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五【淳熈玉堂杂记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五【《淳熙玉堂杂记》中】。宋代周必大撰写。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日，有诏说，仆射这一名称不合适，想采用周、汉旧制，改为左、右丞相，命有关部门讨论。我当时任礼部侍郎兼权直学士院，又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都应当参与听闻诏旨。众议不一致，虞丞相也认为这与北方人的官制相同，于是拖延到第二年正月戊寅日，才把历代宰相的官称逐条列出，上报尚书省。宫中立即得知此事，第二天派中使王某（姓名缺）来询问拖延的原因。我如实奏报。二月癸卯日，得到御笔：“尚书左右仆射可以依汉制改作左右丞相。”学士院降诏，立即起草，封好进呈。乙巳日，交付外廷施行。庚午日，随驾经过德寿宫，回来后得到诏令，前往东华门，只等候宣召引见。太阳已经西斜，听说宫中有内宴，小黄门出来说：“恐怕要改日引见，但也不敢退去。”酉时以后忽然宣召，进入选德殿。行礼完毕，皇帝已经醉酒，从袖中拿出亲笔札子说：“近来一两位大臣同心辅政，早晚勤勉不懈，逐渐革除苟且的风气，以符合综合考核之意，实在值得嘉奖。现在因任命官职，应该表示褒奖。虞允文特进左丞相，梁克家任正奉大夫、右丞相。” 御前设置小案，用牙尺压住一幅蠲纸，旁边有漆匣装的小歙砚，笔墨放在玉格上。我鞠躬把任命名单写好进呈，奏说：“拜相、升官的旧例本来就不完全一致，如今一并任命，有的升三官，有的升四官，请再由圣上裁定。”皇帝说：“因为他们同心协力，所以褒奖提升。但特进一官就是少保，因此虞允文升三官。”又问是否兼任枢密使，皇帝说：“如今枢密院也不是古制，先改称丞相，今后另行议定，暂且兼任也可以。”我又奏问所领书局，皇帝说：“你自己办理。”皇帝赐座并询问：既然改为左右丞相，座次应怎样安排？皇帝说：“想让他们升在三少之上、三公之下。”到天黑时请求起身，皇帝宣命赐座、赐茶，饮毕，拜了两拜退下。御药李彦真一同从复道出来，掌灯锁院，大概皇帝想使这件事秘密，所以没有采用平常宣官的礼仪，金莲烛引学士入院的旧故事如今大概可以复见。凡锁院时，御药、监门、中官各一人，御药官留宿。其诏令【锁院赦书或许先已发出，恐怕大礼时另有职事】黎明再次相见，把小字写成的制书底本交给他，送到中门；先前锁上的门开入宫中后，随即又关闭院门，等到退朝后宣读麻制完毕，学士才得以回去。当时虞公独任宰相，梁克家任参政。班列中的人只听说要改变宰相的名称，等到两道制书同时发出，都惊愕不已；大家怀疑学士使右丞相多升一官，是有所抑扬，却不敢辩论。考察祖宗时期任命宰相，多使用原来的官职，后来往往提升品秩。近年敕令局修订三省制度，才规定转升三官，这难道应当作为定法吗？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快行家传达诏令下来，学士院取用任命从官为四川宣抚使的旧例。当时参知政事王公明炎在蜀地三年，多次请求回朝，宰相推荐吏部侍郎王能甫之奇接替他，所以来索取旧例。我让人回奏说：“降麻任命官员属于本院，侍从官应当询问三省。”天晚以后，忽然宣布锁院，来到院中时已经掌灯。中使拿出御封御笔，原来是任命王炎为枢密使，仍任四川宣抚使。事情竟秘密到这种程度。吏员写好成熟文状，按照惯例不转官，只增加食邑。我正在起草制书，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得到御笔后依照奏报办理，才想到其中有错误。于是自己写奏章说：“本朝改官制以后，以大中大夫为宰相官阶；当时把枢密使改称知院事。中兴以来恢复设置枢密使，首次任用旧日宰辅，所以诏令多以宰相的规格对待，却没有以中大夫充任的先例。此前汪彻是通议大夫，虞允文是大中大夫，所以不转官。如今王炎是中大夫，臣私下考虑，应当转为左大中大夫，同时增加封邑，这才大致符合近来的制度。”御笔批示依从。当时接近三更，批墨还没有干。我起初值宿学士院时，见到批答臣僚章表，都是在表章后面大字书写，不过两三行；表纸用完，就接上几幅诏纸，文章写完便停止。但表纸高，诏纸矮，长短参差不齐。我询问掌故之人，他们也说不出依据，心里常常怀疑。后来我遍访执政旧家，寻找太平时期的旧本，偶然得到仁宗皇祐年间答复孙威敏公沔请求免任副枢密使的表文，发现所接纸张的高低相同。淳熙乙未年，我再次蒙恩暂代值宿，闰九月十二日，因李参彦颖、王枢淮断句批答，便上奏请求照皇祐年间的体式，在表章后用同样规格的纸张书写进呈，并请求今后依此施行。御笔批示依从，于是成为定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宰执以及亲王、使相、太尉生日，天章阁安排牲畜祭品，预先通知学士院撰写诏书并抄写赐物清单一纸，分别请用御宝【诏书用“书诏之宝”，赐物清单用“锡赐之宝”】；前一天派内侍携带赐物前去。按惯例，诏书上标明撰写进呈的日期。例如正月初一生日，文意一定叙说岁首，而标出的日期却是上一年腊月，实在不相称。我任直院时，上奏请求不拘进呈诏书的早晚，只在文后确实标明生日，得到诏令同意，于是定为制度。祖宗时期，除牲畜祭品外，还赐给器物、钱币，往往就近派子弟、姻亲携带赐物前往，是想节省费用。渡江以后只有牲畜祭品：米面按本色供应，羊按价钱折取，都由有关部门供给；酒则由临安酿造，临时加盖黄封。拜谢受赐完毕，与使者一同登堂、插笏、展开诵读，然后入座饮茶喝汤；文书中给随从送钱一万五千，跟随人员三千。天章阁使臣、库子、快行所得的钱和酒，也各有等级差别。

译淳熙三年八月庚辰日，德寿宫派大宦官张去为到都堂传诏，立翟贵妃为当今皇后的诏令。第二天午后，执政奏事，皇后恢复本姓谢氏。乙酉日晚，快行家来传令锁院。这天，侍讲、刑部侍郎程泰之已经值宿，叫来马便出门。我到内廷前面，恰好与他相遇。泰之扬鞭说：“诗已经留在案上了。”酉时，从东华门入宫应对，进入选德殿。皇帝说：“太上有诏，册立谢氏为皇后，命你起草制书。我刚才奏问是否应当略略提到恢复本姓，皇帝说：‘不这样，四方怎么知道？明说幼年随乳母即可。’”于是赐座饮茶。御药王蒙一同进入院中。二鼓以后，草稿进呈完毕，吏员呈上泰之的诗：“抖擞衣冠却冒着尘土，牵动马蹄顾影也迟疑。暂宿銮坡本非应在之地，莲花烛下起草文章自有真实。字直以来本来同古语，地位高了又遇见今人。迎潮时有约不可轻易失信，季老当年不推辞贫困。”说的是赐金。我作和诗戏弄他说：“天街一同踏过软红尘，飞马交驰惊动巡逻者。怎敢期望椒殿让我起草皇后制书，槐庭原本料想任用儒者中的真人【起初以为年兄将入相，镇守学士院】。卖药的方术偶然免了冬天龟手，临时到市场上去，深深惭愧自己像早晨攫取食物的人。” 同僚之间礼数断绝，应当还有日期；再次得到润笔钱，就不会贫穷了。说的也是起草宰相制书同样会赐金。此前七月十九日，六曹长官、副长官六人到浙江亭观潮，泰之也在其中，只有我因在内廷值宿没有去。下午雷雨大作，我挥笔戏赠蔡子平洸说：“雷声轰鸣如万鼓，勒令潮水退回，再也没有亭前堆雪般的潮头。想来是尚书吝啬又拘涩，盲风怪雨一时都来了。”诗中“迎潮轻爽”的话指的就是这件事。淳熙三年八月乙未日，都堂召集群臣议论赐给交趾明年历日的诏书。我认为李天祚去年冬天已经去世，龙▯还没有受封，因此想写作“安南国王嗣子龙▯”，执政认为可以。此前我以兵部职事列举天祚死后的赠典。按照旧例，交趾王初即位时封为交趾郡王，过了很久进封南平王，死后赠侍中、南越王。皇帝认为天祚自绍兴丁巳年继位，到现在已经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从南平王特封为安南国王，所以想优厚他的礼典。我请求仍赠侍中，追封南越国王。诏书可以称安南为国，大概是曾丞相的失误；听说奏章和行移文书过去只称安南道，加封以后逐渐自我尊大，文书称“国”，便再也无法改回去了。丁酉年三月二十四日，制书授予龙▯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国王，食邑三千户，实食封一千户，仍赐推诚顺化功臣。我恰好起草制书，其中说：“既然选择乐土而开始受封，已经按照世代承袭；极其真诚地授予王爵，哪里还需要逐级升迁。”说的是不再封为郡王。交州在唐代是安南都护府；本朝太宗时，黎氏夺取丁璿的节度使职位；大中祥符三年，李公蕴又篡夺其位，传给儿子德政，至孙日尊时，曾经称帝并改元。日尊死后，干德继位；干德死后，阳焕继位；阳焕死后，天祚继位；天祚死后，龙▯继位，已经出生好几年了。制书说“于是眷顾这一国，传承到第七世”，是从李公蕴算起的。他们的名字叫日、干、阳、龙，都有僭越尊上的意味。不过表章上的字写得像蝇头小字，几乎无法辨认。皇帝每次都称赞他们恭敬顺服。淳熙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锁院时交下中书门下省的成熟文状，任命赵伯圭为使相、提举洞霄宫。我上奏说：按旧例，宗室、外戚或者从前的宰执带节度使职衔，多数充任宫观使；如果升为使相，自己领宫观使是没有疑问的。过去史浩以使相身份提举宫观，是错误的；恐怕从此形成惯例。现在列举士樽、钱忱等人的事例，他们都是以史相的身份充任宫观使，在外任职、听便居住，应该取诏旨改正。我在一更四点进呈，五点皇帝批示：“可以依照士樽等人的体例，任命为宫观使。” 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封交下参知政事钱良臣辞免监修国史日历所札子，降诏不准辞免。我因而上奏说：向来宰执兼领某个尚书省局，通常由内尚书省批出局名；到了朝廷降下敕令，应当照样抄正办理，但省吏只奉行内批，宰执也随敕黄署上官衔，这种差错已经很久了。如今因答复诏书，便冒昧把它说出来。国史日历是书名，“所”才是官司名称。如今大臣应当“监修国史日历”，却又添上一个“所”字，似乎成了监修建造某物的官。又如敕令所，由从官详定、宰执提举；如今却说“提举敕令所”，这是什么道理？以至于“国史院”“日历所”“玉牒”都混成一类，应当改正，只是当时诏书只批示“依允”。后来有时改正，有时不改，又重新混淆了。丁酉年九月丙辰日，宣召侍读、史少保史浩，在澄碧殿赐宴。到傍晚，送给他金莲烛，让他留宿玉堂值庐。皇帝命令他作诗记叙这件事。史浩进呈古诗三十韵：“季秋中旬的日子，正是淳熙盛治的第四年。退朝回来牵马之间，中使忽然传来诏令。片刻后太阳转向申时，宣召我陪宴同享欢乐。预先命我回到玉堂，深夜准备在那里住宿。惶恐跪着接受命令，车马急忙穿过市场。红色宫阙高耸如皇居，烟霭香气常常轻轻弥漫。从东华门进入，熊罴般威武的卫士森然排列。诏许乘坐肩舆，安稳缓行，不必跛行倚靠。复古殿与选德殿相距遥遥，约有数里。长廊连接云汉，高峻处灿烂如珍珠花蕊。中途敞开金门，恍如进入蓬莱仙境。群山环抱苍翠山壁，四面看去仿佛被弱水围绕。山色早晚都佳，水也清澈无垢。冰帘映着绮丽的帷幕，琼殿在中央高高耸立。澄碧殿辉映着皇帝的文采，龙神争相守护观看。我踏舞登上丹梯，天威近在咫尺而不敢违越。奉上酒杯祈求万寿，时而请皇帝开口。请求饮尽余酒，酒传了不知多少杯。徘徊走下美玉般的席位，缓步劳烦皇帝的玉足。跟随游览到清澈激流之处，赐座谈论名理。泉声有如琴瑟，一洗耳中筝笛之声。皇帝说万机之暇，常来这里读书。谈到帝王之道，直想与古代帝王相齐。尧、舜、禹、汤、文王，前身莫非就是他们。臣下的话不是献媚，真正的道理确实由内心产生。既然明白这就是内心之理，关键在于努力实行。登桥饮尽余酒，酒兴还没有停止。金莲烛引着两支蜡烛，拜两拜离开台阶。皇帝亲口宠谕臣下，这件事应该记载。归途中感念这份荣耀，赶忙写下却不免文辞支离。”

译皇帝所作的诗，俯就原韵唱和：“我承受帝尧的揖让，恭敬地经过五个元年。治理之道贵在清静，圣人的话有深远含义。谁歌咏君主贤明，自然得到股肱之臣的喜悦。希望使百姓仁厚长寿，哪里肯半途停止。努力务农，使田地中的人快乐；安坐经商，使市井中的人安定。年年考察丰收，国家的议论消除颓靡。我个人哪里有什么力量，全靠众多贤士济济一堂。何况我有元老之臣，处身中央而不偏倚。你居住东方已经超过三年，不远千里来到这里。还没有实现像赤松子那样的遨游，姑且诵读青琅玕般的诗篇。白发之年仍持守六经，每天侍奉在明光殿中。像鸿雁遇到风一样高飞，像鱼儿在水中一样自在。儒者的行为没有瑕疵，道心没有尘垢。挺拔如松柏的姿态，峻峭如山岳耸立。我每天处理万机，以至仁之心一视同仁。西成丰收时赐下小宴，促席而坐相距不过尺咫。惭愧不能像周代那样歌咏湛露，置酒也不是为了封爵进齿。归来把美意写在亲作的诗中，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眷顾你前来澄碧殿，胜景美赏因而得到你的曲驾。” 我也多次召集公卿，在这里谈论政理。虚心是为了爱护百姓，忠言虽逆耳却有助于治理。愿我自己瘦弱而天下富足，最大的快乐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很是挂念文武疆域，天下各处的法度仍然不同。东都曾经会合诸侯，周宣王从前就在这里。希望你们竭尽美善谋略，使我的功业兴起，不要因为正处在宴饮休养之时而停止。姑且再赐你一杯酒，正应当饮尽。谈话不能停止，都希望举起万年之觞，什么时候才能来到朝廷台阶前？文章借重老成之手，用直笔记载中兴；赞美你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怎么能推辞而使文辞支离呢？到十一月壬寅日，轮到我在内廷值宿，申时二刻，宣召我到清华阁。皇帝说：“学士赴宴召见没有固定时间，最为亲近。朕和史浩唱和的诗等待抄录给你，你可以和诗进呈，这是学士的职分。”又说：“你想来不太能饮酒，我赐宴时看见你面色发红，却一直诚恳地不推辞。”退下后，中使李肃传诏，赐给我御制诗底本以及戊戌年小春茶二十銙、叶世英墨五团，用来代替赐酒。叶世英是御前制墨工匠。我恭敬进呈和诗：“自三代以来，岁月已经过去千年。时代难道没有贤明君主，只是治道没有符合圣意。光耀的唐太宗，功业在可喜之处；对外抵御已经扫除，蛮夷都来朝见。” 循良之政布施于各郡县，惠民的政令使狱讼和市场都宽缓。忠臣贤士整齐地排列，恳切的劝谏遏止浮华靡弱。关中辅郡罗列府兵，岩穴中的奇士也被征聘。百姓的生活安稳如覆着的盂，国家的势力倚靠秦山般牢固。皇帝的心愿是超过前代，教化之风传遍九万里。以忠厚培植根本，文物制度灿烂如花。淳熙与贞观相比，哪里只是相互表里而已。皇帝的随车还在涛江，列列关隘隔着淮水。可怜的獯鬻氏，成为我太平清明之世的污点。于是使营屯的军队长期聚集，白白耗费储藏的粮食。中原厌恶豺狼般的贪暴，诸将徒然像虎一样窥视。怎样才能让他们带着玉石和良材前来进贡，不过尺咫之间。使天下混为一家，耕田养蚕，人口繁盛。希望讲论治国之道，当前首要事务应当有几件？想要施行仁政，仁政就会到来，忧患在于还没有迈步实行。何况前代史书中遗漏的事情，也可以寻求治理的道理。卫青、英布那样成为爪牙，王猛、魏征那样兼作眼目和耳朵。在中央依靠房玄龄、杜如晦，虚心接受群臣意见，使彼此不至于听而不闻。国家政事各有差异，却能看见车轨相同。谁说古道难行？众人都说当今君王就是古道的继承者。珍惜一寸光阴是圣人所争取的，盛大德业正在一天天兴起。舞干之乐使三苗归服，功效只需七十天。孟轲说仁者无敌，传说又说礼可以止争。东夷和北方女子的部族都来朝见，争相到宫阶进谒。南山的竹子容易用尽，陛下的功业却难以记载完。儒学馆徒然献上歌诗，又怎奈辞藻还不免支离。”这天奏事完毕，皇帝问：“陛下命令临安府开设文海，有这件事吗？” 皇帝说：“对。”我奏道：“《文选》以后有《文粹》，已经远远赶不上了。所谓《文海》，是近来江钿编纂分类的书，实在没有条理。书坊刊行倒也可以；如今若降旨由防校正后刻板，事情就很重大，恐怕难以流传后世。不如委托馆阁官员选辑、诠释本朝文章，编成一代之书。”皇帝非常赞同，说：“你可以办理这件事。”我奏请委任馆职官员，皇帝说：“等候差遣一两个人。”后来此事便交给吕伯恭。祖谦编成后，皇帝问应取什么书名，我请求赐名为《皇朝文鉴》。皇帝说：“好。”又降旨命我作序。书稿进呈后，正准备刻板，防中有近臣密奏说：“书中所载臣僚章疏，有损及祖宗政事的内容。”于是终于没有刻行。如今幸而这部书还在，士大夫中有人传抄它。淳熙五年闰六月十二日，锁院收到拟定的熟状：皇子魏王原任荆南集庆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行江陵尹、判明州，改任成德彰信军节度使，行荆州牧。我奏道：“彰信军在曹州，徽宗曾任其节度使，即位后升为兴仁府；又因亲王兼任牧职，按理应随本镇设置。如今成德军就是真定府，却兼带荆州牧，不对。”皇帝批示：“另行拟定大镇，写入选防；再详细查来本镇兼带牧职的旧例。”我又奏道：“去年夏天魏王授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误犯了端拱年间真宗的除授旧例。过去政和年间已经有不查典故的失误，如今因改换镇职，不敢不慎重。况且两镇应各带一牧，仍须随本镇设置；请在实录中查找旧例进呈。”夏夜很短，奏章送入时已经三更，到四更还没有批出，只是在两镇职名上就本镇规定各带一牧，于是我拟定永兴、成德军节度使，兼任雍州牧，写入选防。不久选防定下，随后送入禁中起草诏书；我没有睡觉，等待批示【禁中四更，相当于外廷三更】。旧例规定，食邑千户以上可以封侯；如果拜为宰相，即使原来的爵位低、食邑少，也要经过进封侯爵这一程序。五等爵中的伯、子、男以县为封号，到了侯爵则升为郡。降下选防时，还不知道要封什么郡，只能说“进封开国侯”而已。秦丞相去世后，起初任命沈守约【该】为左相，万俟元忠【卨】为右相。沈氏的爵号是归安县，万俟氏的是阳武县，都是按他们的乡里命名。二人拜相后应升为郡侯，学士院却分别进拟为归安郡、阳武郡；这些原本并不是郡名，错误十分严重。当时偶然没有人知道应当改正，过了很久，因进呈书籍、转任官职时才得以厘正。直到今天遇到选防中升为郡侯的情况，臣僚、院吏以及吏部仍常常差错。例如原本是吴兴县开国伯，按理应说“进封吴兴郡开国侯”，却说成“吴兴郡进封开国侯”，实在毫无道理。我每次都替他们改正。

译北门掌管内制，西掖掌管外制，这就是所谓“两制”。又有诏令规定，从观文殿大学士到敷文阁待制，都是侍从官。朝廷有时诏令近臣举荐贤能、议论政事，往往说“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尚书省侍郎以上”，另外列出御史中丞、学士、待制，这才算详细完备。近世沿袭下来，通常都称为侍从，本来就已经容易混淆；如果笼统地说“两制”，那就不对了。绍兴二十四年春，直学士院汤公思退以礼部侍郎兼同知贡举。当时百官职位多有空缺，大多一人兼任数职；凡是进士出身的官员都进入试闱，只有监察御史王公纶留下，大概是准备拆封试卷的。内制官员又有空缺，于是降旨暂时代理，恰好起草刘婉仪进位贵妃的制书。太上皇称赞他有典诰的文体，润笔钱将近万缗，赐给他的砚台尤其奇异。秦丞相很不高兴，后来遭到弹劾而离职。秦相去世后，汤公被召回，掌管内制、外制，兼知枢密院事，眼看就要成为宰相，却因病免职；大资政留守金陵，那里正是他的故乡。他未中进士时，兄弟曾在府学寄食；到这时，人们都以此为荣耀。不久他在任上去世。我在西掖时，曾起草他的致仕制书说：“年轻时歌唱《鹿鸣》，在乡里被荐举；年老时解除麒麟符，居住在自己的乡里。考察古人，有时确有这样的事；近年则几乎没有因这种事而赠官。制书说：‘古代所谓乡先生，死后要在社中祭祀；后世优秀的二千石官，百姓也曾奉祀他们。’你对于这两种情况，大概兼而有之了。”这些话全都是纪实。旧例规定，正式授任六曹侍郎以及杂学士以上官职，遇到辞免，都会降诏不准辞免。给事中、舍人以及权知侍郎则不这样。绍兴二十七年六月，户部王侍郎师心辞去给事中，也降诏不准；这道诏书大概是旧官职本来就应答诏而产生的。该年九月，权礼部贺侍郎允中授给事中，辞免时也降诏，这只是错误地沿用了王师心的例子，并不是旧例。三十年正月，权工部王侍郎晞亮升任夕拜，不再降诏，这才是正确的。第二年九月，权礼部金侍郎安节也升任夕拜，却又错误地降了诏。从此以后常常没有定论，院官应当根据具体事情申明并改正，这才是好的做法。《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六【《淳熙玉堂杂记》下】。宋代周必大撰。关于“谘报”的制度，见于《金坡遗事》。元丰元年八月丙申，诏令尚书省、枢密院使用谘报，直到今天仍遵守这一制度。格式是开头写“学士院谘报尚书省”，或者写“中书门下枢密院”；接着写正文，末尾写“右谨具谘报某省，伏候裁防”。最后题写年月，由学士押字。即使中间有权臣掌权、官员失职，唯独这项制度没有废止。三省、密院给各部门通常使用札付，只有学士院称“札送”；其他官司收到省札，必须先在前面接连一张纸，写明收到的日月，然后才敢押字。只有学士院直接在札首判押。此外，吏部首领还设有录事曹、按日房，都略仿中书的制度，这是为了尊重内廷。祖宗时期，内制多半避开与两府官员的亲属嫌疑，也有不许回避的情况，苏文忠公对他的弟弟文定公就是如此。不过他始终心中不安，请求出任郡守而离开。绍兴初年，范元长【冲】授为学士，因为是赵丞相【鼎】的姻亲，特意重新设置侍读学士一职来安置他。秦丞相【桧】执政时，他的兄长【梓】确实担任学士，儿子熺接着担任学士承旨，也曾任礼部侍郎；虽然都借用了元祐旧例，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国初，凡任学士而官至八座后已经罢职的，有时又来直学士院。神宗改革官制以后，中丞兼任六曹尚书的权职；如果兼掌内制，也只称“直学士”，舒亶等人就是这样。中兴初年，詹乂已经是龙图学士，仍称“权直院”。其他正侍郎以下官员，多带“兼权”二字，汪▯等人就是这样。后来程克俊、林待聘、杨愿等人起初以给事中、舍人兼权直院，过了一段时间才去掉“权”字，成为正式职名。官至正尚书的人，则带“兼权”二字，学士胡交修等就是这样。乾道三年，洪景卢【迈】奏请：从庶官升为侍从，便应去掉“权”字，正式兼任直院。因此，先以起居郎权直院，升任中书舍人后，就去掉“权”字。庚寅年秋天，我以少蓬兼权直院；第二年正式授任权礼部侍郎，吏部援引近来的制度，申明应改为正式直院，我坚决压下此事，仍旧兼权直院。翰林学士王日严【曮】也不再过问。后来王季海【淮】以太常少卿兼权直院，授任三字学士后便径直去掉“权”字，于是成为定例。淳熙五年十二月，我从翰林升任礼部尚书，于是正式兼任学士；这是因为皇帝认为，所兼任的官职如果位在正式官职之下，都不带“权”字，并不是旧例。六年十一月，我升任吏部尚书，又升为兼学士承旨，并且有内批送到学士院说：“天官事务繁多，从今以后，除非特意命令撰述，其余事务一概免除。” 皇帝自登极至今将近二十年，正式授任翰林学士的才七八人，他们都升入二府；只有王日严因为年过七十，授任端明殿学士后离职。乾道癸巳年，曾丞相【懐】、郑参政【闻】、张枢密【说】在二府任职，有人推荐新近改官的正字崔大雅【兴诗】进入内廷。因为他的资历和钱数，于是创设“翰林权直”的名目，月俸只有学士直院的三分之一【从学士承旨到庶官兼权直院者，俸给同为一等】，院中的餐钱不减少。第二年冬天，他因父亲去世离职，不久又遭母丧。戊戌年秋天，服丧期满，重新召回担任翰院编修官。史丞相【浩】执政时，下令史院讨论兼职名称，于是改称“学士院权直”，这是因为“翰林”是内廷各司的总称，难以专指学士院。淳熙六年明堂大礼时，崔大雅已经升任著作郎，仍照旧担任权直；粮料院只随他的本官等级支给赏赐二十匹。两名大雅以状文申报秘书省，秘书省又申报朝廷。赵丞相【雄】将要上奏取旨，于是按照月俸的例子，支给学士俸禄的三分之二。祖宗时期考试文章多在学士院举行，近年只考试馆职。学士院收到省札后，召某人应试，便交太史局选择日期，通知内侍省派一名官员担任监试。考试前一日，学士在院中住宿，进呈策题，等候内批；次日早晨按次序引入考试。支取左藏库钱三十缗作为餐钱。考试结束后，抄录策题和试卷，按照绍兴元年的指挥，用谘报封送尚书省，然后取旨授官。期间馆职官员多不参加考试。绍兴三十年，司谏何通远【溥】对此提出意见。太上皇想恢复旧例，但人们很怕考试，首先召朱熙载等人，其次召刘仪凤等人，他们都推辞不去。太上皇告诉汤丞相【思退】等人，必须选两个人让他们应试，并说：“苏轼中制科尚且要考试，何况其他人呢？”于是我和同年程泰之【大昌】奉诏应试，诏书已经明确宣示，只好不敢推辞。不久太上皇想授我校书郎，有人说南渡以来的选人没有这个例子，于是只授正字。乾道六年九月，我以秘书少监寓直翰林院，发策考试王仲衡希吕；曾作诗寄给同年程泰之说：“当年奉给札书踏入金銮殿，如今重来依旧是九月寒。学士出策询问学士【馆职也应称学士】，秘书官考试秘书官。” “自怜两鬓青黑已非当年，却还欣喜所穿青衫总是一样【当时我穿绿色官服】。寄语浙东程阁老【程当时任浙东提刑兼权帅事，也曾暂时直翰林院】，不要夸耀红色旌旗，笑话我这个寒酸儒生。”程的答诗末句说：“有什么值得羡慕的滑稽之处？不过是在金莲烛下说寒酸话罢了。”起初我在庚辰年九月与程一同考试，两人的名字都有大字。第二年考试蒋芾、芮晔，姓名都连着草字头；又过一年考试王东里、程千里，名字都连着“里”字。连续几年偶然遇到这种情形，也可以写成诗。按祖宗朝的馆职，指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的职务。在京任职的多升为修注官，出任外职则称带职；凡转官、奏补等恩数都很优厚，所以选任很难，必须考试后才授职，也是为了限制没有才能的人。自神宗罢除馆职后，它只是秘书省官和其他职事官一样，不应还沿用馆职的名称。何况状元不考试，其他人多直接授为著作郎、著作佐郎，参加考试的也只是校书郎、正字罢了。旧制说考试前一日学士要住在院中，所以元祐年间苏文忠公和邓文惠公【温伯】各自进呈策题，禁中降下的诏书采用了文忠公所作的题目。到我和程同考时，学士洪景严、兵部尚书兼权学士杨元老【椿】也一同进入院中，直到这时才如此。我和郑仲益一同直院时，郑是长官；旧典故逐渐改变，于是才开始轮流进入，不敢强迫他。后来我在丙申年二月直院，召试许苍野，于是恢复旧例，约程元成【叔达】一同进入院中出策题，轮流撰写。

译隆兴初年，皇帝采用真宗旧例，轮流让讲筵学士院官员在禁林值宿，每晚两人，以备宣召、引见和咨询，往往赐酒并留他们款待。后来认为两个人都难以留宿，若同时召见，议论又难以尽兴，于是命一人轮流值宿。此后更加慎重选择人员；有时遇到国忌妨碍行香，或者因有事而人员不足，以及大暑，都权且免除。有时遇到除授，宣召锁院的讲筵官已经入直，往往听到命令后仓促离开，甚至来不及等候，向内廷各司的属吏借马。偶尔遇到本院官员值宿，便留下锁院。如果是大规模除拜、应当有赏赐的情况，则不论是否值当日，往往特意宣召【每次值宿两日，称为头直、末直】。绍兴辛巳年，明堂礼成；因为完颜亮背弃盟约，十月四日诏令说：“这次明堂大礼，按例应给臣僚加恩，权且不锁院、不宣麻，只降下制书、给告，并免除辞免，等事情平定后再依旧办理。”隆兴二年，边事变化而改行郊祀；乾道三年冬天发生雷灾，罢免两名宰相；这些事情都来不及举行加恩仪式。乾道六年，我才奏请恢复旧制。内制的名目不止一种，轮流值宿时有时还不清楚它的格式。因此凡是较短的词头，院吏一定把过去的作品抄在纸片上放在前面，称为“屏风儿”。我曾经把王岐公、苏文定公的诏草和谢表都抄录备查，详细说明此事，这个做法直到今天仍未废止。大概它由来已久。国初陶谷所说“一生依本画葫芦”，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凡是锁院，或者亲自承受诏旨，或者收到拟定的熟状，本院就通知閤门。某月某日有锁院之事，閤门得到消息后，立即关报御史台，集合文臣职事官、承务郎厘务官、通直郎以上官员，第二天到文德殿听宣麻。宰相、枢密使都不前往，只有轮值的参知政事一人押麻。麻卷从宫中送出，閤门开启御封，两名吏员面对面展开；宣赞舍人面向南方插笏，以交叉抱手的姿势大声宣读开头和末尾的文辞、官阶、姓名下面几句以及所授官职，并不全部宣读。听宣完毕，知閤门官把麻卷交给参政，再改交中书吏。百官不行拜礼便退下。若是重大诏令以及册立皇后之类的事，宰执和文武百官都入殿，全文宣读，行拜舞礼后才退下。宫中把锁院看得很重要。淳熙三年庆寿赦令时，凡是降麻授官、按例应加恩的官员，采用辛巳年明堂的旧例，锁院宣制，并且不许辞免。九月三日，中书进呈熟状：王【恺】思【一作恩】、平郡王【璩】、永阳郡王【居广】都加食邑、食实封，只请求降付学士院起草制书。宫中一位夫人疏忽了详细审阅，便宣召锁院的程直院。当夜进呈草稿，第二天按规制告廷。又过一天，内批交给密院典字直笔吴庆庆，降职充任紫霞帔，不许供职，改为主管大内公事。庆国淑懿夫人刘从信降为两字夫人，大概都是为了惩罚她们的错误。凡不是按时召见院官【侍从以下以及外官中兼任内外职务者同样如此】，他们穿紫色窄衫、丝絇鞋，走入殿廊。有小黄门前来引导，到便坐处后，换穿红色半臂【忌日前使用黄色服饰】，黄门赞礼行拜，作揖，登殿，奏对完毕。皇帝说：“暂且坐下。”此前已经设置小杌子，官员侧身虚揖后坐下。将要退下时，黄门赞礼说：“宣令入坐，赐茶。”于是宦官进御前，奉茶给臣僚；赐酒也是这样。所用杯子各不相同，另以一盘果实佐酒，器皿有大小之分。如果是二府官员，则由两个黄门引导，皇帝也穿窄衫。宰相、枢密使坐高杌子，执政官坐紫团墩，位置较低。赐茶、赐酒也一样。有时举行曲宴，酒行五遍，也有增加次数的。海杯赐食则从来没有固定制度。中兴以后，凡授任节钺以上官职，多由中书进呈熟状。院吏说：“镇中列在左边的是文臣，列在右选的是武臣。”各房临时叫院吏去取索，因此可以知道是哪一类。唯独起草皇后、太子、宰相的麻制时，不允许知道。几十名快行来到院中传召，说：“锁小殿子。”到了之后，在便殿穿上防带，皇帝把授官的意思告诉他。御前陈列着金制器物，如砚匣、镇尺、笔格、糊版、水滴之类，将近二百两。写好除目后，随即把这些东西赐给他。隆兴初年仍用此例。乾道以后，只设置普通的笔砚。退下时另有诏令打造金器，不按旧例赐给牌子金一百两。立后、升储时，数量加倍。凡除拜加恩，官员在都城的，宣麻之后，院吏私下抄录底本，奔走报告，以希望得到馈赠，起初并没有正式公文。但接受任命的官员辞免时，多说“准学士院报麻除授”等等；这并不是典故旧制，不应沿袭作为惯例。奖赏、慰谕臣僚，有时降诏，有时降敕，学士院中各有固定格式。近年如大理寺狱讼清空，以及监司、守臣有功劳事迹，如果是普通官员，都应降敕。可是给三省、枢密院的文书，往往错误地批作降诏；院吏只按所得诏敕办理，不敢阻止。翰林院的印章，印文是“翰林院学士印”六字，背面刻着“景德二年少府监铸”；上面的两个字已经磨损。南渡以后，各部门的印章没有这样久远的了。尚书六曹中只有礼部印是旧物，但也是元丰改革官制后铸造的，大概因为文书使用稍少，所以没有磨损。绍兴辛巳年五月，诏令学士院暂时寄居皇城司，把学士院改作钦宗的几筵殿；丧制结束后恢复原状。学士院旧称北门，如今在行宫和宁门内，大概沿袭北门的制度。这里地处皇城旁，十分狭窄。汪尚书【应辰】兼权学士时，皇帝多次命令增修，最终因为没有空地而停止。防后就是堂缘，近年院官只有两人，所以分为东、西两阁。中间有一座小龟头形的榜亭，榜上题“摛文堂”；大概徽宗在京城时因扩建直庐，亲笔书写后赐给强承旨【渊明】，如今却是汪彦章内翰【▯】所篆。太上皇又曾书写“玉堂”二字，赐给学士周茂振【麟之】，刻在石头上立于防上。

译东阁窗下砌有一个小池，长久不下雨就会干涸。池旁种着金沙、月桂之类的植物，还有海棠、郁李、玉绣球各一株。西边种着金橘，靠近城墙根部，树株不能长大。花开时香气充满全院，结的果实虽小却很甜，在浙江一带并不容易得到。淳熙己亥年夏天，侍讲、兵部尚书兼给事中王仲衡入直，给我看两首绝句：“玉堂白昼漫长，暑风阵阵；阵阵飞花飘落，落入小池。徘徊在幽静的栏杆旁，凭栏询问消息；夏日黄莺飞出万年枝。”又一首说：“小池倒映着余晖，照耀空檐，极其奇异。树梢没有鸟鸣，风力柔弱；鱼儿闯入浮萍，翻动水面嬉戏。”我依韵作诗说：“东省南宫靠近太微垣，紫微龙驾行经凤凰池。再吟咏殿阁中的薰风诗句，坐着便觉得桂枝生出清凉。紫禁城同沐日月光辉，白发衰颜独自惭愧，哪里有羽毛的奇美。水面如明镜，虽可俯视；笑你们匆匆忙忙，谁肯嬉游。”我曾经发策考试，仲衡到这时同为八座官员，都在讲筵，彼此唱和很多。这些诗以及院中的景物，所以记在这里。朝殿之日，皇太子、宰相、亲王、使相、参政，各有两名穿朱衣的吏员，从下马处在前面引导，直到殿门【枢密使所得恩数同宰臣；如果是知院、副枢、签书，则穿紫衣】。此外只有翰林学士享有这种待遇。又允许他们在禁门内随身带茶笼、担子，与执政官相同。车驾将要出行、举行孟享或经过宫殿时，应奉官和侍从以上官员在后殿朝见。宰执有奏事，侍从先退，按例经过玉堂，稍作休息。如果遇到冬至、元正，就在堂上举行团拜；等车驾经过后，便在学士院门外上马跟随。南渡以来，朝臣遇到节令所赐的物品，多数暂时停发。如今经筵官在寒食、端午、冬至三节，仍赐节料钱和酒。其他侍从官，则在三大节由客省按规定赐羊、酒、米、面。学士院官员如果是侍从以上兼任，就按本官待遇；如果是普通官员权直院，只有三伏时赐米一担、时令水果五品，每品才一碟，也是因为同经筵官轮流值宿才得到的。书局【有宦官承受，凡遇节令按例赐茶酒；学士院没有承受官，因此没有此项】淳熙乙未年初伏，我以待制、侍讲兼任经筵官，赐流香酒四斗【后二年减半】、时令水果七碟、冰一担，比普通官员值院时略多。我写短表谢恩，支给快行家食钱三千，又折给酒钱三百，另赐冰一担【翰林司关子说限日发放，不许拖到第二天】，支给食钱一千，这大概就是侍从官所得的待遇。十月初一，赐锦袄子；学士、观察使赐簇四金雕，尚书、执政赐八搭晕锦，宰臣、使相按“天下乐”例发给；都从左帑支给，不得到了临期才按品级借用充作领袖，穿在朝服外三天就停止，这种做法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不对。我从翰苑升任八座官时，己亥年十月，正值随从皇帝到景灵宫恭谢。兵部尚书王仲衡不了解朝廷规定，只使用市上买的锦，我告诉他缘故，他却没有办法。我脱下自己所穿的赐服给他，赶快取来过去的金雕服自己穿上。等到随班入朝时，閤门吏魁赵轸和他的同伴看着我说了几句讥刺的话，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叫住他们告诉说：“即使品级同为尚书，我还兼任翰林学士，所以可以舍弃高等服色而采用低等服色。”赵轸等惭愧道歉后退下。渡江以后，每逢开讲、罢讲，临安府都准备宴席招待侍讲、侍读、修注官。绍兴三十二年冬天，我任左史，赵清卿【子防】任临安知府，开始提出议论，全部停止各部门的馈送和所供饮食。当时洪景严以内翰兼任侍读，开讲日，学士院自行置办五行酒，从此便成为惯例。乾道六年，我和郑仲益兼任侍讲；当年秋天开讲，郑主持宴席，认为我也是院官，应当参加此事。我只是签署招待宾客的名单，因为没有兼任讲读官，便没有赴宴。当时胡邦衡铨以工部侍郎兼侍讲，在席间作覃字韵诗提到我；我依他的韵作诗，其中有句：“寓直怎敢同东道主。”说的就是这件事。翰林学士一职，起初依照旧制，诏令设置时仪式非常隆重；中兴以后不再举行。我直院时，任命王日严为学士，院中支给餐钱，只备五杯酒罢了。旧例规定，大宴如果在这一天举行，学士院就为馆阁官员准备食物。祖宗时期，内制、外制官员没有不是从三馆出身的。馆中的人往往是过去的同僚、旧日的朋友，交往以道义为重，不专以势力、利害和地位高下为念，所以每逢这一天便小聚，从容谈笑。近来虽然仍照旧准备食物，却设在学士院门内的幕次中，大概从未见过玉堂主人。我私下认为前辈不是这样。淳化年间，太宗以飞白书写“玉堂”等四字赐给翰林，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把两制官员安置在玉堂、直秘阁，潘谨修也参与其中，大略可以看出当时情形。以上是近世程致道编修《麟台故事》所记。乾道七年天中节，贡院赐斋筵；我当时以少蓬兼任内直，于是督促院吏准备饮食。吏员说厨库缺钱，而且近来已经不讲这个礼例。我说：“旧例既然难以废除，何况我身为秘书省副职，难道要废止这项礼节吗？”便命令照旧例办理，不过也只是盘餐之类罢了。我长期在翰苑独自任职时，常常不到几个月就请求离去；皇帝总是批示降诏不准，院吏便向中书省申报，请求临时差遣官员撰述，于是委任中书舍人。如此再三，终于成为定例：直接封存奏札，交付中书后省办理。几年来，皇帝多次命令我推荐词臣来代替我，明白表示要重用他的意思，我每次都退避。戊戌年九月丁丑日，御药院传旨询问近来的惯例：“院官有没有三人的时候？”吏员列出最初执政时期的承旨洪遵、学士史浩、直院刘珙。又问绍兴年间的旧例，吏员再列出：绍兴八年曾列举龙如渊等人，都是直院，却召孙近任承旨；三十一年，何溥任学士，虞允文、刘珙都任直院。十多天后，崔大雅服丧期满回朝，皇帝说：“你来得正是时候。”于是又兼任权直。十月，又增加莫子齐【济】，不久去世。后来又增加赵大本【彦中】、熊子复【克】，我于是参与其中。《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