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奏议六】

译论用人的两种弊病【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臣曾读司马光《历年图序》，认为君主治国的根本道理，归根结底在于任用人才。从三代、两汉一直到唐代，任用得当，无不兴盛；任用不当，无不混乱。这些道理散见于各种典籍，明白可考。陛下圣明好学，深知这个道理，所以自即位以来，对内出自圣心审度，对外广泛采纳众议，寻求人才唯恐来不及，任用人才唯恐不能充分发挥其才。即使是只专长于一项善行、一种技艺的人，也都加以表彰而提拔出来。陛下还曾嘉许虞舜制度的议论，并刻在石上。然而，反复省察之后仍然形成这样的局面，尚且不能完全符合圣心，是什么原因呢？深入推究它的根源，大概有两种弊病：一是上下尊卑的界限还不严格，二是义与利的道理还没有辨明。什么叫上下尊卑的界限不严格？任用贤能，是君主的权柄；辅助君主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是大臣的职责。近世却不是这样，一有官职空缺，纷纷前来炫耀自己的人便接踵而至。起初不衡量自己的才能是否相称，竭力求取；求不到，便设法夺取。朝廷表示好恶，他们也不肯退让听命；以资历限制他们，他们却一定要达到目的。没有听说朝廷因此有所惩戒。这样却希望他们遵循正道、趋向正确方向，怎么可能做到呢？什么叫义利之说没有辨明？身居这个官职就想着尽这个职责，是义；背弃公事而经营私利，是利。如今朝廷内外求取官职的人，都不知道这个界限。职位还没有得到时，便盘算职务是繁重还是简易、俸禄是丰厚还是微薄；职位得到以后，便指望着日期到来以求升迁，援引先例而想迅速晋升。所谓公家的事情，不过姑且应付文书和期限而已，起初从未打算任职十年、数年。这样却希望他们积极办事、赴功立业，也就很难了。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何况天下如此广大，难道会说没有人才吗？臣之所以说这些话，实在是因为社会风气的厚薄，关系到士大夫是归向公义还是背离公义。如果这两种弊病不除，风气一天比一天败坏，国家还依靠什么呢？臣希望陛下明令执政大臣，深入思考过去造成弊病的原因，共同谋划今天革除弊病的方法，使士大夫的风气稍稍振作，百官都能履行职责，这样或许不致违背陛下任用人才的本意。《羔羊》诗的序说：“召南之国，受到文王政教的感化，在位者都节俭正直，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请陛下裁决。【奉圣旨：依奏施行】请下诏给御药院，关报阁门有关陛见班次的事。臣私下见到陛下每天早晨退朝【缺字】，召见文武群臣，几乎没有一天空缺，但《起居注》却从未记载，进奏院也从未报告执行。这是压抑盛德而不加宣扬，废弃旧有典故而不予流传，臣实在感到忧惧。希望下诏御药院，从今以后凡是阁门关报到的陛见班次，等内殿引见完毕，当天便移文给阁门；阁门立即报告所属机构。这样或许能使远在四方万里之外的人，都知道陛下像虞舜那样喜欢询问政事，像中宗那样不敢安逸，也使史官不失职守。请陛下裁决。【自二十五日赵雄请求上殿以后，便都已报告执行】选择监司、郡守的议论【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曾因奏事谈及此事；第二天御笔交给经筵官赵雄等人，于是赵雄、范仲范、程叔达、程大昌共同上奏此议】臣等恭敬地承接御笔：凡监司、郡守，想要全部严格精选，只是担心有才能而符合选任条件的人少，资历符合升入条件的人多；这样一来，又会有滞留不得任用的叹息。这两方面应当怎样处理呢？卿等可以议论后上奏，必须奏闻。臣等听说，古代是为百姓设置官职，再为官职选择人才，所以凡监司、郡守，都应当选用有才能的人来担任，不应专门以资历作为限制。然而，识别人才困难，是古今共同的弊病；不是亲近之人、故旧之人，许多人才便会被遗漏，于是设置资历制度，是为了堵塞私门而开通公道。如果居上位者推行这一制度而不拘泥于表面形式，就可以得到那些能够更好地治理民事、熟悉政体的人，把他们分布到各道；而那些侥幸求取、急躁求进、资历浅薄、声望不足的人，便不能得到郡守之职。等到弊病发生，中下等的才质之人积累日月，逐级升进，直到奸诈贪利暴露无遗、无法遮掩，才受到按察惩治；其他平庸鄙陋、贪婪无耻之人，往往反而侥幸逃脱。因此，朝廷如果只按铨部的资历法行事，简直是在把蛀虫盗贼取来散布于各郡国，怎么可以呢？考察本朝旧法，改官以后任满两任，才可升任通判、知州；知州任满两任，才可办理提刑资序，这是资历次序所规定的固定等级。到了除授的时候，却有以知县资历相隔两等而任州官的，所谓权发遣就是这种情况；有以通判资历相隔一等而任州官的，所谓权知就是这种情况。上升到提刑、转运使，也都是如此。大概相隔等级而授官，是选择人才；官衔有所差等，是把资历制度参酌使用。如今如果能够把才能和资历都符合的人任用起来，当然没有比这更好的；其次，可以选择第二任知县以上且有考课功绩的人，准许他们任郡守；再选择初任通判以上的人，准许他们任监司；第二任通判以上的人，准许他们任职司。对资历的限制稍稍放宽，对才能的考察更加详细，这样或许能使人才和制度同时得到运用，百姓受到实际的恩惠。那些资历虽高而才能不足的人，便依照近来的制度，或者给予祠禄，或者安排为参议、通判，又哪里会有滞留不进的叹息呢？不过，君主深居九重，辅弼大臣辅助处理万机，耳目所能接触的范围，有时不能周遍地了解天下人才。因此姚崇说，选择十道按察使尚且未必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何况三百多个州，怎能使各州刺史都称职呢？这就是荐举制度自古以来不能废除的原因，也是陆贽提出让台省长官各自荐举属官，写入诏书，日后考察其优劣，并根据荐举者的意见一同升降荐举者的原因。如今侍从、台谏、两省官员，都是天子亲自识拔、用来辅助自己的，若不帮助君主求取人才，还能做什么呢？若令他们在知县资历以上的官员中，每年荐举若干名可以充任郡守的人；在通判资历以上的官员中，每年荐举若干名可以充任监司的人；

译仍然采用汉朝分类荐举的制度，明确说明被荐举者有什么政绩、有什么才能，或者共同上奏，或者分别上奏，由三省详细加以考察。除朝廷自行任用的人以外，被荐举者确实有才能、确实能办事，有职位空缺便按次序除授，否则就暂时留置。即使不能完全完美，大概也能十人中得到六七人。有人说：如今荐举制度已经有弊病，有请托，有奔竞，怎么能保证得到人才呢？回答说：天子对于侍从、台谏、两省官员，待遇已经不薄了。假使他们不自爱，竟至于包庇私情，哪里逃得脱罪责？所以臣等还想查考前后荐举的条令，严格制定办法，只请陛下留意选择。谨录此事奏闻，恭候敕旨。【四月三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依奏令侍从、台谏、两省官员参照资历次序和差等，不按内外官杂举，监司、郡守每年各荐举五人；保举官达到五员以上的，联署共同上奏，明确说明所荐之人有什么政绩、才能，能够担任何等监司、帅府、大小州郡差遣，听凭在上半年、下半年奏举。中书省登记造册，三省进一步考察，取得结果后除授】《明堂议》【淳熙三年　月　日】孟子说：“明堂，是王者的正堂。君王如果要施行王政，就不要毁掉它。”《礼记·明堂位》一篇说：“天子背靠斧依，面向南站立；内面诸侯、公、侯、伯、子、男，外面夷、蛮、戎、狄各国，按照次序站立。”所以说：“明堂，是用来彰明诸侯尊卑的。”既然如此，设置这座堂，本来是为了朝见诸侯、宣示王政，最初并不是用来举行祭祀的地方，已经很清楚了。《周礼》大司乐记载：“有冬至在圜丘演奏的乐章，有夏至在方丘演奏的乐章，有宗庙中演奏的乐章。”这三项都是大祭祀，却没有提到在明堂祭祀。大宗伯说：“春季朝见叫作朝，夏季朝见叫作宗。”推想成王时，或许曾经借夏季诸侯朝见之时在明堂祭祀文王吧？《孝经》只是特别举出一个盛大时期的事例，并不是后世经常遵行的礼制。汉、唐以来，既已在明堂祭祀上帝，以祖宗配享，这就是所谓自有制度。至于本朝，仁宗曾特别创立宏大的规制，神宗也曾留下圣训，司马光、吕诲等人竭力辨明诸儒讲说《孝经》的错误。绍兴元年、四年、七年，太上皇帝又有已经施行的旧例。至于三代明堂的制度，本来就没有彼此沿袭，那么所谓宗祀明堂，怎么可以偏执于一种说法而产生疑虑呢？恭请依照李焘所奏施行。《选德殿对札子》二首 请制定下班祗应人员迁转的法令【淳熙三年五月二十日】臣私下见到，三衙从军下班祗应人员，经过十年改转为进武校尉；外路诸军则增加到十五年，这是效用八资法。归正下班祗应人员，任诸州军指使五年，转为进武副尉；再过五年转为进义校尉，虽然名义上是三次迁转，实际上也是十五年，这是效用十资法。只有归正从军人到下班以后便不再迁转。臣曾反复思考：同样是从军中的内外诸军下班人员，都允许磨勘，而归正人员独不如此，是因为从北方来的人员有的原先已经有名目，而内外诸军若不是立功便没有名目。同样是归正人员担任指使，便允许转为校尉，而从军人员独不允许，是因为指使多因年老有病而被拣汰，人数不多，又因等待缺额的日子不计算磨勘；从军人员则往往年轻力壮，而且每日都计算磨勘。然而归正从军人员，从绍兴、隆兴年间到现在已经十四五年，当时三十多岁，如今已近五十岁了，何况他们未必都三十多岁？何况转到下班的也没有多少人？从现在起再按十五年磨勘，那就要到六十多岁才得到进武校尉，也确实太困难了。臣愚昧地希望由圣上裁决，特降睿旨，将内外诸军归正而转至下班祗应的人员，酌量制定迁转办法；或者比照归正指使，适当延长年限。这样或许能使这些人有升进的希望，充分彰明均平一致的政令。请陛下裁决。请重申并严格执行谋划诱导人员进入溪洞的法律 臣私下考察，靖州成为州，始于崇宁年间，百姓居住不过数百家，城外全是蛮夷洞寨。朝廷的用意在于羁縻，只令他们酌量缴纳丁米，却每年命广西漕司供给三万缗，用来支给官吏、军兵的俸给。近年来这些钱不按时送到，州郡本来已经困窘，好在蛮人安定驯服，别无事端。近来听说武冈军客人郭三逃入中洞，诱使小夷姚明教，占据一个洞的田产，不遵守王法，正月末聚众烧毁来威、零溪两寨，杀害百姓，官府劝说晓谕，他还没有听从服罪。臣年轻时曾到辰州，对辰、沅、靖三州蛮夷的情况略知梗概。大体上他们分散居住在各洞，彼此没有统属，原本没有背叛的意图，只是由于沿边州县中作恶的官吏以及奸猾小人，因事逃入洞中，多方煽动诱导，才导致侵扰省地。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下令有关部门查照条制：凡捕获以及告发首谋诱导人员进入溪洞者，和不能防范而导致人员逃逸者，比照通常法律另外从重设置赏罚。只要这类人不再前往教唆诱导，蛮人决不敢妄自侵犯。还须经常选择边郡守、倅来弹压并施恩抚养，并下令广西将应当供给靖州的钱物及时送到，不得有所稽延。这就是防微杜渐、消除祸患的上策。请陛下裁决。【六月二日奉圣旨：依奏施行】请取唐仲友、尤袤书目札子【淳熙三年　月　日】臣听说，周朝由外史把书名通报四方，汉朝命刘歆总领群书，编成《七略》，使书籍分类排列、旨意所在得到说明；如果这些内容昏暗而不彰明，后世还看什么呢？本朝仁宗时，曾命儒臣考订中秘书，区分种类，追溯本末始终，编成《崇文总目》。如今书篇虽然不能全部见到，但学士大夫还知道它的篇目数目，这都是此书的功劳。自绍兴以来，又恢复了藏书制度，设置校勘书籍的官员，缺失的书籍和脱落的简册逐渐补充起来，但秘府藏书从未编次，散乱而没有纲纪。臣过去任秘书少监时，曾嘱咐正字唐仲友、丞尤袤将四库典籍仿照《崇文总目》的旧目编成一部书。后来听说已经完成，如今二人都任近郡官，缮写并不困难。希望圣上慈悲，将臣这篇奏章下发，允许他们把这部书进呈，然后交给馆阁官员重新考订，并赐予一个美好的书名，这将是中兴盛典。请陛下裁决。【已经带到经筵，恐怕有旨意权任讲官，未曾上呈】

译论先祭宗庙后祭郊天札子【淳熙三年九月七日】臣昨天承受圣上询问，关于先祭宗庙后祭郊天的事，虽然曾当面奏答，但臣学问荒疏，所记不能详尽完备。现在考查苏轼《元祐八年奏议》，大意说：“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命令，开始建立宋朝，建隆初年举行郊祀，先祭享宗庙，同时祭祀天地。自真宗以来，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一定先在景灵宫举行祭祀，然后到太庙祭祀天地。这本来就是本朝的礼制。”又有贴黄说：“唐朝制度，准备在南郊举行祭祀时，先到太清宫朝献，朝享太庙，也如同现在的礼制；提前两天告祭原庙，前一天祭享太庙。然而议论者有人认为这不是三代的礼制。”臣谨按：“周武王战胜商朝后，丁未日在周庙祭祀，庚戌日燔柴祭天，相隔三天，那么先祭宗庙后祭郊天，也是三代的礼制。”苏轼的论述相当详细，恭请圣上明察。论开讲札子【淳熙三年九月十八日】臣仰思陛下具有上天赋予的圣明，又辅以日益更新的德行，六经深奥的义理、历代编纂的史书，凡是儒生学士穷尽一生也不能研究透彻的内容，只要经过圣上阅览，便都能洞察其底蕴。所谓讲读之臣，哪里能够窥见圣学的万分之一？然而陛下不自夸、不自满，勤于询问，这实在是极盛的德行，臣哪里敢加以赞颂？只是今年正值郊祀，又兼有册立皇后，臣私下估计，秋季讲筵不过在这个月下旬举行三四次而已。期间又有开启典礼以及演习仪式的日期，只有二十一日可以御临经筵。希望圣上慈悲预先留意，如果各部门临时有其他相冲突的事情，便请下令让那些事情等到讲筵结束后再办理。这样或许稍能符合陛下孜孜不倦遵循古训、不忘旧章的心意。请陛下裁决。【二十日有旨，命增加讲筵日期，一直到十一月五日为止】请因久雨亲自书札，和赦书一同下发，以安抚百姓的札子【淳熙三年十月　日】臣私下见到，本月初陛下因为连日淫雨过多，亲自发布仁德的诏令，分别派遣御史提点刑狱，审理囚禁案件，将各路杖罪以下的犯人以及相关人员一并释放。命令一下达，随即天晴；上天高远却能听见下情，其回应如同回声。这固然是陛下亲自施行、亲自感动上天的结果，不必远引古代的事情作为证明。然而自秋冬以来，陛下每有宽赦体恤的诏令，便也随即有感应；过了几天又重新阴雨。如今稻谷不能收获，农夫都为此忧虑；麦子不能播种，来年的收成也在所当念。臣曾深思其中的缘故，莫非群臣顺从、成全圣德还没有做到极致？否则就是四方百姓的疾苦还有没有上达。上天虽然不说话，却用事情向人显示；它殷切仁爱，或许就在这里吧？如今郊祀将近，今后颁下的赦书大多会沿用固定格式，虽然曾命六部预先逐条陈述，也不过是通常事务中的末节，往往州县也只把它当作空文应付，实在很不符合陛下聚集福祉、广施恩赐的心意。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趁天色放晴还没有显著效果之时，察知天意有所由来，特别运用圣心，更加思考民间的利弊；凡是可以停止或革除的事情，默默记在心中，等有关部门确定赦书条文以后，特意亲自书札，和赦书一同下发，使四方万里都为盛德而欢欣鼓舞，上可以感动上天的监察，必然获得无穷的福祉；下可以赢得民心，自然成就中兴的功业。因为思虑越广，所得到的感应也就越大，难道仅仅是天晴雨止而已吗？请陛下裁决。荐举监司、郡守状【淳熙三年十二日】先承准省札中的条文：四月三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令侍从、台谏、两省官员参照资历次序和差等，不分内外，杂举监司，每年各五人。保举官达到五员以上，联署共同上奏，明确说明所荐之人有什么政绩和才能。后来又奉八月七日圣旨：保举人数限于五员以上，联署上奏。臣私下担心各人各有所知，很难共同评议荐举，可以依照原议，也允许单独署名；每年荐举监司或郡守共二人。臣恭敬地看见，朝奉郎、权知台州尤袤，和乐平易、廉洁勤勉，处理事务精细审慎。到任以后，对收入和支出加以节制俭省，从未无故浪费一丝一毫。补足旧日亏欠以后，郡中的财政也宽裕了。他督察属吏，使各人都履行职责，足以作为监司的候选人，必定能够澄清所管辖的地区，上不辜负朝廷临遣的使命。又有承议郎、充任福建路安抚司干办公事石墪，诚实明达，很有操守，安于按常规调任，从不曾钻营求进。他曾任南剑州尤溪县知县，整治吏治、爱护百姓，以诚心教化风俗，有古代循吏的作风，直到今天百姓还思念他的政绩，认为数年以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让他担任郡守，必定能够宣扬德意，安抚安定一方。若二人果真得到擢用，日后若犯有侵吞己有的赃罪，臣甘愿承担连坐之罪。谨录此事奏闻，恭候敕旨。吏部侍郎隐岫《对札子》三首 论承担怨言【淳熙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听说，朝廷遵守大公之道，有关部门奉行一定的法令，行事无私，谁不会心悦诚服？然而近世以来，稍微想要有所施行，便常有“承担怨言”的说法，实在没有意义。古书中记载的事，臣不敢列举，姑且从本朝来看：起初每年取士、每年任子，后来确定为三年一次，人们并没有怨言。熙宁以后，宗室日益繁衍，于是依据服属关系的亲疏，确定爵位俸禄的厚薄，人们也没有怨言。近年尹穑最为众人所不赞同，然而文武臣磨勘时采用减少年限、以实际经历对应职务的办法，也没有人敢有怨言。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施行得公平均平。至于所施加的恩典，对私情厚而对公义薄；削减所涉及的方面，对上级略过而对下级详查；应当压制的反而予以优待，不应当优待的反而加以压制，于是恩怨便兴起，人们也有了亲疏向背。臣希望陛下在上面主持公道，进退百官而谋求大事，使臣等在下面守住成法，纠察吏奸而做好小事。上下互相补益，哪里还担心人心不服呢？请陛下裁决。

译论军士磨治铠甲 臣私下见到，三衙中穿铠甲和不穿铠甲的人的请受大致相等，但穿铠甲的人往往还有磨治铠甲的费用。如果只是随身携带的铠甲，尚且或许还可以应付。昨天见步军司每人发给两副，一副穿戴，一副封存。润滑用的膏油和穿联铠甲的材料，大多由军人自己准备。铠甲入库后，不过一两个月，便又重新生涩。年年积累下来，费用越来越多。臣认为应酌量拨给润治铠甲的钱，免得军人自己贴补。况且各军中间有把积存财物作为羡余的，倘若命令从那里调拨来补助这里，自然会使军心悦服，紧急时也可以使用。请陛下裁决。请逐批引见改官人员 臣私下见到，考功令规定，凡磨勘后应当改官的人，关报并张榜，每四人为一甲，每五日按次序引见；不足四人便延至十日，即使不足四人也允许引见【酬奖人员附于田】；应当奏请以及因功过另应升黜的，也都要奏报请示。近来往往积累二三十人以后才引见，不仅使圣上长期劳神，也使候选官员滞留。如今即使不能遵守五日的规定，也应当每月引见一次，这样或许功过升黜可以逐批奏报。恭请陛下裁决。隐岫《对札子》三首 论荆南、江陵府名号混用【淳熙四年二月十七日】臣私下见到，选人中有两使职官：节度推官、判官，应当沿用军额；观察推官、支使，则沿用州府名号。姑且以行朝为例，宁海是军名，凡签判、节推，便用“宁海军”列入官衔；临安是府名，凡察推、支使，便用“临安府”列入官衔。这是确定的制度。近来有从事郎李敏用，依归正恩例添差为荆南节度推官，既然是节推，应该沿用军额，但他的奏钞中却带有“荆南府”三字。考查以往先例，淳熙二年差任从政郎郭世华时，已经如此。臣进一步考察其中缘故，大概是由于前后任命本府守、倅，有时写作江陵府，有时写作荆南府，却不知道荆南是节镇的名称，江陵才是府号，因时而混用，失于厘正。到了淳熙元年，有关部门又没有照两使职官本来各有区别的制度办理，错误地在勘当文书中写成“江陵府幕职、州县窠阙内有节推一员，系作荆南节度推官衔”，其余曹官、县官共十四处，都称作江陵府，于是说荆南没有军额，也没有指挥上的区别，想要统一称呼。却不知道荆南不称军，就像太原府称为河东，扬州称为淮南，襄阳府称为南东道，成都、潼川府称为剑南东西川一样，为什么偏偏对此产生疑问呢？当时事情下达到湖北安抚司，本司不以《图经》《九域志》为证，反而说如今士人百姓及公文都称作荆南；这又是不知道节镇行文历来多使用军额，于是请求仿照建康等三处的体例，直接以荆南府为名。有关部门既然赞同这种说法，朝廷便依照勘当结果批准了，竟然因为幕职官的称呼而一并改动府号，也太草率了。如今偶然因拟定官职而应当申明此事，如果说府名混用已历时久远，加上已经下达过重于改易的指挥，那么节度推官历来专门沿用军额，便不应冠以府字，应当改正。请陛下裁决。【这天御批将此事上奏，至二十三日奉圣旨：荆南府仍旧为江陵府，其签判、节推官自当以“荆南”列衔】论县尉捕盗的赏格 臣私下见到《国朝会要》记载，天圣七年五月，大理寺申请：凡县尉亲自与贼交战，捕获并杀死完整一伙十人以上的，按今制合当入录的人办理，并授予京官，仍赐给绯色章服。到天圣八年，又下诏说，尚未合入录的人，只令按资历递进。由此可知，选人初任官很难用捕盗的功劳来改换官秩；现在施行的条法规定，非军功捕盗只能按资历递进，大概就是承袭天圣年间的本意。后来奸弊日益产生，凡县尉因弓手捕获强盗七人，其奏状必定说“在马前三步亲自捕获”，借此作为军功捕盗，按例便得到政次等官。人人都知道这是虚构夸饰，却习以为常，毫不觉得奇怪。臣在乾道六年七月曾经陈述过这种弊病，但没有得到施行。此后略加统计改官人数，乾道七年、八年各五人，九年八人，三年之间只有十八人。到了淳熙元年一年就有十八人，二年十六人，三年也有十三人，而且取勘尚未完毕的人还不在统计之内。大概因为举主磨勘的制度已经很严格，所以捕盗改官的人数逐渐增多。假使县尉确有才干勇力，亲手搏击强盗，即使因此进一步擢用，本来也没有过错。可是借用弓手的功劳，牵强凑合人数；对外则州郡、提刑司的胥吏收受请托，编缀成文书；对内则棘寺等省部审查复核时，许多也靠贿赂办成，使朝廷白白受到欺骗，轻率授予爵秩，实在没有意义。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下诏命有关部门参考新旧赏格，分别轻重，稍加限制；仍然命令外路各处，遇到县尉请求捕盗赏时，更加仔细查问事情是真是假，是否亲自与贼交战，然后才保奏。这样或许可以革除虚假冒领。有功之人再行处理。请陛下裁决。【这天御笔批示：依奏施行】请重申告诫监司精选所属官员 臣听说“举尔所知”是仲尼明白的训诫，也是孟子的格言。监司、郡守五个人荐举一名士人，那么这种荐举本来确实值得信任。可是随着时间渐久，流弊不止一种，贤能与愚劣一同滞留，取舍也不公平。如今正当全面考核之时，更应对此留意。所以近来已载明严格考察实际政绩的命令，希望革除虚文的弊病。然而如果居上位者不以体恤国家为念，不以援引同类人才为心，那么良材美木或许会沉沦在山涧沟壑，劣马反而被用来驾车乘车。岂只是没有益处，危害实在很大。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再次告诫监司、郡守：凡是荐举所属官员，必须精心选择。荐得其人，就给予上等赏赐；荐非其人，就以错误荐举治罪。使众多贤才汇聚，列于王朝官府，成为日后可用的人才，这不也很好吗？请陛下裁决。【此札没有施行】缴进李塾词业状【淳熙四年三月】臣过去任敷文阁待制、侍讲时，曾与翰林学士王淮共同保举李塾，认为他可以应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后来王淮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礼部考察李塾的词业，想让周某取来缴进；臣准据尚书省札子，完全奉行圣旨，依照礼部所申办理。如今已经取到李塾词业五十篇，共计十册，谨随本状缴进，谨此奏闻。恭候敕旨。《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奏议七】宋　周必大　撰 吏部侍郎　《选德殿对札子》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