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附録卷四

译他议论翟婉容位阶和官吏转任中妨碍停止法令的事情，皇上说：“起初以为你只是文章写得好，没想到竟然这样刚正。” 周公上奏说：“前任宰执和侍从依照赦令复职，其中也有不合人望、应当封还奏劾的。”皇上说：“确实如此。你议论政事总能合乎中道，朕没有不听从的。”他奉诏分条上奏十件事，都切中当时的弊病。第一件是严格选拔考试的法令。他又奏道：“群臣六参，除了朔望日入宫朝见之外，不要改变旧制。”这一制度一直实行至今。安穆皇后追册并附祭太庙时，周公上奏说：“神主到各庙前殿谒见时，不应因为穿用钦宗的丧服而废止祖宗的音乐；另在别庙奉安时，请求准备齐全但不要奏乐。”金人来要求恢复旧礼，诏令近臣陈述确定的意见，周公率同列上奏：“从前徽宗陵墓尚未卜定，慈宁宫尚未返回，因为讲和的缘故，宁愿亲迎、宁愿安奉神主，都满足了对方的要求，礼节虽有所屈辱，志意却得以伸张。如今突然答应他们，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国怯弱，将来还会提出难以拒绝的请求。使者出发时，应当再次使用邻国之礼；他们如果有话说，就告诉他们：双方是在用兵之后讲和的，那么凭什么名义屈服，又凭什么名义接受呢？”凡是事情有应当驳正的，他都极力说明不可。皇上连连加以赞叹。周公又说：“陛下有接纳谏言的资质，所以我们这些臣子都各自想着竭尽忠诚。”龙大渊、曾觌授知閤门事，周公同给事中金安节上奏说：“龙大渊罢去副都承旨，曾觌罢去带御器械，却都安排到閤门任职，实际上是升迁。” 如果说他们攀附旧日恩宠，还有可以推诿的地方；如今正因为士大夫都指责他们，台谏已有言论，外间议论正喧腾，而任命却突然加给他们。陛下对将相和重要官职，有的罢免、有的贬黜，全都交付公论，毫无亲疏；唯独对这两人却为他们迁就、隐讳，恐怕不合舍弃自己意见而听从众人的道义。有一位官员本已从繁剧职位罢下而就闲职，也已经同意了公论，现在仍然退回这道任命，可以特别依照奏议办理。不久，两位宰相宣示皇上的手诏，说给事中、中书舍人被人煽动迷惑，议论纷纷，小事怎么能如此？周公等上奏说：“这是不明白事体，只是一味顺从流俗，轻慢冒犯天威；我们在家等候治罪，再请求重重赐予流放责罚。”皇上都不答应。他们入宫谢罪时，皇上说：“朕知道你是在尽职，只是朕想打破朋党、振肃纲纪罢了。”十天后，两位宰相又传达皇上的意思，已经再次任命两人为知閤门事，并且说：“后省想来也不会另有意见。”周公说：“先前已经收回成命，如今又重新下令，怎么敢接受？”他只把已经拟定的任命扣住不发，右宰相将此事报告皇上。过了三天仍未得到命令，他以信州官职调动奉祠，请求任两任祠禄官，主管台州崇道观。乾道四年，代理发遣南剑州，未赴任。六年，改任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入朝奏对时，议论将帅有名而无实、副将名有其官而非其人。他又议论广泛荐举内外文武人才，以备选用；增加县令俸禄而责求其廉洁；对于捕盗官，等候考核满六考后实行奖赏。执政奏议任命他为秘书少监，皇上同意，并命他兼任直学士院、起草诏令。晁公武任扬州知州，皇上不准；又下御笔改定，周公援引旧例请求罢止，也没有获准。他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当初郑闻起草周公的制诰，皇上改动了首尾的文辞，周公奏道：“陛下取法汉宣帝的话，亲自制作赞书，明白表示好恶；敢请根据训词推广圣意。臣考察汉代安定社稷的大臣，正在于周勃的朴实鄙拙、汲黯的少文、霍光的不学；至于儒者贪恋俸禄、保全职位，公孙弘一类人正是这样。因此宣帝憎恨他们，认为俗儒不通达时宜，大概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假使宣帝寻求真正的儒者任用，又何至于杂用霸道呢？陛下以汉代为鉴，那么士人的风气和趋向就会归于正道。”皇上说：“你的学术精深，记诵广博，又曾说平日积累的学问可以自我显现，的确如此。从今以后朕要日夜同你谈论文。”他兼任实录院检讨官。皇上将要为太上皇加尊号，周公认为“太上万寿”一语，以及绍兴末年议定的文书和近来上表中惯用“嗣皇帝”，都不妥当。他考察建炎以后遥拜徽宗的表文，以及唐宪宗奉上顺宗尊号的册文，发现都称“皇帝”，于是议论确定。赵丞相雄以中书舍人身份出使祝贺金主生日，宗室伯骕任副使；皇上手诏命生日使兼带国书一封，按理应当接受国书。周公立即拟写草稿，其中有：“尊卑名分已经确定，有时可以较量等次威仪；叔侄情谊亲近，哪里会嫌弃起坐的礼节。”四天后，他在秘殿奏对，皇上说：“朕从未告诉你国书的意思，你却能说出朕心里的事，可以称为大才。”皇上赐他坐了很久；他将要退下时，找不到来时的路，皇上指给他方向，命内侍引导他出去。七年，他奏陈四事：提高侍从的地位以储备将相，增加台谏官以扩大耳目，郎官专门用来表彰外任功劳，监司和郡守都应当长期任职。皇上称赞这些是重要事务。皇太子兼领临安尹，周公已经起草制诰，因而奏道，恐怕没有别的接受诏书的程序，希望依照诏书体式下达东宫；他兼权兵部侍郎。皇上说：“学士院地方狭小。”周公奏道：“宫城不能扩建，陛下又想使宫室简朴，我们住在这里也已经过分了。即使选拔名儒，如果不在于信任任用他们，建筑再华美又有什么用？”授权任礼部侍郎，仍兼直学士院，升任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有一次，周公与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陈良翰在选德殿应对，周公从袖中拿出御札，引用唐太宗与魏徵的问答，说皇帝在位已久而功业还没有成就，治理效果的优劣，自己实在难以知道，请他们各自尽情陈述应当与不应当之处。周公退下后分条陈述：训练军队以图恢复，但任用将领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做到；选择人才守卫郡国，但考核实效的办法还没有落实。他又指出大将、郡守频繁更换的弊端，并说《贞观政要》四十篇，开头先写魏徵论述为君之道，篇末又写不能坚持到底的警戒。大概当时只有魏徵善于进谏，希望皇上思考唐太宗广泛接受谏诤的德行，使嘉言每天都能听到，治国之道日益兴盛。皇上嘉许并采纳，又说：“我正在谋求尽力革除这两种弊病。你又奏说谏官职位空缺，希望早日选择正直之人；先朝参照古制，降低其品秩而厚待其礼遇，要求他们把话全部说出来，使奸邪之人望风畏惧、收敛退避，在祸患尚未形成时便消除。像近年张松、韩玉等人，如果台谏官无所顾忌，早早极力进言，哪里会等到劳民伤财，才开始辛苦地作出英明决断？即使天资聪睿，又怎么能全都看见呢？”皇上说：“这就像人下棋，身在棋局中多有看错，只有旁观的人才能看见；朕从今以后知道警戒了。”周公又奏道：“君主没有别的职事，只在于察辨臣下的邪正。”

译凡是轻率任事而急于求取功名的人，将来一定会败坏事情，不可不加以察辨。若怀疑儒者不足任用，而专说才臣能够迅速办成事情，那么如今已经过了多年，其效果也可以看到了。唐太宗的臣子就是隋朝的臣子，艺祖的臣子就是五代的臣子，并不是前一个时代愚蠢、后一个时代聪明，只在于君主怎样任用他们罢了。”他又议论臣僚专门制造新说，想侥幸求取奇功；王安石用尧舜之道告诫君主，实际实行的却是管仲、商鞅的法术，还把司马光、苏轼等人指为流俗之士，尤其应当深察。皇上说：“苏轼倒确实是流俗之士，这可说是颠倒了。”他曾奏报江湖地区大旱，皇上称赞龚茂良的处置有道理，周公请求从南库拿出缗钱二十万代百姓缴纳租税，于是事情没有缺乏经费。并不是不知道大农寺正急缺钱财，只是粮食艰难就会发生盗乱，盗乱发生就要调兵，费用难道能省下吗？皇上说：“你的议论很有道理，使朕听到了过去没有听到的事情。”周公谢恩说：“臣只是以不欺骗来侍奉陛下。”兼任侍讲。皇上因为雨雪失时、旱涝异常，想更加虔诚地祈祷，周公奏道：“《洪范》说肃敬便会按时降雨；如今这种情况，大概正是谏言之路空缺官员的证明，台端一天也不可空缺。现在却已经五十天没有任命，向上进言的人没有了。”周公又奏道：“百官难道会缺少人才吗？兼任御史台令史、殿中侍御史的职位空缺，具列监察官姓名，选取人员暂时代理。如果暂时不想轻率任用人，也可以实行这种制度。”皇上惊讶地说：“朕不知道这件事。”于是宣谕宰相具奏。周公又奏道：“近来奉诏以仆射作为官名，这不合古制，想要更改其名称。周代的太宰相当于卿，小宰相当于中大夫；中间有所改动，也未必就应沿用。”皇上说：“太宰就是如今的吏部尚书。只想设置左右丞相，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样，都可以删去。”周公于是逐条奏陈古代以来的沿革，然后退下。八年，代理中书舍人。周公奏道：“西浙是今天的根本之地，可是赋税供给反而比其他路更重。而且户部已经理财，朝廷又自行理财，争相肆意搜刮，以致以隐漏为名，增加没有实际依据的税收。”皇上说：“这是漕臣的错误。”周公说：“陛下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改正？”于是请求辞去西掖之职，并且说：“设置外制，正是为了谨慎发布命令。凡有不恰当之处，希望能够封还奏劾，并不是只责成臣下写文章。”皇上说：“正是对你有所期待。”周公又奏道：“福建漕臣陈岘建议改变盐法，恐怕扰民而难以施行。”又奏道：“曹耜授任府推事。” 皇上说：“朕知道他的才能，想让他任寺丞。”周公说：“臣已经写好了文字。”皇上心中不悦，周公退下后封还词头，请求另选俊秀官员辅佐太子。曹耜任严州知州，周公也免去兼任之职。张说再次授任签书枢密院事，王之奇赐出身，并命周公起草诏令。周公不接受诏命而上奏：“先前满朝都认为此事不可，陛下欣然听从，曾说这件事确实错误，随即改换任命。还不到一年，又有这样的任命；重要职位参与政务，公私两方面都会受损。如果说西府间或应当任用武臣，希望选择有威望的大将授予他。我并不是想专门任用文官。而且当时王之奇也曾上奏议论此事，如今却让他同张说一同升迁，恐怕也不应当仓促接受。”我不敢起草诏令。当时代理给事中莫济两次封还御笔，于是二人一同外任祠禄官；又催促周公出门，他骑一匹马、仅带随从，轻快地径直离去。九年，授知建宁府，再次辞免而未获准。途中称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天下人更加推重他。淳熙元年，授右文殿修撰；张说罢职召回，周公授敷文阁待制兼侍讲。六月，兼权兵部侍郎。他曾议论改官荐举、削籍以及到部放散的制度，后来虽有润色，但制度实由周公首先提出。八月，兼任直学士院。皇上称赞周公持重，不迎合，也不依附。授兵部侍郎，仍兼侍讲。周公进呈太上皇尊号诏稿，皇上说：“这篇文章难在措辞，却温厚纯正、典雅，无一字可以挑剔。”周公奏道：“从前初上光尧尊号时，臣已经参与议定；庚寅年的诏书，也出自臣手。”皇上惊讶地说：“前一篇诏书也是你起草的吗？”兼任太子詹事。皇上谈到史事，周公奏道：“李焘在史学上的造诣，如同嗜好饮食；他编纂《长编》、考证异同，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他曾议论用人：只有上等的智慧者和下等的愚昧者不会改变，中等资质的人只看君主怎样驾驭。若为官职选择人才，就会把中等人才引导成为君子；若为人选择官职，就会把中等人才引导成为小人。如今任职还不到几个月，已经希望升迁，往后将没有官职可升。希望大力革除这种风气，爱惜名器。他又奏议兵将官员刻削等事。皇上说：“现在并不是这样。”又说王友直极为廉洁，怎么会刻削下属？周公说：“昨天听说殿司进献羡余二十万缗，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皇上说：“朕已经没有接受。”周公说：“即使没有接受，也应当思考它的来源。”皇上说：“统制官不管理财赋，统领却管理财赋，可以相互牵制防范，不至于妄费。” 周公回答说：“这尤其不对。主将以下的将士，都必须使他们各自得到欢心。如今因为小吏彼此猜疑侦察，情意既然不能相通，遇到缓急时又怎么能得到他们拼死效力？”他又奏道：“听说陛下每天驾临球场，固然知道您没有忘记阅武；但是太祖传下来的二百多年天下，托付在圣上身上，难道可以不自爱吗？”皇上变了脸色说：“你的话很忠诚，难道不会有触犯忌讳的忧虑吗？正因为国仇耻辱尚未洗雪，朕不愿自己安逸。”周公又奏说，金星接近前星。皇上说：“只是略微接近罢了。”周公说：“天道高远，应当从人事上加以讨论。”武士击球，太子也参与，臣下认为很危险。皇上说：“你可以告诉太子。”周公说：“太子是人臣的儿子，陛下命令他驰逐，臣怎么敢劝他违抗命令？陛下不命令他参加就可以了。”升任兼侍读。举行大礼时执绥，负责备顾问。授吏部侍郎，周公奏道：朝廷守持至公之道，有司坚持一定的法令，公正施行，谁不会心服？近来却有“任怨”的说法；法令公正实行，个人自然不会有怨言。皇上说：“朕每次都告诫大臣要调和人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四年，授翰林院学士；他奏说，自唐代直到本朝，优待词臣，是因为他们没有文书簿册的繁杂事务，可以朝夕参与谋议，或许对治国之道有所补益。

译得到合适人才的确很多，最值得仰慕的只有陆贽、欧阳修罢了。至于进用时有所隐瞒，退处时又不严密，排挤别人而使自己得利，抬高自己来取得名声，怎么能逃过日月的照察呢？皇上说：“学士可以不定时入宴，亲近程度很高。”五年，任御试详定官，多次请求离职。皇上询问可以代替他的文士，听说吕祖谦文章好，周公说翰苑必须任用有学问的人。吕祖谦涵养学问已经很久，熟悉典故，在史院很有助力，不只是文字写得好而已。皇上让周公撰写选德殿记，又命他书写；后来在内直殿召见并宣问，另命中使带他到碑下传达记文，文辞丰富灿烂。皇上召周公观看，见到他后，又称赞文章博大美善。周公回到玉堂，皇上亲书白居易《七德舞》赐给他，墨迹还没有干。后来他进呈《皇朝文鉴序》，皇上说：“你的文章朝廷中无人能比，真是巧匠之手。”授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他曾议论本朝专以仁德立国，并非不用兵，而是以禁止暴乱、安定百姓为根本。皇上说：“兵势似乎弱。”周公说：“正因为施行仁德，所以看似柔弱，实际上并不弱。国家基业长久昌盛，原因就在这里。”皇上说：“所以也没有发生祸乱。” 周公说：“本朝像周朝，秦国的兵力虽然强盛，但它的兴衰最终又如何呢？”六年，诏令礼官详细议定明堂典礼，周公奏道：“祭祀上帝、祭祀昊天，以祖宗配享，这是前朝已经实行的制度。世俗只诵读《孝经》中的话，从未深入考察其中含义，因而对今天的制度产生疑问。”由此确定圜丘、合宫交替举行的议论。周公再次执绥，起草赦书，引用周、汉故事，其中有：“初次经过路寝，具有皇祐年间的常规礼仪；遍祭群神，具有绍兴年间的近制。这是明显彰著古礼，以示给后世。”礼成后献诗，又进呈《动天》之戒。皇上说：“感动上天确实应当凭借德行，只有懂得道理的人才可以谈论此事。”周公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这难道是聪明才智和人为作为所能做到的吗？”授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他议论六部尚书、侍郎依照字样判定职掌，于是改为依从。曾奏道：“祖宗长期培养善类，名卿才大夫前后相望。自章惇、蔡京挫伤士气、败坏风俗，奖励谗谄以培植党羽，终于导致异族入侵的祸患。中兴以来彻底洗除前朝弊病，得到人才很多。”秦桧怀着患得患失的心情，凭借嫉妒刻薄的资质，引进庸人充任侍从。臣下奏对完毕，他总是收下副本；凡是出自他门下的人，什么样的事都做得出来。人才因此衰落，留下的祸患直到今天。参与谋议的职务，对上规谏君主，其次涉及大臣，向下涉及四方，怎么可以收下副本而不公开呢？希望广泛寻求文武英才，分布任用于内外。皇上说：“像曾开这样的人，如今难道容易得到吗？”又谈到舜的无为，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只是不做那些奔竞钻营的琐碎事情罢了。他又说：“自古以来，上至君主，下至士人百姓，很少有人不受左右前后之人的牵制。”皇上认为周公起草诏令十分劳苦，周公奏道：“臣平素没有以污马之劳而取得这些爵位，正应当在文字之间尽力效劳，这不算劳苦。”皇上说：“翰墨文章的功劳，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如果有大的著述，当然应当烦劳你。”七年五月，授参知政事。皇上说：“近来见你遇到事情从不模棱两可，执政官对宰相来说，所任事务相距不远，自然应当和谐而不盲从。”周公说：“韩琦、欧阳修在殿上每天都有争论，退朝后却欢然相处、没有隔阂，最值得效法。”皇上又曾说：“以前宰相议事，执政官从不说话；如今竟肯各自陈述所见了。”周公奏道：“大臣本来就应当彼此交换意见。秦桧掌权时，执政官甚至不敢说一句话，后来竟把这当成常规。” 臣曾把绍兴初年圣上的话拿给同列看，勉励他们共同辅政。何况陛下虚心无私，只怕臣下不说话，做人臣的难道反而想自以为是吗？小事尚且不敢隐瞒，大事又有什么缘故要隐蔽欺骗呢？八月，因为久旱，皇上亲笔命三省征求直言。第一次回奏时，担心各地会因此都请求赈济。周公说：“皇上明察一切、听闻四方，而我们不能顺应圣意办好事情，难道不愧于心吗？”万一皇上亲自行此事，或把这份奏章拿给外廷看，岂不是会获罪于公议？宰相急忙听从。周公又奏道：“圣明在上，星象变异、旱灾发生，大概是由我们这些臣子造成的。”皇上说：“如果是密封奏事和大臣的奏章，朕必须留在宫中。”周公说：“交付出去有什么妨害？没有听说有过错而别人不知道的。”昌化有一种箭谷，形状同米相似，皇上再三讨论要把这件事宣示外廷。周公说：“上天如果把它作为祥瑞，必然不会同时有水灾和旱灾。乾道年间曾有人把九华山的竹米当作祥瑞而获罪；而且宣和年间也有这种事，哪里是休祥的证明？”于是有人请求改定常平法，不因赦令而宽免。周公奏道：“绍兴年间因孔栝申请，于是把它同谋叛等罪定为同科。请求如今删去这一条，只依海行法办理，遇到两次赦令或非次赦令时，听许宽免。”周公曾极力陈述百姓困苦的原因，皇上询问具体缘故。周公说：“姑且以平江府为例，二十年前归正、添差等官员，每年耗用五万缗；如今支移、折变等数额竟达到数倍，而且每天都在增加，普通百姓怎么能不困苦？这还只是其中一项罢了。”皇上为此惆怅。进呈湖北月桩钱数目时，周公说：“这固然是出于不得已，也必须在平时有所储备防备。去年旱荒，如果不是陛下事先赈济救助、禁止制止苛暴，又怎能避免流离饿死的苦难？舒州汪革起初谋划不善，如果像前代那样失去军民之心，便会乘灾难倡乱，必然造成蜂拥而起。他又怎么肯束手自行归于司法官呢？可贵之处在于取得民心，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这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做到的，它由来已久而且有渐进过程。”皇上非常认为他说得对。皇上曾说枢密院并非古代官署，周公奏道：“唐代只是司掌辅导，五代才设置崇政院，分割宰相的权力。神宗也有意废除合并，圣上的谕旨可以说很完善。但二百年的官制难以突然改变，不如暂且让二府相互兼领，再加以周密考虑。”有人凭借长乐宫的援助，请求任郎官，皇上命人传谕给事中、中书舍人封还奏劾。周公奏道：“台谏、给事中、中书舍人与三省相互维持，怎么可以传达皇上的意旨让他们不从？不从就会失体，从之又会坏法。”

译诏命下达之日，我们自然应当执奏。皇上说：“你们肯这样承担怨责。”周公说：“应当给而不给，才会有怨；不应当给而不给，又有什么怨可说呢？”皇上叹息说：“这就是所谓承担责任，不是承担怨恨。”皇上曾说：“《唐鉴》这部书，把兴衰治乱的道理讲得非常明白。”周公奏道：“范祖禹著的书，都可以供皇上乙夜阅读，每一篇都像谏疏。”九月，授知枢密院事。皇上说：“你的才干足以胜任。”三省本来不愿让你离开，每当遇到难处的事情，你用几句话便能决断，可以说很敏捷了。”皇上对周公说：“像统制官这一类人，可以时常同他们接触，观察他们的才能。”周公于是奏道：“雷世贤讲淮南地形和缓急，想守滁州。臣认为不对，庐州、和州才处在冲要，滁州依阻山林，可以自守，却不能抵御敌人。楚州旧有屯军八千，雷世贤正请求只调镇江军五千人。”周公又奏道：“山阳控制清河口，韩世忠当年确实在那里屯驻重兵；如今无缘无故削减戍兵，将来即使想增加，也必然引起敌人疑心。扬州武锋军有八千人，本来驻扎山阳，如果每年拨三千人一同戍守，实在是两全其美。”十年，他奏道：“有白气从西南方向横贯天空，应当作为军备警示。” 皇上说：“太阳边缘的云气，冬天常有。”周公说：“这是日官宽解皇上的话，但有备才能没有祸患。”皇上曾叹息养兵耗费国家赋税收入，周公奏道：“自古以来，从没有五十年屯兵而不解除的。古代讲和便撤兵，如今既有岁币而军队又不敢撤除，所以费用加倍。文州蕃部劫杀两个汉人，吴挺只上报照章办理，周公请求督促彻底治理，使他们知道朝廷对这类事情必定留意，不敢忽略。每天有万件事务，如果不察问其中的细节，弊病便多得无法挽救。”皇上说：“自古以来大多因为没有防备那些应当防备的事情，逐渐导致祸败。”温州军士喧闹悖逆，宪司想先确定汪义端刻削之罪，同时整肃纪律，周公奏道：“这种风气不可滋长，恐怕士兵会更加骄横。”郭杲请求把江陵一万二千人及其家属迁到襄阳永久屯驻，周公说：“只应当把军队的一半分往戍守。”郭杲认为襄阳是要地，而江陵也在长江以北，是吴楚的咽喉，双方极力争辩，最终答应迁一万人，并命骑兵全部前往。皇上更加深厚地眷顾周公。周公有一次奏事退下后，皇上特意命中使赐给他御笔：“你遇事明敏而果断，朕常常赞赏你。”有人宣谕金主将在寿安所避暑，迁徙器用比平时多一倍，并且分派诸子出镇；有人说他想去东都，秋季还议论要经过上京。周公奏道：“应当预先为此作好准备，而且要准备得非常周详。” 皇上称赞周公通晓熟悉军政，完全符合朕提升任用他的本意。周公谢恩说：“臣本来凭文章受到知遇，哪里能够通晓军事？既然误蒙任用，不敢不努力。”金国方面正在故作惊疑、虚张声势，正是担心我国或许先行发动；我国应当精心选择边将，以镇静来安定局势。皇上说：“朕曾告诫臣下要存公心，这样人们自然没有可说的。”周公说：“所谓徇私，是想要收拢人情；这种事情由来没有穷尽。得到好处的人少，不得到好处的人多。如果不以公道裁断，恐怕称誉的人还不如毁谤的人多。凭陛下的圣明，有些事情是我们臣下的智慧思虑所不能及的，确实会有；臣怎么敢有所欺骗呢？”十一年，他奏道，广南中监法已经更改，州县空虚贫乏，形势令人忧虑。詹仪之、胡廷直都是贤能而才力不足，因此急于革除弊端，却不能考虑后果，后来果然如此。周公说赵汝愚在福州，百废俱兴，勤勉办理国事，这样的人实在不多。王希吕在紧急时可以独当一面；他为人小心廉洁、谨慎周到，虽然没有明显瑕疵，却恐怕会耽误事情。皇上说：“像赵汝愚、王希吕，都是有统帅才能的人。”义胜军全是契丹、渤海和汉儿中仰慕义理而来归附的人，驻扎在兴元。皇上亲笔认为金、商山势险，想把他们迁到襄阳作为使用骑兵的地方；听说他们的营寨遭遇火灾，便趁机迁移他们。周公上奏说，迁往金洋的道路经过险要之地，应先计算人马的数量，让郭杲在襄阳预先筹办，才可以讨论迁移之事。又命彭杲暂且按照这个意思深入察看众人的情况。御笔批示说：“你的谋划考虑深远，实在值得嘉奖。”六月，授任枢密使。皇上说：“你在西府任职，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如果有边疆事务，宣抚使只有你能够胜任，其他人都不行。”周公呈上各军升迁差遣名册，奏称已经过了一季度，想间或召用一两人；虽然不能专门凭这个来选取人才，也可以借此考察他们的才能与否，使主将不敢容纳私情。皇上命令他到枢密院审查。后来池州的李思孝自称有两名正将不能开弓，请求罢免军职。皇上说：“这都是枢使安排处置的成效。”金国文书以到上京道路遥远为由，暂且停止一年派遣贺正和贺生辰使。皇上对周公说：“你们料想他们未必会派使者，如今果然没有来，可以说是朝廷的谋略了。”王希吕请求增加兵力戍守庐州，皇上认为万弩手和民兵已经很多，只能分拨几千人。周公奏称必须给一万人，大概应当以正规军为主，这样帅司才可以建立；帅司建立以后，沿淮归正人以及山水寨的民兵就都可以为我所用。十二年，留正申报西兵已经免除征发两年，今年应当征调防守。皇上认为三衙不能缺兵，想命令他们发兵前来。周公奏称，襄阳兵力太少，阎世雄想得到这批人；敌人在四川没有得逞，又曾在淮南送死，深恐他们窥伺荆襄，于是便提出用一年时间谋划金州帅臣的人选。周公想让侍从和管军共同荐举。皇上说：“大帅应当由皇上亲自除授。”周公说：“舜任用九官，都要咨询四岳。与其让人私下荐举，不如公开举荐。如果能够考核事实，谁敢胡乱荐举？”于是谈论边境奏报中的异同。皇上嘉奖他说：“事情无论大小，你都尽心研究。”周公又说：“天下哪有不可处置的事情？”皇上说：“昨天秘密询问一件事，你马上分条上奏。你提出的几项谋划都深远周密，是朕所想不到的。”皇上认为王蔺议论事情颇为偏激，周公奏称：“王蔺虽然稍有过分，然而如果汲黯在朝，淮南王的阴谋就会停止。像这样尽情进言而不顾自身安危的人，陛下身边怎么可以没有？何况进献意见本来就是他的职责，如果上下彼此防范，就不是国家的福分。此前御笔传达实情，说契丹想要向金国增兵，后来果然有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说，怎么能漠然置之？固然不能违背盟誓，但如果对方制造衅端，又拿什么作答？周公奏称：他们一方即使有小小的警报，哪里至于要移文宿州、泗州？如果果真有衅端，又何愁没有说辞？当务之急在于派间谍探察，并且使情报精确可靠。到这时，皇上又传谕讨论与夏国订立盟约的事情。周公奏称：近来曾因任职之便，命令公帛书信联系金国，用来向金国表明范成大出使夏国的情况；国事难以保证会这样做，似乎还不可行。

译后来又报告说呼鲁大王占据上京，皇上询问周公，周公奏称：“这件事关系重大，应当随机应变地处理。”不久皇上又传谕说周公所传达的消息全是虚妄的，枢密使果然有先见之明。广东帅臣潘畤因擅自斩杀逃兵而自劾，皇上批示说无罪。周公奏称：帅臣没有便宜行事的文书，又未经录问、详覆就斩杀四人，虽然急于除恶，但人命至为重要，不可轻易许可。洪迈任婺州知州时诛杀首先作乱的六人，也只是免罪，后来并不妨碍对他旌表奖赏。十四年二月乙亥，皇上当面告诉他说：“你在枢密院任职，凡事没有不经心的，再过十天就拜你为宰相，后人很难超过你。”丁亥，授任右丞相，不久兼任提举国史院、敕令所。皇上告谕他任用人才和委任职事的意思，周公奏称：东府事务繁多，不同于西枢；自古很少有天下无事的时候，如今依赖陛下勤于政事，内外安宁，几乎将近二十年，这正是应当警惧的时候，应当思考长远的谋略。又奏称：舜、禹以君臣之道相互告诫，唐太宗不拘泥于表面形式。希望陛下针对臣等的过失，随事告诫训谕，免得罪过日积月累。臣下有所见解，不敢废弃辅弼直言的义务，每天都有论奏，动辄关系天下的安危祸福。等到给事中、舍人驳正，台谏官列举论述时，已经太晚了，不如在事情开始时就慎重审查。又奏称：人才如果不是失于虚夸，就是失于沉默不言；凡是庸常之人，都应当寻求笃实可靠的。治理国家的人因大旱而极力请求退职，皇上说：“正依赖你们协助赞襄，如果离开朕而去，谁来和朕共同承担这些事情？”周公又请求按照庆历年间的旧例，降官阶一级，皇上也不允许。皇上遍祷群望，并下诏求取言论，于是周公奏称：真正惠及百姓的事情，没有比宽减夏税更好的了；施行恩德应当从近处开始。会稽的和买中诡诈逃避赋税的很多，请暂且免除一年，慢慢商议整顿纠正。秀州请求暂时减免大军总制钱二万余缗，官吏拟议勘问处置，周公说：“这哪里是勘问处置的时候？”立即上奏请求蠲免。皇上正专心致力于救济灾荒，周公赞助宽仁政治的事情，多得无法记载。封事多谈论大臣意见相同与不同的问题，周公奏称：怎么可以崇尚一味求同？关键是应当各自充分表达所见。臣常说，同心协力、以国家为重，如果有尚未妥当的地方，即使当面互相责问，又有什么妨害？只是希望最后归结到这一点罢了。至于人才的邪正、政事的得失，以及安危治乱所系的事情，自然应当反复论辩。陛下恢复祖宗秘密呈白意见的制度，让三省官员复核奏报后再执行，正是想斟酌可否，使上下相互维系，并不只是奉行文书而已。高宗升遐，周公考察始末和制度，奏请设置山陵五使，赞成圣上的孝心，使哀悼和礼仪两方面都完备。起初朝廷援用显仁皇后的旧例，派遣三名使臣，周公坚持认为事情性质不同，不应当曲意遵从。金国贺生辰使到来时，皇上在行宫中与臣下商议，准备命馆伴使将其遣回。周公奏称，贺礼固然不可实行，但对方远道来朝，朝廷若一句合乎情理的话也没有，便不妥当，于是口头作了几句话，让使者回去报告。后来正旦使将要到来，有人请求暂时改穿淡黄袍，在大殿接受国书，然后再穿素服、在素幄中接见使者。周公极力陈说不可，最终只穿缟素接见，敌国果然心悦诚服。皇上亲自下诏讨论皇太子参与裁决庶务的礼仪，起初想开设资善堂，周公奏称：天禧年间，仁宗还是太子，才开始接见辅臣，恐怕这个旧例不宜采用。西晋有宣猷堂，今天可以改作议事堂。十五年正月戊戌，周公请求皇上特意驾临延和殿，命宰执奏事完毕，然后再到议事堂议事。思陵出殡时，周公奏称：陛下已经实行三年之丧，又采用七月之制，这是永熙年间的旧典；吕端任宰相时尚且兼摄太傅，亲自前往，而有关部门却想采用显仁皇后的旧例，这是不对的。于是周公再拜请求前往，皇上便命他兼摄太傅。皇上担心使者坚持要求祝寿，周公奏称：接见使者、接受国书就是完成礼节；祝寿时不过随班行拜舞礼，如果捧酒祝词，都与臣等无关，臣等保证不会发生争执。皇上想先命侍从、台谏官集中议论，周公说：“国家大事在帷幄之中谋划，有些事情不一定要询问众人，何况事情的道理已经十分明白，不必徒然造成纷纷争议。”皇上尤其称赞他说：“你能这样承担责任，是国家的幸运。”仲冬初，周公留身奏事说：“臣从陵墓回来后，就想请求到外地任职；京镗出使回来，圣上担心来朝祝贺的人要求报复，命臣暂且等待。如今使者已经出发，臣愿请求退休。”皇上多次嘉奖慰劳他，忽然传谕说：“近年来朕身体疲病，想把皇位传给太子，你必须暂且留下。”周公奏称：“圣体康健，只是因为孝思稍微过度，怎么能突然就厌倦政事、停止勤勉呢？”皇上说：“礼仪没有比奉事宗庙更大的，而孟飨多因身体有病只能分别前往；孝道没有比亲自服丧更大的，可是我不能每天到德寿宫去，想不退休能行吗？朕正要把这件事托付给你。”周公哭泣着退下。十二月壬申，皇上秘密赐给他绍兴年间传位的亲笔札书。辛卯，命令他留身商议确定此事。二月壬戌这一天，又命周公起草诏书，专以奉事几筵、侍奉东朝为意。十六年正月己亥，授任左丞相。壬子，周公因奏事开始，皇上传谕二府，说十天之内将举行内禅。又命周公留身呈上诏书草稿，兼任提举玉牒和监修日历。二月辛酉朔，颁下传位诏书。第二天，皇上穿着吉服，驾临紫宸殿。周公奏称：“陛下把帝位禅让给皇子，这是古今盛典，在圣朝再次出现，朝廷内外都共同庆贺。臣等辅政没有成效，从此没有机会每天侍奉天颜，对陛下依恋至极，哽咽哭泣，不能说话。”皇上也感动落泪，说：“正依赖你们协助赞襄新君。”光宗询问当今急务，周公奏答用人和求言两件事。不久即颁下诏书。周公积累官阶至特进，爵位由管城县开国男升至荥阳郡公，历封济国公、许国公。三月，授任少保、益国公。周公认为三孤之官不应因皇帝施恩而取得，极力辞谢而不被允许，又请求把恩典转授给他人，直到四五次，最后不得已才接受。奏请在朔日、望日的次日入朝重华宫。五月，极力请求离职。后来谏官部门有人进言，请求进一步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进言者不止，副端也加以帮助，于是以少保充任醴泉观使而归。孝宗赐给他金器并慰问。绍熙改元，任判隆兴府，他辞谢不赴任。二年，授观文殿学士、判潭州，他亲自处理郡政，不以清贵身份自居。免除加倍征收的税和牙契钱二十万缗。三年四月，恢复原职。

译七月，因所荐举的官员因受贿败露获罪，周公改封荥阳郡公。四年八月，恢复原来的封爵。冬天，调任隆兴镇。五年，极力请求奉祠闲居。主上即位后，下诏向旧日辅弼大臣征求意见，周公奏陈四件事：一是圣孝，二是敬天，三是崇尚节俭，四是长期任用，都是宏大的谋略。朝廷派阁门官赐给少傅告身，他一再辞免，才获准把恩典推及亲属。庆元元年，周公当年已经七十岁，三次上表以年老请求退休，于是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有平民上书提到周公的姓名，台官评议后降官一级，第二年才恢复。四年十月庚寅朔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累计食邑一万五千六百户，实封食邑五千八百户。遗表上报后，皇上震惊悲悼，停止朝会两天，追赠太师，赐给丧葬银、绢各若干，又命其弟之子缜添差任江南西路转运司主管帐司，以料理丧事。不久赐谥号文忠。周公娶王氏，是监察御史王葆的女儿，封益国夫人，比周公早一年去世。一个儿子，就是纶，官至朝请大夫、行大理司直。孙子颢，官宣义郎，现任监饶州浮梁县景德镇兼烟火公事。孙女五人，长孙女嫁给承事郎、监嘉兴府籴纳仓萧彖，其余还在幼年。益国夫人葬在庐陵县斗冈的原野。十二月丙申，奉行周公的丧服制度，合葬在那里。周公在高宗朝已经被提拔为台察官。孝宗在位时间最长，都是凭借文章受到知遇。他可以平步取得美官，但内心秉持公正、不欺骗，遇到事情就立即发言，不再顾惜自身，屡次受挫又重新振作。皇上久而久之深深察知他的精忠。北门之官共有四种，周公前后全部担任过，历时十年。两宫极为孝顺，政治昌盛，讲庆寿礼，加上尊号，亲自祭祀、赦免罪犯，册立皇后、升立太子，过宫、出郊，没有一件不是盛大的政事和典礼，周公都随从在车驾之间。他铺陈弘扬、显扬盛德，确实有助于宋朝的光明昌盛。至于水旱灾异、夷狄寇盗等方面的言辞，则全都没有。自从参与枢密院事务，历任两府宰相，又经历十年。在御榻前议论政事，出入经史，熟悉典章制度，动辄都有依据，不说空话。因此天子倾耳听取并嘉奖他，同列大臣都自认为不如他。他把国事当作自己的责任，进退人才完全以公道为准。养育百姓、选择守臣，忧虑边疆、训练军队，仰承赞助皇上的谋略，考虑周密而办事敏捷，受到的知遇日益深厚。多次遇到重大事情，典礼和政事的议论，都处置得恰当。内禅尤其是最重要的事情，吉日、徽称、宫名、母后等事项，孝宗只和周公在数十天前秘密确定。临近十天时，才开始告诉宰执注意并委任办理，真可以说不是用漆胶粘合却牢固无比。周公天资超群聪颖，不是平常人才所能达到的；同时又实践孔子忠恕之道和《大易》劳谦之义。他孝顺友爱，性情淳厚笃实，侍奉从兄如同侍奉各位父辈。周公平日生活十分俭约，断绝声色娱乐，对周济族人姻亲，都确实有恩意。同姓做官的有六人，异姓做官的有五人。他自号省斋居士，中年时称青原野夫，显贵而闲居后称平园老叟。孝宗生于丁未年，当时辅相大多生于丙午、丁未年间。周公和丞相王淮、参政钱良臣同为参枢之臣，便称三府为丙午坊。周公曾作诗，使用文潞公同生丙午年的诗韵。告老以后，仍然邀请旧日同辈中与自己同年的朋友，在生日早晨共同饮酒，依韵赋诗，这样持续了好几年。当他端正威严地主持朝廷时，一点善行也唯恐来不及收取；退居后平均安逸，却没有一天不提拔引进人才，士人无不归心于他。因为《文苑英华》和《六一居士集》的讹误太多，他召集志同道合的人用朱笔黄笔亲手校订，就像老书生在家塾刻印书板一样，以便利学者。他在贡院旧址上选择营建宅第，周公实际上曾参与荐举此地，所以用“充赋”命名堂屋。又建唐虞二典阁，收藏两朝内禅诏书以及崇陵御笔。又建玉和堂、蜀锦堂，都是亲自撰写记文。晚年身体健康强健，精神不衰，天下人还希望周公再次出仕。可惜上天没有留下他，唉！对他的死亡之痛，是四海之人共同的。我楼钥不肖，平素承蒙他的知遇，在东嘉代理郡守时，他多次有意收用我，却未满任期周公就已经归去。等到我忝任代言之职，周公授少傅及加恩时，两次都由我起草制书，又有四次起草不允的诏书。诏书中曾屡屡摘取我的句子加以称赏；自从我闲居以来，周公给我的书信和诗札也更加频繁地奖掖我。当世人的铭文记述，多向周公求取，偶尔也让我代笔，周公已经写好丹书，有时径直题上我的卑微姓名，这份情意实在深厚，都不是我所敢当的。我曾私下说，周公刚入翰林时，自称所仰慕的只有陆宣公和欧阳文忠公。周公从开始到最终都极像这两位公：遇到事情没有不说的，有话没有不说尽的，最终又得到大用；对上没有辜负天子，对下没有辜负所学。他既没有愧对陆宣公，又能够遇到明主，不必担心因追究仇怨、尽情进言而招致祸患。欧阳文忠晚年居住在颍州，望着祖坟山冈却不能归葬；周公却得到优厚的恩遇，安居平园，使乡里人以他为榜样，这是兼有两位公的美德，又没有遗憾的地方。至于勤恳办理细小事务、诱导扶助后进，都是周公的细节，不能一一写尽。他有《省斋文稿》《别稿》《平园续稿》《掖垣丛稿》《玉堂类稿》《词科旧稿》《政府应制稿》《历官表奏议》《奉诏录》《承明集》《玉堂杂记》《龙飞录》《亲征录》以及《闲居纪录》等书，共二百卷，收藏在家中。流传于世的作品已经很多，作文之士传诵它们，把它们当作典范。周公的文章不需要我来赞扬，甚至连题跋中的话，也能考察古代、证明今日，年月先后贯通明白，读者无不感叹佩服。他最后写作《三忠堂记》，说欧阳文忠、杨忠襄、胡忠简都是本郡人，文章精确简洁严密，几乎成为绝笔。唉！一代风流人物，到这里就尽了。我楼钥哪里足以为周公作铭？铭文说：世上并不是缺少人才，为什么却说人才难得？有贤君而没有贤臣，是自古以来令人叹息的事。吝啬、骄傲、平庸的人，动辄只顾自己，不能与君主相合，这才是忧患。哪里才能得到奇伟之士，直道而行？不担心失掉本心，一旦遇到知己，岂止能够团结得像利刃斩金？伟大的孝宗皇帝，从众人中选拔人才；轻浮欺诳、畏缩不前的人，慨叹他们实在不足以任用。堂堂益国公，具有辅佐帝王的才略，起初凭文章扬名。在芸省、兰台任职时，撰写高雅的文章和重大典册，追配古代佳作，在翰林院中独步，没有辜负自己的学问。二十八年间，始终担任宰辅，屡次受挫却又奋起，最终登身上公之位。尧既把帝位传给舜，舜也把帝位传给禹，周公首先赞助这一重大议议。再次看到真龙飞升，功成之后抽身退居，平园啊，你多么快乐！晚年陈说四件大事，进言不止。既然挂起衣冠退居，就不再参与世道政事，为什么不能活到百岁，留下这位老人？星辰陨落在堂上，人虽然逝去，但不朽的事物仍然存在。文章的光芒，只有你可以相似。观察你的品行并取法，后来若有兴盛之人，应当看看这篇铭刻。《文忠集》附录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附录卷五 忠文耆德之碑 宋故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谥文忠周公神道碑。正议大夫、守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奉化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臣楼钥奉诏撰写。朝散大夫、试尚书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侍讲、兼修玉牒官、赐紫金鱼袋，臣章良能奉敕书写。嘉泰四年十月庚寅朔，左丞相、少傅、观文殿大学士、益国公周公，七十九岁时，在吉州乡里的住宅中去世。十二月丙申，葬在庐陵县斗冈的原野。到嘉定元年，周公的儿子纶向朝廷报告说：“先臣任职首相，已经安葬，但墓道碑还没有建立，谨流泪请求。”天子说：“唉，这是历经四朝的宗臣啊！”于是赐谥号文忠，御书“忠文耆德”四字的碑赐给他，并且下诏命臣楼钥撰写碑文。臣楼钥素来承蒙文忠公深厚的知遇和奖掖，闲居四明，先前已经撰写了周公墓道碑。如今圣上的恩典使我在告老之后又被起用，待罪翰苑，本想引用前碑来推辞。纶又说：“从前欧阳公为程文简公琳的墓撰写铭文，又奉敕命为他撰写碑文，这是十分切近的旧例，希望您不要推辞。”臣既然供职史馆，怎敢不恭敬承受明诏，以答复孝子的请求，来彰显周公的光辉，并将其昭示后世。周公名必大，字子充，又字洪道，世代居住在郑州管城。曾祖父衎，官朝奉郎，曾祖母郭氏。祖父诜，官左朝散大夫，祖母潘氏、李氏、张氏。父亲利建，官左宣教郎、太学博士，母亲王氏。周公显贵以后，三代祖先都屡次追赠太师、秦国公，祖母们也都追赠秦国夫人。宣和年间，祖父任吉州通判，于是迁家居住在那里。周公幼年丧父，十三岁时又遭遇母亲去世。天资高明，记忆和学识超过常人。绍兴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户参军，改任监行在和剂局门。二十七年，考中博学宏词科，任建康府府学教授。三十年，任太学录，奉诏参加馆职考试。高宗看了他的奏篇说：“将来可以掌管制诰。”于是授秘书省正字。第二年，改任左宣教郎，兼权国史院编修官。次年五月，任监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任起居郎，得以在皇帝面前直接奏事。皇上说：“朕从前看过你的文章，认为可以进用；近来又任命你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暂时代理给事中，兼代理中书舍人。”他曾经论及翟婉容的官位和官吏转行受到法令限制的事情，皇上说：“起初只认为你有文才，没想到你竟这样刚正。”这些都是皇上开始眷顾关注他的表现。他奉诏分条上奏十件事，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其中一件是严明铨选考试的法令。他又奏请群臣六参，除朔日、望日过宫之外，不要改变旧制，这一制度至今仍在实行。遇到不合适的事情，他不怕极力论奏，皇上立即嘉奖赞叹。周公也说：“陛下具有接纳谏言的资质，所以臣等都想着竭尽自己的力量。”龙大渊、曾觌被任命为知閤门事，周公与给事中金安节一同上奏，龙大渊被罢去副都承旨，曾觌被罢去带御器械，二人都改任知閤门事。如果说他们攀附旧日恩宠，尚且可以有所推诿；但现在正因为士大夫都指责他们，台谏官也有言论，外界议论正喧嚣，而任命却突然下达，这不是舍弃自己而听从众人的义理。先前有诏令罢免他们，随即又改任闲职，已经符合公众舆论，如今仍然送回诏命请求改正，可以特别依从奏议。不久又要重新任命，周公说：“先前已经收回成命，如今又重新下令，我岂敢奉行？”但诏令已经受阻，任命文书没有下发。过了三天仍未得到命令，他以迁任为由请求奉祠，两次任主管台州崇道观。乾道四年，权发遣南建州，未赴任。六年，改任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皇帝召见奏对，留任为秘书少监，兼直学士院、兼国史院编修官。皇上改动告词的首尾，周公奏称：“陛下取用汉宣帝的意思，亲自制作赞书。臣考察汉代所谓社稷之臣，乃是周勃、汲黯、霍光这类人；儒者公孙弘等人，都只是保持俸禄、保全官位，所以汉宣帝认为他们是不能通达时宜的俗儒。假如汉宣帝寻求真正的儒者而任用，哪里会夹杂霸道呢？” 皇上说：“你的学术精深，记忆广博，所蕴含的学问可以看出来。以后我要早晚和你讨论文章。”兼任实录院检讨官，适逢加上皇帝太上尊号。周公说：“太上皇万寿无疆，但绍兴末年议定的文辞以及近来上表使用‘嗣皇帝’一语，似乎不妥。”他考查建炎以后遥拜徽宗的表文以及唐宪宗给顺宗上尊号的册文，都称作“皇帝”，于是议论便确定下来。七年，奏陈四件事：重视侍从官以储备将相，增加台谏官以扩大耳目，郎官专门用来表彰外任官员的功劳，监司和郡守都应当长期任职。皇上称赞这些是重要事务，兼权兵部侍郎。皇上说：“学士院狭小逼仄。”周公奏称：“宫城不能再扩大，陛下想要降低宫室规模，臣等住在这里也已经过分了。如果选拔名儒并信任他们，关键不在屋宇的华美。”授任权礼部侍郎，仍兼直学士院，升任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有诏令，周公与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陈良翰在选德殿面对皇帝接受选问。皇上拿出御札，引用唐太宗与魏征问答的故事，说自己在位已久，却没有取得成就，治理效果的优劣自己很难知道，让他们各自充分陈说其中的是非。周公退下后分条陈奏：应当训练军队来谋求恢复，但任用将领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做到；应当选择人才来守卫郡国，但考核实际功绩的方法还没有落实。他又指出大将、郡守频繁更换的弊端，并且说《贞观政要》共有四十篇，既在篇首用魏征论述为君之道的内容开篇，又在篇末写下不能善始善终的警戒。大概当时只有魏征善于进谏，希望陛下思考唐太宗广泛接受谏诤的美德，使好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治理之道日益兴盛。皇上嘉奖并采纳了他的话。他又奏称：“谏官职位空缺，希望早日选择正直的人。”先朝采用古制，降低谏官的品秩而厚待其礼遇，要求他们尽职进言，使奸邪之人望风畏惧收敛，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消除它。比如近年张松、韩玉等人，如果台谏官没有顾忌，早早极力进言，哪里会等到劳民伤财之后才需要皇上英明决断？皇上说：“朕从此知道警戒了。”周公又奏称：“君主没有其他固定职事，只在于察看臣下的邪正。凡是轻率承担职事、急于求取功名的人，必定会导致事情失败。如果怀疑儒者不值得任用，而专门任用有才能的大臣，如今已经多年，其结果是可以看见的。唐太宗的臣子，就是隋朝的臣子；艺祖的臣子，就是五代的臣子。并不是前人愚笨、后来才聪明，关键只在于君主怎样使用他们。”又论及臣僚专门制造新说、想要侥幸取得奇功的问题，说王安石以尧舜之道告诫君主，实际上却实行管仲、商鞅的权术，还把司马光、苏轼等人指为流俗，这尤其应当加以察看。