有不探究的。凡天文、地理、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霸，都以经典为根本，兼采传注，分类汇聚，旁通贯穿，使相关的事物相互参照，使形声相互配合。有时推究消长的现象，有时列举吉凶的征验；对于郊庙、学校、京畿疆界、田野井田，尤其详细。每一类都作总说，附在后面，首尾条理分明，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每完成一篇，门人金式便抄写收藏起来，共积累了一百三十二篇。又得到与政的侄子唐▯的另一本稿本，彼此校勘，整理为十卷，按类别相从；唐▯分教庐陵，准备刻板交给学官校订，郡守赵侯善鐻帮助促成了此事。他嘱托我写题辞。水向东流，只有大海是它的归宿；车上装有指南针，行路就不会迷失。如今这部书以圣人为标准，折中取正，显示通达治理的道路，所以命名为《帝王经世图谱》，不是其他类书所能相比的。从前汉代儒者专门通晓一部经书，仍然遵守老师的学说，在家用它修身，做官用它决断事务。何况六经的旨趣、百代的规范，全都汇聚在这里。求学者如果能够凭借它广泛记诵、完备陈述，精心思考、博采考证，再以卓越而简约的原则守持，那么将来用于实际政事，难道不能抓住要领而取得功效吗？与政名叫唐仲友，年轻时考中两科，历任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出任信州、台州知州，升任江西提点刑狱。孝宗深知他的才干，不幸只活到五十三岁；他平生积蓄的学问，所能发挥的还不到百分之一。我每次和士大夫谈起，都共同惋惜，因此为他的书作序，并告诫后人。嘉泰元年七月日，前进士周某题。《曾氏〈农器谱〉题辞》绍圣初年，元祐党人苏文忠公苏轼南迁，经过太和。当地人、致仕宣德郎曾公安止献上自己所著的《禾谱》。苏文忠称赞它温雅详实，又替它作《秧马歌》，只是惋惜没有把农具编成谱录；当时曾公已经年老，来不及写了。后来不到几年，他的侄孙、来阳县令曾之谨才续成此书。凡耒、耜、耨、镈，车、戽、蓑、笠，铚、镰、蓧、蒉，杵、臼、斗、斛，釜、甑、仓、庾，共分为十类，附以杂记，刻成三卷；都考察经传，参照合并今制，没有不完备的。这可以补足伯祖的书，完成苏公的志愿了。其中叙述牛犁，是全书的关键。我曾经学习农事，因此推演其中的说法。《山海经》说：“后稷的孙子叔均开始创制牛耕。”世人认为牛耕起于三代。我认为不是这样：牛如果常在田地里耕作，周武王平定天下后，为什么不把牛归还给农民，而要把它们放到桃林的野外呢？所以《周礼》中除祭祀用牛以外，只说用牛享宾、驾车、犒劳军队，并没有说到耕田。否则，牵牛践踏田地，正好借此取得稻谷，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怎么会设置夺牛治罪的比喻呢？《诗经》说：“砍除杂草，砍除灌木；耕田翻土，土地松软；一千对耦耕者共同除草，走向低湿地，走向田间小路。” 又说：“农人磨利了农具，开始在南边田地耕作。”这说明春天竭尽力量耕作，全靠人的力量。到了收获、堆积粮食，像城墙、像梳齿一样高密，然后宰杀肥壮的公牛，用弯曲的角作社稷之神的报祭。如果真的让牛耕田，难道还不如迎猫、迎虎，把它们列入蜡祭吗？后来王弼注《易》，认为牛是耕稼的资用。宋景文公宋祁驳斥说：“古代牛只用来驾车，《尚书》开始说牵牛驾车，《易》说用牛驾车、用马乘骑。”汉代赵过才开始教人用牛耕田，大概依据的是贾思勰《齐民要术》。我认为王辅嗣当然错了，贾思勰和宋景文也没有说对。按《论语》，孔子对仲弓说：“杂色牛的幼牛，红色而且角端正；即使想不用它，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这是圣人的格言。大概耕田用的牛，纯色、杂色，母牛、公牛都可以；祭祀用牛则既不能杂色，也不能不是公牛，所以说“红色而且角端正”。注疏却把“犁”解释为杂色，把“骍”解释为纯赤色，把“角”解释为周正；近世诸儒都沿袭这种解释。现在考察《周礼》牧人掌管四时祭祀牲畜，一定使用“牷”，牷是纯色；其他祭祀和凶事使用“尨”，尨是杂色。这就是纯色与杂色的区别。封人设置楅衡，《鲁颂》说“夏季设置楅衡，白色公牛、红色强壮的公牛”，这就是“角”字所表达的意思。

译我私下怀疑牛耕开始于春秋之间，所以孔子有“犁牛”的话，他的弟子冉耕字伯牛。《礼记》吕氏《月令》说“季冬节令拿出土牛，让农民知道耕作的早晚”；贾谊《新书》、刘向《新序》都记载邹穆公说：“百姓饱牛。”而耕牛露背耕作、除草，大概是在秦汉之际。赵过何必特意教人用两头牛合耕，只不过是费用减少而功效加倍罢了。《易传》出于魏晋，只是看见牛耕，便不再考察它的起源；贾公彦《考工正义》于是说牛耕起于后汉，他的错误尤其严重。那么《山海经》果真荒诞吗？回答说：班固《艺文志》记《山海经》十三篇，而刘歆校订时共有三十二篇，定为十八篇，已经不同。刘歆又说它出于唐虞之际；如今考察《史记》把不窋作为后稷之子，谯周已经说世代不合，何况叔均呢？因此无锡尤袤判定《山海经》是先秦之书，并非夏禹和伯翳所作，这一点很清楚。它成书在春秋以后，是没有疑问的。世人习惯于熟悉的见闻，大多被这种说法迷惑；我这样反复絮叨，也实在可以讥笑了！至于“杷”一类字，《扬雄方言》往往列出三个名称，耒阳已经把它们记载下来了。等到做官以后事务逐渐顺遂，将来每到一处，便逐一列举当地的名物，采录《方言》附在后面，这不就是所谓后世又有一个扬子云吗？嘉泰辛酉年八月。《曾无愧〈三英南北边筹〉序》高宗南渡初年，金人正强盛，朝廷无暇进行吊民伐罪之事，士大夫日夜谋划防守长江、淮河的办法。当时右正言吕祉的建议最为切实，后来以直龙图阁的身份统帅金陵，于是和属官吴若、陈克撰写《东南防守利便》三卷进呈。事情叙述详细真实，文辞也条理流畅。吴若、陈克都是文士，而吕祉则以建立功名自许。绍兴辛巳年，完颜亮背叛盟约。第二年孝宗即位，锐意恢复失地，不仅防守淮河、长江；当时尚书郎、临川人吴曾撰写《南北征伐编年》二十三卷，起于三国，终于五代，古今形势、军队胜负，贯通完备，没有遗漏；又汇集当时君臣议论，编成《分门事类》十二卷。他们之间的谋划呼应、攻守往来和通好之事，都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比吕祉的书更加详备。如今临江曾君三英又撰成《边筹》十八篇，南方进攻北方，事例有九：诸葛亮、纪瞻、褚裒、桓温、刘裕、宋文帝、陈显达、沈庆之、吴明彻。北方谋取南方，事例也有九：曹操、魏明帝、羊祜、苻坚、拓跋焘、太武帝、孝文帝、元英、邢峦、北齐。每个人各写一篇论，论述一个事件，都是援引过去来证明今天，依据事迹来探求内心。既考察成因又追究败因，可以说考察古事很勤奋，用心也很切实。将来把它进呈枢密院，必定有人能够运用张良、陈平那样的筹谋；传授给良将，必定有人能够合乎孙武、吴起的兵法。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理就不会徒然运行，难道只是刻舟求剑、按图索骥而已吗？嘉泰元年三月一日。《张良臣〈雪窗集〉序》富贵由上天决定，一经确定便不能改变，安于命运也就可以了吧？诗文却不是这样，要尽心尽力去写，期望达到古人的境界才停止。虽然如此，上天降生人才，本来就各不相同。孟郊贫困重重，韩愈富足丰厚；宫、商等音调合奏，才有可取之处。襄邑人张良臣，字武子，家居四明，专心学习，喜爱古学，考中龙兴进士。每天跟从魏南夫、史直翁两位丞相交游。做官二十多年，别人身着朱紫官服，他却困顿于青衫；别人享有钟鼎，他却以箪食瓢饮为乐。当时两位丞相推荐士人如同树林一般，他却穿着芒鞋、拄着藤杖，每天同高僧逸士来往，在莲社中参问，再也不把功名官职放在心上。淳熙末年，他才在行都主管仓库；但又骑着跛驴、穿着破衣，在灞桥风雪中磨炼心志。朝廷官员渐渐知道并喜爱他，都说他应当掌管六曹事务，逐步进入馆阁和太学。我当时主持两社，有意起草任用他的诏令，可是他病了，不能任职。这样以后才知道两位丞相从前没有任用他，是命运所决定的。命运既在上天，实在无可奈何。是谁使他耗尽心力、白天锻炼、夜晚熬炼，苦心从事吟咏，想要仿效陈无己的简古、吕居仁的淡泊？至于古赋、乐曲，又要把它们推向更高境界，忘记心力的艰苦勤劳，这难道不是天性和命运吗？十五年后，他的弟弟尧臣搜集古赋四篇、古体律诗数百首，题名为《雪窗集》。他托朋友曾三异请我作序。唉，富贵不能求得，张良臣本来安于此境。可是选择文学之路又自找苦吃，既有孟郊的困窘和交困，又没有韩愈的富足，彼此唱和而形成声音；上天和人，两方面都没有相遇。我实在怜惜并为他悲伤，所以详细记述事情的始末。尧臣也擅长作诗，大概就是所谓兄弟二难吧？嘉泰元年十二月日。

译《忠正德文集序》高宗中兴时任用了十五位宰相。忠、正、德、文四者兼备的，大概只有赵公赵元镇吧？这不是我的私下评论，高宗亲自大书赐给赵公的话就是这样。建炎三年，皇帝巡幸江浙，内外多事。赵公起初任尚书郎，皇帝已经采纳他的意见，停止王安石配享。很快他被选拔提升，一年之中历任司谏、殿中侍御史，终于成为御史中丞。皇帝对苑宗尹说：“赵鼎在言官之路上，极力履行职守。他所说的四十件事，已经施行了三十六件。”原来祖宗初次任命言官时，就设置簿册记录他们所言事项，考察多少和是否正确；已经施行的，便在下面用朱笔销记，外廷未必知道。此前政和以后，爵位赏赐日渐轻滥，赵公请求珍惜名器，抑制侥幸。各将领依仗功劳而骄横放纵，刘光世部将王德甚至杀死韩世忠的部将陈彦章；韩世忠也亲自率领部曲夺取金陵守臣连南夫的官署。赵公代理王德，在军中审讯他，又多次上疏请求依法治韩世忠的罪。强悍的将领渐渐知道畏惧。内侍冯益倚仗旧日恩宠辱骂张俊，赵公极力论说他的横暴，终于把他斥退驱逐。于是赵公凭借中正之名得到进用，登上枢密院。后来因阻挠辛企宗所授节钺而获罪，出任外官。等到入朝为相，他申明元祐年间的臣僚并无罪过，推荐任申先、张焘、范冲、朱震、王居正等人，使他们分布在清要近侍职位，彻底洗除章惇、蔡京、王黼轻率任用侍从的弊病。金人震动合淝，决开堤防，亲自进攻江淮；或许平定之后能够收复临安。公始终亲自承担国家安危，考虑周密，没有遗漏防备。大概公是解梁人，气节端正方正，学术纯正，文笔力量又超过常人。凡是处理军国机务，大多先由他起草，然后才由皇帝下诏发往外廷。论德行和文章，又有谁能超过他呢？当时，邪正分明，法纪大振，国势日益尊盛，指日可待恢复故土。适逢恩平郡王出阁封拜，待遇与孝宗相同，公请求稍稍有所区别；同僚从中诬陷离间，于是他被罢免政务。后来又发生南迁，进言的人常常指责公不赞成和议，但公平日从未有过任何偏向的言论。高宗朝政更新后，又特别进授观文殿大学士。孝宗继承先志，赐谥“忠简”，又追赠太傅，追封丰国公，并配享高宗庙庭。提拔任用他的几个孙辈惟韫和谧，分别任郎官、监官、部刺史、二千石，恩宠荣耀显赫，已经历经三朝。公论既已得到伸张，在九泉之下可以没有遗憾了。我曾读《唐史·李德裕传》，喜爱他向皇帝进献《丹扆六箴》，禁止外戚请求，奏请停止织造盘条缭绫，忠言正论著名于朝廷内外。等到他受到重用，就想尊崇朝廷、整肃臣下，使政令出自宰相；凡是凭借权术、迎合时势求进的人，他常常排斥他们；不让宦官监军牵制诸将，因而用兵讨伐叛乱。诏书交给宰相机构，于是下发处理报告。军机紧急时，武宗一定命令德裕起草诏书。德裕与公的事业，如同出自同一轨道。最为奇异的是，德裕从东都分司任上被贬为潮州司马；公奉祠居四明，以散官身份安置在潮州。德裕第二年又被贬为朱崖司户而死，公也被移置到那里去世。两人享年都为六十三岁，始终相似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后身转世吗？当初公被贬潮州，潮州人敬爱他，至今不忘。天道喜欢使善恶循环回报，如今谧来此地任守，追念祖先的功业，将把遗稿附在昌黎的文章之后刻印流传。共有拟诏一百一十篇，杂著八篇，古体、律诗四百多首，奏疏、表、劄各二百多篇，名为《得全居士集》，另以乐府四十篇编成别集。谧请我题写序辞。我考察本朝旧例，优待已故宰相，多赐嘉名，题在碑首，有用两个字的，也有加倍为四字的。公在世时，幸蒙皇帝亲笔褒奖，称许为“四美”。我已经在前文铺陈过了，何不就用这个名称作为集名，以昭示万世；与碑额相比，也应当更有光彩。谧说：“好。”于是写成这篇序。嘉泰元年腊月某日。《抚州登科题序》长江以南分为东西两道，从东向西，首先就是抚州。作为郡治，在三国孙氏时期，到隋唐虽屡有改置而不固定，但如今建昌军治所在南城，统辖南丰，进入闽地后成为邵武军，这些地方本来都是抚州的属邑。不只是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冠绝一路，而且文化文物兴盛繁多，也不同于其他地方。本朝最重视儒学科举，《临川图志》载有《题名记》一卷，从太平兴国五年乐史以下，直到淳熙七年，姓名都具备。如今州学教授富沙人刘填将增广内容，刻在石上，使后来者可以接续。郡人太学博士王克勤、士子涂公达请我题写序辞。治学本来是为了自己，文章流传后世，本来并不专门以求取俸禄官位为目的；然而如今从耕田、垂钓中起身求进，已经不同于古代。特诏举荐、征辟的制度，久已搁置不讲；士人进德修业，怀才抱艺，最大的愿望是使天下太平，次一等的也要以文章修饰礼乐文明，哪里能舍弃科举呢？因此二百多年间，贤能通达的人接连不断。姑且说说其中显著的：晏元献公进贤好善，王文公的文学和品行，曾子固巩主持文坛，这是一身所应当努力的。乐氏、曾氏、王氏父子兄弟相继登名科第，这是一个家族所应当努力的。名士如谢逸和他的弟弟谢薖，学术渊源深厚，砥砺节操、磨炼品行，厌弃科场而舍弃它；到了他的孙子谢源、曾孙谢枢，又相继考中黄甲。这说明本人不能显达，也一定会使后代昌盛，这又是一乡人所应当努力的。至于汪革凭奇异才华冠绝南省，陈儒因为版授而谦让，不肯居大魁，这些都是杰出于众人之上的人，后生难道能不想向他们看齐吗？近来乙未年，罗防在廷试中考取榜眼，刘尧夫脱去布衣而成为上舍第一，王克勤凭童子举进入馆阁，这又是盛大的事情；参加集会的诸位生员难道能不跟随他们的足迹吗？以上五点，有赞美，也有劝勉，教官培养造就人才的用意很深。王克勤再次考中进士，涂公达的先辈从元祐至今登科的有十多人，两位先生对此都十分热心，所以我赞美他们的志向，并一并写下这些。嘉泰二年二月初一日。

译《张文靖公文集序》德行盛大的人一定有言论，言论写成文章就能流传施行。远古以来，从帝王时代开始，臯陶广泛培植德行，伊尹亲身奉行而享有上天之心，说的就是这类人。从前孔子整理《尚书》，把臯陶陈述其谋略的话列在《三谟》开头；他又反复歌咏帝舜的歌辞；《伊训》说人人具有纯一的德行，《太甲》上、中、下三篇有一千多字，都载入百篇之中，因为它们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扬雄是汉代儒者中杰出的人，曾作《甘泉赋》称颂君主，搜求匹配的人才，难道没有其他人吗？他偏偏说是臯陶、伊尹一类的人，冠绝同辈、才智能力出众，可见他深知圣人的意旨吧。后世文士平日讲说古今，官位通达后掌管诏令，在侍从之列发表议论，在朝廷上谋划政务，有空便创作诗歌，寄托比兴。体裁虽然不一，总的说来都出自谋略和训诫。然而德行有高低等次，言论有精粗差别，流传的久近也一定随之不同。像参知政事、毘陵文靖张公，大概就是德行所发的言论、能够流传久远的文章。起初他因经学明达、品行修洁而发为辞章，接连考中科第，声名传遍四方；高宗时任著名御史，掌管内外制诰，后来登上两府之位。皇帝把他看作端正之人、正直之士，许多重大诏令都出自他的手笔。他陈述善道、杜绝邪说，防止奸佞、援引贤能，功劳不小。他再次任宰相，眼看就要登上宰辅之位，却正要徘徊退让；有时入宫侍讲经筵，有时出任大藩长官。虽然权臣专擅国政，使他的功业不能全部考究，但他的文集五十卷、奏议二十五卷，当时盛行于世。如今公的孙子户部尚书张抑学继承家学，多次请求我作序。我曾经考察公的德行，诵读公的文章，知道他的学术根本在臯陶、伊尹，谋略和际遇则类似虞舜、商汤，大概是中兴人物中的冠冕。我恭敬地题写在卷首，以补足任昉《文章缘起》的不足。公名守，字子固，另一个字全真。他的出处和事业，有已故宰相张忠献公所作的志铭记载，写于嘉泰二年九月。《王氏济美集序》大名王氏中有一位名言的人，唐末起家，任黎阳县令。他的儿子王彻历仕五代，任左拾遗。王彻生晋国公，凭雄健文章和深厚德行被艺祖简拔知遇，提升为监察御史，选任为乡邦长官，受到“昼锦”的褒奖。他曾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期望后人兴盛。太宗朝时官至兵部侍郎、开封府知府。他有三个儿子：长子任秘书丞，最终任袁州太守；次子就是丞相魏国文正公；幼子任应天府知府。孙辈曾孙辈繁衍，成为宋代名门。淳熙六年，黎阳王氏第八世孙任知信州，名从，出自秘书丞一支。考察他的族属，从晋公三个儿子开始分支分房，编成《世系》《世谱》，又作《槐庭杂记》。宣阳因为亲近关系抄录下来交给他的儿子王淹。王淹任庐陵通判后，已经把他的曾祖王震的《元丰怀遇集》刻印出来，请我作序。又搜集晋公以来史传、铭志、前贤记述和先世遗文，总编为十卷，名为《济美录》。又把文正公之子懿敏公编纂的遗事、懿敏公之子王巩的三编杂记以及他父亲的书信，合为一集并刻印。王淹从庐陵提拔为筠州太守，将要再次刻印以扩大流传，又请我作序。自周朝衰微以来，贤者一类被弃置，功臣的世系断绝。所以孟子用“故国不是靠乔木，君王已经没有亲近的臣子了”告诫齐宣王，大概是在讽刺他的上层统治。即便如此，有些人在朝廷身居职位，却不能守住祖业，反而忘记自己的根本；甚至公侯之家降为奴仆，篱笆小门也能凌辱他们。这难道只是上位者的罪过吗？如今筠州王氏父子没有丧失世代事业，并把它留给后代，他们远远比一般人贤能。起初，文正公以大理评事身份任岳州平江县令，《图经》记载两件事：一是公将要到任时，山鬼躲避自己的住处；这不过是附会公的尊贵，完全可以不写。然而国史杨文公的墓志却详细记载了它。另一件是，死囚应当定罪时，公整夜不睡，思考解救的办法。五更时，有个呵斥值夜更夫的人起来说：“相公将要出门，快准备好车马。”公果然出门，囚犯最终得以减轻罪刑。百姓感念他的德政，直到今天还奉祠祭祀，但流传的碑文反而没有记载。因此我特意把它写下来，使后人知道公的仁心和暗中积累的阴德，是从做县令时开始的，何况后来掌握宰相权柄呢？做官的人都应努力把他作为榜样，那么王氏的昌盛将和淮水一样长久，岂只是三槐在堂前枝叶茂盛而已！嘉泰二年闰十二月。

译《芮氏家藏集序》孔夫子说：“有德行一定有言论”，说的是内心积累了和顺之气，精英华彩从外表显露出来。如今在吴兴芮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公名▯，字仲防，另一个字国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广泛学习而修养洁净。考中进士后，常有慷慨忧虑时局的志向。乡里的前辈，如刘一止、沈玠等贤人，都敬重爱护他。绍兴末年，高宗将要禅位，殿中侍御史、蜀地名士张震把他的名声报告给高宗，高宗说：“这是能写古文的人。”当天就提拔为监察御史。不久他出入朝廷内外，深受孝宗了解，两朝都受到亲近礼遇，大概就是如此。不幸的是，他从司成调任后因病请求退职而死，年仅五十八岁。我当时在侍从班，与六曹长官、副长官以及给事中共同哀悼叹息，一起上奏说：“伏见已故国子祭酒芮▯，德行足以匹配前代贤人，文章高出当世，恭谨自守，从不与外物争竞；一旦任官行事，便秉持正义、据守正道，有不可改变的意志。故相秦桧当权时，同乡沈长卿作牡丹诗，有人揭发说是诽谤讥刺，便牵连芮▯作为证人，廷尉逮捕审治芮▯，芮▯竭力辩明这件事不实。沈长卿经不起笞打拷掠，亲自书写诬陷自己的供词。狱吏拿给芮▯看，芮▯说：‘沈长卿诬陷自己招供还可以，我芮▯怎么敢作假证？’狱吏另外查出芮▯任仁和县尉时所作的诗，其中有‘如今成为尘埃中奔走的人’一句，便以怨望之罪论处。等到应当进言时，他上奏却没有说出实情，被远远贬到武冈，丝毫没有为自己申辩。公道大开后，朝廷收录任用他，把他安置到御史台和省部。不久他出使东广，节操更加坚定；按照旧例，供给馈赠积累至数千缗，他却暗中把它们输送入公帑。回程经过曲江，便把班犒分给郡县中缺乏按月俸给的官吏。他处事和顺而不违背众意，清廉而不靠近名声，大多如此。陛下从司业提升他为祭酒，知道他经学明达、品行修洁，告诉宰臣说：‘侍从职位一有空缺，赶快任用他。’等到芮▯请求奉祠，朝廷优待他，进升为右文殿修撰。两学学生为他饯行的有数千人，观看的人都叹息。考察芮▯最初授司业是在乾道五年八月，住在家中一晚便可以到任。当时官阶已经是员郎，任职满一年便是六年冬，按照祭祀制度应当任用他的儿子。他迟疑超过时日才起身，遇到郊祀时已经差了两旬。又考察祭酒属于从四品，班次排在太常、宗正、秘书少监之上。芮▯病势尚未恶化，若再留几天，必定升迁；否则也应当让他退休。他临终遗奏还请求授官给两个儿子。然而芮▯先前迟缓入朝，后来果断离任，替子孙打算的人，难道会这样做吗？希望记录下众多美德，归还皇帝所加的恩典和待遇，使天下知道圣朝尊重贤者、激励风俗，不论是存是亡；【阙】写入史册，也足以劝勉廉洁谦逊，并非创例。众人都称善。只有与公同年出生的给事中认为此事为难。众人本来想上奏，有人说：“银台如果提出不同意见，怎么处理诏书呢？”众人茫然，于是停止了。后来皇帝追念公，终于任用他的弟弟煇为八座，公的几个儿子也于是有人入仕，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我任学官、馆职时，史官和御史的席位都还没有坐热，公便接着到来，任校书郎。公曾有吕防赠刀的梦；等听到公的讣告，我又梦见写文章祭奠公，醒来后记下其中四句，完全写尽公的德行：“君子所凭借而又不结党，小人所畏惧而又不忌恨。”这大概是精神相交吧。如今公的儿子邵武太守立言、上高县宰等，搜集公的《易传》一卷、诗四卷、奏议二卷、表、启、书、劄、论、赞、记、序、杂著、长短句共七卷，请我作序。公博通各部经书，尤其擅长《易》。坎卦的卦象说：“君子因此恒常修行德行，学习教化事务。”一般人多用修治自己、修治他人来解释，公却说：“坎卦只有平素不断学习，处在险境中才不会失去常态。到了危险临头才学习，又有什么用？所以初爻单说‘习坎’，其他爻只说‘坎’而已。”不过，“习”字当作脱离险境讲，却又重新陷入坎坷深穴，是为阴柔而才智浅薄的人设置的。公论离卦九三说：“太阳到了正中必然西斜，人的一生必然死亡。应当像曾参更换床席、子路系好帽缨那样，在生死关头仍然安然自若。”一叹息就会迷惑，迷惑就会凶险。把这两件事考察于公的一生，他难道就是所谓不是随便知道，而是真正实行的人吗？至于他的其他文章，内容正大而文辞通达；诗篇醇厚精粹而意味悠长，全都是有德者的言论。因此我先陈述两朝圣明的鉴识，其次列举侍臣和公论，随后记述我同公交情深厚的始末，正如元城刘忠定公为丞相忠肃公文集所作的序，只是写得更为详尽罢了。嘉泰三年正月。《文忠集》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五十五【《平园稿》十五】宋周必大撰 序四【《斋说》《堂庵说》《字说》附】《沈氏论语解序》扬子说：“圣人的言论深远得如同天空，贤人的言论切近得如同大地。《易》经过三位圣人制作，《诗》《书》《礼》《乐》《春秋》都由夫子删定、修改和编订，这些是圣人的言论。孟子、荀子、扬雄、韩愈阐明经书训诫，辅助治国之道，这些是贤人的言论。兼有这两者的，难道只有《论语》吗？治家治国、立身行道，夫子平日所说的话，就像日月星辰光明显著，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却不知道它为什么明亮；又像四时运行，没有一样事物不受其推促，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运行，这不就是天吗？门下弟子有的请求增益，有的询问疑难，往往指着具体事情来请教；把它比作山川，有固定的形体，高低深浅还可以测量；草木有固定的形状，名称物类或许可以辨识，这不就是地吗？这确实是五经的关键、六艺的要领。学习者如果想时时温习圣人的言论，除了这部书还凭什么呢？”吴兴沈文炳，字尧文，世代是儒者，年轻时在国学中已有声望；后来奉养父母而不做官，只专心于这部书。他的儿子多次抱着遗留下来的编本，来求我写一句话。“《易》不是说过吗：‘仁者见到它称为仁，智者见到它称为智。’也不过是借助道来尽到自己的本分罢了。至于那些认为它没有用处、反而攻击异端的人，与此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嘉泰壬戌年腊月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