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附録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附録卷三谥诰勅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吏部状，凖都省批下，本部申据吉州奏，据持服周纶状，乞故父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必大定谥事。今据太常寺申，连到朝散郎行太常寺主簿兼权太常博士刘弥正申撰到谥议。议曰：宋兴二百四十余年，文眀之盛，超汉轶唐，元臣故老，先后相望，未有不繇儒学以发身者也。然而规模有博狭，事业有崇庳，要其所成就，又不在是。大抵经生固陋，文士浮夸，泥古者未必通于今，溢于空言者类啬于实用。葢有文采动人主，言语妙天下，及夫临大节，当大事，其所建明植立，卒无以大过人者，岂非学力之未至，气节之弗充欤？观公出处履践，言议风采，正大纯固，不抗不挠，是宜道徳文章为世师表，功名终始，视古名臣为无媿也矣。公始擢进士第，继中博学宏词科，寻召试髙庙，首称公之文，谓宜为制。孝宗初元，擢兼词掖，尝因论奏知公刚正，又谓不但有文而已。自是更出迭入，歴台省登禁从，而掌内外制者，葢十余年。凡乾道淳熈之间，号令训词，温纯典丽，焕然可述者，皆公之文也。髙庙再上徽号，以至光宗内禅，三朝揖逊，极千载一时之盛，当时诏册皆公所草定，铺扬闳伟，文饰太平盛徳鸿业，实与高文大册相为辉映，岂直儒者逢辰之荣而已哉？先是隆兴初，尝缴奏两知閤门事除命，孝庙为之中寝。翌日出御札，命宰臣宣示，未防二相更道上意而已寝之命复出，公持之不下，奉祠以归，投闲置散，如是八年，而后收用。今夫习俗移人，士大夫砥节厉行，从臾养成则作之愈髙及其憔悴寂寞之滨，磨以嵗月，未有不惩创销沮，易肮脏而伊优化，百练而绕指矣。公独不少贬，再直禁林，一日以武臣除签书枢宻院事，毅然不草答诏，即日报罢，于是清风劲节耸动中外，孝庙亦自是深知公，见谓不迎合。不附丽而大用之意决矣。始孝庙之御极也，金人来索初讲和时旧礼，公因条奏，请正敌国之名，时论韪之，金亦竟以是屈。乆之上问：“越之谋吴，甚难何也？”公遂歴陈勾践、范蠡为谋先后之序，非如后世规模不定、侥幸战胜之谓。又因上论本朝兵势似弱，公奏：“本朝立国以仁，仁故似弱，然社稷灵长，职此之由。”上深以为然。盖大义不可以不明，大计不可以不审。君臣朝夕是究是圗，精神契合庙谟，坚定不为异论所摇。在枢筦五年，如増山阳、江陵之戍，遴选边方之帅守，创行内外诸军防试之法，申丽民兵、万弩手之教阅，抑未尝一日少弛武备也。或传敌酋逺徙，种类相攻，同姓分据，上京边臣结约夏国，一切屏去，不省劝上持重勿为之动。既而所传果妄也。上由是益嘉公先见之明。未参大政，尝奏：“自昔治少乱多，未有数十年常晏然者，今幸小康，当防患于未乱。”既登相位，又言：“今内外宁谧二十余年，此正可惧之时，当思经逺之计，杜渐防防，忧深思逺。”都俞赓载之间，不忘警戒。葢古之大臣所以责难于其君者，汲汲若此。孝庙英明神圣，臣下莫敢望其清光，曲学謏闻，游辞饰说，造膝之间，无不尽得其底蕴。然而虚已求言，闻善若不及，公又能援据古谊，开广上心，参稽典实，切当事情，是以每奏称善。在位最乆，得君最専。凡见于议论设施之大者，未可以悉数。惟公之职论思也，典礼有讹失，公为是正之；朝政有阙遗，公为防益之；国论有纷纭，公为折衷之。及其秉政也，奨用一善类，未必出于公之荐引，而天下莫不喻度曰：“此必公之意也。”举行一善政，未必出于公之闿陈，而天下莫不赞美曰：“此必公之为也。”人心不齐，天籁自鸣，其所以使之厌服至此者，岂无道乎？嵗晚归休，自放于林泉者，又十有六年。平生淡泊，无他玩好，惟躭嗜图史，至老不衰。门无杂賔海内人士，有能以片文只字自致于公者，辄忘年防分与之交际，虽酬酢终日不倦也。研精覃思，为书满家，篇咏书题，流播四方，人争寳而藏之，斯亦古之所谓有徳而有言者矣。传不云乎：中立而不倚，和而不流，惟公有焉，是以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溢而为词章，炳而为徳业，皆公之余事也。谨按谥法：道徳博闻曰文，亷公方正曰忠，攷行易名，裒时二美，岂无他人，莫如公冝，请谥曰文忠，谨议。宣教郎守秘书省著作郎兼沂王府小学教授兼权考功郎官许奕撰。到覆谥议曰：谥行之则也，曰文，曰忠，谥之至美者也。汉以前复谥不数数见，至唐防半简防然，合是二美以配厥徳，四人而已。其间褚遂良、李元纮，当时已有遗议，独顔真卿、韩休，名与行尊，凛凛百世。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附录卷三。谥号诰文。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吏部的文状，依照都省批示，本部据吉州奏报以及持服人周纶的文状，请求为已故父亲、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周必大追赠太师并议定谥号。现据太常寺申报，附送朝散郎、行太常寺主簿兼权太常博士刘弥正撰写的谥议。议文说：宋朝兴起二百四十多年，文治的盛况超过汉代、胜过唐代；元老旧臣前后相望，却没有一个不是通过儒学而显达的。然而，治国规模有广狭，事业成就有高低，考察他们最终所取得的成就，又不在于此。大体说来，经学之士固陋，文人浮夸，拘泥古法的人未必通晓当今，沉溺于空谈的人大多不善于实际应用。有的人文采能够打动君主，言语巧妙冠绝天下，但到了面临重大节操、处理重大事务时，他们所提出和建立的主张，最终没有什么能够大大超过常人，难道不是学力尚未达到、气节还不充足吗？考察公的出处进退、实践履历、言论风采，正大纯厚坚定，不抗拒，也不屈挠；因此他的道德文章足以作为世人的师表，功名始终无愧于古代名臣。公起初考中进士，接着又考中博学宏词科，不久奉召考试于高庙，首先称赞公的文章，认为适宜用来起草诏制。孝宗初年，公升任兼词掖，曾因论奏而知道公刚正，又说公不只是有文章才华。从此公时而出任外职、时而入朝，历任台省，升为禁从；掌管内制、外制，大约十多年。凡是乾道、淳熙年间的号令诏词，温厚纯正、典雅华美、光彩焕发而值得记述的，都是公所撰写的。高宗两次加上徽号，直到光宗内禅，三朝相互礼让禅位，达到了千载难逢的盛况；当时的诏书册文全由公起草定稿，铺陈宏伟，文饰太平盛德和宏大功业，实在同高文大册相互辉映，哪里只是儒臣逢遇盛时的荣耀而已？此前隆兴初年，公曾封还并奏论两名知閤门事的任命，孝宗因此把诏命暂时搁置。第二天皇上拿出御札，命宰臣宣示；不料两位宰相又转述皇上的意思，于是暂缓任命的命令再次下发。公坚持不肯奉行，奉祠归去，闲置散居如此八年，之后才重新起用。如今习俗能够改变人，士大夫砥砺节操、奋发践行，若从旁诱导养成，便会使他们越发高尚；但等到他们处在憔悴寂寞的境地，经过岁月磨炼，很少有人不会受到惩戒挫折，消磨锐气，改变刚强不屈的品格而变得柔顺，百炼之钢也会绕指。唯独公没有丝毫贬损自己，再次任职禁林。一天，朝廷要任命武臣为签书枢密院事，公毅然不肯起草答诏，当天便被罢职。于是他的清正风操震动朝廷内外，孝宗也从此深知公，称许他不迎合权势。孝宗不附会、不依附，而决定重用公的意图也由此确定了。孝宗刚即位时，金人来索取当初议和时的旧礼，公于是分条上奏，请求端正敌国的名分，当时舆论赞同此举，金人最终也因此屈服。过了很久，皇上问：“越国谋划攻打吴国，为什么非常艰难？”公于是详细陈述勾践、范蠡谋划的先后次序，不是后世那种计划没有定见、侥幸取胜的做法。又因皇上谈到本朝兵势好像弱小，公上奏说：“本朝立国以仁德为本，仁德所以看似弱小；但国家福祚长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皇上深以为然。总之，大义不可不阐明，大计不可不审慎。君臣朝夕共同研究谋划，精神与庙堂谋略相契合，意志坚定，不被异议动摇。公任枢密院长官五年，增置山阳、江陵的戍兵，选择边方帅守，创行内外各军的防秋试法，申明民兵、万弩手的操练，从未有一天稍稍放松武备。有时传说敌酋远迁、同族相攻、同姓分别占据上京，边臣要同夏国结约；皇上全都排除这些传闻，不加省察，并劝皇上持重，不要被它们触动。后来传闻果然都是假的，皇上因此更加赞赏公的先见之明。公还没有参与大政时，曾上奏说：“自古以来太平少而乱世多，从来没有几十年长期安宁的。如今幸而稍稍安定，应当在祸乱尚未发生时预先防备。” 周必大登上宰相之位后，又说：“如今内外安宁二十多年，这正是应当警惧的时候，应当思考长远的计策，防微杜渐，深忧远虑。”在君臣相互应答、连续进言之间，他始终不忘提醒和戒备。这大概就是古代大臣所以向君主提出严格要求时，急切勤勉的样子。孝宗皇帝英明神圣，臣下没有谁敢仰望他的光明；那些学问偏狭、见闻浅陋的人，或以游移之辞、文饰之说进言，在近前奏对时，也没有不被他彻底洞察的。然而孝宗虚心求言，听到善言唯恐来不及；周必大又能援引古代义理，开拓扩充皇上的心胸，参照考核典章事实，切合事情实际，因此每次上奏，皇上都称善。他在位最久，得到皇帝专任最深。凡是见于议论和施政的大事，不能一一列举。只是周必大的职掌在于参与谋议：典礼有错误，他加以订正；朝政有缺失，他加以补救增益；国事议论纷纭，他加以折中调和。等到他执掌政权，推荐任用一名善类，即使未必出于他的荐举，天下人也无不揣度说：“这一定是周公的意思。”实行一项善政，即使未必出于他的陈奏，天下人也无不赞美说：“这一定是周公所做的。”人心并不整齐，而天籁自然发声；他能使众人服从到这种地步，难道会没有道理吗？晚年辞官归休，退居林泉之间，又有十六年。他一生淡泊，没有别的玩好，只是沉迷嗜爱图书史籍，到老也没有衰减。门下没有杂宾；海内人士中，只要有人能凭片文只字来向周公自荐，他便常常忘却年岁和身份的差别同他交往，即使整日应酬也不疲倦。他精研深思，著书充满家中；篇章诗咏和书法题字流传四方，人们争相珍藏。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有德而且有言的人了。传记不是说过吗：立身中正而不偏倚，平和而不随波逐流，只有周公具备这些品德。因此他的德性广大深厚，像深泉一样，时时流露出来；溢出而成为辞章，光明而成为德业，这些都是周公余力所及的事。谨按谥法：道德博闻称“文”，廉洁公正、方正不阿称“忠”；考察他的品行而为他改定谥号，汇聚当时这两种美德，难道没有别人吗？但没有谁比周公更合适。请求谥号为“文忠”，谨此议定。宣教郎、守秘书省著作郎、兼沂王府小学教授、兼权考功郎官许奕撰写。到覆核谥议时说：谥号是品行的准则，“文”和“忠”都是谥号中最美的称号。汉代以前，合用两个美谥并不常见；到了唐代，间或可见；把这两个美称合起来配合他的德行，只有四个人而已。其中褚遂良、李元纮，当时已经有遗憾的议论；唯有颜真卿、韩休，名望和品行尊崇，凛然流传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