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九【二老堂杂志卷一】

译论富贵。孔子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手持鞭子赶车的差役，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能求得，就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孟子引用阳虎的话说：『一味求富，就会不仁；一味求仁，就不能富裕。』大概人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能用力量求取，也不能靠智谋造作。这就是孔孟的学说。小人追求富贵，为了富贵什么都做得出来，严重的甚至败国亡家，都是把求富当作富贵本身的人。论德与诚。有人问：“以德行仁就能称王，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德就是真诚。以真诚来实行仁政，然后才可以称王。” 《尚书》说：“恭敬节俭才是德，不要承载你的虚伪。” “实行德行，内心安逸，每天都能得到美善；制造虚伪，内心劳苦，每天都变得笨拙。”这些话都把德与虚伪相对，所以说：“德就是真诚。” 《酒诰》。扬子说：『从前解说《尚书》的人，篇序列到一百篇，《酒诰》一篇忽然空缺了，如今已经亡佚。』那么，扬子所见的是古文《尚书》吗？如果是，既然《酒诰》实际上并未亡佚，而《汨作》《九共》《槀饫》之类亡佚的篇章很多，为什么他都不说呢？如果扬子所见的是今文《尚书》，那么怎么会有浑厚广大、深沉庄严的话呢？一定有人能够辨别其中的真伪。郑子产。郑国子产遇到火灾，不举行禳祭；遇到水灾，也不举行禜祭【昭公十九年发生龙争斗之事】；对于异常现象也不亲自察看，百姓因此觉得奇怪。用智谋笼络愚人。上驷、中驷、下驷的说法，就是狙公欺骗猴子所说“朝三暮四”的故事。《列子》说：“圣人用智慧笼络众多愚人，何必一定是圣人呢？” 古人写文章以事件联系月份。司马相如《孟冬十月》说：“君王前往郊外祭祀。”《文选》则说：“暮春三月，江南草木生长。” 井蛙与骅骝。井底之蛙不能同它谈论大海，是因为它的见识狭小；骅骝不能让它捕捉老鼠，是因为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太大。小与大虽然不同，但各自适用的范围是一样的。楚熊渠子与李广射石。《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记载：熊渠子夜行时看见一块像人躺卧的石头，以为是伏虎，便张弓射去，箭杆都没入石中，箭羽也几乎贴近石面。他低头察看，才知道是石头；再射时，箭折断了，石上却没有留下痕迹。熊渠子是因为心意诚笃，连金石都能被感动而裂开，何况是人的内心呢？李广在北平出猎，看见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以为是老虎，便射去，箭也射入石中。他走近查看，才知道是石头。后来再射它，箭却始终不能射进去。这两件事正好相类似。高祖与先主的功业。高祖从汉中兴起，建立了帝业；先主却只能困守小小的梁、益二州，始终没有成功，这都是天意，而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曾作《诸葛孔明赞》说：“从前我高祖在这里开始创立基业，既然想要成就那座大厦，怎敢废弃它的根基。” 高祖、武帝对待士人的厚薄。世人都说高祖最能识人，所以谈到三杰的功劳时，他对张良称字叫“子房”，而对萧何、韩信却直接称名。他对待臣下本来就有亲疏厚薄之别；至于把帽子浸在酒里、叉开双腿坐着接见儒生，那不过是庸人的行为罢了。后来武帝才略雄伟，很有些高祖的风度：他曾在厕所旁接见大将军卫青，不戴帽子接见公孙丞相；但到了汲黯，却不戴帽子就不肯接见。主父偃的才智不足以了解这一点，他入关后想通过卫青来求得任用，却不知道武帝待卫青其实极为轻薄，难道会因为卫青推荐士人就责怪他吗？他不明白这一点，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主父偃后来早朝上奏书，晚上皇帝就召见士人，难道这种待遇本来就该由他自己取得吗？张良没有享受祭祀。张良对于高祖来说，大概是上天所授予的贤臣；至于他运筹帷幄的功劳，暂且不谈。鸿门宴上，张良预先察觉危险，项伯因为张良而背叛自己的主人，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遮护沛公；否则沛公的性命就不够抵挡项庄的剑了，哪里还敢希望几百年后仍享受祭祀呢？张良是保卫社稷的功臣。孙子即使犯了很大的过错，尚且还可以宽宥十代，为什么张良的后代不但没有顾念继承他的爵位，才过十年就被夺去了封国？查《功臣表》，说是“因与门大夫杀害原楚国的内史而获罪”；《张良传》则说是“因不敬而获罪”。这些罪过都不至于断绝祭祀，但孝文帝却把这件事看得很轻。到了元康四年，只恢复了他的家族地位，最终仍没有恢复封爵。汉家真是太少恩德了！有人说：张良多有阴谋奇计，是造物主所忌讳的，所以他虽然能够凭智慧保全终身，却使封国失传、祭祀断绝，转眼间便消失了，这话是真的吗？还是不是真的吗？袁安、吴雄的葬地。汉代袁安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让他寻找墓地。路上遇到三个书生，他们指着一处地方说：“葬在这里，后世当做到上公。”片刻之间，三人便不见了。袁安对此感到奇异，于是把父亲葬在他们所指的地方，因此几代都兴盛显赫。考察袁安审理楚王案件中的牵连人员、释放匈奴俘虏等事情，可知他临事如此，平时用心也是仁厚宽恕的。神灵之物显现吉祥征兆，使他的家族昌盛，这难道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吗？范晔的史书记载此事，也足以垂示劝诫。但世上拘泥于阴阳家的说法的人，往往借此作为口实，说贵贱、贫富、生死、福祸全都取决于坟墓，完全不问自身行为如何，于是庸俗的术士和妖妄的巫师才得以推销他们的法术。至于河南吴雄，年轻时家里贫穷，母亲去世后，他在别人不肯埋葬的地方营造墓穴，选择在那里安葬，丧事很快办完，完全不问日期时辰。医生和巫师都说这样会使全族遭殃，但吴雄不予理会。吴雄既通晓法律，审断案件公平，又从孤单的仕途起步，最终做到司徒；他的儿子吴防、孙子吴恭三代都担任廷尉，成为以法律著名的家族。这些都是范晔所记载的。我特意把它列举出来，是要告诫那些不修治自身人事，却拿袁安作借口的人。皋陶。《后汉书·杨赐传》说：“三位后代成就功业，皋陶却不在其中。”《左传》说：“皋陶，字庭坚，他的祭祀被忘掉了。”禹的后代自不必说，契的后代成为商汤，稷的后代建立周朝，到了唐朝才说唐朝皇室的系谱出自皋陶。天宝年间，追尊皋陶为德明皇帝。把曾子当作圣人。

译《论语·泰伯篇》说：“有才能的向没有才能的请教，知识多的向知识少的请教；有却像没有，充实却像空虚。” 这是曾子的话。唐太宗却说孔子所称许的是“能向人请教”，孔颖达回答说：“这是圣人教人谦虚罢了。”一时之间，君臣的问答以及史官删削文字的做法，全都不合正理，却径直把曾子当作圣人，为什么呢？唐代开元钱。《旧唐书》记载，武德四年七月丁卯，废除五铢钱，开始通行开元通宝钱。《谈宾录》认为钱文是欧阳询所书，而《青锁集·杨妃别传》却说这种钱是在开元年间铸造的，背面有杨妃的印记，出自杨妃。吴曾的《漫录》已经载有辨正错误的文字。我认为唐代铸造的钱很多，如今只有这种钱流布天下，而且特别光亮，烧它还会有水银析出，可以治疗小儿急惊风；其他钱却都不再见到，这是为什么呢？韩退之逐鳄与台参。韩退之的传记记载了他在潮州驱逐鳄鱼的事，但李翱的行状、皇甫湜的神道碑和墓志铭都没有记载。又有传言说，韩愈担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时，特降诏免除台参。李绅任御史中丞时，上奏弹劾韩愈，韩愈拿诏书为自己辩解。后来弹劾的文书纷纷而来，宰相认为台府之间不相协调，便把两人都罢免了。但行状和墓碑却说，因为李绅任御史中丞，便将韩愈用刑具押送到府中，让人用京兆尹的杖责打他；韩愈却放走了囚犯。李翱、皇甫湜是同时代人，不应当妄加捏造，难道是因为鳄鱼之事接近怪异传说，所以删去了它吗？如果真有诏书免除台参，李绅怎么敢争辩？皇甫湜认为李绅正受宠，将来早晚会做宰相，韩先生却不了解这一点，这本来就很可耻，所以才舍弃了放走囚犯的事情。宰相把两人的官职都改动了，这件事应当可信。本传只是根据《昌黎集》的记载写成的吗？薛元超没有用字行世。《唐书》对于用字行世的人一定会明说，例如阎让，字立德，就是这样。薛收的儿子名叫薛振，字元超，杨炯所作的行状中有记载，但史书却直接写作元超，没有说他是以字行世。《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二老堂杂志》卷二〕。宋代周必大撰写。史官改定制诏。本朝历代圣主的实录中，凡是当时颁下的制诏，往往被史官改动，大概是因为原文的文体还不够古雅。宋景文公的笔记也曾说过这件事。唐代魏帅田布因死于职事而获赠右仆射，白居易起草的制诏非常优美，但《旧唐书》另载有一篇制诏，内容完全不同。那篇文字虽然也值得观赏，却不如白居易的宏大流畅。不知道当时究竟采用了哪一篇制诏，但它被修史者改动过，这是无疑的。本朝太祖接受周恭帝禅让时，诏书原本记载在《五代开皇纪》中，与今天的实录没有一个字相同。这种事情由来已久了。记载李煜给刘鋹的书信全文。太祖皇帝曾命江南李煜写信劝告广南刘鋹，让他归顺中国。李煜命臣子潘佑起草，文章非常典雅华丽，共有数千字。如今《太祖实录》中载有此文，饶州董氏刻印的《潘佑集》中也有，但都没有记载最后十句，大概是因为属于私人礼节，不敢上报朝廷。我十多岁时，曾随侍父亲到广州，得到过全文，如今还能够记得其中的话：“皇帝宗庙降下福庆，圣明清正存于自身，希望日益扩大美好的治道，时时承受许多福佑。只是徒然深切地怀念归依仁德之人的感情，难以穷尽报答恩德的心情。面对南风而长久怀想，但愿能抚慰我的手指。以白日为证来自我发誓，此外还能再说什么呢！” 诰词使用皇帝的原话。绍兴十二年，太母回到宫中，百官列班庆贺。皇帝说：“我自从东朝回来，才知道面向南方临朝的快乐。”因此任命代理中书舍人程敦厚为行宫使，太母的外甥女韦氏十娘封为郡夫人。制书说：“我自从东朝回来，才知道面向南方临朝的快乐。应当让这位尊贵的亲戚，和我一同享有这种吉庆荣耀。”大体上完全采用了皇帝前面说的话。监察官兼任翰林官。绍兴二十四年春，直学士院汤思退以礼部侍郎身份同知贡举。当时百官中有很多空缺，大多是一人兼任数职，因此凡是由进士出身入仕的人都参与考试。唯独监察御史王纶没有参加，大概是为了防备他上书弹劾。由于内制官缺员，官府有了空缺，便命王纶暂时兼任代理职务。恰逢刘婉仪进位贵妃，王纶起草册封制书，所得润笔钱将近一万缗。皇帝称赞他有典诰文体，最终得到重用。在此以前，监察官寄居禁林值班，也是一件盛事。经筵官领取告身。近来的制度是，兼任职务的人，即使宰相兼领国史院、实录院、敕令所、玉牒所，也只降下敕书而已；只有经筵的讲读官，直到说书官，都要由皇帝下诏词并发给告身，由此可见崇尚儒学、尊重圣道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