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十三【省斋文藁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十三【《省斋文稿》十三】宋代周必大撰写 策问 家塾策问十二首 《易》说：“损减上面而增益下面，百姓就会喜悦无边。”《论语》说：“百姓富足了，君主谁会不富足呢？”古代的君主平时没有事情时，就放纵奢侈而损耗财物；一遇到战争，就强行搜刮聚敛，看到百姓流离失所也不加以抚恤。自从主上登临帝位以来，亲自实行敦厚朴素来作天下的表率，宫廷内部的日常所需，外部官吏的俸禄；大的如郊祀仪仗器物，小的如坟茔用烛、庭院火炬，凡是可以节省的，没有不节省的。只是丑虏还没有归服，营寨屯兵相互望见，遣戍士卒劳苦往返，这些费用有些不能不支出。除常赋之外，从未向百姓取一丝一毫。既尽力制止羡余进献，又严厉惩治聚敛的官吏，偶尔遇到水旱灾害，忧虑抚恤极其周备，本应当家家富足、人人丰裕，达到富庶；可是即使丰年乐岁，乡里仍不免贫困，这是为什么呢？想来是因为懒惰的农民还很多，土地上有未利用的利益；从事末业的人日益增多，不思考从事根本；风俗奢靡，胡乱使用财物来消耗它；州县奉诏不力，巧妙地进行刻剥，而负责耳目监察的官员又没有察觉吗？想要挽救这四种弊病，应当已有成熟的办法。使百姓喜悦、百姓富足，以符合我们君主慈爱节俭的德行，也是诸位应当用心研究的事情。孔子了解门下弟子，七十弟子了解圣人，大概都是十分审慎的。然而仍有可以疑惑的地方：说曾参鲁钝，他却能够一以贯之，立即领悟忠恕之道；门人想要侍奉有若，却又一致认为不可以。曾参并不是愚鲁迟钝的人。说冉求退缩，他却使季氏比周公富有，又替季氏聚敛财物，季氏要讨伐颛臾时，他还赞助其在国内动用武力。冉求并不是谦退的人。难道圣人抑扬人物，自有深意吗？还是只与他们一时的进退相应，却不能保证他们后来始终如此吗？澹台灭明想侍奉孔子，孔子认为他的才质浅薄。后来又感叹说：“只凭相貌取人，我错失了子羽。”到了《孔子家语》，却又说子羽具有君子的仪表。孔子曾经根据容貌估量他的才能，而他的才能没有达到孔子所期望的程度，这两种说法大概互相矛盾。考察人的行为动机，观察他的行事途径，察看他安于什么，哪里至于只看容貌呢？这就是孔子了解门下弟子的可疑之处。孔子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想跟随佛肸，子路便感到迷惑。子路也可以说是严守操行而且了解圣人了。弥子瑕说：“孔子如果主掌我卫国的卿位，就可以实现。”这难道是孔子所屑于去做的事吗？子路为什么还要把这话告诉孔子？如果认为这是乡野人的话，那么孟子应当驳斥它，难道会肯记载孔子答复说自己受命于天的话吗？至于子夏、子张、子游，虽然还不能算深刻领会圣道，但他们的智慧总足以了解自己的老师。为什么想要像侍奉孔子那样侍奉有若呢？有若本来就说：“自有人类产生以来，没有谁比孔子更盛大，怎么敢承当孔子的位置呢？”司马迁鄙陋，竟只说有若的相貌像孔子。柳宗元又跟着坐实这种说法，更令人叹息。即使如此，《论语》二十篇，第一章记载孔子的言语，接着就是有若评论孝悌，而且称孔子为“子”而不直呼其名。难道在当时，弟子们果真认为有若的道术值得尊崇，曾经敬奉他为老师吗？所以后世才形成这种说法，这也是七十弟子了解圣人的可疑之处。希望考察其中的道理，分析这些疑问。古人所看重的学习，难道不是因为它能够通达当今而适用于实际吗？如果读书的人对政事昏昧，而让吏胥得以掌握权柄；学习《春秋》的人失去它的宗旨，使是非无法取信于人；读《易》还不如专门从事卜筮的人精通，研究礼乐还不如工师、祝官熟悉；谈论《诗》却不能辨识鸟兽草木的名称，那么这还算经学吗？还算经学吗？难道只是空话吗？还算儒者吗？还算儒者吗？难道是没有用处的吗？圣人所以期望后世，君王所以培养人才，必定不是这样。自汉代以来，努力排斥异端，只阐明六经；设置科举科目，只任用通晓经学的人。大概是想收取真正的人才，补助治道，以求达到三代盛治的万分之一。然而穿戴儒者衣冠、传述先王言语、自称儒学宗师的人，往往只是保持俸禄、保全职位，受到阿谀奉承的讥讽；那些建立大功、承担大事的人，却是平时所谓不学无术、缺少文才的人，以及凭借刀笔、耕作、放牧而自我奋发的人。汉宣帝排斥太子、采用儒者的言论，大概正是对此有所激发。即便如此，便因此罢黜儒者，也是错误的。如今想要取用他们的文章，就一定要同时考察他们的实际才能；想要得到那样的人，就一定要让他们发挥作用；使古今不相隔绝，表里不相违背，一定有至为正确的议论，希望不要吝惜说明。自古迁都不止一次，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商代这样频繁。大概从契到成汤已经迁都八次；从成汤到盘庚又迁都五次。《帝告》《厘沃》虽然篇章已经亡佚，大意也不过是告诫百姓不要不服从，郑重告知并使他们确实服从罢了。至于《盘庚》三篇，古今告诫臣民，从来没有像这样谆谆不倦的。百姓虽然极其愚钝却又很有灵性，如果真诚地告诉他们迁移对自己有利，怎么会如此傲慢放纵呢？何况诸侯、卿士、众官，难道没有通达时势变化、与君主同心同德的人吗？为什么一定要把天命告诉他们，以先祖功业开导他们，以世代劳苦诱导他们，再用刑罚驱迫他们，然后才能使他们明白呢？周武王营建洛邑，周成王时召公辅佐，周公又营建洛邑，龟兆已经显示吉利，便派人绘图进献，可以说是常常吉祥的居处了。然而周代始终没有迁都徙居，九鼎也留在原处。九鼎尚且被称作国家的重器，至于安置商代顽民，难道不太过分了吗？周公告诫他们说：“如今你们就在这里安居，继续居住在你们的邑城，只要努力经营，就会有长久的年岁。”对于这个洛邑，周人为什么畏惧商代顽民而如此优待他们呢？这大概正是周道吧！违背众人而迁都，丝毫没有疑虑，好像不合顺理；商代却因此兴盛，在新邑祈求长久的国运，似乎又不可改变；而周代只是把洛邑作为安置顽民之地，这些事情都令人无法理解。到了汉高祖，以平民身份取得天下，在人心尚未稳固的时候，京城庄严整齐，是四方的中心，怎么可以忽视呢？然而决定定都洛阳，竟然只是因为一个戍卒的话，便改变了入关时的主意，立刻决定了定都的大计。如果没有这个戍卒，难道不会败坏高祖的大事吗？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的智慧，难道唯独不能想到这一点吗？这又令人无法理解。希望一并听听其中的道理。

译舜有五位大臣，天下便得到治理。周武王说：“我有十位治理国家的大臣。”考察《舜典》所列九官，都是舜任命的。《吕刑》却把三位后稷般的贤臣的功绩归于帝尧，为什么呢？古语所说的五人，指禹、稷、契、皋陶、伯益，却没有伯夷。《吕刑》所说的三位贤臣，是指伯夷、甫刑所说的折民惟刑，却没有皋陶，岂不是互相矛盾吗？九官互相谦让，古今都认为是盛大的举动。禹难道不知道稷、契、皋陶不熟悉治水吗？为什么还要谦让呢？至于垂、益、伯夷曾经谦让过，稷、契、皋陶却没有。难道是认为要再次任命他们吗？那么防风、烛龙之类本来就是新命，也未曾辞让。辞让如果是谦逊，不辞让便成了埋没贤才，其中的意义在哪里？“十位治理国家的大臣”这句话是依据《秦誓》说的。《君奭》却说：“武王只有这四个人还能够继续享有禄位，后来和武王大力施行天威，共同消灭敌人，只有这四个人最为显明。”武王只是极力完全称扬他们的德行，称赞已经到了极点。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适的德业，在其他经书中也有可供考察的吗？除了太姒以外，其余人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吗？太公威武奋扬、辅佐征伐，成为王室股肱，他的功劳超过了周公、召公。可是为什么舍弃这些人而选取那些人呢？到了孟子评论尧舜时，却说：“像禹、皋陶这样的人，是亲眼见到而了解他们的。” 评论周文王时又说：“像太公望、散宜生这样的人，是亲眼见到而了解他的。” 他的取舍又不相同，为什么不辨明其中的原因呢？国家因为有了人才而强盛，士人因为人数众多而显得可贵，这是不变的道理。晋文公成为霸主时，威名很盛。楚国的得臣一战就败，按理说还能有什么作为，可晋文公仍然把他视为忧患，直到得臣死后才高兴地说：“再没有人能毒害我了！”难道一个得臣果真能够毒害正在兴起的晋国吗？卫国有很多君子，却连带着祭祀用的牺牲、玉帛奔走于晋国境内都来不及，只能勉强自保，这是什么道理？汲黯在汉代，官位不过九卿，对于镇抚国家、裁制诸侯，起初并没有参与，可淮南王却唯独畏惧他，甚至因此停止谋划不轨之事；他折冲御侮、消除祸患的力量就是这样。到了东汉末年，刚强坚毅之士充满朝廷，有的在三公府，有的身居要路，却不能在内制约宦官寺人，在外平息盗贼，只能以自身殉国，彼此相互以生死相托，这又是什么道理？认为一个贤人就足以制服祸难吗？那么得臣并不是贤人。汲黯虽然贤能，却没有相应的职位。认为辅佐周室、使国家强盛吗？那么卫国不能兴盛，汉朝最终也没有振作。这其中一定有道理，希望分条陈述。君主任用臣子，同道就提拔他，不同道就使他退下。臣子侍奉君主，道相合就跟随，不相合就离去。唐德宗苛刻猜疑，陆贽却劝他以忠厚诚信待人；德宗喜好战争和财利，陆贽却劝他消除兵乱、轻视财利。他们的主张可以说像冰炭、薰莸一样完全相反。然而德宗把陆贽置于翰林禁林，后来又延请他登上宰相之位，君主没有厌恶并驱逐他的意思，臣子也没有请求离去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考察陆贽的奏议，窦参获罪时，陆贽极力上疏营救，甚至请求不要籍没他的田宅，难道他肯使窦参走向死地吗？当时议论的人大多说窦参之死是由于陆贽，韩愈是陆贽的门生，却为陆贽作传，只记载德宗恼怒窦参的事实，而不敢明辨此事并非陆贽造成。韩愈为什么不引用陆贽的奏疏作为证据呢？诸位学生试着探求其中的原因，并把陆贽的各种可以施行于今天的议论一并写在文章中。六经的道理，最终都归结到礼乐，而礼乐中最急迫的是乐。自秦代毁坏典籍，到汉代《易》《诗》《书》《礼》《春秋》重新兴起，只有乐经于是废弃了。不讲求音乐的人，不过取《周官》中宗伯以下的篇章以及二戴所记录的内容来诵习罢了。然而按照班固《艺文志》考察，这些是礼经，不是乐经。乐经本来另自成为六家，如今又变得幽微深奥而没有流传。六经治理天下，如同四时互相配合而形成一年。可是自汉代以来，缺少大乐却不求学习，大家安然接受而不再产生疑问，难道合乎道理吗？况且士大夫入朝居于宗庙、朝廷，退朝居于闺门、乡党，早朝、会见、燕飨，升降、揖让，从来没有片刻离开礼。至于乐，却一年到头听不到它的声音，终身不探究它的意义。珩、璜、琚、瑀，从未用于佩戴；琴、瑟、鸾、和之乐，从未传入耳中。这是没有缘故却使用有缘故的制度，内心能够安宁吗？如今想广泛采集经传，把五经增为六经，追寻《韶》《濩》的正声，扫除郑、卫音乐遗留下来的习气，使移风易俗不成为空话。诸位认为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呢？钱币的弊病到了今天已经极其严重。九路设置钱监，以鼓铸钱币为职责，但每年的收入还不到旧额的十分之一二。议论者甚至说：铸钱炉数废弃，只能得到一炉的钱；而官属俸禄、吏卒消耗侵蚀的钱财，恐怕还更严重。因此过去曾经废除钱监，把事务归于户部。后来又认为这样不妥，分别命令各道转运使总管。又认为转运使不能专一负责，废除没有多久便恢复。恢复没有多久，又议论废除。这几种办法，究竟哪一种有利、哪一种有害，哪一种正确、哪一种错误呢？况且鼓铸不足，是因为铜料不能接续。过去整个蜀地用铁铸钱，用纸作为凭证。纸币制度刚开始实行时，谁会认为它可信？经过一百多年，公私才都觉得便利。长江以南自樊若水献议以来，才开始铸造铜钱；在这以前本来曾经使用铁钱。如今想要兼用铁钱和铜钱，是否也可以实行呢？至于质剂制度，户部大概只在京畿施行，不能推行到天下。想要使百姓相信法令并实行它，像蜀地那样安定而长久，本来一定要有长远的制度，并且端正关于异同的议论。诸位试着说明，不要只是拘泥于古法。古代文治、武功没有不同的道路，兵民合为一体，所以太平时可以裁减兵器，耕种时军队的储备自然充足。自从汉代科举分立、秦代开辟阡陌以来，穿短衣的人把宽袖儒服视为深仇，列入军籍的人把农田看作邻近的沟壑，二者分离而不能合一，历代都以此为忧患。到了本朝，深深鉴察这种弊病，陈尧佐、王嗣宗、韩琦、范仲淹都以文儒身份交替担任要职，这是想使文武回到同一条道路。淳化、咸平年间曾经搜括乡丁，庆历二年曾经在河东设置武勇，在陕西设置保毅；义勇军在治平年间兴盛，保甲在熙宁、元丰年间聚集，这又是想使兵民走同一条道路。成法都在，谁不知道呢？如今边境尚未安宁，尤其应当把选将增兵看作要务，议论者想要改派近臣，使他们共同穿军服；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却还没有听说有人能够称合明诏、完成任务。至于隅官、巡社的办法，近年实行，有人认为扰民，有人认为没有益处，难道是时势变了、事情不同了，不能再把剑刻在船上作为标记吗？还是应当果断决定而不再疑虑，不能在道路上筑屋听取众议吗？请诸位考察典籍以及本朝近来的事情，把可以施行的写在文章中。有关官署不实行储蓄九年粮食的制度已经很久了，所依靠的只是丰收。如今江浙水灾泛滥，民田受到严重损害，议论者为此忧虑，请极力筹备来年的粮食。缴纳粮食换取官爵的制度屡次实行，仍不足以充足军粮；赈济仓廪的数量有限，又怎么能够平均救济百姓呢？何况巴蜀的粮食路远，无法运输；湖广土地贫瘠，没有多少收入；长江以西、七闽以南，偏远地区和下等土地，竭尽力量来供给军国费用，也很困难。掌管财政的大臣束手无策，君主和宰相忙得早晚不能安食，诸位士大夫难道不应当预先为此忧虑吗？

译《礼记》说：大夫七十岁退休。又说：五十岁任命为大夫，掌管官政，七十岁退休。孔安国解释《尚书》中的居乡，也说卿大夫退休后居住田里，大概有赐予几杖、乘坐安车、咨询国家大政等礼遇，所受礼遇不同，所获赏赐丰厚。至于上士、中士、下士众多，有些人就不可能得到这些待遇。近来议臣援引天圣、皇祐年间的旧例，请求凡是内外臣僚年满七十岁而不告老还乡的，就停止给他的子弟任官，限制他的祠禄；只有依靠才力得到提拔任用的，以及侍从以上官员，不受这条命令限制。大概是想激励廉耻、抑制冗滥。然而古代的卿大夫，就是今天的侍从以上官员；今天的朝议大夫到员外郎，就是古代的士。古代允许退休的，今天却留任；古代不包括在内的，今天反而驱使他们留任。为什么如此相互违背呢？况且职位尊贵而年纪已高的人，虽然有留任的文书，难道他们不会根据今天的诏书考察古代制度，稍微触动内心，自行决定去留吗？听任他们自行离去固然不可；留任又不能容纳这么多人，朝廷必定要想办法处置。至于卿监以下的官员，如果怀有才学、稍知自爱，到了年纪就会离去；那些留下来的，都是顽钝无耻、聚集诟骂、丧失节操的人，贪恋州县俸禄而不顾其他。如果让怀有才学、稍知自爱的人离去，那么还有谁同我一起办理王事？而顽钝无耻、聚集诟骂、丧失节操的人留下，那么冗滥仍然不能抑制，廉耻反而更加无法建立。诸位认为怎样做才可以呢？《文忠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十四【《省斋文稿》十四】宋代周必大撰写 题策一 家中收藏的御书 绍兴、淳熙两朝内禅诏策 淳熙十四年，臣某冒昧任宰相，恭敬奉到至尊寿皇圣帝的手诏，诏命今上皇帝参与裁决各项政务。第二年正月，开设议事堂，传授政务的意旨已经十分明显。我防备故相陈康伯家把绍兴年间内禅时的御札进呈，暗合圣心，便秘密派遣中使，特意把它赐给臣。从这以后，我每天都听到逊位的训示。又过了一年春天，终于奉到亲笔诏书，迁居重华宫。于是两朝皇帝的御笔、东宫的谢章，都汇聚在我的私宅。后来又过了四年，臣代理长沙知州，漕臣何异希望得到摹本，刻在旴江的麻姑山上，让臣在下面记述大略。臣私下认为，孔子是大圣人，怀抱帝王之学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于是厘定书籍一百篇，把《尧典》《舜典》列为开头，心意仍觉得不足，常常把“尧说：‘来吧，舜！’舜也用这些话告诫禹”几句挂在口头，用来讲说治道；各位弟子因此记下这些嘉言，终于把它作为《论语》末章的开头。全书二十篇所记载的内容，最精粹、最专一，诚信地把握其中的原则，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假使孔子遇到尧舜那样的时代，处在禹、皋陶那样的职位，奋发有为、兴盛功业，本来应该把这些见于实际施行，哪里只是记载在空泛的言语中而已？臣又是什么人，竟因缘际会身居宰辅，遇到万世难逢的一次机会，难道不是极大的幸运吗？把皇帝的御笔奉藏在太子宫中，即使学士大夫也有不能看到的；把皇帝的文章秘藏在金匮中，职掌在太史，才有机会窥见。至于收藏在臣下家中，不过是荣光充满河山、宝气腾耀池苑；如果把它传写副本，刻在名山上，就像太阳照耀天空，万众都能看见；像高山镇压大地，永世无穷。那周代石鼓、秦代峄山碑、汉代燕然碑、唐代浯溪碑，又哪里值得计算呢？将来圣人再度兴起，把宋朝的德业比作唐虞，把这篇文章同《尧典》《舜典》相配，大概就由此开始吧。高宗在壬午年五月甲子日降下诏旨，立太子一事，宰相陈康伯用便条，礼部侍郎吕广问秘密商议典礼。当时正值土王祭祀黄帝，吕广问任初献官，借御史监察的机会对臣说：“皇太子改名为从火旁的‘华’，臣认为这与唐昭宗的‘晔’同音，可以吗？”吕广问急忙告诉宰相，取出诏旨另行拟定，于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